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論論文范文精選

□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首要的基本的觀點。

□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經典文本會產生新意義，取得新發展。

【摘要題】文論大視野

【正文】

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學理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伴隨著歷史的轉型，中國當代文壇進入了一個沸沸揚揚、紛紛擾擾的時期。特別是西方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進，對中國當代文論的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僅僅20年，中國學術界幾乎走過了西方文論近一個世紀的學術路程?，F當代西方各種文藝思潮、批評模式、文藝觀念、文藝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練，經過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過程，出現了一些發育不甚成熟的中國版。中國當代文論的結構正在發生重組與新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面臨著嚴峻的沖擊與挑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謂“祛魅化”運動的磨礪和考驗。然而各種理論資源和學術思想的碰撞、對話與競爭，只能給科學的文藝理論的發展提供開拓創新的動力和契機，通過承接和吸納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來豐富和優化自己。事實表明，經歷了新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仍然蓬勃著旺盛的生命力。這不是偶然的，是由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自身的學理優勢所決定的。

【摘要題】文論大視野

【正文】

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學理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伴隨著歷史的轉型，中國當代文壇進入了一個沸沸揚揚、紛紛擾擾的時期。特別是西方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進，對中國當代文論的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僅僅20年，中國學術界幾乎走過了西方文論近一個世紀的學術路程?，F當代西方各種文藝思潮、批評模式、文藝觀念、文藝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練，經過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過程，出現了一些發育不甚成熟的中國版。中國當代文論的結構正在發生重組與新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面臨著嚴峻的沖擊與挑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謂“祛魅化”運動的磨礪和考驗。然而各種理論資源和學術思想的碰撞、對話與競爭，只能給科學的文藝理論的發展提供開拓創新的動力和契機，通過承接和吸納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來豐富和優化自己。事實表明，經歷了新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仍然蓬勃著旺盛的生命力。這不是偶然的，是由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自身的學理優勢所決定的。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具有博大的宏觀性質開放的多維視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從現實主義文藝現象中總結、提煉、概括出來的理論體系。強調文藝與現實的關系，以真為基礎，盡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諧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追求的審美理想和價值目標。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重視和尊重文本存在，運用“美學觀點”、“人學觀點”和“史學觀點”對作家作品進行審美的、人文的和社會歷史的解讀，形成了一種比較嚴謹的理論系統。馬克思主義的文本理論是與文本包含著的審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有機相連的，不同于西方封閉的文本主義文論；從“美學觀點”看文藝，認為美學因素作為文本的審美特性，負載著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有別于西方的純粹的審美主義文論；從“人學觀點”看文藝，認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過具有審美特性的文本表現出來的，作為歷史的人與人的歷史發生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從而與西方的那些具有疏離社會歷史傾向的人本主義文論大異其趣；從“史學觀點”看文藝，認為作品中的社會歷史因素同樣是通過具有審美特性的文本表現出來的，作為人的歷史必然同歷史的人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與那種“只見物不見人”的庸俗社會學、庸俗歷史學和庸俗政治學劃清了界限。

