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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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范文第1篇
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空間。報告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適當兼顧總需求條件下應將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關于地方財政經濟運行情況的調研成果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各地經濟發展促進效果顯著，同時應重視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雙重疊加的問題。
權衡考慮兩種風險
中國財科院日前開展的“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分別針對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并面向全國開展“地方財政經濟運行”在線問卷調查。
調研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比如，東部地區經濟運行穩中向好、領先發展，呈現諸多積極變化，工業運行平穩，進出口降幅明顯收窄或轉正，經濟運行質量提升，結構優化升級態勢明顯。
報告表示，前3季度，東北地區經濟運行情況有所回暖，大部分調研地區的經濟運行先行指標，如工業用電量、貨運量、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呈增長態勢。
報告在肯定經濟發展諸多亮點的同時，也著重關注了風險問題。“我國當前正處于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關鍵時期整體風險在加大。”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表示，調研顯示，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
報告所述的公共風險，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結構性風險等，具體表現為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城鎮化、老齡化、人口流動對公共服務提出挑戰，地區之間的分化明顯，傳統行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等。
財政風險則是指財政收支面臨的壓力，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市縣財政收入負增長或零增長，收支缺口越來越大，債務增長的壓力大。這其中既有“擠水分”的因素，也有經濟下行在財源上的反應，應警惕財政運行風險。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也認為，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要更多地發揮財政的作用;另外，經濟下行對財政的壓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間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戰。
“這顯然是一個兩難問題，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的權衡組合是當前制定宏觀政策的一個基本依據。實際上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的空間，從根本上防范化解當前的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劉尚希強調。
地方債應透明規范
調研顯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近年來取得了較大進步，尤其是置換債券對于優化債務結構、降低負債成本、明確政府權利義務、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的不確定性風險意義重大。
報告指出，無論是東北、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擔保債務和救助債務的規模不斷下降，政府債務的償還責任更加明確，政府債務的整體風險水平也相應降低。
與此同時，報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面臨的問題，包括經濟下行和減稅等政策性因素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局部地區債務率偏高、地方融資平臺轉型難度大、不規范的融資行為等。
比如，對東北地區調研顯示，有的地方債務率超過了100%的警戒線。與此同時，支出剛性難以改變，收支矛盾較大。中部地區調研則顯示，不少地方“發展依賴于項目”的現象較普遍，融資平臺的政府投融資職能很難簡單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規范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這些都可能為未來政府債務的增加帶來隱患。
報告建議，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防止財政風險蔓延，具體措施包括實行債務規模限額控制，嚴格控制違規舉債行為，確保債務規模增長與地方經濟發展速度相匹配，杜絕盲目舉債;規范發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偽PPP”“假PPP”。
