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經營范文精選

【內容提要】堵截構成要件是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攔截犯罪人逃漏法網功能的構成要件。非法經營罪之“堵截構成要件”表現為“或者其他型”。單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對非法經營罪做出修改，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個罪構成。限定“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成立犯罪之范圍的同時，有必要對司法解釋與單行刑法明確的非法出版行為、非法買賣外匯行為和擾亂電信市場秩……

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非法經營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機倒把罪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增罪名。1997年刑法采納學者建議，(注：參見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改研究綜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263、264頁；周道鸞等主編：《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5頁。)分解投機倒把罪、增設非法經營罪。單行刑法與刑法修正案相繼對非法經營進一步做出現定，司法解釋不斷豐富非法經營罪的“其他”行為方式的內容，形成非法經營罪構成的繁復局面，導致非法經營罪認定的諸多困難。本文正基于此，根據相關立法規定與司法解釋對非法經營罪作進一步闡述，以求廓清非法經營罪的構成，并在司法實務中準確認定非法經營罪。

一、非法經營罪之“堵截構成要件”

堵截構成要件，是大陸法系立法技術角度的要件分類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攔截犯罪人逃漏法網功能的構成要件，表現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參見儲槐植著：《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58、359頁。)作為嚴密型法分則條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構成要件對完善我國刑事立法較具實證意義。非法經營罪采取列舉式與概括式并舉的方法借以表現客觀要件內涵，存在基本構成與加重構成兩個量刑幅度。換言之，在非法經營罪的客觀要件上，成功運用了堵截構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現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舉非法經營行為的兩種明確方式之后，次以“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概括羅列未盡的非法經營行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進一步增加“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情節嚴重的”作為第三種行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條第1、2項規定非法經營兩種行為的方式：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但司法實踐中非法經營方式情狀各異，難以以列舉式予以明確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條第4項設定了“堵截構成要件”，即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一概括性規定是為彌補上述兩項對非法經營行為的列舉而設。刑法之所以作這一概括性的規定，是為了重點打擊前二類非法經營行為的同時，不使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人逃脫法網。(注：參見黃京平主編：《擾亂市場秩序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172～173頁。)為適應經濟生活發展變化，以立法技術采取列舉與概括規定相結合的辦法，便于有力打擊非法經營犯罪。

堵截構成要件具備堵塞攔截犯罪人逃漏法網功能，但司法運用中存在被濫用的危險。(注：參見儲槐植著：《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58、359頁。儲教授認為，堵截構成要件運用必須遵循兩條規則：一是不到不得已時不用；二是法條本身應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內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對“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做一限定。理論上，構成非法經營罪的非法經營行為需要具備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違法性，即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規定，行政違法是構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包括市場準入秩序、市場競爭秩序和市場交易秩序)且達到犯罪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嚴重與否需要從情節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體外延上，不同學者對非法經營罪對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參見劉家琛主編：《新刑法新問題新罪名通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頁；周道鸞、單長宗、張泗漢主編：《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頁；但偉：“論非法經營罪”，載《法商研究》1999(2)。)我們認為，沒有必要也可能人為地以羅列方式窮盡“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行為對象。非法經營作為一個取消投機倒把罪后的新罪，涵蓋面廣泛，援引頻率高，尤其是第225條第4項。作為對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具備較大社會危害性的非法經營行為定罪的法律依據，它不被認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實踐中發揮著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適用“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規定，防止非法經營任意膨脹成為新的“口袋罪”，從而動搖罪刑法定的根基。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們應當共同關注的課題。(注：參見陳澤憲：“非法經營罪若干問題研究”，載《新刑法研究與適用(刑法學研究會1999年年會論文集)》，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519～522頁。)我們認為，認定非法經營罪應以行為時法律法規為衡平，把握非法經營罪的罪質與構成要件，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行為進行具體的認定。

【內容提要】堵截構成要件是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攔截犯罪人逃漏法網功能的構成要件。非法經營罪之“堵截構成要件”表現為“或者其他型”。單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對非法經營罪做出修改，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個罪構成。限定“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成立犯罪之范圍的同時，有必要對司法解釋與單行刑法明確的非法出版行為、非法買賣外匯行為和擾亂電信市場秩……

