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建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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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文明是一個有著深刻內涵和豐富外延、具有相當解釋力和包容力的特定范疇。從性質上看，政治文明既有反映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一面，又有基于各國社會形態、社會制度和階級關系以及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不同而呈現出的多樣性或民族性的一面。中國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東方大國，在政治文明建設過程中，既要借鑒體現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共性的優秀成果，更應始終立足于中國國情，積極穩妥地推進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現實契合和良性互動。

關鍵詞：政治文明/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

作為人類文明中的政治層面，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智慧的結晶和政治發展程度的主要標志，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改造社會和實現自身完善和提高過程中創造和積累的所有積極政治成果，是與先進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發展需要相適應的政治進步狀態。(注：鄭慧：《政治文明：涵義、特征與戰略目標》，《政治學研究》2002年第3期。)它集中表現為人們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關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實現程度。從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政治文明是一個有著深刻內涵和豐富外延、具有相當解釋力和包容力的特定范疇，它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密切相關但又相對獨立，涵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等概念，統合政治意識或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等層面(注：一般認為，政治文明大體包括政治意識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為文明三個部分。其中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縱括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的政治發展的全部歷史進程，甄別社會政治生活的各種不同形態以及同一政治形態的不同發展程度。從靜態上看，政治文明表現為一個多層次的復合結構；從動態上看，政治文明又處于不斷的演進中；從性質上看，政治文明既有反映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一面，又有基于各國社會形態、社會制度和階級關系以及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條件不同而呈現出的多樣性或民族性的一面。本文著重從政治文明的共性和個性的結合上，探討政治文明建設的中國特色。

政治文明的共性和個性

作為人類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政治文明的交融與對話是一切政治文明生成與發展的共性，各文明因子的相互滲透、借鑒、融合、交流和影響構成了政治文明發生、發展的亮麗景觀，這決定了人類政治文明應該也必然具有某些超越國界或地域的共性或曰世界性，如人民主權的思想和原則、法制和法治原則和成果、普選制及其產生的代議機構、以憲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確認的民主制度、對權力制約和監督的機制、公民的政治參與制度、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行為規范等等。這些共性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體現了人類對政治生活規律性的深刻體認(注：這種政治規律性的認識，典型如對政治權力的認識和判斷：“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盇cton,Lord,EssaysOnFreedomandPower,TheBeaconPress,1948,pp.14～15。)，對世界各國具有一定的普適性和開放性。它們并非西方國家的“專利”，發展中國家當然可以借鑒。(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頁。)列寧曾強調要把“資本主義所積累的一切最豐富的、從歷史的角度講對我們是必然所需的全部文化、知識和技術由資本主義的工具變成社會主義的工具”(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頁。)。這一論斷在全球化趨勢日益凸顯的今天尤為重要。對此馬克思早有預見：“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一定要走向“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賴”狀態。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在《政治文明：東方與西方》一文中也認為，專制體制雖然在過去數千年中富有生命力，但作為政府管理體制對于未來的人類文明來說是不適當的。在他看來，人類政治文明的基礎是公正、正義、互利和互信準則。(注：文特森•奧斯特羅姆：《政治文明：東方與西方》，《公共論叢》第3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81～282頁。)它們構成了人類不同政治文明單元深刻溝通和互動的邏輯前提和基礎。

但另一方面，文明作為以共同心靈結構為內核的人類文化群落，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獨立生長起來的，不同的文明形態有其異質性和獨特的構造結構。各種文明在涓涓源頭，就顯現了獨特的資質和稟賦。因此各文明單元(特別是政治文明)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和難以消解的。一定社會形態的國家政治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它具有一定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原生形態。這樣的原生形態是一個民族自己的創造，是國家政治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展的歷史起點。后來的發展固然要對國家政權的原生形態進行揚棄，但也必定會汲取和發揚其中合理的成份，并使之形成本國政治文明的若干特點，從而表現出政治文明的個性或曰多樣性和民族性。它們構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動力。從根本上說，正是多樣性、民族性才構成了開放性的必要和世界性的色彩。決定各國政治文明民族特色的因素，概言之就是各國的國情，它主要包括本國社會政治發展現階段的具體實際，本國歷史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本國政治發展的歷史連續性等幾方面的內容。(注：金太軍：《政治文明：歷史發展與中國特色》，《政治學研究》2002年第3期。)

