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時代醫學發展歷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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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元醫學流派發展的社會因素

醫學是自然的造化、社會的產物、文化的符號,中醫學就是在這種氛圍中逐漸孕育、產生、壯大、發展起來的。因此,它具有明確的文化、民族、大眾、公益的特征。金元時期特殊的社會狀態和特殊的文化境況造就了醫學流派空前發展的大趨勢,成為中醫學發展史上的一個亮點。

1•1社會動蕩潮推動了醫學的前進速度

金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戰事頻發、社會動蕩、災害深重的時期。打開自金元四大家第一家劉完素出生至最后一家朱丹溪謝世的約250年史冊,宋、金、遼之間,宋、金、蒙(元)之間,宋、元、明之間的摩擦貫穿始末。加之,因生活無著、生存無路、生命危機被逼上反抗之路的接連不斷的農民起義,中國大地上幾乎沒有多少太平年景的記錄。劉完素和張子和經歷的百年間,主要是宋、金之間的連年征戰。戰亂、災荒、饑饉、疫癘頻發,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張子和不僅目睹了災難的慘狀,而且親歷了戰爭的殘酷,50歲時還被征入伍,從事了隨軍醫生的工作[1]。百年間發生水災的年份有24次、旱災20次、蝗災11次、饑饉11次、地震和山崩12次[2]。李東垣經世的70余年間,同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年代,宋、金和金、元之間的戰爭不斷升級,他目睹了金亡元興的歷史進程。期間,發生水災的年份有11次、旱災12次、蝗災7次、饑饉5次、地震和山崩6次[2]。朱丹溪經歷了元代修復戰爭創傷和最終走向沒落的階段,他去世10年后元朝就被大明朝取代了。期間,發生水災的年份有59次,僅河南開封一帶的水災和黃河決口、外溢就達20余次。旱災的年份11次,蝗災3次,饑荒30次,地震、山崩12次,大規模疫癘流行4次。“至正十三年(1353),大同路大疫,人死亡過半;十八年,河南、河北、山東大疫,死亡枕籍……[2]”戰爭帶來的創傷,催發了醫學進步的速度;社會對醫學的不同需求,推動了學術流派的產生;朝代的興替,促進了醫學創新的步伐。

1•2文化多元化催化了醫學的多頭門徑

北宋時期,既是一個政治變革的時代,也是一個儒學復興的時代。開明的思想文化態勢,既紹承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大唐遺風,又開創了深層思想融合的時代新氣象,從整體上提高了社會文明的質量,使這一時期成為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的典范。盡管學術思想的發展受到政治、哲學的制約,但理論思想的異常活躍對各具特色學派的形成還是起到了助推作用的。元祐八年,哲宗親政之后,學術獨立和自由逐漸被剝奪,政治調整與學術探討的生機和活力因此枯竭。特別是崇寧之后,宋徽宗變本加厲地施行一系列文化恐怖政策,政和六年十月,以其詔令誠感殿長生大帝神像“遷赴天章閣西位鼎閣奉安”,次年又自稱“教主道君皇帝”為標志,使學術由以崇儒為中心的多向選擇淪為大規模崇道的獨霸,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嚴重后退[3]。物極必反,文化的迷茫和衰退造成的北宋政權的狂迷和喪亂,使這一時代失去文明和輝煌的命運,成為宋亡金興的歷史前奏。金元時期,兩次出現的少數民族的對漢民族的統治,不僅造成了中國政治格局的劇烈變化,而且造成了對漢文化的猛烈沖擊。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入,推進了中國文化向更廣袤化進步、發展的歷程,外來文化的活力與固有文化的撞擊、融合,使長期禁錮漢王朝的封建文化構架發生動搖和銳變,給社會的改革創新帶來了歷史機遇,醫學研究的百花齊放成為可能,學術流派的活躍給傳統的中醫學帶來了新的生機。在多民族交往、多元文化文融合上,金元當政者客觀上起到了推動作用。如遷徙女真、奚、契丹人屯田河南,與漢人雜居、通婚;提倡文字互譯,大量翻譯漢語經典(《史記》、《易經》等),建立少數民族學校;成立惠民局等醫療機構,尋訪遺書,鼓勵藥材交易;廢除宋朝文化限制,允許儒釋道自由共存等[2]。特別是在被史稱“小堯舜”的金世宗執政前后的大定(1161~1189)、明昌(1190~1195)30年間,在政治、經濟、文化多領域推行新政,鼓勵創造,推賢薦能,學術環境相對寬松,學術空氣相對活躍。醫學流派的發展,順應了這種時代潮流和文化氛圍[4]。