“當前，加強地方債務管理，透明度提高，規范性增強，債務的增長明顯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壓力和債務增長壓力并沒有減弱。”劉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臨的收支矛盾。
對于我國政府債務問題，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表示，我國政府杠桿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小的，風險總體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主要不在規模，而在于不規范、不透明。現在建立了規范透明的融資方式和防控風險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過加強政府和市場的約束，更好地發揮專項債券的作用，支持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
用好積極財政政策
劉尚希認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還將延續。以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更多著眼需求方面，現在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考慮，在適當兼顧總需求的條件下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認為，進一步減稅降費在未來宏觀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導向性，并提出以下建議：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適度降低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費率。
“政府要為市場創造條件，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避免過多地采取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市場活動領域。”報告建議，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工作中，應更好發揮市場調控作用，減少直接行政性干預;政府投資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導性應通過投資領域來體現，采取清單管理模式，將具體項目選擇權和投后管理等委托專業投資管理公司負責。
報告還對進一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財政體制提出建議，認為要加快推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積極推動《國務院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在實踐層面的落地;完善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間的稅收分享機制;探索各級財政支出責任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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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范文第2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升的方針，體現了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需求和供給是經濟中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在于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過去，經驗較豐富、較成熟的是總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緊或放松銀根、對總需求刺激或抑制實施“反周期”操作。被人們長期忽視的，是供給管理，其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定向調控的結構性特征十分明顯，理性掌握的難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首先，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層面說，人的需求是原生動力，但供給側對需求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征，卻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不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使人類社會從以采集、狩獵來滿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狀態，一路走過以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為標志的文明提升過程，其中關鍵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在全球化時代，供給側以美國蘋果產品為代表的產出創新，可以在中國引出釋放消費需求的購買熱潮；出于對國內供給品魚龍混雜、質量無法保證的預期，中國游客會到日本去大量購買使家庭衛生設施升級換代的“馬桶蓋”。過去需求側總量視野內稱為動力來源的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其實必然演生出“結構化”的動力問題，但我們只有將這種結構化邏輯傳導、轉移到供給側充分展開，才真正形成了對于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的認知和把握――在真實世界并非以完全競爭自動解決全部結構優化問題的情況下，政府便不得不處理引導結構優化的“政策供給”和激發潛力釋放的“制度供給”的復雜問題。
