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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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口貿易范文第1篇

【關鍵詞】義烏試點轉口貿易發展戰略

2011年3月4日，國務院發文批復《浙江省義烏市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中明確提出到2015年，進口、轉口貿易和服務貿易比重比2010年翻一番的發展目標。義烏是浙江中部的一個內陸縣級城市，不沿江不靠海，不具備先天優勢；但其后發優勢明顯，創造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認清義烏發展轉口貿易的條件，以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為契機，選擇適當的發展戰略，對實現《方案》中的目標，促進義烏經濟發展意義重大。

轉口貿易概念的界定

轉口貿易，指國際貿易中進出口商品的買賣，不是由生產國與消費國直接進行，而是通過第三國轉手進行的貿易。這種貿易在生產國為間接出口、消費國為間接進口，在轉手國為轉口貿易。①

隨著貿易實踐的發展，人們對轉口貿易的理解有了延伸。最具代表性的是俞仲根（1993）提出：轉口貿易從狹義和廣義上分為國際轉口貿易和轉口貿易。狹義的國際轉口貿易，從國際貿易角度出發，將介于供應國和消費國之間的一種國際貿易活動視為轉口貿易。廣義的轉口貿易，從對外貿易角度出發將由一國某地作為本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轉地的貿易活動也列為轉口貿易范疇。②

義烏作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匯集了34個行業約170萬種商品，這些商品中來自浙江省內的占55.6%（其中有33.3%來自義烏及其周邊地區），來自省外的占39.9%，來自國外的占4.5%。③各地的中小企業借助義烏這一平臺將產品銷往全球215個國家和地區，有55個國家和地區在義烏設立進口商品館，義烏市場正在實現從“買全國、賣全國”到“買全球、賣全球”的戰略轉型。

因此，筆者認為《方案》中提出的轉口貿易的概念，適用延伸后的廣義概念，更能準確評價義烏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有利于制定相應的發展策略。

研究綜述

國內學者對轉口貿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對轉口貿易概念及種類的研究。如：張鳳清（1999）根據我國保稅區的運作情況，提出轉口貿易主要包括：國際轉口貿易、離岸貿易和離區貿易；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2007）在對陜西省轉口貿易情況的調查中發現，其交易方式包括提單貨和倉單貨；周瑩（2010）將國際轉口貿易分為實物型和非實物型國際轉口貿易，實物型國際轉口貿易又分為流通型、物流增值服務型和延遲型轉口貿易。

對各地區發展轉口貿易問題的研究。如：金燕、王寅（2009）對北京市轉口貿易動態特征進行研究；顧雅男（2008）從法律制度層面分析如何促進上海轉口貿易的發展；林鋒（2009）對上海發展轉口貿易的相關要素進行分析；湯世強（2010）對上海發展離岸貿易問題進行研究；鈕偉、李新宇（2008）研究了浙江省轉口貿易特點及監管策略。

由于各地區的現實情況及發展目標不同，對促進轉口貿易發展的建議也不盡相同。

義烏轉口貿易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義烏沒有國際轉口貿易的統計數據，但業務確有發生。海關統計國際轉口貿易額，主要是統計進口貨物存放在保稅倉庫，未經加工或經過包裝、分級分類、分拆、拼裝等簡單加工后，再出口的貿易額。義烏公共保稅倉庫于2009年8月正式通過海關驗收，同年12月投入運營。據義烏海關消息，到目前為止，保稅倉庫主要用于進口商品的保稅倉儲，轉口貿易的業務尚未發生。但有消息稱韓國、臺灣、巴基斯坦、印度等境外商品再出口已占到義烏市場出口總額的5%。

義烏國內轉口貿易量大，但無法被真實反映。據2006年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義烏小商品銷往浙江省內的只有20%，銷往省外的占42.3%，銷往國外的占37.7%。④義烏國際商貿城進口商品館于2008年10月開館營業，現有商位370余個。目前，已引進境外商品經營主體150多家，來自亞、歐、非、北美、南美、大洋洲等的130多個國家和地區，20余個大類的4.5萬余種特色商品。進口商品輻射全國33個省、市、自治區，年交易額達數十億元，轉口貿易達30%以上。

據筆者對義烏部分外貿公司及進口商品館業主的走訪調查，證實確實有部分境外商品通過義烏市場再出口，但因沒在義烏報關，而沒有反映在義烏的統計數據中。再者經過多年的發展與實踐，義烏小商品市場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市場采購”貿易方式。據悉，有2千家以上的外地外貿公司受貨代公司委托，以經營單位名義向義烏海關申報小商品出口。為了貿易便利化，從2007年9月1日開始，海關總署批準義烏小商品可以采用“旅游購物模式”出口。據義烏海關統計，2011年1月至5月，義烏口岸以旅游購物模式出口的商品達到29.1億美元。這種遍地開花的局面，也造成義烏外貿秩序的混亂。因此，通過義烏市場轉口的商品很難通過官方統計數據全面反映出來。

義烏發展轉口貿易的條件分析

一般學者都認為，發展轉口貿易的地區，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概括起來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優越，最好處于各國之間的交通要塞或國際主航線上；稅收政策優惠，建有保稅倉庫等可以降低中轉費用；靠近主要的轉口市場和轉口貨物產地。

義烏是浙江中部的一個內陸城市，不沿江不靠海，不具備地理位置優勢；義烏還是一個縣級城市，銀監、外事、仲裁、港務等諸多機構的分支機構還沒有開設到義烏，金融服務、擔保服務、信息中介服務發展相對滯后。按照經典的經濟理論所要求的發展轉口貿易的條件，義烏似乎都不具備。然而，義烏最大的優勢是小商品市場，義烏轉口貿易的發生也是市場推動和“倒逼”的。

義烏市場得以發展主要是因為它為廣大中小企業搭建了一個低成本的交易平臺，而讓中小企業在無力構建自己的國際化銷售網絡之下，也能參與國際貿易。而且，隨著集裝箱和卡車等交通工具的出現，陸地運輸的成本已經大幅度下降；再加上義烏日均有1500余個標箱運往世界各地，物流的集約化，使得運輸的低成本優勢更加凸顯，義烏也得以成為遠離港口的小商品交易中心。

