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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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變化范文第1篇

關鍵詞：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貨幣體系；世界格局

一、引言

從尼爾?弗格森的《貨幣崛起》中我們看劍金融對世界歷史的影響之大，每一個歷史故事背后或者說每一次世界格局的變化、每一個大國的興起與衰落都是有一條金融線索存在的。因此，本文嘗試著從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以及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化出發，以此為主線對一百多年的世界格局的變化進行研究。

二、回顧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歷程

1　一戰前的倫敦

由于英國采取了資本主義制度，而且進行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使英國的生產能力發生了質的飛躍，國民經濟得到了快速的增長，經濟實力強大，對外貿易活動日益頻繁，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一戰爆發。此時英國就以絕對的優勢取得了國際金融領域的統治地位，因而國際金融中心從阿姆斯特丹漂移到英國的政治經濟中心倫敦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2　一戰、二戰后的紐約

總的來講，兩戰之間是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逐漸衰落的時期，同時也是紐約逐漸興起即將取代倫敦成為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經過了一戰、二戰的英國，其經濟實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金融環境也極為不穩定，這些都決定著國際金融中心必將再一次發生變遷。

二戰后幾十年紐約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際金融中心。美國大力發展本國經濟，作為后起資本主義國家，工業設備和技術也較為先進，因而美國大發“戰爭財”，從而使美國在二戰后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發達的國家。世界的經濟中心也因此由英國轉向了美國。二戰后“馬歇爾計劃”等的實施，使得美元取代了英鎊，確定了美國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國際金融中心開始從歐洲向美洲轉移。

三、世界格局變化背后的金融線索

在十九、二十兩個世紀中，歐美亞的大國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之中，金融關系對于大國之間的關系的影響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而實際上，這種大國之間的金融關系卻是非常有利的競爭手段。下面筆者就來尋找每一次大國的興起與衰落、世界格局變化背后的金融線索。

1　倫敦國際金融中心成就英國這個名副其實的日不落帝國

我們以拿破侖時期的英法爭霸戰為例，尋找英國成為世界霸主背后的金融因素。眾所周知，法國重視實物經濟，而英國奉行重商主義，重視貿易與金融。因此英法兩國之間爭霸戰的背后實際上是大陸政治體系與海上金融體系之間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是海洋貿易與國際金融獲得其在歐洲以致全球經濟中的突出地位，這實質上表明了金融活動的國際地位與金融力量在未來大國競爭中的戰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支撐大英帝國崛起的深層次因素其背后強大的金融力量。

2　美國稱霸背后的金融線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主戰場在歐洲，原本是世界貿易第一大國的英國受到了重創，國際貿易受到了嚴重的阻礙，英國金融體系賴以生存的基礎受到了動搖，英鎊的國際貨幣儲備地位隨之逐漸被美元取代，世界貨幣開始進入美元世紀。美國在其他國家經濟嚴重困難之時，大量進行商品和資本輸出，造成本國巨大國際收支順差，其他國家出現經常性國際收支逆差，使美元在國際上極端走俏，甚至出現世界范圍的“美元荒”。“美元荒”的出現是美元世界霸主地位確立的標志，而此時的英國面臨美元對英鎊地位的挑戰、面臨著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對倫敦國際金融中心的挑戰，這些都使得英國逐漸失去了控制國際經濟秩序的能力。

3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美國卻沒有衰落背后的原因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美國并沒有失去其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而是把國際金融體系引入了信用貨幣的軌道，迫使其他國家只能接受沒有含金量而僅以美國國家信用保障發行的美元紙幣。1976年牙買加協議通過，確定實行浮動匯率和黃金非貨幣化，并允許許多國際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從字面上看，國際儲備走向了多元化，但實際上由于美國的綜合實力和美元實際擁有的國際貨幣壟斷地位，使得此時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成為一種“美元本位制”。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給美國帶來了世界其他國家難以制衡的金融霸權，這種金融霸權恰恰保證了美國仍舊是世界的一支絕對領導力量，保證了美國的霸權。

4　各國話語權將可能變化背后的原因一當前金融危機的爆發

當前的金融危機尚未過去，但是如何重構危機后全球金融體系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重大議題，因為國際貨幣制度是為了全球秩序的基石。世界大國也圍繞這一議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盡管現在說此次金融危機已經改變了“一超多強”的世界格局還為時太早，但從趨勢上看，這種金融格局的變化必將會導致全球格局的變化，因為美元本位是保持美國“一超”地位的強大基礎。

四、結論

新中國的變化范文第2篇

[摘要]未來20～30年中，中國城鎮化水平和空間拓展還將經歷一個快速提升的過程，是我國發展的歷史性戰略機遇期。從目前來看，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邊緣結構已經形成，我國城鎮化空間拓展的核心區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區及其鄰近地區，而并不包括傳統上所認為的“珠三角”及海西經濟區。在考慮中國未來30年的城鎮化進程時，我們不能盲目地做出中國未來城鎮化的重點在中西部地區的結論，也不能盲目地在城鎮化日趨衰落而并無任何區位優勢或特色資源的地區進行大規模投資，尤其是所謂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建設，或者所謂的調整地帶失衡的政府轉移支付或投資。中國城鎮化的過程應是一個通過市場、政府、公民共同參與的多主體協同創新、協同進步的過程，是一個實現經濟社會集約化、空間規模經濟化、空間格局持續優化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才能順利推動“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關鍵詞]城鎮化；空間格局；核心—邊緣結構；中國

