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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勞動力”、“工資不變”和“資本家剩余”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闡述了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欠發達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另外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超過傳統部門的城市工業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彈性是無限的,因此工業部門只要支付略高于農村維持生計收入水平的工資,就會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二元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逐漸縮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通過收入分配向利潤傾斜所導致的現代部門迅速的資本積累以及現代工業部門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力和經濟剩余來實現的(劉易斯,1989/1954)。
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開創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層面,而是由這種落后狀態推論出一種發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然而,在劉易斯的觀點中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在二元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但是,當與轉移來的農村勞動力要素相結合的城市資本供給出現告急,或者說,城市資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勞動力要素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時,就會產生像我國的“農民工邊緣化”現象。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針對劉易斯模型的缺陷,費景漢與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的三階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礎上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于存在“零值勞動力”,因此農業產出水平不會因為勞動力的減少而下降,勞動力的轉移不會受到阻礙。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存在“隱蔽失業”,在此階段,如果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那么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因而可能發生糧食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上升,最終引起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緩減甚至停滯。因此,費景漢與拉尼斯認為需要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
第三階段,當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制度工資”的水平,就意味著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由二元的勞力剩余型經濟轉化為一元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實現了資本化,因此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將加速增長。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這種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時,會引起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的變化,從而促進了勞動力要素供需機制的形成,避免了劉易斯模型所帶來的這種局面:勞動力要素有足夠的動力流動,卻不能充分地和資本結合。換言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可以讓勞動力要素隨著資本聚集的速度流動(必要的時候還可能出現勞動力要素回流的現象,我國沿海一帶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這一點),從而讓勞動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資本結合。但是此模型有一個很強的潛在假定: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已經和土地要素及資本要素充分結合了。這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例如,鄧晰隆的研究成果測度出我國2003~2006年度農村生產要素綜合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3.87%(鄧晰隆,2007),這足以證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局限性。
(三)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主要依據城鄉實際工資差距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盡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業,農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托達羅,1999/1997)。由此,托達羅認為,按照劉易斯模型采取資本向現代工業部門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不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相反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從此模型中可以發現:實際上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城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著巨大差異,兩種市場的不兼容導致嚴重的農民工問題,這一點與我國戶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相吻合的。但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等構想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農地承包制度”等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
國內文獻綜述與啟示