義烏發展轉口貿易的戰略選擇

以市場為依托發展離岸貿易。離岸貿易是指貿易服務商在國外組織貨源，直接銷往國外客戶的一種貿易方式。⑤義烏應該避開與上海的競爭，依托市場來發展離岸貿易。大力發展國際商貿城進口商品館，將其打造為國外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理想平臺。加快建立進口商品免稅區，通過優惠的政策和優越的環境吸引更多境內外主體來經營。允許境外自然人取得個體工商戶資格及對外貿易經營權，給予境外經營主體國民待遇。

以內地為經濟腹地發展國內轉口貿易。義烏沒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貿易發展史，應該利用其已經建立起來的“義烏商圈”效應，繼續加強同內陸省市的經濟合作，積極發展以我國內地為經濟腹地的國內轉口貿易。在轉出口上，通過打造物流高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通關便利性吸引在義烏成交的外地商品通過義烏報關出口；在轉進口上，將義烏打造成“進口商品集散地”，通過對具有“始發港”和“目的港”功能的義烏港的建設以及進口商品保稅區的建設，吸引進口商品在義烏報關后，再輻射分撥到其他省市。

以保稅倉庫為助力發展國際轉口貿易。由于義烏地理位置的限制，企業在進行大宗商品的轉口貿易時一般會選擇以離岸形式或在上海、寧波等地轉口而節約運輸成本，但小規模的轉口貿易還是會選擇義烏。義烏國際商貿城是超市型的小商品市場，來此采購的國內外客商往往會即興采購，單品的采購量小，一次性的采購品種多，多類商品拼柜出運、多個采購主體組柜出運反而能節約運費。因此，要加強綜合型保稅倉庫的建設，為義烏開展轉口貿易提供保稅及增值服務。

以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為契機規范健全貿易統計。目前，國家已取消旅游商品小額貿易經營單位資格核準，“旅游購物”監管方式已經沒有上位法支持，國家正考慮增設“市場采購”監管方式。探索與“市場采購”貿易方式相適應的海關通關、檢驗檢疫、外匯管理、稅收等方面的新型管理體系，形成貿易便利化的政策支撐體系和實施方案是此次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的重要內容。以試點為契機，建立義烏小商品市場出口貨物的源頭可追溯機制，就需要規范健全貿易統計。

（作者分別為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講師，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本文系浙江省2009年精品課程《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建設項目成果之一、金華社科聯課題《依托市場發展離岸貿易探索――以義烏市為例》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1YB217）

注釋

①《世界經濟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第883頁。

②俞仲根：《轉口貿易的理論與實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11、14頁。

轉口貿易范文第2篇

關鍵詞：歐洲；國際貿易；轉口貿易；金融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3-0253-04

2012年按貨物進出口總值的國際排名，中國繼續位居第二。在中國對外貿易取得矚目成就的過程中，境內一些省市做出了突出貢獻，其進出口總值常年居前。但是，部分地區對中國外貿的另一種貢獻不容忽視，即一些省市在貨物進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為其他省市完成的，或者說有許多進出口貨物的貨源地和目的地是外埠。這些地區扮演著外貿中轉地和中間商的角色，本地的進出口能力直接影響著其他地區的國際貿易。從國際經驗看，作為有規模的外貿中轉地，可能會發展成有影響力的商貿中心，并可能促進當地相關行業的快速發展，包括金融、物流、通訊等等。本文將通過一個側面，集中研究20世紀前歐洲不同地區的中轉地或轉口貿易如何對其中的金融業產生影響，幫助中國正在發揮外貿中轉地作用的省市提供有價值的案例和經驗，使這些地區能更充分地認識本地在國際貿易中的獨特優勢和重要影響，更重視當地獨特的外貿形式給金融業帶來的不可忽視的變化，積極推進相關產業發展，進而，更有針對性地制定產業政策，保證地區經濟的持續增長。

這一研究如果試圖用數據做實證的定量分析是十分困難的，主要受困于各個國家和地區外貿與金融相關歷史數據的缺失。即使到20世紀以后，也可能由于各地的保密制度、統計口徑等原因，重要數據依然難以獲得。因此，本文將采用歷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利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史料，尋找轉口貿易對金融發生實際影響的蛛絲馬跡，證明其中規律性的東西和經驗。

在研究外貿問題中，Angus Maddison（2001）認為，“國際貿易在西歐經濟的發展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它在亞洲或非洲的歷史中卻遠沒有那么重要”[1]。國際貿易曾經使歐洲一些地區最先從貧瘠和封閉的農副業社會，進入到富裕和開放的商業社會，因此，得到越來越多歐洲地區的效仿和追逐，并逐漸反映到政策和學術層面，出現過重商主義思潮。國際貿易在加速商業發展的同時，也曾明顯推動金融等行業的發展。

一、羅馬帝國的轉口貿易與金融

歐洲早期國際貿易最活躍的地區是地中海沿岸。在有歷史記載的年代伊始（約公元前3000年），地中海東端就出現了從事國際貿易的腓尼基人，他們的商路是從波斯灣或紅海進入地中海，穿梭在蘇美爾和埃及之間。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2世紀，活躍在地中海的另一批商人是希臘人，這是從北部貧弱的農耕社會走向大海的一部分，他們同樣成為埃及、臨近愛琴海的島嶼、地中海東部、西西里等地的商業紐帶。雅典城聚集了重要的商業和金融功能[2]。但從元年開始，羅馬帝國成為地中海的霸主，締造了有規模的港口或轉口貿易中心。

