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支持經濟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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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是世界各國政府追求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彌補“市場失靈”的資源配置、維護社會穩定的收入再分配、保持經濟穩定的反周期操作等方面，都可以發揮其功能，服務于國民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十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在世界范圍的新技術革命浪潮使經濟全球化趨勢方興未艾的當口，發動了以國家現代化為指向的改革開放。中國的財政政策在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的歷程，也沿著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軌跡，在積極借鑒市場經驗的同時，結合本國各階段的具體情況，發揮了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作用。
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的基本情況與機制轉變概述
(一)從分權“突破口”到分稅分級框架建立：財政體制變革中財政政策向“間接調控”轉變
中國漸進改革的初期，與農村改革、建立深圳等經濟特區一道，財政是在傳統體制上打入楔子的“突破口”之一：從1980年起改變以往“總額分成、一年一定”的集權型財政體制，改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干”的分權型財政體制。這一階段的種種安排，都是為正面啟動城市改革和宏觀、微觀配套改革準備條件。財權向地方下放之后，在企業層次上先后進行了企業基金制和企業利潤留成制的改革試驗，又前進到一、二步利改稅，試圖在對外開放、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培育市場的大背景下，通過放權讓利和規范政府與企業的分配關系，達到搞活企業、解放生產力的改革目的。
1985年，以利改稅為基礎，財政“分灶吃飯”體制的具體形式改為“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干”，1988年后，又調整為“多種形式的財政包干”。“分權”取得了明顯成效，又很快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和問題：地區割據、財力分散和運作失范，企業難以真正搞活，政府間財力分配也難以真正規范和穩定。經過反復的問題剖析、理論研討、國際經驗借鑒和試點經驗總結，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以及財政改革與整體改革配套的軸心逐步得到明確，即認識到應建立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從政府財力收支的制度框架上，改變憑借行政隸屬關系壓抑和損害經濟運行效率的“條塊分割”，從而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二位一體地處理好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兩大基本經濟關系，使宏觀經濟管理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運用政策工具、通過市場中介間接調控的新經濟運行機制。
1994年，中國推出財政、稅收的配套改革，初步建立了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體制框架，成為由“行政性分權”(分灶吃飯)向“經濟性分權”(分稅分級)的一個里程碑式的轉折點。在新體制下，中央、地方劃開事權，各自掌握不同稅種，同時也保留若干比例明晰、規范劃分的共享稅，以自己的收入安排支出，形成各級獨立的預算(同時也發展力求規范的政府間轉移支付)，企業則在稅法面前一律平等，不分大小，不論行政級別，不再考慮行政隸屬關系，依法既交國稅，又交地方稅，走向明晰產權和公平競爭的道路。
這種分稅分級的新財政體制，內在地要求財政政策的設計和運用以經濟杠桿(經濟參數形式)為主，成為中國財政政策在體制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兩個轉變”進程中，向市場經濟條件下間接調控境界靠攏、提高政策效力的制度依托。
(二)為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關系而努力：連年赤字與財政困境
中國“兩個轉變”啟動時的“歷史欠賬”堆積如山，為了達到以改革促進發展和長期穩定、以穩定保證改革開放與發展的基本環境的目的，把握住經濟發展這個“硬道理”，貫徹現代化基本路線，所需要解決的矛盾、問題層出不窮，千頭萬緒，政府體系所需要的財力規模極大，遠遠超出常規。因此，歷史積累因素和現實壓力因素的綜合和維護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迫切要求，便馬上形成了極度的財力緊張和明顯的財政困境，赤字連年發生，持續至今；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分權過程中逐年下降，由1979年的28．4％降為1995年的10．7％，以后才有小幅回升(見表一)。
表一國家財政收支總額、收支差額及占GDP比重
