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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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支出范文第1篇
稅收制度是國家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隨著稅收制度的發展，國家出于特定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對不同征稅對象、不同納稅主體的稅收負擔進行傾斜性配置，從而實現對特定產業或主體的扶持與激勵，達到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社會公平的目的，稅收優惠制度應運而生。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稅收優惠作為稅收制度的內容，卻并不具有財政收入的屬性，相反，它給予相關納稅主體的稅收減免實際上造成了對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從國家財政的角度出發，可以將稅收優惠視為一種特殊的財政支出，由此，稅收優惠可以理解為以稅的形式所表現的國家財政支出的一種，或稱稅式支出。
（一）稅式支出概念的界定
稅式支出的概念是在稅收優惠制度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英國學者認為稅收制度中的許多減免措施“實際上相當于用公共的貨幣提供津貼”，這一發現為稅收優惠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向。1967年，哈佛大學教授Stanley給出了稅式支出的基本定義：在稅制結構正常部分之外，凡不以取得收入為目的而是放棄一些收入的各種減免稅優惠的特殊條款即為稅式支出。Stanley關于稅式支出的相關理論對以后各國學者關于稅式支出的研究有著重要影響。之后美國、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等各國逐漸在國內開展稅式支出制度構建實踐，各國學者對稅式支出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學者認為，稅式支出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和社會目標，通過稅收制度發生的政府支出；有人認為稅式支出是對主要稅收準則概念的特殊偏離；還有學者認為稅式支出是不屬于某稅的基本結構的稅收放棄。
（二）稅式支出概念的內涵分析
盡管國內外學者對稅式支出的概念表述各不相同，但通過對不同觀點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這些觀點其實存在很多共識。首先，稅式支出是對基準稅制的偏離，其結果是導致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基準稅制是稅收制度的標準條款。稅收制度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稅收制度實施所必需的結構條款，例如稅基、稅率、納稅主體、納稅期限等，也即基準稅制；另一部分就是稅收中的各種特殊優惠，與正規稅制結構相背離，表現為對稅收收入的放棄，也即稅式支出。其次，稅式支出具有特定的經濟、社會政策目標。稅式支出表現為稅收收入的減少，但并非所有減少稅收收入的行為都是稅式支出，稅式支出對稅收收入的減少是基于特定的經濟、社會政策目標的。稅式支出的目的就是鼓勵特定的經濟行為或對特定的納稅主體給予扶持，并通過對特定行業的稅收減免或減輕相關納稅主體的稅收負擔的方式實現對經濟的調節作用。最后，稅式支出是一項特殊的財政支出。稅式支出是從國家財政支出的角度規范稅收優惠的制度體系，是稅收優惠制度與國家財政支出制度交叉的部分。通過對各種定義的對比分析，筆者認為稅式支出是國家為了實現特定的經濟、社會目標，在稅收制度中規定一系列與基準稅制相背離的條款，從而給予特定納稅主體或納稅項目稅收優惠的一種特殊的財政支出。
二、稅式支出的效益分析
（一）稅式支出與稅收優惠
稅式支出是在稅收優惠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沒有稅收則優惠稅式支出也無從談起，二者在表現形式上也并無太大區別，但二者絕不是簡單的同義反復。稅式支出的真正目的是通過對稅收優惠的財政支出性質的肯定，賦予稅收優惠與財政支出一樣的預算管理可行性，從而對稅收優惠進行規范管理，解決稅收優惠實踐中的諸多問題，而不是簡單地提出另外一個概念來取代稅收優惠。因此，稅式支出和稅收優惠是從不同的角度對稅收優惠的不同解讀。稅收優惠從納稅人的角度出發，側重于對稅收優惠的個別分析，而稅式支出則是從公共財政的角度對稅收優惠從總體上進行解讀，強調總量控制與效益分析，將稅收優惠與公共財政安排相聯系。稅式支出將稅收優惠納入財政支出的范圍進行統一的預算管理的含義是傳統的稅收優惠概念所不具備的。
（二）稅式支出與直接支出
稅式支出是財政支出的一部分。政府的財政支出有兩種形式：一是直接的財政支出，它以財政收入為前提條件，對已經入庫的財政收入資金經由嚴格的預算程序確定其支出方式，然后再財政出庫，表現形式為“先收后支”。另一種就是稅式支出這種間接的財政支出，稅式支出是在稅收的過程中通過稅收優惠條款直接發生的財政支出，支出對象是國家應收未收的財政資金，客觀表現為稅收收入的減少，其收入和支出過程中并不存在確實資金向國庫的流動，表現形式為“坐收坐支”。稅式支出相對于直接的財政支出制度具有更大的隱蔽性，也因此導致在實踐中，稅式支出設置混亂、容易導致權力濫用等現象。不過，其制度設計帶來的相對穩定性和即時靈活性也為稅式支出提供了存在合理性。財政直接支出由每年的政府預算所決定，預算的調整變動影響著直接支出，大大降低了直接支出的穩定性。而基于稅收法定的原則要求，稅式支出條款多規定于正式稅法中，法律的強制力要求其應具有穩定性，這也保證了稅式支出的相對穩定性。稅式支出在納稅主體繳納稅款時從應納稅款中直接實現，簡化了納稅主體將應納稅款交由政府作為其財政收入的一部分進行預算編制后再以直接支出的方式分配給納稅主體的中間程序，縮短了資金在政府手中滯留的時間，使得稅式支出相對于直接支出具有更高的時效性和效率。此外，稅式支出形式多樣，可以根據不同的需要，針對特定行業、特定納稅主體在稅式支出適用時間、范圍等層面確定不同的稅式支出形式，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而使其更具有靈活適應性。
三、稅式支出理念對我國稅收優惠制度構建的現實意義