[中圖分類號]f29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16-0006-04

1引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說過美國的高科技和中國的城市化是影響21世紀世界進程的兩件大事（2001）。2011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突破50%，這對于中國來講是一個里程碑事件，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一個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這也意味中國可能還有20～30年的快速城市化進程，更意味著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的變革也正在加劇。尤其是，在當前海外市場萎縮，中國亟須提振內需以維持經濟平穩增長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城鎮化的平穩推進更具有非凡的戰略性意義。

 

城鎮化布局是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十二五”規劃指出，要“優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態”，構建“‘兩縱三橫’”的城市化戰略格局。十報告進一步指出，要“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布局，增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目前關于中國城鎮化格局的描述有很多，一般或者是圍繞東中西三大地帶、南部北部等板塊的此起彼伏來展開，或者是圍繞城市群的格局來展開。這為我們認識中國城鎮化的空間格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考。

 

然而，從區域經濟視角來看，城鎮化的空間格局與經濟格局一樣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核心—邊緣結構。但囿于數據或者方法技術，關于中國總體城鎮化空間格局的核心邊緣結構的研究還比較少見。隨著基于gis的空間計量分析技術的提升和遙感夜間燈光數據在城市化空間格局研究中應用的日趨成熟，利用遙感夜間燈光數據（dmsp/ols）來對中國城市化空間格局的核心—邊緣結構進行可視化分析的條件已經成熟。一些學者已經在相關研究上進行了深入探索（陳晉，卓莉，史培軍，2003），給我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考。但是基于dmsp/ols數據對中國城鎮化格局空間依賴性、空間異質性、空間進程等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為此，本文將運用dmsp/ols數據（2000、 2010年），分析中國大陸城鎮化空間的差異性和關聯性，并通過全局空間自相關、局域空間自相關、空間插值、標準差橢圓等空間計量分析技術來判別中國城鎮化空間格局的核心—邊緣結構。本文用燈光指數來代替城鎮化發展水平（陰英超，2010）。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中國是否存在核心—邊緣的城鎮化空間結構，中國不同區域的城鎮化格局是否存在階段性特征，中國未來城鎮化空間拓展的熱點區在哪里。

 

2中國城鎮化空間拓展的核心區在華北平原及其鄰近地區

基于dmsp/ols數據利用gis提取灰度值大于0的斑塊，這些斑塊大致反映了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拓展狀況，如圖1和圖2 所示。圖1和圖2中紅色代表2000年的斑塊分布，綠色代表2010年的斑塊分布，區別在于圖1 反映的是基于2000年的城鎮化斑塊拓展狀況，圖2 反映的是基于2010年的城鎮化斑塊拓展狀況。由圖1可知，在紅色邊緣地區新增添了些許綠色斑塊，這代表著在2000年城鎮化圖斑的周圍出現了新增長的城鎮化圖斑，顯示出了城鎮化空間拓展的擴散效應。圖2顯示在2010年城鎮化圖斑的周圍存在些許消失的圖斑（2000），這代表著在從2000年到2010年存在些許消失的城鎮化圖斑，顯示出了城鎮化空間拓展的極化效應。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新添的圖斑還是消失的圖斑基本都圍繞在2000年城鎮化圖斑的周邊或鄰近地區，這說明我國城鎮化的核心區和外圍區已經有了基本的輪廓，東北地區的“哈大城市走廊”清新可見，“京豫浙”三角區（沈體雁，張曉歡，趙作權，2013）、“中三角”、成渝經濟區、新疆城市群、福建廣東沿海城市帶等清晰可見。從標準差橢圓（趙作權 2009）來看，從2000年（藍色虛線橢圓）到2010年（紅色實線橢圓）我國城鎮化處于擴張狀態，但密集化程度在增加，這說明我國城鎮化空間處于在擴張中密集化的狀態，由標準差橢圓度量的我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區包含了華北平原及其鄰近地區、部分遼中南城市群、中三角、關中城市群和成渝經濟區，但其中最大的連片的城鎮化空間主要是“京豫浙”三角區及其鄰近地區，事實上也就是華北平原及其鄰近地區。

 

3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核心區以“京豫浙”三角區為核心

基于dmsp/ols數據利用gis計算基于縣級行政轄區的夜間燈光指數，用以指代縣級行政單元的城鎮化水平指數（陰英超，2010），并計算基于適當距離權重矩陣的局域moran i，生成lisa圖（anselin，2007），其中紅色部分指代城鎮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區，淡紫色部分指代城鎮化水平的低高離散空心區（大多位于高高集聚區的鄰近邊緣區），粉紅色部分指代城鎮化水平的高低離散孤島區，大多位于距離高高集聚區較遠被低值區包圍的區域，深藍色部分指代城鎮化水平低低集聚的蕭條區，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區，但在2800余個縣級行政單元中有近一半的縣域城鎮化水平與鄰近地區不存在顯著的空間自相關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縣域經濟的空間分割現象。如果將城鎮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區和高低孤島區定義為城鎮化空間的核心區，將低高蕭條區、低低集聚區和其他不具顯著空間自相關的地區定義為外圍地區，那么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與外圍地區也清晰可見。2000—2010年，最為顯著的是“京豫浙”三角區呈現出了快速融合趨勢，其他零散的核心區并沒有十分顯著的變化，比如高高集聚的遼中南城市群中的部分地區、晉南地區、海西地區、廣東經濟核心區，以及孤島狀態的武漢、西安、成都核心區、重慶核心區、昆明核心區、貴州核心區、哈爾濱核心區等。值得注意的是，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城鎮化空間的高高集聚區和低低集聚區都在大幅增加，并且低低集聚區增加數據和速率更快，孤島區和蕭條區也有少量增加，這說明我國城鎮化空間正處于以集聚為主導擴散并存的階段，但核心—邊緣結構正日趨明顯。

