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服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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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服爺爺范文第1篇
企業的稅收負擔與國家的經濟和企業的發展緊密相關，長時間以來，稅負問題.一直受到上市公司.的密切關注，對其的研究牽涉到多個學科，涵蓋了稅收、會計、經濟以及財政學等一系列的領域，就研究內容方面而言也頗為詳實。本文的目的，就是對企業稅收負擔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從稅收和非稅兩個方面進行梳理，并進行總結，希望能夠為政府的有關部門及企業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詞：
稅收負擔；影響因素；稅收因素；非稅收因素
一、引言
對于企業實際稅收負擔的研究，是國內外眾多學者關注的重點。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對于稅收負擔的研究在各個方面都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理論分析與實證分析上都越來越細致，但國外的背景與政策與我國都不相同，其研究結論雖然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卻不太符合現在我國企業的發展趨勢。與西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國對于稅收負擔的研究開始較晚，而現有的研究和結果大部分是針對理論分析所得，且大部分是對于稅收改革之前稅收負擔的研究，尤其是國內目前研究大都著眼于整體行業的稅收負擔研究。本文將稅收的影響因素分析可從兩個角度入手，即稅收和非稅收因素，而后者又涵蓋了行業和個體兩部分。個體因素一般包括：公司規模、債務水平、股權結構、資本結構、盈利能力、管理層激勵等。
二、基于稅收因素的研究
1.法定稅率。Gupta和Newberry（1997）通過運用1982-1987年和1987-1990年的兩個面板數據，發現美國1986年的稅制改革對公司所得稅稅負有顯著影響。Richardson（2007）對澳大利亞稅制改革前后的92家上市公司的實際稅負的決定因素進行研究，同時得到了此結論。2008年國內開展了新企業所得稅之后，法定稅率調整為25個百分點，低稅率則為20個百分點。李增福(2010)研究了稅改之后，我國上市公司現實稅負所產生的變化情況。結果看到，法定稅率的減少，有助于降低企業所承擔的現實稅負情況，這一點和王延明（2002）實際稅負和法定稅率敏感度較弱的結論有所差異。其認為原因主要是隨著新稅法的執行，區域差異減少，稅收政策的產業導向性愈發顯著，針對取消、延緩稅收優惠政策的上市公司，因為設置延緩期不僅僅有效地控制了所得稅，同時也切實地完善了新舊稅法之間有效的過渡。
2.稅收優惠政策。就政府而言，也可通過該政策完成一系列的政治和經濟目標，加大宏觀調控的執行效力。對于企業來說，可以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進行合法避稅，降低企業的稅費。對于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稅收負擔的影響，最早Siegfried（1974）考慮了稅收優惠政策，分析得出了生產和礦業的ETR，結果看到ETR為39個百分點，這一點較之于法定稅率的52個百分點有著不小的差距，作者提出這方面的差距源于特別條款和稅費抵扣等一系列的因素。我國李增福和徐媛(2010)提出稅法實施過程之中，往往會出現一系列的稅收優惠，企業的避稅活動，如此也導致名義稅率常常無法充分地展現出企業所應繳納所得稅的具體情況。湯寅昊（2013）以我國鋼鐵行業的2007-20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研究發現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稅負影響最大，且顯著為負。
3.稅收征管。Michael(1972)就稅收征管對實際稅負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他們研究了納稅個體是否在嚴格的監督及約束納稅的情況下會故意的少報收入來避稅，以及造成這種行為的原因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一是懲罰率越高實際申報額也越高。二是加大稽查力度會使實際申報額升高。三是稅率對收入的影響不能確定。袁建國、后青松及范文林（2015）以我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研究了稅收負擔、稅收征管等因素對所得稅有效稅率的影響。研究顯示，稅收征管強度越低，稅收負擔越重的公司，有效稅率與法定稅率的差異就越大。
三、基于非稅因素的研究
1.行業因素。通過有關學者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到，產業政策將會對企業的稅收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也會使得各個行業間的有效稅率出現顯著的不同，企業所在行業類型同樣會對其避稅活動造成顯著的影響。Rosenberg（1969）通過研究顯示，美國農業、紡織業、地產業等多個行業的避稅活動較之于其他行業要更為顯著。而Zhan和Adjikari（2003）也將馬來西亞的酒店業和制造業作為研究的對象，也發現這一結論。我國學者也曾經開展過對此的研究。丁琳（2000）分析了我國21個行業多達百家企業的稅收狀況，得出結論即各個行業的稅收負擔具有一定的區別。張倫俊和李淑萍(2012)也得出此結論。面向單一行業的稅負情況，我國也同樣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李國平和張海瑩（2010）研究了某縣煤企的實際稅收負擔水平，結果表明，企業實際稅收負擔水平高于應繳稅費負擔水平。王素榮、徐明玉（2012）以地產業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地產業稅負要超過其他行業的稅務壓力。洪群聯(2012)針對2005到2009年間國內服務業稅務狀況展開了系統的研究，結果看到，服務業稅負的增長較迅速，金融、批發和零售業是稅負壓力最為顯著的行業。
