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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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市場化范文第1篇
河北省地處華北北部，環繞津京臨渤海，2005年GDP為10116.6億元，在全國位居前10名，為投資驅動型經濟，市場化總指數為6.39，全國排第10位，因此在華北地區具有代表性。
一、購買力分析
河北省在GDP突破千億元大關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總體有兩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唐山、石家莊、秦皇島、廊坊四市，人均GDP在1萬元以上；第二層次是其余各市，人均GDP在6000元～10000元之間，2005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522.9億元，同比增長15.8%，是歷年最高水平。從以上數據看河北省的購買潛力和購買能力總體較高。1999年——2003年GDP平均增長率為11.68%，2004年1——11月農村地區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128.6億元，同比增長15.2%，但從變化趨勢看2000年以后，零售總額增長率基本在10%稍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開始減弱。城鄉的消費差別沒有根本改善，城鄉購買力差距較大，農村購買力增長緩慢，
2003年人均純收入2881元，人均現金支出1820元，增長15.9%；按恩格爾系數40%計算，每個農民食品支出大約在800元左右，其他支出主要發生在居住，增加4.13%，醫療增加7.44%，服裝和家庭設備分別減少2.76%和0.44%，再加上生產消費支出，可以看出農民的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沒有根本性改變和提高，支持高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不是農村而是城市，因為熱點商品銷售有餐飲、旅游、文化娛樂等服務型消費，教育、休閑、娛樂的支出加大，住房、汽車、通訊、餐飲等熱點商品銷售活躍。1-12月份，全省限額以上貿易業16種主要消費品14增2降，其中通訊器材類增長115.9%，增幅居各類商品之首，家具類增長43.1%、汽車類增長34.3%、食品飲料煙酒類增長24.6%、金銀珠寶類增長22.7%、體育娛樂用品類增長22.0%、化妝品類增長21.9%、服裝鞋帽針紡織品類增長21.7%。消費結構的逐步升級帶動了建筑裝潢、家具、空調、彩電相關服務行業發展，顯然這與農民的消費支出不相吻合，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傳統消費仍占農村消費的主導地位。
二、交易成本分析
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市場的是企業而不是政府，企業能否把農村市場做大、做好，還取決于企業究竟需要花費多長時間、多少成本去占領農村這塊容量很大的市場，因此農村市場的交易成本是制約農村市場的重要因素，由于物價、地理和心理三大因素使得農村市場的交易成本高于城市。
首先是物價因素，2003年以來物價水平在高位徘徊，2004年全省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升4.4%，特別是前三季度，價格總水平持續攀升，最高月份達到6.3%，是近年來漲幅最高時期，上漲較多的是食品類、居住類和農業生產資料類。高價格必定降低本來就不高的農村市場購買力，企業要想實現一定數額的交易量必然要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例如，越是低收入階層對價格越敏感，而且價格彈性較大，但是降價就意味著企業利潤空間降低。另外在高價格環境下企業要促成交易就要加大溝通支出，企業在城市的溝通手段往往不適合農村，許多國內大品牌企業進軍三四級市場時不考慮其產品所針對的目標消費人群，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地迷戀廣告。然而，打完廣告后會發現，三四級市場消費者對廣告的敏感和認知率要遠遠低于大中城市。
其次相對分散的市場分布灘薄了農村市場的購買潛力，農村市場看似水很深，但這指的是總量，不是任何地方風吹草低都能現牛羊。
四、五級市場的差別不比
二、三級市場小，在縣級市場差別非常大，終端網點的規模和促銷差距很大，因此加大了分銷成本，特別是在交通不發達的地區，
四、五級市場很難取舍，集化效果較好的鄉鎮具有相當的購買力；自然村的差距就更大，人口達到五千人以上，相當于城市的一個社區，有的則不足一千人，而與縣、鄉（鎮）或其他自然村距離比較遠，做這種市場難度很大，同時必須付出高成本。一般來說，在縣城設立辦事機構是各大品牌廠商的底線，以前三株,紅桃K等企業曾在鄉鎮設立辦事機構，但都失敗了，原因是超過50%的專賣店年銷售不能平衡其店面及人力成本的分攤。
第三是心理因素，由于地理分布廣泛，農村消費者購買心理和行為差異很大，以吸油煙機產品為例，工薪階層占30%左右的縣具有一定的購買力，但鄉鎮和農村幾乎沒有市場。因此，企業很難進行集中市場運做和差異化市場運做，如果采取無差異市場營銷，企業成本降低，但又不能滿足需求差異較大的農村市場；如果采取目標市場營銷，目標市場又如雞肋，特別是
三、四級市場，消費行為的“跟風”特征明顯。三四級市場并不是一波清水，縣城的背后是鄉鎮，鄉鎮背后是更廣闊的農村，對于習慣在城市精耕細作的企業來說，農村市場尤其深不可測。因為農村每天都在迸步，這種進步包含著消費心態和市場空間的多重變化，可謂是“早一步死，晚一步遲”。
三、發展趨勢分析
以上分析了農村市場的不利因素，但從河北省的發展趨勢看華北農村市場正處在轉型時期，仍蘊涵巨大商機，主要表現為一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方針指導下和“三農”政策的支持下自2005年下半年農民純收入持續增長，2005年農村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82.3億元，同比增長15.2%，農村家庭消費開始向千元、萬元級消費品邁進。與此同時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規范市場的法規制度。
其次，城市化發展速度加快，人口和產業的極化作用逐漸顯現。河北省目前城市化水平為33.51%，按國際預測標準，已步入快速發展階段。如果以國外處于同等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長1.5%的速度來計算，在未來20年內，河北省城市化水平有望達到60%左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勢必改變農村的人口狀況，其結果是購買力和消費結構的根本改變。
農村市場化范文第2篇
一、改革背景與目標
1997～2000年四年間，農民收入增速持續下降，農民生產投資和生活消費都受到了明顯的影響，整個農村經濟似乎已經不再像早年那樣充滿活力和生機。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顯著擴大。2000年，二者差距為1∶2.79。如果考慮到官方公布的農民收入數據至少有20％的水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基層干部都認為水分遠不止于此），而城市居民還享有農民無法享受到的多種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費醫療、單位發放的實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將會更大。世界銀行（1998）在一份報告中認為這部分福利應達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估計進行調整，真實的差距有可能達到5∶1。這一差距，按照國際標準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見的。在同一報告中世界銀行還指出：“36個國家的數據表明，城鄉之間收入比率超過2的極為罕見；在絕大多數國家，農村收入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我國的情況已經遠遠超過這一標準。