（一）總量控制的不足及彌補
1.稅收優惠規模過大。
我國稅收優惠規定于各稅收法律規范的具體條款中，涵蓋范圍過大，不僅在各個稅種中都有稅收優惠項目的存在，更幾乎涉及到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過于普遍的稅收優惠項目設置，使稅收優惠失去其特殊性，由“特惠”變為“普惠”，一方面造成了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量減少，另一方面，若稅收優惠的覆蓋面過于寬泛，其對特定對象的激勵、扶持效果將不復存在，這也使得稅收優惠的政策激勵目的失去意義。此外，稅收優惠的大量存在損害了市場公平競爭機制，比如對外資企業的大量優惠政策導致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處于明顯不平等的競爭地位，損害民族經濟的發展。地方濫用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形成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影響稅制統一和財政支出管理。
2.稅式支出理念簡化稅收優惠制度。
稅式支出制度的構建賦予了稅收優惠與財政支出一樣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使得各種稅收優惠項目的預期目標和成本投入有了記錄與分析依據，并通過對稅收優惠項目所指向的特定活動或納稅主體享受稅收優惠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的評估，來衡量一項稅收優惠項目的財政狀況是赤字還是有盈余，從而優化稅收優惠制度，淘汰效益低于成本或相對效益低下的稅收優惠項目，為稅收優惠項目的合理存在提供了理論依據。并且通過對稅收優惠項目的簡化，避免了大量稅收優惠政策的存在而帶來的種種弊端。
（二）收支配置的傾斜與重構
1.財政收支的比例失衡。
我國當下并沒有建立統一的稅收優惠預算管理制度，稅收優惠的財政支出性質的忽略導致政府財政配置現狀嚴重失衡。這種配置不均衡現象體現在政府財政收支失衡和財政支出配置中直接支出和稅式支出模式選擇的不均衡。從政府財政收支整體來看，稅收優惠是國家實現特定社會經濟目標的重要政策工具，稅收優惠項目的實施目的在于其帶來的可期待利益，而對一項稅收優惠項目是否合理的評價標準就在于該項目實施所支出的成本與其預期利益之間是否能達到平衡。但在當前稅收優惠制度下，對于稅收優惠的財政支出性質認識不足使得稅收優惠得不到有效的監管和評估，政府過分夸大稅收優惠帶來的利益，對其成本避而不談，甚至每年的稅收優惠支出總額都沒能及時進行統計分析。若預算過程中不考慮稅式支出的影響，政府的預算對于政府財政支出活動的控制力度將大大降低，大量政府資金會以稅收優惠的形式流失。每年有大量的財政支出在無監管的情況下支出，這無形中造成了國家財政的重大損失。從政府財政支出層面來看，由于稅收優惠與直接財政支出都具有財政支出性質，使得二者存在相互替代和轉換之可能性。而財政直接支出需要經由嚴格的預算程序確定并且監管力度較大，政府也更傾向于通過稅收優惠的形式進行隱性的財政支出從而規避直接支出的諸多限制。
2.稅式支出理念統籌政府財政收支。
財政收不抵支是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根據財政部統計，2008年至2013年，我國赤字規模分別是1800億元、9500億元、1萬億元、8500億元、8000億元和1.2萬億元。平衡財政收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稅收收入，但這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稅式支出理念為政府提供了新的解決途徑，可以通過削減稅收優惠規模的方式來減少政府財政支出。大量混亂、分散的稅收優惠政策經預算編制清理后將改變我國財政收支的現狀。既然明確了稅收優惠是財政支出的一種形式，就應當將稅收優惠納入財政支出范疇，與直接支出一起進行統一的預算管理。在統一的預算管理過程中，協調稅收優惠和直接支出的關系，針對既定的政策目標選擇最合適的支出方式。例如，對于需要長期激勵的產業可以考慮采用稅收優惠給予扶持，而對于短期內需要資金幫助的項目采取財政撥款的方式更為恰當，因為稅收優惠相較于直接支出具有更高的穩定性。此外，采用統一的預算管理可以控制政府的總體支出規模，若政府擴大稅收優惠范圍，則必須減少直接支出的開支，否則稅收優惠與直接支出的總量超出一定的限額，預算監督部門與公眾必將質疑政府的決策行為。
（三）管理秩序的缺陷和完善
1.稅收優惠管理松散。
由于我國法制建設現狀并不完善，所以無論是整體稅收法律規范還是稅收優惠法律規范都存在諸多不完善之處。在立法層面，一方面稅收優惠制度多由行政機關制定，真正由立法機關確定的稅收優惠項目所占比例較少，導致稅收立法行政化。雖然使得稅收優惠政策制定效率增加，保證了稅收優惠的靈活性，但卻導致稅收優惠政策的隨意性擴大。此外，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優惠政策制定權限劃分混亂，地方性、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過多。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發展地方經濟，增強本地區競爭優勢而出臺的一系列地方優惠政策往往背離了稅收優惠政策的根本目標，那些真正需要給予優惠的行業或納稅主體并不一定能獲得優惠。地方過多過雜的稅收優惠政策已經損害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也影響了國家宏觀調控的效果。在執法層面，對于納稅主體依據稅收優惠項目獲得的稅額減免款項的具體使用方向缺乏有效的監督。稅收優惠不同于直接支出，直接財政支出的支出款項有明確的使用方向，稅收優惠則直接從納稅主體繳納稅款中給予減免，減免稅款該由納稅主體如何使用并無規制，往往會導致稅收優惠的經濟目標難以實現。此外，我國稅收優惠制度中責任機制設置不完善，對納稅主體的違規行為以及稅收征管機關的違規審批行為的責任追究機制尚未建立。不僅如此，大范圍的稅收優惠并無有效的監管機制，稅收優惠層面信息公開不夠，稅收優惠透明度低，納稅主體往往故意制造稅收優惠條件以規避稅收，導致企業資源配置方式并不適合企業發展需要，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秩序。
2.稅式支出理念推進稅收優惠預算管理。
稅收支出范文第2篇
【關鍵詞】 稅式支出 收入分配公平 研究
一、問題的提出
