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體制與少數民族的關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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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朝政治體制對民族和諧共處所發揮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清代國家政治體制的重要標志之一。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清代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體制：一是清代疆域遼闊，疆域之內包涵了眾多的不同民族與族群，這種理解可以說是比較純粹的歷史地理上的概念。二是在清代所涵蓋的遼闊疆域之內，清朝政府通過國家政治體制并實施相應的民族政策，促使不同民族間相對的民族和諧共處。從這個層面來理解，那么清朝政治體制對于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我們必須予以高度的重視與思考。談到清代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我們很容易想起這二十年來國內外學界對于清代少數民族“漢化”問題的討論。1996年，美國學者羅友枝（EvelynS.Rawski)發表《再觀清代》（ReenvisioningtheQing:TheSignificanceoftheQingPeriodinChineseHistory)的演說。羅友枝在這次演說中抨擊了何炳棣在1967年的亞洲學年會上提出的清代“漢化”說（TheSignificanceoftheCh’ingPeriodinChineseHistory)。之后何炳棣于1998年發表了《捍衛漢化》（InDefenseofSinicization:ARebuttalofEvelynRawski’s“ReenvisioningtheQing”），對羅友枝的論點進行反駁。有關“漢化”的界定與認識成為論戰的核心。羅友枝一再強調滿文資料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被低估，抨擊了大漢族主義研究立場，認為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近三百年的成功統治，并非因為如何炳棣所言的“漢化”成功，而恰恰是因為清朝統治者保存其滿族族群認同，利用與亞洲內陸非漢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系，才得以建立和維持一個橫跨亞洲大陸的多民族帝國，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亞洲帝國。何炳棣的回應則認為羅友枝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之間構建了一個錯誤的二分法，堅持認為發展了程朱理學的“儒化”政策是清朝成功的關鍵。與這場論爭相伴成長的是美國漢學研究中的“新清史”學派，有關“漢化”“族群”“種族”的討論是無可回避的核心議題，中國的歷史學界也對此進行了諸多回應。對于“漢化”的概念，也有所擴展，提出了諸如“中國化”“涵化”“同化”等等的不同辭語。a但是無論是“漢化”“儒化”“中國化”“涵化”“同化”等等的概念辭語表述，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內核，即涉及到不同的人及族群之間的社會習俗、文化表征、歷史記憶、現實利益與主觀意識等等的族群和國家認同問題。這些不同民族族群的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活特征與認同，乃至相互包容，和諧共處，顯然是必須在一個統一的國家體制之下逐漸完成并推進的。在這樣的歷史節點和進程中，清朝政治體制所發揮的作用，必然是舉足輕重的。