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寬嚴相濟刑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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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涵與實現方式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如何正確理解把握其內涵，以及在檢察實踐中如何有效貫徹落實是我們檢察機關需要明確的首要問題。
1.內涵
對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內涵的理解，參會者們多角度多層次進行了探討。有的認為可以通過分析寬、嚴的含義以及二者的關系來準確把握其內涵，“寬”的確切含義為輕緩，“嚴”為嚴格、嚴厲之意，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寬”與“嚴”是統一的有機整體，兩者應當保持平衡，相互銜接，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形成良性互動。有的指出對于寬嚴相濟的實質應當從實體法、程序法、證據法等多角度加以理解和把握。從實體法角度來說，“寬嚴相濟”中的“寬”、“嚴”可以用來指代刑事責任和刑罰的輕重；而從程序法和證據法角度而言，“寬”、“嚴”則可以用來指代程序規則和證據規則的寬松與嚴格所體現的區別對待。有的從刑罰角度出發，認為“寬嚴相濟”的本意在于刑罰的輕重相互協調，相互接濟，形成一個合理的階梯、完善的體系，即刑罰輕重配置得當，并在總體上使刑罰趨于寬和，以促進社會和諧的方針和策略，而非目前“死刑過重，生刑過輕”等不協調不銜接狀態。有的提出和諧社會建構下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上表現為減少死刑的適用，非犯罪化、輕刑化、非監禁化。有的通過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提出背景、與1979年《刑法》確認的“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比較、世界刑事政策趨勢和潮流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寬嚴相濟司法刑事政策的側重點在于寬上。
2.實質
對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質，有參會者闡述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四個方面的實質表現，一是保證國家法律權威；二是為受害人伸張正義的需要；三是對犯罪人公平對待的過程；四是實行依法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司法政策。最終得出結論，“寬嚴相濟”并不僅僅是一個最后結果“輕輕重重”的問題，而是一個實現全社會利益平衡的問題。
3.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系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關系，有參會者對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對和諧社會構建所起到的作用進行了探討，認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施寬有節，增加和諧因素；施嚴有度，增加社會穩定因素。有的通過對和諧社會所需要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內涵、形式的分析，比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各項刑事司法政策，提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構建和諧社會理應采取的刑事司法政策”。有的指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本質就是為了和諧，其精神實質是在“寬和”。
4.與罪刑法定原則的關系
有參會者專門就罪刑法定原則下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實現作了發言，指出罪刑法定原則與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具有價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即保護人權。具體到罪刑法定原則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關系，不能籠統地講何者至上。刑法存在立法和司法的分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既是刑事立法政策，又是刑事司法政策，不同層面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罪刑法定原則的關系是不同的，就立法層面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來講，可以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刑法的靈魂，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高于罪刑法定原則；但就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來講，罪刑法定原則高于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只能在罪刑法定的框架運作。
5.與“嚴打”方針的關系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與“嚴打”方針的關系，有參會者指出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并不是對“嚴打”的揚棄，而是包含了“嚴打”刑事政策“嚴”的一面，同時強調一定條件下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罰化，寬嚴協調。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注重刑法法律效果的同時更強調了刑法的社會效果。從“嚴打”到“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轉變，雖然兩者也有內容的一致，但更多地體現出了法治理念上的轉變和進步，主要體現在從刑法萬能主義到刑法謙抑主義的轉變；從重刑主義到輕刑主義的轉變；從報應刑主義到教育刑主義的轉變；從注重司法的法律效果到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并重的轉變。有的認為“嚴打”是包含在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中的體現寬嚴相濟的嚴厲性的內容。只有在寬嚴相濟的框架中堅持“嚴打”方針，才能避免片面追求從嚴懲處，而做到“嚴中有寬”，更好地在“嚴打”中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現方式