4中國城鎮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區依附于城鎮化水平核心區

在度量城鎮化發展快慢時，多數研究者采用的指標是城鎮化水平的年均增長率，在本文中則可以得到如圖5所示的中國城鎮化水平增長率的核心—邊緣結構圖。由圖5便可以得出在2000—201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快速增長的的核心區位于江西昌九城市群、云貴地區、成渝地區、部分甘肅青海地區、部分內蒙古和新疆地區。因此，不少人邊得出未來中國城鎮化空間的重點在我國的中西部地區，因為這些城鎮化水平增長率較高的連片區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區。

 

然而，如果用城鎮化速率，即城鎮化水平在一定時間內的平均增加值來度量中國城鎮化空間增長快慢時，便可以得出近乎相反的結論。如圖6所示，該圖顯示的是在2000到2010年中國城鎮化速率的核心—邊緣結構，我們可以發現圖6和圖3、圖4具有較高的相似性，即中國城鎮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區主要位于中國城鎮化水平較高的核心區鄰近地區，也可以認為中國城鎮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區依附于城鎮化水平核心區，尤其是“京豫浙”三角區表現尤為明顯。

 

5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邊緣結構已經形成

通過計算g* 統計量（anselin，2007），首先來度量中國城鎮化水平的熱點區，如圖7和圖8，其次來度量中國城鎮化水平速率和增長率的熱點區，如圖9和圖10所示。如果將熱點區視為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區，那么圖7和圖8就告訴我們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邊緣已經形成，第一個連片的核心區分別是“京豫浙”三角區和環渤海地區的并集，第二個連片的核心區是廣東核心區和部分海西地區的并集，其他地區均可視為中國整體城鎮化空間的邊緣區，2000—2010年，第一個連片核心區在擴張，第二個連片核心區在收縮。因此，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內城鎮化空間的核心區在“京豫浙”三角區，遼中南和河北北部地區是和“京豫浙”三角區較易融合的城鎮化地區。僅從空間范圍來看，珠三角和海西地區的城鎮化空間拓展范圍有限。

 

圖9和圖10分別是中國城鎮化速率和增長率的熱點區顯示圖。從圖9來看，中國城鎮化空間速率的熱點區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區，以及河北北部和遼中南城市群的部分地區。這與圖3、圖4、圖7、圖8所示的中國城鎮化核心區存在較高的相似性，其區別就在于圖9所示的城鎮化速率核心區基本不包括珠三角和海西部分地區，這再次說明我國城鎮化空間拓展的核心區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區及其鄰近地區，而并不包括傳統上所認為的“珠三角”及海西經濟區，尤其是珠三角拓展范圍的有限性給人印象深刻。從圖10來看，中國城鎮化水平增長率的熱點區主要位于江西省、云貴—成渝—青海—甘肅形成的連片區、新疆部分地區以及內蒙古的部分地區，但從圖10來看很容易得出中國城鎮化在2000—2010年的增長重點在中西部地區的結論，或者得出中國未來城鎮化重點在中西部地區的結論，結合前面的分析，這種結論顯然有待商榷，但必須承認的是在2000—2010年，中國城鎮化增長率的熱點區的確是在中西部地區，但這與中國城鎮化空間拓展的核心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單位時間內的平均增加量（城鎮化速率）和單位時間內的平均增長率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反映的是增長量的變化快慢，后者反映的是增長率的變化快慢。

 

6結論

未來20～30年中，中國城鎮化水平和空間拓展還將經歷一個快速提升的過程。從短期來看，這對提振內需以維持經濟平穩增長、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從長期來看，這對中國抓住國家發展的歷史戰略機遇期，建設“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非凡的戰略性意義。

 

城鎮化布局是影響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十二五”規劃也提到）所提出的構建“‘兩縱三橫’的城市化戰略格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從目前來看，中國城鎮化拓展的核心區在華北平原及其鄰近地區，中國城鎮化水平的核心區以“京豫浙”三角區為核心（“京豫浙”三角區是中國最大的城市化水平高高集聚區），雖然中國城鎮化增長率的核心區（高高集聚區）基本上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區，但中國城鎮化速率的核心區基本也是以“京豫浙”三角區為核心。

 

從中國城鎮化水平的熱點區看，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邊緣結構已經形成，第一個較大的連片核心區是“京豫浙”三角區和環渤海地區的并集，第二個核心區是廣東核心區和部分海西地區的并集。值得注意的是，從2000—2010年，第一個連片核心區在擴張，第二個連片核心區在收縮。結合中國城鎮化水平速率的核心—邊緣結構（圖9），我們基本可以認為我國城鎮化空間拓展的核心區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區及其鄰近地區，而并不包括傳統上所認為的“珠三角”及海西經濟區，在圖10中所顯示的城鎮化水平增長率較快的核心區（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區）在短期內并不會對已經形成的中國城鎮化空間的核心—邊緣結構產生太大的影響。

 

當然，從圖3和圖4來看，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存在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離散區（孤島區）可能是局域最為可能的增長極，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處于較快的經濟增長和城鎮化發展階段。在高高集聚區存在的低高離散區（蕭條區）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繼續接受虹吸效應，繼續成為高高集聚區的外圍地區，但也是最有可能成為接受高高集聚區輻射效應的地區，將會成為城鎮化高高集聚區的重要拓展區，它們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區的鄰近地區。尤其是，高高集聚區和低低集聚區的數量都在增加，但低低集聚區數量增加的較快，這說明中國城鎮化的核心—邊緣結構在進一步強化。

