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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康納資本主義批判論的邏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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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康納資本主義批判論的邏輯思考

      摘要:奧康納資本主義批判理論是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內容,他以總體性目光對生態危機進行了全景式的檢省,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理論特質和本質特征。他以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為邏輯起點,實現了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的重構;以資本主義生態批判為邏輯主線,開啟了對資本主義與生態相抵牾的探究;以生態學社會主義為邏輯旨歸,探尋了實現生態社會主義路徑的構建。他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感受性缺失的指認中、理論和實踐的耦合中、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審視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構筑了其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厘清奧康納的資本主義批判邏輯,探析奧康納生態學社會主義理論對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關鍵詞:奧康納;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批判;生態學社會主義

      當代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奧康納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感受性的缺失,提出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自然話語體系;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的重構,提出資本主義生態批判理論;基于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提出生態學社會主義的建構路徑。因此,探析奧康納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對于正確認識當代西方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的價值意義,這不僅對我們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提供理論依據,而且對我國更好的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和警示意義。

      一、邏輯起點: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

      奧康納資本主義批判理論肇始于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并以此為邏輯起點,剖析了資本與生態之間的對抗性關系。奧康納認為,傳統歷史唯物主義雖然潛藏著生態學社會主義理論基因,但是其理論體系缺乏一種生態維度,存在著生態理論空場。為此,他指出要重構歷史唯物主義的自然話語體系,使自然因素重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論視域,恢復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運作性。盡管奧康納重構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彰顯了自然在唯物史觀中的重要地位,但其理論仍然未從根本上真正理解馬克思的自然觀,本質上難以真正超越馬克思的資本批判理論,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

      (一)歷史唯物主義存在生態學社會主義基因

      奧康納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視域下潛藏著生態學社會主義理論基因,環境的主題依舊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核心命題。首先,歷史唯物主義中蘊含著人類社會史和自然史的辯證關系。他用“歷史唯物主義觀念”作為辯證認識自然史和人類社會史的方法,來研究歷史變遷的延續性及其發展過程的變化與轉型。奧康納指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自然界是人類社會生活的能動的伙伴,人類社會對自然界產生的影響,反過來會影響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同樣,自然史和人類社會史也始終處于一種辯證關系中,在時代和環境的作用下,無論是“第一”自然還是“第二”自然的歷史,都會對人類社會史產生影響,反之亦然。其次,歷史唯物主義中存在著資本與生態的對抗性關系。奧康納看來,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1]357。人類通過勞動創造了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有用性,即使用價值。換言之,人類通過實踐勞動創造了能夠滿足人類自身生存需要的具有一定使用價值的物質生產資料或者消費資料,在這里,勞動是使用價值的源泉,但并非是唯一源泉,自然界為人類提供了創造滿足人自身需要的有用之物,因而也是使用價值的源泉之一。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然界非但不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源泉,反而成了一種商品,流通于資本主義市場之中。資本將自然資本化,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的行為不僅是資本反生態的實質表現,也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至上的重要表征。歷史唯物主義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論述已經證明了其中所包含的自然界的自主運作性,而非反對者所抨擊的歷史唯物主義“只是凸顯了自然界的人化問題,但卻沒有強調人類歷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轉型問題”[2]8。正是由于歷史唯物主義中存在著自然史和人類社會史的辯證關系,并揭示出資本反生態的本質,使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潛藏著生態學社會主義基因。