（一）羅馬轉口貿易中心地位

公元1—5世紀，羅馬帝國處于鼎盛時期，其疆域從蘇格蘭一直延伸到埃及，“地中海像是一個屬于羅馬人的湖泊，通過它將從亞歷山大利亞和迦太基進貢的糧食運到羅馬港口普陀里和新港。來自亞洲的絲綢和香料由陸路途徑安條克，直達紅海到埃及”[1]。Henri Pirenne（1927）指出，“在羅馬的行政用語中，港口并不是海港，而是用墻圍起來存放或轉運商品的地方……這些地方是碼頭，按照商品流通的常規，堆積待運到更遠地方去的商品。港口與市場和市集的區別是明顯的。市場和市集是買主和賣主定期聚會的地方，而港口是經常的商業地點即不間斷的轉口中心”[3]。羅馬帝國通過對地中海貿易的掌控而積累大量財富，貿易成為帝國共同體經濟統一的保障。“當帝國逐漸衰老的時候，帝國的海的特性更加突出起來……帝國以前的內陸首都羅馬在4世紀時被放棄了，取代它的是一個既是首都又是良港的城市—君士坦丁堡”[3]。通過君士坦丁堡，本地及埃德薩、安條克和亞歷山大的織物，敘利亞的酒、油和香料，埃及的紙草，非洲和西班牙的小麥，高盧和意大利的酒等等商品都成為貿易中轉和交易的對象。

（二）羅馬轉口中心衰落與金融

公元5世紀，作為蠻族的日耳曼人的侵占使西羅馬分崩離析。公元640—800年間，羅馬西部諸省變成日耳曼諸王國，羅馬文明碩果僅存的是拜占庭帝國。入侵者占領的目的并不是消滅羅馬，而是滿足于領土的擴張、希冀在生活條件更好的地方安居樂業。當看到海上貿易帶來財富效應時，日耳曼人開始竭力將定居點推進到地中海沿岸，并去適應當地原有貿易狀況，保持原羅馬西部與拜占庭東部之間的貿易關系，沒有間斷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帝國經濟統一，使作為商業中心的城市得以延續，以及作為商業操控者的商人繼續存在。只是時過境遷，貿易的主導權已由羅馬帝國的城市轉到其他地區。

8世紀初的馬賽成為重要的貨物中轉地或轉口貿易港，是特別有生機的大港和經濟中心。“非常活躍的航運把馬賽與君士坦丁堡、敘利亞、非洲、埃及、西班牙和意大利連接在一起。東部地區的產品——紙草、香料、奢華的制品、酒和油——是經常輸入馬賽的物品。外國商人大部分是猶太人和敘利亞人，在馬賽安家……馬賽上岸的商品被運往內地”[3]。東方商人在那從事批發生意，他們的船只在馬賽碼頭卸貨以后，在回程時又裝滿貨物。

回望1—8世紀，羅馬、君士坦丁堡和馬賽等地區的轉口貿易都引出相應的金融活動，突出地反映在這些地區發生的貨幣制度改革上，這種改革使更多的優質硬幣用于國際間交換，有力地促進了商業發展，增強了國際貿易控制權。貿易對金融的正面影響開始顯現。

公元9世紀，“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得以幸免的世界秩序，在伊斯蘭教的入侵中卻難免于難……地中海曾經是一個羅馬湖，現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穆斯林湖……入侵的后果是使西部歐洲處于有史以來從未有的狀況……西部可以說是依靠地中海過活，現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在地中海為穆斯林的入侵所關閉以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跡表明還有經常性的正規商業活動，還有經常性的有組織的商品流通，還有一個專業的商人階級，還有商人定居的城市，簡言之，還有構成一種名副其實的交換經濟的要素”[3]。歐洲貿易中斷、重新回到閉關自守的家庭經濟，城市凋零，市場衰落，而同時發生的是貨幣流通阻滯，鑄幣權越來越分散，金融活動隨著貿易的消失而越來越難尋痕跡。

二、城市國家的轉口貿易與金融

（一）威尼斯共和國轉口貿易擴張與金融

商業復興的先兆在10世紀顯現，11世紀重新開始。這時，威尼斯這個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表現出獨特的商業性，在地中海經濟重新向西歐開放、以及發展它與亞洲和北歐的聯系方面，扮演了關鍵角色。到1273年，作為城市國家的威尼斯帝國成立[4]。

早期的威尼斯是在5世紀和6世紀北部蠻族逼近時，逃離到環礁湖和充滿沼澤的荒蕪小島上的第一批居民的避難地。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來者必須竭盡全力地開拓生存空間，盡快解決飲水、糧食和建房等問題，他們很快找到了通過捕魚和制鹽與附近沿岸居民換取物品的方法，同時，嚴酷的生存條件迫使他們從海上尋找生機，而海上貿易給移民中有進取精神的人提供了無限可能性。經過長期經商，威尼斯人奇跡般地在沼澤地中建立起繁榮、奢華的家園。Angus Maddison（2001）說“在創立和維護商業資本家精英統治的共和國方面，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國家中最成功的一個”[1]。在9—10世紀，威尼斯的主要商業活動是同君士坦丁堡進行交易，而出口君士坦丁堡的貨物除了本地的鹵湖食鹽以外，還轉口貨源地為外埠的商品，包括意大利的糧食和葡萄酒、達爾馬提亞的木材和奴隸。從君士坦丁堡運回的貨物除了當地盛產的珍貴制品外，也包括亞洲提供的香料，這些進口貨物又會再轉賣給歐洲其他地區。越來越多的東方商品和歐洲商品卸在威尼斯的碼頭，然后運往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各地、德意志和歐亞其他地區。1000—1500年，威尼斯在打開歐洲內部和地中海地區各國之間的貿易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中間商作用。他開拓了沿商旅之路至黑海港口之間對中國商品的貿易，以及通過敘利亞和亞歷山大港對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貿易。正如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所說，“歷史上最有生機的地中海貿易并不是當地的貿易，而是以印度、錫蘭和印度尼西亞為起點，橫跨大陸后再由地中海擴散到歐洲各地的商業貿易……威尼斯這一貿易中心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5] 。

