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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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制度范文第1篇

關鍵詞：漢語 詞匯 文化

一、從“歸”、“舅姑”等詞看中國古代的婚姻制度

“舅” 、“姑 ”都是源起很古的稱謂詞。《爾雅 ·釋親 》“母之兄弟為舅。 ”又 “父之姊妹為姑。 ”《 詩經 》 中已多見。《 秦風·渭陽 》“我送舅氏 ，曰 至渭陽。 ”毛傳 “母之兄弟 曰 舅。 ”《鄴風 ·泉水》 “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毛傳 “父之姊妹稱姑。 ”毛傳自然是直接從《 爾雅 》中引來的。總之“舅”“姑”的這兩個義項的歷史 ，據文獻記載大約也有三千年以上了。然而 ，同是在《爾雅 ·釋親 》 中 ，“舅”“姑 ”又有別的意義“婦稱夫之父曰男，稱夫之母曰姑。”在其它先秦典籍中也有用例，如《國語 ·魯語 》“古之嫁者 ，不及舅姑 ，謂之不幸。 ”又 “吾聞之先姑。 ”韋注 “夫之母日姑 ，段日先姑。 ”《 谷梁傳·桓公三年 》 “禮 ，送女 ，父不下堂 ，母不出祭門。… …父戒之曰 ‘謹慎從爾舅之言 ’母戒之日 ‘謹慎從爾姑之言 ”，皆是。

“母之兄弟，父之姊妹”這樣的概念是怎樣與“夫之父母” 、 “妻之父母”聯系起來的呢？

從以上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古代社會舅姑即為公婆。這一意義正好體現了我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婚姻制度。在古代，氏族社會，部族內部近親結婚曾被認可。但是“同姓為婚，其生不蕃”，于是兩個不同部族相互聯姻代替了過去的族內婚。通婚的部族彼此嫁女，于是女方的公婆正是母親的兄弟輩，故應稱“舅”，女方的婆婆正是父親的姐妹輩，故應稱“姑”，于是“公公”與“舅舅”同指一人，“婆婆”與“姑姑”同指一人。后來的婚姻習俗雖然又發生變化，但是這種稱謂習慣卻保持在詞匯中，一直延續到唐宋。所以宋人朱慶徐《閨意》有“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的詩句。

和“舅姑”相關的一個詞是“歸”。“歸”繁體字寫為“歸 ”，從止，從婦者，意為“女子出嫁”。 許慎《說文解字》里注為：“歸，女嫁也”。在現代漢語中，“歸”的意義主要是“返回”、“歸還”，表示“女子出嫁”的意義早已消失。但是，將“歸”解為“女子出嫁”，先秦文獻中不乏確論。如：

1、帝乙歸妹—《易·泰》

2、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室宜家―《詩·周南·桃夭》

為何以“歸”指“女子出嫁”？孔穎達試圖作解。如：

《易·漸》“女歸，吉。”孔穎達疏：“女人……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也。”孔穎達僅從文獻作解，似未觸及本質。其實這跟古代婚姻制度相關，由于兩個部族間世代為婚，實行的是“姑舅親”這一婚姻形式，女子出嫁實際上就是回到自己母親的娘家，所以稱之為“歸”。結合特定的歷史文化探尋，“女子出嫁”可以謂“歸”，其原因使豁然貫通了。

二、詞匯看民族文化的差異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現象，不同的文化觀念，不同的文化心理，而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必定會反映到語言當中來。下面以英語和漢語的稱謂詞來說明這種情況。

（一）初學英語的中國學生往往會對英語的親屬稱謂詞感到十分困擾。英語當中父輩的男性親屬只有一個稱謂詞uncle，女性親屬也只有一個稱謂詞aunt。相比之下，漢語的親屬稱謂詞卻復雜很多：

