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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字金》 翻譯策略 英譯本
一、引言
《三字經》成書于宋代,流傳至今已經有七百多年的歷史,是我國三大國學啟蒙經典之一,在詩學、蒙童教育、文化傳播學等諸多領域具有深遠影響,鑒于其豐富的文化負載和廣泛影響,這本小冊子于16世紀便有了拉丁文譯本,并從此開始外播的步伐。在《三字經》的諸個譯本中,英國外交官、漢學家翟里斯(Herbert Allan Giles)的譯本影響較大。本文以翟譯本為基礎,主要采取歷時、共時和對比的研究方法,綜合文化學、歷史學、對比語言學、翻譯理論等學科的相關方法,試圖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對《三字經》翟譯本翻譯策略選擇進行多維考察,特別是其歷史局限性,并在此基礎上探討該譯本在21世紀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對我國典籍外譯主體和籍重譯方面的啟示,以使不這部經典小冊子的意義不斷得到開掘和闡釋。
二、翟譯本的譯文體例
翟里斯于1873年第一次重新翻譯了《三字經》,收錄在他出版的第一部漢英譯作《兩首中國詩》(Two Chinese Poems)中,因其譯本備受各方苛責加上他本人也不很滿意,于1899年重譯了《三字經》。這個譯本在原來版本的基礎之上,附上了原文并且做了大幅的注釋,使原本28頁的原譯本增加到了178頁。這個譯本有著非常深遠的跨文化影響,甚至直至今天依然是英語世界漢學的常用教材和研究漢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手資料。
在探討翟譯本的翻譯策略之前,有必要回顧譯文的基本體例。如 “人之初”的譯文如下:
人 之 初
Jen chih chu Men at their birth
Man arrive beginning
Jen is a picture of the object, - Shakespeare’s forked radish. Like all Chinese characters,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a root idea, humanity,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nd its grammatical functions vary in accordance with its position in a sentence and the exigencies of logic. The context, lines 3 and 4, here calls for a plural.
Chih originally meant to issue forth as grass from the ground; and by the extension, to meet, to arrive at. It has come to be used conventionally as a sign of the possessive case, a particle of a subtle influence, and a demonstrative pronoun also, from its shape, =zigzag.
Ch’u is composed of 刀 tao knife as a radical, and 衣 I clothes (衣 in combination), and is said to derive its mean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knife or scissors to a piece of new cloth.