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從事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非法經營罪是1997年刑法在分解投機倒把罪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增罪名。1997年刑法采納學者建議，(注：參見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改研究綜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263、264頁；周道鸞等主編：《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5頁。)分解投機倒把罪、增設非法經營罪。單行刑法與刑法修正案相繼對非法經營進一步做出現定，司法解釋不斷豐富非法經營罪的“其他”行為方式的內容，形成非法經營罪構成的繁復局面，導致非法經營罪認定的諸多困難。本文正基于此，根據相關立法規定與司法解釋對非法經營罪作進一步闡述，以求廓清非法經營罪的構成，并在司法實務中準確認定非法經營罪。

一、非法經營罪之“堵截構成要件”

堵截構成要件，是大陸法系立法技術角度的要件分類形式，它指刑事立法制定的具有堵塞攔截犯罪人逃漏法網功能的構成要件，表現形式包括“或者其他型”、“持有型”、“最低要求型。(注：參見儲槐植著：《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58、359頁。)作為嚴密型法分則條文的立法方法，堵截構成要件對完善我國刑事立法較具實證意義。非法經營罪采取列舉式與概括式并舉的方法借以表現客觀要件內涵，存在基本構成與加重構成兩個量刑幅度。換言之，在非法經營罪的客觀要件上，成功運用了堵截構成要件的立法方式，表現為“或者其他型”。1997年刑法典采取的是先列舉非法經營行為的兩種明確方式之后，次以“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概括羅列未盡的非法經營行為方式。1999年刑法修正案進一步增加“非法經營證券、期貨、保險業務情節嚴重的”作為第三種行為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225條第1、2項規定非法經營兩種行為的方式：未經許可經營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專營、專賣物品或者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但司法實踐中非法經營方式情狀各異，難以以列舉式予以明確概括。因而，刑法第225條第4項設定了“堵截構成要件”，即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一概括性規定是為彌補上述兩項對非法經營行為的列舉而設。刑法之所以作這一概括性的規定，是為了重點打擊前二類非法經營行為的同時，不使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人逃脫法網。(注：參見黃京平主編：《擾亂市場秩序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9，172～173頁。)為適應經濟生活發展變化，以立法技術采取列舉與概括規定相結合的辦法，便于有力打擊非法經營犯罪。

堵截構成要件具備堵塞攔截犯罪人逃漏法網功能，但司法運用中存在被濫用的危險。(注：參見儲槐植著：《刑事一體化與關系刑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358、359頁。儲教授認為，堵截構成要件運用必須遵循兩條規則：一是不到不得已時不用；二是法條本身應能明示或暗示“其他”的內涵和外延。)因此有必要對“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做一限定。理論上，構成非法經營罪的非法經營行為需要具備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具有行政違法性，即違反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規定，行政違法是構成犯罪的必前提。第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包括市場準入秩序、市場競爭秩序和市場交易秩序)且達到犯罪程度的社會危害性。嚴重與否需要從情節和危害后果上加以限定。具體外延上，不同學者對非法經營罪對象做出了不同限定。(注：參見劉家琛主編：《新刑法新問題新罪名通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621、622頁；周道鸞、單長宗、張泗漢主編：《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489頁；但偉：“論非法經營罪”，載《法商研究》1999(2)。)我們認為，沒有必要也可能人為地以羅列方式窮盡“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行為對象。非法經營作為一個取消投機倒把罪后的新罪，涵蓋面廣泛，援引頻率高，尤其是第225條第4項。作為對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具備較大社會危害性的非法經營行為定罪的法律依據，它不被認為是口袋罪但是司法實踐中發揮著口袋的作用。因此，如何理解和適用“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的規定，防止非法經營任意膨脹成為新的“口袋罪”，從而動搖罪刑法定的根基。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們應當共同關注的課題。(注：參見陳澤憲：“非法經營罪若干問題研究”，載《新刑法研究與適用(刑法學研究會1999年年會論文集)》，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519～522頁。)我們認為，認定非法經營罪應以行為時法律法規為衡平，把握非法經營罪的罪質與構成要件，對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行為進行具體的認定。

