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口貿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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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口貿易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馬六甲王朝 馬六甲港 鄭和下西洋 興起

馬六甲王朝概況

馬六甲王朝,明代稱其為滿剌加國,其王城為馬六甲市。該王朝所轄馬六甲港,位于海峽最狹窄部分,是天然優良港口,港寬水深,既隱蔽而便于防守,又無淺灘和樹林,不受風暴侵襲,船舶可安全入港;此外它扼東西要道,是印度洋、南中國海和爪哇海季風的交叉點,在帆船時代,季風起著不可估量的動力作用,成為推動馬六甲良港發展的重要原因。①因此,馬六甲港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為馬六甲王朝取代爪哇成為新的轉口貿易中心奠定了基礎。

對于馬六甲王朝建立的時間,中國古籍記載是1403年,而西方學術界卻對這一問題有不同認識。不過在美國學者保羅?惠特利《十五世紀時的商埠滿剌加》的這篇論文里,最終認可了明朝史書對滿剌加建立時間的記載。不過,對于永樂帝何時賜封滿剌加國王這件事,中國古籍的記載卻稍有出入。然而,不管明朝對滿剌加正式冊封的時間是1405還是1409年,這都不能抹掉明朝正式冊封過滿剌加這件事,所以筆者在此不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明朝對馬六甲王朝發展的作用

對于明朝政府對滿剌加的庇護以及鄭和下西洋促進滿剌加貿易的繁榮這些事情的看法,則是隨著學術界對鄭和下西洋的深入研究以及對東南亞整體史和國別史研究的深入,逐漸改變了以前那種認為明朝政府的庇護以及鄭和下西洋對滿剌加的繁榮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看法。因此,現在一些學者認為滿剌加在歷史上的重要作用并非是明朝政府的冊封和鄭和下西洋帶去的大量貿易機會所導致的,而是因為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當時東南亞的大環境,特別是爪哇貿易中心的衰落,驅使滿剌加作為一個新的中轉口貿易中心,在15世紀發展成一個著名國際商港,在國際貿易中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不可否認明朝在滿剌加的發展過程中同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滿剌加位于東南半島的最南端,立國之初只是一個偏僻的小漁村,因而經常受到北方強大的暹羅的侵擾,被迫向暹羅屈服,進貢方物,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滿剌加的發展壯大。在鄭和下西洋前夕,明朝派遣中官尹慶到滿剌加賜封滿剌加國王,滿剌加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請求明朝保護,以此來擺脫暹羅控制。“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耳,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此地。屬暹羅所轄,歲輸金四十兩,否則差人征伐。永樂七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監鄭和統率詔敕,賜頭目雙臺銀印,冠帶抱服,建碑封城,遂名滿剌加。是后暹羅莫敢侵擾。其頭目蒙恩為王,挈妻子赴京朝謝,進貢方物。朝廷又賜與海船回國守土。”②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對滿剌加國王的冊封增添了滿剌加外部的穩定因素,對滿剌加擺脫暹羅的侵擾起了一定作用,穩定的外部環境有利于滿剌加經濟的發展,為其在15世紀成為中轉口貿易中心提供了條件。因而,明朝在滿剌加的繁榮過程中是起到作用的,只是這個作用并不是如中國古籍以及以前的學者所描繪的那樣,即滿剌加的繁榮主要應歸功于明朝對其的保護以及鄭和下西洋給其帶去的貿易機會。

區域優勢與馬六甲王朝的興盛

一些學者主張從外部尋找滿剌加貿易繁榮興盛的原因,主要是看到滿剌加立國之初,是一塊未經開發的蠻荒之地,是一個偏僻的漁村和海盜巢穴。僅僅住著二三十個當地土人,和一些從米南加保移入的種植者和商人,他們靠簡陋漁具捕魚為生。③而滿剌加的氣候朝熱暮寒,國內缺少農業資源。“其國東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連山,皆沙鹵之地,……田瘦谷薄,人少耕種。”以及“舊隸暹羅”等等。他們把滿剌加天生環境的缺陷以及建立之初面對的北方強敵暹羅和南面的敵人麻諾巴歇這些因素綜合考慮之后,便認為滿剌加這個初生的國家如果要在暹羅和麻諾巴歇這兩個強大的鄰國公開敵視的情況下獲得任何生存的機會,它就得尋找一些有勢力的朋友。又因為明朝對滿剌加的冊封以及“是后暹羅莫敢侵擾”,因而他們便順理成章地把滿剌加繁榮的關鍵歸功于明朝。約翰?卡迪對這一問題也持這個觀點,在他的代表作《東南亞歷史發展》一書中就有所體現:“在十五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里,當地的形勢和外部的干預,促成了馬六甲海峽為商務交通重新開放。其決定性的因素是明朝政府和印度主要貿易界(他們恰巧是穆斯林)的迫切需要恰好一致,它們要鎮壓實際上存在于整個十四世紀的令人討厭的海盜行徑,這種海盜的劫掠使通過海峽的貿易活動陷于癱瘓。明朝中國發現新建的馬六甲城邦的馬來統治者是一個忠誠的臣屬,他在晚年改信伊斯蘭教,以便加強他同穆斯林商人打交道的地位。”④

然而,他們忽略了一個很重要因素那就是東南亞當時的大環境。在滿剌加立國之前,在馬六甲海峽之所以沒有出現一個獨立政權,是因為在7～13世紀室利佛逝帝國控制了這條海峽,掌握了海上轉口貿易壟斷權,維持了五個多世紀繁榮。在室利佛逝滅亡之后,13世紀初,麻諾巴歇建立,進行對外擴張,也極力控制馬六甲海峽。不過到13世紀末,麻諾巴歇王國陷入政治混亂之中,缺乏安全保護的東西方商船畏懼海盜的劫掠,被迫繞道巽他海峽,此時馬六甲海峽沒有了室利佛逝時期的繁榮,但是這些商人們仍然迫切希望能有一個政權能夠重新控制馬六甲海峽保護他們的商船。“隨著室利佛逝的崩潰,馬六甲海峽的重要地區出現了混亂和海盜,這種惱人的情況引起了最初的政治沖動,這種形勢迫切需要建立商業控制下的安全避難港。”⑤再加上麻諾巴歇因國內政治混亂而無力統轄馬六甲海峽地區,拜里迷蘇剌便利用這個機會在馬六甲海峽建立了滿剌加。

雖然一般認為土地貧瘠、糧食缺乏對一個新生政權來說是致命缺陷,但是這僅僅是針對陸地政權而言,對于滿剌加,卻是一個例外。滿剌加正好利用糧食缺乏這一點來加強其同爪哇的貿易聯系。因為爪哇是海島地區的農業中心,所以它是供應滿剌加糧食的主要地區之一。因而爪哇的商船頻繁往來與滿剌加,運去大米和胡椒,換回印度棉布和以絲綢和瓷器為主的中國商品。這種經濟聯系減少了滿剌加與爪哇的敵對關系,加強了他們之間的經濟交流。除此之外,原先與滿剌加敵對的暹羅也在逐步與滿剌加進行貿易往來。暹羅主要向滿剌加出口大米,進口香料、胡椒、織錦等。同時緬甸勃固也向馬滿剌加出口糧食等,而婆羅洲東海岸也一樣。