再者，美國學者關于清代民族“漢化”問題的討論，未免存在著某些“二元對立”的論調。實際上，清王朝在民族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并非多族一策、一成不變、強制推行的，因地制宜與分別施策是清王朝民族政策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關于清朝民族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我國的清史學者進行了眾多的研究，成果豐碩，但是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西南地區和北方地區，較少涉及東南地區。具體地講，清政府在東南地區所實施的畬族和高山族等的民族政策與措施，缺乏比較深入的探討。事實上，清朝政府在東南地區所采取的民族政策，與北方地區和西南地區所實施的民族政策，存在著許多不同之處。本文擬以東南地區的畬族、高山族為例，進一步審視清代國家政治體制對于這一地區多民族和諧共處的深刻影響力。

二、堅持畬、漢一體的政策指向

畬族是散處于中國南方的一個少數民族，其族源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自宋元以來，南方的畬族不斷地向東南地區遷徙，到了清代，畬族主要分布在廣東、江西、福建、浙江的一些山區，特別是福建東北部和浙江西南部區域，是主要聚居地。清朝政府對于畬民所采取的政策，與西南和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有著很大的差異，這就是盡可能地推進畬民的“齊民”化，堅持畬、漢一體，使畬民與當地的漢民有著同樣的國家權利及義務，從而充分保障畬民的平等化身份。畬民之所以被稱之為“畬民”，就是因為他們遷徙之后在某地定居下來之后，尋找漢人較少居住生活的偏僻山區進行開畬耕作。田畬開辟成田之后，他們也能較為主動地上報地方政府，納稅立戶，取得官府管轄之下的正式“齊民”身份。雖然說他們大多聚居在偏僻的山畬之地，但是隨著清代人口的發展，以及畬民本身生產的進步，他們與周邊的漢民發生經濟交往以致發生某些沖突是在所難免的。在福建和浙江畬民聚居的地方，較之漢民來說，畬族畢竟在人數及財力、文化教育程度等等方面處于劣勢。因此當畬民與漢民發生某種沖突時，畬民的不利處境是顯而易見的。而作為清代政治體制的基層府州縣官員們，則能在較大程度上為畬民的權益聲張，保障畬民應有的社會地位。在清代畬民的權益訴求中，取得與漢民同樣的入學考試身份，是當時最為迫切的一個問題。因為畬民只有取得了合理合法的入學考試資格之后，才能最終表明自己的“齊民”身份，與漢民是平等的，是沒有差別的。在清代的科舉考試制度中，各個不同的府縣地域單位，都有一定數額的府縣學生員名額。在漢民占有大多數的社會環境里，即使是漢民本身，各個鄉族對于府縣學生員名額的競爭也十分激烈。畬民讀書人的加入，無疑加劇了生員名額的競爭，直接威脅到漢民群體對于科舉考試的固有地位。因此，當有些畬民家庭、家族的社會經濟上升到一定的地位而謀求科舉考試的身份時，往往受到當地漢民的強烈反對與排斥。從畬民的立場來看，是否有資格進入儒學科舉考試系統，是他們身份地位表達的一種政治象征，許多畬民家庭、家族為此與漢民群體產生了強烈的抗爭。爭取科舉考試資格的抗爭可以說是清代中期以后畬民家族的核心活動之一。這種抗爭不可避免地要上達到府縣甚至更高的清朝行政管理層面。面對畬民們的這種抗爭，清朝的各級行政當局，意識到這是一種對畬民身份地位的歧視，是畬民社會政治地位受到強勢漢民壓制的強烈信號。各級地方行政當局也基本上站在畬民訴求的一邊，從政治體制上保障畬民的這一政治權益。道光年間的《重纂福建通志》就收錄有嘉慶年間閩東福鼎縣畬民與漢民的入學考試之爭。巡撫李殿圖為此寫下一篇諭文，該諭文充分肯定了畬民參與科舉考試的正當性，并且予以堅決支持。諭文云：讀書所以明理，而必明理然后可以讀書。以女妻犬，理所必無。事或有之，誰則實見其事？且審其姓氏于洪荒之世而為之記載乎？今以妻盤瓠者為高辛氏女，是則放勛稷契才子八元之姊妹，而英皇之姑母矣，有是理乎？始作俑者起于《元中記》，承其祧者則閔學瞿之《粵述》，陸次云之《峒溪纖志》。其滇黔閩粵之志，苗夷者無不援引之，以自夸博洽，何盤瓠之后嗣蕃衍半天下乎？