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路徑范文精選

【摘要】城市物流的發展，對于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城市高效率運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沒有物流就沒有城市正常運轉。同時，在城市物流發展過程中，又需要交通基礎設施、運營管理與服務、信息化技術應用等方面的支持。因此，如何推動城市物流發展與城市建設的高效協同，是當前城市物流主管部門以及參與企業共同面對的問題。本文立足城市物流發展內涵以及協同發展的瓶頸問題，探討如何提升城市物流發展與城市建設協同發展的建議，以期為城市物流發展管理部門及城市建設部門、參與城市建設的企業機構提供決策參考。

關鍵詞：發展內涵；基礎設施先行；末端重構；企業

一、城市物流發展與城市建設協同發展內涵

隨著國家對于物流的高度重視及城市自身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城市物流的基礎設施建設、組織管理與服務、線上線下融合以及末端配送等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尤其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及中西部中等城市，人流、商流、物流、資金流等基本要素高度融合，城市物流與城市建設實現了最大化的高效協同。城市物流與城市建設的高效協同，一方面是城市物流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是城市基礎建設和城市管理與服務的巨大轉變。以城市居民線上下單，商品1小時、半日達、當日達等物流服務的實現來說，背后實際上也是城市建設以及城市管理與服務的重塑、重構。正如2019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24部委發布《關于推動物流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意見》指出的,推動物流高質量發展是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城市物流的高質量發展，也是推動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內在要求。城市及區域經濟的建設和發展離不開高效的現代流通體系的建設和發展，比如山東省2022年上半年提出的“加快構建干線、支線和末端配送緊密銜接的智慧流通網，大力推進國家物流樞紐和骨干冷鏈物流基地建設，培育區域性物流中心。開拓貨運航線，布局建設一批內陸港，加密優化中歐班列（齊魯號）圖定線路和開行頻次，完善縣鄉村三級物流網絡”。從區域物流與區域建設協同的層面看，實際上既是立足整合區域物流資源，又立足了實際規劃建設東部、西部和北部三大物流片城市物流與城市建設協同發展路徑研究區，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的物流支撐。因此，城市物流發展的水平和城市居民實現最便捷化的城市物流服務的程度，是城市建設發展水平的衡量標準，更是城市物流發展與城市建設協同發展程度的風向標。

