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之道有賴于思想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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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紹雷教授在“中國發展道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

對于強國之道的探討，是一個千年常新的問題。在百多年來國際學術界的探討中，有相當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強國崛起的思想與文化背景。為什么說，強國之道有賴于思想的健全呢？我這里所說的“健全的思想”大體包含著三方面的意義：其一，是指作為決策者所提供的指導國家走向持續強盛的治國理念與戰略方針；其二，是指國民具有的政治文化與素養所達獲的水平；其三，是指作為前兩者基礎的一定的精神與思想文化傳統。這里絲毫不否認科學技術進步為前提的經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關系的演進乃是包括國家建構在內的政治上層建筑獲得發展的基礎。但是在百多年來的國際競爭中，有太多的事實證明，戰略與思想路線的合理選擇會導致一國的實力由弱變強；相反，戰略與思想路線的偏差與謬誤則會導致國力的衰弱乃至于國家的傾覆。

歐美的先例

如果沒有對歐洲民主與市場制度的努力學習與淋漓盡致的再創造，如果沒有救世情懷的養育，如果沒有日復一日持續不斷的社會改良精神，如果沒有“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掀起的全國性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思潮”，那么美國走上強盛之路，以至于問鼎霸權是不可能的。

以美國而論，遼闊國土所提供的豐饒資源、所踞“安全島”地位的地緣政治優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雄厚經濟與軍事實力，包括沒有前資本主義歷史的得天獨厚的制度條件，都是美國實現強國之夢的取之不竭的基礎。然而，如果沒有在自由主義思想導引下對歐洲民主與市場制度的努力學習與淋漓盡致的再創造，如果沒有在基督教鼓動之下救世情懷的養育，如果沒有在實用主義理念支配下日復一日持續不斷的社會改良精神，如果沒有在言論自由原則下“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掀起的全國性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思潮”，那么美國走上強盛之路，以至于問鼎霸權是不可能的。

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最近完成了一部題為《未來列強——明日世界的贏家與輸家》的新著，他認為，固然美國有著獨一無二的覆蓋全球的軍事優勢，但是他認為“至少同等重要的因素”是：多元文化交融之下具有非凡活力的移民；通過教育與社區而形成的世代相傳的宗教虔誠與使命感；天真的不言而喻的對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包括連歐洲人都不可小看的具有全球影響的美國大眾文化。所列各點幾乎全都是有關美國的“軟權力”。在列數美國強項的同時，施密特不無憂慮且直截了當地點出了當代美國的主要弱點：“美國最近一代政治領導人對（外部）世界的知識明顯地減少了”，與此相關，美國對外政策受到“具有意識形態傾向”的“新保守主義者”的過多影響，而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對于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和內在聯系的了解和判斷力很有限，遠遠比不上他們那種要肆無忌憚地運用美國軍事優勢的意圖”。施密特所指出的這些弱點恰恰也不是出現在物質基礎領域，而是體現在政治精英階層的知識不足與理念偏差。這位前總理字里行間所透露的擔憂是新保守主義支配下的美國外交將走上歧途。

如果說，作為統一國家的美國，影響其能否持續強盛的緣由既在于“硬實力”也在于“軟實力”，那么，作為嶄新的跨國經濟政治聯合體的歐盟，其成長發展道路是否也能證明“健全的思想”所發揮的作用呢？回答是肯定的。

半個世紀以來，從“煤鋼聯營”到“歐盟大憲法”，歐盟整個發展過程乃是人為戰略設計與客觀需求之間復雜互動的產物。基于近代國家體系出現以來歐洲連綿不斷的戰亂，早在18世紀，圣皮埃爾神甫、康德和盧梭就已經系統地表達了歐洲聯合的意愿與構想。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顯然也成為推動“煤鋼聯營”形成的歷史前提，但是若沒有像讓·莫內等一大批歐洲政治家思想家的構想與推動，就不會有今日歐盟的規模。當代美國杰出的歐洲問題專家戴維·卡萊歐在其近作《歐洲的未來》中指出，幫助和支配整個戰后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乃是四位重要的思想家的理論：李斯特、馬克思、凱恩斯與哈耶克。他雄辯地證明了，李斯特關于歐洲國家應該組成關稅同盟以平衡當時的英國霸權、以及將來應聯合英國制衡美國的預想成為歐共體形成的直接動因。馬克思對歐洲資本主義注定走向自毀的警告，也顯然促使了歐洲合作的啟動。與此同時，主張以宏觀調控解決危機的凱恩斯進一步發現了民族國家與全球經濟的矛盾，他的關于建立國際組織來解決這一矛盾的構想也為歐盟提供了啟示。最后，哈耶克對無限制的國家權力的批評和主張建立嚴格的財政貨幣機制的建議，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成為穩定和發展歐盟經濟的重要思想源頭。總之，正是戰略家們的思想才華與精心設計才使得歐盟應運而生，在困難與風險中得到推進。盡管，時下法國與荷蘭對“歐洲大憲法”的公民表決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帶來了沖擊，但是歐盟各國所顯示的意向是調整，而不是從一體化原則的倒退。