2.資產規模。規模對于企業而言無疑是最基本的特征，關于資產規模與所得稅稅負的關系存在兩種假說。第一類觀點是Siegfried(1974)提出的的政治權利假說。該假說提出公司規模越龐大，則其越具備相應的實力和動機進行政治游說，并且有足夠的資金聘請專業人員來進行稅務籌劃。這個假說最早由Porcano（1986）進行了實證驗證，作者使用美國的數據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資產規模與企業稅收負擔呈負相關。該假說得到了多人的支持，如Richard和Lanis(2007)的研究也得出此結論。而Kitao（2010）認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稅務部門拓展稅基，同時對大企業給予給多的稅收優惠，從而激勵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如此政府不僅僅可以取得更大規模的稅收，同時也可以顯著的緩解企業的稅負壓力。第二類觀點是由Zimmerman(1983)提出的政治成本假說。該假說提出，公司的規模愈大，則其就越易于遭受公眾的監督，同時稅務部門的監管工作也更可以有效的開展，所以其稅負壓力較之于中小企業更加顯著。Hanlon（2010）提出若大企業運用一系列的資源實施稅務籌劃，則往往會由于遭受媒體的負面關注而產生一系列的損失，形成政治成本，ETR也相對較高。基于以上兩種假說，國內學者對于資產規模與稅收負擔關系的研究結果也各不相同。王延明(2003)研究結果表明：從1997年開始，資產規模和ETR之間呈現出正向相關性，然而資產負債率在次年和ETR則表現為負向相關。安福仁和馬之超（2012）使用面板數據分析了我國19個行業的上市公司有關財務信息，結果表明固定資產規模和企業應納稅款二者間表現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劉建權（2013）通過研究發現，我國資產規模比越大的上市公司其稅負也越大，而這一點也和政治成本假說相統一。
3.債務水平。由于稅法規定股利是從稅收利潤中支出，而負債利息卻可以在稅前扣除，所以企業的融資結構會對其ETRs產生一定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財務杠桿高的公司，其稅收負擔就越低。Richardson和Lanis（2007）的研究證明了資產負債率與ETRs存在顯著負相關。但也有不同的觀點，Defond(1994)和Sweeney（1994）利用就企業債務狀況和盈余管理二者間的關系實施進一步的分析，結論為負相關。作者提出企業為減少債務違約開支，將不會應納稅所得額進行控制，而是利用提高會計利潤的措施實施盈余管理，所以企業的債務水平與應納稅所得額無關。我國的劉建民，李桂英，吳金光（2013）通過分析了45家汽車制造業上市公司的財務信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性。另外，王素榮、張新民（2006）的研究得到的結論卻恰恰相反，其提出因為債務資本在一定意義上和權益資本相近，可以為企業產生投資回報，同時在財務杠桿的影響之下也可以為企業創造更顯著的價值。企業會充分地運用負債資本提升企業收益，以期盡可能地提升杠桿效應所帶來的影響，導致企業應稅所得基數顯著提高，進而使對應的稅務負擔提高。張金海（2015）的研究也得出了這一結果。
4.固定資產密集度。由于稅法規定折舊和攤銷可以稅前扣除，理論上而言固定資產密集度與資產的折舊抵稅效應相關聯，前者越高，后者越大，從而導致企業稅收負擔也會越低。Stiekney和MeGee（1982）、GrantRichardson（2007）等的研究都發現資本密集度越大，公司稅收負擔越低。但也有不同的結論，Miao(2009)發現有效稅率與資本密度并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我國稅法要求，固定資產折舊可以在當期稅前進行抵扣，不僅如此稅法支持企業實施加速折舊，因而就理論角度來說，資本密集度愈高，折舊幅度越大，應納稅所得相應的較低，稅收負擔自然會明顯減少。但國內學者王延明(2002)、樸姬善(2005)實驗研究顯示，國內資本密集度和ETR均值的反向相關性并不顯著。
5.管理水平。Doyle（1999）提出，公司股東如若采取基于業績對經營者實施獎勵的薪酬制度，則企業的ETR將會得到明顯抑制。Graham和Tucker（2006）通過分析顯示，通過實施管理者股票期權，有助于其積極地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擴大減稅的規模。Desai和Dharmapala（2008）通過分析顯示，就公司治理而言，若賦予企業高管股權激勵，可以有效地減輕企業的稅負壓力。但是Philips（2003）通過對應的研究了經理人和首席執行官的薪酬和實際所得稅之間的關系，結果看到經理人的稅后收入和企業所得稅稅率之間呈現出負向相關性，然而首席執行官的稅后收入和企業所得稅之間則無顯著關聯。我國劉華等（2010）提出，增設涵蓋了薪酬激勵的管理層激勵將會對公司稅務籌劃產生顯著的影響，進而導致實際稅率有所減少，同時公司的所有權屬性同樣對此產生顯著的影響。相應的，呂偉、李明輝（2012）從2001年到2007年將接近四千家制造業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同時看到伴隨管理層薪酬、股權激勵的提升，企業的實際稅負將會明顯減少，重點是由于管理層獲得了更強的動力來承擔更顯著的稅務籌劃風險。
6.盈利能力。對于盈利能力與稅收負擔的關系，Jansen（2005）通過實證分析也發現了其和ETR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作者認為企業盈利能力越強，相應的應納稅所得額就會越多，因此企業的稅收負擔就越高。但Adhikari（2006）將馬來西亞公司的有關數據作為研究的基本目標，結果上也充分表明，盈利水平和ETR間有著明顯的反向相關性。我國的曹書軍，張婉君（2008）通過使用隨機效應模型，發現在稅收優惠廣泛普及的情況下，企業的獲利水平和股權結構方會對ETR造成顯著的影響這一結果，同時得出結論資產負債率與ETR呈負相關關系。周國棟（2012）以2006-2010年我國A股上市的能源企業為樣本，研究得出了盈利能力對企業稅負有負相關關系的結論。劉愛明和劉冬榮（2011）、王新安、張力多（2014）也支持這一結論。