其次，從經濟調控實踐經驗說，政府如何合理實施供給側管理問題無法回避。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沖擊，美國當局以區別對待把握重點的措施先后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蘇過程的決定性轉折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寬松”實行貨幣政策的結構化運用，財政政策方面更是為優化結構而不遺余力。
最后，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過程和具體國情看，客觀上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在“三農”、區域協調、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科技創新、國防、重點建設等方面補短板優結構，特別是以制度供給、深化改革來解放生產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引領新常態，形成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后勁。
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地選擇新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創新；供給側改革不是否定需求側意義、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的“減稅為主”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給管理有益經驗而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供給側改革不是所謂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中國的現代治理和追趕、趕超的超常規發展。
供給側改革范文第3篇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民合作社；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一、現有財政政策及其不足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要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利用，實現生產方式的調整與提升。首先必須改變經營結構，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改變產品供給結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從表面上看，農業供給側改革是要改變農產品的供給品種、品質和數量，實際上是要改變和提升現有的農業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進一步來看是要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和經營相結合、專項服務和綜合服務相協調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也就是說，當農民合作社從事第一產業生產活動時就是新型經營主體，當其為成員服務時就是新型服務主體。現有促進農民合作社發展的各類財政扶持政策，對于改善農民合作社的外部環境，提升其市場競爭力和服務農民的能力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看，仍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地方。
首先，總體規劃不夠完善。財政政策是政府引導、支持和促進農民合作社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和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目前情況來看，雖然財政支持資金總量繼續增加，但缺乏整體規劃。在管理體制上，各部門之間缺乏橫向溝通協調機制，導致各類資金缺乏有效整合。
其次，目標導向存在偏差。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財政的核心價值，財政政策對農民合作社的支持，一定要有利于所有合作社有公平獲得財政資金的機會。從實際情況看，面對農民合作社的“井噴”發展，各部門在驅動和利益示范規模偏好下，一些農民合作社從不同部門收到財政資金，形成了財政重復投資。
最后，支持內容顯得落后。目前，各種財政資金支持的項目，主要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而對農民合作社合作意識的培養、系統的標準化建設、提高管理水平等內容重視不夠。建設和發展項目容易集中在個別農民合作社，不注重將財政資金用于公共發展平臺建設，向更多農民合作社提供社會服務。
二、財政政策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