      (二)歷史唯物主義缺乏生態感受性

      雖然歷史唯物主義潛藏著生態學社會主義基因,但其理論體系依然存在著生態理論空場,他認為“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只給自然系統保留了較少的理論空間,而把主要的內容放在了人類系統上面”[2]7,生態感受性在歷史唯物主義處于缺失的狀態,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運作性越來越被置于邊緣地位。奧康納反思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弊端,他認為蘇聯經濟雖然在短期內實現了快速的發展,但仍然沒有避免資本主義模式下的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生態問題。雖然兩種社會模式下的環境惡化程度不同,但蘇聯的政治經濟發展戰略,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為趕超西方仍然遵循著西方資本邏輯的演進脈絡,忽視環境問題。換言之,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并未擺脫資本邏輯的侵蝕,依舊是“定性的理論批判與定量的政治實踐”[3],最終結果勢必會造成較為嚴重的生態危機和社會危機。奧康納從對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生態危機的反思轉向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感受性缺失的批判,并在兩個方面進行深層次的論述。在理論層面,他認為馬克思總是傾向于將社會勞動從自然和文化中抽象出來單獨論述,忽視社會勞動的自然和文化內涵,造成歷史唯物主義理論文化和生態斷層現象,忽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自然和文化因素。在認識論層面,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既不夠歷史也不夠唯物,這使得重構歷史唯物主義成為必要。“不夠歷史,是因為馬克思在商品和資本拜物教理論之外,并沒有一種社會和文化理論;不夠唯物是因為《資本論》并不包含一種自然和生態學理論”[2]458。奧康納在對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感受性缺失的指認中,完成了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的重構。他強調,要重構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使自然重回其理論視域之下,就要充分挖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的自然因素。

      (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中存在著自然因素

      奧康納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生態感受性的缺失、生態科學以及各種生態斗爭的事實,使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內涵的革新和發展成為了必然的趨勢,挖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自然因素已經成為重構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要重回馬克思主義文本,用馬克思的理論視角和方法去統領生態運動,“致力于探尋一種能夠將文化和自然的主題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或物質生產的范疇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論模式”[2]59。馬克思在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論述中指出,“生產力表現為與各個人同時存在的特殊世界”[4],生產關系則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關系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5]。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則表現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歷史唯物主義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解讀更多的是從經濟層面進行論述,消解了自然的主動性和自主性,造成生態感受性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缺失。自然因素內含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中。第一,就生產力而言,人們通過勞動獲取的生產資料、生產工具以及生產對象都來源于自然,人們勞動過程中的社會勞動分工和協作方式同樣來自于自然,受自然影響。自然界生態系統中的某些具體的形式,雖是人類直接或間接作用的結果,但維持其生態系統的物理過程都是獨立于人類而單獨運作的。比如,人類雖然可以通過石化產品來加快自然系統中的增長周期,但依舊是建立在自然界本身內在發展趨向的基礎之上,遵循著自然界的弱規律性;農業、漁業的發展同樣受制于自然。第二,就生產關系而言,人類在改造自然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形態、階級結構等都會受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就如地形特征影響了哥斯達黎加的財產所有制、大多數的城市都是在河流交匯處和天然港口發展起來的。第三,就自然影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而言,奧康納認為,自然資源的耗盡會影響現存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本質也會發生變化,自然界不僅是生產過程的“合作者”還是一個自主的“合作者”。

      二、邏輯主線:資本主義生態批判

      奧康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貫穿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始終。他從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矛盾理論以及波蘭尼的社會理論出發,結合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因素的重構,重新定義了馬克思的生產條件概念,并以此為視角,提出了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理論。將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矛盾與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相結合,揭示了資本反生態的實質,論證了資本主義的不可持續性。