本文試從實務角度簡要談談影響非法經營罪司法認定的幾個問題，與同仁探討：

一、非法經營罪以主觀上具有非法謀利目的而與主觀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詐騙類犯罪相區別，實踐中應注意運用司法推定這一證據規則判斷行為人的主觀目的。

非法經營罪是由修訂前刑法的投機倒把罪分解而來的一個新罪名。關于投機倒把罪的相關法律規定，對把握非法經營罪的主觀目的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根據修訂前刑法第117條的規定,投機倒把罪的罪狀需依據有關的金融、外匯、金銀、工商管理法規來補充完全。國務院于1987年9月17日的《投機倒把行政處罰暫行條例》就是這樣的重要行政法規?！稌盒袟l例》規定，投機倒把是指以謀取非法利潤為目的，違反國家法規和政策，擾亂經濟秩序的經營行為。作為日常用語，經營就是指營利行為；投機倒把罪的部分犯罪對象，如國家禁止和限制買賣的物資、物品及許可證、執照等，均是非法經營的犯罪對象；兩高于1985年7月8日公布的《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將非法經營用作投機倒把的同義語；非法經營罪與投機倒把罪有承繼關系。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謀取非法利潤是非法經營罪的主觀目的。

生活中經營行為多種多樣,其方式不時翻新,尤其是一些帶有欺騙成分的非法經營行為,如銷售偽劣產品、傳銷和變相傳銷,行為人在占有相對人錢財時,已支付“對價”(即銷售的、傳銷的商品)，再加上行為人往往對其行為意圖百般回避，因此,行為人的主觀心態很難準確把握。這就需要我們以非法經營行為人的客觀行為為中心，結合事例中的其他情況，運用推定的方法判斷行為人在經營中的欺騙行為，究竟是為了騙得他人來購買或加入傳銷而使非法經營行為人通過銷售商品實現牟利目的，還是為了直接非法占有他人錢財。如是前者，則可能構成銷售偽劣產品罪或因傳銷、變相傳銷行為構成非法經營罪；如是后者，則可能構成詐騙罪。試舉一例:1999年3月,李某與福建省益生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稱“福建公司”)簽訂由李某在浙江省某縣銷售“益生藻”合同，規定李某每銷售一份298元的“益生藻”,可獲得50元提成。同年5月,李某在我省某縣成立“益生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某縣點”，向客戶許諾：凡以298元購買保健品“益生藻”一份的，從購買之日起到第20天時返還50元，到第40天時再返還230元，到第60天時再返還218元，共計返還498元。也就是說,根據許諾,客戶購買一份“益生藻”,60天后可凈賺200元。李某從5月4日到6月10日期間，共賣出3015份(其中以貨未到為由,未交付“益生藻”給購買者的有1000份)，收取的貨款共計898470元,付給福建公司600470元，獲得福建公司返還的提成100750元，李某共支付客戶返還款49000元。1999年6月10日晚，李某攜款出逃。幾百名消費者以被騙為由報了案,并從6月13日起，經常聚集到當地政府上訪，嚴重妨害了社會秩序。11月27日，李某被抓獲歸案。

對李某的行為如何定性，有觀點認為李某已明確告訴購買者支付298元購買一份“益生藻”,在60天內除收回本金外還能贏利200元。這說明購買者付出的本金已購買了“益生藻”,用于了個人消費(未給貨的1000份，是李某對購買者的違約)。這種買賣關系成立的事實,否定了購買者被詐騙的結論。所謂購買者被欺詐，是因為他們自身參與傳銷經營所期待的利益未實現，而并非原始的財物被別人無償占有。因此，李某的行為并沒有侵犯他人的財產所有權，不構成詐騙罪。事實上，李某違反1998年的《國務院關于禁止傳銷活動的通知》的規定，利用“還本銷售”的變相傳銷手段，謀取非法利潤，經營額近90萬元，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已構成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筆者認為,本案的定性并不象上面這種觀點分析的這么簡單。李某的整體行為如只以非法經營罪定性的話，顯然是認定李某主觀上只具有謀取非法利潤的目的。但是,根據本案中李某與購買者的協議,購買一份“益生藻”，李某最終需支付498元給購買者,扣除從購買者處收到的298元和從福建公司返還的提成50元，李某每賣出一份“益生藻”就要虧損150元。顯然，李某想要通過代銷行為最終贏利,在客觀上根本是不可能的。這個簡單的事實表明，認定李某的行為僅構成非法經營罪，可能只是看到了李某行為的部分特征，而沒有把握其行為的全部特征。當然，要從整體上認定李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有兩個障礙無法克服：一是李某給付了2015份“益生藻”，支付了一定對價；二是李某將2015份“益生藻”的貸款60余萬元支付給福建公司。

