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回族文學民間藝術的悲劇意識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論回族文學民間藝術的悲劇意識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回族文學新時期以來民族題材書寫過程中，作家們不是單純的“進入”而是以審慎地反思為前提，民族的歷史遭遇、現實處境及文化等多方面的“思考過程中,大都展現出一種強悍意志和悲劇狀態。”這一過程也是重新認識自己民族的過程，從此前的“忽視”、“表層”狀態走出而進入民族心靈深處，在民族文化的深層思考中顯現民族精神。但是，沉重的歷史與窘迫的現實使作家不由得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悲情,悲劇意識是作家深入民族生活和民族心靈的重要方式。悲劇感是此期間及其后多數作品的審美傾向，“對當代回族文學來說，悲劇和崇高則是一種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文學類型和美學風尚。”由此“發現”了民族塵封的一面。但是除部分作品如張承志《心靈史》《黑駿馬》、霍達《穆斯林的葬禮》、唐英超《大阿訇》、馮福寬《大遷徙》、馬治中《馬五哥與尕豆妹》等之外，多數作品嚴格來說不是西方文學式的悲劇類型，即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而是在面對人生、生活的沉負甚至歷史、命運的遽變等不幸中，以普遍的生活悲劇感或歷史悲劇感來展現“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堅韌不拔個性的回民族”中國文學的悲劇也與西方文學不同，融進了喜劇性（如團圓模式）而沖淡了悲劇的痛感。“對悲劇來說緊要的不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對待痛苦的方式。沒有對災難的反抗,也就沒有悲劇。”抗爭精神是悲劇的核心，這一點確是中國文學包括回族文學的普遍精神。歷史的多難、現實的沉重使回族人的信仰更加堅定，人生的念想更加執著，他們與封建強權抗爭，與侵略者抗爭，與酷烈的生存環境抗爭，與堅硬的生活抗爭，為一間“黃泥小屋”而奮斗，為心中的“殘月”而堅守，但苦焦生活中燃燒的心火不曾熄滅。因此，回族文學所散發的或濃重或輕淡的悲劇感無疑是悲劇審美精神之表現。這一審美傾向對1990年代以來的商業化、娛樂化等變化的中國文壇具有重要意義。“當前中國有些文藝家在文藝創作中日益廣泛地攙入了單調、無聊的成分。這種‘惡性娛樂化’傾向在突出感官娛樂的功能的同時抑制了文藝的其它功能。這些單調、無聊的成分正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批判的，它滿足和迎合人們心靈的那個低賤部分，養肥了這個低賤部分……這種墮落的現代藝術在我們這個躲避崇高和娛樂至死的時代日益泛濫起來。”在此文學話語場中，回族文學卻保持了自己的“場獨立性”，真誠地感悟生活，審視人生人心，捕捉時代新變，以樸素的真善美基調建構出純凈的文學空間。
民間藝術是民族生活最長久最深入的反映方式之一，是民族心理和審美意識的堅實表現，也是書面文學借以表現生活的常見素材。回族文學在深入民族生活的過程中，深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間藝術成為作家們透視回族文化的重要媒介。民間藝術進入書面文學，如花兒、口弦、刺繡、歌謠等，極大地豐富的回族文學的民族文化色彩，同時也是作家通過細致選擇、重新建構的審美創造。頭發斑白的母親啊你的恩情像東方的晨曦頭發銀白的母親啊你的恩情像溫暖的朝暉酷夏的夜是多么難熬啊是母親喂給了我奶水嚴冬的夜是多么凍人啊是母親掖緊我的皮被這是張承志《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中記錄的一組蒙古歌謠，我們還會想起他在《黑駿馬》中引入的那首蒙古古歌，這些歌謠動人的旋律與作品營構的情感基調相融合，將讀者不經意間引入了悠遠的歷史和豐富的心靈空間，形象直感，頗具審美穿透力。