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科學論文范文精選

摘要：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為提高人的整體素質而奠定基礎，它包括培養興趣，形成習慣，掌握基本方法，提高動手實踐能力，培養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等。教育的實施則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學校從德、智、體、美等多方面共同協作，密切配合來完成。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質，它可以使人辨別美丑、分清善惡，調整好自我和他人、個體和群體之間的相互關系，能夠使人善于團結合作，勇于開拓進取，從而實現理想，成就事業。本文作者結合教學實踐，闡述了科技活動對推動學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關鍵詞：思想品德科技活動教學教育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筆者認為，作為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應始終關注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并積極引導和幫助學生不斷去解決思想品德方面的問題，提高思想品德素質，為學生的終身學習和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在多年的學校科技教育工作中，我深深體會到，開展科技活動，在培養學生科學精神和動手實踐能力的同時，應該高度重視思想品德教育，并將思想品德教育有機融入到科技活動之中，使之成為學生科技活動的精神和靈魂，把不同學科、不同領域和不同形式的科技活動用這個“神”統領和串聯起來，實現科技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機融合，從而將科技活動推升到“形散而神不散”的更高境界。一、在科技活動中培養愛國情懷和愛鄉情感在科普活動中，通過讓學生了解我國古今科學家的成就和事跡，激發學生的民族自豪感。學校每年都要開展一系列的科普活動，包括以往的“愛科學月”，如今的“科技周”、“科技節”等等。在這些科技活動期間，我們堅持開展豐富多彩的主題教育活動，如組織學生參觀科技場館、組織開展科技知識展會、請專家到學校作不同領域的科技專題報告、召開主體校會、主題團隊會、主題班會、開展各種比賽和征集活動，等等。通過這些形式多樣的活動，讓學生們了解我國科學家的相關信息，了解他們取得的科學成就，從而激發學生的民族自豪感。比如，給他們講我國古代的科學家張衡、沈括、郭守敬、宋應星的故事；告訴他們當代的科學家的卓越成就：航天路上的架橋人徐克俊，被譽為“極地第一人”的袁紹宏，和火箭一起成長的吳燕生等等。這些活動讓同學們豐富了知識，開闊了視野，了解了歷史，更為重要的是，使他們從小就在自己心靈深處樹立起了一個個偉大的科學家形象，從而逐漸形成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在科技創新活動中，鼓勵學生銳意進取，攻堅克難，為國家和民族爭光，激發學生的民族榮譽感。在長期的科技活動中，我們以校內科技種植實驗園和科技實驗室為平臺和依托，深入開展小種植科學創新活動，引導和輔導學生實施課題研究，撰寫科學論文。我們引導和激勵學生多觀察、勤思考、勤動筆、善比較、善總結，用科學的方法和操作實施試驗，進行記錄、統計和數據應用，然后歸納結論并結合實際提出可行性的建議，形成研究成果。幾年來，我們輔導學生200多人次，開展了50多項科學探究課題，撰寫的科學論文參加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得英特爾國際氣象獎3人次，北京市一等獎3人次，北京市二等獎15人次，北京市三等獎45人次。獲獎后，同學們捧著獎狀和獎牌品嘗到了辛勤耕耘的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獲得英特爾國際氣象獎的那一刻，一種民族榮譽感，瞬間得到了親身的體驗。當獲獎的喜訊帶回學校后，這種體驗又迅速傳遞給學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這些都在不斷激勵同學，激勵他們更加刻苦學習，努力探索和鉆研，以期將來能獲得更多、更高的科技成果，為國家和民族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引導和帶領學生作實地考察，了解所在地區的地形地貌、環境狀況和鄉土鄉情，結合本地區實際，開展科技活動，為家鄉的發展獻計獻策，從而激發學生熱愛家鄉的樸素情感。如，帶領同學考察地區農業，同學們在活動中對本地區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后采摘業的興起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通過考察和走訪，了解到本地區如今已逐漸形成系列的采摘格局：六月的鮮杏、七月的瓜菜、八月的大桃、九月的精品梨、十月的磨盤柿……這些信息的了解使同學們對家鄉有了更多、更深的認識，對家鄉的發展前景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憧憬，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對家鄉的熱愛和依戀之情。

