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研究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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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走出去”不僅是國家戰略，也需要地方政府和出版行業的積極推動。2021年鳳凰傳媒邁出了江蘇文學外譯第一步，但翻譯策略仍停留在語言轉換的單一模態翻譯上。為了應對受眾信息化、數字化的閱讀習慣，譯介路徑有待拓寬，策略有待豐富。多模態譯介策略能夠建構包含語言和非語言的多種符號的意義整體，是改善文學外譯效果的有效策略。
江蘇當代文學出海的現狀
當今中國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和熱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部署了一系列重要決策。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中國文學要順勢而為，積極承載中國故事、中國形象、中國審美、中國精神、中國價值、文化意蘊，豐富世界文明體系。文學的譯介主體有政府與作家協會、國內外出版社、國內外譯者、出版代理人等。國家翻譯是譯介中國文學的重要途徑，我國政府先后推出“熊貓叢書”“大中華文庫”“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中國當代文學百部精品譯介工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工程”等八大工程，旨在傳播中國文學及文化的價值。總體而言，國家翻譯采用了一些有力措施推動中國文學“走出去”，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其譯介的策略、傳播的手段仍有待豐富。進入新世紀后，地方政府及出版社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如上海新聞出版發展有限公司推出“文化從中國”叢書，其中包括“當代上海作家小說選”，以“上海文化”品牌為導向，目的在于打造一批具有鮮明海派特色、強大時代魅力的文化品牌，突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上海國際大都市的形象。陜西省政府與省市翻譯協會、作協推出“陜西文學海外翻譯計劃”，將陜西20位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說譯成英文，借以宣傳陜西文化大省的形象。2019年9月由南京大學丁帆教授提出編纂大型《江蘇新文學史》的構想正式啟動。2021年底，江蘇省與鳳凰傳媒完成“江蘇文學名家名作”外譯項目第一期，翻譯出版了江蘇著名作家葉兆言《南京傳》、蘇童《另一種婦女生活》、黃蓓佳《我要做個好孩子》，在英語、俄語、泰語和越南語四種語言區域市場出版發行六種外文版。前兩部小說是首次作為單行本翻譯，《我要做個好孩子》早已有法、德等譯本，且在歐洲暢銷多年。該項目后期計劃每年集中推出一批代表中國氣候、江蘇風格的江蘇作家和優秀文學作品，面向歐美主流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出版推廣。此前，江蘇文學的出海主要由中國外文出版社和國外出版社完成，江蘇名家作品均有涉及，但較為分散。汪曾祺、高曉生、陸文夫、趙本夫、范小青、葉兆言、蘇童、畢飛宇、黃蓓佳、葉彌等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得到較為零散的譯介。此次“江蘇文學名家名作”無疑為世界了解江蘇的文化底蘊、風格特色提供了一個較為連貫、專注的視角。從目前情況來看，政府主導的文學譯介仍以文字模態為主，忽視了現代技術帶來的多模態閱讀模式，難以保證譯介的效果。本文試圖從多模態翻譯理論視角，拓寬譯介的路徑，豐富譯介的策略。
多模態翻譯概述