年份財政收入（億元）財政支出（億元）收支差額（億元）國內生產總額（億元）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19791175.791281.79-135.414038.228.4
19801159.931228.83-68.904517.825.7
19811175.791138.4137.384862.424.2
19821212.331229.98-17.655294.722.9
19831366.951409.52-42.575934.523.0
19841642.861701.02-58.167171.022.9
19852004.822004.250.578964.422.4
19862122.012204.91-82.9010202.220.8
19872199.352262.18-62.8311962.518.4
19882357.242491.21-133.9714928.315.8
19892664.902823.78-158.8816909.215.8
19902937.103083.56-146.4918547.915.8
19913149.483386.62-237.1421617.814.6
19923483.373742.20-258.8326638.113.1
19934348.954642.30-293.3534634.412.6
19945218.105792.62-574.5246759.411.2
19956242.206823.72-581.5258478.110.7
19967407.997937.55-529.5667884.610.9
19978651.149233.56-582.4274462.611.6
19989875.9510798.18-922.2378345.212.6
199911444.0813187.67-1743.5981910.914.0
注：1.在國家財政收支中，價格補貼1985年以前沖減財政收入，1986年以后列為財政支出。為了可比，本表將1985年以前沖減財政收入的價格補貼改列在財政支出中。
2.國家財政收入中不包括國內外債務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0)》。
(三)轉軌中政府財力體系的多元化：預算外收支的膨脹與治理
經濟轉軌中分權改革的實施，以及政府資金面臨的多方面巨大需求壓力，使“預算外”、“制度外”資金迅速增長，在一些階段甚至急劇膨脹。中國的“預算外資金”早在50年代初就為調動地方、國營企業“積極性”而設立，但一向規模不大，到80年代之后，以遠高于預算資金的速度迅猛擴張(見表二)，1992年時，已相當于預算資金規模的110．7％。到1993年，改變其管理范圍與統計口徑，將企業專項基金和稅后留利從“預算外資金”中排除出去之后，由地方財政和政府主管部門掌握的預算外資金年度收入仍相當于預算內收入的1／3以上，1996年又躍升為52．56％。1997年再度調整預算外資金口徑，不再包括納入預算內列收列支的若干項政府基金收費收入，其總規模仍在預算內資金規模的1／3左右。在預算外資金旁邊，還有更不透明的第三塊資金，即所謂“制度外資金”或“預算外的預算外”，其總規模沒有準確統計數字，內容也十分復雜，既包括社會保障的一些基金、政府集資收入、鄉鎮政府自籌資金，也包括權力部門、單位的“小金庫”、“創收”收入和私自從制度內轉出的資金。據一些專家估測，高峰時這塊資金也與預算外資金規模不相上下。1996年以后，以分稅分級體制為依托，上下結合地對于已呈明顯弊病的制度外、預算外資金的混亂與失控進行了清理整頓，通過一系列措施加強管理，總的趨勢是先把三塊財力規范、歸并為預算內、外兩塊，再逐步將預算外資金也納入預算內管理，最終達到預算對政府財力的完整覆蓋。
(四)以開放促發展促改革：應對全球化趨勢的財政政策與制度安排
中國的開放，內在地包含著正視和自覺參與全球化過程的邏輯和內容。開放的多種措施，使市場經濟多方面的政策與制度模式，對中國的經濟生活產生了種種影響。因此，開放在促進發展、引進資金和先進技術的同時，也在促進改革，即引進先進管理經驗和引進體制創新的多種配套要素。中國的財稅政策在80年代以來積極地促進開放，在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加強聯系與合作的同時，在擴大開放的過程中，也積極地改造財稅自身的制度安排與政策框架。
表二預算內、外資金數量及增長速度表(1980—1998年)
年份預算內資金收入預算外資金收入
數量（億元）增長速度（%）數量（億元）增長速度（%）
19801159.931.2557.40233.1
19811175.791.4601.077.8
19821212.333.1802.7433.6
19831366.9512.8967.6820.5
19841642.8620.21188.4822.8
19852004.82221530.0328.7
19862122.015.81737.3113.5
19872199.353.62028.8016.8
19882357.247.22360.7716.4
19892664.9013.12658.8312.6
19902937.1010.22708.641.9
19913149.487.23243.3019.7
19923483.3710.63854.9218.9
19934348.9524.81432.5446.7
19945218.1020.01862.5330
19956242.2019.62406.5029.2
19967407.9918.73893.3459.6
19978651.1416.82826.0018.1
19989875.9514.23082.299.1
注：(1)預算外資金1993年統計口徑調整，不再包括國營企業專項基金與稅后留利。
(2)預算內資金不包括國內外債務收入部分。
(3)1993—1995年和1996年的預算外資金收支包括的范圍分別進行了調整，與以前各年不可比。從1997年起，預算外資金收支不包括納入預算內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費)，與以前各年也不可比。