7.股權結構。國企和非國企的效用函數具有一定的差異同樣給企業的稅負帶來了一定的影響。Spooner(1986)提出企業中的國有控股有助于緩解企業的稅負壓力。然而，再將國有股權比重視作為稅收負擔的控制變量的情況下，未曾看到國有控股和企業稅負之間具有顯著關聯。而TaoZeng（2010）驗證了股權集中性水平與國際持股對國內上市公司稅負方面所帶來的影響性，結果看到股權集中度高的企業有更低的實際稅負。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最大股東是國家的企業更多的是追求社會目標，而不是以稅后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就國內而言，葉康濤（2005）分析了國家性質對公司盈余管理所產生的一系列影響，研究發現，公司在表現為國家控股的情況下，有著更強的能力掌控非應稅項目進而科學避稅，進而減少企業稅負。曹書軍和張婉君(2008)通過分析發現，股權結構和稅負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向關系，其提出通過國有大股東控制的公司，大股東可能會利用積極地繳納稅款來提升地方財政收入，進而贏得政府對其本人或者是企業的支持。邢星（2010）的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
四、結語
水手服爺爺范文第2篇
關鍵詞：汽車銷售服務行業；稅收征管
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汽車消費規模、結構和潮流日益豐富，已從公務和商務購車進入私人購車階段，汽車銷售服務行業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勢頭，稅收收入大幅增長。汽車銷售服務行業稅收收入在商業稅收中大幅度增長，成為第三產業稅收迅速增長的領頭羊。本文對汽車銷售服務行業稅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加強汽車銷售服務行業稅收征管的建議。
一、汽車銷售服務行業稅收存在的問題
1.維修收入“體外循環”不計收入。汽車銷售服務行業收入中維修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很大，另外維修收入具有非固定性、隨機性和隱蔽性的特點，對稅務機關而言，清查汽車銷售服務行業的維修收入稅收征管難度很大。維修收入“體外循環”主要表現，一是只結轉維修配件成本，不開維修發票；二是客戶欠維修款，只結轉維修成本，到期還款不確認銷售收入；三是4S店對在“首保”、“二保”以內的車輛損壞，先進行維修，再對汽車生產廠家提出索賠申請，廠家支付的索賠款不按時確認銷售收入；四是有的保險公司在入保車輛維修理賠時，只要4S店的結算單，而不要發票，4S店不開發票，不計收入。
2.精品贈送不開發票，不計收入。汽車成為生活必需品后，人們對汽車內飾和汽車保養等汽車維護方面更加注重。為了更好的吸引顧客，汽車銷售服務行業一般會在銷售車輛時附贈一些內飾，例如，行車導航儀、車載吸塵器、方向盤套、汽車鑰匙扣等。對這些贈品，有的企業認為是無償贈送，不是銷售，因此未按照視同銷售計入收入繳納增值稅。
3.維修后的舊件及其他廢品回收變賣，不計收入。汽車銷售服務行業在對汽車進行維修后，會積存下大量的舊件，這些廢品定期企業會進行銷售，但是大多數企業不計收入。例如，汽車定期就會換發動機的機油，4S店對汽車更換出來的舊機油，定期就有廢品企業進行回收，量大積累下來收入量也很大。
二、促進汽車銷售服務行業稅收征管的建議
（一）強化日常管理，加大稅源監控力度。
目前，由于對企業經營狀況缺乏實時監控的手段。造成人為調控收入實現時間、銷售配件等售后服務收入不入賬、推遲應納稅額的實現等問題時有發生。因此，在日常工作中稅管員要加強對企業的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的實時監控，隨時掌握企業資金變動、貨物的進出庫情況，建議具體做到以下“五個結合”：
一是結合企業信息，做好數據比對。結合經銷商每月底要向生產廠家進行有關整車、配件購銷存、售后服務等信息反饋制度，與賬面銷售收入進行比對，找出問題。將銷售明細賬與機動車發票進行比對，看企業有無低于成本價且無正當理由銷售車輛的行為。對代收的汽車裝飾品等價外費用和無償贈送他人的精品等視同銷售行為，要結合結轉的銷售成本和有關經營費用科目進行檢查。
二是結合行業特點，查實返利核算。汽車經銷行業最大的特點是銷售毛利率低，但其廠家返利卻較多。要重點對返利進行核實。4S店取得的返利雖在發票上有反映，但因廠家商務政策的計算時差，同一類型的車輛因返利的時點不同，成本結轉的金額也就不同，造成企業不能準確核算實際應結轉的成本。其他不在一張發票上注明折扣金額的則應重點檢查是否將全部返利入賬，沖減成本和作進項稅額轉出。
三是結合關鍵環節，實施存貨盤存。4S店容易利用配件品種多，難于盤存、工作量大的特點，往往在這方面做文章，因此需要進行實地盤存。同時，有的車輛已發出，將貨款掛賬或不入賬，造成少繳稅款。特別是將購進的精品無償贈送他人，不做賬務處理。這是汽車行業比較普遍的現象。
四是結合核算流程，查清往來賬目。現在汽車行業銷售程序為客戶在看好樣車后，先付部分定金，提車時付清余款，導致有些企業將已實現的銷售收入長期掛在“預收賬款”上，不按規定結轉收入，人為調控收入。
五是結合資金流動，追查賬外經營。稅務機關通過查看企業銀行對賬單，逐筆核實企業資金來源和用途，如果發現異常資金流動，就可以以此為線索，追查企業的賬外經營行為。
（二）有針對性的開展納稅評估。
汽車銷售服務行業已經逐漸走向成熟，企業的逃避稅收的手段也更加隱蔽，除加強對該行業的日常管理外，要進一步以納稅評估工作為抓手，進一步探索有針對性的行業評估模式。不能僅從財務賬簿和原始憑證入手，要根據汽車經銷行業的特點，從企業的運營模式和內部組織結構、部門職責、操作程序等入手，通過掌握企業的財務核算軟件，全面了解掌握企業的內部情況，及時堵塞征管可能出現的漏洞。具體提出以下評估思路：
一是合理測算維修收入，彌補收入漏洞。一般汽車銷售服務企業售后服務收入分為兩塊：出庫銷售金額和工時費。稅務機關可以根據測算出的維修收入與企業申報的維修收入進行對比分析，及時發現評估疑點。
二是掌握主動，合理實施告知和約談程序。通過充分的評估分析和實地調查測算，稅務機關的評估人員在做到心中有數的基礎上，實施告知和約談程序。在約談過程中，評估人員要方法得當，有理有據，提出的問題要“在行”，具有針對性。
三是以點帶面，拓展4S店納稅評估范圍。以往稅務機關對4S店的檢查評估工作只停留在企業表面的整車銷售和維修配件上。今后，要拓展到企業總部維修索賠、保險公司理賠等業務方面，為4S店納稅評估工作的深入開展奠定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1] 張嘉靖. 機動車銷售行業增值稅納稅評估問題研究[D]. 東北財經大學. 2012.