多模態即在交際過程中發生作用的所有渠道和媒介，除了常見的基本語言符號組成的文本外，還包括圖像、視頻、音頻等資源符號系統。因此，多模態文本中每種符號模態不僅具有特定意義，同時也與其他符號模態交互生成文本以構建整體意義。近年來，多模態理論不斷被運用到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中。進入21世紀以來，多模態文本融合了影視、漫畫、廣告、網站、視頻等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被普遍使用。多模態翻譯的核心任務是超出語言層面將源文本與譯本進行轉換，即在模態層面轉換源文本與譯本。多模態翻譯分為模態內和模態間翻譯。模態內翻譯是指源文本與譯本的模態相同，如把中文小說翻譯成外文小說，體裁不變，或把法語旅游手冊譯成中文。模態內翻譯主要運用增刪、注釋、轉換等翻譯技巧對繪本、漫畫、廣告、電影等多模態文本進行翻譯，傳遞源文本的多模態符號意義。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媒介和閱讀習慣發生了變化，如移動閱讀終端、智能手機、有聲書等也激發了受眾的新需求。多模態文本比傳統的紙質文本更加靈活、便于調取信息，而且還可以提供畫面、聲音、空間等多方面的服務，更加具有競爭力，也為翻譯工作帶來一定技術難度。值得肯定的是，多模態翻譯，即構建語言與其他模態的新的意義載體，是改善文學譯介效果的必要策略。因此，江蘇當代文學的譯介可以采用模態間翻譯范式，摒棄只關注語言符號的單一模態翻譯，通過加入圖像、聲音、畫面等敘事元素，使江蘇文學以更豐富的形式走進外國受眾，拓寬傳播渠道，改善譯介效果。江蘇當代文學經多模態翻譯后，可以“模變”為超文本、電影、歌劇、繪本等文化產品，使國外受眾以更直觀的方式接受文學作品，引發情感共鳴，進一步提高傳播效能。
多模態譯介策略探討
圖像符號的使用從認知角度而言，圖像是最直觀的非語言符號，能夠刺激受眾的視覺感官。作為信息媒介，圖像擁有較強的敘事功能，能夠有效地向受眾傳遞信息。繪本、漫畫、插畫都是典型的圖像敘事文本。江蘇當代文學譯介的目標受眾是外國讀者，其與本國受眾在社會環境、教育背景、國情認知、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同時，他們對于文學作品中的政治制度、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的興趣也非常濃厚。僅憑文字翻譯進行敘述，可能會造成一些核心信息丟失或者被誤解。譯者需要具備使用非語言符號進行翻譯的自覺和能力。在譯本中合理植入插畫、照片、地圖等圖像，使文學作品內容更加形象生動，同時也能使作品的隱喻等內容得到更好呈現。不論是彼得·阿克羅伊德的《倫敦傳》還是奧爾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等城市傳記，其封面都是精心設計的，而書中的城市老地圖、黑白或彩色的老照片，更能使讀者建立起與城市的直觀聯系，使他們身臨其境，仿佛親眼見過城中人的生活，看過他們的故事。反觀《南京傳》，雖然封皮設計成了可以觸摸的城墻，盡顯南京城的古樸雄偉，但書中只有單一的文字模態敘述。該書是非虛構文學，厚達510頁，從公元221年寫到1949年，橫跨1728年，全書并未配有任何注釋、插圖、照片等圖像信息，給目標讀者帶來了一定閱讀困難。在新書發布會上，英文版譯者費爾南多·阿列塔表示，他曾游覽過南京諸多古跡，在翻譯時他的腦海中浮現出具體可感的、觸手可及的南京城市形象。但對于從未聽過或者只是對南京城有粗淺了解的讀者而言，只是在讀“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一些有趣故事和經典故事”，很難引發讀者的情感共鳴，也無法深刻感受南京城的堅韌和不凡。陸文夫的中篇小說《美食家》在歐洲如法、德等國家多次再版，其不僅是暢銷書也是難得的長銷書。很多讀者對書中描寫的美食和蘇州風物興趣濃厚，甚至在20世紀90年代，不少歐洲讀者來蘇州旅游時把這本書當作美食指南，按圖索驥，到朱鴻興、新聚豐、義昌福、松鶴樓等知名老店一探究竟，去閶門、觀前街、木瀆古鎮游覽。顯然，對于文學或漢學研究者而言，該書探討的是社會變遷之于人欲望的影響，但在普通讀者眼中，《美食家》長盛不衰的原因除了書中描寫的精致的江南美食之外，也得益于高立希譯本文字的質量，幾乎完美地再現了原作精妙的語言。此外，該譯本篇幅適中，只有172頁，開本較小，便于攜帶閱讀。德譯本封面配圖為紅底照片，一碗描金青瓷碗里盛著白米飯，熱氣氤氳。