除此之外,統治者政策也是滿剌加繁榮的重要因素。公元1414年,拜里迷蘇剌與蘇門答臘波散王國公主結婚,并改信伊斯蘭教,招徠許多穆斯林到滿刺加經商,特別是吸引了巴塞的穆斯林商人到滿剌加進行貿易。因為當時的香料和稻米貿易主要操縱在爪哇人手里,胡椒貿易則被巴塞人控制,在他們來到滿剌加進行貿易之前,麻諾巴歇與巴塞王國之間的商業往來已很頻繁,爪哇人把香料和稻米運到巴塞,換取胡椒。此時麻諾巴歇日漸衰微,而巴塞國勢正盛。巴塞又是伊斯蘭教傳入東南亞最早的地方,有許多穆斯林商人在這里聚居。因為拜里迷蘇剌改信伊斯蘭教便把巴塞很多穆斯林商人吸引到了滿剌加,為滿剌加帶去了重要的胡椒貿易,隨后越來越多的爪哇人也將香料和稻米運到滿剌加,這促使了滿剌加的進一步繁榮。

滿剌加經濟的繁榮,使它取代了巨港和爪哇成為東南亞新的中轉口貿易中心。因此“在十五世紀形成了一個以滿剌加為中心的貿易圈,并形成南北兩條弧線。北部弧線形成較早,包括從占城、越南、柬埔寨及泰國沿海直到滿剌加;南部弧線是從菲律賓群島經過婆羅洲、西里伯斯、馬魯古群島、巽他海峽、再從爪哇、蘇門答臘直到滿剌加。”⑥這個區域性貿易圈出現,不僅使溝通東西方的中介貿易空前高漲,而且使整個東南亞地區內部經濟交換和聯系大大加強。

結 語

綜上所述,滿剌加不是一個靠著軍事征服而繁榮強盛的國家,而是依靠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成為東西方海上貿易的據點,形成了百貨集散的中心,而成為了一個貿易極為興盛和經濟無比繁榮的國家。由室利佛逝到麻諾巴歇再到滿剌加,表明了任何一個能夠支配馬六甲海峽的政權都一定會從過往這里的商業中獲益匪淺。因而,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海島地區,海上貿易與農業同樣重要,那些無法發展任何重要農業基礎的國家,因為有機會納入主要的貿易潮流,便為他們的政權提供了扎實的基礎。因此,地理位置是論述滿剌加經濟繁榮必不可少的一個因素,此外海島地區舊的貿易中心的衰落為滿剌加作為新的中轉口貿易中心的崛起提供了契機等,所以在討論滿剌加經濟的繁榮時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功于明朝的保護和鄭和下西洋帶來的商機。(作者單位:綿陽師范學院)

注釋

①③余思偉:《中外海上交通與華僑》,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52、51頁。

②馬歡:《贏涯勝覽》?《滿剌加條》。

轉口貿易論文范文第2篇

內容摘要：廣東中山是珠三角產業集群最密集的城市。2008年，國家有關部門批準建設中山保稅物流中心，保稅物流中心的建設，對中山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文章介紹了中山及周邊地區的產業集群情況，并對地區產業集群與保稅物流中心的互動效應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產業集群 保稅物流中心 互動效應

中山及周邊地區產業集群分布情況

（一）中山特色產業集群情況

中山市以全省1％的國土面積、不到2％的戶籍人口，建成了珠三角產業集群最密集的城市。全市擁有國家級產業基地 26個，省級技術創新專業鎮14個，省級產業集群升級示范區7個，累計獲得國家、省名牌名標、免檢產品342個，連續多年創造了全省地級以上城市第五位的經濟總量。作為珠江西岸最具特色的經濟體，最大經濟總量的地級市，專業鎮比例全國最高的城市，產業集群對中山的影響是無孔不入的，政府的經濟報告中隨處可以見到“產業集群”、“專業鎮”、“一鎮一品”等字眼。中山的產業集群主要以裝備制造、醫藥制造、五金、電子信息、家具、服裝等為中心，具有分布行業相對較多，產業以專業鎮為聚集焦點的發展態勢。

（二）中山周邊地區產業集群分析

中山的地理位置處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心位置，上連廣佛、右接深莞、左鄰江門，下靠珠海，是天然的物流中心，同時，在整個珠江西岸來說，中山是唯一一個擁有保稅物流中心的城市，相比珠江東岸的東莞、深圳，其輻射的范圍將非常的大，珠海、江門、湛江等地區都可以以中山保稅物流中心作為其保稅物流的節點，潛力巨大。本文以江門和珠海產業集群為例。

江門產業集群。有“中國第一僑鄉”之稱的江門市，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形成了摩托車、五金衛浴、不銹鋼、水龍頭、麥克風等10個在廣東乃至國內外都有一定知名度和較強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一共有14個專業鎮，新會區司前鎮主要以不銹鋼、五金制品形成產業集群，大鰲鎮以集裝箱行業形成產業集群。

珠海產業集群。珠海作為中國的特區，其產業本身就具有鮮明特色，近年來，珠海主要形成了以格力為龍頭的家電電氣產業集群、以偉創力為龍頭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以高欄港石化基地為龍頭的石化產業集群、以三灶生物醫藥專業鎮為龍頭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群、以炬力為代表的集成電路產業集群、以金山軟件為代表的軟件產業集群、以天威飛馬和納思達為代表的打印耗材產業集群等七大產業集群。

中山保稅物流中心概況

中山保稅物流中心是珠江口西岸唯一的保稅物流中心，是目前廣東省最大的保稅物流中心。總規劃用地4600畝，分三期開發。首期建設801畝，總規劃建筑面積35萬平方米。一期第一階段總建筑面積20萬平方米，其中倉儲面積為16萬平方米，包括單層倉庫47000平方米、二層倉庫51000平方米、三層倉庫62000平方米，集裝箱重箱堆場2萬平方米。該中心交通便利，物流輻射能力極強，區位優勢明顯。保稅物流中心（B型）將為企業提供“保稅倉儲、國際物流配送、簡單加工和增值服務、進出口貿易和轉口貿易、口岸和出口退稅、物流信息處理”等六大政策服務。