農民合作社是弱勢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一種防御性選擇，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競爭力、保護自身利益。由于絕大多數農民合作社所從事的是市場經濟中相對弱勢的農業，其成員都是全社會中相對貧困的農民，因此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扶持農民合作社實際上是扶持農民，減少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利用財政扶持政策助力農民合作社發展，能夠提高農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健康發展，可減少社會矛盾和沖突，是一種費用較低和更有效的方法。
農民合作社能夠為其成員提供農資統一供應、農產品統一銷售、農產品包裝加工、農業信息技術等集體，提高了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幫助小農戶解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面臨的問題，實現個體農民無法實現的集體功能。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農民合作社能夠承擔起其他組織難以替代的職能。一是經濟功能。農民合作社利用合作優勢，可以收集大量的市場信息，從宏觀上把握市場，以專業的分析做出準確的判斷，減少其成員參與經濟活動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農民合作社的成員可以通過利潤返還，直接實現農民增收。農民合作社還可以依靠自身的規模經濟，通過集體力量與壟斷資本抗衡，防止壟斷資本侵害農民利益。農民合作社在經濟學角度上，是一種促進市場競爭的力量，能夠提高不完備市場的績效，增加社會經濟福利；二是社會功能。因為對互惠和公平的追求，農民合作社的成員之間天然具有內部服務最大化和非營利性的經濟特征，使得農民合作社在解決就業問題及提供社會保障等方面，能夠充分發揮其社會功能。農民合作社還具有天然的社會中介屬性，可以有效地建立政府與群眾之間的溝通，是緩解社會矛盾的重要閥門，是農村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
所謂“供給側改革”，有別于以往刺激需求端，回到增長本源創新，強調制度供給，構建發展新體制，以期通過供給端發力破除增長困境，釋放增長紅利。即強調在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由于在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中存在著十分突出的結構性問題，由不平衡向較平衡狀態做調整及由被動的高代價平衡向積極主動較低代價的平衡做調整勢在必行，而且變不均衡為均衡的過程，也是釋放潛力、激發活力、合成動力的過程，客觀上需要特別發揮政策在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給。
作為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農民合作社不僅要把握公平的內在追求，而且要在外部追求效率，這種經濟和社會雙重屬性顯然不利于其在市場經濟的競爭和增長。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農民合作社為了生存和發展，需要逐步擴大經營規模，不斷引進和應用最新的技術，必然會對資本的需求越來越大。但農民作為弱勢群體，其自身資金非常有限，使得農民合作社創立資金先天不足。同時，合作社成員資格的開放性，又令其成員可在退出時將其股金抽回，使得合作社資本又時刻處于不穩定狀態；合作社公共積累的不可分割性又讓其成員傾向于將盈余劃歸個人名下，使得合作社發展缺乏后勁。資本問題成為制約農民合作社發展的最大軟肋。不少農民合作社雖然不斷嘗試吸引外部投資，但受制于資本報酬有限的原則，對外部資本吸引力有限。因此，農民合作社在市場競爭中的弱勢地位，以及公共財政的基礎性、公益性和服務性等社會服務職能，決定了財政政策改革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必要性。
就改革指向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指向主要是指向生產者，著重從供給角度進行結構性改革，主要著重于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政府財政政策在供給側端的扶持，對農民合作社而言，可以視為其投入品的價格下降。這種財政扶持政策有兩個方面的經濟效應：一是短期內，合作社不改變生產規模，但由于投入品與產出品的比價降低，因此會產生更高的利潤或更少的虧損；二是長期內，農民合作社將擴大生產規模，農民得到的利潤則更高。政府財政扶持，是政府扶持特殊產業群體的有力措施，扶持極具未來發展前景的農民合作社，能夠擴大未來的社會總供給和改善供給結構，促進農業的持續增長和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
三、財政政策供給側改革的建議
農業基礎競爭力的提高不完全取決于資源稟賦。從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的角度看，通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業裝備水平、培養現代職業農民等途徑，就能在相當程度上打破資源約束的瓶頸，明顯提高農業的基礎競爭力。因此，政府在制度促進農民合作社發展的財政政策供給側改革上，要充分遵循資源優化配置的原則，采取適度、審慎的態度，經科學評審后才予以執行，并且要充分尊重合作運動的自治和獨立原則，不對農民合作社的經營管理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依據這樣的理念，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科學制定和規劃財政政策。財政和相關涉農部門要加強調研，科學規劃和制定財政扶持農民合作社的政策，財政部門扶持農民合作社的項目，要分類編制、分類管理，對達到規范要求的農民合作社，可通過示范項目、財政資金扶持等，支持其形成持續發展能力。建立健全與“三農”資金同步增長的農民合作社專項扶持資金的長效機制，積極擴大扶持規模和范圍。把農民合作社的農業綜合項目列入惠農支農項目正面清單，凡是涉農企業能享受和承擔的政府投資扶持項目的，農民合作社同樣享受；并在同等條件下，適當向農民合作社傾斜。探索利用財政資金進行公共服務平臺建設，為農民合作社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為農民增收、農業增長提供助力。