(4)本表各年收入和支出增長速度均按可比口徑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財政年鑒》，《新中國50年財政統計》。
在開放的推動下，中國近二十余年間最早實行的稅制改革，是從涉外稅制起步的。1980年9月，全國人大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前者適應了中外合資企業不斷出現對稅制建設的要求；后者則實際上覆蓋了數量日增的外國在華工作人員的個人所得課稅。1981年，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同時明確規定涉外企業繼續沿用修訂后的工商統一稅，并照章繳納車船使用牌照稅和城市房地產稅。至此，我國的涉外稅制初步建立起來。此后，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陸續對以上稅法作了適當修改，進一步放寬了優惠政策，以利于吸引外資，引進技術，擴大對外經濟交往。
1991年，七屆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將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兩種稅合并為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一種稅，以更好地尊重國際稅收慣例，適應市場化程度提高后經濟生活的現實要求，服務于對外開放。
從1981年1月起，為更好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推動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科學技術和文化合作的發展，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中國與日本就避免對所得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進行了四輪會談，1983年9月6日，兩國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署協定。1984年6月26日，兩國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了關于已各自履行協定生效法律程序的換文，協定正式生效，1985年1月1日開始正式執行。這是中國對外締結的第一個政府間全面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在這期間，我國還陸續與其他國家進行了協定的談判。到1991年，中國已先后同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等32個國家正式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至今，進入談判過程和簽署協定的國家數目還在增加。
在宏觀調控中，中國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政策工具，已發展為國際慣例軌道上的出口退稅。保稅區的試驗也在多處進行。在積極利用國際組織、外國政府貸款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在與國內政策呼應的情況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開展債券融資。
二、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
(一)政策啟動的背景
由于80年代以來的財政困難和多種制約因素，近20年間中國財政政策總體而言是“低調”的，主要表現是財力安排捉襟見肘，職能范圍收縮，在許多情況下維持“吃飯財政”都成為問題，就更談不上十分積極的調控舉措。但1998年一季度過后，這種情況發生改變，上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已相當明朗，并與一系列國內問題迭加在一起，迫切需要以宏觀政策措施擴大內需，實施反周期操作，于是果斷地啟動了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使財政政策成為各方關注的重點。
啟動積極財政政策的背景因素，歸結起來主要有如下五個方面：
1．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的巨大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
以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聯系匯率制為標志而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引出一浪又一浪的沖擊波，到1998年，已席卷了幾乎整個亞洲，并擴展到俄羅斯，波及拉美，進而使歐洲和美國也受到影響，其對于亞洲和世界經濟影響之巨，大大超出早些時候一般人的估計。中國經濟在此次危機中被評價為在亞洲表現最好，受影響最小。但到1998年，外貿的增長幅度也明顯放緩，并于5月出現負增長，這使各方對嚴峻形勢形成共識。
2．金融危機影響迭加到中國經濟周期低谷階段上，使經濟增長明顯趨緩，并出現通貨緊縮跡象
中國經濟增長率(以GDP增長率衡量)從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約1個百分點，這時被認為還處于比較適宜的區間，但慣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率僅為7％，與全年8％的增長目標形成明顯差距。同時，物價水平持續負增長，1—7月累計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價格下降2．2％，被不少分析者認為是通貨緊縮的表現。