雖然米飯及其配色基本符合中國審美，但卻忽視了該小說中對米飯基本毫無著墨，其更適合用一碗蘇式湯面作為封面。此外，遺憾的是，譯本里沒有一張插圖、照片或者一處注釋。德國漢學家高立希的經典德譯本出版于1992年，彼時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剛剛起步，譯者和出版社還不具備多模態翻譯的條件。但在今天，我們完全有能力在原版的基礎上推出修訂版，配上插圖、照片、指南等，延伸閱讀的感官體驗，使讀者能夠深入了解蘇州，并借用該作品已有的國外受眾基礎為蘇州進行全面的宣傳。汪曾祺雖然是京派作家代表之一，但他晚年的中短篇、散文多與家鄉高郵相關，因為作品在國外讀者頗多，他筆下的高郵也被稱作“世界的高郵”。《大淖記事》早在1981年就被《中國文學》譯成英文，《受戒》《歲寒三友》《雞鴨名家》等十篇以高郵老城為主題的短篇小說被譯成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等。這些故事中蘊含的鄉土人情、“送小溫”的人間情懷，引發了國際文壇的關注。因此，國內出版社可以與海外出版社合作，在經典老譯本的基礎上適當添加圖像符號進行新敘。熊貓叢書、法譯本等汪曾祺作品的譯本封面均為水墨畫，或是勾勒出河渠縱橫大片水澤，或是勾勒出江南的粉墻黛瓦，或是撐傘踽踽而行的老者，有很強的地域特色。在對經典文本再翻譯時，若能添加高郵老城的街景、人物照片，利用語言符號與圖像符號的交互構成多模態文本，可以使文本更具藝術感染力，刺激受眾的想象力，幫助讀者走進美麗高郵。
聽覺符號的使用
北京大學邵燕君認為，聲音是一種觸覺，能夠幫讀者打開更感性的文學維度。包含聲音、圖像的多模態組合文本，能夠刺激受眾的多重感覺，將扁平的文本立體化。進入新世紀以來，博客、實時音頻發展迅速。第十七次全民閱讀調查顯示，2019年我國成年國民各媒介綜合閱讀率保持增長勢頭，但紙質圖書和電子書的閱讀量有所下降，有聲閱讀繼續較快增長，超三成的國民有聽書的習慣。在歐美等國家，播客的發展早于國內，有更廣泛的受眾基礎。因此，把江蘇當代文學作品翻譯、轉化為有聲書、影視作品等，融合了語言和非語言模態的立體文本，是視聽時代傳播文學的有力手段之一。與傳統的文字翻譯相比，多模態翻譯需要在轉換過程中融入異質媒介的敘事特征。翻譯過程不再是單一的文字文本轉換，而是一項龐大的工程，需要多個行業的藝術工作者共同參與，在影視作品中可以用多種符號模態完成意義共建。以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為例，影片中運用了大量紅色與灰黑的深宅大院形成強烈對比，營造出一種強烈的壓抑感，盡管一些細節與原著《妻妾成群》不同，但是仍然等反映出蘇童細膩的文筆和對人性的深入刻畫，促進了蘇童作品在國際文壇的傳播。
電子書及超文本的使用
數字媒介推動了電子移動閱讀，主要形式是電子書和超文本。電子書是指把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信息內容數字化的出版物和植入或下載數字化文字、圖片、聲音、影像等信息內容的集存儲和顯示終端于一體的手持閱讀器，其容量大、便于攜帶。超文本是用超鏈接的方式把分散在不同空間的文字、圖像、聲音等信息組織而成的網狀文本。在閱讀時，通過點擊超鏈接，可以快速獲取與文本關聯的各種信息。這種多模態翻譯特別適用于汪曾祺、陸文夫等作家創作的富有濃厚地方特色的中短篇小說。超文本的優點在于可以運用文字、圖片、視頻等多模態符號進行闡釋，建構較為全面的信息體系。讀者在閱讀時，通過觀看、聽取與文字關聯的圖片、視頻、音頻等多模態信息，可以快速了解文本背景與內涵，改善閱讀體驗。但目前江蘇文學在電子書和超文本媒介方面的多模態譯介路徑仍有待拓寬。江蘇當代文學“出海”必須采取合適的譯介策略，才能推進江蘇文學在全球的傳播，提升文化軟實力。面對信息化時代的新挑戰，必須拓寬傳統翻譯路徑，積極使用多模態譯介策略，合理運用圖像、視聽影音、超文本等多種非語言符號，保證譯介的文學作品的表現力，再現文學作品的精髓。多模態翻譯對譯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不僅需要深厚的語言功底和能力，也需要具備構建包含多種符號的多模態文本的能力。文學的譯介也需要深化與其他藝術工作者的合作，推動江蘇當代文學在海外的傳播，把江蘇立體、多彩的形象展現給全世界。
作者:吳濤 苑克娟 單位:常熟理工學院
當代文學研究2