二、在科技活動中培養獨立意識與合作精神科學探究活動需要每個參與者各自承擔一部分工作和職責，盡自己所能，完成自己份內的事，這就需要學生具有較強的獨立意識。我們在輔導學生時強調，要始終把培養獨立意識作為一個重點來加以落實。教師在輔導和講評過程中，對這一觀點要想在心里，掛在嘴邊，落實到每個活動環節。實施實驗操作，對學生不遷就，不馬虎，不包辦代替，對操作規程、實驗數據的采集等環節要嚴格要求，嚴格把關。要求學生，首先要在思想上不依賴別人，有一股自強自信的勁頭。其次，是要進行自主思考，做到有頭腦，用頭腦，“我行我素”，躬身實踐，還要不辭勞苦，不怕困難，敢于面對挑戰和失敗。長期的嚴格要求造就了學生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很多同學現在都能獨立的完成一項比較復雜的研究任務，從制定計劃，到逐項操作，再到數據的記載和分析，直至最后完成，能夠做到目標明確，思路清晰，措施有力，顯示出了一定的科學素質。參與科技創新活動不但需要學生的獨立意識，同時也需要合作精神。與人為善、友好相處、相互取長補短、同舟共濟，這是當今社會做任何一項工作都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所以，我們在強調獨立自主意識的同時，我們更強調，學生在科學探究活動中，要善于與同伴溝通、交流和研討，在相互合作中遇到摩擦和碰撞時，同伴之間要能夠相互理解，互諒互讓，顧全大局，服從大局，培養同伴之間相互信任、相互友愛，雙贏共贏的思想和胸懷。三、在科技活動中培養責任心所謂責任心，是指個人對自己和他人，對家庭和集體，對國家和社會所負責任的認識、情感和信念，以及與之相應的遵守規范、承擔責任和履行義務的自覺態度。我們在科技活動中注重培養學生的責任心，堅持采取一個策略，實施三個措施，即，采取“滲透”策略，實施“分工負責、評比監督和表彰獎勵”的措施，來引導學生勇于承擔責任，履行義務，形成自覺主動的生活和工作態度。滲透策略，就是在科技活動中努力讓學生從參與的點點滴滴中去慢慢感受和體會責任的存在，讓他們在每一個活動環節、每一個要求、每一項任務的完成中去感悟和領會，通過一個較長時間逐漸內化為自己的認識和思想，再通過學生自己的表達方式體現到每一處活動行為上。采取三個措施，分工負責，指的是開展課題研究活動，安排2—3個同學負責一個課題，實行課題負責人制。讓學生每個人的肩上都有一副沉甸甸的擔子，給他們思想壓力，給他們一定的期限要求，甚至提出一個比較高的標準，鞭策他們不斷地努力，朝著奮斗目標前進。評比監督，是指在開展活動過程中，重視過程性評價，多個課題組之間要相互監督、相互評比，監督完成責任的情況，監督實事求是的態度，評比階段性質量的優劣，重過程、重細節、重學生體驗的獲得。表彰獎勵，則是在每學期期末或在課題結題階段要組織終結性的評比，對課題成果以及相關的負責同學要評出好中差，并給予一定的物質和精神獎勵，以此來激發他們的成功感，也進一步強化他們的責任意識。四、在科技活動中培養吃苦耐勞精神如今的孩子最缺乏的是什么？不用說，就是吃苦耐勞的精神了。吃苦耐勞，對一個人來說，是立身之本，是成功之道。因此，在科技活動中我們沒有忘記培養孩子吃苦耐勞的精神。我們開展科技活動，長期堅持通過兩個渠道來培養孩子的吃苦耐勞精神，即，通過讓孩子參加體力勞動來培養，通過讓孩子參與徒步遠行來培養。我們開展科技活動，特色是小種植，圍繞小種植來進行課題探究活動，引導學生撰寫科學論文。在長期的實踐中，我們創建了校內的科技種植實驗基地，每年的春、夏、秋三季，都要組織學生開展大面積的農業種植活動。我們種過小麥、玉米、高粱、大豆，還種植過很多種的蔬菜，特別是近幾年，我們引進了一些轉基因的蔬菜品種，用來搞科學實驗，引起了同學們的廣泛興趣，參與的人數越來越多。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生產勞動量。我們將這些勞動量全部分擔到參與科技活動的每一個學生身上，指導學生挖地松土、開溝施肥、播種澆水、打藥管理、收割晾曬……這些活動讓學生得到了充分的勞動體驗和鍛煉。另一個渠道，就是在開展環保調查科技活動中，組織帶領學生進行徒步遠行。我們曾開展過順義區小中河水質污染的調查活動；開展過京密引水渠水華現象的調查活動；開展過當地野生動物種群現狀的調查活動等多項調查研究。這些調查活動，同學們徒步行走累計上百公里，每一次活動外出對同學們來說，都是一次挑戰和考驗，都是一次很好的鍛煉，磨礪了同學們的意志品質，鍛煉增強了孩子們的體魄。看著他們燦爛的笑臉，我們深信，學會吃苦耐勞將會使學生終身受益！

