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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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發展范文第1篇
盡管經濟學界對是否出現了新經濟、什么是新經濟以及新經濟形成的原因還有不同的見解，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經濟持續高增長、經濟周期特征淡化、同時伴隨著低失業率和低通貨膨脹率是“新經濟”的主要特征；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經濟全球化、不斷創新完善的金融市場特別是急劇增長的風險投資、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務實和穩健的宏觀經濟調控等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因此，電腦、通訊、網絡和金融化了高新技術產業本身的發展以及利用信息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成為度量一個國家（地區）新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
在信息技術的生產和應用方面比美國落后是歐盟經濟存在的弱點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經濟的措施，力爭在10年內趕上或超過美國，使其成為世界上最具有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經濟地區。
一、歐盟新經濟的發展
過去十年來，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這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明顯上升，到2000年，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的增加值達到4930億歐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長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2.5%的增長水平，自1995年以來平均每年推動歐盟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但和美國相比，歐盟仍相形見絀，1995年以來,美國的信息技術產業年均增長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達8.3%，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來自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從信息技術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說，1996-200年，歐盟只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員國的情況差別較大，愛爾蘭、芬蘭、瑞典、荷蘭和英國等國家發展較快，其中愛爾蘭的信息技術產業增加值的比重已超過美國，芬蘭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美國。
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推動了生產率的發展。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經濟增長除了資金和勞動的投入引起的增長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是技術要素的增長率。測算表明，1995年以來，信息技術對歐盟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為每年推動經濟增長約0.2個百分點，相當于美國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下跌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降低，20世紀80年代，硬件設備、軟件和通訊服務的價格平均每年分別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別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別達到10%、1.4%和1.3%。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價格的下降使歐盟的通貨膨脹率自1995年以來每年降低0.2個百分點。
新經濟發展的另一個方面是信息技術產品的使用，計算機擁有量、上網人數、移動電話使用量、電子商務發展等是主要的指標。在這些領域，歐盟遠不及美國，根據初步的估計，1999年，歐盟每100人均擁有計算機為20臺，不到美國的二分之一；歐盟只有14%的人上網，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電子商務額約為170億歐元，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動通訊電話擁有量和美國持平。歐盟人均對信息技術產品的支出約為1600歐元，不及美國的一半。實證分析也表明，在歐盟，信息技術以外的部門沒有因為利用信息技術而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
總之，雖然，歐盟的信息技術產業出現了較快的發展，推動了其經濟的增長，但從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看，歐盟要比美國落后5年。
二、歐盟新經濟落后的原因
從傳統的工業化進程和形成的經濟結構看，歐盟與美國同屬工業發達國家，區別不大，有的國家如德國甚至比美國的工業化進程更加明顯。但為什么新經濟首先出現在美國而不是歐盟。對此有兩種解釋，一是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有比較優勢；二是歐盟的經濟體制僵化阻礙了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和應用。
比較優勢理論強調了不同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稟賦和專業化分工的作用。按照這一理論，美國在信息技術產業的生產和應用中建立了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擁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鼓勵信息產業發展的政策以及大量軍工技術轉為民用和軍工產業的技術外溢等。人才優勢是美國最主要的比較優勢，美國的信息技術人員比例明顯高于歐盟，在歐盟內部，芬蘭、愛爾蘭、瑞典等信息產業發展快的國家其受過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教育的人員比例居于歐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和第一發起人效應，即使歐美在信息技術發展初期的差異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與開發以及專業化生產的正反饋作用而使美國形成巨大的比較優勢。歐美雙邊的信息技術貿易也說明了美國有比較優勢，近幾年來，歐盟從美國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占雙邊貿易的25%，而美國從歐盟進口的信息技術產品僅占雙邊貿易的6%。