 

因此，我們在考慮中國未來30年的城鎮化進程時，一定要注意到中國城鎮化空間核心—邊緣結構，以及其未來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態勢。不能盲目地做出（上接p9）中國未來城鎮化的重點在中西部地區的結論，也不能盲目地在城鎮化日趨衰落而并無任何區位優勢或特色資源的地區進行大規模投資，尤其是所謂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建設，或者所謂的調整地帶失衡的政府轉移支付或投資。建設美麗中國，不是要在祖國的所有土地上都生產出gdp（國內生產總值），更不是在所有空間上實現所謂的均衡發展，而是應在主體功能區規劃的指導下，讓不同地區在承擔生活功能、生產功能和生態功能上有所側重，有所區別。中國城鎮化的過程應是一個通過市場、政府、公民共同參與的多主體協同創新、協同進步的過程，是一個實現經濟集約化、空間規模經濟化、空間格局持續優化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才能順利推動“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參考文獻：

[1]楊開忠.我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總體部署[j].管理世界，1993（1）：165-172.

[2]陳晉，卓莉，史培軍.基于dmsp/ols數據的中國城市化過程研究——反映區域城市化水平的燈光指數的構建[j].遙感學報，2003（3）：168-175.

 

[3]趙作權.地理空間分布整體統計研究進展[j].地理科學進展，2009（1）：1-8.

[4]陰英超.基于dmsp/ols燈光數據的新疆天山北坡經濟帶城市化研究[d].

烏魯木齊：新疆大學，2010（5）：50-64.

[5]趙作權.中國經濟核心—邊緣格局與空間優化發展[j].管理世界，2012（10）：46-54.

[6]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與中國發展之路[j].中國市場，2012（50）：3-8.

[7]沈體雁，張曉歡，趙作權.我國就業密度分布特征的空間計量經濟分析[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13（1）：64-68.

[8]喬為國.新型城鎮化實現途徑研究——空間生產方式的視角[j].中國市場，2013（4）：89-91.

[9]l.anselin.2007.spatial econometrics in rsue：retrospect and prospect[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50-456.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41071076）；國土資源部2010 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項目（201011018）；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0zd&022）；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項目（2012cb955804）。

新中國的變化范文第3篇

【摘要】 目的考察優選的甘草品種烏新Ⅰ號的萌發狀況。方法比較了烏新Ⅰ號和野生甘草種子的萌發率，胚根長勢以及萌發過程中的可溶性蛋白的變化和過氧化物酶（POD）的活力。結果烏新Ⅰ號的發芽率、胚根長勢均高于野生對照組，萌發中的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和過氧化物酶的活力也高于野生對照組，和野生對照組有著不同的變化規律。結論常規選育的烏新Ⅰ號是一個有潛在應用前景的品種。

【關鍵詞】 甘草； 烏新Ⅰ號； 選育； 萌發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germination of new breed seed of Glycyrrhiza uralensis. MethodsThe germination rate， radices length， changes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and POD activi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Wuxin I seeds and the normal seed. ResultsThe germination rate and radical length of WuxinⅠ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and POD activity of WuxinⅠwere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ere was some difference in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and POD activity between two kinds of seeds during germination.ConclusionThis new kind of licorice seeds may be applied wide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Glycyrrhiza uralensis; Wuxin I; Breeding; Germination

烏拉爾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h是豆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莖具有抗炎、抗過敏、解毒、潤喉、止咳等多種功效，是常用的中藥之一，具有“國老”的美譽［1］。甘草地面莖葉還可作為優質牧草應用于畜牧業中，同時烏拉爾甘草也是荒漠、半荒漠地區保持水土、改良土壤、防風固沙的重要植物［2］。近些年來由于對野生甘草的洗劫性采挖，造成野生甘草資源瀕臨枯竭，同時土壤沙化嚴重，生態平衡遭到極大破壞［3］。為此，近年來，國務院已明令制止濫挖野生甘草，并鼓勵和支持大力發展甘草人工種植。目前甘草人工繁殖主要是以種子為主， 由于烏拉爾甘草種子硬實度較高，致使其發芽率較低，限制了烏拉爾甘草的大規模人工栽培［4］。另外，目前栽培甘草的種質狀況比較混亂，選育優質甘草種質是甘草栽培的當物之急。本文研究了從新疆塔城地區野生烏拉爾甘草中選育出的甘草新品種（烏新Ⅰ號）種子的發芽狀況，以及發芽過程中的可溶性蛋白質和過氧化物酶變化，為該品種的應用提供基礎數據。

1

材料

烏新Ⅰ號種子由北京大興時珍國藥研究所提供，種子的特點為：種子腎形，質硬，較小。經高文遠教授鑒定。對照組種子為野生的新疆塔城地區烏拉爾甘草種子。

2 方法

實驗布置為完全隨機設計，精選種粒飽滿程度一致、顏色淡綠的甘草種子(剔除蟲蛀和小粒、硬粒種子)，進行實驗，實驗數據用軟件SPSS10.0進行處理。

2.1 種子發芽實驗種子實驗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農作物種子檢驗規程GB/T 3543.2，GB/T 3543.3 ”進行操作。將對照組和烏新Ⅰ號甘草種子溫水浸泡30～48 h，以軟化種皮，使種子達充分吸脹狀態。用70％酒精消毒30 s后再用蒸餾水沖洗種子數遍，1％次氯酸鈉消毒15 min，蒸餾水沖洗干凈，將種子均勻擺入內覆有兩層無菌濾紙的培養皿中，每皿25粒， 加入適量蒸餾水，置于25℃生化培養箱中光照培養7 d，每隔24 h記錄種子萌發數和胚根長度，實驗重復3次。計算發芽指數和活力指數，并對結果進行顯著性獨立t檢驗。發芽勢（GI）＝∑（Gt/Dt）；活力指數（VI）＝S×GI