二、城市物流發展與城市建設協同發展瓶頸

城市物流的發展作為城市建設發展的風向標，得到了諸多城市的重視，尤其是在疫情常態化形勢下，國務院物流保通保暢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工作領導小組總指揮由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鵬擔任。成立之初，便制定了《國務院物流保通保暢工作領導小組工作規則》《物流供應鏈重點企業跟蹤保障及“一事一協調”工作規范》和《關于保障物流暢通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若干措施》等一些列物流管理政策。由此可見，物流發展對于城市區域乃至國家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反映出城市區域物流在疫情防控、保通保暢以及保障居民生活消費等方面存在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有些地方政府管理服務部門的主體責任不夠清晰。部分地方政府管理服務主體責任不清，存在多頭管理和交叉管理情形，導致城市物流發展過程中，部門條塊分割現象嚴重，尤其體現在公路、鐵路、水運、倉儲、內貿、外貿等監管服務各成體系，很難形成社會化的供應鏈條，無法實現商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統一，城市物流業的社會化、規模化、信息化程度較低，城市物流資源很難實現高效利用、優化配置，嚴重影響了城市物流的高質量發展。對于城市建設過程中，由于參與城市建設相關部門對于城市物流的主體責任不清，發展規劃過程中，只針對各自相關領域出發進行建設規劃，很難保證城市物流和城市建設的長遠協同。因此，城市物流與城市建設的協同性很難與城市物流發展、城市建設發展得到充分的體現，成為城市物流發展與城市建設難以高效協同的機制瓶頸。其次，城市物流監管服務部門管理和服務意識淡薄。對于政府管理部門而言，城市建設首先是放在第一位，對城市物流對于城市建設發展的重要性認知和大力發展城市物流的意識比較淡薄。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由于區位、人流、商流、信息流等物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條件相對于周邊城市發展來說條件差，導致該類地區對于物流業發展的預期較低，對于城市物流業的發展支持方面，相較于房地產、旅游等熱門領域要冷落的多。近年來，隨著城市對于物流業發展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提升，有些城市成立了由市領導親自掛帥的市級物流管理協調部門，具體工作一般落在某委辦局，但實際上，在管理上具體委辦局很難兼顧管理和服務。第三，城市物流信息化、標準化程度低，提升慢。隨著用戶的物流需求逐漸個性化、多元化、多場景化，對城市物流產品和服務以及配套的基礎設施等也提出了新要求。這就不僅對于物流企業的信息化、標準化程度提出了較高要求，也對城市在信息網絡基礎保障、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等方面提出了拷問，對于城市物流的規劃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說，城市物流發展過程中，城市建設的信息化基礎設施水平，決定了城市物流業的信息化能力。對于我國中東部地區部分城市而言，由于政府發展物流的條件得天獨厚，經過科學規劃發展，城市物流與城市建設的協同發展成效較為顯著。具體以建設和發展了不少以現代物流為核心的物流園區、物流中心、陸港、空港等為主，大多數城市經初步形成了以中心城市為依托的城鄉一體的城市物流物流網絡，甚至有些城市規模較大。但也存在城市物流總體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經營分散，物流布局不合理，技術含量不高，信息化程度低、規范化管理和服務跟不上，運作水平與物流效率不盡人意，導致園區、中心的企業入駐率不高，導致城市建設與城市物流的相互支撐的的活力不足，短期內很難看到發展紅利，城市建設部門信心不足。第四、城市物流中心被迫遠離城市發展中心對城市物流而言，高效的城鄉配送體系與相對應的基礎設施，形成了服務于區域城鄉物流需求的城市物流中心，通過城市物流中心整合城鄉配送的資源，形成統倉統配的樞紐。按照物流時效性的本質需求，城市物流中心應當遵循就近原則，一般布局在距城市較近，配送距離較短，交通便利的地區，才能更好保障物流服務的實效，降低物流成本。但實際上，一些城市物流用地往往很難就近入駐在城市超市、購物中心、批發市場、農產品貿易中心等貨源發出地周邊，這就導致物流園區布局不合理，物流節點設置不恰當等現象存在。很多城市沒有城市物流中心，或者城市物流中心遠離城市中心，導致城市物流服務分散、效率低，使城鄉配送達不到規模化，達不到標準化，從而失去了城市物流中心整合資源的功能，嚴重影響了城市配送的效率。城市物流中心的建設促使城市物流更加規范化、集約化，能夠形成穩定長效的物流系統。城市物流中心在城市建設發展中，如果過于遠離城市中心，將會導致無法依托城市化背景，無法與城市生產生活、農業、工業、制造業形成密不可分的協同關系，特別是城市在突發和應急情況下，很難發揮城市物流體系對于生產生活及保通保暢的重要作用。

我國的城市商業銀行誕生于1995年（時謂“城市合作銀行”），是由城市信用社合并組建的。十年來，城市商業銀行按照“守制轉機、立市興行”的經營理念，憑著“植根城市，貼近市場”的競爭策略，從合并之初的“保支付、防擠兌、穩過渡”，頑強地渡過了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的初生期，如今已步入了“規范管理、穩健經營、加快發展”21秘書世紀網，追求發展質量、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成長期，城市商業銀行當前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向何處去?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除極個別的將被全國性商業銀行收購外，擺在絕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面前的發展道路有兩條：要么“做小”——那些規模小、基礎薄弱、競爭力較差的城市商業銀行將發展成為具有特色的社區銀行，“以小取勝”，這是一種現實的選擇；要么“做大”一一那些基礎較好、競爭力較強的城市商業銀行，通過合并重組向區域性銀行發展，“以大做強”，這也是一種新的路徑選擇。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選擇了后一條道路，即多家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聯合重組為一家跨區域的商業銀行一一徽商銀行。