經濟體制差別的理論論證了歐盟僵化的經濟體制束縛了新經濟。首先是勞動力市場相對僵化。歐盟嚴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費用、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約束等各種就業保護措施和強大的工會勢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極高，抑制了企業利用節約勞動成本技術的積極性，減低了對信息技術產品的需求和應用。其次是金融體制不成熟，缺乏創新。美國實行的是股權資本主義，其發展的路徑為：個人創業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資本市場進行融資，風險投資在美國的出現和迅速膨脹被認為是一場金融革命和股權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它為一些極具發展潛力和成長前景但又有高風險的新興科技企業提供投資，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術企業并使之迅速發展，英特爾和微軟等都是通過風險投資而成長為富可敵國的科技巨頭的。而歐盟國家多為銀行債權資本主義，其儲蓄大多流入資產雄厚的少數大企業，許多依賴于科技成果創立的新興企業因其無形資產不能做為抵押品而無法得到銀行貸款支持，銀行也不會提供風險投資，從而限制了新興產業的發展。此外，建立新企業的各種行政障礙、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嚴重分離等科研體制僵化也阻礙了信息技術的發展。
三、歐盟發展新經濟的舉措
雖然在新經濟方面，歐盟落后于美國。但歐洲具備趕上來的機會和條件，一是歐美從事新經濟的企業已相互兼并和投資；二是可以利用美國現有的經驗和做法；三是歐元啟動以后，歐洲的資本市場發展迅速，籌資越來越方便。但歐洲必須在經濟結構改革和科教兩個方面行動起來。去年3月歐盟里斯本首腦會議提出了建立電子歐洲計劃，并把該計劃提高到和歐盟共同市場、經濟貨幣聯盟同樣的高度，此外，還制定了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風險投資行動計劃、歐洲研究區戰略等各種計劃，力爭在2010年前趕上美國的水平。其發展信息技術的主要政策如下：
1．堅決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把物價穩定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減少經濟發展中的不確定因素，熨平經濟周期性波動，從而鼓勵投資和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2．加快信息技術的應用步伐，改善信息技術應用環境。建立統一的電子商務法，實行統一的專利法。到2001年完全開放電信市場，2001年前歐盟境內所有學校上網，政府采購全部上網，加強網絡培訓，鼓勵終生學習，。
3、發展風險投資市場。風險投資作為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對高成長性的企業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相比，風險投資在歐洲仍處于不發達階段。1999年，美國的風險投資額達到了33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15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達到180億歐元；而歐洲的風險投資額僅為120億歐元，比上年增長70%，其對軟件、通信、因特網的投資為50億歐元，不到美國的三分之一。為此，歐盟提出了風險投資行動計劃，主要措施為：加快歐盟內部一體化的步伐，使跨國金融活動更加便捷，專業投資人執行統一的結算規則，改善便于企業獲得資金支持的金融條件，并斥資2.3億歐元對企業獲得貸款和風險投資等進行支持；成立7賢人委員會研究加快歐盟資本市場一體化政策。
4、培養企業家精神，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歐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和就業的基礎，是新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利用社會基金資助各種宣傳和推廣企業家精神和團隊精神的活動，加強職業教育和在職培訓，創建充滿活力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其次，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提高研發水平和產品開發能力，利用統一專利法保護創新企業的技術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對企業在開業和營業等方面的種種限制，優化企業發展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環境；第四，提供企業國際化經營和多種形式的信息服務；第五，發展包括電子商務、網絡、信息、老齡服務、特色旅游、社區服務等在內的技術型、經濟型和社會型等新型服務業。
5、鼓勵科技體系創新和技術成果的轉化。創新是提高競爭力和促進就業的重要動力。在創新能力方面，歐洲遠遠落后于美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差距在進一步擴大。1998年，歐盟15國的研究與開發支出占其GDP的比重為1.8%，而美國為2.8%。同時，研究與開發力量分散，研發和成果商品化脫節，沒有形成統一的科技市場。歐盟委員會已計劃設立歐洲研究區，以減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勵研究單位和企業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同時，放寬移民政策，吸引國外的技術人才。
新經濟發展范文第2篇
新經濟的涵義及新經濟周期理論
“新經濟”一詞由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曼德爾（Michael J.Mandel）于1996年12月30日在《商業周刊》上發表的題為《新經濟的勝利：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一文中首先提出，后來又進一步給出定義：“新經濟是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構筑的經濟?！崩碚摻鐚τ谛陆洕暮x爭論頗多，主要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理解認為新經濟是指20世紀90年代美國出現的持續經濟增長，廣義的理解是指興起于美國、擴展于世界的新技術革命引起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以及經濟運行規則等的變化。本文將新經濟理解為在全球化背景下以高新技術及現代金融為支撐的新經濟范式。新經濟之“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技術層面和微觀層面的創新蜂聚；第二，市場運作層面的空前激烈競爭；第三，資金層面的融資方式創新；第四，政府層面的政策與制度創新；第五，宏觀經濟層面的經濟周期波動微波化。
新經濟周期理論。新經濟形態的出現及其與新型周期之間的關聯催生了新經濟周期理論的發展。國內外學者對新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周期主要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周期消失論”，最早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多恩布什于1998年提出，認為只要宏觀經濟政策得當，經濟就可以擺脫商業周期。然而2000年美國網絡泡沫的破滅以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已經證明經濟波動是不可避免的，經濟周期并未消失，只是在新經濟條件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而變化本身并沒有質的不同。另一種是“周期減幅論”，代表性學者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副教授斯蒂芬?韋伯，他認為經濟周期波動將變得輕微，更像是一種“漣漪”。新經濟條件下經濟周期性特點仍然存在，其標志是經濟本身的波動性越來越平緩，周期峰谷之間的距離和落差以及峰谷轉換的頻率呈現相對溫和的形態，即經濟周期的波長變大，擴張期延長，收縮期減小，同時衰退幅度變小，經濟增長率（GDP增長率）的波動更為平穩，但經濟增長率趨緩可能更多地源于經濟體的基數作用。