稅式支出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在西方稅收理論研究領域形成的一個經濟范疇。從一般意義上說,稅式支出是指一國政府為了實現特定的社會經濟目標,通過制定和執行稅收制度中與一般的或稱規范性的條款相背離的特殊稅收政策、法規條款,以犧牲一定的稅收利益為代價,給予特定納稅人與納稅項目以各種稅收優惠,以減少納稅人的稅收負擔,促進和扶持經濟發展的一種特殊的政府支出。
1955年,英國皇家利潤和所得課稅委員會就注意到,在稅收制度中所安排的許多稅收減免(Tax Relief)“實際上相當于用公共貨幣提供的補助”。自此,稅收減免問題就不僅被從收入的角度,而且從支出角度加以研究。而稅式支出這一概念的正式形成則源于美國。1967年11月15日,美國財政部稅收政策部長助理Stanley S.Surrey在紐約一家金融集團公司的演講上首次提出了稅式支出的概念,并將研究成果發表在1968年的財政部年度報告中。
在我國,稅式支出概念的萌芽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和稅制改革的實踐。一方面,在兩步“利改稅”后,稅收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以放權讓利為主的經濟體制改革使減免稅的范圍和規模日益擴大。自1987年開始,《財政研究》和《稅務研究》等刊物先后發表了稅式支出系列專門文章,探討稅式支出理論在我國運用的可能性以及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如孫志偉《國際上的稅式支出制度》和丁淼《從美國稅式支出的情況看稅式支出理論在我國的運用》。
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已有理論探討和實踐發展的基礎上,誕生了一批有關稅式支出的專著,如《財政補貼經濟分析》(李揚,1990)首次將稅式支出作為財政補貼的形式之一,從宏觀和微觀、理論和政策等不同層面上論述了對國民經濟主要方面的影響。《稅式支出簡論》(郭慶旺,1990)對國外稅式支出制度進行了初步介紹。《稅式支出分析》(劉心一,1996)結合我國稅式支出的具體實踐,對稅式支出的概念、特點、分類、原則、規模、利益轉移和歸宿、效率與成本效益分析等理論問題進行了全面闡述。《稅式支出管理》(鄧子基,1999)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有益做法,總結我國稅式支出管理的實踐經驗,揭示問題,提出改革、完善我國稅式支出管理的建議。
二、稅式支出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積極效應
稅式支出,作為以稅收形式實現的政府財政支出,是稅收制度中政策性非常強的一部分內容,也是政府貫徹各項政策、調節經濟活動、穩定社會的一個特殊重要工具。尤其是在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稅式支出的眾多功能和作用中,調節收入分配是其一項重要的功能。稅式支出,尤其是為有納稅困難的納稅人和貧困地區提供的照顧性稅式支出,將一定程度上增加特定低收入者的稅后可支配收入,緩解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狀況。
第一,在商品稅方面,通過對生活必需品采取低稅率或免稅政策,而對非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課征特別消費稅,可以有助于實現調節社會收入分配的目的。一般來說,對商品的課稅屬于間接稅,易于向前轉嫁,其最終稅負將主要由消費者承擔。因此,對生活必需品采取低稅或免稅的優惠政策,將降低這些消費品的價格,加惠于消費者。而且,收入越低的人生活必需品消費在其全部消費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從減免稅政策中獲益的比例的也越大;同理,對非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課征特別消費稅,收入越高的人非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其全部消費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承擔特別消費稅的比例也越大,所以,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
第二,在所得稅方面,通過規定起征點、免征額或對特定所得減免稅和對特定支出予以稅前扣除等稅式支出政策,也可以幫助低收入者。通過設置起征點、免征額,將大部分達不到既定收入額的低收入者排除在“稅網”之外,使其不必承擔納稅義務。又如將全部所得區分為勤勞所得和非勤勞所得,對勤勞所得適用較低的稅率,考慮到勤勞所得在低收入者總所得中所占的比重一般來說要大于高收入者,因此,也有利于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此外,對農業的災歉減免、對老年人、殘疾人和老少邊窮及欠發達地區的稅收減免、對社會保障基金、慈善公益性捐贈的稅收扣除、對非盈利性機構和社會團體的稅收優惠等,都體現了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意圖。
第三,在財產稅方面,通過規定起征點、免征額或對特定財產的減免稅,同樣可以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按照國際慣例,對抽象財產價值的課稅一般都規定了起征點、免征額,以減輕或免除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在我國現行的財產稅體系當中,雖然沒有設置起征點或免征額,但都規定了對家庭自住房、殘疾人使用的車輛、農用車輛以及非盈利機構財產的減免稅優惠,同樣可以減輕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
第四,作用直接。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稅式支出直接作用于政策對象,省去了對政策對象予以篩選的過程,避免了因資格審查不嚴或受益者期滿而造成的政策錯位與缺位。
第五,社會成本低,稅式支出不但可以節省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費用,而且也節省了納稅人的納稅奉行費用,從而可以節約一定數量的社會成本。
三、稅式支出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消極效應