考察翟譯本,其翻譯體例都如上所列,按漢語自然小句結構每三字譯出對應的英文。譯文由漢字拼音音調標注體系(威妥瑪-翟里斯拼音,拼音右上角的數字標注是該漢字的聲調),漢字逐字對譯系統,小句翻譯以及附注構成。附注部分是篇幅冗長,大致分為三類:漢字偏旁、形、義及相關詞組典故的注解、前譯本誤譯及不充分翻譯譯標注、文化現象闡釋等。
三、翟譯本字本位翻譯策略
翟里斯按照許慎《說文解字》,在附注部分對每個漢字的結構逐一進行解釋,試圖把字形字義結合起來,然后才在此基礎上,以句為單位,逐句譯出原文。如在“性本善”的譯注中,對“性”的解釋先從偏旁“心”說起,而“生”是形旁。接著闡釋“性”:人天賦的道德品質、性情、脾氣。隨后說明“心”在漢語指心智中心。最后在譯文部分給每個漢字標示出該字英文字面翻譯。
因此,翟里斯深刻認識到漢語字本位的特點,注意到漢語行文的字詞句篇是由小到大逐步聚合的過程,因此首先采用了字本位翻譯策略,即他注意到了漢字是形、音、義結合體。首先對漢字注音標調,然后從偏旁部首出發一一闡釋,注意到了漢字字形字義的相關性,由形及義,通過逐步解析詩歌雋永凝練的語言,使意義逐步得到呈現。可以說譯者翻譯策略的選擇使譯語受眾能夠充分領悟原語的特點并在閱讀譯文的同時深刻領會到譯文背后深厚的文化負載,因此在我國經典文化外傳方面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其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主要體現在一下三方面:
(一)譯語文本增殖。
首先,增譯使得原語文本意義發生增殖,影響目的語受眾全面把握原語文本原貌。譯本使一部精悍短小的童蒙教材變成一部冗長的漢語教材,大篇幅地闡釋字形、字體構成及相關文化負載,使附注部分遠超過譯文的比重。從譯語受眾接受的角度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外域讀者從整體把握上全面把握這本小冊子。譯文讀者自然落入譯者視野,更多地關注漢字音形義及其相關的文化負載,相應減少了對譯文文本整體性的注意力。
基于跨文化交際目的,我們立志于優秀的漢文化外傳,應該努力使譯語受眾從形式到內容整體感知這本小冊子的文化特色,至少要做到使譯文讀者“感受到原文讀者是怎樣欣賞原語文本的”,即做到最低限度的功能對等(奈達,1993:118)。具體到《三字經》,從形式講,譯文應反映出原文整齊悅耳的音律美,三字成句,兩句一組,譯文應在最大限度范圍內再現這種形式和格律美。翟里斯作為出色的譯者,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注意到了譯文音韻和諧,但附注部分割裂了兩句一組的完整性,從而影響了譯文讀者窺探原文全貌,整體把握其精髓。
(二)音調標注不甚合理。
盡管翟里斯立足于字本位,注意到漢語音形義三位一體,但音調標注部分也不盡合理。正如郭著章(2000:414)所說:威—翟拼音和用數字1—4表明聲調的做法有失科學性。因為此拼音系統保留了接近英文拼法的某些特點,在異化翻譯某些文化專有項方面主要依據這個拼音系統,如“連山”譯為Lien shan (Line 139),“歸藏”異化音譯為Kuei tsang (Line 140)。威—翟拼音系統是西方人對漢字進行羅馬字母標音的有益嘗試,為現代漢語拼音的誕生奏響歷史前奏,其積極意義不容置疑。但在中國綜合國力,文化影響力不斷加強的今天,在漢語拼音推行已經半個多世紀,已經完善成熟的新的文化歷史語境下,異化翻譯策略應充分尊重原語的編碼體系以及受眾廣為接受的通行漢字拼音標示體系。
(三)逐字英譯割裂譯文完整性。
