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消費需求瓶頸因素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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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從整體上說已經跨入工業化中級階段，經濟總量、人均水平均已達到一個新的層面。但是目前我省需求結構中投資率偏高、消費率較低，國民經濟整體表現為有效需求不足、經濟發展缺乏后勁。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到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如何促進有效需求快速增長，化解消費需求增長的“瓶頸”因素，構建良好的消費環境，確保國民經濟又好又快增長是值得研究的現實問題。本文通過對*消費水平、消費結構進行橫向、縱向的比較分析，剖析抑制消費需求增長的瓶頸因素，并對如何擴大內需提出具體的對策和建議。
消費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近年來，我省地區生產總值中投資率高消費率低的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經濟社會的發展不能過分依靠投資和出口，經濟發展規律表明，生產、流通、積累、消費是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運動，其中生產是起點，流通是中間環節，積累和消費是終點，只有消費了的商品和服務才能實現生產與流通的價值。因此，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重要條件，對加快推進海西建設，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消費需求的發展變化和現狀特征
（一）最終消費呈增長趨勢，但最終消費率呈下降趨勢
改革開放以來，*消費需求保持了較快增長趨勢，消費總量逐步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由1978年的53.02億元上升到*6年的3765.94億元，年平均增長10.1％。“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時期，全省消費需求分別增長12.1%、9.0%、11.5%、9.7%和9.0%，但最終消費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6年全省最終消費率48.6%，比1978年下降31.3個百分點。“十五”時期最終消費率分別比“八五”、“九五”時期下降8.2個和2.7個百分點。
(二)最終消費增幅低于投資需求增幅
1979－*6年，最終消費年均增速為10.1%，資本形成總額年均增長14.4%，最終消費增幅低于資本形成總額增幅4.3個百分點。從1990年以來全省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總額歷年的環比發展速度看，最終消費需求保持增長態勢，波動幅度小于資本形成總額的波動幅度。1990年至*6年，全省最終消費的變異系數為0.5563，資本形成總額的變異系數為0.6355。
（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
居民消費是消費需求的主體，所占份額在70%以上。自1978年以來，*居民消費滯后于經濟增長。“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時期，全省居民消費需求分別增長12.4%、4.8%、12.9%、8.2%和8.3%，分別低于同期GDP增幅0.8、4.9、5.5、3.3和2.4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呈下滑的趨勢，特別是*2年以來，全省居民消費率降至40%以下，*6年僅為35.8%，是197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比1990年下降19.6個百分點。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擴大，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低于城鎮居民，在居民總消費中的比重更是持續下降，目前僅為28.7%左右，比1990年下降28.4個百分點。*6年，全省農村實現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961.03億元，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為35.5%，分別比1990、*0年下降17.0和7.8個百分點。
（四）最終消費率低于國際一般水平
1978-*5年，全球的年均消費率為77.6%，且消費率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75.6%上升為*5年的78.8%；發達國家中的美國、日本、德國和英國的年均消費率分別為83.9%、71%、78.5%和84.1%；發展中國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埃及的年均消費率分別為78.2%、78.7%、70.9%和84.1%；亞洲國家的年均消費率為70.3%，我國的年均消費率為58.5%，而我省的年均消費率僅為55.4%，明顯偏低。（詳見附表）
（一）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制約消費需求增長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能否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收入的增長狀況。改革開放以來，全省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長，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提高，實現了從溫飽到總體小康的偉大跨越。但與經濟發展相比，全省城鄉居民的收入增長長期以來滯后于經濟增長。從“十五”時期來看，扣除價格因素，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為9.8%，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5.1%，分別低于同期GDP增幅0.9和5.6個百分點。由于居民消費占全省最終消費的七成以上，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造成了居民消費底氣不足，即期消費下降，從而抑制最終消費率上升。
(二)農村市場發展落后于城市市場
農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使得農村市場的發展一直滯后于城市市場。*省*6年居民消費已達2775.43億元，其中農村居民消費796.54億元，城鎮居民消費1978.89億元；在居民消費中，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緩慢，*1年至*3年年均僅增長2.3％，而城鎮居民消費則呈穩步上升趨勢，年平均增長11.2％。“十五”期間我省最終消費的平均增長率為10.5%，其中城鎮居民消費年平均增長12.5%，農村居民消費年平均增長4.3%。城鄉消費增長的差距主要來源于收入增長的快慢，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兩個指標常用來代表農村和城鎮消費的收入水平，我省“十五”期間的農村、城鎮收入變化如下：
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一直大大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鎮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緩慢，也一直低于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1到*3年只徘徊在5%左右，*4年起才日益提高，農民收入低是造成農民消費水平低的最大因素。
（三）居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抑制了低收入居民消費需求擴張
*6年，全省城鎮最高收入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1140.16元，為最低收入組居民收入的6.5倍，高收入組農民人均純收入10016.45元，是低收入組的5.4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6年城鎮最低收入組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為0.9310，高出最高收入組（0.6527）42.6%，農村低收入組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為1.2239，高出高收入組（0.6285）94.7%，這說明大量低收入階層有消費欲望但缺少必要的消費能力，消費需求受阻。
（四）居民消費傾向不斷下降，消費意愿不強