至以蓬首赤足指為異類，山居野處不相往來，更為不通之論。上古之世，穴居野處，飲血茹毛，所謂衣冠文物，原經數千百年以漸而開，非邃古以來即黃帝之冠裳、周公之禮樂也。至閩粵川滇等處苗猺畬民，隨地易稱，皆不識不知，即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上古之民，惟古多而今少，故覺其可異耳。方今我國家天山南北擴地二萬余里，其南路為回疆，北路為準噶爾，地即與畬民無異。今北路之巴里坤改為鎮西府，烏魯木齊為迪化州，業經興學設教，誕敷文德，是未入版圖者，無不收入版圖。爾等將版圖之內曾經輸糧納稅，并有入學年分確據者，以為不入版圖，阻其向往之路，則又不知是何肺腑也？娼優隸卒，三世不習舊業，例尚準其應試，何獨于畬民有意排擊之？甚至集四書文字，擬易卦《尚書》者，于污蔑古帝之外，又增侮圣言之罪。嗣后讀書，須知補天編地，奔月摘星，化石射潮，移山逐日，非夸詞，即空語；須知秦市之桐輪，晉朝之易馬，唐宮之點籌，皆在可信不可信之間；須知《長恨歌》《會真記》《控鶴監秘記》，作是書者皆圣賢之罪人，然后可讀圣人之書。本部院為世道、人心、風俗起見，不憚與爾等覼縷言之。a從巡撫李殿圖的諭文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清朝福建政府態度鮮明地支持畬民入學參與科舉，并且強烈駁斥當地漢民污稱畬民為“盤瓠”異類的謬說。饒有意味的是，李殿圖的這篇諭文，全文抄載在《重纂福建通志》他的傳記之中，這在清代的地方志書編撰體例中，相當少見。但是由此也反映出李殿圖對于扶持畬民的立場，是如何為社會及士大夫階層所重視的。在浙江省西南部山區的畬民族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對于畬民爭取入學科舉的訴求予以支持的記載。浙江平陽縣畬民雷氏家族于同治年間修撰的《馮翊郡雷氏族譜》中，收錄有《溫州府諭禁阻考告示》略云：特授浙江溫州府正堂加六級記錄十二次徐為遵批核詳事。道光廿七年九月十四日，奉兼布政使司蔡牌開，道光廿七年六月廿九日奉撫憲梁批前署司核詳，平陽縣畬民雷云應準與考。該縣各童阻撓顯違定例，自應嚴行查禁。請飭府查敘例案出示曉諭，毋行再行攻訐。惟現在縣府兩試均已考過，該童雷云并請準其分別補考。倘該縣廩生及各童再敢阻撓，即由該縣照例究辦俾照懲創等緣由，奉批如常飭遵檄等因奉此，合行飭知，仰府即便轉飭遵照，仍由該府出示曉禁等因，奉此。查《學政全書》內載浙江畬民準與平民一體報考，此案前據平陽縣畬民雷子清以伊侄雷云、雷夏赴郡與考，被各廩童抑勒阻考等情赴府呈。經前府暨本府飭據該縣審明，雷云、雷夏之祖自順治年間遷居平邑，已歷多代，力農置產，寔系身家清白，并無各項違礙，應準與平民一律報考等情。詳經本府查明例案，詳奉各憲批準在案，今奉前因，除飭縣移學遵照外，合行出示曉禁。為此示仰平陽縣廩保生童人等知悉，嗣后如有畬民赴考，應照定例準其一體考試，毋許再行阻撓，致滋事端。自示之后，倘敢故違，定即照例究辦，各移宜凜遵毋違，特示。道光廿七年十月五日給。b在這篇浙江溫州府的告示中，可以看到當時雷氏家族因入學一事在平陽遭受的阻力，主要來自該縣的漢民廩生及童生。而府縣官員的處理方式和前文提及的福建巡撫李殿圖諭文中的政府立場一致，態度明確地支持畬民入試。事實上，浙江巡撫阮元差不多與福建巡撫李殿圖同時，也在嘉慶八年（1803）六月廿五日頒發了準許畬民入學考試的咨文。該咨文一并被收入平陽縣的《馮翊郡雷氏族譜》。咨文中說：據浙江巡撫臣阮元會同浙江學政臣文寧咨稱，處州府屬青田縣有畬民鐘正芳等呈請與士民一體應試一事。查《學政全書》并無畬民與考明文，惟青邑《續志》載有前縣令吳楚椿《畬民考》一篇，稱其順治年間由廣東遷處州，歷歷可據。而字書不載畬字，惟字典內有畬、奢二音，釋為三歲治田，又火種也，其字義近農民，本非惡劣。且其人在青邑置有糧祠廬墓，素行并非穢賤。只因畬婦頭戴布冠與本處婦女稍有不同，土著者指為異類，廩生等惑于俗說，不敢具保，致畬民不得與試。我國家休養生息，人文蔚起，而處州所屬十縣皆有畬民，未便因其婦女服飾稍異，概阻其向上之心，應咨請部示，期明立章程，以免無識愚民藉詞攻訐等因到部。臣等伏思圣朝文治光昭，普天下莫不向學慕義?！裾憬屆窦葥撗矒釋W臣查明其順治年間遷居內地，納糧編戶，務本力農?！F在生齒日繁，其能通曉文義者，應請準其與平民一體報名赴考?！瓚囍?