      (一)生產條件的重新解讀

      奧康納認為馬克思對生產條件的論述更多是從社會經濟層面闡釋其內涵,在某些方面的論述存在著理論空場,生產條件應該被主體化或者被賦予一定的歷史意義,而不是建立在很強的決定論模式之上,因此有必要對歷史唯物主義中的生產條件概念進行重新解讀。在馬克思的生產條件理論中,馬克思雖然對生產條件沒有進行明確定義,但他對生產條件的論述散見于其諸多著作之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是:生產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產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1]365。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馬克思將其所需要的條件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存在于不變資本之中,是在生產過程中所需的物質生產資料,主要包括原料、燃料、機器、廠房等。另一種是存在于可變資本之中,是能夠生產剩余價值的那部分資源,主要是指工人的勞動力。因此,馬克思所界定的生產條件既包括勞動力也包括物質生產材料,是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的統一,也是生產中物和人的因素的總稱。奧康納將馬克思的生產條件解讀為三種類型:生產的個人條件,即工人的勞動力;公共的、一般性的條件,即交通及運輸方面的設施;自然條件或外在的物質條件。在奧康納看來,這三種生產條件都具有虛擬性,第一,“就生產的個人條件”而言,他認為工人的勞動力具有虛擬性。這是由于工人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不受市場價值規律所支配的,也不是以在市場上出售為目的的,工人勞動力的價格也并非以交換價值為視角進行闡釋的,只有在資本主義市場中,勞動力才會被貼上商品的標簽進行流通。只有當勞動者本身將勞動力當作商品看待時,勞動力才具有某種價值,否則就會打破勞動力所承載的虛擬性。第二,就“社會生產的公共條件、一般性條件”而言,奧康納認為自然性或社會性的基礎設施、空間以及社區資本等也同樣屬于虛擬商品。這是因為,它們都有自己特定的屬性或者社區文化屬性,它們不是為了在市場上出售而被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卻被資本當作商品對待,它們的價值不僅依賴市場的需求,還建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基礎上。第三,就“外在的物質條件或自然條件”而言,奧康納認為馬克思側重從經濟學視域論述外在的自然條件,它包含著作為生活資料和勞動工具的自然財富,優越的外在自然條件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商品的交換價值,進而增加剩余價值的生產。但奧康納指出,馬克思的這種論述是建立在自然界的稀缺性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基礎之上的,忽視了資本化是導致自然性妨礙因素的關鍵所在。外在的物質條件實質上與生產的個人條件、社會的一般的條件一樣,都同屬于虛擬商品,它們本身都不具備交換價值,不受價值規律支配。奧康納認為,馬克思處于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粗放型階段,勞動力、土地、自然資源等較為豐富,對生產條件的論述更多的涉及勞動力、資本積累以及階級狀況方面,沒有形成系統性的闡釋。奧康納在吸收馬克思“生產條件”理論的基礎上借鑒了波蘭尼關于生產條件的界定,即“它并不是作為一種商品生產出來的,反而卻被當成一種商品來對待”,重新定義了生產條件,即“生產條件指的是這樣一些東西,它們并不是按照市場規律(價格規律)生產出來的商品,相反,它們只是被當作商品來看待”[2]388,如自然、勞動力等,它們在商品市場中不是作為商品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反而被當作擁有虛擬價格的虛擬商品來對待。事實上,它們并不具備交換價值,也不被市場價值規律所支配。因此,他認為,生產條件是在一定的關系中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既包括生產力也包括生產關系,它的生產和分配是不受價值規律所制約的;生產條件的生產和再生產受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以及國家政策影響,它與社會關系保持一致是影響社會生產能力的關鍵所在;市民社會以及新社會運動內部間的相互沖突是決定特定生產條件發展的關鍵。奧康納對生產條件的重新解讀,為他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的提出以及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反生態的實質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

      奧康納基于對生產條件的重新解讀,從生態學的視角闡發了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揭示了在資本主義雙重矛盾作用下資本與生態的對抗性。奧康納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運動中既存在著生產過剩的危機,又存在著生產不足的危機,通過需求和成本的層面表現出來。他從傳統馬克思主義所研究的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入手,建構了一種能夠清楚地思考全球環境的一種新資本主義理論即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首先,傳統馬克思主義所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側重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運動,奧康納將其稱為資本主義“第一重矛盾”。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實質是價值與剩余價值之間的矛盾,出現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剩余價值的實現方面,通過資本生產過剩的形式表現出來。資本主義的生產既是商品的生產也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又是資本對勞動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過程。資本在追求剩余價值這一目的的支配下,不斷對工人的剩余價值進行超額剝削,導致的后果則是工人的消費能力不斷下降,市場的消費需求不斷減少,“由此會產生購買剩余勞動產品所需的額外的商品需求來源于何處的問題”[6],引發以需求不足為特征的經濟危機。其次,他指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所研究的是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三者之間的矛盾運動,側重揭示資本主義生產同外部自然之間的矛盾,奧康納將其稱為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他強調,之所以提出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一方面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與生態系統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資本主義生產依賴于能源和復雜的自然或生態系統;另一方面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將資本主義發展所帶的環境問題視為其資本積累和社會轉型的核心問題,忽視了對“第二重”資本化的自然的闡明,低估了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本質上就是一種能夠思考全球環境的新資本主義理論。奧康納提出的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并不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矛盾的否定,而是他基于自身的理解和認識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他認為,生產力、生產關系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實質是社會再生產的資本主義關系及力量之間的矛盾,通過資本的生產不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出現這一矛盾的根本問題在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利潤既是資本擴張的手段也是其目的,“逐利是資本的本性”[7],決定了資本主義是一個以追求經濟無限增長為目標的自我擴張系統。受利潤的驅使,資本總是從經濟層面對勞動力和外部自然界等因素無限制地剝削和“自我摧殘式”地利用。但自然界為人類提供物質生產生活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其發展的周期和規律趕不上資本運作的節奏,造成了資本自我擴張的無限性與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資本是不可能停下自我擴張的腳步,這就意味著,資本對自然資源的剝削也不會止步,造成的結果則是自然資源的減少,資本各要素成本的提高,進而引發以生產不足為特征的危機。

