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叢林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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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企業“為何”存在和企業“如何”運行這兩個問題上，現代企業理論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假說，導致了當前的理論叢林狀態。馬克思•韋伯的官僚科層思想為同時解釋這兩個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新韋伯主義以決策規則為唯一的核心概念，賦予其唯一的定義，并在各派觀點上提出了統一的假定，最終建立了基于決策規則的企業理論。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只是結束現代企業理論叢林狀態的一種嘗試，有助于解釋創新型企業的問題，但并不能包容企業所有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企業理論；叢林；統一；韋伯主義；決策規則

一、現代企業理論叢林

所謂的“企業理論”，其主要是用于解釋：（1）多人企業（multi-personfirm）的存在及其邊界問題，即企業為何出現；和/或（2）多人企業的內部結構和組織問題，即企業如何把各人獨立的活動轉換成一個集體產出（N.Foss,1996）。這兩個問題可以分別稱作“為何”問題和“如何”問題。針對“為何”問題，R.Coase（1937）、S.Masten（1993）、O.Williamson（1975,1985,2002）發展了交易成本經濟學；M.Jensen和W.Meckling（1976）、E.Fama（1980）發展了理論；A.Alchian和H.Demsetz（1972）發展了團隊生產理論。針對“如何”問題，R.Cyert和J.March（1956,1963）發展了企業的行為理論；B.Kogut和U.Zander（1992）、K.Conner和C.Prahalad（1996）發展了企業的知識理論；G.Dosi（1997）、R.Nelson和S.Winter（1982）、B.Nooteboom（2002b）發展了企業的演化理論。

另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企業理論。比如，張五常（1983）把企業合約性觀點推至極端，認為企業與市場只不過是合約的不同形式，二者并不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而S.Grossman和O.Hart（1986）、Hart和J.Moore（1990）卻從不完全合約的角度明確了剩余控制權的重要性，發展了Coase關于“權威替代討價還價”的思想；G.Palermo（2000）認為經濟權力在市場和企業中都普遍存在，應該從整個經濟系統的權力分配中分析企業和市場的問題，從而堅持了馬克思的“資本家——工人”模型（階級分析方法）。

然而，眾多的企業理論至今沒有統一的核心概念、分析框架和假定條件。交易成本概念在企業的演化理論中無足輕重，組織成規的演進在交易成本方法中作用不大。Coase的交易成本與張五常的交易成本差別巨大，前者是指發現相關價格、討價還價、簽約、履約以及訴訟的成本，后者是指“所有在克魯索經濟（一人經濟）中不可能發生的成本”。團隊生產理論與演化理論都注重“團隊”的概念，但這一概念卻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中被操作，具有不同的理論含義，前者認為“團隊”是“共同監督下的生產單位”，后者認為“團隊”是“承載成規的社會團體”。交易成本經濟學關鍵性地假定人類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而演化理論認為人類一般都具有合作性的意圖。由于沒有統一的核心概念、定義、分析框架和假定條件，學者們對企業理論的研究呈現出一種充滿爭論的“叢林狀態”。

百家爭鳴對經濟學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正如F.Machlup（1967）所指出的，選擇什么樣的理論參數取決于理論要解決什么樣的理論問題，所以企業理論的多種多樣是難以避免的。近30年來企業理論的多樣化發展和爭論越來越證實了Machlup的這一預見。但現在的問題是，對于有些經濟現象，我們必須同時說明企業“為何”存在和“如何”運行，最典型的就是關于創新型企業的問題。為了解釋組織創新和學習的過程，我們必須同時闡明哪些資源必然置于共同所有權之下（創新型企業為何出現），以及某些特定資源的相對效率是如何形成的（創新型企業如何實現創新）。這不僅涉及組織邊界選擇，而且還涉及組織內部結構，這便意味著我們需要有一個統一的企業理論，它既能解釋企業存在的理由，又能解釋企業的生產組織過程。馬克思•韋伯（M.Weber,1978[1909]）的官僚主義科層理論為現代企業理論的統一工程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二、韋伯的企業（官僚科層）思想

韋伯對組織理論的最大貢獻在于，他明確闡釋了現代組織（如政府、工商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區別于傳統組織（如家族、封建主義和老人政府等）的唯一特征：一種正式的、理性的官僚科層（M.Albrow,1970;S.Kalberg,1980）。

對于企業“為何”存在，Coase（1937）被認為最早采用了比較分析邏輯，他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釋了企業與市場市場之間的替代關系；這種比較分析邏輯在Williamson（1985）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后者更加詳盡地比較了企業、市場和混合型式（hybrids）在治理不同屬性的交易時所起的作用，從而導出企業作為一種交易治理結構而存在的理由。而事實上，韋伯（1978[1909]）比Coase更早地采用了比較分析邏輯。他在原始治理、世襲治理和官僚科層治理之間作了詳盡的效率比較，認為官僚科層可以更理性地把社會行動組織起來，比其他類型的集體行為和社會行為更具有優越性：可以利用普遍的、抽象的決策規則，精確有效地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可以發展、維持、更新和耗盡各種各樣的規則，最終使管理活動變得簡化、精確、迅速、連續、標準、統一、高效率。韋伯甚至技術性地把官僚科層比作機械化的生產，而把其他治理模式比作非機械化的生產，其效率差別顯而易見。正是在這種效率上的優越性，導致了企業這樣的正式組織得以出現、發展和普及。