3．市場化改革終于引致走出短缺的“過剩經濟”局面
中國國民經濟在改革前一向以供給不足的短缺經濟為主要特征。這種局面，在改革以來市場化資源配置機制漸進形成、生產力獲得極大解放的過程中逐步改觀。在幾個經濟周期的低谷階段上，先后出現過1983年的“局部買方市場”，1990年的“市場疲軟”，終于在1997—1998年走到了較全面的所謂“買方市場”或“過剩經濟”，市場上供不應求的商品種類已寥寥無幾，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絕大多數(當然，不應忘記普通民用住宅和公共服務等供給，仍是嚴重緊缺的，卻往往未在有關部門的統計中表現)。企業產成品庫存總量不斷增加，1998年中已達4萬億元，約相當于GNP的40％以上。
4．“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帶來了大量的“下崗分流”人員
近20年的改革經過一系列的前哨戰和外圍戰，走到了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的攻堅戰階段。在“軟著陸”后需求不旺的宏觀環境下，為了對企業維持必要的優勝劣汰改組壓力，總體上已不再沿用過去的種種優惠與關照手段挽救效益不佳的企業，而是積極促進企業的兼并重組乃至破產；加上前述內、外部增長減速因素的迭加，使微觀層次困境加劇，于是出現了大量的下崗分流人員，一年約1000余萬人，失業壓力增大。緩解失業壓力成為決策層和社會各方所關注的大問題。
5．貨幣政策連續、密集運用，但政策效果不夠明顯
針對我國經濟“軟著陸”過程中的情況，貨幣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政策，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等，以求擴大企業貸款需求，刺激投資。貨幣政策如此連續、密集的運用，可以說是“竭盡全力”的，然而，遲遲沒有產生足夠明顯的政策效果，其操作余地已經相對狹小。
上述幾方面的情況綜合在一起，使決策層于1998年為力求實現8％的增長目標而采取增加投資、擴大內需的方針，并且把增加投資的重點掌握為基礎設施建設(以求優化結構和增強發展后勁，避免形成生產項目上的重復建設)。為有力地貫徹這一思路，啟動財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選擇。因為走向市場經濟“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制，財政政策是貨幣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要點
啟動財政政策時，有關部門加緊研究了對原預算安排作出調整的方案，這一方案在1998年8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上提請審議并獲得批準。預算調整方案的重點內容是：
第一，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所籌資金用作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這1000億元國債只對國有商業銀行發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四家分別認購500億元、200億元、100億元和200億元)，還債期限為10年，年利率5．5％。1000億元的舉債一分為二，中央、地方各500億元，相應使1998年中央預算支出擴大500億元，中央財政赤字由年初預算的460億元擴大到960億元。
第二，將年初預算中原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180億元調整為經常性項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和增加搶險救災支出(當時我國長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遭遇50—1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已成定局)。
對財政預算作如此大動作的年中調整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幾十年間是極為罕見的，但符合《預算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屬于宏觀調控中靈活的相機決策，反映了我國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
國務院對增發國債所籌集的1000億元資金的使用作了認真研究。項目安排的重點是：第一，增加農田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投資。結合防汛抗洪，抓好大江大河干流堤防的除險加固，中小河流治理，水毀工程修復，以及長江、黃河中上游天然林資源保護、植樹造林等。第二，繼續加快鐵路、公路、電信和一些重點機場建設。鐵路主要安排京九南段復線建設等；公路按照“五縱七橫”的規劃，重點加快“三縱兩橫兩個重要路段”的建設進度；電信建設主要發展數字通信和移動通信網絡。第三，擴大城市環保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規模。重點用于大中城市污水和垃圾處理，供水、供暖、供氣、城市道路和綠化等。第四，建設250億公斤倉容的國家儲備糧庫，全年國家直屬儲備糧庫建設投資達到年初計劃的17．5倍，超過建國以來的投資總額。這些糧庫主要由地方政府按統一標準包干建設，地方無償提供建設用地，免除相關的稅費，并由國家糧食儲備局選派工程監視，保證工程質量。第五，實施農村電網改造和建設工程，同時抓緊進行城市電網改造。第六，擴大經濟適用住宅建設規模。此外，運用新增國債所籌資金，還將增加公檢法設施建設投入。