式中Gt：在時間t內的發芽個數；Dt：發芽天數，S：平均根長(mm)。

2.2 種子萌發過程中可溶性蛋白質的變化將甘草種子按“2.1”項的處理方法處理后均勻擺入內覆有兩層無菌濾紙的培養皿中，每皿25粒， 加入適量蒸餾水，置于25℃生化培養箱中光照培養7d，每隔24h取種子研磨，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計法對甘草種子萌發過程種的可溶性蛋白質的變化進行測定［5］，實驗重復3次。

2.3 種子萌發過程中過氧化物酶（POD）的變化將甘草種子按“2.1”項的處理方法處理后均勻擺入內覆有兩層無菌濾紙的培養皿中，每皿25粒， 加入適量蒸餾水，置于25℃生化培養箱中光照培養7d。每隔24h取種子，愈創木酚法對種子萌發過程中的POD活力進行測定，POD活力以每分鐘內A470變化0.01為1個活力單位（u）［6］，實驗重復3次。

轉貼于 　　3 結果

3.1 烏新Ⅰ號甘草種子的發芽力和胚根長勢的考察種子的發芽率和胚根長勢結果見圖1，表1。種子的發芽指數和活力指數是評價種質好壞的重要指標之一。由表1可以看出甘草種子在25℃下的萌發在培養的第1天便開始，48 h內甘草種子的萌發最活躍，發芽率增加的最快。烏新Ⅰ號甘草種子的發芽率明顯比對照組高，到萌發第7天時，烏新Ⅰ號甘草種子的發芽率達到最大，和對照組相比發芽率呈顯著性差異（P

圖1 甘草種子萌發過程中胚根長勢的變化（略）

表1 兩種烏拉爾甘草種子發芽率、發芽勢和活力指數的變化（略）

與對照組比較，*P＜0.05

3.2 烏新Ⅰ號甘草種子萌發過程中可溶性蛋白質的變化種子的萌發離不開蛋白質的參與，植物體內的可溶性蛋白大多數是各類代謝酶類，所以可溶性蛋白含量的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應了植物體的內在代謝變化。由圖2可以看出對照甘草種子在發芽過程中的可溶性蛋白質含量的變化總體呈現V 字形變化。而烏新Ⅰ號甘草出現了兩次V字型變化，第2次V字型變化的原因尚待進一步研究。萌發初期，對照甘草種子中的可溶性蛋白質含量相對較高。萌發3 d后，烏新Ⅰ號甘草種子中的可溶性蛋白質含量已經明顯高于對照組。圖2還表明，烏新Ⅰ號甘草種子在萌發早期，可溶性蛋白質的含量快速下降，說明其所消耗蛋白質的量比較大。而表1表明，此階段其發芽率和胚根長度增加的也比野生甘草的大。可溶性蛋白質的不同變化趨勢，說明烏新Ⅰ號甘草種子萌發過程中的代謝變化與野生甘草不同。

3.3 烏新Ⅰ號甘草種子萌發過程中過氧化物酶（POD）的活力變化過氧化物酶是廣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活性較高的一種酶，它與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和生長素的氧化都有密切的關系，在植物生長變化中，它的活性不斷發生變化，因此測量這種酶的活性，可以反應植物體內某一時期的代謝變化。由圖3可以看出隨著萌發時間的增加，甘草種子的過氧化物酶活力也在不斷增加。烏新Ⅰ號甘草種子和野生甘草種子過氧化物酶的變化規律基本一致，只是前者的活性一直比較高。在萌發的前48 h上升比較緩慢，隨后上升加快，在萌發的第5天過氧化物酶進入快速增加期。第7 d時烏新Ⅰ號甘草種子的過氧化酶的活力遠大于對照組的野生甘草種子。在3～5 d之間，烏新Ⅰ號甘草種子的過氧化酶的活力變化有一個先平緩而后有快速上升的過程，這和對照野生甘草種子的過氧化物酶活性一直上升有所不同。而這恰恰又和圖2中兩種甘草種子可溶性蛋白質的變化相對應。因此，在萌發的3～5 d時，烏新Ⅰ號甘草種子的內在代謝變化和對照野生甘草種子有所不同。

圖2 甘草種子萌發過程中可溶性蛋白質的變化（略）

圖3 甘草種子萌發過程中過氧化物酶的變化（略）

4 討論

藥用植物種子萌發的過程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藥用植物生長的關鍵時期。藥用植物萌發過程中的發芽率和活力指數是評價植物種質的最主要的直觀指標之一，同時藥用植物種子的萌發過程也離不開酶和蛋白質的參與，考察藥用植物萌發過程中的可溶性蛋白質和過氧化物酶的活力也能反映出藥用植物種子的活力以及某些抗逆性［7］。本研究系統考察了選育出的甘草種子的發芽率、活力指數、以及可溶性蛋白質和過氧化物酶的變化，綜合分析表明所優選的甘草種子烏新Ⅰ號的種質比較優秀，田間的栽培實驗和有效成分的分析正在進行中。

育種對藥用植物的栽培來講，仍然是一個薄弱環節。常規選擇育種(Selection breeding)是利用現有品種在繁殖過程中產生變異或與原來性狀表現出顯著區別的現象，經過選擇鑒定而成為新的品種。選擇育種在植物漫長的人工栽培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其他育種方法的基礎［8］，建議在藥用植物栽培上要大力推廣這種育種方法。

隨著中藥現代化的發展，對藥用植物的需求量迅速增加，特別是藥廠生產用藥材的大量需求，導致藥用植物野生資源的不斷減少甚至枯竭，因此藥用植物的人工栽培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成為了中醫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9］。目前我國藥用植物人工栽培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是目前中藥現代化的熱點問題之一。甘草作為藥用、保健和食用等為一體的綠色藥用植物一直用量很大，產品供不應求。甘草的栽培很早就已經開展［10］，但甘草栽培尚存在著種子發芽率不高、栽培甘草質量參差不齊、有效成分含量不高等現象，本研究為優質甘草品種的推廣應用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肖培根. 新編中藥志（第一卷）［M］. 北京: 化學工業出版社， 2001：259.