1.實現原則
有參會者認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實現原則有三個方面：嚴格依法、區別對待、注重效果。另有參會者指出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做到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實現寬嚴相濟的工作目標，主要應把握以下原則，一、嚴厲打擊，依法懲處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前提；二、依法辦事，有限從寬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原則；三、把握標準，區別對待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關鍵；四、感化教育，構建和諧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目標。有的提出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首先要找準不同點，即執行前的政策是什么樣，現在執行起來應該有什么變化，與以前有什么不同。其次要確立標準點，即“寬”、“嚴”、“相濟”的標準是什么，既要確定政策標準和確立實體方面的標準，又要確立程序方面的標準，還要確立執行方面的標準。同時還提出貫徹好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必須在刑事司法各個層面全面踐行，才能收到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2．立法實現
有參會者將現有刑事立法資源和司法解釋資源中“寬”、“嚴”的表現作一一總結，例如我國現行《刑法》犯罪概念中量的因素的規定，使很多行為被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對未成年人犯罪有生理缺陷的人犯罪的從寬處罰等規定都體現了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寬”的一面。有的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立法前景提出了一些建議，一是積極向人大建議修改和完善刑事法律，在法律中具體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二是出臺司法解釋規范各地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各種做法。
3.執法實現
在執法實踐中如何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眾多參會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的提出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嚴格把握寬嚴界限，一是要嚴格立案標準；二是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三是要借鑒便宜主義；四是要實行刑事和解；五是要擴大簡易程序；六是要發揮量刑檢察建議作用；七是據法抗訴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八是加大刑罰執行的監督力度，做到寬嚴到位。有的指出在司法實踐中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一要堅持刑法基本原則，切實把握刑事法律的具體規定；二要在法律規定的前提下，綜合考慮分析如何做更能有效地打擊和預防犯罪，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三要正確把握“寬”、“嚴”的適用范圍；四要堅持以人為本，體現刑事法律精神，保障人權。有的從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出發，認為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能時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是要進一步健全檢察機關貫徹“嚴打”方針的經常性工作機制；二是要推進輕微刑事犯罪案件快速辦理機制建設；三是完善辦案的考核評價體系；四是進一步加強與公安、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的聯系和協調；五是探索對外來未成年人適用非監禁刑的新思路；六是適當采用刑罰替代措施；七是加強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工作的監督和檢查。
（三）制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實現的因素
在檢察實踐中有效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很多參會者從不同角度圍繞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所面臨的障礙以及實踐中的制約因素進行了探討。有的從政策的局限性出發，指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基于政策的特征，過于原則和靈活，在司法實踐中不易掌握，社會公眾對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認可也需要一定的時間。有的探討了制約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貫徹落實的現實因素，認為具體可以表現為五個方面，一是不捕率和不起訴率硬性考核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二是重實體上的“寬”與“嚴”而忽視程序上的“寬”與“嚴”；三是相關部門缺乏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協調機制；四是批捕起訴工作機制及相關制度還不夠完善；五是犯罪嫌疑人的自身情況及其它當事人對政策、法律的不理解也限制了檢察工作中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具體落實；六是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工作重心掌握不當。有的提出基層司法機關實施寬嚴相濟司法政策的速度較慢，效果不明顯，究其原因，其阻礙不是來自于司法界外部，而是來自于司法界內部，是多年來建立的對司法腐敗的防范措施阻礙了寬嚴相濟政策的實施。另外還有參會者指出對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上，公安、司法機關之間尚存分歧以及部門利益驅動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影響也是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二、檢察機關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具體實踐