這樣的一種態勢，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農業和農村，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都非常不利。因而農村改革和政策的目標自然而然地就鎖定在增加農民收入上，并且要真正建立起一種具有良好特征和效能的農業發展新模式，全面提高農業和農村經濟素質、效益和競爭力。當然，把增加農民收入確定為核心政策目標并非2001年的轉向，按照會議文告或政策文本理解，過去的幾年都是如此。但問題是情況每年都不見好轉，無疑會影響人們對政府解決問題的態度和能力的信任，這等于在給政府持續增加壓力，并在強化著改革的動力，促使甚至迫使政府去解決過去改革中遺留下來的制約農民增收的深層體制問題。 所以， 到了2001年，一些過去改革中遇到的堡壘開始被攻克，某些體制上的膠著狀態也開始被打破，比如糧食流通體制、戶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說明這一點。這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自動強制實施機制”（劉易斯，1965）。
二、改革的市場化取向
由于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源性原因在于外部的不利經濟環境，所以宏觀層面上改革顯得尤為重要。但是，宏觀政策的調整牽涉到復雜的因素和利益關系，決策者面臨著巨大的約束，甚至對成本——收益的計算，就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以至在2001年，宏觀政策層面上的變化還只是意向性的，尚處于具體方案探討和形成階段。這一年所發生的旨在促進農民增收的體制和政策的變化主要集中在農村經濟內部，而檢視其主要內容，可以發現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顯著加強，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改變了以往“漸而不進”甚至發生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倒退的局面。2001年是中國農村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
（一）產品市場：攻克市場經濟中的計劃“孤島”
1.糧改：放開銷區。1998年，在糧價持續低迷，國內糧食企業虧損嚴重，收購資金被大量挪用的情況下，我國實行了以“三項政策，一項改革”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糧改，這個方案有很強的針對性和自身邏輯性，對保護農民的利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運行中也遇到了一些難題，遠遠超過了設計政策時的預想。面對糧改中出現的問題，我國政府就一直在調整完善原來的糧改方案。到了2001年，原來的制度微調終于引發實質性的改革，其基本內容就是在銷區放開取消農民的糧食定購任務、放開市場、放開糧價、放開經營。當年年初國務院決定浙江率先進行糧食流通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到了7 月國務院公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確定了“放開銷區，保護產區，省長負責，加強調控”的糧改思路，將所放開的銷區范圍進一步拓展到包括浙江、上海、福建、廣東、海南、江蘇、北京、天津等在內的8個省區。《意見》還明確了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糧食購銷和價格形成的作用，完善糧食價格形成機制，穩定糧食生產能力，建立完善的國家糧食儲備體系和糧食市場體系，逐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和我國國情的糧食流通體制。”這一情況說明，經過幾年的曲折徘徊，我國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重新回到了市場化改革的軌道——這是2001年農村經濟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
考察糧改歷程，可以發現，如何平衡市場調節和政府控制的關系，始終是一個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問題。我國政府對非谷物食品諸如水果、蔬菜、肉類、水產品等的干預相對較少，并且形成了較為繁榮的競爭性市場，但糧改卻一波三折，進展緩慢。我國有強大的政治管制能力，也有依靠行政手段動用和管制糧食資源的傳統和豐富經驗，而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進行調控和管理的經驗和能力卻顯得不足，所以當市場化改革遇到較為急切的情形時，往往傾向于回過頭來使用過去的手段，從而使得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政府控制卻時隱時顯，揮之不去，導致糧食流通體制市場化改革的成果與人們的預期相差較遠。所以，2001年放開銷區的改革，盡管仍是過渡性的方案，但它的明顯的市場化取向卻是來之不易的。
2.棉改：一放二分三加強。與糧食流通相比，棉花流通中壟斷色彩更濃，存在著更多的弊端。鑒于此，2001年7 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棉花流通體制改革的意見》，提出要打破經營壟斷，鼓勵公平競爭，規范市場秩序，提高調控效率，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棉花企業經營機制和管理體制。這個決策標志著中國棉花收購市場已完全開放，政府對農民進行硬性收購的作法正在逐漸取消。
（二）要素市場：觸動計劃經濟的殘余——戶籍制度
隨著經濟發展和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橫亙在城鄉之間40余年的戶籍制度藩籬終于開始松動，并在一定范圍內被拆除。2001年年初公安部提請國務院批轉了《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的人員，不再實行計劃指標管理。2001年10月1日起，全國開始以兩萬多個小城鎮為重點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鎮擁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來人口均可辦理小城鎮戶口。2001年是中國戶籍制度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的一年，不僅全國范圍內推行了小城鎮戶籍制度改革，而且一些大中城市也開始了放松對農民轉換為市民的控制條件。這些變化說明，廢除原有的戶籍制度是大勢所趨，存在了40多年的戶籍制度已經走向了瓦解之路。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界限，逐步消除政策制定中的城市中心主義傾向，促進城鄉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合理有序地競爭，是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然要求，它將有助于形成城鄉互通的要素市場，推動城鄉之間的經濟融合，并帶來社會結構、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變化。