最后,漢字字面意義逐字英文標示的做法也有待商榷。我們認為單字英文含義標示增加了譯本接受的難度。翟里斯盡可能按許慎的《說文解字》,把每個漢字的字面意義翻譯出來并于音調下方標注。如對“教之道,貴以專”分別標示為“teach, arrive, road”和“valuable, take, single”。兩句譯文如下:The right way in teaching is to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to thoroughness。且不論對每個字的翻譯得當與否,考察每個漢字的字面翻譯與翻譯小句之間的關系后發現,逐字英文標示與最終的譯文之間并非總是存在對應關系,因為翟氏主要采用意譯。如上例所述,如果說“教”能以“teach”代之,剩下的五個字的翻譯與譯句之間未見得直接相關。對于譯本受眾來說,增加的逐字翻譯并未對他們理解原文本有所裨益,反而因為字面翻譯與最終譯文之間的差距而使他們陷入考據或訓詁的漩渦中,一定程度上影響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實現。另外,譯者在附注部分對每個字的詳解也使這種標示顯得重復多余。如上例對“貴”在附注中詳解之后解釋為“precious, honorable”,與 “valuable”屬同義重復,從而讓這種標示顯得意義不大。
(四)字本位策略局限性啟示。
1.譯者主體問題
《三字經》翟譯本翻譯策略選擇的局限性使其存在種種遺憾。正是基于此,我們看到典籍外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即翻譯主體問題。翟里斯翻譯《三字經》時,任駐寧波領事,是以外國人身份自主選擇原語文本主動將中國典籍“譯出”。時隔一百多年,今非昔比。翟里斯時代的中國積貧積弱,政治、經濟、甚至文化領域的事務處于外國列強干預之下,包括文化在內的各項交流均處于弱勢地位,再加上當時漢英兼通的人才極度匱乏,所以翻譯的主要群體為在極短時間內以驚人速度掌握漢語的傳教士、漢學家、外交官等。步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經濟、政治、外交、文化教育領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系統的‘譯出’工程主要還得靠中國學者來承擔”(潘文國,2007),也有學者認為譯出或外播工程應以中國譯者為主力,然后讓母語為英語的外國人做一些輔助的“潤飾”工作,來“錦上添花”(霍躍紅,2005)。總之,在文化全球化時代,中國譯者要肩負我國優秀典籍文化外播的重任,克服外國譯者因對漢語認識的局限性,原語文本闡釋不全不細甚至錯誤的缺點,主動選擇經典作品譯介,改變中外文化交流外播遠大于內傳的不利局面。
2.對重譯的啟示
根據伽達默爾的闡釋學理論,由于理解具有歷史性,文本的意義永遠處于向未來生成的無限可能性之中。特定時代的譯作只能是對原作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延伸和擴展,是特定歷史和特定文化條件下的臨時性產物,因此從文本歷史局限性來講,重譯是必要的。《三字經》翟譯本帶著深深的字本位翻譯烙印,從一本童蒙小冊子增殖為一部漢語教材是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國外播文化弱勢,帝國主義國家急需精通漢語的人才。在今天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勢必要改變翟譯本的漢語教材主導的翻譯目的,以及此目的指導下的字本位翻譯策略。以中國譯者為主體的譯者應以成功實現跨文化交流,促進中國典籍外播,擴大我國文化影響力為目的,更應立足于再現原語文本的全貌以及其深厚的文化負載。具體來說,首先注音體系應以通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大陸拼音方案為標準,改變欠合理的威-翟拼音體系,按字注音標調。其次,翻譯應以注重再現原語文本的結構對稱性及音韻美,再現原文的三字成句,兩句一組。最后,單個漢字注釋、典故及各種文化負載項可作為附文,以附錄形式附在書后供讀者自主閱讀。
五、 結語