如何在檢察實踐中具體落實和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是檢察機關面臨的現實問題。
（一）基層檢察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
1．基層檢察院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途徑
有參會者提出在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過程中，基層檢察機關要“把握五個區別，做到五個突出，實現五個目標”，一是要區別犯罪性質，突出打擊重點，實現確保平安的目標；二是要區別社會危害，突出職務犯罪，實現打防結合的目標；三是要區別主觀惡性，突出保障人權，實現罪刑相當的目標；四是要區別犯罪情節，突出寬嚴相濟，實現依法從輕的目標；五是要區別犯罪動機，突出化解矛盾，實現促進和諧的目標。
2．存在的難點問題及相應對策
有參會者認為基層檢察院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存在的難點問題在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考核目標之間存在著矛盾，具體體現于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與自偵工作必須完成“三個百分百”之間的矛盾；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與把握逮捕條件、慎用逮捕措施之間的矛盾；適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與上級檢察院控制不起訴率之間的矛盾。同時指出基層檢察院正確有效的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克服難點問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要正確適用輕緩刑事政策，設立專人專辦，提高效率，縮短訴訟時效；二要正確適用寬嚴相濟政策，依照法定程序，充分發揮簡易程序和簡化審作用；三要完善和解機制，推行社區矯正，化解社會矛盾；四要正確適用輕緩刑事政策，公、檢、法聯席，達成共識，共同監督實施。
（二）偵查監督部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
1、偵查監督部門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途徑
有參會者提出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快捕，堅持“嚴懲”方針，對輕微犯罪“少捕慎捕”，堅持“輕緩”政策，對輕微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非刑事化處理。有的主張要積極構建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相關的工作機制，提出要建立繁簡分流、輕案快速處理機制、未成年人犯罪審查逮捕機制等“寬型”審查逮捕程序及附條件逮捕制度等“嚴型”審查逮捕程序，在審查逮捕階段探索刑事和解工作機制，將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實效果納入案件質量綜合評價管理辦法進行監督。
2.存在的難點問題及相應對策
不少參會者都提到偵查監督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存在的難點在于偵查工作中存在著“有罪即捕”的誤區。有的從不同層面對審查逮捕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認為從立法層面上看，沒有有關逮捕的必要性要件的具體規定以及羈押復查制度和捕后最長羈押期限制度；從執法層面上看，執法人員缺乏權利保障意識以及現有執法辦案考核制度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存在著制約；從現實層面上看，持續犯罪高峰導致的政策失衡以及無業人員犯罪嚴重的社會現實導致逮捕措施的廣泛適用；從制度層面上看，主要是逮捕的替代措施——監視居住、取保候審存在缺陷。有的提出法律對于審查逮捕環節是否可以進行調解規定得不夠明晰。
對于偵查監督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存在的問題的對策和建議，有的提出要進一步細化無逮捕必要的案件標準，規范和完善檢察機關對輕微刑事案件的調解權及建議權。有論者指出要繼續加強偵、捕銜接，建立健全依法適時介入、引導偵查取證的工作機制，依法嚴厲懲治嚴重刑事犯罪。還有參會者提出要建立同步監督機制，最大限度地使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強制措施。
（三）公訴部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
有參會者認為在當前檢察公訴環節中全面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關鍵是要構建好“案件分配機制、刑事和解機制”、行使好“起訴裁量權、量刑建議權、抗訴權”。有的提出要更新執法理念，依法適用輕緩刑事政策，采取規范不起訴條件，調整訴訟監督模式，探索建立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辦理機制、降低審級落實輕緩刑事政策、落實未成年人犯罪分案起訴制度等輕微案件辦理模式以及建立公檢法橫向協作配合機制，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和穩定。對于嚴重刑事犯罪要突出打擊重點，設立涉黑案件專家組，從嚴打擊黑惡重點案件；深化檢察長辦案出庭效果，突出打擊嚴打重點案件。有的通過列舉真實的案例，提出公訴環節貫徹寬嚴相濟政策要注重效率和效果的統一，同時也指出受不起訴率的限制，實踐中存在著公訴部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畏手畏腳的問題。有的提出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中“寬”、“嚴”本身要根據刑法規定的罪名作一一理解，同時要根據案件的具體情節當寬則寬，當嚴則嚴。
（四）自偵等部門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研究
有參會者提出要繼續加大查辦職務犯罪的工作力度，在辦案數量、辦案質量、辦案效率上體現嚴，在貫徹依法從嚴要求的同時，具體案件處理上要嚴格以法律為準繩，區別對待，做到當寬則寬。有的提出控申工作要轉變工作觀念，更新工作方法，建立健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在檢察機關內部應當建立控申部門對“三不一撤”案件提前介入機制。有的針對在工作機制上貫徹落實刑事政策的方式提出要在檢察機關內部形成偵、捕、訴協作配合機制，有效形成工作合力。