俄日的體驗

俄國與日本同屬結合部文明國家。“文明結合部現象”在當今多元文化高度交融與碰撞的背景下，已經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實狀況了。這表明，對外來文化的理性調適和有機融合，乃是強國之道中必先解決的重大課題。

與歐美先行現代化國家相比，俄國與日本是強國之路上的后來者。

現代化史研究專家西里爾·E·布萊克把俄國與日本列為同一梯隊的后發現代化國家，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依我之見，與歐美基督教文明國家相比，俄國與日本同屬結合部文明國家。從俄、日等國歷經文明結合與沖撞的滄桑之變中，可以發現更多由思想路線和意識形態的斗爭影響國力盛衰的痕跡。

以蘇聯而論，在十月革命勝利的最初年代，在國內戰爭后十分艱難的形勢下，列寧力排眾議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向農民讓步，向私人買賣的原則讓步，通過糧食稅、租讓制、自由貿易等政策，創造性地將市場經濟因素與社會主義相聯系。與此前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相比較，列寧總結到：此刻，“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新經濟政策”的實踐不僅在當時是兼容并蓄，使俄蘇走上強國道路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且為日后整個前社會主義國家地區的改革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歷史性的啟示。

與此相對應的是上世紀70年后的蘇聯晚期，同樣面臨著事關存亡的重大歷史性選擇，戈爾巴喬夫當時提出了“國際政治新思維”的口號。他表示：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價值高于一切，乃至超越民族利益、國家利益、階級利益以及意識形態與世界觀的差異。盡管，戈爾巴喬夫的政治口號并非無關國際社會當時的需求，問題在于，在空洞地強調人類普遍共同利益的同時，完全忽略了對本國傳統的肯定和對本土價值的重視。對蘇聯解體這樣一場歷史悲劇的深層原因分析迄今遠未終止，但關鍵時刻，戈爾巴喬夫對外戰略原則有失方寸顯然是自亂陣腳的一個明證。

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曾經痛惜地對俄羅斯民族性格作過這樣的自我剖析：缺乏過渡與中介，好走極端，起落不定，時而激昂，時而消沉。類似的分析在蘇聯解體后也出現過，但是，文明傳統的影響也畢竟不是歷史的宿命。比如，列寧在社會主義歷史最初階段的一系列治國方略表明，健全的戰略思想對指導社會主義的強國實踐具有何等的意義。

對于另一個東西方文明結合部國家——日本來說，明治維新以后革故改制，國力迅速上升，但同時也逐漸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19世紀80年代，占領朝鮮；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1904年，大敗顯赫一時的俄國海軍。從此，日本在列強面前取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一起享受殖民利益。但此時的日本雖有“西洋之學”的外衣，但骨子里相當程度仍然是東方式的專制傳統。究其原因，首先，明治之后，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很大程度上是以重新加強高度集權的天皇制度和擴張為目的。其次，明治以后“朱學”在日本重新復活，一方面抵制真正的文明開化，另一方面以“忠節”、“武勇”、“忠君愛國”等信條為重點，片面吸收儒學中的消極因素，為其擴張政策服務。總之，學習西方，文明開化，并沒有使得日本成為一個歐洲式的資本主義國家。移植儒教、發揚國粹，也沒有使日本走上漢學所主張的“萬邦協和，百姓昭明”的道路；相反，西方式的堅船利炮卻成為日本走上軍事大國道路的物質基礎，西方式的“天賦人權”相當程度被改造成愚民的理論工具。

日本在明治后崛起、卻在二戰中全面失敗的歷史表明，決策層在選擇強盛之道時的理智喪失將會給一個民族的前途帶來何等的災難。

上述“文明結合部現象”在當今多元文化高度交融與碰撞的背景下，已經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實狀況了。這種現象的普遍存在表明，對外來文化的理性調適和有機融合，乃是強國之道中必先解決的重大課題。