（三）農村市場經濟體系建設：更多方面的進步
1.農村市場信息體系建設得到加強。我國農村經濟信息、傳播的覆蓋面狹窄，直接為農民服務的市場供求、科技等方面的信息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這些年的實踐說明，由于信息滯后和不準，極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場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場進入的盲目性，農產品的價值無法實現，嚴重影響了農民收入的穩定增加。針對這種情況，2001年農業部在全國啟動了“信息服務行動計劃”，這必將會促進農村市場信息體系建設，為農民提供及時準確的信息服務。
2.農業質量標準化和食品安全引起高度重視。大量存在的農產品質量問題，已經對我國農村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構成了嚴重障礙，既影響了農民的收益，危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也直接損害了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聲譽，削弱了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2001年農業部組織制定了《關于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工作的意見》，并聯合有關部門啟動了“食品安全行動計劃”，要求以提高農產品的競爭力為目標，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保障體系，努力實現農產品的無公害生產和消費。這說明隨著農村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加入WTO后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 我國已經開始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正在實現從Food Security（食物安全）到Food Safety（食物衛生安全）的轉向。
三、績效和可能性
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制度是內生的，并且是決定經濟績效（Performance）的首要因素。最近幾年，農民增收形勢嚴峻， 要改變這種局面首先需要進行制度創新，也即農民增收重在制度創新。按照本人的理解，制度本身不能增加資源稟賦，但可以改變生產要素配置的環境和相對價格，從而影響經濟發展的方向、速度和效率。
2001年我國在農村經濟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采取了多項重大舉措，盡管新的制度或做法本身還需要完善，對制度績效的判斷也還需要進一步的觀察，但是，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市場化改革帶來的某些變化和成果，并且由此強化對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信心。其中，令人感受最深的是，放開銷區的糧改方案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初步實現了糧改的目標。特別是在最早進行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的浙江省，農業資源配置和糧食經濟的運行發生了一系列可喜的變化，出現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局面。浙江的變化主要發生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定購”到“訂單”，確立了新型的糧食產銷關系。 全省糧食購銷、加工企業和99 萬戶農民簽訂了糧食訂單，訂單數量高達6.4億公斤，相當于2000年全省糧食訂購任務的55.7％。省內不少地方對優質品種糧食實行優質優價，因而調動了農民種植“高效糧食”的積極性。
（2）從單一主體到多元主體，糧食市場體系建設全面啟動。 杭州、寧波、溫州等大中城市口糧批發市場，金華、衢州、嘉興等飼料糧批發市場，沿海港口糧食進出口中轉市場，三個層次分明的糧食市場體系已經形成。同時，糧食市場主體日漸多元化，省內各級糧食批發市場從事糧食經營的非國有企業已占到80％以上。
（3）從自求平衡到優勢互補，促進了農業區域結構的優化。 全省進一步調減了糧食播種面積（早稻種植面積調減了34％），擴大蔬菜、瓜果、花卉苗木等經濟作物和出口農產品生產。隨著浙江糧食市場的全面放開，國內一些糧食主產省紛至沓來，省際間糧食購銷合作得到迅速發展。浙江已與黑龍江、湖北、江西等產糧大省簽約，成為糧食購銷“合作伙伴”。省際間的糧食購銷合作已從傳統的糧食買賣向建立基地、組建股份制公司、創辦市場等多種合作方式轉變。
浙江的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結構調整，全省涌現出了300多個萬畝以上，總面積700多萬畝的效益農業產業帶，提高了農業的效益和農民收入。2001年前三季度在全國農副產品出口負增長的形勢下，浙江農副產品出口同比增長了14％，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增長了10.1％。浙江糧改的成功，充分說明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有效性，說明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市場化改革是農民增收的主要動因。
四、進一步的思考與建議
關于農村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迄今已經有許多說法和共識，積累了許多經驗和教訓。今后市場改革還需要對以下工作予以高度重視，并盡快取得實際效果。
1.加快土地市場化流轉。在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加快土地流轉制度改革，促進土地的流動，實現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就在于它能夠使稀缺資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我國農業市場化改革顯然不能把最稀缺的土地資源排斥在市場之外。我國的農地制度首先要強調“穩”，但也要“活”，不能因為強調穩定而扼殺了流動。最近一些人士過分強調“穩定”，是一種僵化的觀念。在產業結構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和收入來源日趨多元化的今天，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已經大為削弱，相當多的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并沒有許多官員和學者想象的那樣強烈，有些地方農民種地虧本，出包土地還得“倒貼皮”，也足見土地保障功能的淪落。所以，今后的農地制度改革應當賦予農民以更大的土地處置權利，以期促進土地的流轉和規模經營，形成現代農場，發展現代農業，提高土地開發利用的效率，同時為農民的就業轉換和產業擴張提供資本。在土地的利用上，家庭經營具有恒久的活力，因為它適應農業的產業特點，而與農業生產力水平沒有太大關系（即可以適應不同層次上的生產力水平）。但是，家庭經營不一定非得建立在平均主義的承包制基礎之上。
2.加快實現全國范圍內的糧食購銷市場化。放開銷區的糧改方案是一個過渡方案，糧改涉及到了復雜的利益關系和約束條件，需要有一個過渡時期。但是，這個過渡時期不應該太長，而是要加快實現全國范圍的糧食購銷市場化。