[2] 薛乃平，宋劍剛等. 汽車經銷企業稅收管理實踐與思考[N]. 山西經濟日報. 2014-03-31 (008).
[3] 程輝. 汽車4S店的稅收管理問題[J] . 稅收征納.2011(12).
水手服爺爺范文第3篇
關鍵詞：技術創新；政府稅收；稅率；博弈分析
1 引言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技術創新已經成為企業市場競爭的重要力量，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技術創新是企業應用創新的知識和新技術、新工藝，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和經營管理模式，提高產品質量，開發生產新的產品，提供新的服務，占領市場并實現市場價值。
2 回顧
通過檢索文獻可以發現，近年來國內采用博弈模型對企業技術創新行為進行研究的文獻并不多，按照研究對象的不同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只針對企業與企業之間技術創新行為進行博弈分析，如胡玉柱等（2007）通過構建博弈模型，分別分析了企業在合作與不合作情況下的技術創新行為，結論認為應該加強企業間的創新合作，特別是在我國高科技園區，應該從各個方面出發創造良好的企業合作創新的氛圍與環境。張琳等（2009）對江蘇省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模式選擇問題進行了一次博弈分析，通過分析找出影響創新模式選擇的因素，為江蘇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式的選擇提供了一些建議。還有諸如此類的文獻，不在贅述。此類文獻主要考察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博弈行為。另一類文獻主要考察企業技術創新與政府行為之間的博弈關系，如魏務云、羅掌華（2006）利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討了我國財政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并通過具體實例的分析結合博弈模型給出了一些政策建議，認為政府應該加強與企業之間的聯系和交流，并且應當通過漸進的改革來完善企業技術創新財政政策體系。蔣長流、縱玲玲（2007）認為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一個完全但不完美信息的動態博弈過程，通過模型的構建和分析，結論顯示政府對于有創新能力企業給予資金支持和企業進行自主技術創新有助于形成政府和企業雙贏的格局。
企業技術創新不僅是企業自身行為，同時也會受到外界因素特別是政府行為的影響。單純考慮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博弈而忽略政府政策行為的影響顯得不盡科學。通過以上簡單的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在以上學者當中，要么沒有考慮到政府因素，要么考慮政府財政投入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而對于政府稅收對企業技術創新影響的研究頗少。本文將試圖通過博弈模型的分析，從另一種角度來闡述政府稅收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行為的影響。
3 說明及假設條件
企業技術創新方式有很多種，按照技術創新的新穎性和獨特性，一般把企業技術創新分為兩大類:自主創新和模仿創新。
為了更好利用博弈模型進行問題的研究，本出如下幾點假設條件：
（1）市場中只有兩家企業A和B，其中A企業為大企業，具有較強的自主創新意識和能力；B企業為中小企業，自主創新意識和能力較弱。
（2）每個企業都有自主創新U和模仿創新V這兩種決策選擇。
（3）不管自主創新還是模仿創新，若成功，則兩企業將分別獲得m1和m2的創新收益。但是通過模仿創新成功的企業需要向另一自主創新企業支付s的知識產權使用費。若兩企業均模仿創新，則認為兩企業創新收益為0。其中0＜s＜c1＜c2＜m2＜m1。
（4）A、B兩企業自主創新的成本分別為c1、c2-tm2，政府對于創新成功的企業將征收稅率為t的收益稅收。其中c1＜c2，0＜t＜1。
（5）A、B兩企業自主創新成功的概率分別為p1、p2，其中0＜p2＜p1＜1。
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靜態博弈模型并分析，我們將重點討論政府稅收稅率t的高低不同對博弈均衡結果的影響。
4 博弈分析
根據假設條件，企業A、B均有兩種策略選擇：自主創新U與模仿創新V，通過簡單的計算可以分別算出企業A、B在策略組合為（U，U）、（U，V）和（V，U）情況下的收益矩陣，（V，V）策略情況下每個企業的創新收益根據假設視為0。具體見（1）~（3）。
（1）A、B企業在策略組合為（U，U）時的收益矩陣。
A、B同時成功時為m1-c1-tm1;m2-c2-tm2;A成功B失敗時為-c1;m2-c2-tm2;A失敗B成功時為m1-c1-tm1;-c2;A、B同時失敗時為-c1;-c2;
（2）A、B企業在策略組合為（U，V）時的收益矩陣。
A、B同時成功時為m1+s-c1-tm1;m2-s-tm2;A成功B失敗時為s-c1;m2-s-tm2;A失敗B成功時為m1+s-c1-tm1;-s;A、B同時失敗時為s-c1;-s;
（3）A、B企業在策略組合為（V，U）時的收益矩陣。