虛擬經濟是新經濟的重要延伸及核心標志。虛擬經濟，是指銀行信貸信用、有價證券、產權物權及金融衍生產品等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主要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近年來，在經濟全球化及信息化基礎上，金融結構及金融體系的變革促使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及金融交易技術加速創新。經濟的結構化特征越發明顯，即產業分類由實體經濟占絕對主導向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并行轉化，進而虛擬經濟占比逐步增強。
虛擬經濟發展對新經濟周期理論悖理的原因
一般意義上，隨著新經濟過程深入并且進入信息時代，經濟波動性應該趨緩，經濟周期波幅應該收窄，而以股票市場指數的波動率反映出的經濟波動性與新經濟的周期特征從存在不一致，到越發表現出回歸到“叢林規則”下的高競爭和高波動的狀態。那么，什么因素導致經濟波動性不降反升而使新經濟的含量沒有質的提升呢？以下從宏觀、中觀及微觀三個層面給出原因分析。
在宏觀經濟方面，隨著虛擬資本持續增長并深化，虛擬經濟越發呈現出脫離實體經濟而獨立運行的經濟形態。盡管虛擬經濟以服務于實體經濟為最終目的，但相比實體經濟的確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征，即虛擬資本的持有與交易活動表現為價值符號的轉移，能夠擴大經濟體系流動性，提高社會資源配置和再配置效率，這就使得虛擬經濟規模遠遠超過實體經濟。金融產品和金融技術的多樣性提供了虛擬資本進入新市場的途徑和規避風險的方法，從總體上降低了融資成本，也為社會游資提供了新的投資渠道。
在中觀經濟方面，金融市場的重心逐步轉向衍生品市場，尤其是在杠桿式交易模式的助推下，衍生品市場規模迅速擴大。隨著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等規模持續擴大，金融期貨、期權等在內的金融衍生工具層出不窮。金融市場的衍生化使得衍生工具與原生工具的天然聯系被割裂，衍生工具的規模嚴重偏離原生需求，而衍生工具的波動也放大且影響到整個金融市場。
在微觀市場方面，金融衍生工具作為虛擬化具體而微的體現，其虛擬性決定了定價機制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基礎產品價格決定過程中理應遵循的價值規律，而是取決于衍生產品持有者和交易者的主觀預期、宏觀經濟環境以及政治等眾多非經濟因素，并且這些因素自身變化頻繁，不遵循一定的規律，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對我國的啟示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非生產性勞動與生產性勞動的比例應該有一個閾限值。因為實體經濟是價值創造，而虛擬經濟側重于增值，如果增值性的互動及資源配置脫離了價值的合理要求，則增值活動就會演變成“自我創造”、“自我實現”，使得需求與供給、產出需求與真實需求成為兩條平行線，交集少。
新經濟發展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低碳經濟；碳交易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2-0066-04
達成新氣候公約和應對金融危機無疑是目前世界各國面臨的兩大難題，盡管哥本哈根會議并沒有達成對發達國家有約束力的減排協議，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最新的金融危機拯救計劃中都不約而同地將新能源技術和低碳經濟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節能減排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因此，在后金融危機背景下探討如何利用金融業的杠桿作用來實現節能減排、達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綠色金融的概念、含義和特性(一)綠色金融是一種新經濟發展方式借鑒綠色經濟的思想，筆者認為，綠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中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都融合進日常的業務中，在經營活動中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污染的治理，通過對社會資源的引導，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它包括綠色信貸、綠色保險和綠色證券三種環保型金融政策。綠色信貸是指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項目進行信貸控制，從源頭上切斷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有效地切斷違法者的資金鏈條，促使金融機構對研發生產環保設施，開發利用新能源，從事循環經濟、綠色制造和生態農業的企業提供傾斜信貸支持，有效引導資金向環境友好型企業流動的信貸政策。綠色保險是以企業發生的污染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和治理責任為標的的保險，通過強制環境風險企業購買保險，旨在革除污染事故發生后“企業獲利、政府埋單、公眾受害”的積弊。綠色證券是指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和有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或公司在申請首發上市或再融資時設置環保門檻，通過環境信息公開，對公司上市后的經營行為加強監管，其目的是遏制“雙高”行業過度擴張，防范資本風險，旨在促進上市公司持續改進環境表現。
由于綠色經濟與生態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一脈相承，因此，綠色金融旨在使經濟發展擺脫資源能源密集型發展方式，旨在革除“資源－產品－廢物－治理”的“生產過程末端治理”模式。用綠色金融模式替代這種“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可以預防和避免資源、環境新問題的出現。將綠色金融理念貫徹到信貸政策和金融產品開發的各個環節，利用金融工具促進全社會的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這種方式可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和再造經濟發展方式，具有與粗放發展方式完全不同的作用機理，因為它使金融倫理觀從“人類中心主義”轉向了“生態中心主義”。綠色金融強調“生態價值”的全面回歸，主張投資、生產和消費向生態化轉向，認為人類不再是資源、環境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是資源、環境的享用者、維護者和管理者，維護和管理好資源、環境是人類的神圣使命，人類必須在道德規范、政府管理、社會生活等方面轉變原有的觀念、做法和組織方式，倡導人類福利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正，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表明綠色金融是一種深生態，是對末端治理模式這種淺生態的揚棄，它不單單強調技術進步，而且將制度、體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盤考慮，注重觀念創新和投資、生產、消費方式的變革。所以，綠色金融的要義在于預防和避免了“粗放一集約一新式粗放一新式集約”末端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重視金融發展、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它將可持續發展內生化，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二)綠色金融的含義與特性
