互利性規則到政府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互利性規則到政府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上文描述了桃花源的三個階段，第三階段只要再向前發展一步，政府就會出現。
在第三階段，桃花源里的公民基本形成了一些普遍性共識、一些普遍性規則，他們明白這些規范和個人利益息息相關。但是，如何保證這些規則能正常、有效、順暢地發揮作用呢？
桃花源的一萬人結成了比較穩定的互利性關系，形成了保護個人財產、等價交換、信守合同等規范；每個人都清楚，從長遠和總體效果看，自己信守這些規范對自己最有利。但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在每個時刻都會自覺遵守規范，當某個人張三在某個時候顧不上從自己的長遠利益考慮，就會違背規范。李四會指責張三，會破口大罵，但張三有可能執迷不悟，于是雙方沖突加劇。張三這一違規行為當然破壞了和他簽合同的李四的利益。進一步說，會破壞所有桃花源居民的利益，因為大家的利益都是靠這些規范組合、維系的，如果有人不遵守規范也得不到懲罰，這些規范能否得到切實實行就是一個問號。如果其他人覺得反正張三的行為只影響李四，和自己沒有關系，所以對張三的行為不管不問；那么李四的遭遇下一次就會發生在其他人身上。互利性關系的深化使得大家有了公共意識，于是大家看到張三的破壞規范的行為就會一起出手懲罰，張三便遭遇到一股巨大的強制力。這一強制力來自于其他社會成員。張三是合同的一方，李四是合同的另一方，這一強制力是作為第三方出現的。這一強制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讓合同雙方都遵守合同，誰不遵守就用強力懲罰誰。也就是說，當桃花源的某個公民張三違背規范時，其他9999名其他國民必須同時出手懲罰張三。因為如果張三的行為不得到懲罰，就意味著規范得不到真正實行，那么所有桃花源公民的利益都會受損。
打個比方，這就好比我們的足球中超聯賽。這一聯賽有12個隊。假如甲隊和乙隊比賽時，甲隊賄賂了裁判獲得了勝利，那么其他10個隊就一定要和乙隊一起，對這一事件作徹底調查，掌握確鑿證據后對甲隊作出懲罰。如果其他10個隊覺得反正吃虧的是乙隊，和自己沒關系，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么下一次自己的對手就也會賄賂裁判，自己也吃虧。當然，如果大家都對規則抱著陽奉陰違的態度，都賄賂裁判，都賄賂對方球員，都打假球。看起來誰也不比誰吃虧，事實上大家都吃虧了。因為觀眾對于這種假的聯賽會始而義憤、繼而麻木、最后不看。分工協作的工商業也是這樣，如果大家都互相作假、都不遵守合同、都不保護別人的財產，那只會使工商業萎縮，大家都退回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
如果桃花源的居民都已有了充分的公共意識，那么張三只要違規，其余9999名其他公民就會群起而攻之，但這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每個社會成員都有可能做一段時間的警察、法官，因為沒有專職的。這會耽誤各成員的正常工作，而且因為畢竟是臨時擔當，技術不熟練，效率也不高。其二，雖然有了普遍性規則，但其統一的、明確的含義是什么，在各種具體情況下如何運用，對違規者施以什么程度的懲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又會反過來損害其統一、明確性。這兩者都呼喚著政府的出現。大家自愿把立法和司法的工作（當然還有行政）交給專職人員和機構去做，就像大家自愿把掃雪的活兒交給專業掃雪隊去做，各家就不要再自己掃了；由專業掃雪隊來做，效果比各家自己掃強得多。這樣，既然大家有這個要求，總會有人接這個活。于是，政府就在大家的一致贊同下，掛牌成立了。政府擔當起專門的司法工作，大家把相互監督的任務交付給政府，這種交付是自愿的，只是為了提高相互監督的效率和效益。
在這里，規則形成在先，政府發揮職能在后。所以西蒙斯在《無政府主義的邊界》中說：人們可以不服從專制政府，但這不是說：人們就可以隨意而為。即使政府不存在，社會道義仍然存在，人們仍然要服從社會規范的約束。所以，不是政府制定規范由人民執行，而是人民相互間制定規范，由專職的政府人員來履行監督之責（Simmons,1993）。轉因此，桃花源里的這個政府的建立，是桃花源居民的社會博弈狀態及其相互關系進化到第三階段時，再向前進化一步的產物。