在發展轉口貿易過程中，威尼斯開展了一系列制度創新，包括新的金融制度安排，“成為國際匯兌和信貸市場、金融和會計業務方面的先驅者”[6]。例如，威尼斯商人為采購船上貨物而向他人借貸所需資金，但利率一般高達20%，有的甚至達到50%，這表明貿易的發展已帶來信貸活動，而具體采取的是高利貸形式。13世紀的威尼斯，既是重要的國際貿易中轉地，又是貨幣兌換業務的聚集區和商業支付的清算中心。

（二）其他城市國家轉口貿易發展與金融

12世紀初，雖然威尼斯的轉口貿易繼續保持優勢，但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也出現轉口貿易繁榮的局面，包括熱那亞共和國、比薩、佛蘭德爾、布魯日等。一些地區為獲取轉口貿易的壟斷權力，開始在過境貿易中打主意。約阿希姆·布姆克（1986）認為，“牽制和約束過境貿易的有效方法是所謂‘強制卸貨權’（Niederlage-und Stapelzwang）。境外商人被迫在規定時間和地點出手自己的商品；或者他們根本就無權自行將貨物運載過境。這樣一來，運送貨物的權利就落到本地商人的手中”[7]。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的觀點是“中世紀歐洲的貿易網不限于地中海。先是熱那亞人的船只，而后威尼斯人的船只前往西班牙北部，繼而到英國，最后到尼德蘭從事冒險事業。意大利人的擴張也不限于大海；他們的商人也由陸路前往德國和法國香檳地區集市經商。這樣，在13世紀，著名的年代久遠的地中海商業便通過陸地和海洋與北歐發達的貿易連接起來”。①

在這一時期，國際貿易包括轉口貿易促進了金融發展，表現在許多方面：（1）部分貿易中心同時成為金融中心。阿希姆·布姆克指出（1986），12世紀匯集在法蘭西的幾個近全年舉行的香檳集市，不僅是國際貿易的中心，而且是國際現金交易中心，在集市中，有各式各樣的金融交易，如外匯、硬幣結算、匯票、彩票等等[8]；（2）商業與借貸活動盛行。“商業闖進社會生活造成的經濟驟變，使得不能適應這種情況的領主破產或拮據。這是因為經濟驟變加速貨幣流通，結果使得幣值降低，從而提高了所有物品的價格”[3]。原來靠土地賺取收益的人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商業資本，數目龐大的借貸活動開始進行。連一些國家的國王也要仰仗城市金融家的幫助。13世紀初，德意志許多主教和僧侶已經通過意大利錢莊在香檳地區的代表處與羅馬教廷進行金融方面的往來；（3）貨物賬目與錢幣賬目分開。在涉外貿易中，“意大利人首先學會了把錢幣賬目和貨物賬目分開記錄，這種信貸和劃賬方式進展迅速，13世紀時，大部分大宗貿易已經是貨幣交易了”[7]；（4）存款業務復興、資本市場發展和銀行建立。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 認為，“這一時期發展的另一個輔制度協定是銀行存款業務。存款銀行不是一項新制度，可能在羅馬時代就已經存在，但他們的復興則要從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算起……這一制度的復興及其在整個歐洲受到的歡迎證明，越來越需要有一個安全有保障并能降低為商業提供資金的費用的資本市場”。Charles P.Kindleberger （1984）提供的文獻表明，1397年出現了麥迪西銀行（Medici Bank），1407年在熱那亞又成立了圣喬治銀行（Bank of St.George）等等金融機構[8]；（5）保險業建立。“保險業在這一時期也初露端倪，如所預料，他與海上貿易有關，其最早的創始者為意大利人。這時承保項目不全，只為一定比值的貨物擔保。已知最早的一例保險貸款可以追朔到1287年，以巴勒莫的一名公證人起草的契據為憑。后來承保業務廣泛應用于其他城市，市場機制的作用被廣泛推廣用來分散風險。保險業務至少使冒險性貿易得到部分保證，這方面的成功便導致了保險業務最后擴展到其他許多活動，證實保險業終止的各項風險使這種制度創新得以成功”；（6）匯票、抵押貸款等金融工具廣泛使用。“繼銀行存款業務開始后，創立了便利信用延伸的另一些制度。頭腦精明的人不僅發明了募集和償付這些貸款的機制，而且發明了各種匯票和為長距離交易負擔費用的直接貸款形式”[9]。例如有人付給銀行黃金，銀行再借款給他，讓他在其他國家購買物品。總之，這一時期隨著轉口貿易的推進，金融業得到長足發展。

三、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轉口貿易與金融

（一）葡萄牙、荷蘭等國轉口貿易變化與金融

15世紀中葉和整個16世紀，由于拜占庭的衰落、奧斯曼帝國的崛起、航海技術進步、地理大發現等等原因，威尼斯等地的中間商作用最終被葡萄牙取代。1400年以前，歐洲的船只基本只是圍繞歐洲的海岸進行貿易往來，1488年葡萄牙人首次駕船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證明歐洲到東方的貿易之路可以通過大西洋到印度洋實現，擺脫了奧斯曼帝國對歐亞貿易設置的屏障。Jack Goldstone（2008）認為，“葡萄牙作為亞洲大陸上勢力最強大的歐洲國家的局面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10]。隨后，哥倫布的航海發現了歐亞之外存在的另一個大陸——南北美洲，開辟了新的國際市場。與此同時，歐洲北部各地區的貿易因荷蘭航海能力的顯著提高而加強，阿姆斯特丹成為1585—1730年之間，歐洲轉口貿易最繁華的地區，直到后來被倫敦的貿易優勢取代。