A、B同時成功時為m1-s-tm1;m2+s-c2-tm2;A成功B失敗時為-s;m2+s-c2-tm2;A失敗B成功時為m1-s-tm1;s-c2;A、B同時失敗時為-s;s-c2;
根據每個企業創新成功率的不同，通過計算可以得到不同策略情況下企業創新收益概率矩陣如下4。
（4）各種決策情況下A、B企業創新成功概率矩陣。
在（U，U）策略組合下，A、B同時成功時為p1p2，A成功B失敗時為（1-p1）p2，A失敗B成功時為p1（1-p2），A、B同時失敗時為（1-p1）（1-p2）。
在（U，V）策略組合下，A、B同時成功時為p12，A成功B失敗時為（1-p1）p1，A失敗B成功時為p1（1-p1），A、B同時失敗時為（1-p1）2。
在（V，U）策略組合下，A、B同時成功時為p22，A成功B失敗時為（1-p2）p2，A失敗B成功時為p2（1-p2），A、B同時失敗時為（1-p1）2。
根據兩企業每種創新策略情況下的收益矩陣和成功概率矩陣，通過計算，可以分別得到兩企業在不同創新策略情況下的最終期望收益，如下5。
（5）A、B企業在各種創新策略組合情況下的期望收益矩陣。
A、B同時采取U時為（1-t）p1m1-c1；（1-t）p2m2-c2;A采取U，B
采取V時為（1-t）p2m1-S;S+（1-t）p2m2-c2；A采取V，B采取U時為s+（1-t）p1m1-c1;（1-t）p1m2-s；A、B同時采取V時為0;0。
通過5可以看出，博弈模型的均衡結果有賴于t的大小，當政府制定不同的稅收稅率t時，博弈模型的納什均衡會不同。
在上述收益矩陣表5當中，對于A企業而言，若0≤t＜1-（c1-s）/p1m1，則（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時無論B企業如何決策，A企業都會選擇自主創新；若1-（c1-s）/（p1-p2）m1≤t＜1，則（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時無論B企業如何決策，A企業選擇模仿創新。
對于B企業而言，由于（1-t）p2m2-c2＜（1-t）p1m2-s，所以當A企業選擇自主創新時，B企業一定會選擇模仿創新；若A企業選擇模仿創新，則當0≤t＜1-（c2-s）/p2m2時，B企業選擇自主創新；當1-（c2-s）/p2m2≤t＜1時，B企業選擇模仿創新。
綜合上面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此博弈模型的納什均衡:
①當0≤t＜1-（c1-s）/p1m1時，博弈模型的納什均衡為（自主創新，模仿創新）；
②當1-（c1-s）/（p1-p2）m1≤t＜1-（c2-s）/p2m2時，博弈模型的納什均衡為（模仿創新，自主創新）；
③當1-（c2-s）/p2m2≤t＜1時，博弈模型的納什均衡為（模仿創新，模仿創新）。
通過上文對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尋找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政府制定的稅率t不同時，博弈模型納什均衡會有所不同，即兩種不同類型企業創新模式選擇會不同。比較遺憾的是本博弈模型并沒有得到最佳均衡結果，即（自主創新，自主創新），但是這并不能否認政府稅收政策不能激勵企業積極技術創新，當除去假設條件中對s的約束，接著討論s不同取值時，便能夠得到這樣的結果，參見。可以觀察到，當政府的稅率較低時，大型或規模以上企業會選擇自主創新，而此時小企業會選擇模仿創新，而不愿選擇自主創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型或規模以上企業往往會先于小企業進行自主創新，而小企業考慮到大企業創新成功率高于自身，且通過模仿創新成本低于自主創新成本，通過模仿創新得到的期望收益要高于自主創新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在現實生活當中，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知識產權使用費不高。當政府稅率稍微偏高時，如上述第2種情況，此時大企業或規模以上企業選擇自主創新的期望收益已經大大降低，企業會選擇模仿創新；而此時中小企業在覺察到這種信息后，會選擇自主創新，因為此時大企業或規模以上企業已不再進行自主創新，中小企業只能通過自主創新從而避免“囚徒困境”。當稅率高到一定程度后，高稅率已經造成企業創新成本的急劇上升，所有企業均不會去進行自主創新，此時企業技術創新博弈的“囚徒困境”產生。
5 結論及政策建議
綜合而言，上文通過構建在政府稅收前提條件下的不同規模企業間的靜態博弈模型，分別計算了企業不同策略情況下的期望收益，并通過討論不同的稅收率t，找出了幾組不同的納什均衡結果。結論顯示政府稅收率的高低將直接影響不同企業的技術創新模式選擇，制定較低的稅率將有助于提高企業自主創新意識，形成自主創新氛圍。1 加強稅收政策實施有效性
在我國，由于企業技術創新的復雜性和不明晰以及政策制定目標不明確等原因，政府的稅收政策多表現出零散和臨時性的特征，稅收政策級次低、權威性差，連續性不強等等，都造成政府的稅收政策不能形成有效激勵。為此，政府需要明確稅收政策實施的目標，進一步完善稅法體系，將稅收政策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以固定法律的方式進行稅收激勵政策的實施，提高稅收政策實施的有效性。2 明確稅收政策實施對象