1998年，還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期限為30年)，實際上是將銀行對存款人的債務轉為財政對銀行(間接對存款人)的債務，財政又把這筆資金如數打入四家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帳戶，從而使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抗風險能力大為提高。
1999年，根據當年第二季度表現出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費需求持續不振的情況，決策層決定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具體措施作出進一步調整，主要內容可歸納為三個大的方面：
第一，在年初原定500億元長期國債發行規模的基礎上，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增加發行600億元長期國債，仍中央、地方各一半，相應擴大中央財政赤字300億元，以保持投資需求的較快增長。新增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方面。對大型骨干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實施了貼息辦法。
第二，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費需求。重點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適當提高社會保障“三條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費)的收入水平，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同時，適當提高離退休人員的待遇，千方百計解決國有企業養老金拖欠問題。當年財政在這方面增加支出約540億元，全國直接受益面達8400多萬人。另外，采取措施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第三，調整部分稅收政策，支持外貿出口。根據國際經濟貿易環境變化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情況，為鼓勵出口，進一步提高了一些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潛力和產業關聯度較高的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這方面的主要內容有：
(1)在1999年年初和7月1日先后兩次提高出口商品退稅率，使出口商品的綜合退稅率達到了15％以上，國家稅務總局3次共下達出口退稅計劃指標636億元，并加快出口退稅進度，全年出口退稅622億元，比上年增長42．4％，有效地促進了出口的增加。
(2)針對投資需求不足問題，貫徹實施下半年減半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政策。
(3)從8月1日起對涉及房地產的營業稅、契稅、土地增值稅給予了一定減免，以求激發房地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盤活大量空置房屋所造成的沉淀資金。
(4)就增值稅、營業稅、進出口稅收、企業所得稅、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及科研機構轉制等有關稅收政策作了明確規定，促進了技術創新和高新技術的發展。
(5)對涉外稅收政策作了適當調整，以鼓勵外商投資。
(6)從11月1日起對居民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恢復征收個人所得稅，對促進儲蓄有效地轉化為投資、刺激居民即期消費、拉動消費需求起到了積極作用。
2000年上半年，國民經濟出現好轉。為了鞏固這種重大轉機，并預計到其后會有一些不確定因素，決定進一步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在年初決定的1000億元長期國債發行規模的基礎上，下半年又調整預算，經全國人大批準，財政部增發500億元長期國債。這500億元國債將基本用于加快在建國債項目建設，以促使這批項目早日竣工，發揮效益。新增國債重點向五個方面投入：一是水利和生態項目建設，包括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移民建鎮，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和草場保護工程，京津周圍沙源治理啟動工程；二是教育設施建設，包括高等學校擴招增加學生校舍等基礎設施建設，中西部高校建設補助；三是交通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包括公路干線、中西部地區貧困縣道路建設、鐵路建設，新增100億公斤糧庫建設以及中西部地區旅游設施建設；四是企業技術改造、高新技術產業化，國防軍工企業技術改造以及生物芯片、同步輻射等重大科技項目；五是城市環保項目建設。
2001年業已明確，積極財政政策還將繼續實行。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成效
據有關部門測算，積極財政政策對于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發揮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對于GDP增幅的貢獻率，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也在1．5—2個百分點之間。