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的基本條件

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必須具備一定的市場基礎。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成功實現合并重組，就是在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之后，順勢而為、水到渠成。這些必要條件可以概括為“天時、地利、人和、外向、內需”。

天時：政策的有力支持。2004年11月，銀監會頒布的《城市商業銀行監管與發展綱要》明確提出：銀監會支持經營狀況好、管理能力較高、創新能力較強的城市商業銀行實現跨區域發展；鼓勵同一行政區域和經濟區劃內尚不具備跨區域發展條件的城市商業銀行在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市場原則實現資本重組和聯合，有效整合金融資源，進一步拓展城市商業銀行的市場空間，提高其抗風險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支持城市商業銀行按照市場化原則收購、兼并周邊地區城市信用社。監管政策的調整，為城市商業銀行通過合并重組向區域性銀行發展開辟了新的途徑，為城市商業銀行提供了更大的改革舞臺和發展空間。銀監會領導同志十分關心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2004年4月，劉明康主席到合肥市商業銀行調研，對實施合并重組的意見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安徽省委、省政府領導同志也多次表示鼓勵和支持省內城市商業銀行聯合重組。2005年年初，城市商業銀行聯合重組議題列入了省政府工作報告，作為全省金融改革的三項重點工作之一，擺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正是有了政策保障和領導支持，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合并重組工作才得以起筆破題。

地利：經營的良好基礎。首先要有較大的經營數量基礎。截至2005年9月末，參與此次重組的6家城市商業銀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資產總額460.80億元，負債總額439.76億元，整體上總資產年均增長率為29.5%，存款年均增長率為38.34%，貸款年均增長率35.81%，在全國113家城市商業銀行中處于中等以上水平。其次要有較好的經營質量基礎。6家城市商業銀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經營質量一直較好。按“五級分類”口徑，不良貸款率為3.38%，在銀監會2004年度全國評級排名中，4家被評定為一類行、2家被評定為二類行，7家城市信用社在全國的排名也比較靠前，形成了城市商業銀行的“安徽現象”。第三要有相對均衡的經營實力基礎。參與合并重組的城市商業銀行，在業務規模上相當，在風險程度上相近，在內部管理上相似。在這一前提下，各方才有平等的話語權、參與權，才能夠站在同一平臺上，共謀合并大計。這是合并重組的“平等進入”方式與購并重組那種“以大吃小”、“以強吃弱”方式的根本區別。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中，除合肥市商業銀行規模稍大外，其余的資產總額都在25億～65億元之間，基本處于同一檔次；不良貸款比例最高的為8.1%，最低的為2.2%，懸殊也不太大。

人和：人才的資源優勢。在過去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安徽省各家城市商業銀行一直十分重視吸收和培育人才，人員結構不斷優化，儲備了一批高素質的管理干部。此外，安徽省城市商業銀行普遍建立了較為有效的人才激勵約束機制，在人才使用、人才開發、人才儲備方面都有一套較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有利于充分調動人才的各種潛能。

[摘要]

社會保障是社會發展的“調節器”，對國家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社會保障也是“穩定器”，是社會穩定的保障。以城鄉統籌視角來審視現今我國社會保障的實踐路徑可以發現，其在實踐路徑的選擇與實施上都存在著差異，究其原因在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改善資金籌集和運營方式、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建立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重視統籌城鄉背景下社會保障的有效實踐和路徑優化，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工作重點，也是民生工作發展的必然要求。

[關鍵詞]

城鄉統籌；社會保障；實踐路徑

一、城鄉統籌視角下社會保障實踐路徑選擇原則

（一）城鄉統一部署原則

一、花鼓燈出場路徑的歷時檢視

作為農耕文明的產物，花鼓燈是淮畔民眾以“玩”為主的民間廣場藝術：“你好玩，我好玩，采朵蓮花做舟船，金鑼玉鼓船頭站，好像乾隆下江南，一遞一個接著玩。”“玩”成為一種“慣習”力量并具有持久而顯沛的內驅力，推動它一直以來順應時代審美品味變化而不斷地改變題材內容、調整表演機制、變革藝術風格，言說著不斷出場、在場的行動邏輯。為此，花鼓燈自產生之日起就始終沒有退場過，出場方式也深深地打上了“外在現實的約束的烙印”［5］，從而為勾稽它過去的出場路徑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依據。從“農業”到“工業”社會，花鼓燈主要有宗教性、娛人性、政治性和商業性四種出場路徑。