綠色金融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金融業如何促進環境保護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指出綠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導資金流向節約資源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引導企業生產注重綠色環保，引導消費者形成綠色消費理念。其二是指金融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明確金融業要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過度投機行為。這也是克服金融危機關鍵的措施。所以，綠色金融涵蓋了投資行為、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的方方面面，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與傳統金融業相比，綠色金融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更強調人類社會的生存環境利益，它將對環境保護和對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為計量其活動成效的標準之一，通過自身活動引導各經濟主體注重自然生態平衡，講求金融活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的和諧發展，最終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綠色金融的特性可以發現，綠色金融的核心問題是樹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觀。這根源于綠色金融遵循的“赤道原則”，即金融機構在貸款和項目資助中強調企業的環境和社會責任，要求金融機構在向一個項目投資時，要對該項目可能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桿促進該項目在環境保護以及周圍社會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這是一套國際先進的項目融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工具和自愿性行業基準。這一原則促使綠色金融成為了能效金融、環境金融和碳金融。生產造成了污染，這種污染適當地減少了可度量的產出，如果關于真實產出的數據在反映對其效用影響的價格水平上解釋了全部生產的產出，污染將會以一個負的價格進入。由于制造污染的生產者并不負擔其污染成本，一個非管制的市場將會導致過度污染，因此，應當估計這種負的外部性的貨幣值，并且對污染征收該數量的稅，這將會使污染主體的私人與社會成本線相同，并且將導致社會最優的污染水平。這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對環境污染問題的處理方式。筆者一直認為，正是這種末端治理方式導致了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形勢和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與此不同，綠色金融用一種強制性手段來約束人們對環境的破壞，用客觀的限制來獲取主觀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它增加了有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的融資成本，甚至切斷嚴重違法企業的資金鏈，能有力遏制其投資沖動，對污染企業的制約更加直接、更加有效。通過經濟手段迫使企業將污染成本內部化，能使企業事前自愿減少污染，而不是事后再治理污染。這樣，包括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和公眾在內的各利益相關者有一個自然的風險意識，并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形成了一種各經濟主體風險共擔的可持續發展機制，這種運行機制有一個內生的激勵約束，這正是經濟學所尋求的一種正向激勵效應和激勵約束“共生”的可持續機制。
綠色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策推動型金融，面向的多是創業板市場，作用的對象是中小型公司和新型企業，它們共同的特征是通過技術創新進行節能減排、降低能耗和清潔生產?；诖耍G色金融要形成可持續發展機制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資金問題，二是作用對象的選擇機制問題。筆者認為，實施綠色金融的資金在性質上屬于風險投資基金，其來源和構成應采取多元化策略，主體是以政策性信用擔保和貼息形式存在的政府財政資金，以基金股本形式注入，但不要求分紅；其次是以股份形式注入的要求分紅的民間資本。因此，綠色金融不是一種單一利潤導向的金融。這樣，通過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可形成信貸式放大的資金可持續發展機制。由于激勵約束具有對稱性(指道德風險)，筆者認為，應設計一個由股權單位、科技型代表和環保專家組成的遴選委員會，對作用對象進行科學的選擇，以避免支持對象進行社會尋租，這樣，由企業、投資者和社會共同構成一種風險共擔機制。
二、綠色金融的作用機理：解決“市場失靈”，規避“政府失效”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國民生產總值、對經濟高速增長目標的熱烈追逐，是以對環境的永久性的生態破壞為代價換來的，這種片面的發展觀破壞了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它還同時引發了生態惡化，在這種視角下，生態環境事實上已從人類生產要素轉變為社會意義上的人類生存的一票否決的因素。這表明生態系統可以被視為社會資本，它與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一樣，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可或缺且可以增加收益的資源。然而，生態系統破壞成因各異，形式多樣，企業往往會想盡各種辦法規避政府的行政監管，逃避處罰，社會的監督又缺乏有效的懲治手段，唯有金融手段多種多樣，且直接切中污染企業的融資命脈。如果金融機構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與政府、社會三方聯起手來，就可以對環境污染取得綜合治理之功效，形成較強的正向激勵機制和嚴厲的懲罰機制。
一般而言，環境污染問題屬于微觀問題，但解決它須從宏觀層面著眼，從整個社會層面來加以防治，而金融手段既具有宏觀協調的功能，又能夠從微觀機制入手加以防范和治理。例如，一般公民對污染企業進行制約不僅呈弱勢狀態，而且還存在著一定的利益沖突。但是，當公民同時作為投資者通過金融機構對企業進行制約時就變成了強勢一方，由于將環境風險因素納入投資回報率的考量之中，投資者會更加關心所投項目或企業在環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效，以規避因環境風險而帶來的損失。這迫使企業的治污由被動的自發行為變成積極主動的自覺行為。
我們知道，環境污染問題的產生具有很強的負外部性，從而導致了市場失靈。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政府介入。但是，政府的介入一般以事后處罰為主，并且因作風、辦事效率低下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原因而導致“政府失效”。綠色金融的出現，則將環境風險組合到金融風險里面，充分利用金融風險管理技術，借助市場機制、政府管制和社會監督等各種力量，變事后處罰為事前預防，這樣，既解決了市場的失靈，又規避了政府的失效。