從理論上講，一項改革成功與否，固然和原有體制的性質以及改革所設定的目標模式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過渡過程本身，即尋找成本較低、以至成本最低的改革路徑，是改革成功的關鍵所在（盛洪，1991）。浙江的改革可以說是一種比較典型的帕累托改進，即使是國有糧食企業在改革中也沒有明顯受損，因為在放開之前，浙江糧食的集市貿易仍然是活躍的，其國有糧店和大多數國有糧食加工企業，經過改制（拍賣、租賃），幾乎清一色由個人或合伙經營。這就是說，在正式放開之前，競爭性的市場已經在事實上存在。現在等于承認了多主體存在的合法化。
2001年的糧改之所以只放開了銷區而不是全部放開，一個重要的原因同樣是要降低改革成本，避免不確定性和可能的混亂。糧改的下一步必然是要把局部改革成功做法推向全國，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要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以防止政策偏差和化解政策風險。
3.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減少控制，增加服務。加入WTO后， 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我國需要按比較優勢的原則調整農業結構和發展方向，不斷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然而，必須明確的是，比較優勢的發揮要求有一個高效協調的農業管理體制。
如果說像放開銷區之類的改革是立足本土的內源式的主動改革，那么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就是“沖擊——反應”式的被動改革（依靠政府自身有意識地主動改革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可以說，WTO 給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帶來多方面的沖擊，其中最大的沖擊也許就是對政府管理體制的沖擊，而這個沖擊實質上是我國加入WTO最大的好處。
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應當是“減少控制，增加服務”。減少控制，就是要求政府部門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和邏輯，來調控和管理經濟，而不是簡單地靠權力的流通和行政命令；增加服務，則是要求政府部門根據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的要求為農民提供更多的諸如信息服務、技術指導、信貸便利化和風險保障、環保和生態建設等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增加農民的獲利機會，減少市場風險和國際農產品的沖擊。
對于加入WTO后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這個問題的重大意義， 我們應當有更充分的認識。我以為，這項被動性的改革將帶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廣泛進步，對中國的民主進程和現代化事業將會做出重要的貢獻。需要指出的是，這項改革將對改進中國的文官系統和提高公務員的整體素質大有裨益，也將提高對政策執行的效率和效果。
具體而言，在現代政體下，行政管理機構是龐大的組織，它執行著一種關鍵性的政治功能，即在各種具體情況下執行政策，因此，一項政策得以貫徹到什么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政長官對它的解釋，以及他們實施該項政策的興趣和效率。長官們是墨守成規，調和折衷，用標準的手續和大而無當的陳辭濫調來庸庸碌碌地處理問題，還是善于思考，密切關注現實，在變化著的事實前勇于嘗試和創新；是一味地迎合上級，玩弄權術，在政治市場上鉆營，還是高風亮節，實事求是而又體恤民情，那將對政策實施的程度和效果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此種影響自古而然，于今尤烈，因為現代社會是更為復雜多變的社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奧爾森（1982年）把當今時代稱為是“執行權統治的時代”。
過去，我們的一些農業和農村經濟政策不是沒有被執行，就是在執行中走了樣，政策執行起來總會遇到許多牽制和障礙，以至最終取得的成果或節外生枝，或適得其反，往往不盡人意。在WTO的沖擊下， 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策好，執行難”問題。
4.加快建立國家農業支持政策體系，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向農業和農村經濟適度傾斜。在國際上，美國、歐盟、日本等都對農業部門給予了巨額的補貼，以期改變其相對于其他部門的不利地位，保證務農者與其他就業者大致相當的收入水平。我國現存的農家經營規模十分狹小，勞動生產率很低，加之買方市場條件下農產品的價值實現較之其他產品更為困難，風險更大，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
現在，我國農民又面臨著貿易自由化的沖擊。按照協議，我國將逐步開放市場、降低關稅，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加大國內農業發展政策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全面提高我國的農業國際競爭力。其中，很關鍵的就是要用足“綠箱”政策（《農業協議》第6.1條）， 用好“黃箱”政策（第6.2、6.4、6.5條）。在這方面，我國還有很大的政策調整空間，需要細致深入研究，有必要借鑒國際農業支持和保護的經驗，設計和構建合理有效的國內農業支持政策體系。比如，日本為應對WTO 沖擊，設計制定了“稻作安定經營對策”、“生物系特定產業技術研究推進計劃”、“農業轉作支持政策”等一系列非常細致周密的政策措施，對保護農民利益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在設計應對WTO 沖擊的政策過程中表現出的認真態度和務實精神很值得有關部門和人士學習。
加入WTO后， 建立農業的國內支持政策必然涉及到宏觀政策的調整。最近幾年國家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開拓農村市場方面的效果非常有限，現在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與應對WTO的沖擊、 建立國內農業政策結合起來，向農業和農村經濟適度傾斜，在更加協調的宏觀經濟增長的范圍內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給予更大的支持。這不僅是公平的需要，更是效率的需要。當前廣大農民由于收入增長緩慢，已經限制了其生產投資和生活消費支出，他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還面臨著較多困難，甚至急需要用錢，因而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如果國家能夠設法讓他們增加一些收入，可能很快就會轉化為最終消費需求，拉動投資需求（特別是鄉鎮企業的投資需求），形成整個經濟發展的良性機制。
【參考文獻】
［1］劉易斯，1966，《發展計劃》，何寶玉翻譯， 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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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成貴， “國家干預下的農地有限私有化：一種有選擇的激進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季刊》2000年夏季卷。
農村市場化范文第3篇