（一）宗教性出場路徑亦如鐘敬文所言，民間演藝類藝術大多經歷了“咒語多變成頌歌”［6］的發展歷程，花鼓燈也不例外。通常，多數藝人認為花鼓燈的初始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與民俗活動中的城隍神祭祀敬拜儀式有關，并混雜在其他民間文藝形式中一起表演。大體情形是：最前面抬著城隍神像，像上罩著黃羅傘，后面接著龍燈、獅子燈、馬燈，最后是花鼓燈表演。［7］花鼓燈表演道具岔傘，就是由黃羅傘演變而來的。［8］這種敬神性的出場路徑影響深遠。像每年蚌埠涂山的“朝禹會”（農歷三月二十八舉行）上的花鼓燈表演，至今還保留著敬拜禹神的宗教文化遺存。

（二）娛人性出場路徑當然，揚帆于歷史之河的民族民間藝術絕不會在源始性出場路徑上徘徊不前，因為“咒語”到“頌歌”是大多數民間藝術的必然發展歷程，更何況花鼓燈本身就具有與時俱進的藝術品質，特別是重“玩”的慣習力量！從娛神到娛人，花鼓燈逢遇了全新的出場語境，它的出場路徑、出場形態也因此發生了質的變化，只是，娛人性出場行動是漸變而來的。在解放前“無廟不成村”的文化背景下，花鼓燈斷然拋開敬神性出場路徑、驟然呈現娛人性出場形態是不可能的，這也不符合出場學的實踐性原則。實際上，花鼓燈傳統的表演一般都要舉行神圣的祭神儀式，即便是外出演出也必須到當地廟宇上供，等等。當然，這里的拜求神靈庇護僅僅是一種習俗，大不同于上面的宗教性出場形態，而藝術展演在本質上業已指涉娛人精神。比如，即便是在“朝禹會”上，那種“千班鑼鼓萬班燈”的盛況已經是民眾的集體狂歡了。至于像上文提及的《一遞一個接著玩》等娛人性作品更是俯拾皆是。因此，娛人性出場路徑改變了宗教性出場場域結構，并把花鼓燈形塑為一種獨立的成熟的民間藝術式樣。

（三）政治性出場路徑顯然，花鼓燈的娛人性表演形態是很重要的出場形態。在農耕文化語境下，娛人性出場形態自由演替、自然衍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時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影響與制約，花鼓燈出場路徑發生了很大變化。雖然，此前的花鼓燈表演也帶有社會政治等“現實的烙印”，但更多的是在淳化人倫、和睦鄰里等道德教化方面發揮作用。到解放初期，花鼓燈卻一改傳統的社會組織形式，不是以“燈班”而是以“班排連營”等方式呈現于眾，這顯然是新社會的產物。因此，在政治性出場路徑中，花鼓燈的出場形態多為類似《好日子一年勝一年》等描繪人民幸福生活的作品。當然，在“左”傾路線影響下，主題先行、藝術粗糙的作品（諸如歌舞劇《新人駿馬》等）不少，普遍地存在著藝術性娛樂性缺失和“重舞輕歌、重樂輕戲”等弊端。（四）商業性出場路徑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伴隨商品經濟的大力發展，藝術的商品屬性得以凸顯。在政府倡導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商業性策略中，花鼓燈重點發揮“攬眾”功能，傾力服務于商品經濟。———據筆者觀察，自上個世紀80年代始，蚌埠市諸多商業活動，如開業、店慶、年節促銷等必有花鼓燈表演；玉器、石器、古玩等展（博）覽會也是它出場的最佳場所；而鄉村的婚喪嫁娶等民俗儀式中同樣有不少花鼓燈盈利性民間組織活動。然而，商業性出場路向下的花鼓燈原生性文化生境受到了很大破壞。比如，可供拉圈而演、圍圈而觀的打麥場、祭祀場等玩燈場所大多不在，適合其自然衍生的“三忙九閑”（指一年十二個月忙時只有三個月，其他九個月都較清閑）的時間條件業已改變，花鼓燈受眾群體也大幅度地縮小。與政治性出場路徑共同的不足在于：它也忽視花鼓燈等民間藝術本身所具有的“國家文化象征”意義［9］與“民族身份”價值，反生態化傾向表現得特別明顯。