本文以《三字經》翟譯本為個案,通過回顧該譯本產生的歷史文化語境,探討了翟里斯所采取的字本位翻譯策略的局限性及其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對我國典籍外譯的啟示。以期對我們開展漢籍外譯的翻譯策略研究、典籍重譯等工作有一定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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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經》自問世七百余年來一直是兒童啟蒙的必讀之書,其編寫甚為精彩,內容引經據典,涵蓋了四書五經、三綱五常等等。書中備述做人之道、為學次第,涉及自然知識、社會科學知識,可以說是包羅萬象,多姿多彩。依據文意可以將全書分為六大部分。一,人性教育篇,從“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學,不知義”;二,倫理道德篇,從“為人子,方少時”到“首孝弟,次見聞”;三,名物常識篇,從“知某數,識某文”到“此十義,人不同”;四,習學次第篇,從“凡訓蒙,須講究”到“文中子,及老莊”;五,歷史更迭篇,從“經子通,讀諸史”到“通古今,若親目”;六,勸學篇,從“口而誦”到文尾“戒指哉,易勉力”。這六部分中心思想雖不同,但卻貫穿著“教之道,貴以專”這條主線,突出教育兒童求學、立志,走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集中反映了儒家的人生義旨。除了作為集中的兒童識字課本外,《三字經》又擔負起對兒童進行知識教育和思想教育的任務,其中名物常識篇、習學次第篇和歷史更迭篇都是屬于知識教育的范疇,所占比重比較大。思想教育除三綱五常外,更多的是在進行勉勵讀書、為人處事的教育。識字、知識教育和思想教育三者有機結合在一起,以豐富的內容、不朽的精神流傳至今,可以說是一部“千古奇書”。
2《三字經》的特色
《三字經》誕世以來歷代學者對其修訂推廣,不僅在漢族廣為學習,還被翻譯為滿文、藏文、蒙古語等多種版本,并先后傳入日本、歐洲,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入《兒童道德叢書》。由此可見,該書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這與其特色密不可分。
2.1從教育目的角度分析
中國古代蒙養教育的目的是“蒙以養正”。養正,培養正氣。蒙以養正,指對兒童的培養應端正其思想品德,這表明了我國古代童蒙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從兒童時期起,對他們進行良好的教育,使他們得到良好的陶冶,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養成良好的品德。古代給予童蒙教育以極大關注,許多大家都認識到兒童期是道德品質形成的關鍵期。如南北朝的顏之推有過一段經典的論述“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之為則為,使之止則止”。南宋朱熹認為小學階段(8~15歲)的教育是打基礎階段,將之比喻為“打坯模”階段,打好圣賢坯墣至關重要,大學階段才可以在次階段上加工打磨,便可以成為圣賢之上。無論如何重視幼童階段的教育,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良好品德的形成,即“養正”。北宋張載提出了明確的“蒙以養正”的德育思想。“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不懂事的孩子,二是指事情的未發狀態,即兒童在尚不懂事之前或錯誤價值觀念未萌發之時,對其進行恰當教育,培養優良品格。成書于理學盛行的背景下的《三字經》,儒家氣息濃重,“善”、“孝”、“禮”、“仁”、“勤”等思想在書中盡顯,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美德,事實證明而儒家兩千年的道德教育是很成功的,這些思想都深植人心。