假設有兩個地區，一個是桃花源，另一個是菊花源，它倆都到了第三階段；但這不意味著兩者會同時建立維護互利性社會的政府。十七世紀的英法兩國可以說都在某種意義上處于第三階段，但兩者建立民主政府的進程卻各不相同；同樣，20世紀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是不同的。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這種不同。但我們大致可以說：這時，哪一國早點建立起維護互利性社會的民主政府，哪一國很可能會更多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桃花源還處在第二階段，或者剛剛進入第三階段，那么也不太可能建立這樣的政府；即使建立了，也不太會發揮作用。曹錦清先生在《黃河邊的中國》中對河南的鄉、縣政府進行深入調研，發現在這一層面實行民主制，不一定現實、也不一定明智。印度在獨立后，全社會還處于第二階段，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十分激烈，雖然建立了民主政體，但并不能發揮多少社會功能。因此，只有在這個社會體的成員們已經在互利性社會生活中，意識到了各自相互間的道德收益，成員們可以預期周圍絕大多數同袍都能按照這種規范處事待人，都能基本遵守這些互利性道德責任，上述互利性政治體才能建立（Sartorius,1975）。
回到我們的桃花源。政府是在桃花源全體人民的推舉下成立的，所以對全體人民負責，對普遍性的規則負責。在我們的“牽腳比賽”中，政府就是大家專門推舉出來喊口令的人，專門出來監督糾正那些不按照口令跑步的人，當然，官員自己也要按照口令做。如果政府在某時某地偏袒某個局部的社會成員，或者不對普遍性規則負責，社會成員們對它的信任就會下降；就好比那個專職掃雪隊只掃某些路段的雪，對其他路段則馬馬虎虎、敷衍了事，那自然會激起大家不滿；這種不滿既指向政府，也指向那些特權路段。大家一定會要求政府糾正這樣的行為。
桃花源里的政府顯然是人民自我管理的機構。可是每個人都是有劣根性的，當人民有了管理權，他們很可能會偏心于自己及自己的親朋好友；在自己受某人損害時，會過分地報復；當政府的某項決定不符合自己意愿時，會反對這項決定。這時，主持公道的似乎是政府，但因為政府只不過是人民意志的表達者和行使者，所以當某些人作出偏心之舉、違規之事時，其他人必須要表達出對政府的支持、對這些舉動的反對。由第一階段進化到第三階段是不容易的，是大家經過反反復復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監督的博弈，才達成了對一些規則的共識；從長期看和整體看，這些共識對每個成員都是有利的。如果有人出于一時的糊涂、或者出于僥幸的心理，想偏離乃至違反這些規則，將會遭到其他人的普遍反對，這種普遍反對通過政府來表達和行使。因此，這樣的政治體制，因為沒有一個外在的強力權威，所以是人民的自我管理；但這種自我管理一定是通過人民的相互監督和自我約束進行的；沒有相互監督和自我約束，互利性規則就難以實行，這個桃花源的社會狀況就會倒退，退回到第二階段乃至第一階段，那將使每個人利益受損。
所以洛克在《政府論•第二篇》中說：人性的善只有在相互監督中才能被培養出來（Locke,1960）。如果我們把“善”定義為：自覺服從互利性規則，自覺為他人多做貢獻；那么，在一個互利性的、同時又是相互監督的社會中，一個人越善，他的馬斯洛意義上的五個需求就越能得到滿足；一個人越惡，他的五個需求就越不能得到滿足。這時，他就很可能變善，除非他是個傻瓜。相反，如果很多善良的人都希望別人也變善，但又不去監督別人，那只能說明這些善良的人全是傻瓜。
二、百姓之間先簽契約，然后去和政府簽契約。人有契約能力
從洛克、盧梭以來，不少思想家都對政府的性質持一種社會契約論的觀點，這到了羅爾斯那里又有了新的發揚。張三和李四為什么要簽訂契約合伙開一家餐館呢？因為開了這家餐館，雙方的生活都有了提高。桃花源的人民為什么要共同形成一系列規則，并自覺放棄一定的自由和利益以服從這些規則呢？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比以前有了提高。M•沃爾茨在《成員性與社會體》中說（M.Walzer,1983）：轉
組成一個集體是重要的，因為這樣做，一個人就可以得到某些特定的其他人的幫助、合作，從而獲得安全和福利。如果我們不需要互相幫助，我們就沒有理由和必要去組成一個社會體。我們都是理性的人，我們聚合在一起，簽訂合同，僅僅是出于更好地滿足自己的需要，我們衡量、判斷這個合同的標準僅僅是：它有沒有更好地、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滿足了我們各自的需要？