中山保稅物流中心與地區產業集群的互動效應

（一）地區產業集群對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的影響

挖掘保稅物流潛力，提升物流量。產業集群本身最大的作用是對產業鏈整體優化、產業鏈同級企業競爭后可以帶來最小的成本以及非常優秀的制造質量。產業集群也意味著該集群作為某產業的集聚中心，必須有一個集聚然后分散的網狀物流過程。無論是分散的聚集過程還是聚集的分散過程，物流在其中都起到關鍵作用。產業集群、尤其是以外商直接投資為主的加工貿易產業的快速發展， 加速了全球保稅貨物的流動，催生了巨大的保稅物流需求，產生發展保稅物流的迫切要求，可以說，中山保稅物流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廣闊的發展空間。

對保稅物流服務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促進保稅物流的發展。中山及周邊地區產業集群產業鏈不斷完善、延伸，企業之間原材料、零部件和成品之間的相互配套非常緊密，加工層次越來越多，加工鏈條越來越長，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越來越高。加工貿易產業集群的動態發展對區域物流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中山要加快建設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配套的保稅物流服務體系，即能實現全球采購、轉口貿易、國際配送、流通性簡單加工和增值服務、物流信息處理等一站式服務功能的載體，使貨物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風險分撥配送到各目的地。

同時，以產業集群的發展促進政府科學規劃，合理制定加工貿易產業集群和保稅物流協調發展的規劃，明確區域內城市的物流發展定位、重點與分工。合理集成物流資源，使產業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基礎設施在空間上、功能上實現最佳結合，改變區域物流規劃條塊分割狀況，構建層次化、差異化的區域保稅物流體系。

（二）中山保稅物流中心對地區產業集群的影響

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的建設將給珠江西岸產業集群帶來變革。中山保稅物流中心作為珠江西岸目前唯一的保稅物流中心，其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將會影響著中山及周邊地區產業集群的未來發展模式，作為分散的集聚和集聚的分散節點，中山保稅物流中心將對產業集群的變革產生一定的作用。

中山的產業集聚，與中山原有的產業基礎相關，與眾所周知的政府主導型的蘇州模式以及市場自發型的溫州模式都有著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有關研究認為，中山的產業聚集模式主要以早期的個別企業帶動，形成小規模聚集，然后隨著政府的大力推廣專業鎮而形成大規模聚集，而有些產業還處于小規模聚集的形式。隨著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的建設，中山及周邊的產業集群從完全以代工為主，甚至于二次外包代工的加工型聚集為主的模式，逐步轉移到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發展并重的模式。通過保稅物流中心可以有效整合物流資源，推進地區物流中心服務水平，促進全球供應鏈形成，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將進一步促進產業聚集和區域聚集，對促進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著重要作用。

降低產業集群企業物流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從產業集群的相關研究文獻中可知，從最早的理論框架模型慢慢轉變到實際成本模型，而成本模型中，很多的文獻把矛頭指向了運輸成本，也就是物流成本。從市場經濟的發展軌跡看，成本動因確實是產業轉移、集聚、分散的推動因素之一。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的建成，恰恰是能夠給予中山及周邊地區的產業集群企業帶來新的成本降低的動因，而這些動因也必將把中山的產業集群發展成為一個新的成本洼地。

由于加工貿易生產企業、特別是現代大中型生產企業生產所具有的物料品種繁多、庫存量大、配套性強等特點，以客戶為導向的“網絡訂單”、“按單生產”模式，“零庫存”、“供應商庫存管理（VMI）”、“即時生產”、“小批量多批次”及“門到門銷售”等現代物流管理和生產經營模式大受業界青睞，并被廣泛運用。加工貿易生產企業迫切需要通過選擇各類保稅物流平臺，將倉儲、運輸、包裝、配送等非核心業務外包給專業的第三方物流企業。保稅物流中心通過提供深加工結轉等政策及功能優勢，以保稅形式吸引跨國公司將他們的物流配送中心入住并開展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物流服務，推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促進了專業化分工和非核心業務的外包。通過開展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物流服務，達到最靠近生產工廠、物流成本最小化的目標。同時，為關聯企業提供便利的服務和良好的競爭發展條件，實現資源的集約利用，服務于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及國內、國際市場的有效連接，并增強供應鏈的柔性，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的雙核心產業集群中心紐帶。珠海和中山在經濟發展以及產業集群發展的方向中，有著各自的優劣勢，如珠海陸地面積狹小，產業布局空間有限，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物流資源有限，尚難以支撐大港口運作，但有珠三角最佳的深水良港建造自然條件。此外，廣珠輕軌、廣珠鐵路、港珠澳大橋三個項目將珠海的物流能力有一個極大的提升，屆時珠海港、機場空港的“雙港”和鐵路，將為珠海打造珠三角西部交通物流中心奠定良好基礎。

中山的情況與珠海正好相反，中山的經濟水平在珠江西岸一直處在一個領先的階段，同時，產業集群也相對比較明晰，物流貨源多。中山港雖然還是依然貨物進出繁忙，但是缺乏大型深水良港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中山只能建設內河港，建造中的廣珠鐵路也不經過中山境內，難以構建公鐵海聯運的現代物流體系。但是，隨著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的建設，中山的物流特色將會凸顯出來。

未來中山的物流可以看到有兩大優勢，一個是在珠三角地理位置的中心地位，A字型公路主干網結構的中心位置（見圖1），另外一個就是珠江西岸唯一保稅物流中心的建設，保稅物流中心本身有著政策的因素，在接下來若干年中，政府也不太可能再在珠江西岸再建如此規模的保稅物流中心，因此，珠海和中山在珠中江都市圈中可以先行一步，優勢互補，建立珠海港與中山保稅區的“雙核心”架構，推進珠海、中山交通和物流同城化。有了珠海的海港和中山的保稅物流中心，其物流巨大的紐帶已經形成，中山及周邊地區產業集群的未來發展路徑也會隨著物流的節點而逐漸聚集，相信不久的將來，珠江西岸將會形成珠海港+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的雙核心產業集群中心紐帶。

成為推動臨港產業集群發展的“動力源泉”。保稅物流與中山港的區港聯動將促進中山市以保稅物流、加工貿易、生產為主的臨港產業迅速崛起，成為推動臨港產業集群發展的“動力源泉”。一是促進裝備制造業集群的發展。裝備制造業是關乎國民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的基礎性產業，具有范圍廣、技術含量高，與其他產業關聯大，帶動能力強等特點。《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中山要重點發展臨港裝備制造、精細化工和健康產業基地”。大型裝備制造業是港口依存型產業。當前，中山臨港產業的發展已初步形成規模，以中山港和中山保稅物流中心為主體形成了港口物流及相關服務業發展區。利用保稅物流中心的平臺，將有力的推動裝備制造業產業集群的發展。二是促進貿易和物流業的發展。原有產業的擴大和新產業的出現，通過投資所形成的初級乘數效應，刺激以貿易、物流和加工業為核心的外向型產業群在整個城市的繁榮和發展，再經由產業的向前關聯（比如發展商或在當地銷售等）與后向關聯（比如在當地的貿易與資本貨物的購買等）效應使保稅物流中心的利益惠及更多的第三和第二產業。