《三字經》在進行識字和文化教育的時候,始終伴隨著道德教育,這是其靈魂所在。教會兒童做人處事,勤奮刻苦,其目的定位是符合社會和個人需要的。例如在書中的第四部分關于學習內容,提及的經籍蘊含的德育思想都是為它的根本目的服務的。在第一和第六部分更是通過例子來凸顯出個人品德修養的重要性。今天我們更多地將《三字經》道德類讀本,在德育的統帥下,輔之以智育和美育,把人們的道德意識、道德情感和道德價值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善”突顯出來,意在作為人們道德規范的第一標準,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也極有價值。以德育為先的教育目的的確定,再確定教育內容和方法等方面,水到渠成。
2.2從語言特色角度進行評析
周谷城說:“有的蒙學書能夠長久流行,為社會長期接受,在傳授基礎知識,進行道德教育方面,采用易于上口記憶的形式等方面,確實有長處和優勢……僅僅在這一點上,既有其文化價值又有教育是價值。”《三字經》在語言方面的特點也是其成功的一大法寶。
2.2.1文字淺顯易懂,語言精練
書中所選文字在當時都是一些很常見的字詞,放在今天的閱讀教材中大部分也是常用字,而且語句簡潔明了,有些近乎口語。如“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淺顯的文字使內容通俗易懂,適合各個層級的人們使用。此外《三字經》語言精練,不管哪個版本的差別并不大,全書1200多字就涵蓋了六個方面,篇幅短小,內容豐富。其中第四部分200余字就把四書的作者、內容,六經的傳注以及有代表性的國學典籍講清楚了。第五部分用400余字講述了古代朝代更替、帝王興衰、歷史巨變,幾千年的歷史做了準確概括,這種口訣式的啟蒙方式對歷史知識的普及具有良好的效果。
2.2.2句式整齊,便于誦讀
《三字經》因三字一句而得名,這種三言得結構形式短小活潑,易于朗讀,且隔句押韻,非常帶有節奏感,聲調和諧,讀起來朗朗上口,抑揚頓挫,悅耳動聽,孩子們自然是喜聞樂見,非常利于在民間口耳相傳,具有語言上的美感。所以即便在蒙學式微的背景下,《三字經》卻依然能夠傳承至今。
2.3從學習方法角度進行分析
2.3.1讀書、識字
宋代蒙學十分重視對兒童進行嚴格的知識訓練,強調基礎對兒童今后發展的重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求兒童在“讀”字上下狠功夫。據記載讀一本《三字經》約半年時間,除了熟讀成誦之外,還要求對基本字詞的掌握,即識字在先,然后在進行讀寫最后是作文。區區一千余字的小冊子需要半年時間,可見要求嚴格。當然在讀法上也有要求,程端禮在《程氏家塾都市分年日程》中明確指出要“勞于讀書,逸于作文”的主張,在讀書的時候必須高聲誦讀,字字響亮,對所讀內容“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直到熟讀成誦。這種以“讀”為主的教學方法,遵循了兒童智力的發展特點,即多記性少悟性,符合兒童語文學習規律。顯然是合理的。此外宋代蒙學還嚴格要求兒童良好的學習行為、學習習慣的培養。讀書時書桌整潔、愛護書本、身體端正,這些都為后代所繼承。
2.3.2重視教育規律,激發求知欲
《三字經》對讀書的順序做了清晰的梳理“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經既明,方讀子孝經通,讀諸史”,古人遵循這條讀書順序,一本書一本書按次序踏踏實實啃下來,背下來,再經過塾師的“開講”、自我的領悟,日積月累而逐漸有了一定的文化底蘊。這些書目的安排是按程度深淺排列的,根據學生的學習情況,扎扎實實地學習后再循序漸進地前進,為下一個階段的學習打好基礎。《三字經》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來選擇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其內容形象具體、生動活潑、切于實用,以典型人物、歷史故事為切入點來進行。