英語漢語

Uncle叔叔、伯伯、堂伯、堂叔、舅舅、表叔、姑父、姨父……

Aunt姑媽、姨媽、舅母、嬸母、表嬸……

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漢族與英吉利民族文化傳統、家族結構不同。在中國，封建社會實行長子繼承權和外戚有不同程度參與家政的權利的制度，因此強調“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強調父系和母系的區別以及其他血緣關系親疏的區別。由于姑姑、舅父、伯父、叔父在家族中的地位不同，他們的配偶也隨之各不相同，所以應該各自給予他們一個名稱。而在印歐語系的民族中，他們的兒、女都享有繼承權，與此相關，外孫（女）、侄兒（女）也可以有繼承權，所以在他們看來，姑媽、姨媽、伯母、嬸母都處于同樣的關系中，可用同一個詞稱呼，所以他們的配偶也都可以用一個詞“uncle”稱呼。關系和地位越清楚，越有利于在繼承財產時進行明確的界定，這也體現了兩種不用的社會制度帶來的文化差異。

（二）此外，考察英語、漢語中，丈夫對妻子父母的稱謂差異也很有意思。

現代中國的年輕一代，戀愛期間通常稱對方的父母為“叔叔”“阿姨”，婚后則均稱對方的父母為“爸爸”“媽媽”。這種用相同的稱謂來指稱來表達血緣關系和姻親關系的現象，折射了中國式的家庭觀念，以及“女婿半個兒”“嫁出的女，潑出去的水”的家庭觀念。

此外，在比較正式的文件中指稱親屬關系時，男性對妻子父母的關系則表達為“岳父”“岳母”。

在中國我們把岳父叫做“泰山”， “泰山”典出《酉陽雜俎·卷十二·語資》：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后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泰山之力也。”。“泰山”一語雙關，既指封禪一事，又指岳父。這體現了古代社會的家族利益至上和古代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主要紐帶的這一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現象。

“岳父”和“岳母”：在英語里分別是“father in law”，“mother in law”。這兩個單詞中都有“in law”這個短語，這凸顯了在英語社會中翁婿關系是以法律為約束的，是一種法律關系。而在漢語中就是“岳父”“岳母”，沒有“in law”這一個短語，這體現了在中國婚姻關系是一種倫理關系，而不是靠法律來進行約束的。

綜上所述，現代漢語里有很多詞是時代的產物，很多詞里面凝固著中國文化所特有的東西，這要求我們在學習這些詞匯的時候，不僅要去理解它的字面意思還要去了解它所產生的社會背景以及它所反映的特殊文化內涵。作為一名對外漢語專業的學生，結合我們專業自身的特點，我們在對外漢語教學中，進行詞匯教學時，不僅僅是機械地教授學生這個詞的含義是什么，還要向學生清楚明白的解釋這個詞背后所承載的中國文化，讓學生不僅能夠正確的掌握和運用這個詞，還要讓學生體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

參考文獻：

[1]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現代漢語》（修訂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山人：《“舅姑”考》，《閱讀與寫作》2001年6期

[3]《爾雅 ·釋親 》

[4]《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04版

[5]《詩經》

[6]《國語 ·魯語 》

社會制度范文第2篇

關鍵詞：節水型社會制度體系法律體系

中圖分類號： TU984文獻標識碼：A

1節水型社會制度要素分析

1.1先進的文化系統

這是節水型社會制度體系中非正規的，但又是最重要的制度系統。文化雖然很抽象，但實際又非常具體和現實。人們的各種行動從根本上說都受文化法則的支配，文化的動因是一切行動的最根本的驅動力。從節水文化制度構成來看起核心作用的是宣傳教育制度和公眾參與制度。一方面，通過宣傳教育，給社會成員提供一個可以取得節水價值、觀念和行為的環境和氛圍，進而提高公眾的節水意識，使節水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為。另一方面，通過健全節水公眾參與機制，把公眾知情權、參與決策權、監督權統一起來，把公眾的個人行為與社會責任聯系起來，把依法管水與以德節水結合起來，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節水文化。

1.2完備的法律系統

這是節水型社會制度體系中對調節社會用水行為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則的制度系統。它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組成。其作用是對個人或組織的有效用水行為加以規范，對無效用水行為加以預防、制約和懲治。針對有效用水行為的規范，我國已經制訂并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和《水法實施細則》，確立了個人或組織用水行為的基本原則和規范。針對無效耗水行為，我國制訂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規定了對污染水源導致無效消耗水資源的行為加以預防、制約和懲治的基本原則，同時也確立了對無效耗水行為加以控制、約束和處罰的具體方法和措施。