國內學者對農村勞動力要素的研究較多地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水平滯后和城鄉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沿海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出發,首先考察了我國城鄉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國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遠,2004),而這些都體現了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政策的城市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影響政府決策的機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農民工進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業歧視或就業權利不平等。農民工不僅被剝奪了成為城市國有企事業和行政單位正式職工的資格,而且還從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業崗位之外,這使得農民工只能進入城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蔣國保,2005),即便如此,當城市政府面臨解決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的時候,這些農民工還面臨著隨時被解雇的命運(余紅等,2006)。正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這是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突出問題——勞動力市場分割。
對于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張文龍等從技術和經濟性質的層面進行了界定,認為:工資合約的不同性質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主要標志,把具有平均主義或相對平均主義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內勞動力市場,把具有工資——勞動邊際產品對應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不同工資合約的性質有所差別,可以稱之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張文龍等,2005)。在這種制度性分割下,農村勞動力要以低工資水平和低勞動權益保障為代價,才能贏得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競爭優勢。由此王德文等認為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戶籍以及由戶籍制度引發的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有限的城市就業總量;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的法制建設和對非國有部門勞工保障監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過程中,陳釗、陸銘則認為:城鄉分割政策的更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單方面擁有城鄉政策的決策權。人口多而資本少的歷史條件是導致城鄉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隨著城市發展中資本的不斷積累,城市的生產活動開始對農村勞動力產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訂的城鄉政策就逐漸在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動。這種政策轉變是城市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決策結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進城民工在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貢獻的時候,卻同時承受著來自于城市的歧視,這種歧視也成為導致城鄉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陳釗等,2006);相反,城鄉之間長期沉淀下來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感知差異程度,決定了農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的程度。
當農民工遷往城市的數量超過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規模時,城市居民就會感到擁擠,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會設置各種“政策門檻”排斥農民工的繼續進入,這種感知差異也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鄧晰隆,2008)。所以,要實現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的轉變,除了隨著城市的資本積累而不斷地增加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改變城市單方面地制訂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這一現狀(陳釗等,2006)。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從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的現實出發,分別對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論成果豐富,對策建議也具體,但這些研究更多地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而筆者認為,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應該體現出三個方面,勞動力要素從農村流向城市,勞動力要素從城市流向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從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學者更加注重對第一種情況的研究。
一、指導思想
為了逐步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必須加大對農村地區促進就業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不斷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來源渠道,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努力使農村中富余勞動力在不斷提高素質的同時,轉移到二、三產業發展中來,切實解決好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使城市建設和農村發展良性互動,有機統一。
二、目標任務
完善以政府主導的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的社會責任體系,緊緊圍繞以促進非農就業為目標,千方百計擴大非農就業,建立各鎮促進非農就業聯席會議制度。各相關部門緊密合作,定期研究促進非農就業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解決的方法,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促進非農就業的各項扶持政策,形成促進非農就業的長效機制。期間新增就業崗位每年不少于3萬個,其中非農就業每年3000人次以上;農村“雙困人員(生活困難、就業困難)就業安置率努力達到100%。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著力提升勞動者的職業技能素質。期間培訓各類職業技能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達到其總數的80%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各項功能,大力推進非農就業
