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承包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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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思想一旦形成，是不易改變的，小人物一旦得勢，也會用他的思想作指導辦自已的事，大人物一旦具有號召力，肯定用他的思想來決策國家大事，實現理想。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他在走城市道路失敗后形成的。鄧小平的農村土地承包到戶，從與劉少奇開始，到江西農場的那條小路上的構思，就根深蒂固的形成了。所以，當他從第一代領導人到做第二代領導人后，他的這種思想就成了當今中國農村的國策了。

億萬農民從共產黨手中接過土地，便開始自己的作業。主席是農民的兒子，同時又是大學問家，他深知農民的苦難，中國上千年的自然經濟，一家一戶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分散在土地上，象散沙經不起巨大的風浪，自然災害就能使農民傾家蕩產。于是他寫了《組織起來》一文指導剛剛幫助共產黨打江山的農民，走共同致富的“金光大道”。他說封建統治者統治農民的方法，就是將一家一戶的分散在土地上，這是私有制存在的基礎。不光是打仗帶兵的行手專家，寫出如《論持久戰》等軍事專著，指導人民軍隊解放全中國。但在種地上，他也勝人一疇。他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于是村村修水渠、打深水井、修建水庫。為戰勝自然災害，做了非常牢固的設施，他信“人定勝天”，中國人“盡舜堯”。他深知刀耕火種的牛耕不是使農民擺脫貧窮與困苦的長久之計，他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于是廣大農村有了東方紅拖拉機代替牛耕馬拉。韶山的煤油燈曾熏過他的鼻孔，在他的指引下，戶戶通電，村村有發電機組。農業要高產，全靠肥當家。他指出了“農業八字憲法”，指導農民科學種田。為了實現農業機械化，他讓農民平整土地，便于機械化耕作。于是，相配套的工業也誕生了，如化肥廠、機械廠等，配合農業生產。而干部經常深入農村從事具體的生產工作，為農民主謀獻策。至今，農業戰線的好旗幟，河南的小劉莊、南街村，江蘇的華西村、天津的大邱莊等仍然是他老人家創建的經濟體制的榜樣。

我們中國人集體失去了記憶，時代創造的輝煌，是同時代任何國家都不可比擬的。那時的中國一窮二白，周邊布滿了敵對勢力，還要還債，后來宣布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國人多么自豪。可能有人提出吃不飽或發糧票布票，我們可以想想：新中國剛成立，國內需清反，又進行了對內對外戰爭，蘇聯在北陳兵百萬，美國越南放槍，老蔣大叫。一邊建設，一邊對外捍衛領土與中國的尊嚴，一邊勒著腰帶還帳，又養活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不計劃亂來行嗎！那時的農民是何等的愛國，又出現了多少勞動模范。要不是組織起來的農民創造財富，恐怕一星兩彈也不好上天與巨響吧！

愛人民，所以人民才愛他。他免費為人民防治疾病，讓“赤腳醫生”盯著你吃防疫藥、注防疫針，于是有了他的《送瘟神》詩作。他知道家畜類是農民的副業收入，同樣也培養獸醫下鄉為農民服務。所以《東方紅》響遍了全球，人民熱愛他。

鄧小平也是農民的兒子，他說他深深的愛著這片土地。他實施了包產到戶制度，平整過的土地又變成了“井田”制，深水井填著了，大型機械被當廢鐵，水渠被扒走了，各種小型工業破產了，醫療隊變成了個體營利門診。不知有人計算過沒有，自實施承包到戶后，基礎設施遭到多大的損失。人心現在也變了，滿腦子的“私”字，毫無公的概念。農民象散沙一樣，不能再組織起來。政府和農民最大最直接最唯一的關系再也不是服務了，而是赤裸裸的管理與被管理，收取稅費的關系。政府官員再不為農民沒法種地、抗旱、防澇、打井、修渠、吃藥打針操心費神了。這些人只要往上級那跑勤點，報告寫好點就足可以升遷。農村一旦遇上自然災害，再沒有抗拒的能力了。因為失去了抗衡的基礎，水庫的水是要掏錢買的，打井是要買單的等。

