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上訴案件審判監督的現狀原因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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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刑事上訴案件比例呈上升趨勢，，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確，審判監督出現了空白和盲區，檢察機關對刑事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形同虛設。本文試對此做一些分析，以期審判監督逐漸走上正規化、專門化、規范化的軌道。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公民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一審判決后，刑事上訴案件比例呈逐年上升趨勢。以我院刑事案件為例：據統計，2000年一審刑事上訴案占總數的24%，2004年則為46%。一審改判率由過去的12%上升為38%，與此相對應的是檢察機關的審判監督職責卻未能很好地開展，且暴露出不少問題：如立法上有缺陷，可操作性差等等。本文試圖對我院刑事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的現狀與原因進行剖析，探討如何進一步發揮和完善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
一、刑事審判監督的現狀
刑事審判監督，是指人民檢察院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在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對一審的審判監督主要是通過出庭支持公訴、審查判決書以及提起抗訴等形式來進行監督。此項監督是由同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的監督，實踐中便于操作，因此對一審的刑事審判監督開展的相對比較好。雖然在司法實踐中抗訴的成功率并不十分樂觀，但最起碼檢察機關還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而對刑事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卻形同虛設，出現了監督盲點。
下面以我院2004年所辦案件為例作一下分析：
2004年我院共辦結刑事案156件230人，一審判決后，被告人提出上訴的有76件，其中直接改判的有25件，裁定發回重審的12件；我院收到二審判決和裁定的案件化占總數的三分之二。除抗訴案件外，在上訴案件中，檢察院沒有一起出庭支持公訴案，對直接改判的上訴案件也未見抗訴。且上級檢察院從未收到過一份二審的判決書或裁定書。
上述數字反映了現行法律對于一審上訴刑事案的監督的范圍、內容、方式方法等沒有界定，因此造成了監督的盲點和空白，致使上訴案件的審判活動，都游離于法律監督之外，而這些恰恰是執法不嚴和權力可能被濫用的領域，而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可操作性差，機構設置不盡合理，檢察機關只能“望洋興嘆”，監督效力無法有效發揮，監督不可避免遭遇尷尬。
二、刑事上訴案件審判監督難以開展的原因
結合司法現狀和上述有關數據與案例，探究現階段對刑事上訴案件審判監督不足的原因，可以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審判監督的規定簡單、不全面、不具體，使得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很難進行；
一是從法律文書的送達情況看：據統計，我院收到二審判決和裁定的案件占總上訴案的76%，以前法院對二審的判決和裁定就不送達檢察院，這幾年的情況略好一些，但是仍處于可送可不送狀態，而目前對上訴案件審結后法律文書的送達，是通過原審法院送達提起公訴的檢察院，還是由二審法院送達至同級檢察院，或者法院可以不送達。法律對此并沒有明確規定。
二是從被告人上訴后的出庭情況看：2004年，中院直接改判的案件共有25件，沒有一起開庭審理案件。對于上訴案件，法律規定二審法院一般都應當開庭審理，并要求訊問被告人，除非“合議庭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認定的沒有變化，證據充分”。但事實上，在啟動上訴程序后，法院對上訴案件的審理都是書面審理，檢察院不派員出庭，難以對法院審理活動進行監督。檢察院如收不到裁判文書，又未出席法庭，那么對上訴案件的庭審活動及裁判談何進行監督呢？
2、提起抗訴的程序繁雜，不明確，不具有操作性，使得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難以落實。
根據法律的規定，檢察機關享有法律監督權。從立法精神看，這種法律監督應當是全方位的。但在實踐中卻難以操作。如我院提起公訴的被告人常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一案，一審法院經審理后，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常某有期徒刑四年。常某不服一審判決，向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二審人民法院局面審理了此案。二審判決書認定常某有自首情節，從而對其減輕處罰，改判為有期徒刑一年。據調查了解，認定常某自首的證據材料是辯護人獲取的，且未進行質證。該案宣判后，我院通過一審人民法院收到了二審判決書。
該案的二審法院在未進行當庭質證有關證據材料的情況下，就認定被告人有自首情節，且將此情節作為改判的根據，明顯違反了法律規定。
我院收到判決書后，雖然對此判決有異議，卻為提起抗訴的事感到無從下手。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有關規定，本案只能由省級人民檢察院的控告申訴部門來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通過本院起訴部門---控告申訴部門---本院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由本院檢察院向晉城市檢察院提出抗訴請求；晉城市檢察院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責令審查起訴或控告申訴部門---向省檢察院的控告申訴部門建議提起抗訴----報請檢察長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審查起訴部門出庭支持抗訴?？梢姶顺绦蚝纹浞爆?！這不僅極大地浪費了訴訟資源，而且很有可能因為其中的一環沒能通過而最終導致抗訴流產，使對二審判決、裁定的監督成為一句空話。
3、機構設置的不合理性，客觀上造成了對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出現了盲點。
監督機構設置的不合理性，導致了檢察機關即使發現了二審判決或裁定錯誤也無暇抗訴，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人民檢察院，卻沒有獨立的、專門的機構對人民法院刑事上訴案件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客觀上造成了對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出現了盲點。
如被告人李某貪污一案，一審人民法院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李某提出上訴，二審人民法院既未訊問被告人，也未開庭審理該案，卻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發回重審。本案也出現了明顯的違反訴訟程序現象。從法律的有關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對于上訴案件，二審法院一般都應當開庭審理，并要求訊問被告人，除非“合議庭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認定的沒有變化，證據充分”。但該案的二審法院并沒有開庭審理，也沒有訊問被告人，就以“基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屬于明顯的違法。但對該案的二審裁定，同樣地難以進行監督和提出抗訴。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確甚至沒有規定而無法得到解決，造成對刑事上訴案件的審判監督形同虛設。
三、完善對刑事上訴案件審判監督的幾點建議
1、明確法律文書的送達方式。對于刑事上訴案件，二審人民法院如果裁決維持原判的，規定其應當將法律文書通過原審人民法院送達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如果二審人民法院認為有可能改判或發回重審的案件，應當開庭審理并通知同級檢察院派員出席法庭，此類案件的判決書、裁定書均應送達同級人民檢察院及提起公訴的下一級人民檢察院進行監督。還應規定一個合理的期限（如規定裁決后15天內送達）。這樣做既可彌補立法的缺陷，也避免了監督的盲區。
2、建議制訂相關的司法解釋。要切實履行好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職能，首先要必須有相應的比較完備的法律制度，從而把憲法對檢察機關的定位貫徹落實到具體法律監督實踐中，由于審判監督涉及檢法兩家的這一特殊性，制訂相關的司法解釋必須具有權威性，并且規定監督宗旨、原則、內容、范圍、對象、方式、途徑、效力及對不接受依法監督的處罰等，具有實體法和程序法上的操作性。
3、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可以對生效判決或裁定提出抗訴的上級檢察機關應當設立獨立、專門的機構，比如與法院二庭相對應，新成立一個“審判監督部門”，專門監督上訴案件，以加強對上訴案件及抗訴案件的審判監督，從而使包括審判監督在內刑事訴訟法律監督走上正規化、專門化、規范化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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