二是合理確定財政扶持對象。為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鼓勵農民合作社發揮作用，財政扶持對象應選擇經營規范、有發展潛力的農民合作社。在對象選擇上，大規模的農民合作社不過度投資，也不能忽視更能體現合作社“民有、民管、民收益”屬性的規模相對較小的農民合作社，要重要考察農民合作社的可持續發展能力。財政扶持對象的選擇，可考慮設計農民合作社發展能力評價體系，地方政府根據綜合指標和分類指標，對轄區內的農民合作社進行排名，并作為財政扶持的重要依據。在農民合作社發展數量和質量較好的地區，政策上要積極推進合作社之間的橫向聯系，引導農民合作社的聯盟與合作。
三是明確財政扶持政策的關鍵環節。要明確財政扶持的關鍵環節，解決農民合作社發展的瓶頸問題。重點支持農民合作社開展先進適用技術的推廣和應用，特別是良種推廣、標準化生產、品牌建設、現代市場服務設施和設備、土壤肥力和基本農田水利建設改造等項目。鼓勵農民合作社發展深加工企業和現代服務業，為農民合作社創新經營機制、形成產業鏈提供政策導向。對于已經具備一定規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農民合作社，可通過提供技術設備、開展深加工等，支持其做大做強，形成農業產業鏈。在支持的過程中，鼓勵農民合作社的自助和自立，避免政策依賴慣性，保證財政資金的合理利用。
主要參考文獻：
[1]陳錫文.落實發展新理念破解農業新難題[J].農業經濟問題，2016.3.
[2]孔祥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涵與政策建議[J].改革，2016.2.
供給側改革范文第4篇
帶著疑問，記者走進淮鋼。通過深入采訪，答案漸漸清晰：正是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以創新驅動企業發展，推動淮鋼在寒冬中破冰前行。
資產重組助力轉型升級
中鋼協數據顯示，2015年1至11月份，重點鋼鐵企業實現銷售收入2.67萬億元，同比下降19.3%，虧損531.32億元。從這組數據中不難看出鋼鐵行業的“冰冷”。
仔細分析下來，鋼鐵行業表象是需求不足，但實質是供需錯位。要在困境中尋求突破，唯有從供給側發力。淮鋼的發展正暗合此道。他們十年前便以開放、前瞻的眼光，從供給側要素之一的資本入手，堅持市場為導向，不斷深化體制改革。
2006年，地處蘇北腹地的淮鋼，與世界500強、全國最大民營鋼鐵企業――江蘇沙鋼集團實施資產重組，由國有控股企業轉制為民營企業。2010年12月，企業成功重組上市。資本經營的成功，為淮鋼的發展提供了更高的平臺、更廣的空間。重組后第一年，淮鋼銷售收入就突破100億元，邁上年產300萬噸鋼、300萬噸材的新臺階，實現歷史性跨越。更重要的是，通過體制改革，淮鋼解決了制約企業發展的資金瓶頸難題，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配置效率，成功實現了產品結構“普轉優”“優轉特”的轉型升級。
其后，淮鋼趁熱打鐵，與天津鋼管集團合作投資30億元，新建75萬噸大口徑無縫鋼管生產線，并于2012年5月順利投產。如今，淮鋼已發展成為世界最大口徑無縫鋼管生產基地、中國最大模具鋼生產基地、中國大型鍛造生產基地，一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大型特鋼企業崛起在江淮大地。
科技創新鍛造核心競爭力
推進供給側改革，本質是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具體到鋼鐵企業，就是有效供給市場需要的產品，其中關鍵是科技創新。
縱觀淮鋼的發展史，創新已融入其血脈。
為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淮鋼建立了一支實力雄厚的研發隊伍。早在1991年，淮鋼就成立了江蘇冶金行業首家博士后流動站。其后，又陸續建立了國家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重點實驗室、省級技術中心，網羅了王忠英等一批高層次人才，并與鋼鐵研究總院、東大、江蘇大學、淮陰工學院等單位實施產學研合作。
通過不懈地科技創新，淮鋼擁有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技術。淮鋼承擔了國家“973”重大基礎研究項目“新一代超級鋼鐵材料”中的“全等軸晶技術開發”和“400PMa超細晶碳素鋼筋”兩個專題，并取得突破性進展，達到美國、德國等同類研究的先進水平。“鐵水熱裝”技術獲得國家發明專利，并榮膺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被譽為“國內冶金工業的一次革命”。
淮鋼一直跟蹤全球鋼鐵生產前沿技術，積極采用先進的技術、工藝和設備。目前，淮鋼已擁有70噸超高功率電爐-精煉爐-連鑄-熱送/熱裝-連軋的短流程中小型棒材生產線，100噸轉爐-LF鋼包精煉爐-RH真空脫氣爐-連鑄-配套中小型棒材連軋的長流程生產線，直徑380-600mm的大圓坯生產線及與之配套的直徑70-300mm大棒材生產線，技術裝備水平國內領先、世界先進。
淮鋼的科技創新從未止步，隨之而來的是，產品結構逐步優化，供給側改革效應正在顯現。目前，彈簧鋼、軸承鋼、船用錨鏈鋼、合金管坯鋼、汽車用鋼等特種鋼已占淮鋼總產能的90%以上，廣泛應用于市場前景廣闊的汽車制造、鐵路、機車、造船、電站、機器制造等領域。
科學管理鑄就“淮鋼”品牌
作為鋼鐵企業，既無法控制原材料采購成本上漲，也無法及時應對市場需求萎縮。科技創新投入巨大，時間漫長，還有專利限制等問題，甚至有失敗的風險。而強化管理卻是企業最有價值的戰略投資。
為此，淮鋼人向管理要效益，以“鋼的意志、鐵的紀律、火的熱情”推動管理創新，加強生產組織，提高經營水平，錘煉產品質量，鑄就了享譽海內外的“淮鋼”品牌。