社會合同是一個大家都同意的約定，以決定什么共同的東西對于每個成員的福利是必要的，然后為大家提供這些福利。社會成員們因此相互有了義務和責任，他們對其他社會體的成員并沒有這些義務和責任。
社會契約論為我們去深入思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性質，提供了一種思路。
契約性規范在兩人關系的起點上，設定這一規范是由簽約雙方自由自愿地簽署而成的。在這之前，雙方之間是沒有統一行為規范的，也沒有相互間權利和義務的安排。可是，一旦雙方簽約，就有了雙方行為的統一規范，有了道德義務。這種契約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國民之間簽約；第二步是已經相互簽約的國民作為一方，去和政府公務員隊伍簽約。這就好比，第一步是某地全部100家居民相互契約，每家每月拿出十元掃雪錢；第二步是集體去請一家掃雪公司，該公司的收入是每月1000元，工作是為該社區掃雪。
問題是：當完全不存在一個外在強制力量的情況下，讓一個人自覺自愿地去和別人簽訂契約，然后自覺自愿地服從契約所作出的法律法規、行為規范，有沒有可能？當清朝滅亡后，我們看到了軍閥混戰；當羅馬帝國覆滅后，我們看到的是歐洲各小國紛起，烽火連連；我們看到15、16世紀蔓延在歐洲的宗教戰爭，看到英法等國持續幾百年激烈的勞資沖突，看到印度延綿不斷的民族矛盾，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看到臺灣鬧哄哄的選舉，看到美國NBA幾年前因為老板們和球員們在待遇上談不攏、差一點令聯賽停止。看到這些事實，很多人對人性失望，認為除非依靠外來強力，否則人們不可能自覺建立并服從規范。
當然也有很多人是樂觀主義者，羅爾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學的》中（Rawls,1985），這樣表達對人性的信任：
我們不能說：只要一群人在一起共同生產生活，那就是合作。合作僅僅指：各方從這種共同的生產生活中得到的好處，必須大于不進行這種共同的生產生活得到的好處。人們要組成一個合作性的社會體，就要有相應的規范。我們預設、而且認定人有這種能力，它包括：
對合作性社會中正義觀念的理解能力，能按其行動的能力。人能夠意識到共同利益及相應規范，這種共同利益既意味著一個人的合理利益，也意味著所有社會成員和組織的繁榮、利益。人們能夠追求這種共同利益，它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我們預設并肯定人們有成為合作性社會成員的道德能力。我們預設并肯定公民們有能力對他們的行為及其后果負責。在一個安排良好的社會體中，公民們有能力按照社會規范來調節自己的目的、期望和行為，他們有能力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社會規范所允許的范圍內。當他們在某時某地體驗到自己的某種強烈需求時，他們自己有能力克制這種需求。
當羅爾斯說：人有這樣的能力，他說的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猴子、海豚可以被訓練得認字，而雞或者牛再訓練也沒有用。所以我們說：雞或者牛沒有認字的能力。人有能力和別人合作開餐館；人有能力和另一個人合作組成一對乒乓球雙打、對方打得不好自己也不會去責罵對方；人有能力和一位非親非故的異性結婚、進行全方位的生活合作；人作為工人有能力和老板合作、為他打工、看到老板開奔馳住別墅自己騎單車睡架子床、處之泰然；人作為工人有能力和其他工人合作、精誠團結、以向老板施壓每人每月增加一百元工資；人作為公司管理者有能力和消費者合作、自覺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產品成本、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人作為老板有能力和其他老板合作、共同呼吁政府降低對企業的稅收；人有能力和家人合作搞好家庭衛生、和鄰居合作搞好走廊衛生、和市民合作搞好街道衛生、和其他國家的國民合作防止空氣污染。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軍閥混戰還是讓位給了國家統一，歐洲各國間的頻繁戰爭還是讓位給了和平共處、以致要制定一部歐洲憲法，宗教戰爭還是讓位于宗教寬容，勞資沖突還是讓位于勞資合作，印度的民族矛盾在逐步減少，臺灣因選舉而產生的情緒對立在逐漸緩和，NBA球星們在和老板就薪水問題達成協議后又一門心思地打球了。雖然巴以雙方的強烈爭端仍在持續，但畢竟也只有幾十年的時間，幾十年的時間并不能說明什么。
