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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近幾年來會計領域“從微觀到宏觀”研究的興起,國內外學者們檢驗了不同的會計信息對宏觀經濟的預測作用,本文試圖從研究的發展歷程對現有的文獻進行梳理,從最初用全部會計盈余信息進行預測發展到使用剔除了“非經常性損益”的盈余信息,再發展到使用資產減值信息,以及不同盈余管理動機下的資產減值信息,到近兩年來的學者使用的固定資產原價增量信息和銀行存貸款信息等。筆者試圖挖掘每一類會計信息選擇的內在理由和實現預測的方式和路徑。
一、引言
會計信息的有用性研究一直是會計學界的經典研究題目,自Ball和Brown(1968)開創性地將實證范式引入會計盈余信息含量的研究以來,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大都是會計信息在微觀企業和資本市場中的運用。而近年來,會計信息在宏觀經濟中的預測價值也逐漸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姜國華和饒品貴(2011)認為在之前的研究中,通常經濟學界的學者關注宏觀經濟政策與全社會經濟產出之間的關系,而會計學領域的學者關注的又是微觀企業的決策和微觀企業產出之間的關系,兩者是割裂的,沒有很好的結合在一起。從全社會經濟運行的循環傳導機制來說,宏觀的經濟政策會影響微觀企業的行為,微觀的企業決策結果會體現到企業產出中去,匯總的產出變化又會讓政府評價和調整宏觀經濟政策,這周而復始的經濟循環實現了微觀企業和宏觀經濟間的聯系和紐帶。國內生產總值(GDP)等宏觀經濟指標是政府制定宏觀政策以及企業制定發展戰略的重要參考指標,學者們和經濟分析師們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能更準確的提前多期預測宏觀經濟的趨勢。本文詳細闡述了目前學者們利用了哪些企業會計信息對宏觀經濟進行預測,并詳細分析了預測的實現方式和實現路徑,希望能通過本文的分析,豐富兩者之間的關系,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二、會計信息對宏觀經濟的預測及實現方式
1.基于全部盈余信息的實現方式。Konchitchki和Patatoukas(2014)首次研究了會計盈余和GDP之間的關系,他們驗證了上市公司季度匯總的凈利潤增長速度和未來四個季度的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接著又驗證了會計盈余對GDP實際名義增速和預計增速差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關系。在這兩名學者隨后的的研究中又運用杜邦分析體系測試了會計信息對經濟增長的預測作用,認為銷售凈利率相比總資產增長率來說能更好的預測未來GDP的增長率,從而進一步驗證了盈余信息對GDP增長的預測作用。國內的學者隨后利用這一思路對中國市場進行了研究,方軍雄等(2015)通過匯總2003年-2014年中國滬深A股市場上市公司所披露的盈余信息來預測未來的季度GDP增速,驗證了匯總盈余信息對未來宏觀經濟有很強的預測作用,同時進一步分析了宏觀經濟分析師在進行預測時是否很好利用了盈余信息,結果表明,越是經驗豐富的分析師越能夠很好地利用盈余信息進行宏觀經濟預測分析。羅宏等(2016)驗證了同樣的結果,并認為政府干預越強,預測能力越弱。
2.基于盈余信息持續性的實現方式。以上兩組學者的研究方法較為相似,都是研究上市企業全部的盈余匯總信息和未來的GDP名義增速之間的相關關系,并沒有對盈余內部結構進行拆分。從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來說,GDP核算的收入法角度是從微觀企業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營業盈余,四個方面匯總的信息來核算的,這里的營業盈余為了能體現當期的生產成果,扣除了企業會計盈余中的“非經常性損益”。卿小權等(2017)以此為基礎從盈余的持續性角度出發,他們認為非經常性損益帶有偶發性,不具有良好的持續性,并且許多企業在“帶帽”(ST)與“摘牌”(PT)的壓力下,主營業務能力又無法有效支持,常常通過非經常性損益保殼,很難用當期的數據對未來趨勢進行準確預測。所以,他們將盈余分解為非經常性損益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凈利潤。實證結果表明非經常性損益大部分時候和未來GDP名義增速不顯著相關,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凈利潤和未來GDP名義增速顯著正相關,并且比總會計盈余更顯著。
3.基于資產減值信息的實現方式。至此,會計盈余信息對宏觀經濟的預測作用已被國內外學者證實,但是僅機械的證明了相關性,沒有對傳導路徑進行分析,肖志超和胡國強(2018)驗證了兩條不同的傳導路徑都可以實現宏觀經濟的預測:一是將“當期調整會計盈余——未來營業盈余——未來GDP增長”這一路徑概括為“盈余傳導”。二是開創性的從會計盈余的穩健性角度出發,他們反駁了之前的學者剔除了“資產減值損失”這一非經常性損益對未來盈余的影響,認為雖然企業會通過資產減值項目操控盈余,但是匯總層面的減值項目可以體現經營者對未來風險的預判,即不管是存貨還是壞賬亦或是固定資產的減值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營者對宏觀經濟和經營層面的信心不足,是對未來損失的提前確認,最終將這條路徑歸納為從“當期資產減值-未來宏觀經濟風險-未來GDP增長”這一“風險感知”路徑。