1.3有效的控制系統

這是節水型社會制度體系中的控制與協調機制。其作用是通過行政的、經濟的、技術的控制手段，促進節水法律與政策的實施。它包括具有主導作用的政府行為、具有效率的管理機構、能夠調節稀缺與效率關系的市場機制，能夠滿足節水條件的工程體系、技術體系與裝配體系。

2節水型社會制度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2.1用水文化轉型滯后于經濟社會變遷

隨著社會經濟的轉型、工業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人與自然、人與資源的關系發生了巨大變遷。但是目前人們關于水資源的觀念、以及用水習慣都是建立在以往的社會經濟運行模式基礎上的，由于這種觀念和習慣具有深刻的影響和慣性的作用，使得整個社會用水文化的轉型滯后于社會經濟的變遷。一方面，受傳統文化和計劃經濟影響，人們對水資源的自然屬性、環境屬性、經濟屬性、社會屬性認識不夠，因而出現了重利用輕保護、重眼前輕長遠、重計劃輕市場等問題，這必然會造成水資源的浪費以至于水危機。另一方面，受公眾科學文化素質不高的影響，人們尚未將節水與水資源保護上升為一種道德素養、一種文明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因而公眾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對節水型社會建設缺少一種文化的自覺。

2.2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不完善

完善的節水法律制度，不僅需要基礎性法律統領全局，而且需要理順現有法律法規之間的關系。從這個角度看，一方面我國現行的節水法律立法層次較低，大多是行政規章或地方性法規，全國性的高層次節水管理法規還是空白，缺少一部較高層次的法律來統領全國的節水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現有法律法規部門色彩較濃，各項法律之間缺少協調溝通。現有法律偏重于城市節水而忽視了工農業用水。同時將工業節水、農業節水、城市節水、污水處理、中水回用分開立法的方式也極大地破壞了節水工作的統一性，不利于節水型社會作為整體的建設。另外，與法律法規配套實施的技術標準體系也不完善，用水統計制度還缺乏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制度規定。

2.3控制機制弱化

一是管理體制不順，“多龍治水”、“多頭管理”的問題普遍存在，水務一體化進程緩慢，這種多元化管理體制勢必給水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有效保護帶來極大困難。二是市場化改革滯后，水價激勵未到位，水權及水市場建設滯后，經濟杠桿調節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有待發揮。三是節水新技術與新裝備推廣普及率不高，用水效率較低。據統計，我國農業1 m 3用水生產糧食僅1kg，發達國家產糧可達2.5〜3.0kg；我國農業灌溉水利用率在0.4〜0.5左右，發達國家在0.7〜0.8左右。 我國城市管網漏失率15%〜20%，僅城市便器漏水一項每年就損失上億立方米。

3節水型社會制度體系的系統構建

3.1要培育新型的節水文化

節水文化是人們在開發利用和保護水資源過程中形成的關于水的精神祈求、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綜合，是建設節水型社會的一種內在動力。要通過具體的行動計劃，包括基礎教育計劃、大眾宣傳計劃、公眾參與計劃，加強對中小學生節約資源、保護自然環境的文化觀念和價值的教育和傳播，加強向公眾灌輸節水意識、節水觀念和可持續發展觀念，加強公眾對節水法令、政策制定和效果評估、監督的參與，培養和樹立人們適應自然、保護自然、節約使用、循環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促進用水文化向節約與保護的轉型。

3.2要完善節水法律體系

首先，要著眼于彌補現有法律體系中基礎性法律的缺失，盡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用 水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用水和水資源綜合利用促進法》。它的出臺不僅可以完善節水領域的法律體系，還可以明顯改善現有法律之間的沖突，避免部門利益糾葛影響法律的整體效能。鑒于一部法律的出臺需要較長時間，可由國務院先行制定一部《節約用水條例》，以應節水型社會建設急需。其次，著眼于配套法律法規的建設，盡快制定包括節水器具、設備的技術標準、各行各業的用水定額、節水產品認證制度和產品市場準入制度、用水統計制度等。