對于企業“如何”實現不同投入到同一產出的轉換，韋伯認為，官僚科層能夠把眾多知識各異卻相互依賴的個人的努力聯合起來實現集體目標，是一種處理各種利益差距和沖突的精密工具。更進一步，韋伯認為官僚科層對于許多集體目標來說，不僅是一個恰當的工具，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具體說，如果目標任務高度復雜或跨地域或在結構上需要縱向協調行動或涉及集體行動問題，那么原則上都需要利用官僚科層來完成，如水土保持、軍事建設、國家領土擴張、公共安全、社會福利及現代運輸通訊等，都可能成為官僚科層的用武之地。對于這類集體目標，韋伯認為官僚科層制度至少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明顯優勢：（1）資源調動，官僚科層可以把大量資源集中在某個領袖的手中任其調配，以便完成復雜的任務；（2）組織控制，官僚科層可以限制個人在信息和行動選擇上的多樣性，敦促各人采取角色相符的行為（role-takingbehavior），從而把眾多成員的努力導向一個集體目標；（3）規則導向的行動（rule-guidedaction），官僚科層可以就許多經常發生的事情制定明確可靠的規則（可靠的規則是韋伯科層理論的核心），為所有成員提供客觀的決策工具和一般的行動標準，各人都按一般規則行事，而不是就事論事地（fromcasetocase）行事，這樣便可以防止專斷決策的危害，提高組織行動的穩定性。韋伯認為，以上三方面的優勢使官僚科層可以把表面上分散的個人努力聯合起來，共同導向一個集體的產出。

三、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

Heugens、vanRiel和vandenBosch（2004）及Heugens（2004）以韋伯的官僚科層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基于決策規則的企業理論，并明確表示其目的是為了得出一個統一性的企業理論。Heugens認為，一個統一的企業理論必須做到以下三點：集中于唯一的核心概念；這一核心概念只能被唯一地界定，并在同樣的制度背景中被操作；基于共同的假定。首先，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把決策規則作為其理論的核心概念，認為這樣可以帶來分析上的邏輯一致性，也避免了同時使用幾個不可比較的核心概念而造成的混亂。其次，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把決策規則界定為“一些規范約束，這些規范約束決定各人面臨的所有行動選擇的相對恰當性（relativeappropriateness），從而引導各人的行為”。企業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規則-驅動系統，以區別于市場和混合型式等其他制度模式，因為在后者那里，決策規則并不是關鍵的因素，這是該理論的比較分析邏輯的起點。最后，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從個人、組織和制度三個層面來提出假定條件。對于個人層面上假定，該理論借用了H.Simon（1945[1998]）的有限理性、Williamson（1985）的機會主義以及Cyert和March（1963）的規則遵循（rulefollowing），其中規則遵循是指人類具有遵循而非懷疑規則的傾向性。對于企業層面上的假定，該理論把企業作為一個規則-驅動系統，體現為上、中、下各級之間的一種命令和控制結構；企業所有權結構有時被故意置于不明確的狀態，其股權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企業的內外部環境都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對于制度層面上的假定，該理論為了便于在比較分析邏輯上進行操作，集中于市場和混合形式兩種制度模式。前者適于處理那些簡單、零散的、不經常發生交易，不能產生各種復雜的、持續的決策規則；后者由于本質上的競爭意識，合作性的交易各方并不會完全服從于一套全范圍的決策規則。

在以上統一性的背景結構中，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分別解釋了企業的“為何”問題和“如何”問題。該理論認為企業作為一種規則-驅動系統，與其他制度模式相比，具有多種優越性。（1）規則意味著簡化的戰略，因為它在事前就對決策者的行動和預期做了詳細說明，克服了個人決策的計算能力和認知能力限制以及道德困境（同情、愛、恨、偏見），再加上規則遵循的人性假定，共同保證了企業的高效、民主和公正。（2）交易的治理模式選擇取決于它們的認知決策特性（cognitivedecisionproperties）——交易所對個人稀缺決策能力的要求強度。具有重復性、復雜性和時間緊迫性等認知決策特性的交易比較適于規則治理（rule-favoring），因為規則可以給重復性決策帶來規模經濟；使復雜性決策得到簡化；使時間緊迫的決策得以自動化。因此，重復、復雜且具有時間壓力的交易主要由規則-驅動系統（企業或正式組織）來治理；而不經常發生的、簡單的、時間充裕的交易則由市場或混合型式來治理。（3）盡管規則也可以產生于市場和混合型式，但這種規則不會持久有力，而官僚科層或正式組織卻能夠把規則嵌入辦公手冊、操作程序或行為規章，從而具有規則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潛能。更進一步，即便是隱含規則，也能通過內部交流和共享而在組織中得到長期維持。在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看來，以上三個方面的優越性便解釋了企業存在的理由。