許多著名的政治哲學家都曾強調政治制度的設計必須與一國的國民性相適應。密爾明確指出，理想上最好的代議制政府形式對進步程度愈高的國家愈適用。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文明發展(集中表現為民主化)的道路不是一種類型或模式，而是各種不同的因素在各國特定組合?！霸谟鲗У囊蛩厥枪I化，它促使產生民主化，許久以后又促使產生科層化。在法國，主導因素是科層化和民主化的綜合，工業化則是以后才到來的，其影響力也較小。在普魯士(德國)，則是科層化和戒嚴化相結合帶來的現代化，民主化始終是缺乏的?！?注：塞繆爾•亨廷頓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11頁。)“民主化是相對的事物，總體的現代化。它指的是對原先在這方面或那方面‘不民主’局面的一種改革。民主化過程中的重點，一般來說，除了那些本質上有助于民主的組成部分之外，應放在那些代表特定社會的傳統組合中體現不夠的組成部分上。例如，在很長時間內，德國有必要加強來自基層的參與；法國有必要對行政管理加以有效的控制；英國和美國則有必要建立一套社會服務和國家干預的基本制度。在聯邦制國家，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權是擴大民主潛力的一個要素，而在中央集權制國家，這個要素則是地方分權和權力下放?！?注：塞繆爾•亨廷頓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11頁。)這就是說，不同的民主或政治文明發展模式與類型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各國各自的歷史經驗的組合相適應的。政治發展理論家亨廷頓甚至斷言：“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的構成要素“也許可以在其他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個，但是作為總體，它們僅存在于西方之中”。(注：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序第5頁。)亨廷頓的看法雖有“西方優越論”的嫌疑，但也不乏真知灼見：西方的政治文明包括民主離不開特定的國情，發展中國家可以借鑒，卻很難照搬。連對美國民主有精深研究并推崇備至的托克維爾也“決不認為，美國人發現的統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惟一形式”(注：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362頁。)。

在亞洲，主政新加坡三十年之久并取得輝煌經濟成就的前總理李光耀積一生之政治經驗，提出了一個帶總結性的論點：“我不認為通往民主的道路只有一條，也不認為只有一種民主”。(注：轉引自楊建平《法治民主：后發國家的政治選擇》，《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6期。)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更明確指出：“無論革命還是建設，都要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當然，作為現代政治文明核心的民主不等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在其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的革命中為現代民主政治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同時也給現代民主打上自己階級的烙印，但是，現代民主畢竟是整個社會進步階級、階層，特別是勞動者階級共同奮斗的成果，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F代民主外在實現于資產階級的具體民主當中，“資產階級民主”這一范疇除了民主的資產階級統治性質，還有社會主義政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現代政治文明成分，我們要摒棄的是資產階級的具體民主，“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注：：《為把黨建設成更加堅強的工人階級先鋒隊而斗爭》，《求是》1990年第13期。)，要繼承的則是實現這一具體民主中的現代民主規則。(注：周毅之：《通向政治文明的理論路徑——鄧小平在現代文明積累的視域中審視社會主義政治發展的哲學思路》，《南京社會科學》2002年第10期。)