3.3要完善節水控制機制

社會制度范文第3篇

一、現有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而且社會保障制度起步較晚，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所面臨的問題，要比其他國家復雜得多；既有舊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又有新體制遇到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其主要表現為：

（一）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窄且難以擴大

目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單位絕大多數仍為原來的國有、集體企業，從人員構成看，個體、私營經濟組織只占總數的8%.大量涌現的個體、民營經濟不參保或參保不繳費的現象十分嚴重。一些已參保單位采取盡可能少報工資總額的手段偷、漏社會保險費。國有企業停產、改制、破產等無力繳費，造成大量參保人員的流失。

（二）社保基金難以維持

社保基金難以維持問題，最突出的是企業養老保險。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全國企業養老保險金收入，即使在“空賬運行”下都無法滿足支出需要，且年度赤字規模呈逐步擴大之勢，據最新統計資料表明，目前全國養老保險金統籌賬戶占用個人賬戶2.5萬億。養老保險金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強大的“統籌”力量逼迫個人賬戶成為“空賬”。

在失業保險方面，隨著下崗與失業并軌，失業保險體系在財務方面的不可持續性苗頭迅速顯現，部分省份失業保險金出現收不抵支現象。鑒于中國巨大的就業壓力，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高失業難以避免，因此，現行失業保險體系要想保持長期收支平衡幾乎不可能。

“統賬結合”的醫療保險制度在多數地區都是實施不久。雖然從表面看，醫療保險制度是可持續的，但目前做到的只是統籌基金維持收支平衡，且以嚴格控制受益范圍為基礎，部分參保人員個人帳戶資金嚴重不足，個人負擔過重是普遍現象。其次，參保人、醫療服務機構設法侵蝕統籌基金以牟取個人或小群體利益的動機普遍很強，且手段多樣化。在這種形勢下，醫療保險統籌基金能否維持長期收支平衡值得懷疑。

（三）社保基金管理漏洞很多

在養老保險方面，除前面提及的大量企業逃避參保等問題外，目前較為普遍的問題是不合規的提前退休以及退休人員死亡后由家屬繼續領取養老金等。

在失業保險方面，最突出的問題是難以有效甄別參保人員尤其是登記失業人員的實際就業狀態，造成了已經重新就業仍繼續領取失業保險金的現象。

在醫療保險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參保人、非參保人、醫療服務機構對醫療基金的侵蝕行為比比皆是，而醫療保險管理機構對此基本沒有有效管理的能力，尤其是基于信息不對稱，無力控制和管理醫療服務機構的行為。

（四）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人口眾多，農業人口比重相當高，占總人口的80％以上，但是農業人口所享受的社會保障支出比例則少得可憐。據統計，截至2004年底，全國共1887個縣（市、區）不同程度地開展農保工作，5387萬農民參保，積累保險基金285億元，205萬人領取養老金，當年保險金支出20億元。目前，我國公共醫療衛生投入的80％在城市，世界衛生組織將中國衛生資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個成員國的188位。另外，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覆蓋范圍最小，待遇標準很低，有的地方陷入停頓狀態，有的地方已形同虛設。

（六）社會保障法制滯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是法治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也必然要求法制化。目前還沒有一部社會保障的法律規范，國家立法滯后，地方立法分散，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被分割。在社會保障方面發生爭議，進行仲裁或提訟時，由于立法滯后，仲裁機構和人民法院無法根據有效的法律規定進行仲裁或判決，一定程度上處于無法可依之狀態。

二、完善現有社會保障制度的措施

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穩定的“安全網”，關系到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要把改革不斷推向前進，必須相應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探索建立一套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

（一）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社會保障制度是一個國家重要的經濟社會制度，必須納入法治軌道，并依靠法制來保證實施。同時，有無完備的法律法規，也是一個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是否成熟的一個基本標志，只有體制、機制、法制“三制”健全完善，才能保證社會保障事業的順利發展。為了加大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力度，加快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進程，確保社會保障事業健康有序地發展，在我國早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規范的社會保障體系，我們應當在積極進行改革實踐的同時，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目前，由于社會保障法律法規立法層次低，在我國已經制定出來的社會保障法規中，比較普遍地存在著缺乏法律責任的現象，無法發揮法律規范的強制功能，無法確保社會保障措施的有效實施。因此，國家必須加快制定《社會保險法》。