二、花鼓燈出場路向的未來展望

文化創意生產作為人類經濟活動的一部分，有效地為地方經濟發展帶來了可持續發展的成果。同時，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需要文化創意產業的支撐，城市歷史文化遺存的再創造，是創意城市傳播地區歷史文化的有效路徑。通過分析甘肅天水岷山廠舊工業廠址的更新和西關古城歷史遺跡的再生產利用，得出這樣的結論：城市文化空間的營造與古城改造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挖掘古城精神文化內涵，注重文化空間的營造和創意性生產是建立城市文化產業品牌的有效路徑。要妥善處理好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注重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像對待“老人”一樣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歷史文化記憶，讓人們記得住歷史、記得住鄉愁，增強文化自信，增強國家情懷。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文化創意生產也提上了議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需要依靠文化創意產業的支撐；城市歷史文化遺存的再創造，是創意城市傳播地區歷史文化的有效路徑。

一、文化創意生產的概念

文化產業是20世紀90年代由發達國家首先提出的一個新型概念，經過發展和演變，逐漸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理念，其認為在當代經濟發展過程中，真正的財富是創意，包含知識、思想、文化及創造力等，這是社會發展所衍生出來的一種新型社會財富，而且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文化創意生產是一種經濟活動的體現，文化創意生產已經成為人類經濟活動的一部分。從文化創意生產的角度來講，文化是創意生產的體現，人們通過開發，將文化通過加工制作成產品。文化創意生產依賴知識經濟的出現，生產力轉移到知識經濟，使得文化創意生產成為獨立的領域并推動了經濟發展。就目前而言，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創意生產強調地區文化元素或民俗文化元素依靠團隊，通過技術、創意和產業化的方式開發出來；主要涉及的領域有文化自然遺產（博物館、文化館）、廣播影視、表演演出、節日慶祝活動、美術、手工藝雕塑、書籍出版物、試聽媒體、社交網絡、文化宗教旅游、創意旅游、非物質文化遺產等。綜上所述，文化創意生產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經濟活動，并且與經濟的其他部門一樣，被包括在“經濟活動所有部門的國際分類”中，其可以促使地方經濟和社會其他領域可持續發展。

二、城市文化空間的生產與營造

城市文化空間的再利用與改造更新，已經成為地方政府發展旅游業和擴大城市影響力的重要推動力。如今各個城市對地區歷史文化遺產進行挖掘，根據地方特色創造了保持當地文化特色的空間環境，有效地傳播了地區民族民俗文化，形成了城市文化傳播的品牌效益。在城市歷史街區經濟發展與空間演變的過程中,文化創意產業的進入為城市的更新與歷史街區的轉型提供了新思路。根據國際組織和研究人員近年來進行的多項研究結果，創造性文化產品的發展有兩個路徑：a路徑是空間規劃，b路徑是生產程序。本文將對a路徑加以詳細說明。中國甘肅省天水市在舊廠區改造與西關古城街區改造方面，合理地對其社區空間進行了改造，在進行文化創意生產時還引入了當地的傳統民俗特色，為歷史古城與老街區改造帶來了新的生產活力，從而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下面以古城西關改造和舊廠區改造為例。西關古城改造甘肅天水作為絲綢之路上的一顆璀璨明珠，以其底蘊深厚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聞名于世。歷史文化與自然景觀在這里融合，孕育出天水獨特的文化記憶。而修建完成并對外開放的西關古城，更是為天水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抹亮色。2018年開始，政府便對西關古城進行了一系列更新改造，具體如下：

1.政府對西關古城的規劃改造是古城文化空間再生產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