實踐中，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國特別是西方的政治文明時，不能不仔細考察其特定的孕育背景，不能不認真研究其與本國國情的契合條件。任何一種政治文明都只能是一定政治生態環境的產物(注：正是對政治與其環境間的互動關系進行生態學的研究，促成了生態政治學這一政治學分支學科的興起。)，都必然受制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經濟結構。上述政治文明建設的共性、開放性和世界性，是指它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而不意味著彼此同一和重復；不意味著只能采取單一模式，只能走一種道路。在一些社會主義或第三世界國家不乏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最終失敗的先例。這種成長于西方土壤的政治文明模式在第三世界無不以“水土不服”而難以生根，或被改頭換面成為傳統政治模式的外在形式。如前蘇聯照搬西方推行所謂的“激進式改革”所導致的經濟大幅度滑坡；非洲的某些小國效仿西方，幾十甚至上百個政黨爭權奪利，上演了一出出“民主”鬧劇，其結果更是經濟的衰退和社會的動蕩，這些實例都從反面證明了西方模式的非普適性。

政治文明建設的中國特色

在中國這樣一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特殊國情的東方大國，建設和發展政治文明，更應保持鮮明的本國特色。政治文明建設的中國特色集中表現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注：關于政治文明建設中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辯證關系，可參見李慎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經濟日報》2002年12月2日。)換言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三大支點和三大基本特征，共同組成了其基本結構。

首先，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首要內容和突出特色。眾所周知，政黨政治的出現和不斷發展是近代以來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產物，是人類政治文明共性的重要體現，但這并不意味政黨政治只能有一種模式。一黨制和多黨制并不是區分民主與否的根本標準，更不是度量政治文明發展程度的惟一尺度。其實，一個國家究竟實行哪種政黨制度形式，并不是由哪個黨的主觀愿望決定的，而是該國的階級性質、該國不同歷史時期或同一歷史時期不同歷史階段中各階級階層的力量對比以及政黨實力的強弱、各國的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以及所處的國際環境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既符合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規律，也順應了中國人民盼望政治穩定、加速發展經濟文化的迫切要求，體現了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是高度統一的。(注：李鐵映：《關于民主理論的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

作為現階段中國政治文明建設重要一環和基本途徑的政治體制改革，本身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制定并實施的改革開放總體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進行改革的自覺意識。企圖繞開共產黨的領導或者在共產黨之外另起爐灶，尋求所謂“體制外突破”，這只能是使政治體制改革從根本上失去可能性。從世界范圍看，政黨政治與民主政治是現代政治文明并行不悖、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缺少一個或若干個比較成熟的政黨在政治系統中的領導作用，不但政治領域的改革和政治文明的發展難以為繼，而且還會造成國家和社會的混亂和失序。這已為近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所一再證明。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共產黨是中國的惟一執政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及權力中心，中國的歷史傳統與政治文化的特殊屬性(注：金太軍：《論當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人文雜志》1998年第5期。)、超大規模社會的現實狀況和后現代化國家的歷史處境等具體國情，都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都關鍵在共產黨，政治體制改革自然也不例外。中國共產黨是近代以來經過若干歷史挫折而最終積累起來的最寶貴的政治資源，她不僅有七千萬黨員，其黨員遍布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集中了當代中國最杰出的人才(注：擁有6451萬名黨員、348萬個組織的中共，集中了中國的絕大多數精英，包括多數甚至絕大多數各級國家機關的領導者和工作人員、知識分子、企事業單位的經營者和管理人員以及先進生產者、勞動模范等。)，而且還具有健全的網絡化組織以及強大的意識形態影響力和無與倫比的號召力。特別是黨的政治領導層具備深邃且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具備體悟歷史發展進程、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種理性意識和前瞻意識，對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歷史地位有著深刻的理解，對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有著清醒的認識，對現有的政治體制及其弊端也有正確的分析，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強烈的緊迫感和自覺意識。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有能力領導并切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才能制定切實可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包括有計劃地選擇改革時機，確定改革目標，制定改革策略，有步驟地推進改革進程，并隨時調控改革的規模和速度，力求避免任何突發的和不可控的事件和行為。這是保證政治體制改革獲得成功的基本條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教訓證明，以執政黨權威建構為基點支撐政治體系權威性，而不是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和基本要求。(注：王俊拴：《當代中國政治體系權威性建構的基本特色》，《政治學研究》2002年第2期。)