1、健全政府促進非農就業責任體系,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調控功能。強化各級政府促進非農就業的責任、完善促進就業目標考核體系,把就業目標與經濟發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布置、同檢查、同安排。根據每年制定的促進就業目標計劃,明確考核內容和考核辦法,并將考核結果及時反饋給被考核單位和相關部門。
各鎮政府應加大政府促進非農就業的資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出資購買就業崗位的各項管理措施,形成優先吸納本地區勞動力就業的良好環境。
2、不斷優化就業扶持政策,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政策支持功能。根據的實際,實施對農村富余勞動力外出就業和實現自我創業給予交通費補貼與創業補貼政策措施,對農村“雙困”人員市場就業的給予社會保險費補貼,補貼標準按鎮保繳費基數設定。在招商引資過程中,鼓勵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促進非農就業。對能創造較多就業崗位的中小企業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和有效的扶持。發展有一定就業容量、能提供公共服務事業并適合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公益性項目,支持有市場潛力的非正規勞動組織發展壯大。同時疏通勞務輸出渠道,擴大輸出規模。
3、重視解決純農戶的就業問題,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引導功能。在全區對純農戶家庭的人員結構、文化、技能、求職意向等開展排摸,期間,對純農戶家庭,實現有一人以上非農就業,提高他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健全農村“雙困”人員就業援助機制,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托底安置功能。完善對農村“雙困”人員的就業托底機制,積極整合社會資源,不斷拓寬農村“雙困”人員安置渠道。加強對農村“雙困”人員進入、認定、退出的動態管理,確保出現一個、認定一個、安置一個、保障一個。
5、優化社區微小型企業創業環境,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就業扶持功能。認真落實農村富余勞動力享受與城鎮勞動力相同的就業服務和就業優惠政策,積極做好開業貸款的政策扶持工作,有條件的街鎮應當提供創業場所,提供失業人員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創業經營場地,加大開業指導工作力度。農村富余勞動力創業貸款5萬元以下,免除個人擔保,積極鼓勵農村富余勞動力以創業促就業。
6、提升公共就業服務水平,完善促進就業平臺的綜合服務功能。進一步健全網上公共職介平臺,在現有就業服務機構三級網絡的基礎上,鎮勞動保障事務所建立農村就業服務中心,開設專門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求職服務的公共招聘就業窗口,方便求職,降低求職成本。全面掌握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就業狀況和求職意向,做到“一人一檔”,實施職業指導聯系卡制度,重點關注正在培訓和有求職愿望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征地勞動力,為他們提供個性化的職業指導服務。
(二)加大培訓力度,不斷提高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競爭能力
1、進一步健全市場化、社會化的農村勞動力職業培訓機制。加強針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培訓工作的指導,進一步完善政府主導、面向市場、政府出資購買培訓成果的職業培訓機制。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特別是抓好郊區青年萬人培訓項目的落實。
2、探索建立職業培訓政府補貼新思路。加大政府對職業培訓投入的力度,逐步為農村勞動力建立個人培訓賬戶,為每一個賬戶注入一定的資金額度(每卡每年2000元),實現職業培訓政府補貼賬戶化和人本化的操作模式。
為深入了解我縣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和培訓工作的開展情況,年月——月,清水縣農廣校組織調查小組,深入5鄉15村鎮調查了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通過對中部永清鎮蘇屲村,東部白沙鄉馬溝,北部黃門鄉王店,西部郭川鄉宋川村,南部豐旺鄉柏樹村195戶農戶的抽樣調查。了解了農民教育培訓機構及其培訓實施情況,基本摸清了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成因,并據此提出了提升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的對策。
一、對當前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的調查
(一)清水縣農村勞動力基本情況
清水縣是傳統的農業大縣,人均耕地面積1.88畝。近年來,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統籌”的工作思路,在農村勞動力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縣現有6鎮12鄉,260個村民委員會,1118個村民小組,71901戶,總人口達31.8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達29.59萬人,占總人口的92%。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18.0316萬人,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男性7.8885萬人,女性7.0101萬人,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10.3251萬人,占69.3.00%,從事工業的勞動力2695人,占6.54%,從事建筑業的勞動力9286人,占6.23%,從事批發、商業的勞動力2234萬人,占1.8%,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勞動力2228人,占1.5%,從事其他的勞動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縣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
從調查情況看,全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主要表現在:
1.文化素質較低。據調查,2009年底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學文化程度5.6361萬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萬人,占26.7%,高中以上學歷的1.5670萬人,占10.6%。大專以上138人,僅占1%。而發達國家的情況是,美國的大部分農場主都是農學院畢業生;德國農民有67%是大學畢業生,53.2%接受過2~3年的職業教育;日本農民中大學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質差。目前,全縣實有勞動力中,真正受過系統專業技能培訓的僅為3.2%。大多數農民缺乏基本的科學生產知識,沒有掌握一技之長,對一些新品種和新技術的實驗、示范,即使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也很難完成;一部分青壯年農村勞動力對一般性農業生產技術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觀念落后。小富即安、滿足現狀等傳統觀念仍然束縛著農民的思想。抽樣調查100名農村勞動力顯示,不愿參加培訓的占38%,今后打算參加培訓的占27%,因不愿耽誤勞動原因不參加培訓的占25%。相當一部分農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歡走老路,按老規矩辦事,缺乏創新精神和敢闖、敢干、敢試的勇氣和信心。