我國企業眾多，以往政府多根據企業性質、規模以及行業歸屬等來對不同企業實施稅收激勵政策，而這導致很多企業一味追求企業規模和營業利潤而忽視技術創新。同時，政府稅收激勵政策的實施往往會忽視一些中小企業，削弱了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意識和積極性，從而引發受到對象限制的中小企業產生模仿創新甚至抄襲等惡劣行徑，不利于自主創新的行業市場環境的形成和發展。為此，政府在稅收政策制定的同時必須考慮到政策實施對象的范圍，不應片面根據企業規模、所有制性質等因素而忽略了其他有實力和發展潛力的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3 制定合理的稅收率
稅收是國家和政府財政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調節宏觀經濟的一件有力工具。針對技術創新收益，若稅率過高，則會導致企業自主創新積極性削弱，不利于自主創新環境和市場的形成發展；若稅率過低，那么將給政府和國家財政帶來一定的損失。因而，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稅收率，對于企業因技術創新帶來的利潤征稅的稅率應該適度降低，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
文獻
［1］胡玉柱，劉霞珍，徐巍.企業合作與不合作技術創新行為的博弈分析［J］.工業技術經濟，2007，（6）: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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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服爺爺范文第4篇
[關鍵詞] 負債籌資決策稅收籌劃
對任何一個企業而言，籌資都是其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先決條件，企業籌資決策的目的是在滿足自身資金需要的基礎上，謀求資金成本的最低化。企業的籌資方式分為債務籌資和權益籌資兩種，不同類別的籌資方式不僅隱含的財務風險不同，而且對企業稅負的影響也不一樣，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者不同籌資方式的資金成本。因此，減輕企業的稅負也是企業在負債籌資決策中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一、 負債籌資決策中的稅收籌劃
1.資金結構的選擇。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長期資金籌集來源的構成與比例關系。在通常情況下，指的就是長期債務資金和權益資金各占多大的比例。企業在籌資過程中，要充分考慮稅收因素，因為不同的籌資渠道稅收的影響程度不同。權益資金雖然在使用上具有長期性，無固定的股息負擔，使用起來比較安全；債務資金到期要償付本息，如果企業不能按期償付本息則有破產的風險。但從資金成本的角度是看，權益資金的成本是股息，不能作為企業費用列支，只能在稅后利潤中支付，不具有抵稅作用；而債務資金的成本是利息，可以在稅前扣除，具有明顯的抵稅作用。因此，合理安排企業的資金構成可以獲取節稅效益。只要企業息稅前投資收益率高于負債成本率，增加負債額度，提高負債的比重，就會帶來權益資金收益水平提高的效應。
例如，甲企業資產總額120000元,息稅前投資收益率為10%,年息稅前利潤為12000元，所得稅率為33%,假設有五種籌資方案：方案A：權益資本額120000元, 普通股股數為120000股，沒有負債；方案B：權益資本額60000元，負債額60000元，負債比率1∶1，負債成本率為6％，普通股股數為60000股；方案C：權益資本額40000元，負債額80000元，負債比率2∶1，負債成本率為9％，普通股股數為40000股；方案D：權益資本額30000元，負債額90000元，負債比率3∶1，負債成本率為10％，普通股股數為30000股；方案E：權益資本額24000元，負債額96000元，負債比率4∶1，負債成本率為12％，普通股股數為24000股。通過計算可以得出五種方案的負債利息成本分別為0元，3600元，7200元，9000元，11520元； 應納所得稅額分別為3960元，2772元，1584元，990元，158.4元；年稅后凈利潤分別為8040元，5628元，3216元，2010元，321.6元；稅后權益資本收益率分別為6.7％，9.38％，8.04％，6.7％，1.34％；稅后普通股每股收益額分別為0.067元，0.0938元，0.0804元，0.067元，0.0134元。
從上例可以看出：（1）方案B,C利用了負債籌資，在其財務杠桿的作用下，使得權益資本收益率及普通股每股收益額的水平均全面超過未使用負債方案A，充分體現了負債的杠桿效應;（2）隨著負債總額的增加，負債比例的提高，利息成本呈上升趨勢；（3）權益資本收益率及普通股每股收益額也并非總是與負債比例的升降正向相關，而是一個界點，過之則表現為反向杠桿效應；（4）負債成本具有擋避應稅所得額的效應，而且負債比率與成本水平越高，其節稅的作用越大。比如，未使用負債的方案A與使用50％負債的方案B，息稅前利潤相同，而實際稅負相差1188元（3960元～2772），原因在于方案B的負債利息成本3600元（60000×6％）擋避了相應的應稅所得額，是應納稅額減少1188元(3600×33%)。依次類推，由于方案C負債成本的應稅所得額擋避稅額更大，故而節稅效果更加明顯。但由于負債總額超過了臨界點時，節稅利益超過風險成本的增加，企業的所有者權益將下降，這不符合稅收籌劃的目標，在該例中，盡管方案E的節稅效應最大，但由此導致了企業所有者權益資本收益率水平的降低，亦即節稅的機會成本超過了節稅的收益，導致企業最終收益的損失。