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學理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伴隨著歷史的轉型，中國當代文壇進入了一個沸沸揚揚、紛紛擾擾的時期。特別是西方各種社會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進，對中國當代文論的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僅僅20年，中國學術界幾乎走過了西方文論近一個世紀的學術路程?，F當代西方各種文藝思潮、批評模式、文藝觀念、文藝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練，經過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過程，出現了一些發育不甚成熟的中國版。中國當代文論的結構正在發生重組與新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面臨著嚴峻的沖擊與挑戰，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謂“祛魅化”運動的磨礪和考驗。然而各種理論資源和學術思想的碰撞、對話與競爭，只能給科學的文藝理論的發展提供開拓創新的動力和契機，通過承接和吸納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來豐富和優化自己。事實表明，經歷了新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仍然蓬勃著旺盛的生命力。這不是偶然的，是由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自身的學理優勢所決定的。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具有博大的宏觀性質開放的多維視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從現實主義文藝現象中總結、提煉、概括出來的理論體系。強調文藝與現實的關系，以真為基礎，盡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諧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追求的審美理想和價值目標。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重視和尊重文本存在，運用“美學觀點”、“人學觀點”和“史學觀點”對作家作品進行審美的、人文的和社會歷史的解讀，形成了一種比較嚴謹的理論系統。馬克思主義的文本理論是與文本包含著的審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有機相連的，不同于西方封閉的文本主義文論；從“美學觀點”看文藝，認為美學因素作為文本的審美特性，負載著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有別于西方的純粹的審美主義文論；從“人學觀點”看文藝，認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過具有審美特性的文本表現出來的，作為歷史的人與人的歷史發生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從而與西方的那些具有疏離社會歷史傾向的人本主義文論大異其趣；從“史學觀點”看文藝，認為作品中的社會歷史因素同樣是通過具有審美特性的文本表現出來的，作為人的歷史必然同歷史的人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與那種“只見物不見人”的庸俗社會學、庸俗歷史學和庸俗政治學劃清了界限。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把對文本的美學研究、人學研究和史學研究融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實現文藝學的美學精神、人文精神和歷史精神的和諧統一。與此相聯系，還盡可能地把對文藝的外部規律研究和對文藝的內部規律研究結合起來。我們注意到，文藝研究經常出現一種類似“輪回”、“鐘擺”那樣的現象。當西方文論熱衷于對文藝進行內部規律研究的時候，中國文論恰好把對文藝的外部規律的研究推向了極端，以至產生庸俗社會學的弊??；當中國文論傾心于對文藝的內部規律進行研究的時候，西方文論又開始突破文本主義文論和形式主義文論的囿限，向社會、歷史和人生開放，極大地拓展了文藝外部規律的研究。中國文論的研究重心發生了明顯的錯位。現在，當代中國的文藝理論家們又緊跟著當代西方學者的腳步，沿著文化研究的路徑，從對文藝的內部研究走向對方藝的外部研究。20世紀的西方文論出現了兩次重大的“轉向”：一次是深入內部研究的語言轉向，一次是開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轉向。至于其他轉向，多得難以描述?，F當代西方文論總是像“走馬燈”那樣不斷地變換著。后學們具有強烈的反超意識，總想壓倒和取代他們的前輩。這個轉向，那個轉向，轉得使人暈頭轉向。當然，西方文論的不斷突破和更新，盡管某一領域和層面可能被片面地發展了，但畢竟深化了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和體驗，發現了許多新質性因素，為進一步整合和建構更加系統的文論體系提供了可資參照的豐富的有益的思想資源。

內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論成果主要表現為純粹的文本主義文論和審美主義文論；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論成果主要表現為各式各樣的歷史主義文論、新歷史主義文論和各式各樣的人本主義文論、新人本主義文論。西方文論的內部研究由于脫離文藝的外部規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歷史或人文。某些歷史主義文論，特別是某些科學主義文論作為對文藝的外部規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論成果，往往表現出非人文化、非主體化的傾向。有的人本主義文論和新人本主義文論作為對文藝的外部規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現出非史化的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觀化、內向化、本體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虛無化的傾向。其實，對文藝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專攻文藝的內部研究，或與外部研究的聯系上，側重對文藝進行內部規律研究，或者專攻文藝的外部研究，或與內部研究的聯系上，側重對文藝進行外部規律研究都是需要的。應當深刻揭示文藝的內部規律和外部規律的辯證關系，努力把對文藝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來，建構一個更加有機的理論系統。二、強化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批判精神

摘要：任何研究必須以現有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否則亦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那么，文學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論為框架，所應用理論是否必須為西方文論，卻值得深思。對于國內當代的外國文學研究者而言，西方經典文論向來被奉為圭臬。然而，中國古典文論歷經數千年沉淀，學術價值厚重深邃，卻緣何未受到國內外文學研究者的正視。文章以我國文學學界亟需反思的這一問題，以文學的創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國文論為指導，如何重構中國文論的話語并重塑自信作論析。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深挖中國古典文論資源，借鑒西方文論的優秀思想和科學方法，構建學術話語體系，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理論指導；西方文論；中國古典文論