文學為國之文化重器，記錄文化、傳達文化、升華文化等為其功能與內涵所在，文學教學正是以沿承其功能、弘揚其內涵為目標，讓當今之國民通過文學睹視歷史與當代、體會文學藝術魅力以及鞭笞思想，為傳承民族文化與夯實民族根基做出貢獻。從育人角度分析，文學教學要以“立德樹人”為指導思想，使文學教學內容、文學教學方式等與“德”建立密切聯系，依托“德”之培養驅動育人與文學傳承的有機結合。由李春雨編寫、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研究資料》一書通過四編內容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中的運動思潮、社團流派、文體研究、文學史與學術史研究等進行了系統歸納與梳理，并輔以資料索引多視角剖析與解讀，可以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改革提供多層面支持，使其在立德樹人視域下得到更好發展。
理順文學思潮發展軌跡，夯實“立德”基礎。文學發展逐步而行，任何一種文學思潮與文學流派的形成都有著前因后果，而這也是理解文學作品內涵所要了解的重要內容。本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思潮發展軌跡進行了梳理，從晚清文學運動開始，經過五四文學革命、“學衡”“甲寅”派的論爭、左翼“革命文學”運動、“文藝大眾化”的討論、“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直到解放區文藝運動收尾，其中引入了名人學者的作品，如梁啟超《小說與群治之關系》、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魯迅《革命文學》等。
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文化，也會有不同的“德”，如果在不了解文化演變前提下以今之“德”去衡量古之“德”，勢必會陷入邏輯推理誤區。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改革中，理順文學思潮發展軌跡可以讓學生以客觀視角去審視與鑒賞文學作品，進而正確對待其中的“德”。這樣能夠夯實“立德”基礎，形成“有選擇性吸收”和“公正討論”氛圍，有利于更多現當代文學作品得到引入，既豐富中國現代文學教學內容，也能提供更多“德”資源，為“立德”做出貢獻。提供更多挖掘載體，豐富“德”資源。一般看來，文學教學主要以文學作品為載體進行開展，但入選教材的文學作品往往具有較強指向性，造成“德”資源不夠豐富，使得學生品德修養、道德情操等方面得不到良好培養。本書引入了大量文學研究作品，既能作為文學教學內容也能用于引導學生從更多角度理解文學作品，比如錢杏邨《死去了的阿Q時代》是一篇評判魯迅作品功與過的文章，能夠引導學生形成辯證思維，不去盲從也不一味批判，同時在閱讀魯迅作品時可以正確理解，避免過分夸大或貶低。從德育培養視角分析，本書中的諸多作品可以成為挖掘載體，但并不局限于表層敘述性與描述性內容，其中具有邏輯性、思維性等深層次內容更應該得到重視。“立德樹人”理念不只是要求培養出的人才德行高尚，還要具備多種能力，成為有德又有才的高層次人才。這會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改革提出更高要求，做好挖掘工作，使“德”資源在數量與類型上更為豐富應成為重要任務之一。革新文學教學方式，重塑德育模式。德育過程中應充滿互動，不能單向灌輸或“居高臨下”指導，那樣容易使學生產生抵觸心理，難以獲得良好德育效果。本書第一編內容中采用了“史料與導讀”“思考與練習”“資料與索引”三模塊并行而立模式，既能讓讀者基于更多資料了解文學思潮特征與內涵，還能通過思考過程做出進一步剖析。這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方式革新提供借鑒，改變傳統教學中教師“一言堂”現象，比如教師在講解文學作品時，可以給予學生充分的討論時間，并提出問題引導討論方向，這一過程中學生可以借助相關手段查閱資料。教師點評時要客觀公正、有理有據，既留給學生良好印象，也能激發學生討論熱情，為德育獲得更好開展效果打下基礎。另外，教師還應在文學教學中將文學作品與社會現實相結合，目的是從實際出發更生動、更深入地進行解讀，使德育獲得土壤滋養，除了讓學生代入其中領會思想內涵之外，還能為更好實踐貫徹德育功能創造條件。
