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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從風險投資運行的金融環境、創設背景與發展歷程兩個方面對中外風險投資機構進行了對比分析,指出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規律和社會角色與政府政策相關。這使它與外國同行相比,在籌資渠道、管理水平、退出途徑等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地位。
關鍵詞:風險投資金融環境創設背景
我國風險投資在經歷了2002年的短暫衰退后,2003年得以迅速反彈,2004年并繼續保持快速發展勢頭。2003年風險投資額達到9.9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137%,2004年風險投資額達到12.6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27.92%。但風險投資在我國蓬勃開展之際,國內風險投資機構及其投資額卻呈現萎縮,風險投資機構由2002年296個縮減到2003年的233個,減少了三分之一強,風險投資機構所籌資金由2002年的582億元下降到2003年的501億元,降低了13.9%,投資額由2002年的1.948億美元減少到2003年的1.69億美元,所占份額由2002年的46.6%下降到2003年的17%。為何我國風險投資的發展呈現如此大的反差?本文試圖從風險投資運行的金融環境、創設背景與發展歷程兩個方面對中外風險投資機構進行對比分析,以期找出我國風險投資弱勢發展的原因所在。
風險投資運行的金融環境
一般理論與經驗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投融資機制,是在特定的金融環境下運行,受金融體系結構、金融市場發展狀況和金融體系運行效率影響。從風險投資的融資角度分析,風險投資需要大量的敢于承擔風險的資金供給者,這些資金供給者或是機構投資者,或是個人投資者,對于他們而言,風險投資只是其進行投資決策、均衡金融資產收益性與安全性的一種手段。當一國出現較多資金供給者通過風險投資來協調其資產的收益性與安全性時,該國往往已經歷了資本市場的充分發展,實現了投資者的資產多樣化和風險承受能力的層次化。風險投資的主要資金供給者——機構投資者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培育與發展。成熟的資本市場往往也意味著存在成熟的產權交易活動,這使風險投資能通過諸如IPO、MBO、M&A等各種途徑退出。
縱覽世界各國的金融體系,可將他們分為兩類,一類以存在發達、活躍的證券市場為標志,這些國家的投融資活動大部分體現在證券市場的交易上,如美國。另一類則是以強大的銀行體系為主宰,主要的投融資活動通過銀行體系進行,如德國和日本。Black•B和Gilson•R在1998年通過對這些國家風險投資與資本市場結構的研究,得出弱的風險投資活動與以銀行融資為主宰的經濟相聯系的結論。美國的風險投資之所以能迅速發展、繁榮就在于美國存在著高度發達、充滿活力的證券市場。
我國的金融環境
真正意義上我國金融體系的建立應始于1984年中國工商銀行的創建,自此后的十多年,我國逐漸建立了自己的銀行體系、保險體系和證券體系,并形成了目前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局面。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逐步過渡為現在的市場經濟,經濟轉型痕跡難免體現在金融體系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并對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造成巨大影響。
我國的證券市場初建于計劃經濟時代,為保持社會主義經濟的國有權,我國上市公司的股份被分割為國有股、法人股和個人股三類,市場上僅允許個人股自由流通與交易。股權分離嚴重阻礙了證券市場的發展,2001年6月我國政府曾試圖減持國有股,以增加證券市場的流動性,但由于經濟轉型帶來的種種困難使政府不得不放棄了這一行動。盡管2004年中期,深圳證券交易所增設了中小企業板,使證券市場的發展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我國證券市場的先天制度缺陷使其難以實現投融資轉換的重任,2003年末,我國共有證券公司33家,資產總額5285億元,資本總市值4.24577萬億元。
我國保險業是受經濟轉型影響最輕的金融行業,國有保險公司較早地通過業務分拆、股份制改造等方式成功實現了管理社會化。保險業在創建后的短短十多年里得到快速發展,到2004年末,保費總額達4318.1億元,保險業總資產達1.18萬億元。但與西方國家相比,保險公司仍不能發揮主要機構投資者作用,一是我國保險公司的投資渠道一直受到嚴格控制,到2004年才允許直接投資股票市場,投資方式、投資額度和投資管理都處于摸索階段,發揮主要機構投資者作用、領導投資方向還有待時日;二是與瑞士5660.3美元和英國4058.5美元的保險密度相比,我國保險密度僅35.3美元,3.33%的保險深度對比英國的13.37%和瑞士的12.74%,都表明我國保險業還處于弱小階段,還需獲得長遠發展。
與證券業和保險業相比,我國銀行業卻規模龐大、體系發達。到2003年末,國內銀行體系包括3個政策性銀行、4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112個城市商業銀行、693個城市信用社、32401個農村信用社,此外,還有204個外國銀行分支行和223個外國銀行辦事處。銀行體系的總資產達到27.64萬億元,遠高于保險資產總額9122.8億元和證券資本總市值4.24577萬億元,占據了我國金融市場84.3%的份額。這也表明在我國金融體系中,銀行部門的主宰地位。在我國銀行體系內部,國有商業銀行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它吸收了65%的國民儲蓄,發放了55%的金融機構貸款,承擔著80%的全社會支付結算業務量。由于歷史原因,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存在著絲絲縷縷、難以割斷的關系,這一方面使得銀行體系的大部分資金流向了國有企業,對我國經濟作出重大貢獻的中小企業和私人部門卻難以獲得資金;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也成為不良貸款的主要來源。盡管政府已采取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外匯注資、股份制改造等方式來解決國有商業銀行存在的不良貸款、資本不足及公司治理問題,但我國銀行體系在逐步滑入市場化軌道過程中,國有商業銀行主宰中國投融資結構的局面仍保持不變,大部分的社會閑置資金仍集中于國有商業銀行,并通過銀行體系提供給國有企業。銀行體系在社會資金配置上的低效性與偏袒性仍將保持時日。