，取額不必加增，卷面不必分別，但憑文去取。取進者一體科舉、補廩、出貢，毋令向隅。a阮元的咨文，得到中央政府禮部的允準，所謂“部文一紙為札行事，八月廿七日準此。禮部札開議制司案呈本部奏浙田縣畬民應考章程一折，于本年六月廿五日具奏，本日奉旨依議，欽此。相應抄錄原奏札知浙江學政遵照可也等因，計粘單一紙到水，部院準此合行知照，為此案仰布政司處州應文到即飭遵照毋違須至案驗者”。b雖然說嘉慶年間浙江省巡撫和福建省巡撫分別對畬民入學科舉一事予以大力支持，并上奏中央禮部允準施行，但是出于權益的競爭，在閩東、浙南一帶的畬民區域內，漢民的阻力依然不小，以致才有了上文所舉的浙江省平陽縣道光年間“禁阻考告示”。在這反復的漢民阻力之下，清朝政府政治的力量就顯得尤為重要。在畬民這一少數民族的施政上，清朝政府可以說始終是以保護弱勢群體即畬民的權益為第一要務。在這種政治體制的平衡之下，畬民的政治教育權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至清代后期，浙南、閩東一帶的畬民子弟入學就試的人數不斷增多。而畬民政治教育地位的提升及其與漢民社會政治地位差異的縮小，又不能不促進東南地區少數民族與漢民的關系，有著日益走向和諧平等的趨向。

三、對臺灣少數民族實行招撫和就地劃界保護并舉之策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統一臺灣之后，立即面臨著處理臺灣少數民族即高山族關系的問題。鑒于明鄭時期所實行的臺灣少數民族政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清朝在統一臺灣之初，基本上沿襲了明鄭時期的貢賦體系，即征納贌餉和丁糧征收的雙重措施?？滴酢杜_灣府志》對這兩種納入貢賦體系的征收辦法記述如下：諸羅三十四社土番捕鹿為生，鳳山八社土番種地糊口，偽鄭令捕鹿各社以有力者經管，名曰社；社商將日用所需之物赴社易鹿作脯，代輸社餉。國朝討平臺灣，部堂更定餉額；比之偽時雖已稍減，而現在番黎按丁輸納，尚有一二兩至一二十兩者。……至種地諸番，偽鄭不分男婦，概征丁米：識番字者，呼為教冊番，每丁歲征一石；壯番，一石七斗；少壯番，一石三斗；番婦，亦每口一石。納土以來，仍循舊例。為了體現對少數民族的優恤政策，自康熙至乾隆年間，清政府曾數次對其贌餉和地丁稅額進行減免。臺灣是一個新開發的地區，閩粵一帶的居民入遷臺灣，主要始于明代后期及清代。特別是清代，閩粵兩地居民源源不斷地入遷臺灣，開墾辟田成了這些移民的首選生業。漢民的大量入遷及其大規模的荒野墾殖，不能不日益壓縮臺灣原先土著居民即少數民族的生存空間。許多漢民的開墾者，采取利誘的手段，巧取豪奪少數民族居民的土地和產業。這樣不久，臺灣的居民就演化為漢民、熟番（即納入政府貢賦體系的這部分少數民族居民）、生番（指依然居住于深山老林之間、與外界較少來往的少數民族居民）這三部分群體。為了使臺灣少數民族能夠與漢民一樣擔負“編戶齊民”的權利和義務，清政府無論對于“熟番”或是“生番”，一般都施行招撫的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據載，康熙五十四年時新歸化的山豬毛社、八絲力社、加蚌社、加無郎社、礁勞其難社、加少山社、北葉安社、山里留社、施汝臘社、錫干社，在歸化入清之后，就納入贌社的制度中，輸鹿皮五十張，折銀十二兩，由社商加以征收。官員的主流看法是，“順其不識、不知之性，使之共樂堯天”，即以不擾亂其生活為原則。a但是政府的招撫措施，往往受到漢民無序開墾、侵奪少數民族居民土地行為的阻礙。在漢人的侵擾之下，“生番”的生存空間日益狹窄，“生番”對于漢人的某些仇視心理久久存在。漢“番”沖突，“其實啟釁多由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占，不奪不厭；復勾引伙黨，入山搭寮，見番弋取鹿麂，往往竊為己有，以故多遭殺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b清政府為了保障臺灣少數民族特別是“生番”的權益，以及“生番”固有的生活生產方式，從康熙年間開始就在漢人、“熟番”與“生番”之間劃出地域界限。這條界線各地都有立碑標明，有些地方在地上堆起土堆，有些則以紅漆標線，故稱之為“土牛紅線”。