五、在科技活動中培養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科技活動是科學技術與學生生活之間的一座橋梁，也是科學技術與學生思想之間的一條紐帶。普及正確的科學知識、科學技能、科學方法、科學思維和科學理論，對于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使學生擺脫愚昧，走向文明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一個人如何看待自然界？如何看待人生？如何看待社會？如何看待自己的學習生活？這些問題都涉及到價值觀問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正確地對待世界、對待人生，實現自身的價值，對每個學生來說至關重要。我們開展科技活動，始終堅持引導學生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組織帶領學生開展科學探究活動中，積極引導學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引導學生做事要善于總結，舉一反三，認識規律，把握規律，按規律辦事。在人生觀方面，我們通過具體活動讓學生體會和感悟，面對困難和挑戰，要樹立積極進取、樂觀向上、載物厚德、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在價值觀方面，在活動中讓學生更多去經歷成功與失敗，體會成功與失敗的感受，引導他們正確地對待順境與逆境，成功與挫折，正確處理理想與現實的關系。總之，在開展科技活動的過程中，學生思想品德教育的實施，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作為科技教育工作者，我們應該不斷去研究和探索其內涵，在努力培養學生科學精神、科學態度、科學方法、科學思維的同時，一并提高學生的思想品德素質，讓我們的學生，讓國家民族事業的傳承者，愛國家、知榮辱、善團結、有責任、有能力，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去迎接未來社會的所有挑戰。

摘要:知識經濟是本世紀的又一次深刻變革，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應該在世紀之交抓住知識經濟的勃興給我們提供的機遇，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發展知識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大對知識、技術的投資，激勵企業不斷創新，同時，讓政府在知識經濟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縮短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移的過程，搶占知識經濟的制高點，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掌握國際競爭的主動權，進而推動我國經濟高效、持續、穩定發展。

關鍵詞:知識經濟促進有效增長

目前，知識經濟浪潮在一些發達國家悄然興起。有的經濟學家將知識經濟稱為本世紀50年代第三次產業革命以來又一次深刻變革，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美國經濟近年增長穩定，充滿活力，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知識經濟的發展。這對我們來講無疑具有重要的啟迪。我們應該在世紀之交牢牢抓住知識經濟的勃興給我們提供的機遇，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迎頭趕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

我國現代化起步較晚，如果從19世紀初算起，比西方發達國家晚了數百年。1949年前的一個半世紀，我國在血與火的沖撞中完成了現代化的前期準備。新中國建立后，提出了工業化的任務，經過四五十年的發展，我國仍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化的擔子依然很重。但我國仍應發展知識經濟。因為第一，知識經濟的興起對發展中國家來講是一個世紀性機遇，我們如果不抓住在一機遇，就如同與第一、二、三次產業革命失之交臂一樣，將會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拉得越來越大。第二，工業化與知識化可以而且應當協調發展，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如果說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是第一次現代化，那么從工業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的轉變就是第二次現代化。美國等西方國家已處于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我們將面臨工業化與知識化的雙重挑戰，實現現代化的壓力更重。所以，我們不能全盤走發達國家的老路，等到實現工業化之后再向知識化轉移，而應將工業化與知識化協調起來，共同發展。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發展知識經濟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發展知識經濟，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應從下面幾方面入手：

第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換取當代人的利益。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對我國參與21世紀的國際競爭至關重要。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與會各國簽訂了《21世紀議程》。我國政府在會上作出了實行可持續發展的承諾。1994年我國政府發表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定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資源和環境的基礎。”而在1998年3月九屆一次人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將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將可持續戰略付諸實施。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可以通過發展知識經濟來進行。其一知識經濟可以幫助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知識經濟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大大小于工業經濟，人們在知識經濟中不再像過去那樣破壞式甚至毀滅式地利用資源，而是在此過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資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時，人類還通過技術手段不斷開發出新資源，資源短缺的問題不再顯得很突出。其二知識經濟可幫助解決環境問題。人類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環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將對經濟發展造成災難性影響。而知識經濟對環境的依賴和影響比工業經濟小得多，知識經濟中的許多高新技術不僅不會造成環境污染，而且還可以對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貢獻。其三知識經濟重視開發智力資源，強調知識產品的開發和利用。知識產品不僅具有廣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識產品的這種特性也決定了知識經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

