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安全觀哲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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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對新安全觀的探討不能局限于國際關系學領域,需要更多學科的關注。新安全觀是反思并力圖超越現代安全觀的產物。現代安全觀的前提條件是,在絕對信任科學和理性的基礎上,對民族國家保護社會和人們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絕對信任。但資本的全球化使現代安全觀的存在條件陷入困境: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人們理性無法控制的風險后果,民族國家無力保障社會和人們的安全,個體對本體性安全充滿焦慮。然而,以人的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觀還處于爭論和探索中,還無法完全超越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現代安全觀,其根源在于,作為其觀念基礎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態尚未確立。
在當今的全球化時代,隨著自然和人為的危機事件頻繁出現,學術界越來越關注安全議題,但只有國際關系和國際政治學才真正把新出現的各種安全問題作為專門的研究對象,即"新安全觀"或"非傳統安全觀"。他們敏銳地洞察到,以國家安全為終極目標和運作軸心的現代安全觀已經難以解釋和解決當今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安全問題,只有發展一種新安全觀才能有效適應在政治、經濟、社會、信息、環境等方面出現的各種不安全現象。然而,人類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處于這個不安全的全球化時代,這個歷史性難題不是一門學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幾乎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甚至是自然科學的足夠重視。因為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類最低層次的兩種需求,人類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難以進一步追求和實現更高層次的需求,如歸屬和愛、尊重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文章緣于不滿足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兩個相關問題的解釋:一、新安全觀為何興起。國際關系學者對新安全觀興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認為是后冷戰時代國家非軍事競爭、舊國際秩序解體、各種非政府組織推動等現實因素混合的產物。但我們認為這只是新安全觀興起的表面現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現代安全觀的運作條件和價值基礎在全球化時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觀興起的過程就是對現代安全觀的全面反思過程。那么,構成現代安全觀的要素在全球化時代出現哪些問題?二、新興起的安全觀為何還無法超越現代安全觀。許多國際關系學者從現實主義的方法論指出,當前國際社會的復雜形勢仍然需要把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置于安全問題的首位。我們認為,除此之外,還有更深層次的理論原因,即試圖取代現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態還沒有確立,從而缺乏支撐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礎。
一、現代安全觀的確立
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安全是一種人們在與自然和社會交往過程中從恐懼和焦慮中擺脫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但相背反的是,現代西方的安全觀卻更多集中于民族國家的宏觀層面,而不是人們生活的微觀層面。這涉及到現代安全觀的確立過程。
人類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尋求確定性的安全感:一種是聽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們通過尋求古老的傳說和習俗來使自身的行為順應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規律,如果仍然無法擺脫外部世界的威脅,也只好聽天由命;另一種是人定勝天的科學模式,即通過發明藝術和工具,把社會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圍之外。西方傳統社會向近代變遷的過程中,科學逐步取代宗教的統治地位,它把社會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種問題,并通過尋找合乎理性邏輯的真理來解決問題。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決問題的科學為新興資產階級提供一種新的世界觀和認識論,并且成為一種證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識基礎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學和理性達到的領域的不斷擴大,增強人類控制和改善生存環境的能力,使人類相信,完全可以通過理性和科學的力量來認識并控制不確定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與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深刻體現出對科學和理性的雙重信仰:不僅是客觀認識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徑,而且是按照人們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過科學和理性,人類不僅可以客觀認識社會和自然界的內在本質和規律,而且可以創造出一種能夠改造主觀和客觀世界的社會秩序。所以,現代社會對理性和科學的絕對信任大大滿足了人們對安全和確定性的價值訴求。