三、綠色金融是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資本是配置市場資源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框架下，環境、氣候變化等因素亦可以為投資帶來利潤。根據匯豐銀行的報告，在2008年底的4萬億元人民幣總刺激投資中，中國投入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結構調整以及技術改造等低碳項目的資金占到了38％，其絕對規模達到了2210億美元，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國的兩倍。環境波特假說認為，在動態條件下，環境質量提高與廠商生產率和競爭力增強的最終雙贏發展是可能的。㈣具體而言，高能耗、高排放實際上是某種形式經濟浪費和資源無效運用的信號，正確設計的基于經濟激勵導向的嚴格環境規制從較長時期來看可以激發創新、促進節能減排技術或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改進生產無效性和提高投入生產率，最終部分或全部抵消短期執行環境政策的成本，甚至為廠商帶來凈收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應用產權理論和外部性理論研究認為，如果各國排放權得到明確界定和嚴格保護，節能減排就會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為，這將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替代傳統高能耗高排放發展模式提供強大動力。根據中國最優節能減排的路徑可知，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9年才達到最高峰。通過上述的系列分析，從長期來看，國家產業政策已轉向了對節能環保型產業的支持，自然資源的不可再生性決定了環保類企業才能得到長期發展。因此，金融業要保持可持續發展、保證長遠盈利必須加大對符合環保要求產業的投入。在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隨著資源價格改革提速和環保標準統一提高，有大批傳統產業需要改造，有大量新興產業在成長，這為我國發展綠色金融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綠色金融的直接作用對象是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手段是引導和調節金融生態體系的資金分布，實現優化金融生態系統的內外環境并以此促進雙方的良性互動發展。只有建立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才是可持續發展，也只有這樣的經濟發展環境才是金融機構得以長期持續發展的基礎。商業銀行將社會責任與可持續金融作為核心戰略和價值導向，通過提品和服務來實現環境保護、節約資源和增加社會福利，并在此過程中尋找新的商業機會和利潤來源，從而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能效金融、環境金融和碳金融產品的開發和推廣，必然引發銀行業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產品創新、信貸投向、同業合作等多個方面發生深刻的社會變革，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可持續發展商務模式，推動著敢于創新的銀行的可持續發展。
四、我國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路徑
本輪全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以往不同。在低碳經濟時展綠色金融，每個政府、機構、企業和每位“地球公民”，他們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因此，構建我國的綠色金融體系應全民動員，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同時進行，采取“政策引導、政府推動、市場化運作和經濟主體積極參與”的模式進行。
(一)建立綠色金融制度框架
在宏觀層面上，首先，以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為起點，將環保標準與信貸風險管理要求有機結合，由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環?？偩止餐贫ㄕ呖蚣?，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機構和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建成一個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公眾和各級環保部門可以共享的信息平臺，按照環保風險輕重，對貸款客戶進行分類管理，實行環?！耙黄狈駴Q制”。這樣，通過將企業在環保方面的表現和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納入企業信用評級的考核因素之中，便于融資環節對企業從外部施加環境保護的壓力。其次，通過設立環境稅和中央財政劃撥以及向中國人民銀行申請再貸款
的方式，成立一個國家級的“綠色碳匯基金”，看準一些環保類產業的市場前景和高成長性，在企業初始階段進行大力孵化培養，培育環保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待技術成熟時及時上市，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再次，由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環保總局共同制定碳市場的規則和制度，建立我國的碳交易市場。同時，積極與國際知名碳交易機構展開戰略合作，完善碳交易規則，獲取在全球碳市場上的參與權、話語權和定價權，幫助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碳市場交易，以改變目前中國在國際碳交易產業鏈最底端的地位。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碳市場成交額的增長速度驚人，預計2012年全球碳市場將達到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遺憾的是，2009年6月，中國賣給歐洲買家的核證減排量的現貨價格為11歐元／噸左右，而同樣代表1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歐洲市場交易的歐盟配額2014年12月到期的期貨價格高達19歐元／噸。所以，我們必須看到，在未來全球碳市場中，中國同樣面臨著在國際石油市場中喪失定價權的情況。最后，建立多層次的綠色資本市場體系。積極利用資本市場，推動低碳型企業優先上市；鼓勵保險公司通過購買、參與設立風險投資基金，通過主板市場、創業板市場認購低碳型企業發行的股票、債券等形式參與低碳經濟投資。
(二)建立環境友好型企業體系
低碳經濟時代催生綠色金融，綠色金融促進低碳經濟，加快構建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在中觀層面上就需要建立一個環境友好型企業體系。其具體措施如下。(1)企業應密切結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實際，以綠色金融作為生產標準，將CDM內生化，植入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2)金融機構從管理體系、組織架構、業務流程、金融工具、報告制度等方面進行創新，將綠色金融標準落實到客戶調查、貸款營銷、授信、項目評估、貸款審查、貸后管理等各個環節，從源頭上防范企業和建設項目因環保要求發生變化帶來的信貸風險。這樣就建立了一個“綠色信貸”動態跟蹤監測機制，明確了環保信息收集、分析、核實和預警流程，實時動態地對信貸資產進行全過程的評價和風險監控。(3)銀行應積極研究并試行綠色股權、知識產權、碳排放權質押等標準化貸款融資模式和低碳金融產品，解決中小型環保企業融資難問題。(4)進行綠色金融產品創新。以溫室氣體排放權作為一種標的資產開發出相應的保險產品、衍生產品和結構化產品，這不僅可以平抑氣候變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而且可以借助金融工具使資本獲得可持續的利潤。如開發出環境污染責任險、核證減排期貨合同以及與世界級權威機構的水資源、可再生資源、氣候變化等環保指數掛鉤的低碳理財產品。據悉，中國銀行為浙江鷹鵬化工有限公司辦理了金額為298萬美元的CDM項目碳交易融資業務，并落實不低于298萬美元的掉期協議。這是商業銀行加強金融產品創新，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一個成功案例。