內容提要在當代，科學研究總是和一定的科學組織相聯系，任何組織都必然會對其成員的行為產生影響，因此，探討科學組織對科研人員越軌行為的影響就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本文認為：科學職業化與科學組織的結合導致實體性科學組織的大量出現，而實體性科學組織則從組織認可和組織權威影響力兩個方面影響到越軌行為的發生，科學研究中越軌行為的動因主要地來自實體性科學組織的影響。關鍵詞越軌行為實體性科學組織組織認可組織權威影響力隨著科學事業的發展，漸漸增多的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國外對此類問題的研究比較早，而在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只是剛剛起步，但種種越軌行為同樣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們分別從人性之惡、科學家道德水平的下降與價值取向的變化，以及內外控制機制的不完善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但仍然沒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軌行為的動力機制。本文認為今天的科學事業首先是與一定的科學組織相聯系的，否則就不可能進一步發展，因此對越軌行為動力機制的探討不能忽視科學組織對科學家行為的影響。本文試圖從對越軌行為概念的明確界定和對科學組織形態變化的描述開始，逐步說明科學組織是如何影響科學活動中越軌行為發生的，以促進這方面的探討進一步深入。一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一般是指：違反科學活動中被共同承認的行為準則或者價值觀念的行為。我們認為，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包括以下幾類：1.科研成果獲得階段中的越軌。主要表現為：偽造研究證據或數據。1912年，一個業余地質學家從皮爾當(Piltdown)挖掘出一個特別的顱骨，該發現被認為是填補類人猿和人類之間的一條直接進化線——所謂失缺的環——的證據，從而引起轟動，但到1953年該顱骨被發現是偽造的。并在最近被確認為是當時的英國歷史博物館館長馬丁·欣頓(MartinA.C.Hinton)所為。這就是一個明顯的偽造證據的行為。而更常見的則是在實驗數據上弄虛作假，例如：192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羅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間進行的“油滴實驗”中對實驗數據采取了主觀取舍行為，直到60年后才被發現。2.發表階段中的越軌。主要表現為一稿多投、將一篇文章化整為零發表成多篇、在自己沒有參予的文章上署名等等。美國《醫學索引》雜志的編輯巴克拉曾舉過這樣的例子來說明這一行為，他說：“有一個我很熟悉的例子，是一項研究疾病發生的幾個變量間關系的流行病學研究課題。這項工作本來可以寫一篇文章發表，但竟被分成幾篇很短的文章送給三家雜志發表”[1]。在我國1992年4月16日的《科技日報》上曾發表過一篇題為“十年近千篇，如此多產；一篇論文署名二百人，有無標準”的文章，揭露了科學論文署名中的越軌行為。另外，“有的人在得到一些結果后，不是首先認真撰寫嚴肅的科學論文，向有影響的學術刊物投稿，而是急急忙忙先向領導報喜，再通過領導向新聞媒介做不符合實際的自我夸張宣傳”[2]。3.組織行為中的越軌。主要表現為對組織權威影響力的濫用，其中和科學活動有關的一些影響力濫用行為，我們稱之為組織行為中的越軌。我國著名科學家唐敖慶曾發表了“加強科學道德的修養”一文，呼吁反對以下現象：把集體成果以個人名義發表，對稿費的不公正分配，還有對年青人的壓制問題[3]。這些都主要屬于組織行為中的越軌，而且這類現象在我國還是比較多的。另外，在成果評定中的行政干擾，對科研基金的不公平分配和使用，對科研計劃的不公正安排等等也應屬于組織行為中的越軌。誠然，以上分類并不能涵括越軌行為的全部方面，更廣義的越軌行為還應包括論文審查、同行評議等活動中的人情風、金錢風等一些不正常現象。接下來，我們分析一下科學組織形態的發展及其與科學家關系的變化。科學組織是由于科學交流和協作研究的必要而產生的。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表現形態，即：非實體性科學組織，半實體性科學組織和實體性科學組織。我們可以用英國的科學組織發展史來說明這種形態的變化。著名科學家羅伯特·波義耳(RobertBoyle,1627—1691)曾在一封信中提到過一個叫做“無形學院”的科學組織，這個在牛津時曾以約翰·威爾金斯(JohnWilkins,1614—1672)為首的實驗小組就是一種非實體性的科學組織，在這樣的組織內部不存在明確的組織分工，或者盡管有明確的組織分工，但這種分工并不以職業分工為基礎。至于1662年以后的皇家學會就有所不同，對于當時的絕大多數會員來說它是一個“八小時以外”的聚會場所，但是對于實驗員羅伯特·胡克（RobertHooke,1635或1638—1703）和秘書享利·奧爾登伯格(HenryOl-denburg,1618—1671)來說，皇家學會的“實驗員”、“秘書”就是他們的職業名稱，對于他們來說組織分工和職業分工是統一的。所謂實體性組織則特指那種組織分工是作為職業分工一部分而存在的組織。1835年由地質學家德拉貝奇(H.T.DelaBeche,1796—1855)創建的英國地質調查局就是英國第一個實體性的科學組織，其成員都是職業科學家。