從1994年以來，中國金融市場已經初步建成以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相互并存的組織體系。隨著我國經濟與金融的不斷發展，農村金融市場也向更為廣闊的空間成長，但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初期階段，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暴露出諸多現實性問題。中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的低質現狀已嚴重制約著本國農村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中國農村金融市場的現狀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中國農村金融市場壟斷嚴重；農村金融市場服務不足；農村信貸資源萎縮；農村金融市場價格被扭曲；農戶及農村中小企業貸款難。在中國農村金融市場中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貸款難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象。農業銀行的經營模式逐漸向商業化和集約化改革，實行在農村地區撤并機構、減少網點的措施。農戶和農村經濟發展與信用社的服務手段及方式不相適應；小額信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戶貸款，但顯著減少了農村中小企業的貸款。而且由于農戶小額信貸的交易成本較高，貸款額度較低，貸款利率封頂等情況，信用社發放小額信貸的積極性并不高。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村信用社大部分虧損，其無能力向農戶提供貸款，我國人民銀行所發放的支農再貸款相當于杯水車薪，廣大農戶還是只能夠寄希望于民間借貸。政府發放的扶貧貼息貸款由于不良貸款率居高、無法真正到戶等問題，不能從根本上實現扶貧幫困的美好初衷。農村正規金融市場貸款難問題在制約農村金融市場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嚴重地阻礙了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
二、農村金融市場的理論成長模式
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路徑取決于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模式選擇。成長模式的選擇要依據農村金融市場的理論成長模式來做出理性決定。農村金融市場的理論成長模式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一）市場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
市場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模式，簡稱內生成長模式，是在農村經濟體系中憑借市場“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內生演化而來的一種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在劉易斯古典模型中，欠發達國家的農業部門僅僅能夠維持生計，并不能夠充分發揮資本形成能力，需要依靠工業部門來形成其自身的資本以及實現現代化。但劉易斯卻忽視了農業和工業兩部門間資源的流動對整體的資本形成所產生的影響，而是將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二者獨立，這不僅低估了農業部門金融市場的內生成長能力，而且高估了工業部門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以及資本形成的能力。農業部門是能夠自己內生農村金融市場的，即使在我國“以農養工”的階段中，農村仍然存在著大量民間金融。基于市場中金融需求的誘導角度來看，市場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模式又稱需求誘導型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模式。在這一模式中，當農村企業和農戶對農村金融的需求強烈時，有經營實力的農村經濟體為追求利益，就會自發地組建各種形式的金融組織，滿足人們對于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在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隨著金融需求的誘導，就會自發形成民間金融組織。政府不會在這一成長模式中做出明顯的金融干預，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必要法律制度，以維持農村金融市場的交易秩序。當農村金融市場選擇市場主導型成長模式時，農村的經濟主體就會占有較大的農業收入份額，因為市場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是由下而上逐步形成的。當農村企業和農戶的收入水平相當，并且能夠自主支配由此產生的儲蓄份額時，才能形成農村金融市場的內生成長基礎。市場主導型的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依靠的是市場，能夠有效實現主導農村金融資源的橫向配置。然而，這種形式的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會導致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速度緩慢。農業的自身儲蓄能力和資本形成能力由于農業本身的弱質產業屬性而不健全，即便是農村金融市場的內生成長機制得到滿足，而日益增長的多層次農村金融需求是無法依靠內生的農村金融市場供給來滿足的，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非正規金融機構所發放的高利貸盛行，農村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受到制約。
（二）政府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
政府主導型的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簡稱外生成長模式，是在農村經濟體外部憑借政府的強制力量人為地植入到農村經濟體內的一種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這種成長模式基于對外部金融模式的移植，幾乎不需要農村經濟主體和農村金融主體做出貢獻。農村經濟體系在政府金融因素刺激條件下，依然缺乏金融市場成長因素的積累，為回應政府外部金融刺激，只能夠強行啟動，表現出一種效率低下、有量無質的弱質量性增長。在此成長方式下，政府部門采取由上而下的模式建立農村金融體系及運行機制。即在政府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中，政府部門先強制介入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過程中，后組建農村金融機構，從而在農村經濟中布局。然而，農戶和農村企業自行組建的非正規農村金融組織和機構在這一過程中被視為非法組織，將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打壓，導致其交易轉入“地下”。這種方式與“以農養工”的工業化戰略思想相適應，與后進國家工業化戰略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在這種成長模式中，農村金融市場的金融體系的規劃與運作是依據政府的效用偏好而完成的，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結構，因而這種體系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農村經濟的現實狀況。