1•3地域廣闊性造就了醫學的流派個性

中國地域廣大,民族眾多,東西地勢迥異,南北氣候不同,民眾的生活習性差別很大,疾病的特點和表現也不盡相同。按照中醫“天人相應”的思想和“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的辨證原則,在不變的主導思想下尋求百變的防治疾病的途徑,是中醫學活的靈魂。不同學術流派中體現出的不同特色,無不體現出地域因素的影響。金元時期醫學流派的進步,也毫不例外地受到這一因素的制約。寒涼/攻下派的產生與北方地區氣候干燥,加之長期戰火連綿、疫癘流行,疾病多從火化有關;補土派的產生,離不開“金元擾攘之際,人生斯世,疲于奔命,未免勞倦傷脾,憂思傷脾,饑飽傷脾”(《醫旨緒余》)的因素;滋陰派的產生具有江南相對富庶,加之戰亂稍息,生產有所恢復,一些人開始沉湎于酒色、膏粱厚味,甚至服食藥食助陽,導致相火熾盛、陰精被劫的背景[5];加之此期國家的水害為第一嚴重之災難,天地間外水為患,人體內陰水損傷,丹溪學說的形成與此情此景決非偶合。

2金元醫學流派之間的相互關聯

在金元四大家中,劉完素、張子和、朱丹溪等三人是一脈相承的,其本身就是屬于河間學派的,劉完素居開山鼻祖之位。另一人李杲,與河間學派有割不斷的聯系。劉完素(1110~1200)是金元四大家中年齡最長者,張子和晚于劉完素30余年,李東垣則與劉完素相差80歲,朱丹溪出生更晚,約晚于劉完素170年,居四大家之末。劉氏認為:“五運六氣有所更,世態居民有所變,天以常火,人以常動,動則屬陽,靜則屬陰,內外皆擾”,必須改變對疾病的傳統認識和采用新的治療方法[6]。于是,他一方面根據自己學習《黃帝內經》的體會和臨證經驗,奮筆疾書,提出火熱是導致多種疾病的觀點,創造了論治火熱病的治療體系,確立了以“火熱”為因、以“寒涼”為治的特色學派的地位;一方面游走于民間,躬身實踐,用自己的醫術為民眾解除疾苦。張子和(1156~1228)是劉完素的崇拜者和私淑者,在劉之后的三大家中他受劉的影響最大,對劉的學說也普及、發揮最為得力。他的汗、吐、下三法和以之為中心的攻邪派理論是對劉氏學說繼承中的發展,堪稱為“河間學說的實踐家”。