在今天，各種科學組織仍然并存，但是實體性科學組織作為科學家安身立命的場所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科學組織，如大學中的院系和各種研究院所等，其它科學組織都以實體性科學組織的存在為前提，因而實體性科學組織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作為科學組織化和科學職業化的產物，它的產生，說明科學已經成為社會分工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在業余科學的時代是不存在的。這種情況必然會對科學家的行為產生影響，J.D.貝爾納(JohnDesmondBernal,1901—1971)就曾經說過：“由于科學變成了人類社會的一個公認的組成部分，于是科學家往往失去他們的大部分獨創性和獨特性，變得越加融合于一般自由職業者之中了。”[4]所以，我們就有必要也有可能從實體性科學組織的角度來研究科學活動中越軌行為的動力機制。那么實體性科學組織是如何影響科學活動中越軌行為的產生的呢？我們認為，作為職業機構的實體性科學組織能夠從兩方面來影響科學家的組織行為：一是組織認可。從事任何職業都要追求職業認可，科學職業也不例外，科學職業一旦和科學組織相結合，就會把職業認可與組織目標相結合形成職業的組織認可。這是科學組織影響越軌行為產生的主要方面。二是組織權威影響力。組織權威影響力包括了組織權力，在一個科學組織中既有行政權威也有學術權威，這兩者不一定是統一的。這種影響力的存在也就可能出現我們稱之為“組織行為中的越軌”的一些影響力濫用現象。下面，我們分別從這兩方面來展開探討。二首先我們來探討一下組織認可是如何影響越軌行為的產生的。根據默頓(R.K.Merton)的社會學理論，在理解越軌行為時，應考慮到兩個重要因素：一是人們的行為目標，二是實現目標的手段。當社會成員經過社會化的教育而愿意追求社會規定的正統目標并且也能在社會結構中得到達成目標的手段時，目標和手段之間就處于平衡狀態。但是當社會成員盡管愿意追求這種目標卻得不到正統手段，或他們能得到正統手段卻對正統目標不感興趣，或他們對正統目標和手段都不感興趣時，目標和手段之間便處于不平衡狀態。這種不平衡狀態就是社會失范，從而導致失范性緊張。為緩和這種緊張就有可能以越軌行為來釋放它。默頓是從一般社會學的角度來解釋越軌行為的一般模式的，但對于解釋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也有意義。對于科研工作者來說，他們在科學組織中受到教育而確立的正統目標就是科學職業的職業認可。人們在談到科學職業的職業認可時，往往直接上升到狹義的科學共同體的層次上，把科學共同體的承認當作科學家職業認可的主要內容，或者認為科學家職業認可的其它層次只有通過科學共同體的承認才能實現，這樣的一種認識不能幫助我們正確理解越軌行為的動力機制。科學職業的職業認可應該包含以下層次：一是社會認可。科學家是具有很大獨特性的社會群體，但首先是社會化的人，因而科學家個體也很難忽視其自身在科學共同體之外的社會定位，也就是要追求社會認可。二是組織認可，也就是實體性科學組織對科學家的種種獎勵，包括社會性資源和其它精神榮譽以及對某些權利的享受等。社會性資源是個變化的概念，個體在行業共同體中的地位有時直接屬于社會性資源，有時就不屬于。比如，在一個崇尚理性、尊重知識的時代，人們在科學共同體中的地位也就屬于社會性資源，而在今天，這種意義就比較少。三是科學共同體的認可，也就是看共同體成員是否擴展了新知識，以及這種知識的意義如何。應該說，科學共同體的認可與組織認可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屬于科學獎勵系統的內部分層，而隨著實體性組織逐漸相對獨立于科學共同體的同時，組織認可也就從科學共同體認可中相對獨立了出來，實際上我們能從越軌行為的方式中看到這種分化：比如把一篇論文化整為零進行發表的做法，就是一種試圖在不增加共同體認可的前提下追逐更多組織認可的行為。這就說明了組織認可的存在對于越軌行為的發生確有不同于共同體認可的意義。具體來說這種分化體現在以下兩方面：1.認可的依據不同。科學共同體認可依據的是科學家對新知識的擴展及這些知識的意義。人們對研究成果的評價是很難量化的。成果的真偽、水平的高低不可能由論文能否被發表和刊物的級別來準確判定。正如D.普賴斯所言：“誰敢把愛因斯坦的一篇論文與哲學博士約翰·德的一百篇關于巴蘇陀蘭河下游森林中各種樹木彈性常數的論文（每種一篇論文）看成是對等的？”[5]而組織認可的依據一般是可以量化的，主要是指已被發表的論文的數量及刊物的級別，和其它被組織目標所認可的工作成績。組織認可的實施有一個基本前提，即：論文能被發表即表示了共同體的承認，而刊物的級別則標示了論文重要程度。以上的分析說明這個基本前提是很難成立的，從而為某些越軌行為的產生提供了體制上的可能。2.獎勵方式不同。科學共同體的認可是對某個科學家所擴展的新知識意義的承認，這種承認首先表現為對該科學家的贊許和飲佩。這種評價不一定以科學家的生命存在為前提。對在世的科學家來說，則又表現為對他們自我價值實現需要的滿足。而組織認可只能對在世的科學家而言，除了滿足組織成員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價值實現需要而外，還首先表現為對社會性資源以及某些精神榮譽和權利的分配。比如：在中國，科學家所的數量和質量與職稱評定相聯系，而職稱又與住房、工資等等權利相聯系，而這些對于絕大多數科學家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對科研工作者來說，他們在科學組織中追求職業認可的正統手段包括：追求科學共同體認可的正統手段；追求其它與組織目標相統一的工作成績的正統手段。這些手段的正統與否要看它們是否符合被共同承認的行為準則或價值觀念。前者一直被視為獲取組織認可最主要的正統手段。但一些原因的存在使得職業認可的正統手段越來越難以獲得，這些原因集中到一點就是對科學發現優先權的爭奪越來越激烈。這主要是因為科學共同體的擴大。據統計，牛頓時代全世界科學家的總數不到80人，到1750年也沒有超過200人，直到1850年世界稱得上是科學家的也只有721人[6]。但是到了今天，科學家的人數數以百萬計。