(三)踐行“人人都是環保人士”的投資觀、消費觀
新經濟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高技術產業；軟環境；政府作用；機制分析
高技術產業發展中，軟環境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優良的軟環境可以使創新資源高效配置，促進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而忽視軟環境的建設，則會對高技術產業造成災難性的后果。政府在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營造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轉型經濟的特殊背景之下。本文從廣義交易成本理論的視角重新定義了高技術產業軟環境，分析了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政府因素，對政府在高技術產業軟環境建設中的作用范圍和作用機制進行分析，從而為政府在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制度安排方面提供新的理論依據。最后文章提出了政府優化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的基本策略。
一、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的定義
關于軟環境的定義，學術界基本上尚處于一種比較模糊且無定論的狀況。張江河將軟環境定義為人們在特定社會的生產（包括物質生產和人自身生產）和交往中所創造所反映出的體制上和精神上的境況的總和[1]。劉仲蓓認為軟環境至少包括一個局部地區的法制環境、市場秩序、政府服務、文化、人才的國際化程度[2]。
交易成本理論可以為我們提供軟環境定義的新視角。阿羅（K.Arrow）把交易成本定義為“經濟體系運行的成本?！盵3]張五常認為“交易成本就可以看做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談判成本、擬定和實施契約的成本、界定和控制產權的成本、監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結構變化的成本?！彼^“改善投資環境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而“改善投資軟環境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內容”[4]。由此看來，交易成本和軟環境是具有天然聯系的。
在高技術產業發展中，降低交易成本更為重要。現代分工演進理論[5]給我們有兩點啟示：一是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二是制度創新應該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成本方向發展。但專業化和分工并不是免費的午餐，其中涉及到大量的交易成本。高技術產業相對于傳統產業，對專業化和分工則更為依賴。表現為：一是分工越來越朝聚焦核心能力的方向發展；二是分工的全球化特點也對環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高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降低交易成本更為重要。
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主要是指交易過程中以無形因素為中心的正式和非正式規則以及實施機制等諸多因素，包括政治條件、思想文化、人力資源等方面。從大的分類來說高技術產業軟環境可以分為非正式制度安排和正式制度安排兩個方面。分別對應于非正式制度安排交易成本和正式制度安排交易成本。高技術產業軟環境建設，就是要力求營造一個創新要素高效流動的環境，通過體制和機制創新，降低交易成本，促使高技術產業高速健康發展。
二、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政府因素分析
軟環境的使用目前來講比較泛化。國內學者對不同的研究對象建立了很多不同的軟環境指標體系，從不同的研究視角對軟環境進行了廣泛的描述，對我們正確認識軟環境有一定的啟發意義。我們認為高技術產業的軟環境可由政治法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經濟商務環境、產業配套環境四個一級指標組成，這四個部分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對高技術產業發展起重要的制約作用，同時這四個部分之間又互相影響，互相作用，每個部分都是與其他三大部分共同作用的結果，如圖1所示。高技術產業則時刻處于這樣一個大的系統環境之中，環境優則高技術產業興，環境劣則高技術產業衰。
政府在塑造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起核心作用。在政治法律環境中，政府毫無疑問是主導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在社會文化環境中，政府又是引導者，包括美國硅谷，政府在其社會文化的塑造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經濟商務環境中，政府可以履行四種職能：經濟調控者；公司商務運營規則的制定者；公司產品的購買者；研究工作和系統早期開發的資助者。在產業配套環境中，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和稅收政策來調整高技術產業的結構和配套環境，進行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培育主導產業和區域產業的核心競爭優勢，尋求高技術產業的“聚集”、“聚焦”和“聚變”效應。
三、政府在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作用機制
（一）政府在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作用范圍
根據廣義交易成本理論，在現代人類社會中，交易成本無所不在，交易成本就是一種制度費用。除那些與物質生產過程和運輸生產過程直接相關的成本外，社會中所有可想象的成本，都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發生的地方，往往就是軟環境可以改善的地方。筆者在高技術產業發展系統中，定義了一個高度抽象化的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交易成本的全視角系統圖，如圖2所示。在高技術產業的軟環境中，客觀上存在著四類主體：政府、社會、企業A、企業B，它們各自有自己的邊界，但這個邊界是動態的，根據交易成本的大小可以靈活調整，或并購，或收縮，當然也可以聯盟和外包，并且聯盟和外包是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熱點和趨勢。這個邊界也是相對的，以自身治理為特征的主體可以采用機制，從而產生成本，亦可以采用交易機制，從而產生交易成本。而在未來更多的是一種混合治理模式，即在高技術產業的軟環境中，各種主體共同作用，不斷產生新的交易模式?；ヂ摼W的出現，會對這一模式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
具體范圍如下：
1.abc區域。abc區域是政府交易成本，政府交易成本就是通過集體行動來供給公共物品的成本。它類似于一個企業內的企業組織交易成本。就像在私人部門一樣，政府活動也有搜尋和信息成本、決策成本、命令成本、監督與執行官員遵守原則的成本等。