［2］ 惠壽年， 董阿玲， 徐曉晶， 等. 新疆甘草深度開發工藝的研究［J］. 中草藥， 1999， 30(9): 667.

［3］ 王照蘭， 杜建材， 于林清， 等. 甘草的利用價值、研究狀況及存在問題［J］. 中國草地， 2002， 24（1）: 65.

［4］ 田曉薇， 汪飛杰. 黃 芪、羊藿、甘草規范化栽培與加工技術［M］. 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2：52.

［5］ 李合生. 植物生理生化實驗原理及技術［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165.

［6］ Pallavi Sharma， Rama Shanker Dubey. Drought induces oxidative stress and enhances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growing rice seedlings ［J］. Plant Growth Regulation， 2005， 46:209.

［7］ Rajesh Kumar Tewari， Praveen Kumar. Signs of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chlorotic leaves of iron starved plants［J］. Plant Science， 2005(169): 1037.

［8］ 鄧麗琴， 祝朋芳， 陳長青. 試論常規育種與分子育種的研究應用［J］. 雜糧作物， 2004， 24(5): 280.

新中國的變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人均電信消費；就業結構；面板數據模型；邏輯斯蒂曲線

中圖分類號：F27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3-0122-05

一、文獻綜述

信息技術革命帶來就業的根本變化是就業結構的變化。早在20世紀60年代，馬克盧普(F.Machlup)在他的著作中就注意到知識工人增加正處于轉折時期，腦力勞動需要更多培訓的工人數量增加。Baumol，Blachman，Wolff(1989)，HoweH和Wolff(1993)先后關注這一現象。Howell和Wolff還對美國不同行業的工人進行了歸類，將工人分為四類：知識生產工人、數據處理工人、服務人員和商品生產工人。EwardN.Wolff(1996)根據這個分類標準，對美國1950-1990年的就業結構進行了系統的考察，研究結果表明，美國的知識生產工人等信息化專業人員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增長速度經歷了先快后慢的過程。但國外學者更關注信息化引起的就業結構效應從而會引起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效應。AlanB.Krueger(1991)通過對美國勞動市場的考察得出，在消除各種潛變量影響后，凡是使用計算機的工人比其他類似條件的工人工資要高10％-15％。這種差距可以解釋教育帶來的收入差距的1／3-2／3，證據還顯示，使用計算機的行業和職位越來越多。VasudevaN.R.Murthy，RaviNath(2003)運用協整技術對美國的信息技術資本投資與美國工資收入不平等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證實了從長期來看信息化是工資不均等的原因。Autor，D.L.Katz和A.Krueger(1998)、Autor，D.和L.Katz(2001)也論證了美國工資差距迅速擴大，尤其是信息化對工資差距擴大起到的推動作用。

我國學者更注重信息化的正面就業效應，主要有兩種展望，一是增加就業，二是改變就業結構。孫立波(2005)提出信息化對所謂就業系統的影響。周宏仁(2007)提出要通過推動信息化促進就業。但是丁軍華(2007)認為信息化可能在短期內會減少就業，但是長期會改變就業結構、就業方式和就業觀念。秦為徑、魏曉娜(2009)從信息產業城鎮就業資料證明了信息化可以促進就業。陳皓、武夷山(2002)考察了信息化對北京就業結構的影響，認為信息化使得北京傳統產業就業人數下降，而信息產業就業人數上升。徐盈之、金乃麗(2009)運用投入產出法得出的結果是信息化對其他行業吸收勞動力能力的影響正由弱變強，還提出了較為有利的證據。但是，投入產出法無法反應信息化對整個經濟效率提升帶來的就業變化。同時，模型也不能反應信息化對就業結構影響的動態規律，尤其是我國信息化就業結構效應的地區差距如何?為了促進更高質量的就業，地區的信息化差異政策應該如何制定?在本論文中，筆者將運用動態面板模型，對信息化影響中國省、市、區三次產業就業比例的變化效應，較為清晰地反應這種效應的地區間動態關系。其次，論文的重要貢獻還在于運用邏輯斯蒂曲線計量模型去刻畫中國各省、市、區第二、三產業就業比例增加的變化規律，并根據模型含義提出公共政策建議。

二、模型的設定

(一)從歷史數據看到的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的曲線形狀

近十多年來，中國信息化的步伐與中國就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幾乎一致。從1998-2009年中國人均電信消費與非農就業占比的走勢就可以看出，居民人均電信消費從1998年的人均215.2元增加到2009年的2036元，而非農產業就業人數占比從1998年的48.38％增加到61.33％(見表1)。

根據上述數據，可以計算出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的增加速度與人均電信業務消費增長速度(見表2)。

從表1可以看出，信息化與非農就業占比的增長在波動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只是波動的幅度不同。從人均信息消費增長率的邊際效果看，一般情形下人均信息消費增長較快的年份，其對非農就業人數占比的邊際效應要小。