換一個角度，人有能力具有合作意識，并不是說張三現在就有合作意識，也不是說張三過20年后就會有合作意識，張三完全可能一輩子也不懂得如何與他人合作。有的人能和別人合伙開餐館，有的就只能合伙開三天；有的人能和別人組成雙打，合作愉快，有的就很快不歡而散；有的人能和配偶相處愉快，有的就吵鬧不斷；有的人能夠心平氣和地打工，有的就心氣難平；有的人同事關系和諧，有的則眾叛親離；有的人能自覺提高對消費者的服務質量，有的則市場形象十分惡劣；有的人能和家人、鄰居合作得很好，家里和走廊都十分整潔，有的則把一切都搞得亂糟糟。
從沒有合作意識到有合作意識，是人的進化過程；就像人從四腳著地進化到直立行走一樣。進化需要時間，進化更需要條件。進化是由一小步一小步積累而成的，一個人只有看到跨出這一小步對自己顯然帶來利益，而且自己確實能夠跨出這一小步，這一小步的進化才可能完成；而每一小步的進化，都是進化主體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成長。如果上天保佑，這么多小步都完成了，那就是一個較大的進化成就。
當進化的條件和土壤不具備時，說什么也沒有意義；當進化的條件和土壤具備時，就應該相信自己，進行進化活動；羅爾斯上述一番話的立意，就在這里。
三、互利性規則下的政府應該做什么
政府需要做哪些工作？
政治哲學家西季威克在他的《效用與政府》中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好的分析（Ten,1994）。
第一，只要一個人或一間公司、機構沒有違反規則，那么無論他怎樣千方百計、絞盡腦汁，去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政府都不要去管他；其實，讓每個社會成員獲得最大利益，正是政府的職責。再者，有時候政府會認為：這個人、這家公司自己不知道怎樣才能獲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政府要幫他去做。西季威克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怎樣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他自己最清楚，也最有積極性。一間公司為了提高利潤，會千方百計地去尋找市場、招聘人才、設計產品，公司管理者天天浸泡在這個行業里，他對怎樣才能提高利潤，要比政府人員更清楚。
一些縣領導會指令農民們都種某種作物，結果往往是銷路不好，令農民經濟受損。政府對國營企業的經營也會作出各種指示，但效果同樣不好。中國足協要所有隊員的長跑必須達到某一標準，結果很多隊員說這種規定不符合足球運動規律。政府這樣做，可以說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分工規律。我們需要專業的掃雪隊、專業的政府、專業的種糧大戶。專業性意味著：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比別人強，在自己專業領域之外比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員弱。政府人員的專業就是維護規則，提供公共產品；至于社會生產生活的工農商學兵等等領域，那都是廣大國民的各自專業領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人員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們的思維不能還停留在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階段，如果什么都做，那就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一個人應該把自己的時間精力專注于自己的專業領域。如果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則各自收益；分工不清、越俎代庖，則人人受損。假如那些縣領導把種哪種作物的決定權交還農民，則效益普遍提高，縣領導也有了政績；假如政府把企業經營決策權交還企業，則利潤普遍增長，政府財政收入也就上升；假如足協把如何提高隊員能力的權力交還俱樂部，讓每個俱樂部都能根據具體情況，科學合理地安排訓練，則比賽水平普遍提高，頻頻在國際上升我國旗、揚我國威，足協領導的臉上不也十分有光嗎？這就是共贏的局面，是皆大歡喜的場景。它應該成為我們每個人的自覺共識。轉