      (三)“可持續性資本主義”的批判

      奧康納基于對資本主義兩重矛盾的分析,認為生態視域下的可持續性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存在的。首先,他認為,在經濟學的視域下,可持續性發展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擴張型的資本主義。資本的擴張依賴于積累和利潤,利潤是資本的手段和目的,資本一旦開始積累就意味著開始對工人的超額剩余價值進行無限制剝削、對自然資源進行“自我毀滅式破壞”。資本將自然界當作“水龍頭”一樣無限索取,非但沒有對“水龍頭”中的水進行開源節流,反而將其當作“污水池”一般,將生產生活產生的垃圾廢料、廢水通過各種形式返還給自然,對自然造成二次污染和破壞。資本對利潤不擇手段的追求印證了資本反生態的實質,決定了生態視域下的可持續性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性。其次,奧康納的資本主義雙重矛盾理論進一步指明了可持續性資本主義的不可能性。他指出,第一,資本主義“第一重矛盾”中存在著一種需求層面的經濟危機。資本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價值,資本為了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會加大對勞動力的剝削。在此過程中,資本獲取工人的剩余價值不斷增加,工人的工資卻不斷下降,市場的消費需求隨之不斷減少,進而引發一種需求層面的危機來影響資本主義利潤的獲取,一旦利潤獲取受損,資本就不可能保持可持續性發展。第二,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中存在一種成本層面的經濟危機。個別資本破壞自身的生產條件與社會運動要求資本重建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造成了一種源于生產條件限制而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經濟危機。一方面,個別資本通過減少資本的前期投入、降低資本的外化成本來獲取高額利潤,導致資本對自然資源過度攫取、對勞動資本瘋狂壓榨,導致的后果必然是自然資源的快速衰竭、工人生產生活條件的極端惡化,這無形之中破壞了資本得以正常發展的生產條件,進而導致生產成本的上漲。另一方面,一些旨在保護工人權益、改善生態環境的社會運動,要求資本家在環境保護、土壤改良、垃圾處理等方面做出一定努力,要求重建資本前期被破壞的生產條件,導致的后果則是整個資本生產成本的增加、資本適應能力的降低,從而對資本主義的盈利能力構成一種致命的威脅。為此,奧康納強調,勞動力、自然資源和市政基礎設施及空間在供給上的嚴重瓶頸因會抬高成本削弱資本的適應能力而威脅資本主義的可持續性。因此,奧康納強調,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使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生態問題,“資本邏輯的普遍統治正是導致人和自然矛盾的關系的深層源頭”[8]。資本主義無論在需求層面還是成本層面、第一重矛盾還是第二重矛盾之中都潛藏著一種危機,這些危機決定了資本主義在可持續發展方面與生態是根本對立且無法協調的,這不僅是資本主義內部特征的顯現,也是資本主義反生態的實質表現。

      三、邏輯旨歸:生態學社會主義

      探索構建以解決生態危機路徑為核心的生態政治戰略是生態學與社會主義聯姻的邏輯旨歸。奧康納以重構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話語體系為起點,以資本主義生態批判為主線,將生態學與社會主義相結合,致力建構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社會主義模式,以期超越當代資本主義以及傳統社會主義。