(二)全國分地區考察的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

就業結構的調整在地區間有顯著的不一致性，這為研究信息化對就業結構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法——面板數據方法。首先分別考察東、中、西三大地區的省份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的變化規律。

東部省市的北京、上海、天津處于高位平緩上升，遼寧省的曲線位置在東部省區處于中等位置并且上升平緩。上升較快的省份是江蘇、浙江(見圖1)。位置比較低的是海南省，海南的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處于最低位置。但是，東部省區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曲線普遍已經呈現較為完整的s曲線。

中部省區除了廣西、黑龍江、吉林比較平緩以外，其他省區的第二、三產業占比曲線形狀大致類似。這些省區的曲線大都處于比例逐步加快上升階段。西部省市區除了重慶在近幾年來展現較快的上升速度以外，其他省區的形狀大致類似(見圖2和圖3)。

上述結果表明，從1998-2009年，中國各省區第二產業就業人數占比時間序列曲線呈現不同的形狀，第三產業各省區的就業人數占比曲線形狀相似性要大一些。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比只在位置上有差別，形狀大致相似，這些曲線大致呈現邏輯斯蒂曲線形狀。

新中國的變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國攝影史；啟示；基礎研究

[中圖分類號]G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4）03 — 0087 — 02

新文化史學因其獨特的研究方法而產生了一系列極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新文化史運動已經由先鋒前衛演沉淀為歷史經典，新文化史學已基本建立的當下，研究新文化史學研究方法對于藝術史這類新興學科的歷史研究有著積極的意義。尤其是對如攝影這樣的研究時間短、研究基礎薄弱、極為缺乏元理論建設的專業門類意義尤為重大。如中國攝影史的研究，對于中國攝影各方面的專業史、門類史、各地區的地方發展史（其研究基礎多為空白）等課題而言，新文化史學等新興學科及其研究方法甚至有著救命稻草般的現實意義，可以保證該類歷史編撰工作順利啟動并形成初步成果。當然，首先要對新文化史學研究方法本身進行辨析，取其精華區去其糟粕。

一、新文化史學研究方法概述

（一）新文化史學概述

新文化史學形成于新文化史運動中，以法國歷史學家米歇爾·福柯為開創，以美國歷史學家林·亨特為集大成者形成了新文化史學派。新文化史學顛覆了傳統歷史學的系統性、嚴謹性和經典性，對歷史學在現當代的發展意義重大。對現當代諸多新的歷史研究課題的研究起到了醍醐灌頂般的作用。隨著文化史的地位在歷史研究里的逐漸提高和歷史專業學科發展的日趨細化，原來在傳統歷史著作里只字不提或只在文化章節里稍帶一筆的研究對象現在都從歷史發展的研究角度進入了本專業學者的研究視野，如中國攝影史的研究。這樣的研究對象往往都因為基礎建設薄弱而缺乏系統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學有明確的治史主張，但自身反傳統的學術定位似乎使得其對于研究方法的總結和對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不夠重視，因為系統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標志著其已經不再是前衛的先鋒了。但現在新文化史學本身也已經由先鋒變為經典，甚至在當下也成了被新的先鋒所反對和批評的對象。于是，研究其自身學科研究方法的時機已經成熟。何況還有如中國攝影史這樣自身尚缺乏元理論、元思維方法及研究方法的新興學科的歷史編撰等學術呼聲的存在。總的來講，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有：注重研究方法的靈活性、不迷信數據、注重哲學性思考、思維方法的簡約等四大方面的特色和優勢。這對于嚴重缺少研究基礎、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中國攝影史的編撰而言，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有價值的。

二、當下中國攝影史編撰的基本情況

（一）研究基礎薄弱

中國攝影史研究的工作基礎很薄弱。攝影術傳入百余年來，中國攝影史專題的著作（包括發表的文章）總共不過百余部（數據來自2013年12月的中國知網和中國國家數字圖書館，攝影家個案研究的成果不在統計之列）。以這樣的研究基礎，編撰大部頭的中國攝影通史的歷史時機顯然遠未成熟。應該鼓勵各地區從自身研究基礎和地域特色出發先將一省一市的地區攝影史編撰著手進行，《廣東攝影藝術志》《上海攝影史》《長安攝影志》（東莞長安鎮）是其代表。隨著這方面研究基礎的不斷積累，從全局出發進行編撰的中國攝影史自然就成了有的放矢的有源之水。

（二）缺乏有針對性的研究方法

中國攝影的發展缺乏元理論的建設和專業與學科的系統建設，也缺乏本學科本專業的研究方法。相關研究方法的運用多是從傳統的藝術學研究方法中截取的，能保證研究的大方向，但難以保證研究的深入性和專業性。而中國當下的藝術學本身的元理論的建設和專業與學科的系統建設也處于發展階段，許多元理論問題也尚未得到共識。在這樣的背景下，編撰中國攝影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出現混亂和無助就是必然的了。如何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來選擇有針對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強研究方法在針對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就成了攝影史研究的基礎性和前提性工作。這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哪怕是先做以單方面的有效嘗試），中國攝影史的系統編撰就是一句空話。