有些社會成員，因為能力有限，確實不太明白如何更好地獲得自己的利益。這時政府如果代替他們做決策，暫時會有較好效果。但從長期看，這樣會使這些成員產生依賴心理，自身謀利能力也難以提高。政府管得了他們一時，但管不了他們一世。這些成員在某種意義上有些像未成年的青少年，還不太明白如何規劃自己，如何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對于他們和其他社會成員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代替他們去規劃自己，代替他們做主；否則他們總也長不大，這對人對己都沒有好處。政府要做的是：一邊放手讓他們自我做主，一邊對他們培訓、教育。
因此，從以上兩方面看，政府都不要去代替國民做決策。一個國民如何更大地獲得自身利益，他自己做決定所產生的效果，要比政府替他做決定的效果好。“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里的“做主”是指維護規則，而不是做主決定：種玉米還是種棉花、做小轎車還是做大客車、這場足球比賽側重進攻還是側重防守。
第二，政府的核心職能是維護規則。所謂規則就是人際關系的某種最低行為準則，這些規則的實行將有利于各方利益。
比如美國的NBA職業籃球聯盟。那些球員如果去做別的工作，收入很可能比做NBA球員低；如果做別的工作每個人的收入是1個單位，那么，成為NBA球員后，各自的收入會上升到8。這當然有賴于一個組織完善的職業聯盟。它有著一系列的規則，聯盟的管理機構負責執行這些規則，哪個隊賄賂裁判、哪個隊給前來比賽的客隊的飯菜里下瀉藥、哪個隊員公開辱罵裁判、哪個隊員在背后踢了對方球員一腳，這些行為都必須得到處罰。如果不處罰，那么勢必會引發各隊都賄賂、都下瀉藥、都罵裁判、都踢對手。結果就是：即使比賽還能進行，吸引力也會大減。隊員收入不再是8，而普遍下降到4、3、2。所以，如果聯盟的管理者不干活，不去嚴格執行規則，那么受損的將是聯盟每個成員的利益。這時，每個俱樂部都會強烈要求聯盟管理者：你們必須出手執行規則，否則我們大家為什么要出錢請你們？即使是受到管理者偏袒的俱樂部，要是從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發，也要附和這樣的要求。否則，它會受到其他俱樂部的共同反感，這當然對它不利；而且即使它成功獲得了偏袒，結果導致聯盟規則性削弱，吸引力下降，總收入減少，它的利益同樣受損。今天中國足球的中超甲A，由于有著很多違反規則的情況，所以市場吸引力大幅下降，幾年前聯賽總的冠名權還能賣個上千萬美金，后來只能賣三、四百萬美金，再后來只能賣六、七百萬人民幣，各家俱樂部基本上是虧損的，如果沒有國有資產撐腰，聯賽能否維持都是問題。因此，這對于球迷、球員和俱樂部都是不利的，規則的維護不力，是造成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而這正是政府的職責。
第三，政府的所維護的是互利性規則，而市場經濟的規則、自由自愿的交換合作規則，是最常見、使用最頻繁的互利性規則；但還需要其他規則補充。當外資進入中國后，外方使用了中國較低的各項成本，中方有了資金和項目；如果說結合前雙方的獲益各是6和2，那么合作后獲益就各是8和4，是雙贏的局面。這時，政府只要維持這一規則即可。但并不是互利的事情都會發生得如此直接、清楚。如果單靠市場原則，有些互利的事情就發生不了。比如每個國家都需要森林，在北京遭受過沙塵暴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可是憑市場規則，一位企業家投巨資營造森林，雖然造福國家，但他不知道通過什么途徑能收回投資、賺取利潤。這時就需要國家出面，統一使用納稅人的錢，去營造森林。進行科學研究也是這樣。有些科研成果是難以從市場上獲益的，但對社會文明的發展又很重要，這就又要政府出錢。