其次，人民當家作主是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落腳點，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根本屬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權力至上、人民當家作主不僅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人民更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主體力量，因此，發揚人民民主是推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在我國，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國家政治制度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的發展和完善是衡量整個國家政治制度乃至政治文明建設水平和完善程度的主要標志之一。

眾所周知，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西方三權分立構架下的議會制不同，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是全權的、至上的、不可制衡的。(注：中國的全國人大的最高國家權力地位是僅就國家機構系統內部而言的，它表現的是憲政結構；若著眼于實際的政治過程，國家的最高權力的擁有者是作為惟一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它表現的是黨政結構。憲政結構與黨政結構相結合，并以黨政結構為核心，構成了中國政治系統的主體部分，無論是憲政結構還是黨政結構又都通過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在反映和代表人民(社會)的利益和愿望上取得了根本的一致，從而體現了執政黨和國家機關的人民性質。)從制度和憲法規范來看，中國的人大制度更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原則，因為在這種制度下人民通過選舉產生并接受自己監督的人民代表大會來控制和支配行政和司法機構，以保證整個國家權力體現人民的意志，它既可以避免出現代議機構變成馬克思所抨擊的那種無聊的“清談館”，又可以防止行政權因不受人民掌握而蛻變成壓迫人民的“利維坦”，有利于消除滋生腐敗的體制性根源，拓寬公民參政議政渠道，健全民主監督機制等等?？梢姡瑥闹贫仍O計的初衷及其文本規范來看，人民代表大會制是一種高度民主的制度安排。從制度的實際運作來看，西方三權分立體制中愈演愈烈的黨派爭拗、相互扯皮、相互掣肘，是不容否認的制度缺陷。在已經建立市場機制、形成社會自調節的發達國家，這種制度缺陷可能不會造成大的破壞；但在進行趕超型經濟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它就足以延誤發展，甚至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

當然，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1954年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至今還不到50年，同西方有300多年歷史的議會制度相比，在一些具體方面還不成熟。特別是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全權地位并沒有從一項憲法原則完全轉變為一種制度實踐，除立法權外，重大事項決定權、對一府兩院的監督權和重要人事任免權等憲法賦予人大的權力還沒有完全落實，其人員配備、機構設置和法律規定等方面均有與其職能不相適應的地方，等等。這就需要進一步從制度上、程序上保證人大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確保人大切實履行重大事項的決定權和對由它產生的其他國家機關的監督權。包括加強人大的法律監督、工作監督和人事監督機制，建立或健全相應的組織機構等等(注：金太軍：《政治的基本問題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文史哲》2000年第5期。)。這是健全、完善人大制度的基礎性工作，也是推動當代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最寶貴的體制內政治資源之一。

再次，依法治國是完善黨的領導和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基本途徑，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法制保障和政治文明發展水平的衡量尺度。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相統一的體現，依法治國作為黨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指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建立和健全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相適應的具體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其內容既包括在宏觀政治結構中把黨、政權組織同其他社會組織的關系，各國家政權組織之間的關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層之間的關系，依據民主原則形成明確的制度規范；又包括在微觀政治結構和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把民主原則同執政黨的領導方式、組織方式聯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項職能和工作聯系在一起，同各級領導干部的選拔任用聯系在一起，同人民群眾的民主實踐聯系在一起，用溝通、創議、協商、選舉、決策、監督、罷免、復決等法治化、制度化的程序來體現人民對國家的統治權和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讓人民循著制度、規范和程序行使民主權利，并依憑這些制度、規范和程序來保證人民參與的有序化、穩定化。特別是執政黨要在憲法與法律的范圍內，充分尊重和利用現存的制度安排和合法程序，積極主動地履行制定施政綱領、提名和推選國家機關候選人、動員選舉和投票、組織政府、實施政綱、把黨的意志變為國家意志等綜合政治功能，切實保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的實現，從而將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統一而不是對立起來。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正在不斷完善發展、走向成熟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