同時,我縣農村勞動力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1.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比重大。據統計,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90.85%,其中18~45歲的青壯年勞動力7.041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49.79%。
2.從業時間不足,隱形失業嚴重。全縣農村勞動力中有30%的人常年從業時間在8個月以下。主要從事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農業在8個月以下的占34%;主要從事非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非農業時間不足8個月的占28%,隱性失業現象較為明顯。
3.農村勞動力流動性差,盲目性強。全縣實際常年外出務工農民僅占實有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2.9%。全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體外出,有明顯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沒有目標,且收入極不穩定。這些人大多為青壯年勞動力,但多數是靠出體力、賣苦力換取收入,從業帶來很大的盲目性、季節性和風險性。經培訓有組織輸出的農民僅0.716萬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間,比未參加培訓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因素比較復雜,既有歷史的因素,也受現實的教育理念的制約;既受農民主觀因素的制約,也受基層政府和相關政策的影響,總的可概括有以下幾點:
1.歷史因素的影響。年齡在45~55歲的勞動力大多就讀在期間,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讀書無用論的影響,加之當時教育受到較大的沖擊,正常教學秩序無法保證,學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較弱,荒廢了學業,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進而影響了對科技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培育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的要求。農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低是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先天。提升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大力培養農村實用人才,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當前和今后較長一個時期農村勞動力培訓工作的中心任務,也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應引起全社會的思考。
為深入了解我縣農村勞動力素質狀況和培訓工作的開展情況,年6月——7月,清水縣農廣校組織調查小組,深入5鄉15村鎮調查了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通過對中部永清鎮蘇屲村,東部白沙鄉馬溝,北部黃門鄉王店,西部郭川鄉宋川村,南部豐旺鄉柏樹村195戶農戶的抽樣調查。了解了農民教育培訓機構及其培訓實施情況,基本摸清了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成因,并據此提出了提升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的對策。
一、對當前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的調查
(一)清水縣農村勞動力基本情況
清水縣是傳統的農業大縣,人均耕地面積1.88畝。近年來,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統籌”的工作思路,在農村勞動力培訓、提高農民素質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縣現有6鎮12鄉,260個村民委員會,1118個村民小組,71901戶,總人口達31.87萬人,其中農業人口達29.59萬人,占總人口的92%。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18.0316萬人,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男性7.8885萬人,女性7.0101萬人,在農村勞動力中,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10.3251萬人,占69.3.00%,從事工業的勞動力2695人,占6.54%,從事建筑業的勞動力9286人,占6.23%,從事批發、商業的勞動力2234萬人,占1.8%,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勞動力2228人,占1.5%,從事其他的勞動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縣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現狀
從調查情況看,全縣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主要表現在:
1.文化素質較低。據調查,2009年底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14.8986萬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學文化程度5.6361萬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萬人,占26.7%,高中以上學歷的1.5670萬人,占10.6%。大專以上138人,僅占1%。而發達國家的情況是,美國的大部分農場主都是農學院畢業生;德國農民有67%是大學畢業生,53.2%接受過2~3年的職業教育;日本農民中大學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質差。目前,全縣實有勞動力中,真正受過系統專業技能培訓的僅為3.2%。大多數農民缺乏基本的科學生產知識,沒有掌握一技之長,對一些新品種和新技術的實驗、示范,即使在技術人員的指導下也很難完成;一部分青壯年農村勞動力對一般性農業生產技術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觀念落后。小富即安、滿足現狀等傳統觀念仍然束縛著農民的思想。抽樣調查100名農村勞動力顯示,不愿參加培訓的占38%,今后打算參加培訓的占27%,因不愿耽誤勞動原因不參加培訓的占25%。相當一部分農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歡走老路,按老規矩辦事,缺乏創新精神和敢闖、敢干、敢試的勇氣和信心。
同時,我縣農村勞動力表現出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1.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比重大。據統計,全縣實有勞動力總量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90.85%,其中18~45歲的青壯年勞動力7.041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資源總量的比重達到49.79%。
2.從業時間不足,隱形失業嚴重。全縣農村勞動力中有30%的人常年從業時間在8個月以下。主要從事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農業在8個月以下的占34%;主要從事非農業的從業人員中,從事非農業時間不足8個月的占28%,隱性失業現象較為明顯。