內容趣味性和強,其中不乏忠孝勤奮的故事,讓學習道德教育結合起來,既通俗又有趣。在談及大自然時列舉的水陸草木、飛禽走獸、六谷六畜均能貼近生活,是孩子們看的見摸的著的,符合兒童形象思維的要求。在談到算數、學會認字時,寫到“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將數字順序的推進和識字由少到多的巧妙結合起來。通過對《三字經》上述三方面的研析,可以找到很多有價值的地方,對今天的小學語文教學也有所啟示。在今天的“讀經教育”的爭議中,有學者力證這些蒙學讀本不能“蒙以養正”,甚至毒害匪淺。筆者在這里所講的啟示不是意在把《三字經》還原到今天的課堂內外或教材編寫,這是不現實的。所意在于抽象到教育目的,具體到學習內容,細化到學習方法等層面。
3對小學語文教學的啟示
語文是一門課程,更是貫穿于生活、學習各階段的一種應用手段。“語”指口頭語言,“文”指書面語言,口語和書面語就構成了語文最基本的要素,能力、感情和方法等都建立在這兩個因素之上。
3.1語文教學的基礎——識字教育
古人把識字作為開端,識字量定為二千左右,這是長期教學實踐得出的結果,然后再進行讀書寫字,并同時擴大識字量。讀完《三字經》顯然不夠量,仍要讀《百家姓》和《千字文》,三本書一年多讀完識字量就可以達到2000,效率極高。新課標規定小學三、四年級須累計認識常用漢字2500個左右,其中會寫1600個,卻用時四年,無論是數量上還是效率上都較低。今天的小學生雖然有很多校內外的知識和技能要學習,但是他們的學習條件和學習能力有很大提升,識字是進行學科學習的基礎,我們應該提高小學識字率。今天有一系列的提高識字率的教學實驗,能較好的實現高效快速識字教學的目標,為閱讀打下基礎。小學語文學習中拼音學習在低年級很重要,但是對于剛入學的兒童既無形象可言,也無興趣,在短暫的新鮮感之后可能是對拼音的厭惡。識字的方法很多,不同版本的教材也對古代韻語形式進行了借鑒,效果正在被驗證中。小學識字量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認,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小學低年級主導學習任務之一就是識字,識字的效率應提高,一線教師可以嘗試運用多種方法開展識字教學,扎實打好基本功,為后續教學奠定基礎。
3.2小學語文學習方法——讀、寫結合
蒙學強調讀誦,《三字經》亦符合這一要求。兒童的理解力低,大多靠一遍一遍的復述、朗讀來記憶,這個時期兒童的記憶力是極好的。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記憶力是從零歲開始,一至三歲有顯著發展,三歲至六歲進展更為迅速,六歲至十三歲,為一生中發展的黃金時期,至十三歲為最高峰,以后最多只能保持制高點,二十歲以后,心境稍微不平衡,便有減退的可能。小學階段是記憶發展的關鍵期,若錯過這一時期,效果很難如人意,進行補償也會付出更大代價。今天小學語文課堂上,教學方法層出不窮,例如情景教學法、合作探究法、問題教學等,課堂氣氛是輕松了很多,但是孩子們究竟學到了多少有用的知識,基礎教育的“基礎”打的有多牢固,不可知否。在陶冶心靈,交流感情的同時,口語、發音、識字、記憶等這些基本技能決不能忽略。現在兒童隨大流發音,發音不標準,閱讀能力差,小學過后很多內容早就忘記了,成人更是有類似的情況。讀不僅可以加強記憶,培養語感,更能引導學生感悟漢語之美,感受正確而自如地用漢語表達自己的快樂,建立與母語的血肉聯系,將母語所蘊含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根扎在心靈的深處,并在此基礎上構造自己的精神家園。熟讀成誦并不是一種負擔或強求,這個時就要訓練孩子的記憶力,記住了以后長大了也會有印象,甚至可以脫口而出。此外,寫字也很重要,從基本筆畫、基本字形和基本結構練起,為書面語的應用打好基礎。讀和寫結合,不僅可以加快認字,更是對語文基本素養的培養。