2.fkb區域和hkm區域。這兩個區域是經理交易成本，經理交易成本涉及到在企業和雇員之間執行勞動合同的問題。經理交易成本包括：設立、維持或改變組織設計的成本。
3.jcm區域。jcm區域是社會交易成本，社會交易成本就是通過非政府組織、社區、個人等社會行動來供給社會服務產品的成本。
4.kfgh區域。kfgh區域是純粹的市場交易成本，市場交易成本包括：準備合約的成本（狹義定義的搜尋和信息成本）；確定合同的成本（討價還價和決策的成本）；監督和執行合同責任的成本。
5.mhij區域。mhij區域是社會企業化交易成本，當然也可以稱為企業社會化交易成本，區別在于你站在哪個角度。社會企業化交易成本涉及社會在為高科技企業服務的過程中自身的市場化過程，以及發生的交易成本。
6.hgi區域。hgi區域是社會中介化交易成本，也可以叫中介社會化交易成本。社會中介化交易成本涉及到社會在為高技術企業間發生交易進行服務過程中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7.其他區域。該區域包括abfd區域、ade區域、aejc區域、dfg區域、dgie區域、eij區域，可以統稱之為政府市場化交易成本，也可稱為有限政府交易成本。政府市場化交易成本涉及到政府通過市場化模式或者社會化模式為高科技產業服務的過程中發生的交易成本。
在中國特殊的高技術產業發展背景下，上述這些軟環境交易成本所有區域都直接或間接受到政府的影響?？梢哉f，凡是在這些區域內有交易成本發生的地方，都是政府對軟環境可以有所作用的范圍。
（二）政府在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作用方式
1.政府作用于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的關鍵要素
政府作用于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的能力，我們可稱之為政府軟環境作用力。政府作用于高技術產業軟環境關鍵要素的研究，國內并不多見，但從組織競爭力來講，政府與企業無異，所以關于企業競爭力關鍵要素的理念同樣適用于政府。企業競爭力歷來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主要涉及概念界定、指標評價、核心競爭能力和持續競爭優勢等領域。國內外諸家包括科恩（CohenandZyman）、卡米舍爾（CarmichaelE.A.）、石原正太郎（HideoYamashita）、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PrahaladandHamel）、張曉文、徐希燕等學者對企業競爭力有多種不同描述，但大多著眼于企業的內部層面，其中最典型的為資源論[6]、能力論[7]和知識論[8]。中國學者金碚在此基礎上，引入了企業外部環境要素對企業競爭力的影響和約束，并將企業競爭力的關鍵構成要素歸納為關系、資源、能力和知識四個層面[9]，本文參考了上述學者的觀點，厘清了政府對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作用力的關鍵要素。
（1）能力。指的是保證政府生存、發展并實施作為的各種素質和能力，它是政府軟環境作用力的外顯部分，具有開拓型和決定性，直接決定了政府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如創新能力、環境適應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公眾服務能力、環境營造能力等。
（2）資源。指的是政府所擁有或可以獲得的各種外部和內部資源，它是形成政府對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作用能力的實力前提，具有基礎性和可實現性，也具有靈活性和可伸縮性，如資金、土地、信息以及基于授權而獲得的外部社會資源等。
（3）制度。指的是人們在行為中所共同遵守的辦事規程或行為準則。就一個社會而言，其中任何個人、組織、社團，甚至包括政府都生存在特定的制度體系中，受其束縛，受其制約。它可以是正式的、成文性的、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并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制度，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不成文的、沒有上升為國家意志的、不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制度。在政府作用于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的制度中包括法律、政策、社會規范等。
（4）知識。指的是不受物質資源約束而本身能夠物化為政府資源和能力的知識或創意，它是能力的內在因素，具有創造性和決定性，如獨特創意、觀念、服務模式等。不可交易、不可模仿、具有異質性的獨特知識是政府軟環境作用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5）符號。指的是政府通過組織符號體系表達自己的意圖和觀念，并使這些符號意義化，從而達到與軟環境中的主體溝通的目的，使軟環境朝著政府所希望的方式發展，如獎勵和批評等。
（6）關系。指的是政府在治理、管理、服務和引導的過程中，利用其國家所賦予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責，在高技術產業發展中發揮規劃、領導、指揮、協調、引導的職能，妥善處理高技術產業發展中的各種內外部關系。它處于政府作用與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的最外層，可以增強或削弱能力，實現或損耗資源，如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政府之間和政府內部等關系。
2.政府在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作用機制
在對政府對高技術軟環境的作用范圍和關鍵要素做基本描述的基礎之上，我們建立了政府在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中的作用機制的一個基本框架（見圖3）。在這一框架中，依托政府自身的核心能力，利用政府所能掌握和控制的資源、制度、知識、符號等關鍵要素，通過處于政府高技術產業軟環境作用力最外層的治理、管理、服務等關系要素和規劃、領導、指揮、協調、引導等手段，以不同的路徑和方式作用于政府自身、社會和企業，達到降低高技術產業軟環境區域所有交易成本的目的，實現政府廉潔高效、服務及時到位、制度保障規范、社會安靜和諧、企業質量提升、市場興旺發達和產業結構合理，最終全面優化高技術產業的軟環境。
四、政府優化高技術產業軟環境的基本策略
1.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降低政府交易成本。應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加快科技產業園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靈活、精干、高效、廉潔的行政管理運作機制，強化市場經濟宏觀管理職能，以立法的方式賦予園區特殊權限職能，消除中國行政條塊分割管理體制對園區的影響。政府應努力做好執法者、管理者、協調者、監督者的角色，打造服務型政府。大力實施電子政務，建構園區政府新優勢。
2.規范政府市場化行為，降低政府市場化交易成本。要從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下的直接提供公共服務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下依靠社會組織和企業來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上來。同時要規范政府市場化行為，創設高效、廉潔的公共服務市場化體系。要努力做到政府在運作時也應講究“成本—收益”分析，實現公共管理的高效率的效能政府理念。
3.充分調動社會各主體積極性，降低社會交易成本。政府除了利用自身內部資源外，可以通過授權合理利用外部資源尤其是社會資源，作為政府自身資源的有效補充，以此來促進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按照“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來進行，以充分利用企業、市場和社會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和資源。要充分發揮政府引導基金的作用，國家用少量資金和政策引導，帶動全社會對高新區技術創新的投資。