他還把劉河間先生未經刊行的遺著《三消論》加以輯錄,作為《儒門事親》的第十三卷收入。此論能保存至今并繼續對臨床發揮重要作用,還真是張氏的功勞[7]。李東垣(1180~1251)雖師承張元素,是易水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與河間學派在學術上的聯系也是有史可證的。其師張元素,基本上是與劉完素屬于同時期的醫家,但其成名是在劉之后的。他在自己的著作《醫學啟源》中坦誠說明,他的學術思想中是吸收有劉河間成就的。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中的許多內容,特別是“天地六位臟象”說對易水學派發生過深遠的影響。朱丹溪(1281~1358)是河間學派的三傳弟子,他的老師羅知悌得道于荊山浮屠,而荊山浮屠與穆大黃、馬宗素等都是劉完素的親傳弟子和河間學派的中堅人物。朱丹溪刻苦好學、善于覺悟和發揮,不僅成為羅的高足,而且還有諸多發展。他沿襲師說,吸納他長,尤重相火為病,大倡“陽有余陰不足”論,治療強調滋陰降火,開后世滋陰一派的先河。金元四大家的學術思想,合則為一,無不是在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中醫理論和實踐的綜合;分則為數,反映了他們在對祖國醫學理論和實踐的不同感悟中產生的獨到的經驗和思想。他們所創造的學說,既有互相交叉、滲透、補充的一面,又有相對獨立、個性、發明的另一面。機械地看待他們的學說,甚至把他們創造的學說對立起來的看法是欠全面的[8]。劉河間用藥主寒涼,但對附子、干姜之類的溫熱藥物不是拒絕使用的。后世有人對他的《黃帝素問宣明論方》中記載的350首處方進行了統計、分析,發現其中使用寒涼藥物的比例不過只占到1/6左右,而對附子、官桂、細辛、肉豆蔻等溫熱藥的使用卻為數眾多,且頗具心得。張子和雖立論在“攻”,并不反對正確進補。

他說:“凡病人虛勞,多日無力,別無熱證,宜補之?！痹凇度彘T事親》卷十二的171首處方中,具有進補功能的處方計51首,占內服處方總數的1/3;在卷十五的273首處方中,具有進補功能的處方計58首,占內服處方總數的1/3強。他還搜集、總結、創造出大量的食補處方,如生藕汁治消渴、粳米粥斷痢、冰蜜水止臟毒下血、豬蹄湯通乳等。李東垣重視脾胃論治,在臟腑標本、寒熱虛實的辨證中,不僅成功創造出補中升陽的大法,同時創造出許多對后世影響重大的祛邪良方。在他的著作中,治療濕熱下注的涼血地黃湯、治療咽喉腫痛的桔梗湯、治療心胸熱郁的黃連清膈丸等,顯然都不是以補脾為主的。在他的學說中,補與清、補與消、補與下不是絕對的對立,而是在“和”的基礎上彼中含我、我中有你的相互關聯。朱丹溪長于滋陰藥物的調配,但從未廢棄對溫熱藥物的辨證應用。他主張以氣、血、痰、郁、火論治,辨虛實順逆,寒熱往復,在很大程度上中和了攻、補兩大學說的精華。在《宋元明清名醫類案正編•朱丹溪醫案》一書所治之病的117案中,涉及的處方為54則,藥物94味,其中寒涼藥物的比例是有限的,而熱、溫成分的藥物卻占有相當大的比例[9]。清代醫家程芝田說得好:“讀子和書而不讀河間書,則治火不明;讀河間書而不讀東垣書,則內傷不明;讀東垣書而不讀丹溪書,則陰虛不明?！?《醫法心傳》)他的這種看似是“和稀泥”的說法,實質上反映的是認識論上的科學辯證法,是希望人們能夠全面、正確地理解金元四大家學術思想的實質和特色:既不必執守于一家,更不可偏甲貶乙。