筆者認為，(1)雖然一份“益生藻”加上60天時返還498元的期待權才賣298元，似乎可推定其實際價值幾近于無。但是,由于李某的虛假許諾是引誘他人購買而使自己通過獲得提成的方式贏利的經營手段，還是直接騙取他人購貨款的詐騙方法，至此尚不能完全確定，故沒有充分條件推定“益生藻”價值幾近于無，不構成交易對價。從證據上說，還是應該認定李某交付2015份“益生藻”構成了其收取2015x298=600470元的對價。也就是說,不能認為李某詐騙他人600470元；(2)李某將2015份“益生藻”的貸款交給福建公司，獲得福建公司的提成2015x50=100750元，李某還支付了購買者購買20天時的返還款49000元。從這些客觀行為推斷，李某這時主觀上是有通過獲得提成而贏利的目的。但是，如果李某真按自己的許諾兌付返還款的話，其必虧無疑。因此，李某收取1000份貨款后，就以貨沒到為由，欠付購買者1000份“益生藻”，其后也沒有將購買者購買1000份“益生藻”的298000元貨款交給福建公司。因為這時其沒有事先從福建公司拿來“益生藻”，不需支付貨款，其也不打算支付1000份“益生藻”給已付貨款的購買者，故其亦不必再從福建公司購買。最后，在須支付40天的返還款的日子到來前，李某就逃之天天了。從李某上述的后續事實可以推斷，李某的主觀意圖并非始終如一，而是有了變化，已從當初贏利的目的轉變為非法占有的目的，李某的虛假許諾也已從盈利的手段轉變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詐騙手段，其非法占有1000份“益生藻”貨款的行為應定為詐騙犯罪。筆者認為，李某的行為應以非法經營罪與詐騙罪并罰，非法經營額為600470元，詐騙的數額為298000元。從這個案例看，行為人行為可受多重故意和目的的支配，多重故意、目的可交織在一起，即俗話說的“一石兩鳥”、“一石三鳥”。此外，故意、目的也會發生轉變，并非一成不變。

各區、縣級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門、各直屬機構：

近年來，非法發行股票和非法經營證券業務(以下簡稱非法證券活動)在我市時有出現，并呈蔓延趨勢。為維持我市資本市場的正常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根據省府辦公廳《轉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嚴厲打擊非法發行股票和非法經營證券業務有關問題的通知》(粵府辦〔*〕14號)精神，現就打擊非法證券活動提出如下意見，請認真貫徹執行。

一、提高認識，統一思想

非法證券活動具有手段隱蔽、欺騙性強、蔓延速度快、易反復等特點，其涉及人數眾多，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當前，我市出現的非法證券活動主要形式為：非法發行股票和發行股票，非法經營證券期貨業務，非法從事證券投資咨詢活動，與傳銷組織勾結、利用傳銷手法從事非法證券活動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我市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為此，各有關部門要切實提高認識，進一步統一思想，采取有效措施，嚴厲打擊非法證券活動，促進我市資本市場健康發展。

二、加強領導，明確分工

為加強對打擊非法證券活動的組織領導，市政府已成立*市打擊非法證券活動協調小組，成員由廣東證監局、銀監局，市委宣傳部，市金融辦、公安局、工商局、新聞出版和廣電局等單位組成。協調小組下設辦公室(設在市金融辦)，具體負責我市打擊非法證券活動的組織協調工作。

由于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原《刑法》）第117條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所包含的許多內容過于籠統，以致司法實際部門把一切與經營活動有關的違法活動都作為該罪處理，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罪刑法定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也不利于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此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什么是投機倒把行為已很難準確界定。鑒于此，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新《刑法》）對原來的投機倒把罪進行了分解。新《刑法》第225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即是從原來的投機倒把罪中分解出來的。本文擬就本罪的有關問題作些初步探討。