引言

在文學研究領域，改革開放以降，西方文論充斥整個學界。中國經典文論盡管曾經遠播海外，如今卻患失語重癥。在倡導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時代，中國文論不應當僅限于中國文學研究，也應當引入對外國文學的探討中，這是筆者一直思考的問題。這樣既可以充實本國的外國文學分析探賾，也能夠給世界貢獻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和成果，進而建構起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新范式和文論話語權，催生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匯通中外，發出屬于中國自身的聲音，從而獲得在世界文學及外國文學研究學界的更高層次的文化交流平臺和話語權地位。隨著國內外文學研究迅速發展，論文和專著量增，筆者閱讀了近百篇論文和部分專著后深深感到，中國文論雖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動言及并積極引入世界或外國文學的研究卻鮮有生動實例。筆者認為，中國文學積淀深厚、歷史源遠流長，曾對世界產生過深刻影響，西方文學中也不乏中國元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將中國文論的精髓引入外國文學研究當中，為世界文學研究貢獻睿智的思想和科學的方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尤其在當今，全球規模的文化交流與傳播高效簡便，溝通頻仍，中國的文學成果流傳域外，呈幾何級數上升態勢。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國鏗鏘地展現強國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現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基礎上，“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給世界文化帶來能動性的正面影響。在這樣的背景情況下，提出中國經典文論，于文藝批評，人文倫理實踐以及人文精神構建，乃至人類文化進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論和睿智的思想資源。推進這個課題研究，學界需要應對和處理的問題，也許體系會比較龐大，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焦慮癥和失語癥之種種弊端必然日益顯現。抑或從簡單到復雜，至有層次，有方法論，有分析思路，構成中外文藝匯通的文理脈路。課題提出本身是一個創新的挑戰性課題，辯證地看，焦慮與疑惑一方面是一種壓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受到推動，求發展的動力，亦是文學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健康成長所不得不應對和處理的問題。文章以揭示國內文學研究對西方文論的崇拜所致后遺癥和問題為意旨，挖掘中國古典文論的思想及其可貴之處，古為今用，中西結合，充分交流，互相補充，互相闡發，以發展中國文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一國內文學研究的現狀之我見