隨著貿易、物流、出口加工等主體功能的逐步完善和主導產業群的日益壯大，保稅物流中心對城市及其所在的地區的相關產業發展將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參考文獻：

1.王非，馮耕中.我國物流聚集區內涵與形成機理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0（24）

2.江育春.基于加工貿易產業集群的保稅物流體系整合與創新[J].物流科技，2008（4）

3.文妮佳.加工貿易產業結構的優化與珠三角臨港產業集群的發展[J].中國水運，2007（4）

轉口貿易論文范文第3篇

1989年，在西安召開的“長安?東亞?環太平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提交的論文《文化研究的模式構擬方法――以傳統思維定向模式為例》，批判了傳統文化孕育成的“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思維偏向，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不應只是對海開放，強調重新向西開放，提出重開絲綢之路的構想。那時筆者在陜西師大任教，基于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思考，建議把重開絲綢之路作為國策：“從中國經濟文化的宏觀布局上看，歐亞貫通的陸路大動脈給我們輸入新的血液，給全國發展的總體布局帶來有益的變化，從根本上扭轉重東輕西的文化偏至，實現資源、交通、人才等多重因素的優化配置與良性循環，搞活全國一盤棋，從宏觀上帶動地方，徹底解決中西部閉塞、貧困和落后局面，促進其經濟文化的騰飛，從而大大加速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文化研究方法論》，陜西師范大學中外文化研究交流中心編，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28頁）

今天，要研究四千年前的西北史前玉文化分布，理所當然地要關注西玉東輸這樣一種中國特有的資源調配現象，由此便進入到玉石之路的調查。這才逐漸地意識到：在之后由來華的德國人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說，雖然已經流行世界，卻不符合國人對此路的認知習慣。近幾十年來，國內學界把這條路稱為“昆山玉路”或“玉石之路”。若是兼顧中西視角，可以像唐代詩人常建所詠（《塞下曲?玉帛朝回望帝鄉》），采用古漢語習語“玉帛”一詞來命名較妥當。名字問題中隱含著從西學東漸以來的本土文化自卑感到恢復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后的話語策略問題。

2008年問世的英文書《絲綢之路史前史》的作者俄羅斯學者庫茲米娜認為：“舊世界歷史中的主要現象之一就是偉大的絲綢之路，在古代和中世紀，這條連通中國、歐亞草原、中亞、印度、西亞以及歐洲的貿易路線，那時還延續到拜占庭帝國、威尼斯甚至更遠的地方。絲綢之路過去用來從中國輸出絲綢，而反過來，商人從羅馬和其他國家向天朝大國（中國）輸入玻璃器、珠寶以及其他高藝術價值的商品。”（Kuzmina，E.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p.4.）這是從國際視角對這條路的貿易情況的說明，沒有顧及到中國本土視角。如果我們能夠分析絲路中國段形成過程中的物質傳播及其多米諾效應的因果鏈條，嘗試論說絲路起源和貿易整體構成；再從比較文化的形象學角度，解析四類主要的傳播物品的每一種在文化接受方所激起的精神回應，就能清楚地看出對每一種西來的物質要素神話化的文化再編碼過程。我將此過程初步概括為四種主要物質的互動，即玉、馬、佛、絲，稱之為“絲路形成的多米諾效應”。

以往對絲路形成史的研究，海外視角注重的是對西域的科考探險和外文語種文獻的發現，國內視角側重在中西交通的歷史、地理和貿易對象方面。無論是外部視角和內部視角，都側重于現象層面的研究，缺乏一種因果關系的整體把握，未能進入到揭示絲路文化現象所以然的理論層面，即關注和詮釋如下的深度問題：在什么時候和為什么會出現這樣一條文化傳播路線？在這條古老的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的國際大通道上，是何種物質要素率先登場，并發揮著依次催生或拉動其他物質要素的作用？

本文提出一種有關絲路（中國段）發生史的文化傳播多米諾效應的理論解釋，認為是華夏文明起源期對新疆和田玉石的發現和持久需求，拉動中原國家與西域之間的物資貿易之路的構成，即先出現一條運送玉石的路線，從而奠定絲路中國段的早期歷史（公元前20世紀――公元前10世紀）。隨之而來的是西域和中亞的馬匹大量進口（公元前10世紀――公元19世紀），更進一步拉動絲綢作為交換玉石和馬匹的籌碼（張騫，公元前2世紀――公元10世紀），開始陸續出口或轉口貿易，并強化著這條路線上雙向物資流動交換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引發公元1世紀前后的西佛東輸的過程，特別是佛教石窟寺從喀什到于闐、龜茲（克孜爾石窟），再到敦煌（莫高窟）、張掖（馬蹄寺）、武威（天梯山）、永靖（炳靈寺）、天水（麥積山）和大同（云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特別需要留意的是，公元3世紀后佛教石窟寺建筑與佛陀塑像的漸次向東傳播，其路徑居然和一千年以前周穆王西游中亞的路線驚人的一致。

從歷史上先后出現的商品流通之程序看，所謂的絲路，自西向東運輸的物品，是玉在先，馬緊隨其后，佛教和佛像又在馬匹之后。絲綢即帛，是作為交換玉和馬的中原一方籌碼，大量地和持續地自東向西運動。要追問這四種物質要素彼此之間的關聯，應是一種原生和派生的邏輯關聯，即因果鏈的關聯：沒有西玉東輸的需求，就不會有作為運輸工具的馬和駱駝伴隨著玉石一起向東的旅程，也不會有大規模的東帛西輸；同樣的，沒有玉石東進中原的黃河河套路線，也就不會有佛教石窟寺東向傳播，沿著河西走廊直到晉北的大同盆地的線路軌跡（從敦煌莫高窟到云崗石窟）。

就構成絲路中國段的各種物質要素而言，絲不是決定性要素，而是派生物質。原生性物質是西域的玉料。過去只知道新疆和田玉，九次考察重新確認甘肅玉礦多處，即“玉出二馬崗”（臨洮的馬銜山、肅北的馬鬃山），以及渭源縣碧玉鄉。如今第十次考察又聚焦到渭河上游的武山縣鴛鴦山的鴛鴦玉（如今大量用來生產旅游紀念品――夜光杯）。這種墨色中透綠的蛇紋石玉，早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就沿著渭河輸入中原。所以說渭河道是玉石之路和西玉東輸現象的最初原型。