雖然很多稅式支出政策在制定之初絲毫沒有要加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意思,但實際執行的結果卻確確實實造成了這樣一種客觀效應,即稅式支出調節的逆向性――稅式優惠的大部分流向高收入階層,隨著個人所得額的提高,從稅式支出中獲得的收益增多。稅式支出產生逆向調節效果的原因如下。
第一,是因為稅率的累進結構。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和自動穩定器的功能主要源于稅制的累進性,但稅制的累進性在加重高收入者稅收負擔率的同時,也相應加大了高收入者從稅式支出中獲利的可能。稅率的累進性有時還會使高收入者從稅式支出中獲取超額利潤,典型的如對政府公債利息收入的免稅規定。
第二,很多政府希望通過設立稅式支出來鼓勵的行為具有正的需求收入彈性。例如,越是高收入者越有能力去從事政府鼓勵的技術研究開發、公益性捐贈、環境保護和醫療、教育等投資,而正因為他們在這些與稅式支出相關方面的支出水平遠遠高于低收入者,其從有關稅式支出中獲益的數額也就自然更大。
第三,稅式支出對收入分配的消極影響因以下事實而被進一步放大:享受任何形式稅式支出的前提條件是納稅人必須產生足夠的納稅義務,以便進行稅收扣除和抵免,這就使那些應納稅額很小甚至因收入低于起征點或免征額而無需納稅的低收入者和虧損企業、免稅的非盈利機構排除在受益范圍之外,而這些群體可能是最需要政府扶持的對象。
第四,稅式支出只能在納稅人具有基準稅制規定的法定納稅義務的情況下發揮作用,而對于不具有納稅義務但仍處于貧困境地的居民,稅式支出就會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也只能借助于直接財政支出來解決問題。
第五,稅式支出不如直接支出來得實在,看得見、摸得著。稅式支出由于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納稅人對其貫徹實施往往沒有明顯的感受,無法產生顯著的社會效應。
最后,如果在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安排中過于依賴稅式支出,稅收減免過多,就會增加稅務機關貫徹各項規定的執行成本和納稅人解讀稅法的遵從成本,此時的政策效率可能不及直接財政支出。
通過上述優劣分析,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方面,稅式支出只能作為一種輔助形式,只能作為直接財政支出的有益補充。認清這一點,在具體的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我們就會既充分發揮稅式支出的積極作用,又不會過多過濫地使用稅式支出手段。
四、完善稅式支出管理,強化對收入分配的調節
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由于稅收管理經驗的不足,稅收征管水平有限,使我國的稅式支出存在一定程度規模過度、管理松散、效益低下、作用不強等問題。因此,我們要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完善現行的稅式支出政策,盡可能消除其負效應,從而實現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因此,既要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和成功經驗,也要結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應主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將稅式支出納入政府財政支出范疇
政府通過稅式支出的形式,放棄本應獲得的稅收,減少特定納稅人的應納稅額,與先依法征稅,再通過財政支出將一部分稅收收入返還給最需要援助的納稅人,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區別。因此,稅式支出在本質上屬于一種特殊的財政支出范疇。不加預算控制的稅式支出不僅會侵蝕稅基,而且給預算法帶來缺漏,給社會政策也帶來了壓力,因此,將稅式支出列入政府的財政支出的范疇,按照財政支出的管理方式進行量化和監督,是科學合理地管理稅式支出的有效途徑。
2、制定統一法規,增強稅式支出政策的透明度和規范性
目前我國的稅式支出條款分散于各個稅種的單行法、實施細則以及補充規定等為數眾多的稅收文件中,這種做法不僅造成部分稅收單行法內容龐雜,而且也不利于征納雙方全面、系統地了解稅式支出政策的具體內容,使得稅式支出的透明度、嚴肅性、規范性、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因此,建議單獨制定一個統一的稅式支出法規,使各個稅收單行法中體現的優惠,僅限于長期穩定的內容,并且通過稅制結構來規定。而將稅式支出的具體措施、范圍、內容、辦法、審批程序、審批辦法、享受稅式支出的權利和義務等規定,集中在統一的稅式支出法中,超越此法規定的減免稅不得認同和執行,以加強稅式支出法規的規范性、透明性和整體性。
3、建立稅式支出制度,加強稅式支出的預算監督和管理
稅式支出之所以容易被誤用、濫用以致失去合理的限度,產生一系列負效應,除了由于決策者對稅式支出發揮作用的途徑和效果認識不清外,還往往因為缺乏嚴密的權衡、分析和約束機制。因此,應該借鑒國外稅式支出的理論與實踐,編制稅式支出預算,從總量、使用方向、管理方式等方面規范稅式支出的監控與管理,提高我國的稅式支出效率。
從長遠來看,要提高稅式支出管理的科學性,就必須建立一整套稅式支出分析、評估制度,對一定時期國家、地區或某一納稅人的稅式支出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分析評價,以監督政策實施。但是鑒于我國國情,我們可以先選擇一些稅式支出規模較大且對經濟有重要影響的稅式支出項目,進行預算控制和實效分析,積累一定的稅式支出經驗,為我國稅式支出的規范化、效益化管理奠定良好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注:本文屬湖北省教育科學規劃項目,項目編號:D20072700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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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志遠: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稅式支出制度[J].稅務研究,2004(3).