第四，雖然現代社會以互利性為主導，但這不意味著人際關系時時事事都是互利的。在現代社會中，不可能事事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定會有一些你贏我就輸的情況。比如，如果完全按照市場規則運作，就可能在某個領域出現寡頭壟斷；一旦壟斷形成，受損的不僅是其競爭對手，也包括廣大消費者。這就不是雙贏、共贏的局面。在壟斷的情形下，寡頭和競爭者、消費者就構成了爭利關系：維護前者，則后者利益受損；維護后者，則前者利益受損。事到如今，必須做一個了斷；其原則是尊重大多數人的意見，也就是所謂多數原則。政府這時就要從社會多數人利益出發，強行解除壟斷五，桃花源政府及法律是桃花源這個地區的人民，在長期共同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目的是為了桃花源人民的利益。這一政府及其法律只對自己的人民有著約束力，也只保護自己的人民。如果它做不到這一點，它就不是一個好政府。可是，當它面對桃花源以外的人，將奉行另外一套行為方式。澳大利亞實行一夫一妻制，但對于一些伊斯蘭國家實行一夫多妻是不會去管的，也無權去管。美國在國內政治中，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但到了國際上，和其他國家發生關系，就不會用這種方式了。海地或者什么國家發生騷亂，美國先心急火燎地把那里的美國人想辦法撤出來，對其他的人就不想多管了。這就是今天的國際政治狀況。至于一百年后聯合國會不會變成一個國際政府，在全球實行一夫一妻制，對全球人民的生命安全統一負責，那只是一些人閑著沒事干時的猜想。
盧梭就是一個對政治有著清醒看法的人，他在《社會契約論》中說：如果一個政府對待自己的公民像對待其他國家的公民一樣，那么這個國家的公民就沒有必要成立一個自己的政府了（Rousseau,1950）。一個政府能夠得到自己國民的愛戴，就已經足夠了，至于其他國家的國民愛不愛，那最多是第二位的。所以美國政府的行為，就是要讓美國人覺得自己的政府挺為自己著想、為自己辦事的，要讓美國人愛自己的政府；至于其他國家的人愛不愛美國政府，喜歡不喜歡美國政府，它不會多去考慮。一個房地產公司的保安，只對自己小區的治安負責，別的樓盤要是有人打架，他會懶得去管；那是那個樓盤的保安的職責范圍，要不然就是警察的職責；即使那個樓盤沒有保安、甚至沒有警察，自己也沒有責任去管，也不想去管：誰想打架就打吧，和我有什么關系呢？非洲若干國家曾發生過嚴重的種族流血沖突，但世界各國也就是呼吁呼吁，并沒有采取什么實際行動：誰想打架就打吧，和我有什么關系呢？
四、真實的政府和應該的政府
以上我們說明了桃花源政府的建立及其特點。這并不是說：世界上真實存在的政府，都是桃花源政府這樣的。桃花源政府只是各類政府中的一種。如果我們對現實的人類歷史做最粗糙的兩分，那么一類是爭利性關系及其規則為主導的社會，也就有維護這種關系均衡態的政府；另一類是互利性關系及其規則為主導的社會，也就有維護這種關系均衡態的政府。桃花源政府當然屬于后者。兩類政府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有最高政府首腦，有法律，有警察，有法院，有權威，有行政體系，等等；但兩者又有很多不同，比如：其權力來自不同的社會博弈狀況，其權力行使的目的也不同。
真實的存在和人們希望的存在，是兩個概念。真實存在的婚姻既有自由結合的、也有包辦而成的；自由結合的婚姻對于其當事人來說，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對于包辦婚姻中的男女而言，則只是一個理想，或者是一個難以理解和接受的異端。當一個包辦婚姻中的女子對婚姻提出質疑，實際上是在表達希望改變現實婚姻關系的意愿和意志。所以，當洛克在《政府論》中描述“自然狀態”時，并不是想說：真實的政府起源就是這樣的；不是說：政府本來就是這樣的。英國從古羅馬時代到17世紀，都是專制政府當家，專制國王可以不受約束地侵犯百姓的自由和財產。洛克只是想說：政府的起源和功能應該是這樣的。政治哲學家喜歡談“政府的合法性”，那就是在說：他們主張政府應該是什么樣的。
18世紀的休謨在《論原初契約》中，專門反駁了把契約性政府看作政府的真實起源的說法。他說：
認為政府起源于人們的自愿契約的觀點，不符合世界歷史的事實。我們在人類歷史中看到，政府都是通過征服而產生的，波斯、法國、西班牙、荷蘭、英國，都是如此。如果你要去那些地方傳播契約思想，即使你的朋友沒有把你看的荒誕絕倫，當地的國王也會以煽動叛亂罪將你關進監獄。因此，所謂自然的、原初的契約狀態，在真實的歷史中是極為罕見的。即使我們說雅典是歷史上罕見的民主政體之一，真正享有民主權力的，也只占國民的1/10。而且雅典人用強力迫使其他城邦的居民屈從于雅典統治。人類歷史上的政權基本上都是通過暴力和被統治者的恐懼建立的，但時間一長，原先被視作篡國者和入侵者的統治者，就被看作成“正當的”統治者了。所有這些都和“同意”無關。