3歷史給中醫人的啟迪

飛轉的歷史車輪,轉眼就是千年。在祖國醫學的發展史上,金元四大家的創新思想和實踐精神極大地影響著中醫學的發展和進步。他們所創造的學說,猶如“幽室一燈,中流一柱”,(《溫病條辨》汪序)照耀和鼓舞著祖國醫學的光輝歷程,給后人以不斷的鼓舞和啟迪。他們的學說甚至影響到國外,在日本的安土桃山(1568~1599)和江戶時代(1600~1867)已形成了被稱為“后世別派醫學”的醫學系統;在朝鮮的高麗后期,金元四大家的思想被廣泛傳播和應用,也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李朱醫學系統”。今天,金元四大家的學說對世界醫學的影響更廣、更大,在許多國家都得到了傳播。研究金元四大家學說的目的,在于透過這面歷史的鏡子,追古撫今,正本清源,以發展的眼光、清晰的思路去復興、光大中醫的繼承、創新事業。如何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在創新中進步的問題,應該成為喚起我們覺醒的號角、鼓舞我們崛起的動力。這是否是今天我們研究金元四大家學術思想應有的啟示,應當引起中醫人的深思。近些年來,對中醫學術流派的研究,在自覺不自覺地減弱和萎縮中。學校教育的發展在推出批量人才、規范教育程式、認知現代科學等方面有無可替代、不可磨滅的作用,但也同時帶來了知識固化、特色退化、優勢弱化、悟性淡化、個性消化等傳承力度不夠、創新能力不足的負面問題,這不能不說是直接影響中醫學進步的因素之一。

有關部門的一項有關人才狀況的調查報告指出,中醫“專業特色淡化,人才優勢弱化,隊伍整體水平下滑”的狀況比較明顯,高層次、高水平、高素質的學科帶頭人及傳統優勢專科人才缺乏,臨床高級人才隊伍出現能力斷層之虞。尤其社會信譽度高、群眾認可度高、中醫診療水平高的年齡在50至60歲左右的名中醫、名專家數量較少。在人才學科分布方面,大多數人才集中在內科,而傳統中醫優勢學科人才,特別是高層次、高水平人才奇缺,如中醫急診、中醫皮膚科、中醫眼科、中醫五官科、推拿科、中醫老年病科、中醫腫瘤科、中醫康復科等人才嚴重不足。當前,中醫最缺乏的人才一是帥才,既學科帶頭人,這樣的人才可以帶動一個學科、一個領域;二是全才,即掌握全面技能的人才,這樣的人才是中醫服務對象最集中的社區和農村非常需要的;三是“怪”才,即具有特色技能的人,這樣的人才可以影響一片、造福一方,可以帶動一個醫院的發展。學校教育的定位是精英教育還是全民教育,院校教育與師承教育的關系怎樣處理,如何解決人才質量與社會就業的矛盾等問題,都是亟待研究和回答的。院校教育和臨床培養模式存在的缺陷日益凸顯,已越來越顯示出與中醫事業對人才的需求不相適應的弊端。

中醫藥教育要按照不同層次的需要,采取包括學校教育、師承教育、家傳和私淑、自學等多種形式培養出臨床型人才、研究型人才、普及型人才、管理型人才及具有多種功能的復合型人才,逐漸解決在校所學不對路、走出校門愁出路、工作幾年改門路的問題。中醫學的傳承,應包括歷史的認知、歷史的復原、歷史的激活、歷史的推動四個方面。中國文化的連續性和漸變特點決定了中醫學以繼承為主旨的道路。中醫需要創新、必須創新,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繼承也是創新,或者說繼承中包含著創新。中醫是博大精深的傳統醫學,但不是只供后人觀賞、借鑒的文物。它是在運動中發展、應用中進步的學科,是生生不息、與時俱進的科學。創新的方式,分為挖掘創新、改良創新、原始創新等多種。原始創新固然代表創新的方向,但是是非常不易成功的。中醫的創新是按照中國文化的模式,在堅持以前兩種創新方式為主的前提下,在有的放矢地探索原始創新的問題。2010年6月20日,國家副主席習在墨爾本理工大學中醫孔子學院授牌儀式上的講話中指出:“中醫藥學凝聚著深邃的哲學智慧和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敝醒氪_定,2020年中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中醫藥是中國原創的醫學科學,具有深邃的底蘊和極大的自主創新潛力,完全有可能在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在若干領域創造出世界一流或具有世界水平的奇跡。學術流派的研究如何加強、如何發揮作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