      (一)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

      奧康納認為傳統社會主義中的生態問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并非是社會主義本性造成的。社會主義與生態在本質上是一種互補而非對立關系,社會主義為生態學提供了一種平等、公平的原則,生態學則為社會主義提供了各地區之間的特殊性和互助性,并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賦予了更為廣泛的生態內涵。奧康納從三個層面對傳統社會主義出現的生態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剖析。第一,粗放型的發展模式。他指出,一方面社會主義在發展初期,都是在較為落后的國家中取得勝利,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等較為落后,積貧積弱成為當初社會主義國家的普遍現狀。另一方面,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從誕生之日起,就被資本主義國家當作異類對待,在經濟、政治、軍事方面加以封鎖和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為了應對西方國家的圍追堵截、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不得不采取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追求以經濟高速發展為目標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雖然在初期創造了一系列的工業奇跡,但卻忽略了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惡化和生態災難。第二,工業化的發展目標。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趕超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經濟快速增長,都以實現工業化作為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手段,即普遍采取了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為實現工業化的發展目標全盤接受西方技術體系,導致濫用科學技術和過度工業化的現象普遍存在。最后,全球一體化的發展現狀。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各個國家之間經濟的融合性不斷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為了自身的發展不得不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之中,這必然會受到來自資本和市場規律的制約,由此會帶來嚴重的生態問題。奧康納沒有否認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生態問題,而是在此基礎上強調了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在生產目的方面,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社會主義的生產則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第二,在生產運行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是中央計劃經濟,國家通過宏觀調控生產資料,實現充分就業和工業保障,以此來消除企業為爭奪市場份額而產生的不必要競爭,減少企業外在成本消耗以及環境的污染成本,從而降低生態惡化的趨勢。第三,在生產手段和消費方式方面,資本主義為了獲取高額利潤總是通過廣告和產品的過度包裝來增加消費促進商品的銷售,而過度的消費容易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社會主義國家采取集體消費的消費方式,由此帶來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都要小于資本主義。第四,在社會產品分配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遵循平等分配原則,而資本主義國家則是維護少數人的利益,這不僅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貧困群體通過破壞環境維系生存。因此,在奧康納看來,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更多的是政治而非經濟問題,與資本主義不同,社會主義與生態本質上是互補關系而非對立關系。

      (二)生態學社會主義的構建路徑

      奧康納基于對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思和剖析,強調了生態學與社會主義聯姻在理論和實踐的可行性和互補性,提出了生態學社會主義的構建路徑。第一,在政治方面,奧康納主張基層民主統治,反對精英統治,揚棄國有化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工會、工作場所以及社區要將權利返還給基層組織,實行基層群眾自治,讓工人真正參與到國家管理中來;揚棄資本主義的政治體制以及地方性民主,追求國家的民主復興,主張消除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思想和實踐之間的差別,將民主真正納入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中;反對官僚主義以及政府對各種資源的過分控制,主張社會公平,實現人民自由而全面發展。第二,在經濟方面,奧康納主張以使用價值來代替交換價值,重新定義價值和具體勞動,強調貨幣和勞動的使用價值,并凸顯其使用價值的重要意義;強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工人進行的經濟和生態的雙重剝削。第三,在思想文化方面,奧康納反對生態剝削,主張“保護第一”的生態文化,培育人們的生態意識和生態感受性,建立生態文明體系來扭轉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思維模式;反對消費異化,主張樹立健康綠色的消費理念。第四,在技術方面,奧康納認為技術問題不只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同時它也是社會和政治問題,它并非單獨出現在社會環境之中,而是受制于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等方面的因素。生態學社會主義中的技術應要服從并服務于勞動關系以期代替退化、疲軟的、危險的勞動關系。只有這樣,技術才會受控而不會被資本主義的資本邏輯所異化。第五,在國際層面,奧康納反對生態殖民和生態帝國主義,認為生態殖民的實質是資本主義轉嫁生態危機,對不發達地區的生態掠奪和剝削,主張實現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平等。奧康納強調,生態學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危機的最好方式,只有實現生態學社會主義路徑構建,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資本對自然的消耗,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進而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雖然奧康納構建的生態學社會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但其生態學社會主義理論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他賦予國家過多職權,忽視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造成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位置顛倒錯位;他雖強調定性的改革,但僅局限于對生產目的的非正義性反對,尚未觸及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解決也只是隔靴搔癢而已。因此,解決生態危機,我們應重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角,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檢省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新成果,我們要密切關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鑒別,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也不能搞全盤照搬。同時,我們要堅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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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N].人民日報,2017-09-30(1).

      作者:劉曉藝  單位:山東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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