（二）以擴大覆蓋面為重點，加快完善城鎮社會保險體系。社會統籌必須具有較大的范圍，不能過窄。“低水平、廣覆蓋、多層次”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廣覆蓋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互濟，互濟功能的發揮取決于社會統籌的層次，而社會統籌的層次又取決于現實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社會保險遵循“大數法則”，即參加保險的人數越多（覆蓋面越大），互濟功能就越大，抗御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人數的廣覆蓋是做大做強社會保險的堅實基礎。所以，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標是要覆蓋城鎮全體勞動者。社會保險應該是面向社會全體成員的，所有在統籌范圍內的社會成員和單位都要無一例外地參加社會保險。

為了調動了民營企業參保的積極性，筆者認為對于非公有企業，可以采取“低門檻進入、低標準享受”的養老保險參保辦法。在降低繳費標準的同時，調低基礎養老金的待遇標準。同時，社會保障必須實行多層次，不能“單打一”。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保障的標準不可能高，只能保基本。但是為了體現效率優先的原則，為了滿足不同企業、不同行業、不同人群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需求，為了調動家庭及社會各界的力量，必須通過大力發展補充保險和商業保險、積極開展社會救助、鼓勵進行個人儲蓄性積累保障等多種形式，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如果不發展補充保險等多種保障形式、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保障也難以鞏固和發展。

（三）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增收節支。社會保險的制度運行有賴于資金的支撐，社會保險遠期基金支付壓力很大，若要緩沖壓力，填補缺口，必須逐步做實個人賬戶，真正實現現收現付向部分積累的模式轉換，同時要加大對社會保障的資金投入，增收節支。一是各級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必須提高比例，筆者認為應從國有資產收益、國有土地出讓收入等預算外收入中提取社會保障資金，以實現社會保險基金保值增值。二是將日益增大的社會保障基金基金投入資本市場，把保值增值的壓力轉變為良好的投資回報。但要堅持如下的原則：始終把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實現社會保障積累基金和國家經濟建設的良性循環；嚴格監管，確保完好。三是建議在全國推行廈門等地已實行多年的社會保險費由地稅部門統一征收的辦法，以強化征繳管理，做到應收盡收。四降低待遇，減少替代率。五是適當推遲退休年齡。

（四）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加強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的能力建設。要完善社保基金的管理，打擊騙保行為，首先建立信息聯網，是社會保險管理方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也是一個基礎工作；廣泛運用現代化化信息管理技術，健全養老、失業、醫保信息監控體系，利用信息系統進行異常數據的監控、分析，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督檢查；同時采取宏觀與微觀、常規與突擊、全面與重點等方法，提高監管水平和效率。其次，大力宣傳舉報制度，將養老、失業、醫保政策執行過程置于全社會的監督之下，營造全社會打擊騙保行為。再次，加大處罰力度，發現一例，查處一例，決不手軟，并在媒體公開曝光，讓“騙保碩鼠”無處藏身。

社會保障是一項技術性、專業性非常強的事業。需要大批熟悉政策、精通業務的高素質管理人才（如精算師、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資人等）和一支既有理論和政策水平、又有實際操作能力的干部隊伍，應當加強這類專業人才和干部隊伍的教育與培養，保證新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有效運作，更好地行使社保機構的管理職能。

（五）逐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我們無論從消滅城鄉差別和縮小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社會發展目標看，還是從穩定社會經濟政治秩序，健全社會保障體制的目標看，無論從廣大農民兄弟理所應當的要求看，還是從各級政府的歷史欠債和應當承擔的現實責任看，農村都是我們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實施改革與制度創新絕不能忽視的廣大區域。沒有農村的社會保障，也就談不上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的社會保障目標是讓十三億人口不同程度地享受到社會保障，特別是九億農村人口。要做好當前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一是建立和實行農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建立和實行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以土地換保障，率先建立失地農民的養老和失業保險已經是勢在必行。三是積極探索國家糧補資金用于農村社保建設的途徑。筆者認為應把糧補資金用于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四是加快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建設步伐。要按照“風險共擔、互助共濟”的原則，著力完善政府推進、農民互動、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加快以大病醫療統籌為主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不斷提高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五是切實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農民工”是一支在城市化進程中只完成了職業轉換卻沒有完成身份轉換的特殊群體。目前，最迫切的是盡快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和大病、疾病的住院保障機制，以及合法權益受損或遭遇不公平待遇時的社會救援制度。因此，逐步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建立起覆蓋農村的全社會保障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社會制度范文第4篇