從以上分析得知,我國風險投資運行在一個以國有商業銀行體系為主宰的金融環境中,該環境一方面制約了閑置資金向風險資金的轉移,另一方面擴大了風險資本任務,即作為銀行資金的補充,為眾多的難以從銀行取信的中小企業提供合法資金支持。與外國風險投資機構相比,這一金融環境也決定了我國風險投資機構在融資、投資與退出方面都處于劣勢地位。
風險投資的創設背景與發展歷程
美國風險投資發端于“天使投資”,是民間主體基于對成長型中小企業的利潤預期而自發形成的制度創新。在風險投資的創設與發展過程中,政府主要提供法律與政策支持。這種自下而上誘致性生成的風險投資機構在高投入、高風險、高參與、高收益的投資理念下,充當著風險企業的資金供給者、管理者和服務者的社會角色。風險投資機構多以有限合伙制的組織形式出現,風險投資機構的管理者也是出資者,他以豐富的管理經驗對風險投資機構的運營風險承擔無限責任。
風險投資規模的擴張與收縮很大程度上受風險投資的成功案例與創業板股票市場的表現影響,如1999年惠普、雅虎等成功案例創造了硅谷神話,使美國風險投資額由1998年213.47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546.04億美元,2000年更是扶搖直上到1058.92億美元,但2001年春NASDAQ市場的崩潰使全美的風險投資額陡然降到410.15億美元,2002年、2003年都保持這種下降趨勢,直到2004年才扭轉勢頭,微幅上升到209.41億美元。這一特征也體現在進入我國的國際風險投資機構上,2001年、2002年受到NASDAQ股市走低影響,進入我國的外國風險投資額分別為2.58億美元和2.086億美元,而2003年、2004年受多起我國風險企業成功上市和合并的案例影響,外國風險投資額達到了8.23億美元和7.944億美元。
我國風險投資卻有著全然不同的創設背景與發展歷程。我國風險投資的創造產生于1985年科學技術體制改革,中央政府力圖借此改變研究開發資金由政府計劃撥款的局面,解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緩慢、資金投入不足的問題。這一初創目的不僅決定了我國風險投資獨特的社會角色——提供資金、促進高科技轉化,而且也使隨后的發展歷程——每次快速增長或衰退都與政府決策相關。1992年鄧小平南巡確定了風險投資的發展方向,在各地政府的響應下,1993年末,國內建立了11個風險投資公司,但大多數是由地方政府建立,并附屬于科技部。1998年中央民建“關于盡快發展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的提出掀起了全國各地研究風險投資、設立風險投資公司的熱潮,1999年末風險投資公司有99個,當年新增40個,2000年新創風險投資公司102個,這其中包括部分私營公司和金融機構與企業發起創設的公司。政府資金不再是我國風險投資機構的唯一資金來源,私人部門已開始進入風險投資行業,部分上市公司加入風險投資浪潮,2001年末,我國風險投資中45%的資金來源于公共企業,總額為8.8億美元,42%來自于政府部門,總額為8.36億美元,再有13%來自于私人部門,總額為2.55億美元。風險投資的資金來源開始由政府主宰(2000年占70.2%)轉為公共企業與政府部門幾分秋色。2001年末,當中國證監會宣布延遲開設二板市場的決定,缺乏退出渠道的風險投資公司遭到嚴重的打擊,風險投資額由2001年5.18億美元下降到4.18億美元,下降了19.31%。
2002年政府文件《外資風險投資公司管理條例》草稿的,鼓勵了部分中外合資風險投資公司的建立。2003年、2004年我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及多起風險投資成功退出案例的出現都促進了風險投資快速反彈與增長,2003年風險投資額9.92億美元,2004年12.69億美元,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37%和27.92%。但是如前所述,風險投資機構由2002年的296個縮減到2003年的233個,減少了三分之一強,風險投資機構所籌資金由2002年的582億元下降到了2003年的501億元,降低了13.9%,風險投資額由2002年的1.948億美元減少到2003年的1.69億美元,所占份額由2002年的46.6%下降到2003年的17%。2004年受到中小企業板設立影響,中國風險投資有了較大的增長,風險投資額上升到3.19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89.23%,所占份額也上升到25.2%。
在我國風險資本來源逐漸企業化、私人化的過程中,風險投資機構與其外國同行相比的另一弱點也根源于它特殊的創設背景與發展歷程,即我國風險投資基金管理者基本上都缺乏管理經驗。如前分析,我國許多風險投資機構由政府部門創建,大部分風險投資機構創建于2000年及以后,基金管理者對風險投資項目的選擇及風險企業的管理都缺乏足夠的經驗。在對204個風險投資公司管理者的調查中發現,具有政府官員背景的有48個,原為教授學者的有31個,具有銀行及其他金融背景的有37個,具有國外背景或海歸背景的有13人,只有75個具有企業家背景,占37%。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制約我國風險投資機構發展的因素所在。
我國風險投資是作為國家科技興國政策的一部分由政府強制推行的產物,它運行在以國有商業銀行占統治地位的金融環境中,其發展規律與社會角色更多地與政府政策相關。這使它與國外同行相比,在籌資渠道、管理水平、退出途徑等方面都存在著差異,處于相對劣勢地位。政府在采取措施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時,應重新審視風險投資的定位與政策,應在改善金融環境、促進立法、規范風險投資的發展目標上有所作為。
參考文獻:
1.北京清科公司.中國風險投資統計年報.2004
2.蔡莉,楊如冰.風險資本市場的生成與演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