[3] 劉佐:對稅收支出問題的再探討[J].稅務研究,2003(3).
稅收支出范文第3篇
二手房增值稅如何計算?專家表示，房屋增值越小，繳納的增值稅稅額也就越少。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二手房交易環節實施營改增，并非一定會增加購房者的交易成本。二手房增值稅出臺背景
財政部2月17日的《關于調整房地產交易環節契稅、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通知》顯示，除北上廣深城市外，所有住房(包括普通和非普通住房)只要滿2年(含2年)，對外銷售均免征營業稅。而北上廣深仍然適用去年老政策，滿2年(含2年)非普通住房，按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滿2年(含2年)普通住房，才免征營業稅。
張大偉表示，在二手房交易未實施營改增之前，二手房交易環節中的營業稅只有部分房源繳納。目前2年內營業稅的稅基是銷售價格，未來如果將增值稅變成增值部分，那么稅基將變小。也就是說，即使日后改變，那么最后的稅基加稅率所造成的影響也比較有限。
二手房增值稅計算方法
據易居研究院智庫研究中心總監嚴躍進測算，如果按照目前營業稅征收的5.5%稅率來計算，那么，轉讓100萬元住宅且不考慮免征等因素，共需交納5.5萬元營業稅。如果二手房交易日后實施營改增，那么計算增值稅則需考慮銷項稅額以及進項稅額。
假設購房者購買了一套50萬元的住房，且目前價格上升至100萬元，則這個時候的進項稅額為50/(1+11%)*11%約為5萬元;而銷項稅額為100/(1+11%)*11%約為10萬元，也就是說增值稅稅額約為5萬元。
如果購房者購買了一套90萬元的住房，且目前價格上升至100萬元，則這個時候的進項稅額為90/(1+11%)*11%約為9萬元;而銷項稅額為100/(1+11%)*11%約為10萬元，這個時候的增值稅稅額則約為1萬元。
二手房增值稅是否增加交易成本
稅收支出范文第4篇
一、稅法上對增值稅收入的時限規定
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的有關規定：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其增值稅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收訖銷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銷售款憑據的當天。銷售貨物或者應稅勞務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按銷售結算方式的不同，具體確定為：
（一）采取直接收款方式銷售貨物，不論貨物是否發出，均為收到銷售額或取得索取銷售額的憑據，并將提貨單交給買方的當天。
（二）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銀行收款方式銷售貨物，為發出貨物并辦妥托收手續的當天。
（三）采取賒銷和分期收款方式銷售貨物，為按合同約定的收款日期的當天。
（四）采取預收貨款方式銷售貨物，為貨物發出的當天。
（五）委托其他納稅人代銷貨物，為收到代銷單位銷售的代銷清單的當天；在收到代銷清單前已收到全部或部分貨款的，其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收到全部或部分貨款的當天；對于發出代銷商品超過180天仍未收到代銷清單及貨款的，視同銷售實現，一律征收增值稅，其納稅義務發生時間為發出代銷商品滿180天的當天。
二、新準則對增值稅收入的確認的相關“亮點”
1、根據新《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及《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入》的規定：收入，是指企業在日常活動中形成的、會導致所有者權益增加的、與所有者投入資本無關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入。
（1）收入包括銷售商品收入、提供勞務收入和讓渡資產使用權收入。
（2）“日常活動”，是指企業為完成其經營目標所從事的經常性活動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活動，一般計入“主營業務收入”或“其他業務收入”科目。“非日常活動”產生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入應作為“利得”，計入“資本公積”或“營業外收入”科目。
（3）在新準則體系下，收入被定義為日常活動中產生的經濟利益總流入，費用被定義為日常活動中產生的經濟利益的總流出，非日常活動產生的經濟利益流入和流出不包括在收入和費用之中，這樣，收入減去費用就不等于利潤了