2.租賃方式的選擇。租賃融資是企業負債籌資的一種特殊的方式，租賃按其性質可以分為經營租賃和融資租賃。企業（承租人）運用經營租賃所支付的租金可以作為費用在稅前列支，減少了應納稅所得額，起到了節稅的作用，特別是出租人和承租人同屬一個企業集團時，可以直接將資產轉給另一個企業，從而達到轉移收入和利潤，減輕企業集團整體稅負的目的；融資租賃，是借“融物”來“融資”，是企業獲得資金來源的另一種渠道，融資租賃有許多優點，企業（承租人）不僅可以在其資金緊張時迅速獲取所需的資產，滿足生產經營的需要，保存舉債能力。從稅收的角度看，租入的固定資產可以計提折舊，折舊作為成本費用，減少了所得稅的征收基數，少繳所得稅，而且支付的租金可以抵稅，通過支付租金減少利潤，從而實現減少稅負，因此，融資租賃的節稅收益也是非常明顯的。
3.籌資利息的處理。根據稅法的規定，企業籌資的利息支出，凡在籌建期發生的，計入開辦費，自企業投產營業起，按照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分期攤銷；在生產經營期間發生的，計入財務費用；其中與購建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有關的，在資產尚未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態之前，應予以資本化，計入所購建的資產價值。計入財務費用的籌資利息可以一次性全額抵減當期收益；計入開辦費，固定資產或無形資產價值的籌資利息則要分期攤銷，逐步沖銷以后各期的收益。其區別在于計入財務費用可以一次扣除籌資利息，減少風險，獲得了資金的時間價值，相對節稅。因此，企業應盡可能加大籌資利息計入財務費用的份額，獲得相對的節稅收益。為此，應盡可能縮短籌建期和資產的購建周期。
4.債券溢價、折價攤銷方法的選擇。債券溢價、折價的攤銷實質上是對債券利息費用的調整，因而是所得稅額的影響因素，債券溢價、折價的攤銷的攤銷方法有直線法和實際利率法兩種。不同的攤銷方法不會影響利息費用總額，但每期所負擔的實際利息費用是不一樣的，如果使用直線法，前幾年的折價攤銷額大于實際利率法的攤銷額，前幾年的利息費用大于實際利率法的利息費用，企業前期納稅較少，后期納稅較多，獲得相對節稅收益；如果使用實際利率法，前幾年的溢價攤銷額少于直線法的攤銷額，前幾年的利息費用大于直線法的利息費用，企業同樣前期納稅較少，后期納稅較多，可以獲得相對節稅收益。因此企業應使用實際利率法攤銷債券溢價，選擇直線法攤銷債券折價。
二、 稅收籌劃應注意的問題
1.稅收籌劃必須遵守國家的稅收法律、法規。具體表現在：(1)企業在負債籌資決策中進行稅收籌劃只能在稅收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進行，必須依法對各種納稅方案進行選擇，而不能違反稅收法律規定，逃避稅收負擔;(2)企業在籌劃時不能違背國家財務會計法規及其他經濟法規;(3)企業在進行稅收籌劃時必須密切關注國家法律法規環境的變化。企業稅收籌劃方案是在一定時間、一定法律環境下，以一定的企業經營活動為背景來制定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的法律法規可能發生變更，企業財務管理人員就必須對稅收籌劃方案進行相應的修正和完善。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保證所設計的經濟活動、納稅方案為稅收主管部門所認可，否則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并承擔法律責任，給企業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因此，企業應對政策變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預測并注意防范稅收籌劃的風險。
2.稅收籌劃應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稅收籌劃的根本目標就為了取得效益。但是，任何一項籌劃方案都有其兩面性，隨著某一項籌劃方案的實施，納稅人在取得部分稅收利益的同時，必然會為該籌劃方案的實施付出額外的費用，以及因為選擇該籌劃方案而放棄其他方案所損失的相應機會收益。當新發生的費用或損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時，該項籌劃方案才是合理的；當費用或損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時，該籌劃方案就是失敗方案。一項成功的稅收籌劃必然是多種稅收方案的優化選擇，必須綜合考慮。另外稅收籌劃還必須考慮企業的整體利益，使企業整體利益最大化的籌劃方案才是最優的方案。
3.充分利用社會中介機構的專業優勢。負債籌資決策中的稅收籌劃是一項理論性和專業性都很強的工作，籌劃人員不僅要精通稅法，熟悉財務會計知識和相關的政策法規，還要具有良好的與外界溝通的能力。如果企業僅憑自身的條件進行稅收籌劃，不僅要花費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也會力不從心。因此，有條件的企業應委托社會中介機構進行稅收籌劃。具有資質的社會中介機構，不但可以使籌劃工作科學，有序；而且可以提高籌劃工作的效率，為企業提供全面優質的服務。另外企業還可以通過與中介機構的合作，得到一定的指導，及時發現并改進企業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促進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
參考文獻:
水手服爺爺范文第5篇
擔任市場總監后，陳琳更加勤快地逛商場了。她總喜歡四處逛化妝品的專賣店或專賣柜，在看有哪些新品的同時，也學習同行的銷售技巧和消費者的心理。因為陳琳對化妝品天生有著濃厚的興趣，做起市場來更是得心應手。因此，雅致化妝品的銷售業績一直都很不錯。