這也可能是“吃著肉，罵著娘”的原因吧？！但又反過來說：農村這種經濟體制能算上一種經濟制度嗎？這形式能存在多久？農民就這樣散沙一樣，一家一戶的生產著、生活下去？如果說這種形式好，那至今農業戰線的好典型，為什大小報紙沒見到報道一位？！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還該要不要？帶著這種問題，我問過一位村級黨支部書記，他說：“村支部完了！”是的怎么不完了，各管各了，東一個西一個的打工去了。那么實行承包以后的農民真的比承包前過的更好些嗎？筆者引用一位網友的文章來作為說明吧。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十三億人口就有九億農民，可是，很久以來，農民在農村中的生存狀態究竟如何，絕大多數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那場讓整個世界都為之震驚的偉大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自從農村實行了以大包干為標志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生產上連年獲得大豐收，很快就出現了賣糧難，而且冒出了許許多多萬元戶。一時間，中國的農民好像已經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隨著城市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就很少再聽到有關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消息了。不過，稍后就發現，越來越多的農民，放棄了曾視為生命的土地，遠離了曾經日夜廝守的村落和熟悉的農事，寧可忍受寂寞、屈辱與歧視，也要涌進各地城市，于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為上個世紀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異的風景。

這些年，因為致力于報告文學的寫作，我們有機會經常深入各地農村，同時，結交了不少農民朋友，常聽他們聊一些農村里的事。我們發現，原先存留在我們印象中的那一幅幅鄉間風俗畫，不過都是遙遠而虛幻的田園牧歌，或者說，是過慣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對鄉間的一種向往。而現實生活中的農村并非如此，或者說，農民眼中的農村并非如此，他們沒有這樣的閑情逸致，他們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們曾路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個村莊，竟發現那里的許多農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這使我們感到震驚。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賣菜得來的五元錢就過了一個春節，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剛解放那幾年。有位農民扳著指頭給我們算了一筆賬，他說刨去種子、化肥、灌溉、用機械種收以及這稅那費，假如小麥畝產上不到九百斤，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農村能夠達到畝產九百斤小麥的，顯然并不多見，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經是相當不錯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說，如今農民僅靠種地已是難以為繼，但他們卻依然要承擔多如牛毛的各種稅費。

農民們含著淚說：大包干留給我們的好處早就一點一點被掏光了!

我們沒有想到，安徽省最貧窮的地方，會是在江南，是在聞名天下的黃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電話的黃山市休寧縣的白際鄉。在那里，我們吃驚地發現，大山里的農業生產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狀態，農民一年累到頭，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僅攤到五十八元；許多農民住的還是陰暗、潮濕、狹小、破舊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連屋瓦也置不起，房頂還是樹皮蓋的。因為窮，一旦患病，小病強忍，大病等死。全鄉六百二十戶人家，貧困戶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戶，達到百分之八十二點九；全鄉兩千一百八十人，貧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達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這樣一個貧窮的鄉鎮，因為前幾年鄉村干部們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認定已經脫貧，派下來的苛捐雜稅，壓得村民透不過氣；而且，這個鄉的鄉長又是個敲骨吸髓的貪官，就在我們去之前才被法辦。我們在驚訝于貪贓枉法者已是無處不在的同時，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話題的沉重。

離開白際的那天，我們特地選擇了從浙江那邊下山，一路之上，竟也發現，屬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縣中洲鎮，其實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2000年春天，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一封信中說了這樣三句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話，至少說明，我們在安徽省農村所接觸到的，在別的許多地方也同時存在著。李昌平有關“三農”問題的上書，顯然觸動了一個大國總理的心，朱總理曾動情地批復道：‘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于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做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

由此，一個讓我們這些終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今日中國之巨大變化，蓋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場舉世矚目的大變革，既然是億萬農民引領了中國改革的風氣之先，現在怎么又會淪為如此難堪的境地？