就文獻記載情況而言，沒有比周穆王更早的確實材料能說明中原與西域關聯的這條路早期的物質交換情況。《穆天子傳》所反映的穆王西游之路線問題，以及玉帛交換問題，都超出文學想象范疇，成為值得做出歷史考證的真實對象。把《穆天子傳》講述的西域“群玉之山”和穆王團隊“載玉萬只”帶回中原國家的行為，和《史記?大宛列傳》記載的有關昆侖山“多玉石”的內容對照起來看，神話歷史的真實性就顯山露水了。從仰韶文化時代的六千年前，到周穆王時代的三千年前，玉石之路在三千年時間里向西拓展了兩千多公里，從渭河源，直抵昆侖山下的和田河（古人以為是黃河源）和喀喇昆侖山的葉爾羌河。

以上大致說明：從“重開絲路”說，到“玉帛之路”說，二十多年的學術發展是一個逐漸走向文化自覺的過程。人是語言動物，必然生活在自己所使用的話語中。言說方式的變革意味著思想的變革。

轉口貿易論文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經濟及對外貿易也有了較快的發展，然而中國出12產品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反傾銷，這給我國經濟及貿易的發展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本文主要論述了我國企業屢受反傾銷之害的主要原因及我國的對策。

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發展。但與此同時，與改革開放的歷史相伴相長的國際反傾銷浪潮卻給我國外貿出口前景投下了陰影。現在對我國反傾銷的立案已達 480多起，涉及的產品達 4000余種 ，使我 國每年至少損失 100—200億美元的出口。國際社會頻繁的反傾銷調查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

一、 傾銷及反傾銷概述

所謂傾銷是指產品以低于正常價值的方式進口，并由此對國內已建立的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者產生實質損害的威脅，或者對國內建立相關產業造成實質阻礙。傾銷本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因此，WTO及其前身 GAq--I~都制定并完善反傾銷協議，各國也制定自己的反傾銷法規，對傾銷行為進行打擊，以維護公平貿易秩序。但許多發達國家利用制度上的優勢，以合法的理由為借口，通過更加隱蔽的方式設置貿易障礙，以保護其本國的自身利益，從而達到保護自己的目的。所以，對于國外的反傾銷，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只是一種貿易保護的措施，它是新貿易保護主義實行貿易保護的最高級工具之一，具有高度隱蔽性的特征，能夠利用反不正當競爭的合法行為作掩護，實施貿易保護，行之也最有效。

二、中國企業屢受反傾銷之害的主要原因

(一) “非市場經濟”問題

世貿組織反傾銷協議的第 2款第 7條是專門適用于 “那些對貿易實行全面的或大范圍壟斷且國內價格有政府制定的國家”，即非市場經濟國家。該條款承認，在確定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進口產品的價格比較，是存在特殊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下，世貿成員國可以將相同產品的價格，或以產 自另一個國家 (第三國際)的相似產品為基礎確定的產品價值，作為從這個國家進口的正常價值。只要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案例中確定正常價值所使用的方法是適當的而不是不合理的，這種確定就是有效的。這些條款事實上造成了在實行反傾銷措施時，允許使用不同的標準。理論上應找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第三國作為替代國，但美國、歐盟國家、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斯里蘭卡等國都曾被選作中國的替代國。盡管是相同產品，但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原料選用問題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資本構成、資源開發方式和經濟水平差異問題使我國很難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

(二)不應訴或應訴不力縱容反傾銷

反傾銷是世貿組織賦予的一項合法權利，反傾銷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法律問題。面對國際反傾銷調查，我國企業應從法律的角度去尋找原因與對策，而不是逃跑或過分關注法律以外的其他動機與因素。我國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如無力支付高額的律師費用、不懂反傾銷的運行機制和法規、不重視受到反傾銷調查的市場或希望坐享其成，借助其他企業的應訴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場等原因拒絕應訴或應訴不力的后果，不僅引發高比例傾銷案成立的裁定，還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進口國企業不斷運用反傾銷手段對我國施壓。

(三)價格競爭誘發反傾銷

中國企業長期以來，出口受國家宏觀調控，一度出現虧本出口以求換匯的目的。雖然現在進入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情況已發生改變，但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似乎還沒有從市場經濟中學會調整目標，重新定位自己的企業和產品，一味用從前的經營策略出1：3產品，主要表現在出1：3產品時，采取價格策略，即以低價作為進人市場的方法，將開拓國際市場的希望寄托在低勞動力成本所形成的價格優勢上。在具體產品出口時，部份企業又會惡性競爭，不斷壓低價格報價，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國內企業或其他國家企業競爭，這種做法不僅造成國外對我國產品質量的質疑，而且使中國產品遭受反傾銷的指控。

三、我國應對國外反傾銷的對策

(一)充分發揮商會作用，加強政府宏觀管理

我國外貿商會建設遠遠滯后于對外貿易的發展，一些本可以由行業協會來統籌管理的工作無法落實，造成了不良后果。我國應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充分利用商會開展國際市場調研工作，及時全面地掌握有關信息，在企業和政府之間架起一座能夠迅速傳遞信息的橋梁。一方面，商會在政府有關部門的幫助下，管理好行業的經營秩序，防止企業之間出現低價競銷的行為，減少不必要的內耗，使企業能夠通過分享市場份額，達到共同發展；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可以根據商會本身的特點，促進商會、商檢、海關和企業的溝通合作，發揮商會的協凋作用。對一些出口商品，只有商會核定符合行業協議價格的，海關才允許出口，這樣就能有效地避免我國出口商品價格的混亂。同時，加強政府交涉和管理。首先，國家有關部門要對不應訴或應訴不力的企業給予嚴厲制裁，將反傾銷應訴與出口管理結合起來，制定真正體現 “誰應訴、誰收益”的具體措施。其次，需要同家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如規定出口定價，禁止低價出口，懲罰低價競銷者等。

(二)轉變企業經營觀念，積極應訴

首先轉變傳統的經營觀念。長期以來我國企業一直遵循 “創匯第一、利潤第二”的經營思想，但是隨著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必須使外貿出口企業盡快建立和健全 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機制，使企業的經營目標轉移到追求利潤最大化上來。這樣出口企業就能提高 自律意識，著眼大局 ，考慮整個行業 的利益 ，改變我國外貿中低價竟銷、出口增量不增值的現狀，為國家爭得應得的利益。其次由于傾銷指控一成立，其造成的損失不會只是某一家企業，而是整個行業、整個民族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因此要想勝訴，每一個涉訴企業必須團結起來積極應訴。實踐證明，在反傾銷問題上是否積極應訴，其結果大不一樣。我國應訴的企業，即使最后裁決傾銷成立，其傾銷幅度也僅為原來被指控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何況相當部分的反傾銷調查根本就不成立。