得益于科學嚴格的管理，淮鋼產品質量過硬，贏得良好的口碑。Ⅲ級螺紋鋼為全國免檢產品，應用于連云港田灣核電站、上海南浦大橋及京滬高速公路等國家重點工程；彈簧鋼獲“省質量信得過”產品；熱軋帶肋鋼筋、汽車大梁用扁鋼、鍋爐用無縫鋼管坯等七個產品獲國家冶金產品實物質量“金杯獎”。淮鋼產品不僅暢銷國內，還遠銷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韓國、巴西等國家，錨鏈鋼獲得英國、挪威、日本、美國及中國船級社船用鋼材認可。同時，“淮鋼”品牌也聲名鵲起，“淮鋼”牌系列產品連續多年保持“江蘇省名牌產品”，“淮鋼”牌已成為江蘇省著名商標。
淮鋼人還非常重視“工匠精神”的培養。通過開展勞動競賽、崗位技能大賽，提高職工崗位技能。特別是創造性地以職工名字命名了“成江保溫法”、“立成刀具法”、“家寶法”等崗位發明，極大地肯定了職工的價值，調動了職工追求精益求精的熱情。
節能減排實現降本增效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成本是一條重要的措施。推進節能減排，雖然需要一定的投入，但是可以變革“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大量污染”的傳統增長模式，形成“資源高效利用，能源高效轉化，代謝物高效再生”的新發展模式，最終達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淮鋼堅持以技改為支撐，以管理為抓手，推動節能減排。“十一五”期間節約標準煤14.3萬噸，“十二五”期間超額完成節約29萬噸標準煤的重任。每年減少CO2排放104800噸、減少SO2排放1140噸，高爐渣、轉爐電爐渣、除塵灰等固體廢棄物實現零排放。
同時，淮鋼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廢物利用，變廢為寶。通過技術改造，高爐、焦爐、轉爐煤氣得到高效利用，轉爐工序實現了負能煉鋼。每年因高效節能水泵、電機系統節能改造及余熱余壓發電等措施，減少從電網購電量達6.4億度。采用國際先進的高爐渣無害化處理方法，利用高爐渣生產超微細粉，直接摻入水泥，摻入比例達40%以上，可使混凝土強度提高30%，不僅減少了水泥生產的礦石資源消耗和有害氣體排放，還可從中獲利。
供給側改革范文第5篇
擴大生態產品有效供給，關系人類生存、生產與生活，意義重大。生態產品是生存之本。生態產品與我們的生存環境休戚相關。大自然是整個人類的生命支持系統，正是它產出的生態產品哺育了人類，促進了人類的起源、生存與發展。人們須臾離不開空氣、水源和食物等生態產品，它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條件和基礎。生態產品是生產之源。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一方面，生態產品為生產活動提供了原材料和能源資源等必需品，保障了生產的正常進行;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態產品可以顯著提升生產競爭力，有利于把資源環境優勢轉換為發展優勢，刺激相關產業加速發展，創造新的綠色增長點。比如南京的高淳區，近年來大力實施生態立區戰略，堅持把“山清水秀生態美”作為最大資源，著力發展休閑旅游業和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全力打造國際慢城，走出了一條綠色崛起之路，近三年地區生產總值、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年均增長18.9%和17.7%，很好地驗證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生態產品是生活之要。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開始由“盼溫飽”轉向“盼環保”，由“求生存”轉向“求生態”。人民群眾在期待安居、樂業、增收的同時，更期待天藍、地綠、水凈，期待擁有優質的生態產品，期待享受良好的生態紅利。
近年來，我省堅持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把“重生態”擺到與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同等重要的位置，率先頒布生態文明建設規劃，率先劃定生態紅線，率先開展綠色發展評估，扎實推進生態空間保護、經濟綠色轉型、環境質量改善、生態制度創新等“七大行動”，努力為全省人民提供優質的生態產品。全省PM2.5平均濃度較2013年考核基準數下降20.5%，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率提高6.5個百分點;478個省控斷面中，水質優Ⅲ比例上升3.7個百分點，劣Ⅴ比例下降4.2個百分點，環境質量穩步改善，人民群眾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滿意率達86.5%。與此同時，對照“兩個率先”目標要求和人民群眾迫切期盼，良好生態產品供給已成為突出“短板”。霧霾天氣、城市黑臭水體、飲用水源不安全等環境問題凸顯，生態空間受到擠壓，自然系統遭到破壞，生態產品品質和供給質量不斷下降。一些地區領導對政府應當提供生態產品公共服務的職責認識不清，對生態產品產權價值重視不夠，缺少相應措施;不少企業社會責任感不強，違法排污、損害生態產品的行為時有發生;全社會呵護生態產品的意識有待提升，無節制、無約束消費生態產品等現象依然存在。