2、新準則在計量時采用公允價值模式
原準則規定“收入應按企業與購貨方簽訂的合同或協議金額或雙方接受的金額確定”，即計量采用名義金額。
新準則規定：“企業應當按照從購貨方已收或應收的合同或協議價款確定銷售商品收入金額，但已收或應收的合同或協議價款不公允的除外。”“合同或協議價款的收取采用遞延方式，實質上具有融資性質的，應當按照應收的合同或協議價款的公允價值確定銷售商品收入金額。”
3、新準則下增值稅收入核算中相關會計科目的變化
（1）原來核算中常用的“應交稅金”科目，與“其他應交款”科目合并，合并之后的科目名稱為“應交稅費”。
（2）在售后回購業務的會計處理中，原來使用“待轉庫存商品差價”科目，新準則下，取消了這個科目，使用“其他應付款”科目，
（3）新準則沒有設置“自制半成品”、“委托代銷商品”和“分期收款發出商品”科目，而設置了“發出商品”科目。核算一般銷售方式下，已經發出但尚未確認銷售收入的商品成本。
4、增值稅收入的確認的五個條件
（1）企業已將商品所有權上的主要風險和報酬轉移給購貨方；
（2）企業既沒有保留通常與所有權相聯系的繼續管理權，也沒有對已售出的商品實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額能夠可靠地計量；
（4）相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
（5）相關的已發生或將發生的成本能夠可靠地計量。
三、新準則下特殊增值稅收入的財稅協調處理
（一）售后回購，因不符合銷售收入確認的條件，收到的款項應確認為負債；回購價格大于原售價的，差額應在回購期間按期計提利息，計入財務費用。有確鑿證據表明售后回購交易滿足銷售商品收入確認條件的，銷售的商品按售價確認收入，回購的商品作為購進商品處理。
[例1]甲公司于5月1日向乙公司銷售商品，價格為100萬元，增值稅17萬元，成本為80萬元。甲公司應于9月30日以110萬元購回。
①銷售時，編制如下會計分錄：
借：銀行存款
117
貸：庫存商品
8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
17
其他應付款
20
②每月（5-8月份）末計提利息時，編制如下會計分錄：
借：財務費用
2
貸：其他應付款
2
③回購時，編制如下會計分錄：
借：庫存商品
11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
18.7
貸：銀行存款
128.7
借：其他應付款
28
財務費用
2
貸：庫存商品
30
財稅差異分析：售后回購業務，在會計核算時，按照“實質重于形式”的要求，視同融資作賬務處理，但在稅收上不承認這種融資，而視為銷售和采購兩項經濟業務。銷售方的銷售實現時要按照規定開具發票并收取價款，由于甲公司銷項稅額小于其進項稅額，差額部分留待以后抵扣，但應按規定交納企業所得稅。
（二）、采取賒銷和分期收款方式銷售貨物增值稅處理的財稅差異
[例2]甲公司售出設備一套，協議約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從銷售當年末分五年分期收款，每年2000元，合計1萬元。假設不考慮增值稅。假定購貨方在銷售成立日支付貨款，只須付8000元即可。
分析：應收金額的公允價值可以認定為8000元，據此可計算得出年金為2000元、期數為五年、現值為8000元的折現率為7.93%.
1、在不考慮增值稅因素下的賬務處理：
銷售成立時：
借：長期應收款
10000
貸：主營業務收入
8000
未實現融資收益
2000
財稅差異：
分期收款發出商品，稅法上規定，銷售方應該以合同約定的收款時間來確定銷項稅額。當然，如果一次性開具了發票，則應全額確定銷項稅額；新會計準則將應收金額與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計入“未確認融資收益”按實際利率法攤銷，沖減財務費，稅法并不認可。所以，以后各期攤銷的未確認融資收益應調減應納稅所得額，
2、在考慮增值稅因素下的賬務處理：
借：長期應收款
10000
貸：主營業務收入
6837.61
未實現融資收益
1709.40
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銷項稅額）
1452.99
財稅差異：
稅收支出范文第5篇
【關鍵詞】：水質 水量 沖擊 對策
1 、水質沖擊及其影響
水質的大幅度波動和頻繁變化，使氣浮處理效果變差，曝氣池的污泥只有在相對穩定的曝氣池水環境下才有更高的活性，水質的大幅度和頻繁波動，不僅使活性污泥活性下降也使活性污泥的負荷加大或減小，出現暫時的營養缺失或營養過剩，從而降低污泥適應性與活性，當廢水PH值過高或低，就會破壞微生物正常的生活條件而喪失活性，當有毒有害污染物濃度過高時，微生物會因此而中毒死亡。另外，氣浮出水超過曝氣進水水質的要求，曝氣處理就受到更大的影響沖擊。隔油出口硫化物含量過高，將使氣浮處理效果下降。來水的PH值過高和過低都將使整個廢水處理裝置受到影響甚至于癱瘓。