不可否認，我們今天已經跨入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時代，然而，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我們面臨的，已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或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新時期執政黨面臨的最大的社會問題。我們確實沒有理由，在城市變得日新月異的今天，忘卻了廣大的農村；沒有九億農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樂觀的經濟統計數字都將失去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德懷特·帕金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至今值得我們深思：對于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經歷的政治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遺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上個世紀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農民，還有個體工商戶和深圳特區的拓荒者。但是當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變成了新生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尋租活動迅速富裕起來的政府官員與勉強可以稱之為群體的城市中產階層，而作為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群體——九億農民，非但不是受益者，還因為增產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今不如昔的局面。我們常常驕傲地宣稱：我們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們的農民為十三億人口提供了足夠的糧食，這不能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偉大貢獻，可是，我們卻往往很少想到，我們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農民才養活了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農業目前還相當落后，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水平還很低。

聯合國發表過一份《人類發展報告》，這份報告將全球一百六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按照發展指數的高低排名，中國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這個名次是很令人沮喪的。當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這種突飛猛進，已經創造出了當今世界經濟增長的奇跡的時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茵，卻在注視著我國的農業問題，他曾對中國的訪問者說，中國經濟有兩大問題：一是農業，二是人口；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也說過相同的話：中國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太低。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我國未來現代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經關系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關系到我們現有的現代化水平能不能維持，關系到我們通過二十多年努力奮斗好不容易創造出的改革開放的成果有可能毀于一旦的嚴峻問題！

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們的文學應該時刻保持與現實生活的對話。面對如此嚴峻的問題，作家不應該缺席。因此，從二000年十月一日開始，我們從合肥出發，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個縣市的廣大農村，隨后，又盡可能地走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從事三農工作研究和實踐的專家及政府官員，作了一次長達兩年之久的艱苦調查。

我們從不懷疑，安徽省的農村面貌，在全國十二個農業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農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中，就更具有典型意義。因為被稱作新中國農村三大改革的、大包干和農村稅費改革，后兩項改革，就源自安徽。朱總理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在農業的問題上，在中央要對農業做出重大的決策時，我往往是會到安徽來調查研究的。可以說，我們許多成功的經驗都是從安徽來的，安徽為中國的農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也說過：事關農村的政策問題，我就想到安徽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因為這里有許多熟悉情況、又敢于發表意見的同志。我每次來都很有收獲。因此，我們走進安徽的廣大農村，其實也就是在走近中國的農民。

我們本來就是農民的后代，并且都在農村度過了無瑕的童年歲月，今天，當我們奔走在已經變得陌生的田野，卻依然像回到母親的懷抱，內心的沖動幾乎要溢出滿眼的淚水。這種與大自然血肉般的親情，是我們進入城市以后再也沒有感受過的。

但是，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

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并非到處歌舞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眾。現在許多人沒有離開過大城市，以為全中國都像北京、上海那個樣子，有些外國人來了，一看，也以為中國都是那個樣子。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要說，我們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我們甚至沒有想到，這次安徽省率先進行的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工作，會是和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樣的驚心動魄；我們的采寫工作又幾乎是和這場改革同步進行的，勢必注定我們的工作會和這場改革一樣的激動人心，一樣的懸念叢生，一樣的充滿著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試點一樣地停頓下來，作痛苦的思考，將原有的計劃打破。

我們同樣不可能想到，問題嚴峻到我們竟不止一次地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氣，懷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課題，作家能夠勝任嗎？現在，當我們開始講述關于中國農業、農村、農民故事的時候，便首先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我們知道只有平靜與從容，才可能挽住我們心中曾經無數次涌動過的波瀾……”這就是現狀，中國農民的現狀。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強調了增強政府服務職能，要從“全能型”轉向“服務型”，這是政府管理經濟方式上的重大改革，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實現政府角色的轉變，確立服務型政府的新定位。如果這種生產方式長期不變，勢必與《決定》不屬，也建立不起良好的黨群、干群關系。黨在農村的作用及威望會受到大大的影響，黨的最基層組織也會慢慢的渙散。因此，我認為，農村承包到戶的經濟體制雖然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不是長治久安的大計。中國農業大國，農民最多，從出于社會治安、江山社稷考慮，應該是解決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