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關鍵理論均來源于西方，其儼然已被國內文學研究者奉為圭臬。然則，身為全人類共通的溝通語言，文學理當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當的文論皆可作為文學研究的指導工具。遺憾的是，中國文論在同西方文論碰撞之初就已對西方文論頂禮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漸在文學研究中遺失了自我。誠然，中西文論交流之初，彼時國家社會科學進展較為緩慢，故文學理論發展頗為遲滯。當文學界遍地充斥著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及后現代主義文學等西方文論話語時，中國文論便已然喪失了話語權。除受到西方沖擊外，亦因其未重視優秀傳統經典，沒能建構一套自身特有的話語體例，從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論的話語體系。誠如學者所言，“如果我們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論，鸚鵡學舌，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大眾文化為批判對象，那么首先這個對象就錯位了，理論也必然就錯位了?！盵5]8中西“詩學”委實孕育于差別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謂‘詩學’，并非僅指稱狹義的關涉“詩”的學問，更是廣義的關乎文學全部內在理論的通稱?！盵11]73）在西風東漸的過程中，西方“詩學”一直以來位居核心焦點位置，中國“詩學”并未找準自我定位，因而逐漸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帶。孫紹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過去了（按：從1995年“失語癥”一說至今），重建中國文論新話語的口頭響應者尚屬寥寥，實際踐行者則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對西方文論過度迷信，有越來越猖獗之勢……老朽已老！年輕人，請站出來，跟西方文論家對話、爭鳴！”[6]學界理當摒棄盲目崇拜，理智對待文論，明晰理論指導并非只有西方文論不可，拋棄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處今日之信息爆炸、異域文化紛至沓來的時代，應當審慎思考。全盤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穩健的而非輕率的、情緒化的對待才是良方。然而，當前研究論文多數存在理論與文本“兩張皮”的現象，或因研究者理論造詣不夠，或因理論與文本缺乏有機結合。而造成問題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論植根的土壤迥異于中國傳統，故在指導文學作品研究時不能對悉數繁雜語境統統適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培養對批判思維之鍛煉有所欠缺。問題存在于當今研究生培養模式，即：教授們經由課堂講授，把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通過教材抽象概括出來，而抽象性理論通常是分隔時空條件的一般性結論和客觀性規律。的確，學生掌握這些抽象出來的理論，把握住了一些文學研究領域的新觀點，建立了一些理論基礎，卻不會活學活用，未能將理論有機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強努力，也難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經常出現理論闡釋與文本分析是兩層皮的問題。此欠缺或將使研究者產生理論焦慮癥的后果。雖說不同的文學研究者居于各異的研究階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論指導，亦有研究價值性的尋覓與需要。因而，打消價值疑惑難題須因研究個體、研究對象而異。若是處在文學研究的實踐過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義的研究對象，繼而在龐大繁雜的文學理論中，尋找貼切理論指導而迸發思維火花。文學理論指導下的文學研究成果若不僅能啟發本學科研究，且于跨學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導力，那么該文學理論于文學研究便充滿價值，無需糾結是否必須采用西方文論。但觀照筆者周遭的文學研究環境，不少研究者已然產生了理論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現代主義強調“解構主體”以來，這種理論的價值焦慮癥已比比皆是。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王寧認為：“進入本世紀以來，對理論的未來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態度越來越悲觀。這尤其體現在畢生從事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英國文學理論家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的著作中。”[9]6文學理論僅僅只能引導本學科嗎？是否可以給其他學科一些啟示與借鑒？若是文學研究不能提供給其他學科啟迪與指點，研究是否有意義？以上種種疑惑都反映了文學理論的價值受到了懷疑和質詢。學界出現“理論焦慮”和“價值焦慮”的背后是中國文論欠缺本體意義的理論歸納及同西方文論的平等交流，對西方理論崇拜的錯舛造成了對自身文論優勢的掩蔽與忽視。學者指出“中西詩學中許多豐富而又復雜的本體意義”[15]20。在當下詩學研究中尚處于遮蔽狀態，不難看出，理論焦慮與文學研究者的現實關切和身份認同聯系緊密。客觀說來，深入到哲學層面或涉及到社會、歷史和文化層面的文學理論因面臨和解決的困難大大高出文學自身，故理論因其深刻性便對當今文學研究產生長足影響。日新月異的21世紀亦為社會文化“大轉型”時期，理論自身亦需蛻變而處于“大轉型”中。“模仿馬克思的說法，可以說文學理論中‘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馬燈般變更的文學理論中，關鍵點并非流派或稱謂，而是理論的內在價值。在這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大變革時期，正是中國文論重塑話語權的機遇期。賀學峰教授說：“我國社會科學應著眼于大循環階段，以建立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盵3]10中國文論主體性的建構需歷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國古典文論首先整理出屬于自己的詩學話語，古為今用；另一方面是將西方文論中國化，中西結合，此即文論研究探尋出路的兩大策略。

摘要：任何研究必須以現有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否則亦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那么，文學研究是否可以套用任意理論為框架，所應用理論是否必須為西方文論，卻值得深思。對于國內當代的外國文學研究者而言，西方經典文論向來被奉為圭臬。然而，中國古典文論歷經數千年沉淀，學術價值厚重深邃，卻緣何未受到國內外文學研究者的正視。文章以我國文學學界亟需反思的這一問題，以文學的創新性研究如何以中國文論為指導，如何重構中國文論的話語并重塑自信作論析。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深挖中國古典文論資源，借鑒西方文論的優秀思想和科學方法，構建學術話語體系，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中國方案。