然而,如何把這種對科學和理性的絕對信仰轉化成為一種可操作的制度設計和制度框架,以此確保人們安全生活的長期穩定和有序,這是啟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問題。所以建構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及其憲政制度就成為解決社會中人為不確定性的最重要機制。在傳統結構趨于解體的中世紀后期,連綿不斷的戰爭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會類似于一種"自然狀態"中,尋求滿足人們安全需求的穩定秩序成為當下最大的現實問題。霍布斯、盧梭、洛克等啟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們把全部或部分權力交給第三方即國家。國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為唯一享有暴力壟斷權的機構,根據人們的意愿科學制定一套嚴格的法律制度體系,以此威懾和規范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的公共行為,使社會進入一種秩序良好的安全狀態。這既可以組織人們共同抵御自然災害的威脅,可以防范來自國家外部的人為威脅。只有把個人安全問題上升為國家安全問題的合法性來源確立之后,現代西方的政治學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來限制國家權力與保障個人權利。西方世界從此發明出一種思維邏輯或常識:在無序的國際社會中,民族國家成為保障國內社會安全和人們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確保民族國家的安全首當其沖成為思考社會和人們生活所有問題的前提。這是現代安全觀的認識論基礎。
那么,為什么理性的人們從不擔憂而是絕對信任民族國家能長期保障他們的安全呢?這就關系到西方世界的現代安全觀如何把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的安全問題統一起來。
首先是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安全。西方的現代民族國家發育并成長于諸多悖論中,這注定了國家安全成為現代安全理論和實踐的最重要內容。一方面,民族國家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不得不遵從"叢林法則":民族國家的功能是確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卻使國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保持"自然狀態"、遵守弱肉強食的野蠻統治。這表明,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無法在世界范圍內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總體性范疇。另一方面,國家人為攝制的邊界與民族自然積淀的邊界之間相背反。現代國家是以民族主義為政治原則,而民族主義"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場所。但現實的國家和民族并沒有那么理性地對稱,因而,政治單位為了國家領土主權的統一,只有采取殺戮、驅逐或同化所有的異族。此外還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權與國家局部的絕對主權之間的矛盾、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等等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國家不僅傾注大量的資源和科技力量來開發先進的、更具威懾力的軍事裝備增強國防和提升國際地位,而且還要與其他國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過國際法體系來保護國家安全。當然,民族國家的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國際關系作為一門學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視國家安全問題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會在政治國家中的安全問題。社會的安全不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場決定的"叢林法則",免于政治國家的過分干預,而且還要維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習俗等認同為核心的社會自主運轉,免于專制政治造成社會國家化。理論和經驗表明,主要有兩條確保社會自主的途徑:其一是通過憲政民主制度來提防國家權力走向專制主義,這是保障社會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憲政的實施意味著遵循國家與社會分離的原則,通過憲法限制國家權力擴張并保障公民政治經濟權利和自由。相反,在諸如德國法西斯主義和蘇聯集權主義這些沒有通過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國家權力的國家里,不僅社會中各種自主組織、文化和族群等在國家控制下喪失安全感,而且這種作為現代民族國家變異的國家體制在國際社會更沒有安全感,最終走向滅亡;其二是通過和平或激進的社會運動來確保社會安全。民族國家的權力過分干預社會自主性,或者國家無能力解決社會的公共安全問題,民眾將運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以有組織、非暴力的社會運動方式強烈反對甚至推翻政黨當局的統治,并按照多數決定的原則改革政府和國家權力結構。
最后,關鍵是人們在民族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安全問題。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標準和終極的目的都是提升人們生活的確定性安全。國家使人們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過完整的法律體系保障人們各種平等權利,通過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社會是通過人們自主建立各種社團組織,結合成緊密的社會交往網絡,成為表達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臺,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國家權力干預。這樣,現想的安全觀的邏輯關系是,民族國家在國際關系中的安全、社會在國家統治過程中的安全以及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構成一種線性的正相關關系,而作為最無力保障自身安全的個體則處于國家與社會的雙層保護之中。
總之,西方近代以來所形成的
現代安全觀是,在絕對信任人定勝天的理性主義思維和科學技術推動人類進步的科學主義思維的基礎上,絕對信任民族國家和政府保障社會安全與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現代安全觀的破解
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現代安全觀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后得到鞏固,伴隨著資本主義全球擴張而成為一種世界普及性的觀念。然而,隨著工業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不斷為其消極后果所抵消,隨著科學本身導致人之理性無法預測的風險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發充滿不確定性,人們發現,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國家越來越不可靠,無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蝕和內部認同的沖突,喪失國家保護的社會也無法保持穩定,人們的生活也從此失去保障。這些不確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現代安全觀神話。