冷戰后的挑戰

美國所奉行的意識形態由“新自由主義”向“新保守主義”的轉換，意味著國家力量將大舉介入，推動思想領域的攻勢。面對著這樣一種形勢，顯然有必要提升從思想理論方面應對挑戰的能力。

冷戰后國際社會的深刻變化使得強國之爭具有更為豐富復雜的思想內容，從而也對強盛之道提出了更高的思想要求。

冷戰的結束本應使得大國間的競爭從使用戰略軍事手段轉入經濟與社會發展領域，但是至少有兩方面的情況使得這種轉變過程被大大復雜化了。其一，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說，冷戰后的國際競爭未必集中于經濟領域，而首先將是“文明間的沖突”。他認為經濟指向的是“你靠什么維持生命”，而文明指向的是“你是誰”。后者將是事關一個民族一種文明能否立足當今世界的生死攸關的大事，因而遠比“經濟”來得深刻。“9·11”事件發生后的幾周之內，我正好在美國，我看到各大書店櫥窗的顯赫位置都擺放著剛剛重版的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書，民意似乎暗示著亨氏的見解與“9·11”事件的某種關聯。盡管亨廷頓本人對此加以否定，他不認為“9·11”事件也屬于他所謂的“文明沖突”，但兩年之后的伊拉克戰爭發生之時，亨廷頓便不再回避，而公開承認“這有點像文明的沖突了”。其二，冷戰后，大國間競爭轉入經濟領域的過程也被經濟領域本身出現的變化所限制。最典型的情況是有關能源和高科技產品的國際競爭被國際媒體大大地戲劇化。而上述資源本身的戰略含意和不可再生性又使得本來只是簡單的經濟關系被上升到戰略與政治高度。由此可見，冷戰后的強國之道不僅不能單憑匹夫之勇，而且也遠非單純依靠GDP增長便能實現。

冷戰后，國際社會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全球化過程大大加速。人類社會從未在如此短促的時間里，面臨這樣一個各大文明、各個國家、各種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不管其是否愿意都被席卷而入、因而發生復雜的相互關系的整合過程。這樣一個客觀發展趨勢告訴人們：國家間相互關聯程度越是緊密，任何大國力量對比的興衰更替就越是不可避免地會引起連鎖的國際反應。

由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所引起的變化還集中體現在國際環境變遷與國內事務、特別是制度變遷的深刻相互關聯性。被稱為“大轉型”的驚心動魄過程，在冷戰結束之前就幾乎發生在所有非歐美國家或歐洲邊緣地區。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率先發生了軍人獨裁政權的垮臺；80年代，與南部歐洲有著密切傳統關系的拉丁美洲各國相繼發生類似的變動；稍后，東亞地區也不同程度出現了從強人政治向選舉民主制度的變遷，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東歐發生劇變，前超級大國蘇聯也于瞬息間解體。

直至新世紀，在格魯吉亞、烏克蘭乃至中亞等地區發生的所謂“顏色革命”這一類政治變動迄今似乎仍伺機待動而未見停止。這一變化昭示著人們所習慣于稱道的所謂“冷戰后意識形態淡化”這一趨勢正在受到沖擊。尤其是美國所奉行的意識形態由“新自由主義”向“新保守主義”的轉換，意味著國家力量將大舉介入，推動思想領域的攻勢。面對著這樣一種形勢，顯然有必要提升從思想理論方面應對挑戰的能力。除此之外，是沒有任何坦途可賴以輕松躋身于強者之列的。

國際權力重心東移？

“國際權力的重心正在出現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基辛格認為，這樣的一種轉移不是出于戰略估量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真正的改變歷史觀念的深刻變遷，至今國際社會并沒有對這樣的深刻變動作好認真的準備。

近兩三年來國際社會異常關注隨著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形成的實力崛起。國際輿論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的重新崛起給予了超乎我們自身想像的高度預期。包括基辛格這樣的權威戰略家也在去年夏秋之交給出了一個分量極重的判斷：“國際權力的重心正在出現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他認為，這樣的一種轉移不是出于戰略估量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真正的改變歷史觀念的深刻變遷，他甚至表示，至今國際社會并沒有對這樣的深刻變動作好認真的準備。