1.1 S―沖擊
硫元素是微生物生長的仰制劑，當其在污水中含量不超過一定值時，曝氣池內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經過馴化后能夠適應并氧化分解硫化物；但當污水中硫化物含量過高時，在微生物吸附氧化化分解過程中，硫進入微生物細胞內并竟爭性地抑制細胞的生化合成，使微生物生理代謝紊亂，活性降低甚至死亡，使曝氣處理無法正常進行。
1.2 揮發酚沖擊
高濃度揮發酚對活性污泥有嚴重的沖擊性，活性污泥受沖擊，出水不合格，脫氮效果下降的很明顯[1]。苯酚達到5.6 mg/L硝化作用受到抑制，鄰甲酚達到11～16 mg/L硝化作用降低75%，間甲酚和對甲酚分別在達到11.4 mg/L和11.65mg/L硝化作用抑制75%。
1.3 乳化油沖擊
乳化油在水中呈穩定體系，主要是由于油粒在表面活性物質的作用下，界面被包圍一層電荷，而產生雙電層現象，其電場力阻礙著油粒的互相粘聚使乳化油成穩定體系，此外，固體粉沫的影響，在污水中親水性的固體粉沫，小部分被油潤濕，大部分被水潤濕而包裹在油粒，從而阻礙油粒的互相粘連，也使乳化油呈穩定體系。
大量乳化油進入曝氣池，被活性污泥吸附后粘附在其表面使絮凝體變輕，不易下沉易造成污泥上浮而流失，而且，粘附在絮凝體表面的乳化油，阻礙了微生物對氧的需求，活性降低，此外，粘附在絮凝體表面的乳化油阻礙了活性污泥對有機物的吸附吸收處理效果變差。
1.4 高溫水沖擊
生化曝氣池對水溫有嚴格的要求，水溫的忽高忽低，都會對生化處理系統造成嚴重的沖擊。生化曝氣池進水水溫不應大于40℃ ，如果水溫突然超溫，活性污泥會大量死亡，處理效果明顯下降，出水各項污染物含量大幅度增高，嚴重影響處理效果。而持續水溫高，活性污泥會慢慢適應，對污水處理影響不大。
1.5 pH值沖擊
PH值對曝氣處理的影響實質上是影響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細胞的內酶，酶是生物體內各種生化反應的催化劑，其主要成分是蛋白質，是具有離解基因的兩性電解質，其離解形式不同，催化性質也不同，而其離解形式受PH值影響，只能在適合的PH值條件下，酶才能具有活性，因而才能使活性污泥有較好的氧化分解有機物的能力。因此，PH值過高或過低，就會破壞活性污泥中微生物正常的生活條件而喪失活性，從而造成微生物的適應性和活性降低，嚴重時，會造成微生物大量死亡，甚至使整個生化處理系統癱瘓，對生化處理系統造成嚴重的沖擊，
污水處理效果受到嚴重影響。生化處理單元COD去除率隨pH值變化如圖1所示。
圖1 生化單元COD去除率隨pH值變化趨勢圖
從圖1可以看出，在pH值為6～8范圍的時候隨著pH值的逐漸升高，生化單元COD去除也率逐漸升高，但pH值在8～11范圍的時候，隨著pH的升高，生化單元COD去除率逐漸下降，尤其在pH達到11.0的時候，生化單元COD去除率降至23.48%，嚴重影響處理效果。從上圖可以得出，生化處理單元pH的合適范圍為6～9，最佳pH值范圍為7.5～8.2，當pH值達到11.0的時候，生化處理單元中的活性污泥大量死亡，嚴重影響污水處理效果。PH值過高或過低對生化系統造成嚴重沖擊，導致大量活性污泥死亡，污泥沉降比明顯降低，污泥沉降比隨pH值變化趨勢圖如圖2所示。
圖2 活性污泥沉降比隨pH值變化趨勢圖
從圖2可以看出，在pH值為6～8范圍的時候，活性污泥沉降比隨著pH的升高而升高，在pH值為8～11范圍的時候，活性污泥沉降比隨著pH的升高而下降。活性污泥適合生長的pH值范圍為6～9，活性污泥的最佳生長pH值范圍為7.5～8.2，當pH值超過9.0的時候，活性污泥開始出現不適應，當pH值達到11.0的時候，對活性污泥造成嚴重沖擊，大量活性污泥死亡，污泥沉降比大大降低。
PH值過高或過低對生化系統造成嚴重沖擊，導致大量活性污泥死亡，污泥沉降比明顯降低，在pH值為6～8范圍的時候，活性污泥沉降比隨著pH的升高而升高，在pH值為8～11范圍的時候，活性污泥沉降比隨著pH的升高而下降。活性污泥適合生長的pH值范圍為6～9，活性污泥的最佳生長pH值范圍為7.5～8.2，當pH值超過9.0的時候，活性污泥開始出現不適應，當pH值達到11.0的時候，對活性污泥造成嚴重沖擊，大量活性污泥死亡，污泥沉降比大大降低。
此外，pH值過高或過低會對浮選處理系統造成沖擊，這主要是由于絮凝劑需要在合適的pH值范圍內才能很好的發揮絮凝作用，pH值超過使用范圍，會造成絮凝作用減弱或失效。一般情況下，絮凝劑在堿性條件下的處理效果均略優于酸性條件下的處理效果，這是由于pH值對膠體顆粒表面電荷的E電位有很大的影響，繼而影響絮凝劑的性質和作用。在堿性條件下，污水中的膠體表面電位下降，擴散層變薄，膠體之間容易接近而脫穩，因此膠粒下沉快，除去效果好，剩余濁度低，隨著pH值的降低，膠粒被過多的相反電荷包裹，膠粒表面電荷變號而重新穩定，處理效果下降，剩余濁度較高。但是，當PH值過高時將造成浮油乳化，混凝劑作用減弱，浮選池礬花變弱，去除石油類效率下降，在pH值為6～8.5范圍的時候，浮選系統石油類去除率隨著pH值的升高而升高，在pH值為8.5～11范圍的時候，浮選系統石油類去除率隨著pH值的升高而降低。浮選系統絮凝劑適合使用的pH值范圍為6～9，最佳使用的pH值范圍為8.0～9.0，當pH值超過9.0的時候，混凝劑作用逐漸減弱，石油類等污染物去除效果下降。