盡管科學本身的內涵也在不斷的擴展，為科學研究提供了比科學的童年時代遠為廣闊的天地，但這和科學家人數的增長相比較，對于單個科學家來說在一定的時間段內能夠作出有價值的發現的機會仍然減少了。表現之一就是：自1600年到1960年間盡管杰出科學家人數不斷增加，但多產科學家在杰出科學家總數中的比例還是呈下降態勢。這正說明了科學發現優先權爭奪的激烈。如圖：[7]類別＼年代1600—17001700—18001800—19001900—1960杰出科學家總數48103396682多產科學家人數13134281多產科學家所占比例27%13%11%11%這樣，我們就能夠看到，一方面，組織認可的存在增加了職業認可的重要性，從而增加了采取越軌行為以獲取正統目標的引力。這是因為：1.在組織范圍內滿足尊重需要對于科學研究工作者來說更具有直接性，中國人是十分愛面子的，因而這一點就顯得更為有意義；2.科學家對于社會性資源的占有主要是從組織認可中得到的，從而才能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以此為基礎的其它需求。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剛才所分析的那樣，正統手段的獲得卻隨著科學事業的發展變得越來越困難，從而更容易形成失范性緊張，這種緊張在個人自控力不足和內外控制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就會導致越軌行為的產生和增多。越軌行為在科學職業化之前就已經出現，如果說那個時代的越軌行為一般更注重于追求“名”的話，那么職業的組織認可的存在就使這種追求增加了“利”的誘惑。特別是，盡管人們已經認識到科學是不能自給自足的，但以解雇為手段向科研人員施加壓力，以促使他們更快更多地創造工作成績仍然是世界各國科研管理的一般方法，而且包括日本、中國等在內的國家還在實行改革以打破科學研究中原有的“鐵飯碗”，這種做法無疑增加了正統目標的重要性。質言之，就是增加了獲得組織認可的必要性，人們必須得到組織認可，才能從中獲取必要的生活資料。這種現實在激發科研人員工作積極性的同時，也增大了越軌行為發生的動力。越軌行為方式的不同和下列因素有關，其一是失范性緊張的程度，其二是個人自控力的水平，即個人道德水平與職業道德要求之比，其三是內外控制機制不平衡的方向，等等。正如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樣，組織認可與科學共同體認可的獎勵依據是不同的，這種依據的不統一就會導致如一稿多投、把論文化整為零進行發表等片面追求論文數目的行為，從而試圖在相同的科學共同體認可程度下獲取更多的組織認可。另一種片面追求論文數目的行為是在自己沒有參予的論文上署名，以騙取科學共同體的認可和組織認可。在這種行為過程中往往存在雙方面的動機：論文的作者往往因為地位較低需要地位較高者的簽名以提高自己論文的受重視度；簽名者往往也需要用這種方法來提高自己在科學共同體中的地位。這兩方面往往是分不開的，至少都在客觀上騙取了科學共同體的認可和組織認可。目標與手段之間的失范性緊張程度過高和個人自控力十分薄弱時就會導致一些更嚴重的越軌行為。比如，剽竊他人成果。這其中如果是剽竊他人已經發表的成果，那么，由于他的論文并不能增加新的知識，因而我們認為這種行為也是直接以組織認可為目標的，這也說明了組織認可在與科學共同體認可相統一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獨立性。再如，偽造研究證據或數據，這被默頓認為是極端的情況，這種情況不僅毀壞研究作風，更能直接危害科學研究的目標——擴展新知識。三最后，我們需要探討的是組織權威影響力對越軌行為的影響。一旦形成了實體性的科學組織，就會在組織內部產生相應的權威，一個科學組織內，人員的安排、組織的分工和集團認可的實施、計劃的制定等等都需要權威用其權力和其它影響力來控制。在科學共同體中的權威一般指的是學術權威；但具體到一個實體性科學組織中還存在有行政權威或稱行政領導，這種權威有時是學術權威，但有時也可能不是，有些甚至從來沒有進行過科學研究，但是他們都能對科學活動產生直接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越軌行為更多地表現為一個組織中的民主和平等問題。比如，不依科學活動的特殊規律而從長官意志出發來決定組織計劃，對某些權利進行不公正分配等等。再比如，在對一項成果進行評定時，組織權威可能對這種評定產生“行政干擾”，這種干擾是被“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一文專門指出應該避免的。[8]有時這種越軌行為只是一種比較單純的權力濫用。比如歷史上戴維對法拉第的壓制就是這樣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戴維(HumphreyDa-vy,1778—1829)于1820—1827年間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當時他的前助手法拉第(MichaelFarady,1791—1867)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名聲漸隆，從而引起戴維的妒忌，當1824年皇家學會為法拉第加入該會進行投票時，據說只有戴維一人反對。再比如在國外比較普遍的組織權威在其成員的論文上署名現象，等等。在中國各種類似的行為也存在，而且有一些特別之處，“但我國對于不良行為的揭發者卻沒有給以應該給予的公正對待，對所揭發的問題經常采取捂蓋子的做法，揭發文章常被禁止發表，以致完全剝奪了對問題進一步討論的可能性。”[9]這其中又表現了另一方面的權力濫用，對本組織的丑惡現象不是大力批判，而是“捂蓋子”，這也顯然違背了科學活動中的被共同承認的價值觀念。如果說科學必須和一定的組織相聯系，而在任何組織中又都不可能沒有組織權威的話，那么這很可能是一個兩難問題。