天上的星星有多少？地上的黃羊有多少？流不盡的黃河水喲，淌不干的辛酸淚，回回的災難有多少……這是馬存賢《黃羊灘》中的一首古謠，歌謠的意蘊與人物劫難余生的艱難處境及悲劇遭遇相互闡發，生動體現出人物在精神和現實兩方面受到的逼仄窘迫。從字面就可感受到這些歌謠的厚重與悲劇感染力。花兒與上述歌謠相似，都是傳唱藝術，是回族藝術的一枝奇葩。粗略說來，花兒主要以愛情為題，在傳唱方式上大概有兩種類型，一是男女(主要是青年)間相互表達愛慕之情，一是表達愛之苦悶、旅途之苦、思家之苦等。從審美類型上看，有歡快的，有悲愁的，尤以后者居多。
上去高山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看去容易折去難，折不到手里是枉然。“這是一首在西北流傳甚廣的‘花兒’。從字面上看，平淡無奇。但如果加上花兒不同的襯字、襯詞、襯句演唱出來，它會把你帶到西北黃土高原那特定的空曠、貧瘠而蒼涼的氛圍之中。使你鼻子發酸，使你熱淚盈眶，使你覺得活著還不如死去死去又不如活著。永遠陷人想死想活想活想死的沒完沒了的矛盾之中。這就是西北的音樂，這就是西北的人生!”作家借用花兒這一民間藝術形式生動體現了主人公馬拉西的人生狀貌。他自幼離開父母給人放羊，在孤寂遼闊的荒野之間，是花兒驅散心中的恐懼、空虛和孤獨，他也在一個人的天地里以花兒盡情宣泄著，慢慢地花兒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成為了“花兒王”。馬拉西唱花兒時“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和感情，唱得緩慢、壓抑，假音控制得很好，悲悲切切，哀哀怨怨，把西北人生在惡劣自然環境中那種痛苦、掙扎、反抗而無可奈何的憂患表現得淋漓盡致。”“花兒憂傷的旋律……如一個老婦對著蒼天莽地在哭，哭得聲嘶力竭如泣如訴。”“他唱的花兒有了一種說不出的苦味。有時他唱去唱來唱得自己都哭了。”這“苦味”不僅是花兒本身的韻味而且也是他融入生活苦難體驗后的心音。唱得又極認真投入，“唱出了人生的真實情感，是發自內心深處的自然呼喚”。像馬拉西這樣歷經歲月滄桑和苦難，又生活于農村貧瘠之地，其生活的沉疴與內心的苦悶沒有什么表達的途徑，而花兒自然就成為他們傳唱心聲的主要方式，“那是一種誘惑也是一種享受，不唱心里憋得慌，不唱渾身不自在。”花兒在很多情況下就是“出門人的歌”，“吆腳路長，走一路，唱一路，解解悶，解解乏。”寄予人在“旅途”的思家思親之情和孤悶心聲。旅途感是人生的普遍感受，對歸宿的思考、對親人的思念、對愛情的呼喚等。實際上，文學又何嘗不是這一表達媒介呢！“花兒不是寬心者唱，愁悶時解個心慌”“男人有愁唱一場，女人有愁哭一場”；“男人傷心了唱曲子，女人傷心了哭鼻子。”或許這也是花兒在西北回族間流傳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艱難生活中精神的舒放和慰藉。這些花兒在文學中，以蘊含的無名悲情，渲染出作品濃郁的悲劇感，“唱的能讓人落淚”，增強了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作家李進祥觀察民族生活的角度獨特而深刻，其中民間藝術是他切入的重要方式。在他們筆下，許多民間手藝如剃頭（《剃頭匠》）、屠宰（《屠戶》）、挦臉（《挦臉》）等，以職業為線索演繹出復雜的人生。重要的是許多民間文藝如摔跤、下方、花兒、秦腔、刺繡、口弦等，在他的文學世界得到展現和傳播，而且以此編織著人物的“藝術人生”。李進祥敏銳地注意到“民間文化多數是女人創造的。”無疑，民間文化是民族文化的豐富礦藏，女性生命是民族心史的濃彩篇章。“最感人的故事，往往潛藏在最平凡的人生中。”作家以民間藝術為線，在這些平凡人生中塑造了一個個感人至深的故事，民間藝術與人物命運在他筆下融合為一，民間藝術的魅力與文學審美得到了完美結合。