作者:劉璐 單位:天津理工大學語言文化學院
當代文學研究3
作為文學傳播的工具和手段，傳媒變遷無疑會對文學發展造成影響。尤其在步入21世紀后，新媒體的異軍突起愈加促使中國當代文學順應傳媒時代浪潮，革新創作機制、改造文本內容、轉變審美追求，從而繼續保持文學傳播的有效性，在日益復雜多元的當代文化格局中得以長存。由楊早所著的《傳媒時代的文學重生》一書，探究新媒體與當代文學互動所產生的文化樣式，對比20世紀末期的文學特征，評析21世紀傳媒時代文學在生產、傳播、接受、消費等方面涌現出的新常態。本書通過對新的文學現象的分析，力求建構新媒體文學的理論話語體系，以改善學界對文學、新媒體互動研究存在的失語狀態。
新媒體運作下的當代文學格局。宏觀而言，人們可以用一“縮”一“脹”來形容21世紀之后當代中國文學格局的新變：即凝聚教育功能、認識功能與審美功能于一體，運用精英話語踐行“責任”與“使命”的傳統作家在社會中的位置日趨邊緣化，文學作品單純依靠自身話語力量或業內人士運作吸引社會關注的效能不斷萎縮。然而各類文學因素，卻又憑借大眾傳媒、數字出版、影視、廣告等媒介運營，外擴至日常生活的諸多領域。由于新媒體促成精神產品在生產、傳播、消費環節上的進入門檻驟然降低，造成受眾面廣、閱讀分層、關注焦點分散等現象，使得人們精神世界當中的文學因素面臨著膨脹化與碎片化的境遇。媒體的使命發生了變異。既往以宣傳為主要運作目標，轉變成宣傳和資本市場相并行的運營模式，導致市場化媒體位居人們精神生活的中心。而在文學群體分化上，各類亞文化群體興盛并于各自內部形成“作者—出版者—讀者—批評者”的穩定內循環，使得由作家協會及權威文學刊物、文學批評界所構成的文學群體不再具有唯一性。在一個群體內共同遵守的生產、傳播、接受法則往往會被另一個亞文化群體拒斥而形成“規則壁壘”。
傳媒時代文學變遷面臨的困境。現階段，新媒體的普及運用尚未促成當代文學實現理想的轉型模式。相反，無論在創作流程、營銷推廣，還是在文本內容、讀者互動上，均面臨著一定困境。首先，大眾話語抗拒精英話語的統領地位，其成功抓住文學成為市場商品的契機，時常將“文本”所富含的“精英話語”抽離至公眾視野之外。原本滿懷“拯救”與“啟蒙”意識的作家逐漸因失去受眾的青睞而跌下“精神布道者”的神壇。其次，出版商營銷及公眾關注度已然成為文學產品是否流行的關鍵。由于各類亞文化群體的閱讀需求良莠不齊，出版商只會從公眾閱讀需求的最大公約數出發，優先遴選能夠帶來經濟實效的產品進行炒作包裝。至于文本內容卻不構成理性且全面的公眾認知。
受“眼球經濟”的制約，作家們理應具有的理想追求與美學信仰淹沒于世俗化浪潮對文學的“祛魅”，致使文本不可避免地陷入庸俗化、模式化、平面化的問題。再次，各大網絡文學網站推出的VIP訂閱制度令網絡寫作環境愈發嚴酷。在網絡文學平臺中，讀者因享有正版訂閱、打賞、催更、月票等商業化設定獲得空前巨大的權力。相比之下，作者卻必須直接面對讀者們的各種苛責和索求，在發文速度、數量與內容上處處受制于讀者，其后果是作者寫作壓力驟然增加，不僅使作者寫作壓力增大，而且由于過分追求讀者點擊率，作品為吸引眼球而作，失去了思想深度。文學研究對策與新媒體文學發展前景。對于當代文學研究而言，上述問題的應對之策在于重新厘清當代文學生產、傳播和影響力的相互關系，對閱讀人群進行分類和整理，善于記錄并分析傳媒時代文學變遷的思潮，敏銳捕捉持續出現的出版風潮和媒體熱點，認清當代文學“生產—消費”所反映出的深層文化心態，從而趨利避害，引導人們正確認識新媒體文學，確立既適合于文學本體積極發展又能保證創作傳播科技便捷的均衡之道。而當文學創作的理想追求、審美信念、道德精神徹底回歸之時，很難說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新媒體文學不會在歷經種種困頓后，收獲自我更新、自我整合的推動力。作者相信，只要價值觀引導得當、遵循文學與傳媒互動發展的客觀規律，21世紀的新媒體文學必然能夠承接傳統文學之精髓，緊系當代人文思潮話語，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創造出一批屬于傳媒時代的經典杰作，成功完成新一輪文學體系的重建。
作者:楊一男 單位: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化傳播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