三年間，長期建設國債共發行3600億元，共安排國債項目6620個，在銀行貸款和地方、企業自籌資金配合下，總投資規模24000億元。到2000年底，累計完成投資15100億元，占項目總投資的63％。
國債投資成果顯著，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效地擴大了投資需求，促進了經濟發展。1998年以來累計發行的3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直接帶動地方、部門、企業投入項目配套資金和銀行安排貸款約7500億元，對促進經濟增長發揮了重大作用。
2．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辦成了一些多年想辦而未辦成的大事。
——在國債資金支持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3年來，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在蓄滯洪區共完成安全區建設22個。還發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支持了在長江沿岸實施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工程。
——改善了交通運輸條件。1998年以來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時期。公路建設方面，共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到140萬公里，高速公路達到1．5萬公里。鐵路建設方面，到2000年底，建成投產16個項目，新線長度2070公里，復線里程586公里。對于西部開發具有重要意義的南疆鐵路投產使用，京九南段復線2000年底開通，株六復線工程預計到年底可部分投產使用。機場改造與建設方面，到2000年底，有南昌、長沙、迪慶、銀川、蘭州、烏魯木齊、包頭、重慶、阿勒泰、庫車、西寧等24個機場建成投產。水路運輸建設方面，西江航運二期工程、京杭運河濟寧至臺兒莊和湘江航運二期工程已建成投入運營，長江口航道治理一期工程于2000年7月試通航，廣州港出海航道一期整治工程于2000年12月試通航。
——改善了糧食倉儲設施狀況。到2000年底，第一批250億公斤倉容中央直屬儲備糧庫基本建成。2000年開始建設的第二批100億公斤倉容糧庫，大部分項目已完成倉房主體工程。這將極大地緩解糧食倉容長期緊張的矛盾，明顯提高國家對糧食市場的調控能力，保障中央糧改政策的順利實施。
3．加快了企業技術進步，促進了產業升級。利用國債資金實施了一大批技術改造、高科技產業化、裝備國產化項目，有力地配合了國有企業改革工作。通過對880個民品技術改造項目貼息，調動了企業進行技術改造的積極性，增強了銀行對重點技術改造項目支持的信心和貸款力度，啟動了一批對結構調整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安排了一批可大量替代進口、擴大出口的項目。85％以上的國債技術改造項目已很快開工建設，部分項目已竣工投產，大部分項目將在2001年底前建成。重點支持的高科技產業化項目，新材料專項、信息網絡專項和一批高技術產業化示范工程均已取得較大進展。到2000年底，建成投產高科技產業化項目68項。已研制出高清晰度電視試播系統和接收機，并在國慶50周年慶典上試播成功。稀土材料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比例將由目前的38％提高到70％以上。
4．促進了地區生產力布局調整和優化，推動西部大開發邁出實質性步伐。在安排國債投資時，注重向中西部地區傾斜，2000年以來，中西部地區投資增長速度明顯高于東部地區。2000年1—11月，中部和西部地區基本建設投資分別增長14．6％和18．5％，比東部高8．9和12．8個百分點。
5．加強了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促進了可持續發展。2000年底，建成“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項目44個，形成日污水處理能力330萬噸。生態建設步伐加快，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取得進展。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累計完成人工造林85．9萬公頃、森林撫育226萬公頃、封山育林350萬公頃、飛播及人工促進天然林更新48萬公頃，近6000萬公頃的天然林資源和工程區內的生物多樣性得到了保護和恢復。全國重點防護林工程完成人工造林124萬公頃、封山育林119萬公頃、飛播8萬公頃。
6．改善了人民生產生活條件，促進了社會事業發展。
——到2000年底，竣工投產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項目556個。這些項目的建成，將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1886萬噸，日污水處理能力824萬噸，日垃圾處理能力31317噸，日燃氣供氣能力708萬立方米，供排水及煤氣管網1585公里，新增城市道路長度1308公里，橋梁21座，供熱面積8694萬平方米。
——到2000年底，農網建設與改造竣工的縣(區、市)累計1000個左右。農村電價明顯降低，農民用戶的生活電價平均每千瓦時降低0．1元到0．3元。農村用電量顯著增加，1999年農村用電量增長9．47％，明顯高于全社會6．54％的水平。
當然，積極財政政策的貫徹執行中，也表現出一些問題。如國債資金管理、項目的可行性論證和施工質量保證等方面都有改進的余地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