對于企業如何把各人努力聯合起來轉化成共同產出，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1）個人如何知道該做什么；（2）相互依賴的各人如何調整行為；（3）如何說服個人遵循其面臨的決策規則。問題（1）涉及有限理性條件下的個人決策。事實上，問題并不在于個人決策時所受到的限制和系統性偏差本身，而在于個人決策時所面臨的復雜性超出了他們的認知能力。這時便需要組織為其成員的選擇行為提供幫助，如制定清楚的決策規則、事先說明個人的選擇清單，從而使決策不依賴于具體的選擇理由和選擇意愿。在企業這種規則-驅動系統中，個人無需考慮所有行為選擇及所有結果，也無需進行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計算，而只需遵循規則，這些規則將告訴他們那些選擇更加恰當，這其實就是Cyert和March（1963）所說的恰當性邏輯（thelogicofappropriateness）。問題（2）涉及多人團隊中的集體協調。由于組織可以被看作“充滿知識的系統（distributedknowledgesystems）”，其中每個人都是某一特定領域里的知識專家，因此組織的根本任務就是“協調眾多專家的努力”（參見：R.Grant,1996a;Demsetz,1991）。決策規則對于這種協調任務可以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為它們可以整合眾多專家的知識，正如J.Thompson（1967）所說：“通過限定責任、控制資源等方式，組織為其成員提供了效率目標所要求的行為邊界”。規則的形式決定于各項工作相互依賴的性質，如果每項工作對最終產出具有離散貢獻（discretecontribution），那么協調規則應該采取標準化形式；如果各項工作具有縱向連續關系，一個專家的產出成為另一個專家的投入，那么協調規則就應該采取正式計劃的形式；如果每個專家為其他專家提供投入品，并同時占有他們的產出，那么協調規則就不必很正式，而應該保持靈活性的相互調整余地。問題（3）涉及個人潛在機會主義傾向與規則遵循傾向之間的平衡折中問題。如果在決策時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沖突，那么個人可能就會有偏離規則的動機，這時，由決策規則組成的激勵系統就必須在個人實際選擇之前，就對組織與個人的利益進行重新聯合（realignment），這種重新聯合可以通過獎勵守法者、懲罰違規者來實現（參見：C.Prendergast,1999）。

四、評論

新韋伯主義基于馬克思•韋伯的官僚科層思想，把決策規則作為企業理論唯一的核心概念，并賦予唯一的定義，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個統一的邏輯框架，對結束當前企業理論的叢林狀態作出了嘗試，統一性地解釋了企業“為何”存在和企業“如何”運行這現代企業理論叢林中的兩個基本問題。特別地，新韋伯主義可以較好地解釋創新型企業：創新（和學習）是一個復雜的決策過程，決策者必須保持認知能力并集中于關鍵決策，認知決策特性具有重復性、復雜性和緊迫性的創新活動應該置于企業內部，而其決策不經常發生、簡單且沒有時間壓力的創新活動應該由市場來組織；創新型（或學習型）企業必須行動規則（how-torules）、協調規則和激勵規則。并且，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為未來的經驗研究提供了可檢驗的命題。

然而，“為何”和“如何”并不是企業理論核心問題的全部，還有“一個最嚴重的理論問題”（F.Knight,1921），那就是規模與效率的關系，即：企業規模（size）可以無限擴大嗎？這與企業邊界（boundary）問題不同，后者是指靜態一般均衡情況下市場與企業的替代關系，而前者是指動態非均衡情況下企業規模與效率的替代關系。Coase（1937）在評價Knight（1921）的企業規模理論時可能只是部分地把握了Knight的本意，其分析起點和分析方法在許多方面與Knight的研究甚至是根本對立的（參見D.Boudreaux和R.Holcombe,1989）。從新韋伯主義企業理論中的科層效率觀點中可以推論，科層的效率只與決策規則及其制定、修改及遵循有關，但是它的分析起點仍然是“Coase的邊界”，而非“Knight的規?！薄.Lewis（1983）、Williamson（1985，2002）、P.Milgrom和J.Roberts（1990）都認為企業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大，代表了當前主流的觀點；李陳華、文啟湘（2004）從流通企業的“復制”（分店擴張）和“選擇性干預”（現代信息控制技術）兩個方面，針對這種主流觀點作出了進一步討論，從某種程度上否定了Williamson等人的“復制和選擇性干預不可能性定理”。

亞當•斯密極端地描述了市場效率的奇妙，而馬克思•韋伯則極端地描述了計劃（科層）效率的奇妙。計劃經濟的失敗可能并不在于其本身的種種缺陷，而在于決策和控制技術上的限制，沃爾瑪作為全球500強的老大，其規模（2630億美元）已經大大超過許多小國家的GDP總額，但經營效率一直很高。新韋伯主義理論和大型企業科層效率實踐，為計劃經濟制度和科層效率思想提出了新的理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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