近年來，各級政府相繼在住房制度、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教育收費制度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著手建立了社會保障機制，如廉租房、最低生活保障、農村醫療保障等制度，但還不足以改變人們的自我保障意識，居民的防范意識增強，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有盡可能地通過增加存款來獲取“安全感”，因而造成人們消費心理趨于保守，近期消費行為更加謹慎，也就是說城市居民對未來養老、醫療、教育支出預期增加，居民消費意愿降低。1996年開始，城鄉居民消費傾向連續大幅度下降，1996年城鎮居民消費傾向為83.6%，農村為79.4%，到*6年我省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消費傾向分別為71.3%和74.3%，分別比1990年下降10.5和18.3個百分點。
（五）長期形成的“量入為出、勤儉持家”的消費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質量大大提升，但長期生活觀念和文化背景形成的量入為出、有多少收入決定消費支出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模式沒有多大變化。人們崇尚收支相抵有結余，忌諱“寅糧卯吃”，極少利用銀行信貸工具“負債”或“超前”消費。這種消費觀無疑對人們的消費行為產生極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費滯后、消費需求不足。
（六）市場經濟秩序混亂和地方保護主義
目前尚存在的非法制售假冒偽劣商品、一些商品隨意定價、虛假廣告誤導、信用水平低、偽造票據、憑證和做假帳等違法犯罪活動，行政管制或不正當手段，對本地企業和外地企業實行差別待遇，地區封鎖和市場分割等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和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經濟活動，損壞了消費者的利益，提高了交易成本，也抑制了消費的增長。
三、擴大消費需求的路徑選擇
（一）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
收入決定消費，提高居民消費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一是要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城鄉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的城鄉居民是最具備消費潛力的群體，這部分人占我省居民的大多數，由于收入低，雖有消費愿望，但支付能力卻有限。政府及職能部門應該把民營經濟的發展作為強化內生動力的突破口，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與投資環境，加快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增加居民收入。關注城市中低收入民眾的情況，在幫助與解決其就業問題時，把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放在提高這部分民眾收入水平上，此舉不僅是創建和諧社會的有力措施，也有利于提高全社會的最終消費需求。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強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調節職能，進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確保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進一步規范國有企事業單位收入分配，逐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收入分配結構。
（二）采取有效措施開拓農村市場，促進農村消費的穩定增長
一是要加大國家財政對“三農”的支持力度，繼續對農民“多予、少取、放活”。把推進農業產業化、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重點。優化農業生產結構使糧價及其他農產品價格在一定水平上保持穩定，同時綜合配套農民工進城務工、權益保障和相關的支持政策。二是切實把國家投資重點轉向農村，結合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大力推進農村道路、安全飲水、供電、沼氣、垃圾和污水處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三是引導鼓勵城市大型商貿流通企業經營網絡向農村延伸，利用其品牌、技術、配送體系和人才培訓等優勢，采取直營、加盟等靈活方式，開辦村鎮超市、便利店，促進工業品下鄉，增加適合農村市場需要的適銷對路商品。四是改善農村流通和消費環境，大力培育農民對家用電器的消費意愿。
（三）加快完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體系，改善消費環境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目前仍處在發展改革階段，再加上住房、教育和醫療制度改革，以及國企改革等因素，在短期里容易增加人們防范風險的意識。因此要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使民眾享受到“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一是要強化政府的就業和社會保障職能，加大財政對就業再就業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健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工傷保險制度；三是健全廉租房制度，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四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促進教育公平。只有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居民對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改革引發的未來支出心中有數，合理安排支出，從而穩定居民消費傾向，才能促進儲蓄轉化為理性的投資與消費。
（四）加速調整產業結構，增加消費品的有效供給
依靠科學技術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生產適應市場需要的消費品，特別是新產品。同時要加強市場調查，深入了解市場的供求情況，了解消費心理和消費需求的變化趨勢，及時調整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加速發展信息產業，信息市場和信息服務發展了，才能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給，避免無效供給，活躍消費市場，滿足新的消費需求。
（五）培育新型消費領域，推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我省*6年人均GDP超2700美元），人們的消費將由實物消費為主走上實物消費與服務消費并重的階段。因此，要加強培育新型消費領域，一是要大力發展信息服務業，加速建立和完善消費信息服務制度，規范消費信息服務的提供和消費行為，擴大居民信息服務消費的比重，促進消費信息服務業的發展。二是政府應積極發揮流通業的先導作用，引導生產企業積極開發適合不同消費群體的適銷對路新商品；繼續引導住房、汽車合理消費，擴大通信、首飾、休閑、旅游、文體、健康保健等熱點消費，增強其對整個消費的帶動作用；健全便民、安全、快捷的商業網絡，發展城市社區商業零售、餐飲、住宿、物業管理，推進網上購物、郵購等新型消費方式；積極擴大老年人消費，重視發展適合老年人需要的娛樂、保健、醫療、教育等服務業，推廣家庭養老和社會化養老相結合的多種新型養老模式。
（六）加大市場監督和監管力度，著力改善消費環境
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培育消費信用法制環境，采取切實措施保護誠實守信，提高流通領域的信用；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特別要加強食品藥品安全管理和整治，嚴厲打擊、依法懲處各種制假售假、坑蒙拐騙和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非法行為，改善消費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消除消費者懼怕假冒偽劣的心理障礙，使人們敢于消費，放心消費；各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產品質量監督與市場監管機構，要發揮各自的作用，凈化消費環境，制止流通環節亂收費，減輕消費者負擔，降低消費者消費的意外損失，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間接達到促進居民消費的目的。
總之，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擴大需求作為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增強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重要條件，通過增加城鄉居民的收入，改善消費環境，更新消費觀念，培育新型消費領域，推動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等路徑來有效提高消費需求，對加快推進海西建設，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