美國學者巴伯(Ber-nardBarber)就在實體性組織中對科學自主性進行保護的困難說到“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引導‘純’科學工作者進入某些一般領域并為他們提供資助和設備的同時，又保護他們的基本自主性和獨創性。至少在目前的知識狀況下很難以更具體的方式來陳述這一問題。也許我們充其量所能做的是必須選擇這樣的人來作為大型研究機構的領導者，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體驗懂得科研的性質及其協調的問題。”[10]也就是要把組織權威內行化，盡可能避免行政權威不懂學術的情況，以此保護科學活動在組織中的自由自主。但事實是，只要存在有實體性的組織，那么組織中就會有層次劃分，其上層不論是否科學家都會有權力濫用的可能，正如“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一文就成果評價中的影響力濫用所呼吁的：（評價一項科研成果時）“這些高度專業的問題只有依靠科學本身，依靠同行科學家的集體評議，才有可能作出正確判斷。任何一位領導，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學家，也無法對所有專業的每一個細節問題都了解清楚，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務必堅決避免行政干擾，我們衷心希望各級領導同志能對此嚴格把關”。[11]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希望通過繞開組織內權威影響力來盡可能保證科學活動中的自主與民主，但是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同行評議中的種種越軌行為正是適應這種民主法則而產生的，真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且，很顯然，只有科學活動中的一少部分問題才能被付予同行評議，其它的多數還是要在組織內部解決。而且，我們還了解到，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有重視權威的傾向。那么，組織權威影響力的濫用就真的無法根除了嗎？在正視和理解這種困難的前提下，巴伯的看法和“評價”一文所提出的建議都是很正確的，而且這兩種做法也都被實踐證明具有一定的效果，應該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另外，我們尤其還應該采取的措施是：嚴格選拔組織的行政權威。一個合格的行政負責人除了必須懂科學最好具有較強的業務能力外，他還應該具有較強的民主觀念，以此保證同行評議的貫徹乃至科學民主的實現；他還必須有較強的創新觀念，缺乏創新是我國科學發展的一個障礙，江總書記十分正確地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之力。而一個科研組織的負責人是否具有創新精神則是一個關鍵；他還應該具有較強的行政能力，包括組織、協調能力和發展的眼光等主要方面。我國著名科學家錢三強曾經特別強調了后兩點，他指出：“領導科研工作并不一定要依靠領導者本人的專業能力，主要要看他能否把一批科學家團結起來向新領域邁進”[12]。國外的成功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著名的卡文迪許實驗室到1995年已有120多年的歷史，共有過八位負責人，包括麥克斯韋爾、盧瑟福等人，他們都是由劍橋大學評選委員會就該室研究方向和人選條件反復研究后才決定聘任的。盧瑟福之后，由于種種原因一時難以確定人選，曾三次延聘過渡時期的主任，從盧瑟福起又建立了主任助理制[13]。可見他們對科研組織領導層的人員配置是十分慎重和嚴格的，這也是卡文迪許實驗室歷百年而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值得我們學習。組織行為中的越軌行為雖不直接影響對新知識的擴展，但能關系到科學研究的效率和科學家的士氣，并進而會扭曲到科學家的價值觀念，破壞研究作風。而開放民主的組織氛圍，和諧高效的組織運行將會使組織內耗減少到最低，激活成員的創新能力。正如錢三強院士所指出的：“發展科學技術，物質條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的條件也很重要，當具備了一定的物質條件之后，精神的條件更會顯示出它的巨大作用”[14]。因此研究組織行為的越軌現象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參考文獻及注釋[1]“論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史玉民，《大自然探索》，1994年第四期。[2]“你們肩負著中國科學的希望—致青年科學家”，鄒承魯，《中國科學報》，1996年10月7日。[3]《科學家》，1985年第一期。[4]《科學的社會功能》，（英）J.D.貝爾納著，商務印書館，1982年。[5]"Littlescience,Bigscience"D.Plice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3,p40.[6][7]《科學能力學》，趙紅州，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P81。[8][9][11]“正確評價基礎研究成果”，王綬guǎn＠①等36位院士，《科技導報》1996年第九期。[10]《科學與社會秩序》，（美）巴伯，三聯書店，1991年。[12][14]“解放思想，發揚創新精神”，錢三強，《自然辯證法通訊》，1979年第四期。[13]“卡文迪許實驗室的管理經驗”，閻康年，《中國科學報》，1995年3月31日。