[關鍵詞]社會救助　救助問題　城市農村　完善對策

一、社會救助制度的理論基礎

所謂社會救助(socialAssistance)是指國家和其他社會主體對于遭受自然災害、失去勞動能力或者其他低收人公民給予物質幫助或精神救助，以維持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最低生活水平的各種措施。現代社會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組建起來的，自由競爭則是社會經濟發展最主要的驅動力，自由競爭必然會導致優勝劣汰。不可否認，社會發展，科技進步，需要競爭所帶來的效率，但是社會豐義國家在發展這一目標實現的過程中，有著不同于以往社會的抱負，即實現共同富裕。為達致這一目的，我國在踐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方而曾經付出過一定的代價，一種是追求無差別的絕對平均主義，另一種是承認各種特權制度和特權觀念。如今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這些現象都成為了歷史，但是純粹的依照經濟規律的社會制度法則又令人擔憂，形式平等能夠帶來自由競爭之下的繁榮，卻無法提供弱者生存的空間；能夠賺足經濟增長的效率與財富，卻無法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

社會救助的正當性最終要歸結到實質平等的問題上。社會救助制度是對弱者生存權與發展權的救助，它排除了偶然因素的影響，使具有類似才能的人不再因其社會出身而受到妨礙，以教育這一項奇缺資源為例，培根曾經說過：只要維護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不會變成世襲，就不會世世代代的窮。列于窮人來說，知識可以改變命運，教育可以縮小貧富差距，人人都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社會各階層才會有很好的融合。按照實質平等原則，就有必要通過譬如教育方面的立法，實施一種免費的義務教育或補助金制度，使貧民中有才能的兒童得到和富人中同等才能的兒童大致同樣的教育，使他們不致因家庭窘迫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從而也能夠以后達到他們憑最初的天賦本來可以達到的地位和職務。如果形式平等實現的是形式正義，那么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的轉變就成為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轉化。

二、我國社會救助事業的發展

我國的社會救助也有較長的發展歷史，但改革開放前的社會救助制度是補缺型的，是在政府統一包辦下的、濟貧型的消極社會救助制度。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為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日益改變，社會福利制度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走上了改革之路。到今天，在社會福利領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改革思路和方針政策。“社會福利社會化”萌芽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明確提出是在1990年，在2000年的全國社會福利社會化工作會議上得到系統闡述。在實踐中表現為原有的以社會救濟為特征、政府包辦、只面向“三無”對象和“五保戶”的模式向政府負責社會福利費用、全社會興辦社會福利、面向社會上有需求的所有公民、福利機構市場化經營的新型社會福利模式轉變。然而從總體上看，社會福利領域的改革與發展是漸進而緩慢的，新型的社會福利制度至今并未出現。

三、我國城市和農村社會救助存在的問題

1　城市存在的問題

(1)制度模式存在模糊和混淆的地方。我國2004年民政部正式提出的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的總體目標中，明確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礎地位與醫療、教育、住房、司法等專項救助制度的輔助地位，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希望采取的是單設專項救助制度的方式。

(2)救助對象的目的性和公平性不夠。制定任何一項社會福利政策，尤其是社會救助，首先必須解決一個基本問題：誰將獲得這種福利?這就是社會政策中所謂的“目標定位”，即受益者資格認定問題。然而，就我國國情來講，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規定救濟對象不能有小汽車、摩托車是合情合理的，但規定窮人不能購買空調、冰箱，家庭電話月費用不能達到當地城市低保標準50％以上，不能安排子女自費擇校就讀或出國留學等，其合理性令人生疑。