新時期，擴大生態產品有效供給，既順應中央的改革趨勢，又契合江蘇發展的實際需要。特別在當前經濟新常態下，中央反復強調，要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擴大有效供給，更加注重形成綠色化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我省“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把“生態產品供給持續增加”作為今后發展的目標要求。總的看，無論是“補短板”、“促供給”，還是“綠色化”，擴大生態產品有效供給都是應有之義。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和省有關要求，全面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堅持“基本、優質、高效、永續”的標準，努力擴大生態產品的有效供給，不斷提升發展的質量與效益，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堅持保護為基礎，促進生態產品基本供給。生態空間是生態產品的“主產地”、“富集區”，必須采取最嚴格的管控措施，堅持保護優先，守住“三條紅線”，加大保護力度，維護生態系統平衡穩定，保障生態產品基本供給。一要嚴守生態紅線。生態紅線區是生態產品最重要的“原產地”，要強化生態紅線剛性約束，建立生態紅線保護監管平臺，嚴肅查處生態紅線區域內違規開發建設和擅自調整邊界等行為，完善生態補償及績效考核制度，確保生態紅線區域占全省國土面積比例不低于22%，不斷提高生態產品的產出能力。二要劃定并嚴守城市開發邊界紅線。科學確立城市功能定位和形態，加強城市空間開發利用管制，合理確定城市規模、開發強度和保護性空間，防止城市生產開發活動過多擠壓、侵占生態空間，保障城市生態產品的產地安全。三要嚴守耕地保護紅線。實施建設用地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提升節地水平、產出效益，堅決防止占多補少、占優補劣、占水田補旱地的現象，為農業生態產品留下更多良田，確保“十三五”期間全省耕地保有量不低于國家下達的保護任務，單位建設用地地區生產總值占用率顯著下降，產出效率明顯提升。
堅持治污為核心，促進生態產品優質供給。生態產品好不好，關鍵要看人民群眾的實際感受。要緊緊立足需求端，堅持人民滿意的工作標準，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加強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努力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打好污染治理攻堅戰。深入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堅持減煤、控源、禁燒等舉措多管齊下，推動空氣環境全面好轉，確保到2020年全省PM2.5平均濃度下降到50微克/立方米左右，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到國家考核要求。全面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推進新一輪太湖治理，把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加強淮河、南水北調沿線和通榆河水污染防治，加大飲用水源保護力度，強化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治理黑臭河流，到2020年全省地表水水質優良比例達70%以上，基本消除劣Ⅴ類水體。制定實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確保土壤環境質量總體穩定。加強城鄉環境整治。深化實施城鎮環境整治行動，著力解決好交通擁堵、噪聲污染等“城市病”，加快提升城市宜居品質。實施村莊環境改善提升行動，協同推進村莊環境整治提升行動和覆蓋拉網式農村環境綜合整治行動，力爭到“十三五”期末建成1萬個左右的美麗宜居鄉村。推進生態保護修復。實施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嚴禁開山采石，推進丘陵、荒山、灘涂植被恢復，加強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保護和建設，持續推進綠化造林，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增加生態產品供給能力。
堅持增值為目標，促進生態產品高效供給。保障生態產品供給，必須堅持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相互融合，堅持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兩端發力，促進自然資本大量增值，提高生態產品的產出效益和供給效率。一是加快產業綠色轉型。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既能為環境減負，又能為生態增值;人們對優質、高端生態產品的綠色消費需求，也會極大帶動相關產業的良性發展。因此，我們既要推動“產業生態化”，又要推動“生態產業化”，真正促進“生態”與“產品”高度融合、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同步增長。要強化結構調整“調綠”的鮮明導向，大力發展生態產業，努力構建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建立生態產品的綠色供應鏈。自然條件較好的地方，要充分依托環境稟賦，把生態產品作為核心競爭力，大力發展綠色產業，提高生態產品“附加值”;生態資源優勢不明顯的地區，也要善于挖掘生態財富，創造更多優質生態產品，刺激旅游、房地產、養老、生態農業等產業發展，實現經濟強、百姓富、環境美的有機統一。二是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實踐證明，能源資源消耗越少，生態產品的產出效益就越高。能源資源節約力度越大，對生態產品供給的貢獻就越大。要強化約束性指標管理，實行能源和水資源消耗、建設用地等總量和強度“雙控行動”，推進全社會節能減排，努力以最小的資源能源代價產出更多更好的生態產品。三是倡導綠色生活方式。綠色消費革命可以倒逼生產方式轉變，推動供給側改革，促進生態產品供給更加綠色。要加強資源短缺、環境脆弱的省情宣傳教育，培養公民珍惜生態產品、愛護生態產品的意識，推動全社會形成綠色消費自覺和勤儉節約的良好風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