3.3語文教學的核心——教學目標
漢語拼音學習完了,現在我學會自己拼讀帶拼音的故事書了,也學會用拼音輸入法在電腦里打字了。雖然速度很慢,可我還是很開心,這一天可讓我等得太久了。
今年暑假,為了準備好上小學,媽媽教我認識了近三百個簡單的常用漢字,看到爸爸媽媽每天拿著報紙讀,我也湊過去。可我還是有許多字都不認識,只能看看圖片。街上別人發給我宣傳單我也看不明白。唉,不識字還真不是個滋味。
現在好了,我可以把學到的漢語拼音用來為自己服務了。中午到校時間早,我就去班上的圖書角找自己喜愛的書來讀。晚上做完家庭作業,媽媽也安排點時間給我讀故事書。什么成語故事呀,童話故事和兒童版三字經,都是我喜歡看的書,我覺得書中的故事挺有趣的。在百度搜索框里,我輸入自己的名字,嘿,有關男的女的,大的小的李一帆的信息,跳出好幾十條來,還有很多李一帆的作文寫得很棒。我太羨慕他們了,就讓媽媽幫我在網上注冊,搶來作文本就寫起來。當然光憑自己還不行,還得媽媽在一旁指導呢。不過總有一天,我不用媽媽指導,自己也能獨立完成的。因為我會慢慢長大,而且學到的知識也會慢慢增加。怎么樣?為我加油吧,我會更加努力哦。
【關鍵詞】國學經典 啟蒙誦讀 做法
【中圖分類號】G6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4)33-0089-01
為讓《三字經》《弟子規》《千字文》《百家姓》《笠翁對韻》《論語》和唐詩宋詞等國學經典走進兒童心靈,進行啟蒙性誦讀,培養其良好的誦讀習慣,提高其國學素養,傳承中華優秀的文化精髓。在指導低年級學生進行國學經典的啟蒙性誦讀時,可以按照以下幾點去做:
一 保證誦讀時間,讓誦讀成為習慣
學校經典誦讀的主陣地是早上的20分鐘誦讀時間。由于低年級學生在識字方面存在較多的困難,學期初期讓學生每天早上利用20分鐘的時間熟悉誦讀內容:先把前一天的內容復習一遍,再把當天的誦讀內容領讀一遍。接著,調動學生積極性,借助拼音自己嘗試讀后面的內容。讓識字量多的孩子成為“小老師”領著學生讀。低年級學生爭當“小老師”的積極性很高,在爭當“小老師”的過程中,大部分學生已經熟悉了整本經典誦讀書的內容。如此往復,學生就會養成一到學校就開始誦讀的良好習慣。學期后期,教師重點指導誦讀的語氣、語感,對某些咬字不清、發音有誤的學生重點指導。
二 指導方法多樣,讓啟蒙誦讀快樂自信
1.示范法
對于低年級學生而言,許多國學經典的內容需要反復示范。示范要素有:讀音示范、朗誦示范、儀表示范。讀音示范主要要求學生咬字清晰、字正腔圓地講普通話。朗誦示范主要是通過學生聽教師的語感語氣,模仿教師朗誦的輕重緩急、停頓虛實,慢慢體悟。儀表示范主要是讓學生在坐著或者站立時,挺胸收腹,姿態美、發音響亮、表情自然。讓學生看到老師一絲不茍地美美地吟誦時,學生自己就會產生美的體驗,愿意跟著老師學習國學經典。
2.標記法
在誦讀指導初期,適用標記的方法。用重點號標記讀得比較重的字詞,用左斜線劃分停頓,用波浪線標記讀得輕的詞語。教師示范,學生標記,嘗試朗誦。標記一部分之后,大部分學生還會發現國學經典誦讀的一些小規律,自己也會標記了。例如五言和七言的古詩,吟誦特征比較明顯,學生比較容易掌握。誦讀指導在相應的標記完成后,不能死板教條地誦讀,容易形成唱讀唱誦,要結合內容、大意指導學生吟誦,形成結合文意誦讀的習慣。例如《晨讀對韻》,三字的短句誦讀速度稍快,其他的內容和誦讀古詩的節奏大致相當。《弟子規》一般前半句稍速度快,后半句語氣稍重,遇到感嘆號和問號的句子,誦讀出相應的語氣。例如“財物輕,怨何生?”理解之后再誦讀出反問的語氣即可。
3.聆聽法
在指導學生誦讀過程中,可以“偷懶”,讓學生專心聆聽別人的誦讀,一遍遍之后,熟讀成誦、熟聽成誦。
4.情境法
國學經典誦讀的過程是母語教學,很多內容雖然看起來不容易理解,但呈現的情境是學生可以感受到的。例如《弟子規》中“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輒凈手。”就是講早晨起床后,必須先洗臉、刷牙、漱口使精神清爽。大小便后,一定要洗手,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才能確保健康。