可是，事實如何是一回事，應該如何是另一回事。政治哲學家不是社會學家，前者更關注“應該”如何。由前面桃花源三個階段的演進，我們說：我們需要的政府，其職責是維護互利性規則的，是進行上述五方面工作的。政府應該如此。有時，政府的某些行為會不完全符合上述標準，那么就需要作出調整和改變。
本文及上文描述了桃花源社會博弈的三個發展階段、以及相應政府的出現。所有這些都只是在描述一種模型，也就是說，只考慮一種社會變量，而暫時排除了其他變量。
比如在做物理實驗時，一個小球從一個斜坡滾下，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那么坡度越大，小球的加速度就越大。可是，在真實的世界中，還會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斜坡的光滑度，比如小球下滑時會起風，甚至會有人在小球下滑時伸手把它攔住，或者在小球后面拴一根繩子：想讓你多快就讓你多快、想讓你多慢就讓你多慢。這樣，在真實世界中，決不是坡度越大速度就越快，現實情況要比這個模型復雜百倍。
同樣是互利性生產方式和人際關系的發育，在歐洲中世紀，地中海意大利地區的商業關系，就比俄羅斯地區發育得快；中國古代江浙地區的商業關系，就比安徽河南發育得快；即使同在當今的浙江，溫州的商業關系以及商業觀念的發展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也有幾個地區商業觀念的發展低于全國平均水準。再有，相比于歐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十分遲緩，這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不同呢？顯然，本文中三個階段的模型完全不能說明造成這一不同的原因何在。
雖然現實情況比這個模型復雜百倍，但這個模型畢竟在一個角度、一個方面，反映了一種人際關系發育的真實線索；因此，它對我們認識人本身，是有幫助的。
參考文獻：
1．JoneSimmons,<OntheadgeofAnarchy>.Copyright©1993b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2．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3．RolfSartorius,<IndividualconductandSocialNorms>.Copyright©1975byWadsworthPublishingCo.
4．JohnLocke,<SecondTreatiseofCivilGovernment>,reprintedfromSocialContract,ed.SirErnestBarker.CopyrightOxfordUniversityPress,1960.
5．MichaelWalzer,<MembershipandCommunity>,FromSpheresofJustice:ADefenseofPluralismandEquality,byMichaelWalzerCopyright1983byBasicBooks,Inc.ReprintetdbypermissionofBasicBooks,asubsidiaryofPerseusBooksGroup,LLC.
6．JohnRawls,<JusticeasFairness:PoliticalnotMetaphysical>,appearedin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Volume14,No.3(Summer1985).Copyright©1985b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7．Jean-JacquesRousseau,<TheSocialContractandDiscourses>,Trans.G.D.H.Cole(NewYork,1950).
8．DavidHume,<OftheOriginalContract>,reprintedfromSocialContract,ed.SirErnestBarker.CopyrightOxfordUniversityPress,1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