一天，陳琳在閑逛時，無意中發現雅致化妝品的競爭對手亮麗化妝品在工廠的附近成立了好幾家供銷部門。他們的化妝品都是先由廠家銷售給供銷部門，然后再由供銷部門銷售給批發商、零售戶以及消費者等等。而且，雖然有些顧客直接上門到亮麗化妝品要求購買化妝品，但亮麗化妝品總是讓對方到供銷部購買，并稱廠家只負責生產和統一銷售給供銷部。令陳琳詫異的是，亮麗化妝品也不過是一家小型的生產廠家，為什么要多設一個供銷部來經營呢?還要把化妝品運來運去，這不是明擺著浪費資源嗎?真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雖然陳琳的第一反應是亮麗化妝品的經營行為是不明智的，但是，正所謂商人是不做虧本生意的，她還是感覺到亮麗化妝品這樣做肯定有其中的奧妙。因此，陳琳開始留心打聽競爭對手的一些信息。一個偶然的機會，陳琳了解到亮麗化妝品是以成本價將所生產的產品統一銷售給供銷部的。而且，供銷部的經營者還正是亮麗化妝品企業老板的親戚。而在供銷部，化妝品是按正常的市場價格來銷售的。從表面看，陳琳實在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經商的奧秘。
接下來的日子，陳琳總是一邊做好自己的銷售推廣工作，一邊關心著亮麗化妝品的動向，但心頭的疑慮始終沒有消去。有一天，陳琳的姐妹邀請她去參加一家稅務籌劃公司舉辦的稅務知識講座。在那次活動中，主講人提到稅務籌劃的方式很多，比如美聯企業轉移定價，可以讓企業合法地節稅。
例如，很多卷煙廠、酒廠等應稅消費品，生產廠家并不直接銷售產品，而是統一銷售給供銷部，就是以關聯企業轉移定價的原理，先設立一家獨立核算的供銷部，然后將產品以成本價銷售給供銷部，再由供銷部按市場價對外銷售。之所以這樣做，源于消費稅屬于價內稅，并實行單一環節征收，一般在應稅消費品的生產、委托加工和進口環節繳納，在以后的批發、零售等環節中，由于價款中已包含消費稅，因此不必再征收消費稅。因為供銷部門處于中間銷售部門，可以不用納稅，從而降低了企業的稅負。主講人無意間講到轉移定價的知識，讓陳琳甚是驚訝。她很快想到了競爭對手亮麗企業的成立供銷部來銷售化妝品的行為。
回公司后，陳琳趕緊翻出2006年第4季度的賬本來計算。在那季度，雅致化妝品的銷售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本地的一些商業零售戶以及消費者到廠里直接購買的10000套化妝品，每套200元；另外一種是企業以150元／套的價格銷售給批發商的，銷售總量為10萬套。根據稅法的相關規定，化妝品屬于從價征收的消費品，其應納的消費稅=銷售額×適用的消費稅稅率。因此，在12月，雅致化妝品公司應納的消費稅=200×10000×30％+150×100000×30％=60萬元+450萬元=510萬元。
算過后，陳琳才發現化妝品的消費稅負擔確實很重。可是，按照稅務籌劃師所說的成立供銷部就可以減輕稅收負擔了嗎?陳琳將信將疑地再做了計算。假如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公司已經成立獨立核算的供銷部負責銷售。所有的化妝品都以成本價100元／套銷售給供銷部，那么該繳納的消費稅為：100元／套×(10000+100000)套×30％=11萬套×100元／套×30％=330萬元。而與沒有成立供銷部相比，可以節省稅負為510萬元－330萬元=180萬元。
看著手中的數據，陳琳愣了半天。僅僅是成立一家供銷部作為中轉站，就可以減輕企業稅負180萬元。原來亮麗化妝品正是利用成立的獨立核算的供銷部，可以以較低的價格將化妝品銷售給供銷部門，從而降低銷售額，進而減少應納消費稅稅額。而獨立核算的銷售部門，由于處在銷售環節，則只繳納增值稅，而不繳納消費稅。因而，通過這種轉移定價的方法，可以使集團的整體消費稅稅負降低，而增值稅稅負仍保持不變。
弄明白轉移定價的原理后，陳琳不禁后悔自己沒有好好學習一下稅法知識，讓2006年公司的消費稅承受了如此大的負擔。可是，轉移定價是否合法呢?要注意哪些問題呢?謹慎的陳琳決定要弄個清楚。
四處查找轉移定價的節稅知識后，陳琳發現成立供銷部可以節稅，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轉移定價沒有一個“度”的限制，因為關聯企業之間業務往來的商品價格必須經稅務機關認可。假如亮麗化妝品成立一個與廠家完全脫鉤的獨立企業，進行獨立核算，在這種前提下，化妝品廠家可以按照低于市場價格的價位將產品銷售給供銷部，從而達到節稅的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廠家提供給供銷部門的產品，價格不能低于成本價，否則，如果出現“價格明顯偏低”的現象，稅務機關將完全有理由進行重新定價，從而導致稅務籌劃失敗。
“原來，成立供銷部并不是多此一舉的做法，而是聰明避稅的一著棋啊”，終于弄清楚轉移定價原理的陳琳感嘆道。于是，陳琳連忙找老爸報告了這一新發現，催促他盡快著手創建獨立核算的供銷部，從而通過合理合法的轉移定價方式，為集團的整體消費稅減負。
轉移定價也稱“轉讓價格”，是指在經濟活動中，有經濟聯系的企業各方為均攤利潤或轉移利潤而在產品交換或買賣過程中，不依照市場買賣規則和市場價格進行交易，而根據他們之間的共同利益或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他們之間的收入進行的產品或非產品轉讓。轉讓定價最主要的用途在于所得稅的籌劃，對于消費稅來講，通過轉移定價來進行稅收籌劃，主要是通過控制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價格高低來影響產品的成本或者通過產品銷售價格以及銷售傭金、回扣來影響產品銷售兩種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