清廷對“熟番”的態度是傾向讓他們成為像漢人一樣的編戶齊民，而對“生番”，則以“土牛紅線”的界限，盡可能與漢民及“熟番”相隔離，從而保護“生番”的地盤及權益不至于受到漢民的不斷侵蝕。隨著漢民入遷數量的不斷增多，漢民侵擾“生番”地盤的現象還是不斷出現?！吧钡纳婵臻g不斷受擠壓。為了保障“生番”的權益，乾隆二十五年（1760），政府不得不重新劃定新界線：一、淡水、彰化二屬劃定新界之外，其田園、埔地盡皆退為荒埔，還番管業，不許漢人贌墾。至如淡水廳所屬之拳頭母山等處逼近生番，時出擾害，業經佃逃田荒；應征粟米，均應按數豁除。其未墾埔田，飭令各業佃勒限三年，開墾升科。一、淡、彰二處沿邊要隘，向派番丁把守。今定界之后，新屬沿邊共應設隘寮十處，派撥熟番二百一十七名；淡水一帶共應設隘寮一十八處，派撥熟番七百二十名，加謹防守。其番丁口糧，彰屬即于該社番租粟內撥給；淡屬向無租粟，查各社番曠埔現在未墾者尚多，應令查出稟墾，以資隘丁口糧。仍令該管巡檢同附近汛弁，于定界各處嚴密巡查。c乾隆三十一年，閩浙總督蘇昌再次改進就地劃界保護之策，《清高宗實錄》記載：一、貧民于近界處搭寮私墾，至越出界外，零星偷種番地，猝遇生番，鮮不斃命。嗣后無論界外之三湖、蛤仔峙等處，不許私種；即逼近番界之荒埔，悉行嚴禁。責成各巡檢及附近汛弁，于禁墾各處，每月各帶兵役游巡；其無巡檢處，即令縣丞輪查。一、乾隆三年、十一年清厘民番地界，本屬井然，無如番性多愚，漢奸利誘債贌，移滅定界，漸復越占。比年熟番滋生日眾，生計日蹙，及今不辦，日久必潛入大山，仍作生番。應查照定例，凡從前立明界址有檔案可稽者，俱逐一清出，再為立界。如有侵越，即追出歸番耕管。其例后私贌及債剝占抵各田園，悉行還番；將本人逐令過水，以杜滋訟。惟是番性無常，仍恐復聽奸徒誘騙，再行私賣，應將各社舊存田園甲數、四至并續后清出及贌賣斷歸各業通查造冊，申送存案。地方官奉行不力，即予參處。并于各社刊立木榜，將所有番社田園土名俱刊明榜內。如再有私贌、私賣情事，即將田業歸官充公，并按畝科算治罪。a清朝臺灣地方政府之所以屢屢重申對于“土番”的劃界隔離政策，就是為了保護他們不受漢民的侵蝕，盡可能地維護“土番”固有的生產生活空間，使他們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得以保存和承繼。臺灣少數民族在與漢民的交往過程中，基本上處于比較不利的劣勢。原先的少數民族，大多沒有文字，更談不上識別漢字，對于與漢民簽訂各種經濟文書，都要假手于所謂的漢人通事；對于政府的法令通告等，缺乏了解，這樣就使得少數民族與漢人及地方政府的交往，經常受到不良漢民的蒙騙。清政府對于這種狀況早在統一臺灣之初就有所了解，一些有識的地方官，注意到教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滴醵迥?，臺灣道周昌上疏曰：學校之設，所以明倫。臺灣既入版圖，若不講詩書明禮義，何以正人心而善風俗也？……從來經國之要，莫重于收人心……萬年起化之源，正在今日。此移風易俗，厚生與正德相維為用。憲臺與道憲之請建學校、行考校，誠審乎教養之根本，為海天第一要務也。b是年，諸羅縣令樊維屏在其轄區內新港社、目加溜灣社、蕭壟社、麻豆社四處，各設社學一所，是為清代臺灣土番社學設之始。其后陸續在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拓展開設。據統計，到了乾隆年間，臺灣各地設立土番社學的分布?！巴练鄙鐚W的教學內容，主要是為啟發幼童而設置的蒙學?！巴练鄙鐚W的教學對象是“番民”子弟，文化程度較低，故多以讀書識字為目的。盡管如此，“土番”社學的開設，使得不少“土番”子弟擺脫了全文盲狀態，在日后與漢民及官府的交往中，見識與地位的差異有所縮小，這對于臺灣少數民族整體文化素質的提升以及部分消除與漢民的不平等關系，具有相當積極的社會意義。清政府對于臺灣少數民族的就地劃界保護以及對于少數民族的教化，可謂盡心盡力。但是由于漢民與“生番”的交往，基本上是采取利誘蒙騙的辦法，許多“番界”被侵擾吞沒，往往是出于“生番”的自愿行為，因此清政府的保護措施，也同樣受到漢民與“生番”經濟行為的擠壓和阻礙。到了清代后期，政府的這種善意的隔離劃界措施，逐漸失去其實際意義。如同治年間編撰的《淡水廳志》中就指出：“淡地內山，處處迫近生番，昔以土牛紅線為界。今則生齒日繁，土地日辟，耕民或逾土牛十里至數十里不等，紅線已無蹤跡?！