這一時期在金融方面，由于美洲新大陸豐富的銀礦，使歐洲能夠大量進口白銀并鑄造貨幣，增加了歐洲的貨幣流通量。這一方面促進國際貿易量增長，使更多白銀用于國際貿易結算；另一方面使一些人手中擁有了充足的貨幣。Douglass C.North 和Robert Paul Thomas（1973）說，“任何團體一旦富裕，便可能成為王權大量借貸的貸款者。商人尋求妥協退讓，這是貸款的最初的來源……”，“政府的財政需要是造成對貸款需求的一個原因，國際和地區貿易專業化的擴大是造成對貸款需求的另一個原因”。他們還認為，資本市場可以分成短期和長期的兩部分，短期的資本市場與商業貸款相關，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包括各種商業票據；而長期的資本市場與政府的貸款有關，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包括債券。指出“資本市場在歐洲發展的天然地點便是商業中心。歐洲資本市場最初出現在地區集市上，而后在列日、安特衛普相繼出現，最后與商業一道轉移到阿姆斯特丹。16世紀初期，安特衛普的交易已控制了歐洲的匯票交易以及其他信用票據如即期票據、存單及國家和城市的債務交易。這種交易一次便有5 000名成員。貨物交易則在城市的其他地方進行，交易所是專門用來進行信用票據的交易業務的。到下一個世紀，阿姆斯特丹的貨幣市場就更大了”。這時，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既是國際商業中心，也是銀行中心和金融市場交易中心。荷蘭資本市場作為西歐的貨幣市場，從一開始便是高效率的，進而，減少了搜索費用。而荷蘭基本的和輔助的金融制度的創立則降低了交易費用，典型的表現是金融市場中的利率大大降低，“從1500年的20%～30%，降到1550年的9%～12%，甚至到17世紀下降為3%或更少”[9]。

（二）英國轉口貿易推進與金融

18世紀的英國崛起，使荷蘭喪失了商業霸權地位。英國在1680—1820年間，人均收入超過其他歐洲國家，1820—1913年間，在經濟繼續快速增長的同時，獲得國際貿易優勢。Jack Goldstone（2008）指出，英國等一些歐洲國家在與亞洲國家做生意中，開展了一種不必支付白銀而可獲益的方法，“就是像亞洲商人那樣在大亞洲市場上從事轉口商品貿易。歐洲人于是將印度的棉織品用船只運送到非洲和東南亞地區，再將非洲的黃金與鐵礦石運回亞洲，并將中國的絲綢和茶葉運到印度”[10]。甚至開始在亞洲范圍內調配各種貿易商品，英國人將中國的茶葉種植在印度北部地區，然后把印度的鴉片帶到中國去，并賣出好價錢，直到中國的皇帝對于迅速增長的貿易趕到擔憂而禁止鴉片進口為止。對殖民地國家的統治是英國推進轉口貿易的有力保障。

在開展國際貿易過程中，英國開始對荷蘭人已經創新的金融制度進行改進，使得倫敦在取代阿姆斯特丹的貿易中心地位之后，又取代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按照一般教科書，銀行業是從金匠加工和保存金而發展起來的。但在英格蘭，“金匠變銀行家僅是17世紀中期的事情，銀行業的起源要早得多，而且與對外貿易關系密切。即使在18世紀，英格蘭的大多數銀行是由商人而不是金匠發展起來的”[8]。在很長時間，國際貿易與銀行業攜手并進。19世紀，一些從事外貿的商人從一般貿易轉向專門貿易，繼而又從專門貿易轉向金融行業，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經營貨幣比經營商品安全和容易，是對更低風險、更少麻煩、更小壓力和更高地位的追求。在商人的行業過渡中，英國出現了由私人合伙的商業銀行。在公共信用、貨幣制度、資本市場等一系列國際金融方面，英國也逐漸展現出強大優勢。進而，“在亞洲、非洲國家，英國的航運、金融和保險業享有事實上的壟斷權”[1]。

四、結語

20世紀以前，歐洲的轉口貿易與金融的關系比較清晰：轉口貿易帶來金融需求，金融促進轉口貿易發展，然后相輔相成。轉口貿易帶來的金融變化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變化。但隨后的歷史線索變得越來越復雜，金融不僅由貿易催生，而且政府財政赤字、戰爭、教會的收支、工業化、城市化、地緣政治等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成為金融發展的動力或阻礙，引起金融業變動。以轉口貿易以及其他貿易形式來解釋和證明對金融業的直接影響，變得越來越困難。

本研究還需要繼續收集和整理轉口貿易對金融影響的文獻，包括針對20世紀以前的世界其他地區和20世紀以后的世界各地的研究，特別是研究當今轉口貿易與金融的關系等問題，使成果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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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ane.F.C.and Mueller（1985）Money and Banking in Medidval and Renaissance Venice，vol1，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

[7] 約阿希姆·布姆克.宮廷文化：中世紀盛期的文學與社會[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51.

[8]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西歐金融史[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

轉口貿易范文第3篇

［關鍵詞］貿易利益；美元信用；利益轉化與維護

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8月6日，標準普爾公司將美國長期信用評級由“AAA"等級下調至“AA+"，評級展望為“負面"——這是美國歷史上長期信用評級首次失去AAA評級。盡管美元信用等級 的下降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沖擊比較有限，但中國作為美國經濟的最大債權國及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其外匯資產的安全性是不得不令人擔憂的。實際上，自2005年美元對人民幣持續貶值以來，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及收益性就一直備受關注。余永定（2010）［1］很早就開始反思中國的雙順差現象，并極力呼吁中國應該盡 早走出美元陷阱，否則就是在用中國人民辛辛苦苦創造的物質財富換取一堆堆不斷貶值的綠紙票。沈洪溥（2006）［2］則較為極端地指出，在“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頗為 洋氣的口號下，中國付出的代價是自然資源的耗竭、美好山川的污染、國民的長期低工資和 低福利，而換回的卻是外國居民對中國的大量“名義負債”。張明（2011）［3］認 為，無論是美國財政赤字的貨幣化，還是未來的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都將嚴重損害持有美 國國債的債權人的利益。

類似的擔憂很多，表面上它們是對外匯資產安全性的擔憂，實質上是對中美經貿關系背后我國福利實質的擔憂。追本溯源，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外匯資金主要是依靠改革開放30多年來商品貨物的大量出口積攢而來，而這些出口貨物的背后又是中國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成本的切實投入。因此，我國外匯資產的縮水不僅僅只是一種賬面價值的虧損，更是我國出口貿易利益的真實流失。