政府主導型的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又是一種供給主導的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政府是通過事先的金融供給，以誘導和滿足農村金融的需求，而此種情形下，金融需求的市場化程度十分低下，大多是滿足政府指令性的生產和消費。在政府主導型模式下，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表現為金融資產規模量性擴張。農業金融資產規模量的擴張取決于政府對農業的重視和政策走向，若政府采取重視的態度和積極政策，規模擴張是有可能的，若政府采取歧視農業的態度和消極政策，規模難以擴張，質的提高更無從談起。在此種方式下，農業經濟各主體間不能夠通過真正的金融手段來調劑余缺，農業金融主體的參與和努力程度十分低；微觀經濟主體的金融行為由于政府的集中承擔收益和風險而缺乏利益激勵與風險激勵，這無疑會導致農村金融資源的低效率配置。即使此時有金融資產的增加，也難以完善市場、優化結構，如果此時選擇依賴行政力量來予以維系，金融風險將逐漸積累。
（三）市場與政府相結合的混合型成長模式
市場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和政府主導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都存在相應的缺陷，政府主導型成長模式較市場主導型所存在的缺陷更為突出。市場內生型為主、政府引導相結合機制的混合型成長模式是最佳的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特別是就發展中國家而言，農村金融市場應該從外生為主導的成長模式向內生為主導的成長模式轉變。農村金融市場在成長過程中應努力發揮好市場機制的作用，保護、發揮市場機制在農村金融資源中的配置職能。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效率的提高也應該依靠市場機制力量，使農村金融市場成長的低質狀態得以改善，還應該依靠政府的力量來彌補市場機制存在的缺陷。政府介入的理由如下：一是在工業化轉型的過程中，農業部門的利潤率遠低于工業部門的利潤率。因為在這時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農業部門一定會在工業化進程中不斷出現資本凈流出。二是在市場條件之下，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來實現農業增收是不可能的，因為農業是一個弱質經濟產業，是自然再生產和經濟再生產相結合的過程，并且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較大，這就導致農業部門對外部資金缺少了吸引力。三是農村金融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產品屬性，需要政府的介入。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在提供農戶融資場所和發展農村金融的同時，還增進了農村的社會福利，因此政府應該在農村金融市場內生成長中給予適度的政策鼓勵，以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政府不僅要以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保護農村金融市場安全的方式介入，而且要出資建立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實現對農業的政策性誘導和扶持，增強對貧困農戶的扶貧救濟，滿足公共產品融資以及農村貧困人口的金融需求。混合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依據政府介入農村金融市場成長過程的程度可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1.市場導向型農村金融市場混合成長模式。在這一模式中，農村金融市場在市場機制導向下成長，政府介入的目的是通過制定稅收減免、補貼、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等政策以保護和放大市場機制的作用，并且組建政策性金融機構以彌補市場機制失靈。因而，農村金融市場成長在市場導向型混合成長模式中應以內生和需求引導為主、政府外在供給和引導為輔。此模式往往常見于市場經濟體制較為成熟的發達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政府的干預較少。
2.政府導向型農村金融市場混合成長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市場和政府機制在農村金融市場成長中并存，而政府機制所起到的作用較市場機制要大。政府不僅要組建并運營政策性金融機構，來向貧困農戶提供政策扶持性信貸，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農村合作金融，從而實現政府支持農村金融的目標。政府應該注重在農村金融市場中配置金融資源、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此過程中如果政府直接的干預力度較大，則會損害市場機制，從而導致農村金融市場內生成長機制無法順利建成，因此，此種農村金融市場成長模式應該以外生為主、內生為輔。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市場導向型農村金融市場混合成長模式將逐漸取代政府導向型混合成長模式。政府導向型農村金融市場混合成長模式往往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發展中國家或農業重視度和重要性較高的國家中常見。
總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若要加快從政府導向型轉變為市場導向型，就需要政府構建良好的農村金融市場成長的內生機制和制度環境，并通過改善工農貿易條件來創造城市金融要素向農村領域延伸的必要條件，同時還要利用有效的措施來組織農村金融資源的大量外流，增加農村金融資源凈流入，實現農村金融市場的高質量成長。
三、中國農村金融市場的成長模式選擇
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初期階段，基于以上對農村金融市場的理論成長模式的分析，政府導向型農村金融市場混合成長模式是當前我國農村金融市場成長的最佳選擇。在政府導向型農村金融市場混合成長模式的建立中應達到以下三點基本要求：
（一）產權關系明確化
產權是通過社會強制實施的權利，體現社會經濟活動主體之間經濟利益關系的一種社會工具，如法規條例、法律法令、社會公德、社會習慣以及決定政策，社會強制力是產權實施的必要條件。明確的產權關系既可以使產權關系的制度成本有所下降，還可以使社會經濟的交易成本降低，并且農村金融資源的邊際效益也會相應提高。當產權關系清晰時，凡影響產權交易雙方的損益關系的經濟信息，必然會改變金融資源配置狀況，因而金融資源的動態調整是非常及時迅速的，及時迅速的金融資源動態調整有利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明確產權界定的條件下，各種經濟主體在市場交易中具有非常清楚的損益關系，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構會更為科學化、合理化，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會達到最優化。如果沒有明確產權關系，市場交易后的結果不能夠被金融資源的所有者判斷，金融資源的流動性會隨著下降，難以糾正金融資源配置的扭曲現象，這將使農村金融資源配置的優化和改善出現阻礙。
（二）政府邊界合理化