(三)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依法應訴反傾銷案件

學會運用法律手段和國際通行規則來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是外經貿行業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的需要，也是推進進出口市場多元化，整頓外貿經營秩序的需要。反傾銷工作的復雜性決定了必須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對案件進行應訴，否則工作將無法開展。中國需要加速建立反傾銷法律體系，以國際公認的反傾銷法則來規范自己的競爭行為。這不僅是我國的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而且也是在國內市場進行反傾銷執法的需要。盡管我國反傾銷方面的立法才剛剛起步，《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出口產品反傾銷應訴規定》等法律法規的，初步改變了反傾銷應訴無法可依的局面，這既可以保護國內企業的正當利益，又可以用來制約國外對我國出口產品反傾銷的歧視。今后要加強對企業的法律法規的宣傳與教育，加大對某些不良行為的制裁，進一步完善反傾銷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法應訴國外反傾銷案件。

轉口貿易論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題】分析與借鑒

【關 鍵 詞】香港/高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制造業/經濟轉型

【正 文】

長期以來，香港以其高度發達的商貿、金融、咨詢等第三產業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環境的急劇變遷，香港經濟不斷地面對新的危機和挑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直接導致香港經濟競爭力與綜合競爭力排名大幅下挫。針對這一狀況，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發展創新科技戰略[1]，試圖以發展高技術產業為基礎進行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但時至今日，從香港當前經濟運行情況來看，此舉收效有限，創新科技產業對GDP 的貢獻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相反，在金融危機期間備受爭議的香港服務業如金融、地產已逐漸走出低谷，繼續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香港經濟是否一定需要制造業的支撐”這一問題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從高技術產業與國際競爭力關聯的角度出發，通過對歷史上香港幾次重要的經濟轉型以及近10年來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及其動因進行深入分析，探討香港重建基于高技術制造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際競爭力

高技術在國際上有其特定的含義，按聯合國組織的分類，高技術主要包括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以及環境保護技術和管理技術[2]，它的出現表明了人們對知識和技術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認識。高技術產業化就是高技術通過研究、開發、應用、擴散而獲得經濟與社會效益的過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則把研究與開發（R&D ）經費占工業總產出的比重，以及研究開發人員占總體人員的比重，作為界定高技術產業的標準。

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緊密關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觀點，國際競爭力指一國或地區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生產出比其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各國、各地區通過貿易方式在國際市場上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最早對競爭力決定因素進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圖（D.Ricardo）曾指出，比較成本如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差異的存在是國際貿易的基礎。隨后， 克魯格曼（P.Krngman）擴展了比較優勢的內涵并提出內生比較優勢的概念，認為比較優勢的獲取不能僅局限于先天自然資源，它更是一個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和經驗積累的后天人為創造過程。克魯格曼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引入了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開始隱含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際競爭力的關聯。

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是競爭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經濟學家最深信的一種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的基礎理論，但在目前日益國際化的經濟環境中，開始不斷受到質疑而逐漸被競爭優勢理論所取代。波特（Poter）認為， 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競爭優勢因素包括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的表現，企業的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機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這六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競爭優勢發展分為要素推動、投資推動、創新推動和財富推動四個階段，優勢產業的建立和競爭力的提升最終通過創新來發動，而技術創新因素則包含在這些因素中，構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上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其主導產業具有競爭優勢，而“（初級）生產要素非但不再扮演決定性角色，其價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這里，波特把生產要素分為兩類：一類是初級生產要素，包括天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技術人工與半人工、融資等；另一類是高級生產要素，包括現代化的通訊基礎設施、高等教育人力（電腦科學家與工程師）、從事尖端科學研究的各大學研究機構等。隨著知識經濟端倪初現及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由初級生產要素而產生的競爭優勢越來越薄弱，高級生產要素則越來越成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高級生產要素的獲得需要在人力與資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資，“越來越多的工廠管理者開始將其熟練工人看作是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4]，因而提業更具決定性和持續性競爭優勢基礎。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領先的技術優勢而不是傳統的比較優勢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勝的決定因素，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家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緊密關聯。

2　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分析

2.1　香港經濟史上三次重要轉型

香港經濟自1841年開埠至今共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第一次轉型從19世紀50年代初開始，這使得香港從一個漁村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城市，香港也由漁農經濟轉為以轉口貿易為主的經濟。第二次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鮮戰爭和對華禁運的政治形勢迫使香港由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轉變成為以港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從而走上工業化道路[5]。在這一階段，香港本地制造業蓬勃發展，1952—1966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0.5％，整個70年代也基本穩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主要在中國內地進入改革開放后，在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香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大規模北移，從制造業主導型轉向服務業主導型經濟體系。在這一階段，香港經濟已經開始從以勞動密集的“低增值”經濟向知識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務業為主的“高增值”經濟轉變，這表現在香港的企業把低增值和勞動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國大陸和其它地區，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確專業知識的產品生產與服務繼續留在香港[6]。據統計，香港的電子、制衣、紡織、玩具、鐘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業部門已將70％—90％左右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加工工序和生產線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7]。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制造業北移暫時緩解了香港本地工資和地價的高成本對產業結構升級進而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壓力，但從另外的角度看，也為香港今后所繼續承受的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埋下伏筆。

2.2　1994—2003年間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

在對瑞士洛桑管理發展學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競爭力年鑒》所公布的香港綜合競爭力和經濟競爭力數據進行搜集整理基礎上，通過其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分析，試圖給出1994—2003年間香港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特點（注：由于《世界競爭力年鑒》當年公布的數據為上一年的數據，故本文將其公布的各年競爭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導致這一演變過程的動因。下面根據香港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這10年間香港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4—1996年；第二階段為1997—1999年；第三階段為2000—2003年（如圖1所示）。

附圖

圖1　1994—2003年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Switzerland有關數據整理。

（1）第一階段

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香港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長12.4倍，年均增長率達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23080美元，超過新加坡（21430美元）、韓國（10549美元）和中國臺灣地區（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達到26050美元，超過英國、加拿大、法國等發達工業化國家。1994—1996年，香港連續3年被IMD評選為世界第三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同時于1996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世界經濟發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香港已發展為以國際貿易和金融業為主導的國際金融、貿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這一階段雖然在國際市場上擁有較強的競爭優勢，但香港經濟基礎過于薄弱的特征已開始顯現。20世紀80年代隨著制造業的不斷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業已呈現出集融資、采購、設計、推銷、貨物中轉的生產控制中心和服務中心于一體的虛擬化特征；第一產業（農業和漁業）和第二產業（制造業、建造業等）相繼萎縮，對GDP的貢獻率逐漸降低，而第三產業（金融業、 房地產業等）迅速發展，成為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香港的產業結構是否失衡，是否出現空洞化，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9] （見表1）。

表1　1994—2003年香港經濟結構演變情況經濟活動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農業及漁業(1)

0.17 0.14 0.13 0.12 0.10 0.10 0.08 0.08 0.08 0.10

工業(2)

16.43 16.08 15.50 14.71 14.90 14.60 14.22 13.39 12.48 11.40

制造業

9.19 8.34 7.32 6.54 6.10 5.80 5.83 5.23 4.50 4.10

服務業(3)