1.6 沖擊物的辨別法
水質沖擊物往往具有明顯的特點，它們具有特殊的顏色或氣味，我們可以通過其特點來進行辨別，更好的監測水質情況，及時采取措施，確保處理水質達標。
表1 沖擊物辨別法
序號 沖擊物 污水顏色 污水氣味
1 硫化物S 黑色 臭雞蛋味
2 揮發酚 粉紅色或深紅色 來蘇味
3 乳化油 混濁發白 /
4 堿水 乳白色 /
2 、 水量沖擊
來水水量的忽大忽小會對污水處理裝置造成一定的影響，水量過大時會對污水處理裝置的隔油、浮選、生化等各個處理單元造成嚴重沖擊，影響出水水質，水量過小，會給裝置的正常生產運行帶來一定的影響，因此，水量的忽大忽小頻繁變化會對污水處理裝置帶來沖擊，影響污水處理效果。
根據隔油池必要的三設計數據垂直上浮速度、水平流速，停留時間可以看出，停留時間對隔油運行效果有較為顯著的影響，來水水量相應流過隔油池污水的水平流速也相應增大，就不能較好的保證正常的水力條件，同樣也破壞廢水在池中所必需的停留時間，最終造成運行效果不良狀態。
此外，對于浮選處理單元的溶氣氣浮來說，水量大時停留的時間也是影響氣浮效率的決定因素，也就是說污水處理量的增大勢必影響到廢水在浮選池的停留時間，造成浮選混凝反應時間不足，分離段分離時間不足，溶氣量減低，以致造成后絮凝現象，影響到生化單元的曝氣處理，使出水水質變差。
不僅如此，水量的忽大忽小也會對生化單元造成影響，帶來一定的沖擊。來水水量增大時，污水在曝氣池停留時間縮短，污泥負荷加大，影響出水水質。水量過大時，將造成活性污泥的上翻流失。水量長時間較小時，將使曝氣池內活性污泥發生營養短缺現象，降低了其活性因而影響是生化單元曝氣處理。
3 、 對策
3.1 水質沖擊對策
3.1.1 硫化鐵法除硫
在浮選投加鐵鹽可使S―生成硫化鐵或硫得以去除，減緩對生化處理單元的沖擊。
堿性條件下：
Fe3++S2-Fe2 S3
酸性條件下：
Fe3++S2-Fe2++ S
根根據來水S―的多少投加鐵鹽，在此可去除S―50% ～60%[2] 。
3.1.2 采用生物鐵法除硫
鐵鹽可提高曝氣的氧轉移率，提高活性污泥的活性、沉降性。使之耐沖擊、COD去除率高[3]。污水場采用鐵法除硫和生物鐵法，對來水S―的沖擊可以完全克服。
3.1.3 pH值沖擊對策
污水pH值過高或過低時，應在調節池進行均質稀釋，在中和池進行中和處理，當氣浮出水PH值高于9或低于6時，應停止向生化單元曝氣池進水，將來水改流至事故應急池進行暫時緩存，待來水水質好轉后再將pH超標污水逐漸參入進行處理。
3.1.4 投加活性碳粉
在來水水質沖擊時活性污泥大多會松散、沉降差，使之流失。投加活性碳粉可使松散的污泥吸附在小碳粒上，重新形成苗膠團，使之避免或減少流失。
3.1.5加大磷鹽的投加量
磷鹽是活性污泥生長的必需營養源，在水質沖擊時磷鹽尤為重要。適當的增加磷鹽量，可提高COD、CN―和揮發酚的去除率，提高耐沖擊能力。
3.1.6延長泥齡和增加泥量
高齡污泥的耐沖擊性好，泥量高則污泥負荷低，所以延長泥齡和增加泥量是應付沖擊的手段之一。
3.1.7 加大曝氣風量
水質沖擊時加大曝氣風量可提高耐沖擊能力。如S―可氧化為硫代硫酸鹽或硫酸鹽、如NH4―、N可進行硝化反應、還可滿足活性污泥在受沖擊時的高需氧量等等。
3.1.8 其他方法
應對水質沖擊還可采取許多辦法，如加大污泥回流量、提高浮選容氣罐壓力、向曝氣池投加絮凝劑、投加特種細菌、加大浮選加藥量等等。
3.2 水量沖擊對策
應對水量沖擊，我們采取的解決方法是一間調節池投入使用，另一間調節池作為應急備用，當來水水量突然增大時，我們將部分污水改流至備用調節池，進行穩定水量、水質，待來水水量小時將備用調節池水逐漸處理，如果水量過大，還可以將部分污水改流至事故應急池，待水量小時再緩慢處理。
4 、結論
（1）筒易水質沖擊物辨別法簡單、實用、可行，在煉油化工廠污水處理過程中，能夠及時、準確的辨別水質沖擊物，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質沖擊對整個污水處理裝置產生嚴重的影響，影響總排放口出水水質，對調整生產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水處理裝置的水質、水量沖擊對策多，上述方法簡便易行，具有實用性，對應付水質、水量沖擊和生產調整實用，效果好。
參考文獻
[1] 劉德軍“同步法脫氮技術可行性探討”石油化工環境保護。1997.1
[2] 劉德軍等“煉油污水場處理能力探討”石油化工廠環境保護。1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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