三、新文化史學研究方法對于中國攝影史編撰的啟示

（一）注重研究方法的靈活性

新文化史學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靈活，幾乎從不按套路（即傳統史學研究方法及其體系）出牌。其實，在新文化史選擇了不同于傳統的另類研究對象的時候，其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在傳統史學來看就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混亂）和靈活性。中國攝影史的編撰目前是出于初始階段，甚至是“哪些內容可以成為中國攝影史的研究對象”這個基本問題還在討論之中。其實，從歷史的角度講這個問題本無需討論，只要從自身能力和興趣出發，對各自感興趣的專題各自進行研究，如各省市各自的攝影發展史。待這些研究成果日漸豐厚和完善之后，大部頭中國攝影史的編撰自然就會水到渠成。于是，各省市各地區各自的攝影發展史、各行業各專業的攝影發展史、各種風格及各種審美取向的攝影發展史就是目前及其后的時間段里（至少在未來的10年內）中國攝影史的實際研究對象的主體。而面對這些個性大于共性、區別大于聯系、甚至連發展的時間斷代都有很大差異的不同的攝影現象和類別，單純劃一的研究方法肯定是不適用的。無論這種研究方法是多么的有系統性和科學性。對于中國攝影是而言，在當下特定的歷史階段，以研究對象自身的屬性和特點出發，運用一切可以運用的研究方法，強調研究方法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即強調靈活性而不是經典性和系統性，才是研究方法運用的最大的原則。對此，新文化史學給我們的啟示是最為直接的。

（二）不迷信數據

在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系統中，數據引證法和數據比較法是較為常用的。在現代的年鑒學派里，對數據引證法和數據比較法更是推崇之極。通過數據以及數據的比對，許多觀點可以增加可信度甚至是直接被證實。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對象多是一個小小的點，與其所在的體系相比，因為在性質方面的極為不對等，很大程度上二者各自的數據是沒有多少可比性的。于是，新文化史往往集中闡述研究對象本身（甚至對其產生的原因和對后世的影響都不太關注），而不通過引用其他類似對象的相關數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和闡述的史實。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閱讀的枯燥并有助于理解的順暢。攝影的便捷性和普及性使得我們在某一方面較容易地獲得了影像資料及其相關數據的同時很可能忽視了（也可能是無法獲取）另一方面的資料和數據。當我們談及攝影的時候很可能實際所指的是在“藝術攝影”這個語境下，而不包括新聞攝影等其他攝影類別。而若編撰“中國攝影史”則除了藝術攝影之外的如新聞、紀實、科考、人類學、商業、新銳、現當代藝術等形態的攝影也必須給予考慮。甚至為了結論的客觀性要將這些攝影形態給予大致相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花大量筆墨在藝術攝影而忽視了其他攝影形態。這種情況現在較為普遍。若認清了上述弊端之后，就不應該迷信現有數據（因為其很可能是從藝術攝影這個單一的渠道獲得的），而是應該花精力去再廣泛搜索其他攝影形態的數據以保證結論的客觀性。或者索性先將自己的研究范圍定位在區域研究、地方研究、行業研究甚至是攝影家個案研究上，以減小對數據的依賴。

（三）注重哲學性思考

哲學性在傳統史學看來不是研究和表述的主體。雖然傳統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之下的經典專著如《史記》《左傳》等，無不閃耀著傳統東方哲學的光輝，以至于被傳統哲學反復引用。但無論中外，傳統史學觀點在主觀意愿上是不注重對哲學性的研究和表述的。這就從根本上成為了阻斷歷史學與哲學交匯，尤其是阻礙了“以史學專著來探索并發展哲學”、“以哲學理念來指導修史和理解歷史”這兩個編撰和研究歷史主要的價值意義。而新文化史筆下的研究對象似乎都是按照某種哲學理念來運行或生活的（客觀上也的確是如此）。這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哲學性和哲理性和明顯，也恰恰暗合了現當代學術研究交叉性、綜合性、復合性的歷史發展需要。中國攝影史的編撰恰逢我國華夏文明偉大復興和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歷史契機，注重研究成果包括哲學導向、哲學立場等在內的哲學性是歷史的必然要求。于是，為了中國攝影史編撰工作的順利進行，也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學術深度，強調研究方法的哲學性是十分必要的。哲學作為所有學科尤其是文化類各學科的基礎性學科，其研究方法無疑會對每個文化類的專業和學科發揮作用。而且，近年來受浮躁之風的影響，學術研究也出現了許多浮躁現象，對哲學等基礎性學科及其研究方法的關注程度有所減少。中國攝影史的研究和編撰恰逢此時，在系統的研究工作開始之初更應該在此方面引以為戒。

（四）思維方法的簡約

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不選擇傳統史學那種以宏大敘事為主的思維方式方法，轉而選擇微小的切入點來做研究，講究小中見大，體現了思維方法的簡約。為了不因此使研究陷入瑣碎和虛無，新文化史學加強了對抽象思維方法的運用。這也是為了與強調哲學性的研究主張相配合所決定的。中國攝影史的研究和編撰為了能夠跳出單純的政治史或社會史表述的傳統研究方法體系（至少沒必要每個研究課題都這樣做），而轉向文化史、藝術史表述方式的軌道上來。強調思維方法的單純簡約反倒是有意義的。而且，由于攝影的可視性和直觀性，容易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傾向于具體法而忽視抽象法。但抽象思維方法的運用是使研究成果由初級提升至高級，由瑣碎提升至系統，由片面提升至全面的必然之路。未來數年，中國攝影史各局部的研究成果會迅速增加并得以匯總。于是，抽象思維方法的運用會確保其系統化、理論化的順利完成。

四、結論

雖然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也還存在許多問題，尤其是在傳統經典史學看來缺少嚴謹性和系統性。但對于攝影這樣缺乏本專業元理論體系建設的新興專業，對于中國攝影史這樣非常缺少研究基礎的全新課題，新文化史學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其可以很快地啟動中國攝影史尤其是各地區、各行業、各門類的攝影發展史的初始研究。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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