首先是科學的不確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預測風險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現代科學是一種確定性的生活態度,是把人類對傳統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來的基本武器,而人們可以通過理性的力量來控制自然和社會的發展秩序。然而,科學與理性的擴張給人類帶來許多不安全和不確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確定性的科學和理性本身是不確定的。高度專業化的科學知識愈發注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復雜性、模糊性和離散性特征,因此科學往往被指責為不是現實世界的客觀反映,而是各種觀念形態的理論解釋。理性的力量不僅無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預測的活動,如海嘯、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產生非理性的災難性后果,如戰爭和屠殺等。另一方面,不僅各種科學技術發明本身相互抵觸而愈發充滿不確定性,而且科學對環境、生態、經濟和社會等造成危害是無法估量的,是產生風險的重要根源,因此,人類安全需要科學但科學同時又制造新的不安全。這種自反性的悖論對理性也適用:所有解決問題的理性努力帶來新的問題,風險隨著我們的理性權力而增長,并且人類理性越來越難以控制與預測科學帶來的各種意外后果。由此,貝克指出,現代世界已經進入一個由危機引導的全球風險社會。
其次是民族國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興起的民族國家是理性國家機器在通過民族主義尋求其管轄的領土原則、暴力的合法性原則、統治的認同原則的產物,是國家與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結果。民族國家盡管在19世紀晚期出現衰敗,但這種跡象卻為世界戰爭和美蘇陣營的二元對立所蒙蔽。在蘇東劇變后,民族主義的風起云涌和資本全球化的加劇正徹底撕裂民族與國家重溫結合的圖景。所以,鮑曼認為,盡管分離依舊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但如果與西方近代之初實現政教分離而結束漫長中世紀的教會政治那樣,那么,民族與國家的分離在新時代預示著什么?這種分離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民族認同的弱化。國家把經濟功能轉讓給全球化的市場,把文化功能回歸到地方化的族群,這使民族認同喪失其在政治國家中的特權位置,在總體上喪失許多曾擁有的主權而不再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二是衡量國家能力的標準不是民族主義的力量而是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為了政治和社會秩序的連貫性,國家被迫放棄具有歸屬感和確定性意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轉而成為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監管員"。全球資本允許和期望國家擔當唯一的經濟任務是,國家更有力地干預企業的管理,要求保護環境和人權,抵制市場惡性競爭的無序后果。顯然,逐漸喪失民族、經濟和文化領導權的國家在性質和目標上已脫離規范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因此在安全主題上也發生巨大變化。美國的9·11事件表明,幾乎所有國家都無法確保在國際社會的安全地位,無法保障國內的社會安全和人們生活的安全。而作為主要安全議題的恐怖主義使所有國家陷入尷尬境地:國家如果運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監視和控制社會的運作和人們的生活,則侵犯法律規定人們的各種自由權利,但同樣運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義卻無孔不入。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無法確保自身絕對的安全,國家、社會、個人各層面和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環境各領域都處于不安全的狀態。
其三是社會的不穩定性。在安全研究專家奧利·維夫看來,社會安全是"關于巨大的、自我持續認同的群體安全",而安全的議程則是由不同時空的不同行為主體來規定。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原本在民族國家范圍內運作的資本主義已經擴展到全球市場,以經濟自主運行、文化認同和人際交往網絡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也難以與以領土邊界為特征的民族國家保持同質性的統一。阿爾布勞指出,經濟全球化使社會從民族國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這種失去民族國家保護和調控的社會充滿不確定性,不僅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和信息技術瞬間性匯集的全球各種風險因素足以引起社會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認同為目標的各種社會運動、極端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使確保社會平穩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難以奏效。這些公共危機都是威脅到當代西方社會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國家保護社會安全的能力下降,無法通過社會整合和政治一體化來維護社會秩序,所以社會安全的行為主體不只是某個或幾個文化族群和社團組織,而是全球范圍內被風險和危機意識啟蒙的人們。我們或許可以說,以認同為核心的社會安全受到一種結構性的威脅,而這種威脅無法上升為國家安全層面來解決,也無法通過社會組織自身來消解。