關鍵詞：理論指導；西方文論；中國古典文論

引言

在文學研究領域，改革開放以降，西方文論充斥整個學界。中國經典文論盡管曾經遠播海外，如今卻患失語重癥。在倡導文化多元化和世界多極化的時代，中國文論不應當僅限于中國文學研究，也應當引入對外國文學的探討中，這是筆者一直思考的問題。這樣既可以充實本國的外國文學分析探賾，也能夠給世界貢獻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和成果，進而建構起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新范式和文論話語權，催生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匯通中外，發出屬于中國自身的聲音，從而獲得在世界文學及外國文學研究學界的更高層次的文化交流平臺和話語權地位。隨著國內外文學研究迅速發展，論文和專著量增，筆者閱讀了近百篇論文和部分專著后深深感到，中國文論雖博大精深，研究者主動言及并積極引入世界或外國文學的研究卻鮮有生動實例。筆者認為，中國文學積淀深厚、歷史源遠流長，曾對世界產生過深刻影響，西方文學中也不乏中國元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將中國文論的精髓引入外國文學研究當中，為世界文學研究貢獻睿智的思想和科學的方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尤其在當今，全球規模的文化交流與傳播高效簡便，溝通頻仍，中國的文學成果流傳域外，呈幾何級數上升態勢。在全球性疫情中，中國鏗鏘地展現強國自信，疫控成效，震撼世界，就中所表現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基礎上，“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思想文化精神，給世界文化帶來能動性的正面影響。在這樣的背景情況下，提出中國經典文論，于文藝批評，人文倫理實踐以及人文精神構建，乃至人類文化進步，亦能提供多元分析方法論和睿智的思想資源。推進這個課題研究，學界需要應對和處理的問題，也許體系會比較龐大，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焦慮癥和失語癥之種種弊端必然日益顯現。抑或從簡單到復雜，至有層次，有方法論，有分析思路，構成中外文藝匯通的文理脈路。課題提出本身是一個創新的挑戰性課題，辯證地看，焦慮與疑惑一方面是一種壓力，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受到推動，求發展的動力，亦是文學研究可持續發展和健康成長所不得不應對和處理的問題。文章以揭示國內文學研究對西方文論的崇拜所致后遺癥和問題為意旨，挖掘中國古典文論的思想及其可貴之處，古為今用，中西結合，充分交流，互相補充，互相闡發，以發展中國文論，重建中國文論話語。