課堂上,教師通過自己的語言,還原生活,講故事,看風景,學道理,讓學生在情境中了解誦讀內容;師生指手畫腳地比畫,或者老師說大意,學生猜詞句,或者老師描述場景,讓學生感受,就可以激發興趣,加深印象。
5.激勵法
賞識和激勵很重要。讓孩子多表現,讓孩子有一點進步就感到快樂。教師要及時評價:瞧,你又進步了!聲音真好聽!孩子,你理解了這首詩,從表情上就看出來了……這樣,既保護了學生誦讀的興趣,又激發了對經典詩文的熱愛,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6.合力法
低年級學生鞏固背誦有一定難度。誦讀時對情感基調的把握很難,不易誦讀出輕重緩急,誦讀時只有一個調子。教師還可以教給家長方法,形成教育合力,學生就會進步很快,有成就感,自信快樂。
三 開展活動,教學相長
活動促進成長,如學生結對子互幫互助、評比誦讀小明星、國學經典誦讀展示、誦讀檢測等。這些活動,滌蕩心靈,豐富生活,教學相長。
四 形成措施,穩步推進
整體上,教師這樣來推進:一個原則:熟讀成誦;兩個參與:家長參與、教師聯手;三個把關:教師把關、家長把關、學校把關。
李靜怡
說起讀書的故事,最難以忘懷的便是那拼音都還讀不準,字都不識幾個純真年代。四五個乳臭未干的小孩手捧著《三字經》,齊齊坐在湖邊搖頭晃腦地讀著書。書里講什么都還不明了,只知道要學習、要學習,只知道靠學習才能把自己送出鄉村,才能過上好日子。
除了《三字經》外,我們還看了許多文學作品、格言警句,于是便有了以下的讀書故事:
書 是 食 物
“姐姐,我肚子餓。”弟弟拉著我的衣角,抬頭望著我。可離吃午飯時間還尚早,而那時的小毛孩身上哪會帶著錢。于是哥哥默默地掏出一本《中國故事》,在弟弟面前晃了晃,道:“喏,給你‘面包’。知道吧,高爾基說過‘我撲在書籍上,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一樣’!”一群孩子被哥哥的話逗翻了,連剛剛還哭喪著臉喊餓的弟弟都笑開了花,摸著自己的肚子接哥哥的話:“飽了飽了,多謝。”
我還覺得意猶未盡,便接著說:“不夠不夠,面包不夠營養。”說著拿出懷里的《西游記》,“來,給你點營養品!莎士比亞說過‘書是全世界的營養品’!”
我這一說,二哥又覺得自己要是比小妹遜色那怎么行?倏的站起身,俯視著我們,撅著嘴道:“你們說得太簡單了!西塞羅還說過一句話呢!‘書籍是少年的食物,它使老年人快樂,也是繁榮的裝飾和危難的避難所,慰人心靈。在家庭成為快樂的種子,在外也不致成為障礙物,但在旅行之際,卻是夜間的伴侶’!”
“你厲害你厲害!”大家都被這不服輸的哥哥給逗笑了,紛紛豎起了大拇指。在一片歡樂的笑海中,食物那些“身外之物”早已被忘卻得干干凈凈。
書 是 鑰 匙
還記得列夫·托爾斯泰說過,書籍是智慧的鑰匙。那年我初入城市上學,有點兒跟不上“城市人”的步伐,學習逐漸被動。一日夜里,我問上鋪的二哥:“誒,你說,書籍是智慧的鑰匙,那鎖在哪兒?”他頓了頓,回道:“在你心里,”我不解,他又接著說,“你要是想讀,讀懂了,這書自然能把那鎖開;你要是不想,排斥它,又給它上了幾把鎖,連神仙都幫不了你。”我一想,是啊,學習哪有分什么“城市人”“鄉下人”,這一切不過是我的“借口”罷了。
那一夜,我又想了很多。翌日,心頭的“鎖”好像一夜之間都解開了,連班主任都大呼奇怪。多虧了那句話,我終于找回了當年讀書的初衷,僅僅是,喜歡讀書,不為其他。
書 是 生 命
上了初中,書變得“可怕”了,為什么這么說呢?作業量變多了,學業壓力變大了。想像以前一樣手捧書本在書海里漫游似乎變得不可能。我也試過偷偷地看,在學校不成,就在回家路上看,回到家,就躲在衛生間看,偷偷地看,生怕被發現。
一日,我按捺不住書的誘惑,翻開了剛買回來的文學合集。不料一時大意,看書看得入了迷,連媽媽進自己的房間了都沒察覺。終于還是被發現了,她狠狠地批了我一頓,沒收了書,還丟下一疊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