4.基于盈余管理的實現方式。由于短期資產減值可以轉回,長期資產減值不能轉回,葉康濤和莊汶資(2020)在上文資產減值信息對宏觀經濟預測研究的基礎上,把資產減值分解成“短期資產減值”和“長期資產減值”兩類,筆者通過對2008年-2014年的上市企業資產減值信息研究表明:在經濟下行時長期和短期資產減值都可以預測未來宏觀經濟走勢,但是在經濟復蘇時期,不可轉回的長期資產減值就失去了宏觀經濟預測的能力。進一步,筆者從盈余管理的角度出發,認為企業常常通過資產減值信息來進行盈余管理,為了扭虧為盈或是保持去年的盈利水平,以及新上任CEO等情形下都存在盈余管理的動機,實證結果表明存在盈余管理動機的企業匯資產減值信息對宏觀經濟的預測能力較弱。
5.基于盈余不確定性的實現方式。上述學者研究的途徑都是從國民經濟核算中“收入法”的角度研究傳導路徑,羅宏、陳坤等(2020)從“支出法”角度——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進出口這一傳導路徑開展了研究。他們基于國外學者的研究,認為當前企業間的盈余差異越大,那么未來企業盈余不確定性越大。這種盈余不確定一方面阻礙了企業的投資行為,從而減少了固定資本形成最終對宏觀經濟產生消極影響;另一方面盈余不確定性會使企業減少自身消費,同時減少股利支付、勞動支付,從而通過減少最終消費最終影響,實證結果表明上市公司盈余差異越大,未來三季度GDP增長率越低,這表明了盈余差異在宏觀經濟中的預測價值。同時,檢驗結果還表明了,在經濟下行時盈余差異對經濟的預測功能越強,而且相較于政府消費和政府投資來說,企業消費和企業投資占比越高的地區,預測能力越強。
6.基于固定資產信息的實現方式。投資、消費、凈出口三駕馬車中投資對經濟拉動的作用最為明顯,是最快速最直接的方式(DeLong和Summers,1991),固定資產投資對宏觀經濟的解釋能力最強。馬永強(2020)基于固定資產投資這一傳導路徑,通過對A股上市公司和2003年-2018年國家層面半年度數據進行檢驗,驗證了企業當期新增的固定資產原值能反映當期的投資情況,從而通過影響固定資本形成最終影響宏觀經濟。之前學者的研究不管是資產減值還是盈余差異對宏觀經濟的預測都是預判風險的途徑來預測宏觀經濟,上文也提到了風險感知途徑通常在經濟下行的時候預測效果好于經濟上升時期,企業管理者不但會在預判到風險時縮減當期固定資產投資,也會在預判未來經濟形勢大好的情況下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所以,匯總層面的固定資產投資信息可以在經濟繁榮或是蕭條時都具備良好的預測價值。進一步,筆者認為國有企業除了正常生產之外還要履行社會職能,在經濟下行時往往受到政府干預需要逆勢投資來給社會經濟帶來刺激作用,所以檢驗了較強政府干預下的國企和政府干預較弱的國企。實證結果表明,非國有企業和政府干預較弱的國企固定資產原值增量信息都具有宏觀預測功能,但受到較強政府干預的國企固定資產原值增量信息則不具有宏觀預測功能。
7.基于銀行貸款余額信息的實現方式。考慮到上述研究的樣本都是上市企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上市公司財務報表會定期披露易于獲取,且經過審計可信度較高。但由于上市公司在企業中比例較少,有國外學者將視野從微觀企業的盈余信息拓展到了宏觀層面銀行的貸款信息,研究發現美國銀行匯總的貸款損失準備和不良貸款信息可以對州層面的經濟衰退有預測作用。馬永強、吳年年等(2021)通過這一研究路徑考察了在中國特殊的制度環境下,銀行匯總貸款信息的宏觀預測價值。他們認為貸款業務作為銀行的核心業務,賦予了銀行比其他利益相關者更多獲取企業內部經營信息的權利,銀行通過廣泛收集債務人的信息從而做出貸款業務決策,這里便含有銀行通過匯總企業信息從而對未來經濟形勢進行了預判。但是,由于監管政策、過度性競爭、以及政府干預等因素影響下,中國銀行業風險應對機制與美國明顯不同。美國的銀行更多的是通過提高貸款審核門檻等事前措施來進行貸款風險管理,所以貸款風險溢價與未來經濟風險并不顯著相關。而中國的銀行財務與審計由于存在過度競爭,盲目搶占市場份額等原因,導致中國的銀行相較于貸前審核,更傾向于后期通過調整風險溢價來應對未來的經濟風險,通過對2007年-2018年16家A股上市銀行和157家非上市地方商業銀行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中國銀行業匯總的貸款風險溢價和未來1-4個季度的經濟風險顯著正相關,這一結果的確和美國市場的實證結果并不相同。美國學者研究結果一致的是,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信息和貸款損失準備也同樣具備宏觀經濟預測能力。最后,作者認為,由于銀行貸款包含的企業數量信息多于上市公司企業信息、基于債務契約銀行可以對企業進行更客觀謹慎的分析預判,所以相比于以前學者所使用的上市企業盈余信息,銀行貸款信息可以更好地預測宏觀經濟發展趨勢。
三、文獻評述
從現有的文獻來看,會計信息對宏觀經濟預測的研究尚屬起步階段。目前企業盈余信息的預測作用已被學者們通過不同角度予以驗證。近兩年來,學者也檢驗了資產減值、固定資產原值、銀行貸款信息在宏觀經濟中的預測作用。每一類會計信息都不同的路徑實現了對宏觀經濟的預測,但也都存在一些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例如盈余信息在預測時間上比較短,僅在未來3個季度顯著相關,對于季度營業收入差異較大的季節性行業是否還有預測作用?學者們都沒有對此進行檢驗;資產減值信息在經濟上行的時候預測作用并不明顯;銀行的貸款信息是否會受到央行調息等其他宏觀調控的干擾而降低預測效果?這些問題目前還沒有學者進行深入討論。同時,對于其他會計信息的預測作用還有待發掘,例如員工工資總額,企業繳納的稅費、資本結構、融資方式等方面尚沒有學者涉及,今后仍有很大的空間等待學者們的探討和研究。
作者:高靈子 單位:新疆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