作品中的這些民間藝人對待自己的手藝或藝術都很認真，似乎那不是她們操持的對象而是自己生命精神的延伸。“女人就應該光光鮮鮮的，光光鮮鮮地嫁人，光光鮮鮮地串親戚，光光鮮鮮地過日子。”為此，蘭花每次挦臉時“都會進入另一種境界，一種連她自己都無法理解的境界。平日里，她的生活是繁瑣的、庸常的。但在現在這種境界里，她感受到的是一種純凈和高貴。”在她手中的不僅是一張即將出嫁姑娘的臉而且是一件至真至美的藝術，她似乎不僅在挦別人的臉而且是在雕刻自己心中的美。她為別人帶來了光鮮也充實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樣，演戲也是，“她不是演給觀眾看的，她就是在演，給自己演”老伴拉琴，自己著裝上臺演出，不需要觀眾。藝術為她們提供了自我展現的舞臺，她們也在藝術空間完善著自我的建構。口弦是回族女性特有的藝術，由于“哪個女人心里沒個疙瘩”現實困厄，口弦就成為她們釋解心緒的獨特方式。“音隨心動，音樂真是從心里流淌出來的。女人的心里總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傷痛處，口弦子的曲調就是纏綿的，憂傷的。”“彈到動情處，彈者落淚，聽者欷歔。流過了淚，嘆過了氣，胸口倒敞亮了，再忙乎自己的日月。日月總是很古老地過著，口弦子也很古老地彈著。”“口弦子聲敘述著一個故事，一個古老而憂傷的故事，一個女人心中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大多在女人心中隱伏著，使女人成為女人，使女人能頑強地活下去。口弦子聲把河灣村女人心中的故事激活了，在心中變換著、生長著、演繹著，每個人心中都有了一種哀婉。”《花樣子》中主人公沒有真實姓名，也不知道來歷，是個嫁過來的外鄉人，“叫她花樣子是因為她繡得一手好花”。男人赴朝參戰犧牲后，她孤身一人承受著生活的各種滋味，各種“批斗”和人們的冷眼將她逼入了孤絕的自我空間，“她每天除了禮拜就是繡花，或者說除了繡花就是禮拜。”去世時“花樣子的頭邊放著一幅繡品，是鴛鴦戲水圖，是黑白的，有人眼細，看出那是用自己的頭發繡成的，黑處是青絲，淺處是花發，白處是銀絲。”如果說刺繡是女性甜美人生的愿景和美好生活的追求的話，那么這里的“發繡”卻振聾發聵。雖然生不能有愛，但念想是不能阻斷的。花樣子用自己的頭發編制的愛情圖景，是否可理解為她用自己的身體、生命在決絕地編織著心中愛的情愫，塑造人生的內在精神，以藝術之力向冷漠現實擲以有力回擊。生命融于了藝術，藝術融于了生命，這悲情絕唱一幕與梁祝化蝶有異曲同工之妙，書寫了平凡人生的大美。
筆者在《回族文學中的“受難”原型》一文曾寫到，人生中本有艱難的一面，而且由于歷史的多種原因，回族大多生活于物力維艱之地，在貧瘠苦焦中回族對生活有了更深透的品讀，在無力改變現實的無奈中表現出對艱難時世的“坦然”接受；同時，艱難中宗教義理與生活結合得更加緊密。在“兩世吉慶”理想燭照下，對生命的敬畏和后世的吉慶向往更加強烈，因此對現世的“吉慶”追求轉而表現出視“受苦”為人生之一部分的生命意識，同時受苦意識中包含著面對苦難的堅忍精神——即使是受苦也不能喪失了為人的精神——砥礪奮進執著不息，在困苦多舛中彼岸的吉慶向往激發著現實的生命力，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藝術中都呈現出剛健有為悅志悅神的堅忍精神。堅忍的審美精神與受苦的生命意識對立統一于“兩世吉慶”的審美理想中，沉潛于回族文學與文化，支撐起回族的價值世界，并且在歷史進程中吸收時代文化與社會文化，不斷豐富發展著。受難與堅忍正是悲劇的基本問題——遭受苦難和奮起抗爭。盡管多數作品沒有表現激烈的矛盾沖突，但堅硬生活、嚴酷環境、歷史遽變、命運多舛等方面對人生發展造成的困厄更具有普適性，一般沒用宏大主題也沒有宏大行動，而是表現生活和精神基本需要的樸素追求，其悲劇具有人生性生活性特征，展現出平凡生命的艱難與堅韌。許多回族文學作品借民間文藝形式，為人物平庸生活增添了濃郁的詩性色彩，作品在濃濃悲情的痛感中生發出唯美的詩意。
作者：蘇文寶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