(3)運作過程隨意性仍較大由于制度本身的模糊，缺乏全國性的、穩定性的正式制度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在保障標準制定、對象認定和保障實施方面均表現出較大的隨意性。而在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不是千方百計地籌集資金，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人為壓低救助標準。同時，在救助對象上，仍局限在傳統意義上的“三無人員”，只愿意承認因喪失勞動能力而造成的貧困，對缺乏“勞動機會”的貧困群體想辦法排斥在外；曲解“屬地管理”的原則，將中央企業和集體企業的貧困職工家庭和大量的城市農民工排斥在外，造成許多本應得到救助的貧困人員被排除在外。

2　農村存在的問題

(1)生活救助方面。保障對象的確定和全面覆蓋比較困難；保障標準的合理制定困難，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測度方法各地存在較大差異；保障資金的來源較為單一，社會資金支持較少。

(2)農村生產社會救助存在的問題。農村中的絕對貧困人口較多，脫貧困難；扶貧標準過低，導致“維持貧困”；貧困農戶自主參與的積極性不高，缺乏脫貧的主動性；社會各界的生產性救助活動開展的成效十分有限。

(3)農村醫療會救助存在的問題。醫療救助水平較低，主要的大病并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資金的供求矛盾較為突出，需求明顯的大于供給；管理體制不健全，各職能部門之間職能分工和責任分擔不明確。隨著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城市與農村之間社會救助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有趨同化的現象。

四、解決我國社會救助制度存在問題的對策

1　完善我國社會救助的法律制度

積極建立以社會救助制度為核心的新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已是文明社會發展要求的必然。確立社會救助的基本原則。第一，保障生存權原則。社會救助法救助生活困難者，幫助其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第二，積極救助、協助救助原則。社會救助是一種積極形態的救貧濟窮的措施，通過一些積極的方式，把扶貧和自力更生結合起來，讓受助者維護其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其擺脫眼前的困難，并走向富裕的道路。第三，反貧困原則。社會救助就是要力爭通過政府幫助，在短期內消滅絕對貧困。確定救助的對象和標準。由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所以實際操作中制定一個全國統一的社會救助標準是無意義的。作為負責管理社會救助的政府職能部門，應當對最低生活保障線做出下限的規定，在全國分為若干等次，組織力量調查研究，對大中小城市抽樣調查和定量分析，得出數據，取得一個兜底的底線作為參考標準。針對不同情況提供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救助，避免不加區分地將資源都用于一部分人身上。加強社會救助資金的籌措與管理監督。社會救助應當發動全社會的力量而不是僅僅依靠政府獨自承擔。社會救助資金應當做到專戶管理，確保資金不被擠占、挪用、貪污。

2　拓展農村社會救助體系

整體功能遠大于系統各個單位功能的簡單相加，建立新型的農村救助體系，就是要著眼于整個救助系統的功能，提高整體救助效果。為此要整體構思，科學論證，使各項救助相互兼顧、協調銜接，并和社會幫扶、優惠政策、社會捐贈緊密結合，良性互動，發揮整體功能，協調推進。今后一個時期應加快農村社會救助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以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主，教育救助、醫療救助、災害救助為輔，多層次、全方位的農村社會救助體系。

3　規范城市低保制度

要根據低保對象及其家庭的具體情況分類實施不同檔次的低保標準。可以將低保對象分為以下三類：一類人員是“三無人員”、患大病或重度殘疾的低保對象、低保家庭的在讀子女、單親低保家庭的子女等，執行最高標準；二類人員是中年工作人員就業困難群體和已經就業的低保對象，執行中等標準；三類人員是除中年工作人員外的有勞動能力的低保對象，執行最低標準。考慮到低保標準制定的剛性原則，可以將現有的低保標準定為基礎標準，即最低標準，然后在此基礎上上浮兩檔，分別適用于一、二類人員。同時，建立低保救助的應急調整機制。政府應建立對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的定期監測制度和城市低保家庭的應急補助基金。應急補助基金由各級政府在年初的財政預算中劃撥設立。當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出現較大變動時，政府要及時動用應急補助基金，根據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幅度向城市低保家庭發放適當數額的應急補助。應急補助可以和低保金一起發放，以確保城市低保對象的基本生活在物價上漲時不受影響。