一、非法經營罪的定義

由于新《刑法》對非法經營罪是采取列舉式的方法規定其犯罪行為的，以致刑法理論界給非法經營罪所下的定義各不相同。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非法經營，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注：趙秉志主編：《新刑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頁。）（2）本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進行非法經營，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注：嚴軍興、肖勝喜主編：《新刑法釋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頁。）（3）本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實施非法經營行為，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注：周振想主編：《中國新刑法釋論與罪案》（下冊），中國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8頁。）（4）本罪是指“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保ㄗⅲ盒P主編：《中國新刑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頁。）（5）本罪是指“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或其他限制買賣的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以及從事其他非法經營活動，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行為?！保ㄗⅲ簞⒓诣≈骶帲骸缎滦谭l文釋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78頁。）筆者認為上述幾種較具代表性的定義均值得商榷。首先，前四種定義都存在循環定義的缺陷，用“非法經營”解釋“非法經營罪”顯然屬于同義語反復，違背了下定義的邏輯規則，根本不能使人清楚地理解這一罪名的準確內涵。而且，“違反國家規定”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與“非法”的含義基本相同，經營行為的非法在“違反國家規定”的表述中已經不言自明，無需將兩者同時使用在一個定義項中；否則，即屬于重復使用，違背了定義的簡潔性原則。其次，在第一種定義中，“非法經營”的行為前面還應具有動詞；否則不符合語言規范，而致該定義不完整。再次，第三種定義同時采用了兩個“行為”，而第一個“行為”致使整個定義在此語義中斷，因為實施什么行為就表明一個句子已經很完整，后面接著的行為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但從刑法條文本身的表述來看，“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即該定義后一行為的定語，又顯然屬于非法經營罪的固有內涵。如果從該定義字面上理解，前后兩種行為屬于非法經營罪所包含的并列行為，這又顯然與條文主旨不相符合，因此，前面一個“行為”純屬多余，并易使人誤解，應當予以刪掉。再次之，“違反國家規定”的含義在新《刑法》第96條已有明確的界定，為了維護定義的簡潔性，無需在定義項中再次予以明確。第四種定義將“違反國家規定”解釋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即是違反了這一原則，而且這種解釋還排除了立法所規定的有關行政措施與決定、命令作為本罪違反的對象，同時又將地方性行政法規擴張解釋為本罪違反的對象，顯然與立法宗旨相悖，從而影響了定義的準確性。最后，第五種定義把新《刑法》第225條所列舉的各種具體行為進行羅列，使定義顯得冗長、繁瑣，不符合定義應有的科學性、簡潔性原則。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非法經營罪，是指違反國家規定，實施國家限制或者禁止經營的各種擾亂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倒賣行為。這一定義基本上克服了上述各種定義的缺陷，能夠比較準確地揭示非法經營罪的內涵，并具有相當的簡潔性。

二、非法經營罪侵犯的客體

刑法理論界對本罪客體的論述同樣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歸納起來，主要有“單一客體說”和“雙重客體說”兩大類。“單一客體說”又可分為四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市場經濟秩序說”。該說認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由國家市場管理法規所確立的正常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注：吳大華、謝玉童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刑法實務全書》，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頁。）二是“市場秩序說”。該說認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市場秩序，也就是國家對市場交易行為的監督管理制度”。（注：高西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修訂與適用》，中國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頁。）三是“市場管理秩序說”。這種學說又有兩種不同的表述：（1）將“市場管理秩序”界定為“國家通過對市場進行依法管理所形成的穩定、協調、有序的市場運行狀態”；（注：趙秉志主編：《新刑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頁。）（2）將“市場管理秩序”界定為“國家對市場進行管理而形成的穩定、有序的經濟狀態”。（注：周道鸞、單長宗、張泗漢主編：《刑法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89頁。）四是“管理活動說”。該說認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對市場正常的管理活動”。（注：肖揚主編：《中國新刑法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頁。）“雙重客體說”認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市場經濟秩序和國家對經營活動的管理制度?！保ㄗⅲ簢儡娕d、肖勝喜主編：《新刑法釋義》，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