（五）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制度研究
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刑事和解制度
有參會者對和諧檢察視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指出刑事和解制度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寬”具有一致性，列舉了司法實踐中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問題，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應當明確將刑事和解轉化為國內立法，以法律明文規定的形式加以規范，建立相應的法律制度特別是程序上的制度對刑事和解活動加以規范指導。有的提出刑事和解的調停人由法院擔任最為合適，首先刑事和解實質上是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就受害人的損害所達成的一種補償性協議；其次，法院人員的專業和素質能夠充當起良好調停人的角色；再次，從法院在公、檢、法三機關的地位來看，其最為中立與公允。
2.輕緩刑事政策研究
應當如何認識和把握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特別是在執法實踐中如何正確運用輕緩刑事政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新課題。有參會者提出要正確運用輕緩刑事政策，限制強制措施及刑罰的適用范圍，對輕罪實行非監禁化，引進暫緩起訴措施，減少社會矛盾；對未成年人實行非刑事化處理，推行社區矯正；借鑒恢復性司法理念，確立刑事和解制度；改進完善辦案方式，輕微刑事案件快速處理，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3.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未成年人犯罪
有參會者對未成年人犯罪如何體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過程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緩刑制度，適當放寬減刑、假釋的適用，在審查逮捕環節上，對未成年人犯罪嚴格貫徹執行新《規定》的社會調查制度，健全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捕后的跟蹤督導機制，加強對未成年人犯罪“偵查程序”和“立案程序”的監督。
三、專家學者、法院系統對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建議
本次研討會不僅集合了全省檢察機關對于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理解和適用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還邀請在哈高校的專家學者、法院系統分別從學者角度、檢法對接角度對檢察機關如何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提出相關建議。
（一）專家學者方面
有的學者提出當前檢察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法律解釋的模糊性影響了政策的可操作性；二是理解和把握政策與法律的關系不準確；三是貫徹政策受到現行立法及傳統觀念的制約；四是政策在瀆職犯罪中掌握有失偏頗；五是政策在量刑建議權中貫徹不利；六是政策在不同部門之間衡量標準存在差異。從而提出相應的對策，一是要根據具體犯罪情節區別對待；二是要建立對輕微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機制；三是要探索適用程序建議權及量刑建議權；四是要放寬對未成年人的適用剛性約束；五是要追求懲罰與保障的雙贏效果；六是要積極推行辦案機制的新模式。有的學者建議要擴大相對不起訴的范圍以及健全答疑說理制度。有的學者指出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與國際上兩極化的刑事政策遙相呼應的，都是基于刑罰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刑罰資源的有限性以及刑罰謙抑性觀念而產生的，認為有限的刑罰資源應當使用到最需要刑罰規制的地方，是有中國特色的理智而現實的選擇。還有學者通過列舉了一些真實案例，從社會學、法學角度對未成年人犯罪成因進行了分析，指出“從寬”原則應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處理原則，要盡量采取非監禁化、非刑罰化手段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法院系統方面
有的參會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當寬不愿寬、不敢寬，該嚴沒法嚴的現象，提到有的案件由于偵查機關對證據收集得不及時，導致一些重要證據的滅失，或者證據收集的不充分，遺漏了定案的關鍵證據，或者證據來源不合法，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等原因，使得一些本應“殺”掉的被告人，由于達不到“鐵案”的證據要求，只能判處死緩或者無期徒刑，有的案件因定案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而只能宣告無罪。有的案件由于立法的原因只能對有實質社會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從寬從輕處罰。另外還指出與偵查、檢察機關及上級法院在定案標準等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也影響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貫徹落實，建議各政法機關之間應加強溝通，形成默契。有的指出應從社會正義、人文關懷、刑罰效果、量刑情節的角度進行深入理解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正確處理好嚴打方針與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關系，積極爭取社會對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司法實踐中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采取更加具體的貫徹措施，比如實行量刑建議和量刑辯論制度，建立健全量刑有關制度體系和刑事審判工作的判例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