姑且不論印度、俄羅斯等國是否已經擔當起“權力轉移”的重任，從中國自身來說，的確應該在這樣的高度期待下作一番認真的反躬自問。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黨的文件和中央戰略決策早已明確宣布，要到本世紀中葉這樣一個漫長的時段之后，我國才有可能經過艱苦的努力，躋身于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一判斷比起數年之內、或者十余年左右中國即將與美國經濟平起平坐的樂觀預見要務實謹慎得多。如果不是從GDP總量，而是從制度與結構的合理性、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以及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實際水平來看，要想真正推動國際權力重心東移，沒有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持續有效的努力是不可能實現的。

作為新時代大國崛起的一個極為有利的條件，是全球化潮流之下在全球范圍內和平、公正、合理地利用資源的可能性。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從理論上說，使后起者不必再似當年列強一樣非動用堅船利炮方能斬獲資源。但問題在于，與早起現代化國家的國際環境大不相同的是，當他們走向世界之時，存在著自由發展的巨大空間；而當今世界舉目四望，早已是強手林立。在此條件下，要運用全球化的歷史機遇顯然需要更高的境界、更多的智慧，包括一定的利益交換。其中，還包括對一些帶有根本意義的理論問題的深入思考。比如，經常會有一些國外學者問起，中國人如何看待當今國際社會的基本狀態：是依然處于無政府狀態，還是已經被各種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管理了？此外，包括對作為國際行為體的自身行為特征也有一些有待嚴肅對待的問題。比如，馬基雅弗利曾經認為，國家行為不同于任何個人的行為而帶有非人格化的特性，因此“為維護國家，常常不得不背信棄義，不講仁慈、悖乎人道、違反神道”。在民族國家體系尚未確立時，為世俗政權反對神權而大行其道的這一信條顯然已經有悖于當代的國際倫理。馬克思曾經告誡第一國際的領袖們：“努力做到使私人關系間應該遵循的那種簡單的道德與正義準則，成為各民族之間關系中的至高無上的準則。”顯然，要真正將馬克思的這一原則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實踐，也依然需要付出艱巨的努力。

即使不言強國之道，僅就安身立命的意義上說，依然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大問題：在全球化大潮滾滾而來之時，中國人的自身定位何在？是模仿1999年西雅圖會議之后每年云集于世貿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年會會場之外的示威反對者，還是甘當全球化潮流的默默無言的追隨者，抑或是有著兩得其利而不失名節的更高明選擇？有學者曾經觀察到，德國在俾斯麥實現統一之后，政治經濟地位迅速上升，可是偏偏在德意志民族蒸蒸日上之時，特別是在德國于普法戰爭中剛剛打敗宿敵法國之時，尼采寫了《不合時宜的觀察》；而當德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濟上超過英國，完成了成為歐洲大陸頭號強國的歷史性跨越之后，馬克斯·韋伯寫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尼采與韋伯這兩位大思想家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認為當時德國正值最危險的時刻：物質文明壯大了，經濟總量上去了，但卻沒有一個成熟穩健、勇于堅持自身獨特價值立場的文化。

中國當然不是德國。小平同志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已經從方向上指明了未來的發展之路，包孕闊大的中國傳統文化也有著可謂取之不竭為后世所用的思想資源。然而，一方面，鄧小平理論還需要進一步深化為構建體制與機制的具體實踐；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如何以友邦所能明了的世界性語匯得以表達；傳統文化如何實現與當代各項制度變革的嫁接；如何從“講信修睦”、“厚物載物”一類道德原則轉化出應對國際事務的具體行為規則；如何培育青年一代奮發有為、寬容豁達的國際意識；如何調教中國的企業家不僅敢于、而且善于在向海外進軍的過程中審時度勢，廣結善緣；特別是如何運用傳統文化的積蘊來完成當代條件下中國人的主體性確立……如尼采所云：“不玩別人的游戲”，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在衣食富足之余，下大功夫去認真探求。

馮紹雷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院長、終身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國家重點文科基地華東師大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中俄友好、合作與發展委員會中方委員，中國俄羅斯、東歐與中亞學會副會長，中國歐洲學會副秘書長，上海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著有《一個歐亞大國的沉浮》、《國際關系新論》、《制度變遷與對外政策》、《冷眼向洋》、《普京外交》，譯著有《歐洲的未來》等。主持國家級、省部級社科基金項目多項，如“冷戰以來的俄、美、歐相互關系——兼及新帝國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