二、中國對美出口貿易利益的轉化

貿易利益是一國開展對外貿易的根本訴求，體現的是貿易活動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及對國民福利的增進效應。從這一意義上講，貿易活動中所積累的“貨幣財富"并不能代表貿易利益的真正實現，貿易順差國（逆差國）也并不一定就是貿易利得方（利失方）。貿易交換所創造的貨幣財富必須通過一定的機制轉化為國民經濟的增長與國民福利的改進，才能保證貿易 利益的最終實現。在對外貿易實踐中，發展中國家偏向于“出口導向型"的貿易戰略，其一般邏輯是：通過出口獲取外匯收益，然后利用外匯收益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及差異化商品來滿足國內生產及消費需求，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國民福利的改善（姚枝仲，2008）。［4］該戰略遵循了“三步走”的思路，第一步：出口創匯；第二步：有效進口；第三步：經濟增長及福利改善。其中，第一步是起點性戰略，它可以解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所面臨的外匯儲備短缺、出口規模不足等現實問題，為貿易發展創造條件。第三步是目標性戰略，是貿易利益在國民經濟中的福利體現。第二步則是過渡性戰略，利用協調性的進口戰略將出口創匯收入轉化為經濟增長及福利改進所需要的物質資料（如技術設備、能源材料、數據信息和差異化商品等），并使之服務于國民經濟，從而保證貿易利益的最終實現。

在以上理論基礎上，我們通過經驗數據反觀中美貿易的進出口概況：表1顯示，20世紀以來 中國對美出口額從1991年的61.6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2833億美元，增幅超過4599%；與之對應的是中美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的不斷攀升，貿易順差從1993年首度出現正值后，一路高漲到2010年的1812.6億美元，增長了近30倍，而外匯儲備也同期上漲了近140多倍。截止到2011年6月，外匯儲備量已經突破了3萬億美元的大關，這一龐大的數字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但同期中國對美進口額并沒得到相應的高速增長，其絕對額近20年間增長了1273%，這遠小于出口額4599%的增幅，也遠小于外匯儲備140倍的漲幅。

下圖進一步展示了近20年中美貿易中進出口規模比重。自1993年以來，中國對美進口額與中國對美出口額的比重持續下滑，從1993年的63.0%下滑至2006年的最低值29.1%，這種失衡引發了貿易盈余的相對攀升。由此可見，盡管中國較好地完成了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一步（出口創匯），但這些創匯收入并沒有通過有效的進口戰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資料或生活物資，這樣不僅容易造成貿易結構的失衡，也不利于出口收益向國民福利的轉化。從表1及圖1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隨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我國逐漸加大了對美貿易的進口比重。盡管貿易順差還在繼續攀升，但進口占出口的比重值已經開始緩慢上升，這是一個好的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2007年底金融危機的爆發為中國堅定不移地實施貿易轉型戰略提供了一個契機。

資料來源：以上數據均來自于中經網宏觀數據庫，其中，外匯儲備的相關數據從1993年起才開始統計，所以缺少1991年及1992年的數據。

三、中國對美出口貿易利益的維護

以上分析顯示，我國在對美出口貿易中獲取了巨額的外匯，但是這些外匯并沒有相應比例地用于增加進口物資。那么，超額的外匯最終用在了哪里？其安全性及收益性又是如何？這涉及對我國出口貿易中的既得利益后期維護的問題。

(一)出口創匯收入主要用來購買美國國債

很多學者將中美雙邊貿易描述成一種“鏡像關系”（mirror image）：中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在外匯儲備投資渠道有限的情況下，中國大量購進美國國債，美國在這些回流美元的支撐下繼續購買中國商品，中國繼續獲得貿易順差與外匯收益，結果中國的貿易順差和債權資產不斷攀升，最終成為美國最大的順差國及債權國。這種鏡像關系顯示，投資美元國債是外匯的主要用途之一。表2的統計數據驗證了這種投資關系。2001—2010年間，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規模一路攀升，從2001年的786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1601億美元，增長了14倍多。10年間美國國債存量占外匯儲備存量的比重始終維持在30%-40%的區間上，均值為37.62%。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金融危機之后，我國購 買美國國債的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繼續增長至2010年的11601億美元，增持額占到當年外匯儲備增量的59.19%，這說明無論是危機前還是危機后，投資美國國債始終是我國外匯儲備的主要去向之一。

資料來源：以上外匯儲備的數據來自于中經網宏觀數據庫，中國持有美國國債的 數據來自于國研網金融數據庫。

基于國民福利的角度來考察中國投資美國國債的收益情況不僅要看這種債權投資的實際收益，還要比較它的機會成本。下面從這兩個角度展開分析：

1.從實際收益率的角度來看，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率必須在名義收益率的基礎上考慮美國通貨膨脹率及美元匯率變動的因素。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美國的CPI增長率 越高,則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率越低。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如果美元升值,則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將增加；如果美元貶值,則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將減少。綜合考慮起來，美國國債的名義收益率必須高于通貨膨脹率及美元貶值率之和，才能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否則就存在投資損失的風險。由表3可以看出，從2001年到2010年,美國的CPI總 體而言處于溫和狀態，并未出現失控情況，十年間美國CPI年均增長率為2.83%。但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以來持續貶值，5年間貶值率累計超過20%，年均貶值率為2.07%。如果綜合考慮美國的CPI增長與美元貶值兩個因素，這期間美國國債的年均名義利率要達到4.90%(2.83%+2.07%)以上，才保證投資不受損失。但從表3所展示的2001—2010年間幾種不同期限 的名義收益率來看，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和美國短中長期國債收益率有較大波幅，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美國采取量化寬松的政策使得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在近年內長期維持在0.25%左右，接近于零值水平。在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影響下，其它的幾種期限的國債收益率也大體上呈現出不斷下滑的趨勢，僅2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平均值4.91%略大于4.90%之外，其他各期的國 債收益率的平均值均小于美國的CPI增長率與美元貶值率之和4.90%。這意味著近10年間我國投資 于美國國債的實際收益率很難為正，外匯資產縮水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隨著美元信用等級的下調，美國政府有可能采取進一步量化寬松政策來刺激國內經濟的復蘇，這將進一步加 劇我國外匯資產縮水的風險。