參考文獻

社會制度范文第5篇

［關鍵詞］社會保障理論；制度建設；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

［中圖分類號］D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2）09－0083－09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建設以外的重大社會建設之一，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在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過程中，理論的研究與制度的建設存在著緊密的積極互動關系，形成了一條“問題（實踐）——理論研究——制度建設——新問題（新的實踐）——新理論研究——制度完善”的發展鏈條。可以說，這是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聯合協作完成的我國重大社會工程，對推動和諧社會的發展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及時總結這一理論聯系實際的過程和做法，可為今后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提供新鮮經驗。

一、社會保障理論研究與制度建設互動的特點

（一）從互動的板塊上看，較為集中在最低生活保障、養老保險、社會福利這三大方面的理論研究和制度建設

社會保障是一個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具有復雜的內部構成，發揮著穩定社會結構和促進良性運行的作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原有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保障體系基本分解，面臨著該體系的重新構架，而突出要解決的，就是建立適應市場條件下的社會救助、養老保險、社會福利制度。這三大方面的研究與建設，恰恰是當時爆發出來的三大矛盾所決定的，即經濟迅速增長與大規模貧困的矛盾；勞動力市場化與老年勞動者保護空白的矛盾；經濟發展迅速與社會發展落后的矛盾。經過廣大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的努力，我國關于市場條件下的社會保障理論從無到有，社會保障體系從殘缺不全到初步構架完畢，在我國社會制度建設史上基本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工程。

（二）從互動的過程上看，分三個階段：探索階段（1980－1999）、初步完善階段（1999－2006）、質量提升階段（2006－目前）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到1999年末是理論探索和制度建立時期，這期間中央和地方的理論界和政府有關部門對各類保障制度進行大量探討和摸索，并在各地進行改革試點。如1986年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的嘗試，1989年丹東等四個城市進行的醫療改革實驗，1991年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的嘗試，1993年的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1994年醫改的“兩江實驗”，等等，都為后來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打下了基礎。從1997年至1999年，我國具有正式法規性的保障制度陸續建立起來。如1997年7月16日國務院正式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1998年國務院的《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1999年1月國務院的《失業保險條例》，1999年9月的國務院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條例》等。各項保障法規的頒布標志著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正式建立。

1999年末至2006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和諧社會理念，屬于理論和制度初步完善時期。雖然至1999年各類社會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起來，但是這些保障制度普遍存在著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保障體系不嚴密、管理機制不科學等問題。因此，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完善其運行機制，成為下一階段的任務。在這期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從城市保障開始向農村擴展，養老、醫療保險由國營企業面向城市所有居民，農村開展了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建設，各類管理制度也在逐步完善。

2007年至現在屬于制度提升時期。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在物質財富上有了巨大積累，社會對公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同時，由于改革前期主要關注效率，忽視了社會和諧發展，導致社會問題較多。因此如何將經濟成果轉化為社會成果，使人民群眾享受到改革開放的益處，成為客觀要求。這個時期一方面對前期建立的各項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另一方面，通過進一步改革使保障制度升級換代。再有，是社會福利從過去殘補型模式上升到適度普惠性模式，為全面的小康社會提供制度上的支持。適度普惠性模式建立的重要標志，就是體現全民福利的公共服務水平將得到大幅度提高。

（三）從互動的方式上看，分為：實踐——理論；理論——實踐兩個互動過程

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明顯存在著兩個不同階段：感性階段和理性階段。前期是“摸著石頭過河”，后期是理性設計與施工。因此，在社會保障理論研究與制度建設上，也明顯受這兩個階段的特點影響。改革前期，理論界和政界都面臨著突如其來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容不得理論界細致的研究與思考，往往是邊探索、實踐，邊研究相關問題，研究的內容緊緊圍繞具體制度開展，還沒有上升到價值觀、學理依據的層面解釋。后期，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來，緊迫的保障形勢告一段落，理論界開始深入思考深層次的保障理論問題，基本概念嚴謹性、體系的科學性、制度的公平性、社會保障與核心價值觀，等等帶有學科高度的研究成果不斷面世，推動了社會保障理論與制度建設的質量的提升和體系的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