4.推進服務業體制機制創新，降低社會市場化交易成本。園區政府應努力培育區域內外服務于高技術產業和技術創新的中介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努力培育園區人才市場、風險資本市場、產權交易市場，提高市場機制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5.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降低經理交易成本。由于中國的特殊情況，園區內的企業，大多數不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所組建的企業，普遍產權不明，經營機制落后，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產權制度設計安排滯后所暴露出的矛盾愈加突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制度創新帶動園區發展。
6.推進管理與服務創新，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政府應充分利用市場調節機制，引導組織園區建立類似于行業協會的組織，強化產業自我規范的能力，使企業形成完整的協作分工體系，促進行業發展。通過共享公共創新基礎設施，降低信息搜集、人員培訓、技術研究與開發等活動的成本。同時應努力培育服務于技術創新的中介組織建立與發展，努力培育園區人才市場、風險資本市場、產權交易市場，提高市場機制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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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發展范文第5篇
“雙十一”本是個再平常不過的日子，但現在卻演變成了“狂歡購物節”。2016年“雙十一”主流電商成交額再創佳績，天貓成交額1207億元，比2015年增長32%，無線交易額占比81.87%，覆蓋235個國家和地區。此外，京東、蘇寧易購等電商平臺“雙十一”當日的銷售同比也大幅增長，小米、華為、暴風科技等公司的全網銷售量也繼續高歌猛進，這種新經濟形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令世界驚嘆。逾千萬家網店，上千家物流公司，數千萬人就業，這種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其實就是新經濟，它的成長速度超出我們的預料，其活力與能量也超出我們的想象。這些都表明中國的消費型經濟正在起飛，中國新經濟已經開啟新的消費時代，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
“新經濟”雖是2016年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但已逐漸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它涉及一、二、三產業，不僅僅是指三產中的“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電子商務等新興產業和業態，也包括工業制造當中的智能制造、大規模的定制化生產等，還涉及一產當中像有利于推進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股份合作制，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等?？梢哉f，新經濟已經成為當前帶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引領世界經濟發展，重構全球化新格局。而在中國國內，“經濟快車”經歷了多年高速運轉之后，近年來開始適度放緩，低端高耗能產業，已經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各個行業都面臨轉型升級需求，低水平的發展模式已難以為繼。如何找到下一個掘金點，又如何轉型，這無疑是新經濟需要摸索探討的問題。譬如在文創產業方面，臺灣轉變得更早，做得更精細些。很多去過臺灣的朋友，都會感受到臺灣文創產業的精彩與多元。在臺北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筆者親眼見到一個喝水的鐵壺衍生出來的系列產品和文化，嘆為觀止。還有臺灣的農業觀光產業，更加體現出文創與傳統產業的完美融合，普通的水果、蔬菜一下子變得有了故事，有了身份和身價。他們已經將生意做成了文化，通過品位來創造產品的價值，而不再跟低層次的價格比拼。一個文化產品，就能打造成一條產業鏈，文化與產業有效結合，能帶來巨大的價值。從近幾年臺灣發展的個案里不難發現，整體經濟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時，就需要文化創意產業跟經濟緊密結合。這其實就是新經濟的魅力，也是我們下一步該努力的方向。就河南而言，不沿邊不靠海，創新創造能力在全國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在這個快速迭代的時代，更需緊緊抓住創新、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新要素新業態帶來的新機遇，從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商業模式等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進行創新，以帶動推動產業、產品向產業鏈中高端躍升，打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引領性發展的新經濟產業。
總之，新經濟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和專門研究的領域?，F在我國新經濟的初步形態已經形成，多個省份在“十三五”規劃中，都將新經濟列為經濟增長新動力。廣州最大的創新在于，將主導產業的規劃發展與城市戰略塑造緊密結合，通過聚焦“三中心一體系”（國際航運中心、物流中心、貿易中心和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對全球高端資源的集聚能力。新疆瞄準了新能源、新材料、石油石化和輸變電裝備等10個戰略重點，推動優勢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北京則在環境保護、循環經濟、新能源、高效節能等領域形成一批新增長點。河南在新經濟發展上著墨更重，將全力打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創新驅動發展、基礎能力建設、新型城鎮化“四張牌”， 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區科技創新高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滯。”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經濟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轉換過程中，我們不能再用老辦法來解決新問題，必須探索經濟管理新的路徑，尋求新的增長動力，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率，堅持戰略聚焦，厚積薄發，要讓政策向新動能、新產業、新業態等傾斜，大力發展新經濟。特別是要樹立問題導向思維和互聯網思維，要具備敏銳的嗅覺和快速糾錯能力，不能坐著等、站著看。要妥善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銳意改革、大膽創新，在引領新常態中有所作為，使我國新經濟增長巨大潛力轉變為現實，讓“中國號”巨輪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