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1983=100;美元匯率變動率指的是相對于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波動，以2000年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為8.26%作為基期，正數為升值,負數為貶值。其中，美元對人民幣匯率的數據來自于中經網，美國CPI價格指數來源于國研網世界經濟數據庫；聯邦基金利率以及各期美國國債利率的數據均來自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2.從機會成本的角度，則要比較我國外匯資產的海外收益率與國內收益率。如果國內的投資收益率高于投資美元國債的實際收益率，則意味著國民福利的損失。進入21世紀以來，隨 著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不斷增多，我國既成了資本（主要是股權資本）流入大國，又成了資本（主要是債權資本）輸出大國。這些股權資本在我國主要是以獨資、合資、合作企業的形態存在，并利用競爭優勢在中國市場上獲取了較高的利潤率。而我國對外的債權資本主要是以投資美元國債的形式或者以外匯儲備的形態靜態持有，其投資收益率非常低，平均為3.2%（表3中各期限收益率的平均值）。針對我國這種資本一進一出的特殊現象，余永定（2006） 、［5］王信（2005）［6］等眾多學者認為中國是在用外國低收益的債券資本替代國內高收益的股權資本，可能會經受資產錯配巨大損失。基于這種思想，我們粗略測算了我國投資美國國債的機會成本，其計算公式為：

當年外匯資產的損益=（外匯資產收益率-國內投資收益率）×外匯資產規模×當期匯率

上式中，外商直接投資的收益率參照CCER“中國經濟觀察"課題組（2007）關于中國資本回報率數據，以及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與中國央行公布的數據。中國投資美元國債的收益率取表 3中各期限收益率的均值3.2%。相關測算結果如表4所示，無論是采用企業收益率還是全部資本收益率，測算出的損失都是非常大。特別是與我國15.99%資本收益率相比較，其年均機會成本高 達近萬億。

注：Ⅰ表示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加權平均資金利潤率6.48計算；Ⅱ表示按近5年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加權平均資金利稅率10.71%估算；Ⅲ表示按全部資本收益率15.99%估算。

四、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盡管我國通過大規模的出口戰略獲取了巨額的貿易順差和外匯，但是這些出口收益并沒能通過有效的進口戰略轉化為國內生產、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而是更多地停留在貨幣資產的層面或者用來購買美國國債。這不僅容易引發貿易結構的失衡，也不利于出口收益向國民福利的轉化。進一步從風險和收益的角度分析我國購買美國國債的福利損益，發現無論是在實際收益率的比較中還是在機會成本的測算中，其潛在損失和風險都是巨大的，這體現了我國對既得利益后期維護的不足。后危機時代，如何持續高效均衡地獲取貿易利益是一個系統而復雜的動態工程，它不僅包括歷史收益的創造與積累，還包括現實利益的轉化與維護（林玲等，2010）。［7］首先，我國應該進一步貫徹進出口貿易均衡發展的戰略，不斷優化貿易結構，在確定外匯持有的最適規模的基礎上，科學地動用多余的外匯儲備進口美國的技術設備、差異化商品、原材料等實物資產。其次，我國一方面可以積極通 過海外并購、合資參股等方式加大對外國石油、鐵礦石、稀有金屬、科技產品等領域的投資，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資本優勢加大對國內高新產業的扶持力度，逐步形成本土產業的競爭優勢。最后，我國應進一步加強對人民幣升值問題的風險評估與控制，加強金融風險防范安全，防止匯率波動及全球通脹等金融因素成為稀釋我國貿易利益的潛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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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文獻：

［1］余永定．見證失衡：雙順差、人民幣匯率和美元陷阱［M］．北京：三聯出版社，2010 ．

［2］沈洪溥．外匯儲備刺痛中國［J］．董事會，2006（7）．

［3］張明．尚未看到中國積極主動減持美債［N］．環球財經，2011-06-12．

［4］姚枝仲．中國進口戰略調整［J］．國際經濟評論，2008（4）．

［5］余永定． 中國的雙順差的性質、根源和解決辦法［J］．世界經濟，2006（3）．

［6］王信．關注中國對外凈資產背后的矛盾和問題［J］．國際經濟評論，2006（5）．

［7］林玲，段世德．論我國對外貿易戰略的演進與對外貿易利益拓展［J］．國際商務，2010（2）．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hin a's Export Proceeds during Sino-US Trade

Lin Ling1Yu Juanjuan2

轉口貿易范文第4篇

不少人認為，中美貿易收支不平衡，是世界經濟失衡的根源，貿易摩擦也許是一種“倒逼”機制――敦促決策部門通過匯率、內需刺激政策等辦法，來解決貿易收支失衡。于是，在這個“錯誤認識”引導下，形成了對中美貿易摩擦問題，中國“非讓步不可”的論調。

眾所周知，中國在2005年7月已事實上放棄了人民幣盯住美元政策，人民幣在隨后的3年間升值近20％。有趣的是，在升值期間，中美貿易順差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而金融危機后期，雖然人民幣匯率沒有增值，但中美貿易順差卻在大幅減少。

結合中國現實仔細一想，我就覺得，還是要歸因于經濟基本面惡化，造成美國市場的消費和投資能力喪失，才在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上起到了主要的抑制作用。美國進口市場基本面的惡化――儲蓄資產價值嚴重縮水和投資消費能力喪失，才是形成對美貿易收支平衡“有效”調整的“結構性”內生動力。