睆呐_灣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趨向而言，清政府“土牛紅線”的就地劃界保護措施，到清代后期逐漸失去其實際意義，是必然的趨勢。然而清政府所實施的招撫與就地劃界保護并舉的臺灣少數民族政策，則充分體現了清朝政治體制對于臺灣少數民族的保護用心和制定政策的靈活性。正因為如此，雖然說延至清代后期，政府的就地劃界保護措施失去其實際意義，但是正如上引《淡水廳志》所言，“今則生齒日繁，土地日辟”，臺灣的社會經濟開發日益推進，漢民、“熟番”、“生番”之間的身份界限日益消弭，臺灣的漢民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日趨融洽，加上清朝政府在“熟番”和“生番”中推行文化教育等措施，使得“熟番”和“生番”對于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大大加強。因此即使是在當今臺灣“臺獨分子”的煽動之下，臺灣少數民族對于祖國的認同感，甚至超出某些漢人的群體。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這不能不說是清朝政治體制在臺灣推行民族政策取得良好效果的遺存吧。

四、簡短的結語

從以上對清朝政府的東南地區少數民族政策的回顧中，我們不難看出清朝政府在這一地區所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與西南地區、西北地區、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政策有著很大的不同。東南地區少數民族如畬族、高山族等，與當地的漢民群體相比，完全處于劣勢地位。為了維持社會的和諧共處，清朝政府對畬族、高山族等少數民族，采取了種種優撫政策。這種政策使得東南地區的畬族、高山族等少數民族，得到良好的族群延續，同時也使得這些少數民族與當地漢人之間的界限有所消弭，關系漸趨融洽，從而提升少數民族對國家的認同感。談到這里，我們回到本文開頭所提到的美國學者羅友枝和何炳棣關于清代民族主體認同的論爭。清朝政府對于國內眾多少數民族采取了非一致性的、因地制宜式的政策實施，這表明在清朝的政治體制中，其內核部分存在著維護和發展統一的多民族和諧相處的基本因素。正是這種內在的基本因素，通過不同政策的實施和體現，才能促進清代這一疆土遼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美國學者羅友枝等人的論斷，不管出于何種學術動機，其論點中存在著“二元對立”的偏頗，則是顯而易見的。關于這一點，以臺灣地區的平埔族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者邵式柏（JohnShepherd）對sinicization的看法更具有一定的啟發性。他提出，sinicization是“一個非漢的（nonChineses）族群在接觸時采借中國文化的因素，至于哪些因素被采借、哪些因素被拒絕、是否對族群認同和意識產生影響，最好分開進行分析，不應該被簡化為一個概念”。他在對平埔族的研究中指出，是否采借漢人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區別，漢文化的政治經濟因素可以使其族群獲得權威性的優勢，這一點通常是最重要的。邵式柏認為羅友枝的論斷存在的問題是將“滿人認同”和“漢人認同”視為兩相對立的，忽略了族群的認同是可能隨情境變化而改變的。而清朝政府在制定針對不同少數民族的相應政策措施時，正是能夠隨著不同少數民族的實際情況及其情境變化而不斷演進的。a正因為如此，我們對于清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理解，不應該僅僅只是清朝疆域遼闊涵蓋了眾多的民族，而是應該從清朝的國家政治體制入手，深刻認識到清王朝政治體制的肌體之內，其所蘊涵固有的促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內在因素。

作者：陳支平   單位：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