最后是人們生活的無保障性。聯合國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滿足人類生存基本需求的經濟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區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這個不安全的全球化時代,原來屬于民族國家和社會雙重保護下的人的安全問題現在卻不得不由一種超國家組織來呼吁和關注。這表明,國家的制度設計、行動方案和觀念形態以及社會結構安排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安全問題,社會中焦慮的個體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環境中主觀和客觀的不確定性,并且不得不"用個人傳記式的解決方法來處理系統性的矛盾"。個體在主觀上面對的人為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于犯罪、、貧困、傳染病、暴力和戰爭等,而客觀上的不確定性除了自然災害之后還有科學帶來的各種風險,如核危機、傳染病和轉基因食品等。同時,在上世紀80年代西方福利國家出現危機之后,國家和社會把包括科學和理性產生的各種矛盾和沖突都拋給個體來選擇,個體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識水平,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市場中對教育、醫療、就業等問題的策略做出艱難選擇。這樣,個體的生活失去了科學和理性的知識基礎,也失去國家和社會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臨風險社會中各種不安全的因素。其結果必然是,個體對自身存在的焦慮,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討的"本體性安全"問題:"人為的不確定性"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使個體心理上產生一種無力感,使個體的無意識和情感深處感受到一種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從而對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懷疑和焦慮。
總之,在全球化時代,結構功能衰微的民族國家既無法通過軍事暴力的方式來確保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安全地位,在國內也無法維系穩固的社會安全和社會認同;同樣,脫離民族國家保護外殼的社會不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種社團組織直接參與全球多元競爭主體的博弈,而且還加劇剝離了個體生活的確定性保障。正是由于喪失了國家和社會的雙層保護,所有個體不得不直接面臨并力圖尋求解決各種安全問題的生存策略。在這種意義上,建立在絕對信任科學理性基礎上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的現代安全觀無法適應新的時代,必然為新的安全觀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觀
在全球化時代,由于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現代安全觀無法滿足社會和人們生活對安全的需求,西方許多非政府組織和學者開始發展出一種以人的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觀。他們把安全研究的重點從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轉移到威脅人類生存安全的各種非國家行為主體上,包括恐怖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環境生態惡化、自然災害、科技發展帶來的各種風險。在他們看來,安全的主體發生巨大變化:由國家擴展到人類整體,無論國籍、膚色、種族和階層的所有作為類的人都是安全的主體和實現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層次已改變:從宏觀層面的國家結構和軍事裝備下降到微觀層面的社會個體,個體對外在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的主觀感知成為衡量安全程度的標準。
然而,在有著思想多元化氛圍的西方學術界,對這種新安全觀的認識有很大差異和爭議,更有學者批評到,這種排斥國家主導的"人的安全"定義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為一種空洞的口號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較而言,目前中國研究安全問題的學者如布贊、維夫和懷爾德所認為的那樣,基本上還是保持一種以國家中心主義為特征的現實主義立場對待新安全觀,繼續以一種物質主義的視角考察在全球化時代新出現的安全問題。所以,一般都認為,不僅復雜的國際形勢仍然需要把國家和軍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許多自然災害和科技風險所造成的天災人禍都需要國家建立公共安全機構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這種意義上來,他們認為,新安全觀與現代安全觀之間不是超越而是補充關系,必須繼續把研究重心以國家安全為主題的現代安全觀。
固然,新安全觀還無法超越或取代現代安全觀,還只是處于一種理論探索和價值訴求中的新觀念形態。但我們發現,發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觀更有其深層次的理論原因。這是因為,在人類歷史變遷中的安全問題總是與政治緊密聯系在一起。維夫從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規則和政治結構的一種途徑,實際上就是一種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倫特則從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著"一切事情都必須通過言辭和勸說(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過強力和暴力來決定。"這表明,政治有一個重要安全功能:通過協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規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穩定和不安全的人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體之外,從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規化。我們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重視研究古希臘城邦的興衰和安危問題,而現代西方學者則把國家安全和軍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國家的結構和功能日益衰敗的全球化時代,以民族國家為認知基礎和價值前提的現代政治理論已喪失啟蒙時代那種強勁的解釋力,相應地,西方近代以來傾力于民族國家安全的現代安全觀也必然難以續存。在此現實和理論背景下,西方許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圖超越現代政治觀,進而根據自己的理論邏輯開始尋找一種能適應并解決全球化時代新問題的新政治觀,如吉登斯試圖主張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條道路"的現實策略來超越現代政治(他稱之為"解放政治"),貝克宣揚超越現代黨派政治的"亞政治",而鮑曼則試圖回歸共和政治來取代現代的集權政治。這些新政治觀之間同樣存在很大差異和爭執,也還只是一種理論探討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為主題的新安全觀只有新的政治形態在現實世界得以確立之后才能成為一種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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