一國內文學研究的現狀之我見

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關鍵理論均來源于西方，其儼然已被國內文學研究者奉為圭臬。然則，身為全人類共通的溝通語言，文學理當兼容并蓄吸取中外古今之文明精粹，故恰當的文論皆可作為文學研究的指導工具。遺憾的是，中國文論在同西方文論碰撞之初就已對西方文論頂禮膜拜，因前期未注重彼此平等，遂其后逐漸在文學研究中遺失了自我。誠然，中西文論交流之初，彼時國家社會科學進展較為緩慢，故文學理論發展頗為遲滯。當文學界遍地充斥著浪漫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及后現代主義文學等西方文論話語時，中國文論便已然喪失了話語權。除受到西方沖擊外，亦因其未重視優秀傳統經典，沒能建構一套自身特有的話語體例，從而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論的話語體系。誠如學者所言，“如果我們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理論，鸚鵡學舌，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大眾文化為批判對象，那么首先這個對象就錯位了，理論也必然就錯位了?！盵5]8中西“詩學”委實孕育于差別化的文明根基之上。（“所謂‘詩學’，并非僅指稱狹義的關涉“詩”的學問，更是廣義的關乎文學全部內在理論的通稱?！盵11]73）在西風東漸的過程中，西方“詩學”一直以來位居核心焦點位置，中國“詩學”并未找準自我定位，因而逐漸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帶。孫紹振先生振臂一呼:“二十多年過去了（按：從1995年“失語癥”一說至今），重建中國文論新話語的口頭響應者尚屬寥寥，實際踐行者則更是不多。一味‘以西律中’，對西方文論過度迷信，有越來越猖獗之勢……老朽已老！年輕人，請站出來，跟西方文論家對話、爭鳴！”[6]學界理當摒棄盲目崇拜，理智對待文論，明晰理論指導并非只有西方文論不可，拋棄妄自菲薄、盲目崇拜心理。身處今日之信息爆炸、異域文化紛至沓來的時代，應當審慎思考。全盤接受、盲目排斥均非上策，理智的、穩健的而非輕率的、情緒化的對待才是良方。然而，當前研究論文多數存在理論與文本“兩張皮”的現象，或因研究者理論造詣不夠，或因理論與文本缺乏有機結合。而造成問題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文論植根的土壤迥異于中國傳統，故在指導文學作品研究時不能對悉數繁雜語境統統適用；另一方面在于方今國內文學研究的培養對批判思維之鍛煉有所欠缺。問題存在于當今研究生培養模式，即：教授們經由課堂講授，把文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通過教材抽象概括出來，而抽象性理論通常是分隔時空條件的一般性結論和客觀性規律。的確，學生掌握這些抽象出來的理論，把握住了一些文學研究領域的新觀點，建立了一些理論基礎，卻不會活學活用，未能將理論有機嵌入到文本分析中去，即便勉強努力，也難以做到鞭辟入里，故而經常出現理論闡釋與文本分析是兩層皮的問題。此欠缺或將使研究者產生理論焦慮癥的后果。雖說不同的文學研究者居于各異的研究階段，但是其研究都需要理論指導，亦有研究價值性的尋覓與需要。因而，打消價值疑惑難題須因研究個體、研究對象而異。若是處在文學研究的實踐過程中，那么就得看研究者是否把握住了有意義的研究對象，繼而在龐大繁雜的文學理論中，尋找貼切理論指導而迸發思維火花。文學理論指導下的文學研究成果若不僅能啟發本學科研究，且于跨學科研究有交叉性指導力，那么該文學理論于文學研究便充滿價值，無需糾結是否必須采用西方文論。但觀照筆者周遭的文學研究環境，不少研究者已然產生了理論是否有用的疑惑。自后現代主義強調“解構主體”以來，這種理論的價值焦慮癥已比比皆是。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王寧認為：“進入本世紀以來，對理論的未來前景不看好者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其態度越來越悲觀。這尤其體現在畢生從事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的英國文學理論家和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家特里•伊格爾頓的著作中。”[9]6文學理論僅僅只能引導本學科嗎？是否可以給其他學科一些啟示與借鑒？若是文學研究不能提供給其他學科啟迪與指點，研究是否有意義？以上種種疑惑都反映了文學理論的價值受到了懷疑和質詢。學界出現“理論焦慮”和“價值焦慮”的背后是中國文論欠缺本體意義的理論歸納及同西方文論的平等交流，對西方理論崇拜的錯舛造成了對自身文論優勢的掩蔽與忽視。學者指出“中西詩學中許多豐富而又復雜的本體意義”[15]20。在當下詩學研究中尚處于遮蔽狀態，不難看出，理論焦慮與文學研究者的現實關切和身份認同聯系緊密?？陀^說來，深入到哲學層面或涉及到社會、歷史和文化層面的文學理論因面臨和解決的困難大大高出文學自身，故理論因其深刻性便對當今文學研究產生長足影響。日新月異的21世紀亦為社會文化“大轉型”時期，理論自身亦需蛻變而處于“大轉型”中?！澳７埋R克思的說法，可以說文學理論中‘一切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16]129，在如同走馬燈般變更的文學理論中，關鍵點并非流派或稱謂，而是理論的內在價值。在這世紀之交的社會文化大變革時期，正是中國文論重塑話語權的機遇期。賀學峰教授說：“我國社會科學應著眼于大循環階段，以建立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盵3]10中國文論主體性的建構需歷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國古典文論首先整理出屬于自己的詩學話語，古為今用；另一方面是將西方文論中國化，中西結合，此即文論研究探尋出路的兩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