內容提要在當代，科學研究總是和一定的科學組織相聯系，任何組織都必然會對其成員的行為產生影響，因此，探討科學組織對科研人員越軌行為的影響就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本文認為：科學職業化與科學組織的結合導致實體性科學組織的大量出現，而實體性科學組織則從組織認可和組織權威影響力兩個方面影響到越軌行為的發生，科學研究中越軌行為的動因主要地來自實體性科學組織的影響。

關鍵詞越軌行為實體性科學組織組織認可組織權威影響力

隨著科學事業的發展，漸漸增多的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國外對此類問題的研究比較早，而在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只是剛剛起步，但種種越軌行為同樣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們分別從人性之惡、科學家道德水平的下降與價值取向的變化，以及內外控制機制的不完善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但仍然沒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軌行為的動力機制。本文認為今天的科學事業首先是與一定的科學組織相聯系的，否則就不可能進一步發展，因此對越軌行為動力機制的探討不能忽視科學組織對科學家行為的影響。本文試圖從對越軌行為概念的明確界定和對科學組織形態變化的描述開始，逐步說明科學組織是如何影響科學活動中越軌行為發生的，以促進這方面的探討進一步深入。

一

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一般是指：違反科學活動中被共同承認的行為準則或者價值觀念的行為。我們認為，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包括以下幾類：

1.科研成果獲得階段中的越軌。主要表現為：偽造研究證據或數據。1912年，一個業余地質學家從皮爾當(Piltdown)挖掘出一個特別的顱骨，該發現被認為是填補類人猿和人類之間的一條直接進化線——所謂失缺的環——的證據，從而引起轟動，但到1953年該顱骨被發現是偽造的。并在最近被確認為是當時的英國歷史博物館館長馬丁·欣頓(MartinA.C.Hinton)所為。這就是一個明顯的偽造證據的行為。而更常見的則是在實驗數據上弄虛作假，例如：192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羅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間進行的“油滴實驗”中對實驗數據采取了主觀取舍行為，直到60年后才被發現。

一、古典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后的馬歇爾那里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范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后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后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于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后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后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余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么，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作為剩余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里學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了“剩余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么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他習慣于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發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采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余產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們今天干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