政府導向型農村金融市場混合成長模式的建立要求合理地界定政府行為的邊界，包括政府的干預領域和市場定價的邊界。基于國際經驗和經典理論研究，政府的干預領域應該局限在市場失靈領域和自然壟斷領域，因而，政府的決策行為必須采取法制手段來進行規范，從而避免微觀農村金融市場被政府部門過度干預，其別要注意對價格體系的過度干預，不合理的價格干預易產生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不足，這樣農村金融市場便會長期陷入短缺狀態。政府部門也存在失靈狀況，僅依賴政府干預去實現農村金融市場長期均衡發展是不現實的，過度依賴政府干預不能夠有效的優化農村金融資源配置效率，會讓農村市場陷入危險境地。
農村市場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扶貧模式 市場化運作程度 扶貧資金使用效率
引言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農村問題一直是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的難點問題。扶貧開發30年來，我國在扶貧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全國的農村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人減少了到2010年的2688萬人，并且貧困發生率也由30.7%降低到了2.8%。
但是，隨著我國農村扶貧成果的呈現，農村扶貧開發也出現了問題：趙曦等人（2009）認為我國現有的扶貧模式管理存在著諸多問題，包括剩余貧困人口減貧速度減緩、脫貧成本增加、扶貧成效降低。張新偉（1990）認為扶貧資金投入的增加，扶貧效率反而有所放緩，既有扶貧政策低效率制度原因，也有貧困地區環境惡劣、自然資源短缺、人口素質低等客觀原因，同時也包括了交易效率低下，分工不足，資本短缺，市場化意識不健全等經濟原因。真正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市場化的反貧困道路。徐志明（2008）認為提高投資效率的關鍵是在反貧困中引入市場機制，包括在貧困地區培育貧困地區市場主體，培育市場經濟發生與成長的條件，轉變政府在反貧困過程中的職能，建立扶貧資金的多元投入機制，資源配置的市場競爭機制，多方參與扶貧開發和監督評價機制。上述研究的不足是僅僅從扶貧資金管理、扶貧資金使用效率，扶貧制度上來分析中國扶貧存在的問題，并從理論上提出相應建議，忽略了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機制和扶貧模式資金使用效率的關系。
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農村扶貧的發展，本文從貴州扶貧實踐出發，采用未確知-AHP綜合評價方法和主成分分析方法，對貴州主要模式的參入主體、市場化機制以及扶貧模式資金投入的情況進行分析，以期探索出貴州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和扶貧模式資金使用之間的相關性，從而更好為貴州，甚至為我國的扶貧工作改革提供一定的對策建議。
扶貧模式市場化運行程度的測度
（一）扶貧模式市場化運行程度未確知-AHP綜合評價方法
該方法的基本思想：根據張新偉（1990）提出的建立以農村市場化為重點的市場化機制是用市場化解決貧苦問題的關鍵，以及龔曉寬（2005）從扶貧主體、扶貧運作方式、以及扶貧對象來分析怎么運用市場化規律推進扶貧開發，借鑒了陳宗勝從農戶投入產出角度，來分析我國農村經濟市場化指標評價方法，和王鳳彬等（2005）對企業內部市場化程度測度指標設計的基本思想，將體現扶貧模式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因數按性質不同，劃分為若干類，并按市場經濟理論提取出相關的因素。
本文邀請了10位對扶貧工作有專業研究人員，其中包括4位專家學者、3位省級扶貧辦人員、3位扶貧農戶對指標進行評價，得到如表1所示的結果。
（二）指標權重的賦值方法
在多層次多指標的評價模型中，指標分類權重、指標重要性權重是模型的最關鍵性的一步。本文采用了專家賦值法，將指標的等分率作為指標的權重。筆者邀請了4位對貴州扶貧現實情況較為了解的學者、4位從事扶貧工作的政府人員以及2位扶貧農戶，對表2中的二級指標進行評分，評分按百分比來記錄。本文以產業化扶貧模式為例來說明多層次未確知綜合評價的計算過程。
1.二級指標測度。根據分級標準2構造單指標測度函數如下：
根據單指標測度函數，對照表1各指標的評估值，則可以求出單指標測度：
計算各二級指標的分類權重：
計算各二級指標的測度向量：
2.一級指標的測度。
計算一級指標的分類權重：
ω1=（0.24 0.17 0.16 0.19 0.24）
計算一級指標的測度向量：
μ1=（0.14 0.74 0.12 0）
用同樣的方法可以得到信貸扶貧的一級指標測度向量：
μ2=（0.1 0.69 0.21 0）
3.識別與排序。取置信度λ=0.7，由綜合評價法得到評價等級：發展資金扶貧模式和信貸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都處于良。根據排序，發展資金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高于信貸扶貧模式。
4.用同樣的方法，以工代賑的一級指標的測度向量為μ3=（0 0.32 0.66 0.02）。可以計算出以工代賑扶貧模式市場化作用程度位于中這個區域。
5.對這三個扶貧模式的市場化運作進行排序，得到的結果是：發展資金扶貧模式市場化運作程度最高，其次，是信貸扶貧模式，最后，是以工代賑扶貧模式。
扶貧模式資金運作效率定量分析—主成分分析
為了進一步定量分析扶貧模式資金的效率，本文選取貴州省歷年的扶貧資金投入實際情況來進行實證分析，從扶貧資金對貴州農村人均收入為被解釋變量，來分析扶貧模式資金的使用實際效率情況。
首先，本文從扶貧資金的投入主體的不同，將貴州扶貧資金主要分為財政扶貧、信貸扶貧、社會幫扶，以及利用外資四個方面。具體數據如表3所示。
為了方便接下來的分析，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利用SPSS18.0，對該數據進行降維。
表4給出了各成分方差貢獻率和累計貢獻率，只有前2個的特征值根大于，且財政扶貧資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60.315%，信貸扶貧資金的方差占所有主成分方差的30.479%，這兩個成分的方差的貢獻率達到了90.25%，因此選擇前2個變量，即財政扶貧資金、信貸扶貧資金已足以描述貴州省扶貧資金的使用水平。
結合上述分析方法，按扶貧方法和手段的不同，從貴州省財政扶貧資金、信貸扶貧資金中提出以下3個主要的資金投入扶貧模式：發展資金扶貧模式、以工代賑扶貧模式、信貸扶貧模式。具體數據如表5所示；貴州省歷年農村居民歷年人均純收入如表6所示。
本文采用貴州省農民的人均收入為被解釋變量，以發展資金對數、以工代賑資金對數、信貸資金對數為解釋變量。
模型：Y 為貴州省農民的人均收入；Ser01為發展資金；Ser02為以工代賑資金；Ser03為信貸資金。
進行多元回歸的結果如表7所示。
根據表7的結果可以寫出回歸方程：
Y=-222265+1586.169ln（SER01）+739.842ln（SER02）-80.2654ln（SER03）
R2=0.98，R2=0.97，F=120.845 D.W=1.37
由表7中數據可知，R2=0.97，說明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很好；對整個模型進行F檢驗，針對H0∶β1=β2=β3=0，給定顯著水平α=0.05，查表的臨界值Fa（k-1，n-k）=F0.05（3，7）=4.35，由于，F=120.845≥F0.05（3，7），則應拒絕原假設H0∶β1=β2=β3=0，說明整個回歸方程顯著。又由于ln（SER03）的T值的絕對值為1.39
結論與對策建議