83.40 83.77 84.38 85.17 84.90 85.30 85.70 86.53 87.50 88.50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26.22 26.62 26.66 26.13 24.60 24.80 26.42 26.71 26.90 27.30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9.69 10.06 9.83 9.28 9.20 9.60 10.23 10.22 10.60 10.5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6.77 24.41 25.14 26.54 24.20 23.40 23.68 22.55 22.20 23.10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5.92 17.32 17.60 17.39 19.90 21.60 20.54 21.81 22.20 22.40

樓宇業權

12.17 13.28 13.05 13.01 14.60 14.30 12.60 13.09 13.20 12.60

非直接計算金融中介服務

-7.38 -7.91 -7.91 -7.17 -7.70 -8.30 -7.78 -7.86 -7.70 -7.50

數據來源：根據《港澳經濟年鑒2003》（港澳經濟年鑒社），香港政府統計處有關資料整理。

（2）第二階段

從9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經濟經過多年過熱發展，已經具備了泡沫經濟的典型特征：房地產快速發展獲得超常規的暴利，香港樓價急劇攀升；在地產業泡沫的帶動下，香港金融業迅速膨脹，加快了香港經濟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間，香港本地制造業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務業的比重從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產業過于單一，經濟增長及就業過分依賴服務業成為這一階段香港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香港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根據IMD公布的數據顯示， 香港的綜合競爭力排名從1997年開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經濟競爭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亞洲“四小龍”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漸認識到發展高技術產業對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重大作用。董建華在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指出，“過去多年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將來仍然會為香港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但是，由于香港的經濟基礎過于狹窄，一旦金融和房地產業受到沖擊，香港經濟便陷入困境。”[1] 針對這種狀況，他強調創新與科技的重大作用，認為“創新和科技對于增值活動、提高生產力，以及增強競爭力都極為重要”[1]，從而堅定了發展創新科技、實現經濟轉型使香港成為華南以至整個亞太區域的“創新科技中心”的決心。1999年，董建華在第三份施政報告中再次關注創新科技，并明確提出政府為促進創新科技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撥款50億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在未來十年成立專注“中游”研究的應用科技研究院；積極輸入必要的科技專才；興建“科學園”、“數碼港”等其他創新與科技計劃。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為“創業板”的二板股票市場，努力為創新與科技企業提供籌集資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香港很多著名企業開始投資大力發展高技術企業。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與香港政府合作發展數碼港計劃； 和黃集團宣布與內地大型中藥集團合作，在香港興建符合國際GMP標準的中藥生產基地和新藥研究開發中心；香港新世界發展提出興建“生物科技城”計劃；2000年初香港新鴻基地產決定斥資10億港元在香港設互聯網服務中心。經過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香港各界普遍認為“香港要再創繁榮，不能過分依靠資產價格膨脹，必須有更廣闊的經濟基礎，更多利用科技和創意，提高本港產品與服務的價值”[10]，因此，發展以高技術導向的制造業以實現香港經濟的新一輪轉型已經成為香港政府、企業界的基本共識。

（3）第三階段

進入21世紀，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突發性變遷使得香港經濟出現較大波動。2000年香港經濟開始復蘇，當年經濟增幅高達10.5％，這是近13年來香港的最高增長率，也是亞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據統計，2000年頭11個月，香港整體進出口貨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7.8％，其中轉口貨值增長19.2％；重要支柱產業旅游業快速增長，訪港游客達到1306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5％。根據IMD公布的數據，2000年香港經濟競爭力與綜合競爭力排名均有較大提升，分別達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襲擊所導致外部環境逐漸惡劣，2001年香港經濟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經濟增長僅0.1％，失業率一度高達7.4％，綜合競爭力開始下滑，并持續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后經濟開始復蘇：GDP出現V型反彈；失業率轉為下降；持續了五年多的通貨緊縮也趨于緩和，顯示整體需求疲軟的狀況正在逐步改善；綜合競爭力排名逐漸回升，達到第6位。

3　香港重建制造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探討

3.1　香港重建制造業的必要性

通過對香港國際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進行研究發現，這10年來，盡管其排名有較大波動和起伏，但總體來看，無論經濟競爭力抑或綜合競爭力的排名均呈現下降趨勢。究其動因，歸結如下：

（1）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香港經濟發展及其競爭力不斷塑造的歷程表明， 作為一個“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11]，香港經濟對于外部的政治經濟變化有敏銳的反應。“小型”意味著系統對環境的依賴，高度的開放則意味著環境對系統影響的直接和強烈，因此香港經濟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恐怖襲擊、2003年“SARS”事件均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造成香港競爭力排名的較大波動。

（2）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同其他最具競爭力的中小型經濟體相比，香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工業特別是制造業不斷萎縮（如表2所示），經濟增長過分依賴金融和房地產業的發展，因此，當外部經濟環境發生突變或惡化時，香港經濟也就會隨之產生大的波動并會遭受嚴重的打擊。

表2　部分最具競爭力的中小型經濟體工業生產指數國家/地區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中國香港

綜合

97

96.6 90.2 84.7 85.1 82.4 76.4

制造業

96.3 95.5 87.2 81.7 81.2 77.7 70.1

新加坡

制造業

103.4 108.2 107.7 122.6 141.4 125.1 135.6

韓國

綜合

108.5 113.6 106.2 131.9 154.1 156.1 167.5

制造業

108.2 113.1 105.6 132 154.6 156 167.4

奧地利

綜合

101 107.4 116.2 123.2 134.1 135.2 135.4

制造業

100.7 108 117.8 124.9 137.3 138 138

愛爾蘭

綜合

107.6 127 152.1 174.6 201.5 222.2 239.5

制造業

108 129.5 157 180.6 209.1 231.3 250.4

芬蘭

綜合

102.9 111.8 122.1 129 144.3 143.1 145.5

制造業

102.5 111.8 123.5 130.9 149.9 145.7 148.1

資料來源：根據聯合國2003年8月《統計月報》整理。

我們知道，制造業從來都是支撐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基礎，而服務業始終是圍繞制造業的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果來進行的，是依附于制造業而生存的。現代經濟發展表明，1元制造業產值可以帶動1.8元服務業產值，一個制造業工作機會可以創造三個服務業工作機會。香港乃至世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不能離開工業發展這個基礎，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必須有工業發展的配合。從國際角度看，當今世界競爭力最強的中小型經濟體，其產業結構均大致呈工業35％、服務業65％的比例，并且掌握某一工業領域的領先技術以及高技術，如1997年新加坡、芬蘭、中國臺灣產業結構的比例分別為0∶35∶65，4∶34∶62，2∶35∶63。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較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產業結構比較合理，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均達到35％，同時較早認識到世界經濟中心的形成與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轉移，因此在工業調整中注重發展高技術產業，并加強了政府對科技發展宏觀調控的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作為一個對于外部的政治經濟變化有敏銳反應的“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香港需要一個有利于經濟及就業穩定發展的多元化產業結構。值得指出的是，結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香港現狀（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人力資本），重建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無法取得競爭優勢，因此發展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業已勢在必行。近幾年來，雖然香港政府提出大力發展創新科技以推動經濟轉型，“興建了科學園、數碼港等設施，通過研究資助局、創新及科技基金、應用科技研究院，以及支持各類科技創業和科技培育計劃，推動了研究與開發”[12]，但從目前來看，這些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不顯著，董建華也承認“科技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我們在這方面的投入相對上是有限的”[12]。從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的結構看，香港經濟顯著特征仍然是知識生產的能力遠遠弱于知識利用的能力。由于香港政府多年來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投入遠遠少于其它國家和地區，直接導致香港的科技競爭力與起點相近的韓國、新加坡或中國臺灣相比，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如表3所示）。