這兩年，我出國學術交流的機會增加，在出國滯留期間，經常會接觸到中國的富人階層“特地”來異國他鄉進行“奢侈”消費。他們直沖“高附加價值、世界名牌”而來，個人采購的數量之多、價值之大，給處于危機狀態中的奢侈品商店帶來了復蘇的希望，也讓很多外國人大飽眼福，甚至形成了今天“中國人很有錢”的錯誤判斷。

從上面人民幣匯率增值效果和富人熱衷海外消費的現象分析中可以看出。影響貿易收支變化的原因來自于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是周期性的因素，二是結構性的因素。所謂周期性的因素，是指經濟在周期性變動的時候，就業狀況突然出現了惡化，于是，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和資本管理政策的導入，都會引起貿易收支的變化。

但是，在全球化環境下，很多外生的改變貿易收支變化的手段都會失去一定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比中國更期待國際政策的合作，來改變目前周期調整過程中的國際收支失衡問題。即便如此，中美貿易結構不平衡的狀況是屬于結構性的，經濟不好時，它會被凸現出來，甚至被惡意放大負面影響，而經濟繁榮階段，國際貿易的雙贏效果又掩蓋了結構性失衡問題。

轉口貿易范文第5篇

【關鍵詞】低碳經濟；中國出口貿易；結構轉型

隨著世界環境的惡化，能源危機的加重，氣候災難的加劇，低碳經濟應運而生。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和各國聯系的加強，低碳經濟在進出口貿易中的重要性愈發彰顯。聯合國舉辦的世界氣候大會上，各國紛紛簽訂京都議定書，確定減排目標，呼應低碳經濟的理念。

一、我國出口貿易的現狀

不可否認，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貿易開始參與世界競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出口貿易更是得到長足的發展與進步，我國出口貿易從無到有，從做大到做強。中國出口貿易已躍居世界第一；但是，發展中的中國總是喜憂參半的。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我國出口貿易的弊端慢慢暴露。首先，我國出口結構單一，主要以紡織，鋼材，服裝加工，農產品等為主，出口結構單一，出口多為初級產品。

二、低碳經濟我國的出口貿易轉型的癥結

低碳經濟我國的出口貿易轉型現狀不容樂觀，但要準確找尋低碳經濟我國的出口貿易轉型的突破口就需要出口貿易轉型的癥結，保證出口貿易循環綠色發展。改制低碳經濟我國出口貿易轉型的癥結在于：一是認識不力，企業管理層，企業執行層，企業員工，相關主管部門未對企業的轉型升級引起足夠的重視，缺乏必要的構建。國家相關部門，未能充分了解世界貿易局勢，制定出適合我國轉型的方案與舉措。二是機制不合理，世界貿易是不斷變化發展的，但我國貿易機制還不能緊隨其發展腳步，造成了貿易出口的緩慢發展。三是監管不力，出口貿易發展同樣需要相關硬件的約束，不僅需要自律更需要他律，呼吁相關貿易出口法律的出臺，并制定出貿易出口的新規劃。

三、改制企業文化建設的對策

1.加強技術創新

技術的創新不僅是每個企業的責任也是國家的使命，尋找低碳經濟下國家出口結構的轉型亟需技術創新。企業應提高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加大企業技術投入，加大企業研發與應用的力度。國家應保證產學研的對接。搭建企業和高校以及研發機構的平臺。讓研究更有目的性，讓企業創新更有方向感。鼓勵技術產量高的產品進行出口，扶持重點企業發展創新，樹立企業創新標桿。為企業發展創新提供更加寬松的環境，在全社會形成支持創新的和諧社會氛圍。形成企業自主創新力，樹立企業品牌，加大國際競爭。凈化國際貿易的環境。

2.轉變出口方式

過去我國出口貿易的方式過于單一，極易在出口貿易的發展中迷失方向，更易在抽口貿易中被淘汰，因此要轉變我國出口方式，適度擴充我國對外貿易市場。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科學和可持續發展。首先，要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改變過去單一的初級產品加工出口結構，加大電子，高科技的出口，加大服務為主的第三產業出口。其次，支持環保產業出口，低碳經濟的大背景下，要求進行更多的低碳發展和環保探索，以便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這就需要扶持環保展業的發展與出口，加大環保投入。最后，打破貿易壁壘，在國內形成一個環保產品，環保產能，環保技術，環保服務的環保市場，保證我國出口貿易的綠色低碳循環。

3.加大政策支持和國際合作

出口貿易的長足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政策支持，更離不開密切的國際合作。我國出口企業的成長是國家政策支持的結果，也有賴于企業的國際合作。那么在低碳經濟的世界大形勢下，各出口企業在謀發展的過程中更要積極利用國際資源。因此，一是出口企業要積極拓展國外市場，擴充出口渠道和出口方向，做到出口多元化，同時各出口企業也要積極研發出口國的需求能力，做到供需結合，增大出口的積極性，加大出口的對接力度。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以低碳為指標，加大科技投入，促進出口轉型。二是國家要繼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環保產品出口退稅，積極引導落后產能企業進行產能升級，促進企業的長足發展，鼓勵科技創新，對創新企業給予政策支持和資金扶持，同時，宏觀調控貿易出口結構，逐漸加大低碳產品出口比例，促進出口結構升級，增強我國出口企業競爭力，讓中國制造變為中國創造。

四、結束語

探尋低碳經濟發展的中國出口貿易轉型的發展出路，不僅需要加強調研，更需要積極踐行。曾言：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總理形象的說：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經濟建設也切忌紙上談兵。因此，在低碳經濟的世界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口貿易國要積極的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改變中國制造的落后現狀，找準我國出口問題的癥結，積極進行出口轉型，轉變出口方式，加強國家政策扶持力度，加強國際合作，讓中國以一個更加綠色和低碳的國家參與者來引領國際潮流，以低碳經濟為契機，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結構積極轉型，在世界貿易市場搶占經濟制高點，讓中國的巨龍在世界貿易的航線上重新起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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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楊肅志，徐銘營，黃粵.低碳經濟下出口貿易結構探析[J].哈爾濱工程學員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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