從對貴州省扶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來看，發展資金扶貧模式、信貸扶貧模式、以工代賑扶貧模式這三種扶貧模式的市場化程度都相對較好，且對于貧困地區農戶持續脫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并不是市場化程度高的扶貧方式資金使用效率就是高的。如上分析，信貸扶貧模式的市場程度低于產業化扶貧模式，從資金投入使用效率效果來看，也比發展資金扶貧效果要差。但是，以工代賑扶貧模式市場化程度比信貸扶貧的市場化程度低，然而扶貧資金的實際效果卻遠遠優于信貸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
因此，雖然扶貧模式的市場化程度對于扶貧資金的投入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單從扶貧模式的市場化程度高低來作為衡量扶貧資金投入多少。隨著貴州扶貧工作的進一步深入，不僅僅需要扶貧資金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從貧困地區的具體情況，扶貧資金的投入角度等多方面考慮。
（一）突出扶貧重點并因地制宜實施扶貧模式的資金投入
加大對貧困市縣的實地研究，尋找出該地最真實的貧困需求，區別對待，強化扶貧瞄準機制，因為統一的扶貧模式的資金投入忽視了地區和地區的差異性。有研究表明，以貴州省關嶺縣為例，當地落后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制約當地扶貧工作的重要因素。加大以工代賑投入資金的力度和擴大以工代賑扶貧資金的范圍，應該是現階段扶貧資金投入的主要方向。并且，從貴州省的數據可以看出，以工代賑資金近幾年沒有多大的變動，且占所有扶貧資金的比例也比較低，但對于貴州省農民的收入提升作用卻很明顯。
（二）完善扶貧模式市場化構建并增強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
從扶貧模式市場化運行程度的測度定性分析來看，扶貧主體、扶貧資金的市場化以及扶貧模式的經濟性都有待加強。貴州省扶貧主體參與多元化程度欠缺，政府資金提供力度占了全部扶貧資金的90%，忽視了中小企業和社會力量在扶貧中的作用。由于扶貧地區的基礎設施落后等歷史原因，扶貧模式的經濟外溢性得不到體現，形成不了持續的扶貧效果。扶貧對象的意愿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在進一步推進扶貧方式市場化的建立，扶貧主體市場化競爭的培育，貧困地區市場化機制的扶持，是貴州省走出貧困大省的不二選擇。
（三）扶貧資金的投入和當地的產業發展項目相聯系
近年來，貴州省政府一直在加大扶貧資金的投入，完善扶貧模式中的種種不足。強化扶貧資金的監管力度，實行專項專款，加大市場化運作程度高的扶貧模式的扶持力度，使扶貧能夠持續有效地進行下去，增強扶貧主體的盈利能力和扶貧對象自我造血能力。真正能提升扶貧地區造血能力的，就需要和具體的扶貧項目聯系起來。從研究分析中可以發現，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和具體當地產業經濟發展關系很大，貴州省扶貧資金更多的是要加大對農村產業鏈的發展投入。綜上可知，信貸扶貧資金占了貴州省扶貧資金的40%，但對貴州省農村脫貧的作用卻不是很明顯。從貴州省石阡縣的信貸扶貧效果來看，只有把信貸扶貧和當地產業發展聯系起來，才能更好地使得貧困地區走出貧困，因此，只有將扶貧資金和項目相結合，提高扶貧主客體的市場化意思，更好地提高信貸扶貧資金的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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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鳳霞.企業信用評價的未確知-AHP方法研究.經營管理，2006（7）
6.趙曦，熊理然，肖丹.中國農村扶貧資金管理問題研究.財政與金融，2009（1）
7.張新偉.市場化：反貧困制度創新討論.生產力研究，1999（Z1）
8.徐志明.扶貧投資低效率與市場化反貧困機制的建立[J].鄉鎮經濟，2008（9）
作者簡介：
農村市場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農村 文化市場 監督管理
文化市場是社會文明的窗口，也是文化管理的晴雨表。農村文化市場的興起與形成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因此，依照法律的規定，加強對各種經營活動的檢查、監督和管理，既是一項建設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本文試圖通過分析農村文化市場的特點與現狀，提出加強監督管理的對策。
一、農村文化市場的現狀與問題
隨著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自辦文化的勢頭方興未艾，形成了初具規模的文化市場體系。但是，文化市場尚處于發育成長過程中，規模小，檔次低，經營項目少，管理力度亟待加強，具體表現在：
1、發展不平衡。從文化市場的發展情況看，經濟富裕地區先于欠發達地區；從文化經營網點的數量比較，集鎮多于鄉村，平原多于山區。按地理環境、經濟條件、人口密度諸因素衡量農村文化市場的現狀，大致可分成三種類型：一是有市有場型。即人口集中，經濟繁榮，交通便利的鄉鎮形成文化市場較快；二是無市無場型。一些居住分散，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的小鄉村，既無娛樂場所，又很難形成文化消費群體，造成幾十年來看不到一臺戲或一場電影；三是有市無場或有場無市型。這種類別介于上述兩者之間，一些以種植業、養植業為主的農民，長年聚居原地，文化消費需求量大，但文化設施少且無場地；反之，那些有俱樂部、影劇院的村，由于勞務輸出多，文化需求少，造成文化娛樂場地利用率不高，難以形成“市”。
2、經營者素質不高。農村文化市場的經營者大多是農民出身，文化程度低，小農意識強，法制觀念淡。所以，不少經營者把經營物質商品的手段或“訣竅”照樣搬來經營文化娛樂業。這樣，有的經營單位或個人忽視社會效益，片面追逐經濟效益，舞廳出現“三陪”，游戲機房搞有獎，球棋類活動發生變相賭博，更有甚者出售、出租非法出版物。在經營過程中，有些不具備合法資格的組織或個人進入市場，參與市場的經濟活動。如有的不經核準登記，地下經營，無證經營，有的采取欺騙手段，騙取“合法”的經營資格。
3、監管職能難到位。目前，對鎮鄉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的考核側重在陣地的建設，而對鎮鄉文化市場的監管力量配置、管理狀況尚未納入鎮鄉精神文明建設目標管理體系。雖然，《浙江省文化市場管理條例》第四條已明確，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領導……。但鎮鄉一級政府有些領導對文化市場管理，仍然還存在重要性認識不到位、責任性承擔不明確問題，有待市、區政府下發必要的規范性文件加于明確鎮鄉一級政府屬地監管的職責。
4、廟會活動問題多。農村廟會既是農貿交易日，也是傳統文化活動日。從近幾年的農村文化市場監管情況看，節目內容低劣的大棚演出已得到有效遏制，但無證經營書攤和音像攤點歷禁不止。這些攤點依仗低廉的價格，吸引大量的農民消費者，兜售非法出版物和違法音像制品，破壞正常的農村文化市場經營秩序。
二、農村文化市場的基本特點
農村文化市場，是指縣（市）以下從事文化娛樂有償服務的場所。它包含社會主義文化市場政治性、社會性、娛樂性、知識性、服務性和經營性的共同特征，又具有不同于城市文化市場的鮮明個性。農村文化市場的基本特征可以從幾方面來考察。
1、分散性。農村文化市場的分散性是指文化消費點多面廣，經營場所呈網狀分布。首先，鄉鎮的文化經營項目大多是規模小、檔次低、設施因陋就簡；其次，作為市場客體的演出場所，電影放映遍及鄉村、山灣、村頭、溪灘都可搭臺演戲或放映電影，靈活方便，可以說凡是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都有文化市場；再次，民間藝人長期分散于廣大農村，無固定班子，無固定人員，無固定劇目，臨時組團，臨場排戲，流動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