表3　香港與其它新興工業化國家科技競爭力國際排名比較（2002）（注：如果沒有特別表明年份即為2002年數據。）

中國香港 新加坡

中國臺灣 韓國(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R&D支出

R&D支出總額(百萬美元，2000)

761(34) 1746(26) 6326(13) 12249(8)

R&D支出總額占GDP百分比(2000)

0.481(42) 1.883(15) 2.045(12) 2.653(7)

企業R&D支出總額(百萬美元，2000)

182(36) 1082(23) 3964(13) 9196(6)

R&D人員

R&D總人數(千人全日約當單位，2000)

6.7(41) 19.4(32) 104.1(10) 137.9(9)

企業R&D人數(千人全日約當單位)(2000)

3.2(40) 10.2(25) 70.2(10) 94.3(7)

獲取合格工程師難易狀況

6.20(38) 7.74(13) 7.26(24) 6.47(33)

企業技術

資助技術發展

6.14(15) 7.79(3) 6.68(9) 5.05(26)

企業技術合作

6.19(15) 7.02(5) 6.38(13) 5.38(27)

企業與大學間知識轉讓充分程度

4.93(16) 6.65(4) 5.82(8) 4.84(17)

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7.81(7) 8.34(2) 7.26(13) 6.58(24)

R&D資源重新配置

基礎研究對長期經濟發展支持度

5.80(22) 7.26(6) 5.58(24) 6.47(12)

科學論文的數量(1997)

2548(30) 1353(37) 5512(19) 5411(21)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0)

4.1(35) 4.0(37) 4.2(32) 3.7(42)

科學與技術

知識產權保護程度

6.39(26) 7.87(13) 6.47(25) 5.82(30)

批準授予國民專利件數(1999)

24(42)

30(41)

18052(5) 43314(43)

批準授予國民專利件數年均增長速度(%)(1999) -38.46(13) ×

9.96(16) 20.65(13)

國民在國外獲取專利件數(1999)

×

×

2486(17) 7764(10)

數據來源：根據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 2002有關資料整理。

2004年香港經濟再度復蘇，全年經濟增長達到8.1％，為四年來最高。其中，出口貿易在前11個月的實質增長達15％；服務輸出在前三季增長近70％；訪港旅客突破2100萬人次，比前年同期升近四成。私人消費開支在首三季增長7.4％，是10年來的最高增幅。各項數據表明經濟形勢正在趨于好轉，但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改善僅僅是建立在外部經濟環境改善的基礎之上，“由于內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系出現多年來難得一見的同步快速增長，對香港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項經濟指標都出現雙位數字增長”[13]；旅游業成為推動香港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僅內地“個人游”便帶來額外65億元旅游消費收益及16500新增職位[14]；高技術產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率仍非常低，制造業占GDP的比例仍在下降， 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壓力并未從根本上得到緩解。為了獲取持續競爭優勢，避免經濟運行頻繁波動，香港重建以高技術為導向的制造業推動產業結構實質性轉型非常必要。

3.2　香港發展高技術產業為導向制造業的可能性

（1）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優勢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信息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著名自由港，香港在推進科技創新和高科技城市建設具有明顯的優勢，如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較強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產業化能力、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能力、國際信息中心所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和強大的服務能力、國際貿易中心的較易獲得各種科技研究與開發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從而可以大大縮短高技術研究和開發時間，降低成本的能力等方面均是香港重建以高技術為導向制造業的重要基礎。

（2）CEPA給香港制造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香港與內地為加強兩地之間的經貿聯系，于2003年6月29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的主體內容，有關承諾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CEPA簽署后，逐步實行商品貿易零關稅，服務貿易降低門檻，貿易投資便利化，必將促進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貿易額迅速增加，諸多領域的合作更加緊密。由于CEPA對“港產品”界定中僅要求30％的工序在香港進行的產品便可算作港產品，香港的中小型高技術企業可以將大部分附加值較低的生產工序遷至內地，實現成本優先戰略；而將部分附加值高的工序留在香港，實施差異化戰略。這樣在換上“香港制造”的品牌后將可以取得顯著的增值，大大提高邊際利潤率。而在CEPA的框架下，以香港自由港環境、內地市場前景、零關稅的優惠以及內地高質量技術人員的輸入，這樣的環境甚至優越于一些高技術產業發展非常出色的小型經濟體（如芬蘭、愛爾蘭），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資者對香港進行戰略性投資，促進香港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重建香港基于高技術導向的制造業。

（3）高技術導向的新一輪港深一體化合作逐漸開展

與香港毗連的深圳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以發展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產業的城市之一，近20年來，深圳已經發展成為我國智力與技術資源最密集的地區。目前，深圳正就未來發展進行定位及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迫切需要同香港進行新一輪深層次一體化合作。深圳的優勢體現于較低的生產要素成本、高技術產業在國內外的輻射能力強、以市場為導向和企業為主體的技術開發體系以及政府對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同香港形成互補關系。

港深兩地高技術產業合作可以涉及到技術基礎設施、R&D系統、 企業技術網絡和社會創新環境等各個方面[15]。根據兩地高技術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合作既可以發生于R&D人員與資金投入、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中試、生產制造、 市場推廣和銷售的技術創新鏈任何環節；也可以產生于兩地的個人、企業、非政府組織之間以及政府與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所形成的區域創新系統的開發上。

4　結束語

香港經濟在經過三次轉型后而形成目前以發達的金融、資訊、商貿等服務業為主要支撐產業的經濟結構，工業的比重已經降至2002年的12.48％。來自現代經濟發展的資料及近10年香港國際競爭力大幅波動的事實表明，制造業的空心化和經濟基礎的過于狹窄將會導致經濟運行不穩定，因此，對香港來說重建基于高技術產業的制造業是必要的；同時作為小型開放性經濟體特別是依托中國內地獨特的競爭優勢，香港進行新一輪經濟轉型以實現高技術產業為導向的制造業重建也是可能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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