3.農村勞動力流動性差,盲目性強。全縣實際常年外出務工農民僅占實有農村勞動力總量的12.9%。全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體外出,有明顯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沒有目標,且收入極不穩定。這些人大多為青壯年勞動力,但多數是靠出體力、賣苦力換取收入,從業帶來很大的盲目性、季節性和風險性。經培訓有組織輸出的農民僅0.716萬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間,比未參加培訓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約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提升的因素比較復雜,既有歷史的因素,也受現實的教育理念的制約;既受農民主觀因素的制約,也受基層政府和相關政策的影響,總的可概括有以下幾點:
1.歷史因素的影響。年齡在45~55歲的勞動力大多就讀在期間,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讀書無用論的影響,加之當時教育受到較大的沖擊,正常教學秩序無法保證,學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較弱,荒廢了學業,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進而影響了對科技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
2.現實的教育理念的制約。盡管各地都在積極推進素質教育,從現實情況來看,學校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做法還是沒有完全改變,社會評價學校教學質量高低的標準還是沒有離開中考和高考的指揮棒。農村中學盡管已經開始實行教育教學模式改革,但由于時間較短,加之受中高考、專業師資缺乏、實驗實習場地缺少、資金缺少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改革效果還不十分明顯,分流教育存在流于形式的現象,導致新增勞動力缺乏從事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基本技能。
3.農民觀念落后的影響。一是部分青年勞動力只顧眼前利益,片面認為“讀書不如賺錢”從而過早輟學打工;二是壯年勞動力接受新技術、新事物的能力差,培訓機會少;三是相當多的農民從眾心態嚴重,傻子過年看隔壁,人家不去學他也不去學,沒有看到各自的差別;四是接受培訓的興趣不高,主觀上不求進取,認為學不學一個樣,延續過去傳統落后的種養模式和技術。
增加農民收入、全面實現農村社會小康成為當前黨在農村的中心工作,黨的大確定了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總方向。同時也指出了要致富農民就要減少農民,因此,合理有序地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成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根本途徑。永川市市委、市政府也在年初的兩會”上提出:未來7年內,讓30%以上的農村人口必須轉移到城鎮,把永川建設成為渝西地區的大城市。為了貫徹落實重慶市農業局召開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試點縣(市)工作會議”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管理培訓班”有關精神,切實有效地搞好永川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工作,早日實現把永川建設成為大城市。永川市農業局科教信息中心組織人員對永川農村勞動力整體狀況、富余勞動力轉移現狀和存在問題及轉移方向進行了調查與分析,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勞動力整體狀況
農村勞動力43萬,全市總人口106萬。其中農村富余勞動力20余萬,農村人均耕地面積0.8畝,重慶轄區的勞務輸出大縣(市)之一,常年在外務工經商的農民達14.9萬人,每年帶回的經濟收入總額在4億元以上。農村富余勞動力有效轉移,農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農民外出經商務工,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為我市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30%以上的農村人口必須轉移到城鎮,永川要在未來7年內建設成為大城市。這其中,首先是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必須通過多種措施吸納這部分人就業。
30歲以下的勞動力占68%3040歲占27%40歲以上占5%農村勞動力特別中40歲以下的人將是轉向城鎮的主要人口,市農村富余勞動力中。轉移情況、務工收入高低,將直接影響到市城鎮化建設的進程。
二、富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市農村勞動力在永川范圍內轉移4萬人,去年。重慶市區轉移2萬人,重慶市外轉移12萬人,境外轉移累計人數1498人(次)重慶市外轉移主要集中在廣州、深圳、珠海、福建、廈門、上海等沿海城市和新疆、云南等邊遠地區,境外轉移主要在新加坡、南非、阿根遷、日本北海道等十幾個國家從事漁業捕撈。外出人員中,86%人員從事第二產業,從事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各占7%永川范圍內轉移的勞動力,主要在城區、集鎮從事運輸、建筑、餐飲、服務業,重慶市內轉移的勞動力主要從事建筑、服務、經商業。
市農村富余勞動力輸出已經呈現出了三健全”格局。一是勞動力市場進一步健全。目前,經過近年的努力。市建成了高規格的綜合服務大廳和交易大廳,成功與重慶市勞動力市場聯網,初步形成了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框架。二是服務功能進一步健全。據調查了解,市先后建立了勞動技能培訓基地26個,建立了農村富余勞動儲備基地3個,勞務輸出基地5個。同時,對各類外出民工分別進行登記造冊,促進民工有序流動。僅去年,就幫助民工追收工資96萬元,清退保證金1.8萬元,督促用工單位替民工參加社會保險850人,處理民工工資爭議案件156件。三是職工技能鑒定和就業準入制度進一步健全。建立和完善農村勞動力市場中,市大力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就業制度和預備制度的同時,規范和發展社會力量培訓機構18家,職業技能鑒定機構增加到4家。三、存在問題
以我所在的陶唐鄉邱坊村為例,全村3230人,常住人口2950,土地2261畝,人均耕地僅0.7畝。男的大多去廣州、深圳、上海等地務工,20歲左右的女孩子去沿海地區工廠打工,中年婦女在家養育子女贍養老人。村里的整個狀況以留守老人小孩為主,大批的青壯年外出。通過村支書吳志權介紹情況,從中了解到農村勞動力本來就弱,村里的土地很大一部分已經被征收用于建設藤陶新型材料產業園。隨著今后土地流轉政策的實行,農田耕作集約化、機械化后,在家種地的人就更少。走訪的過程中自己也體會到農村的冷清,受訪者多為留守老人及中年婦女,大多都會擔心過低的收入不能支持以后的養老醫療。到了晚上,可以發現農村的燈火很早便已經熄滅。
由于農村勞動力的流失導致了很多問題,其中比較明顯的有以下幾個:1、經濟狀況依賴度高。依靠外出打工的收益維持一家的生活,而農村本身沒有新鮮血液的產生,導致農村經濟相當脆弱。集體土地大多供開發用,農民固定收取利益,依賴性很強;2、養老醫療缺乏保障,僅僅依靠政府財政的撥款,導致醫療衛生體系不健全,雖然農村醫療保險逐步普及,大力發展農村養老系統,但看病難養老貴得狀況短期內依然難以解決;3、土地利用率低,在缺乏足夠勞動力的情況下,農村土地僅由留守老人及中年婦女這個群體的耕作,利用率極低,本可以一年種植兩季水稻的,現好大一部分稻田都改種單季稻,還有一部分土地由于勞動力不足導致荒蕪。雖然早已取消農業稅,但物價上漲帶來的影響,使土地的利潤不能帶來更多的額外收入。
通過調研,發現農村的勞動力資源嚴重流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一)、農村老齡化的加劇。根據陶唐鄉201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
2010年全鄉人口中,0歲~14歲人口為2720人,占總人口的17.09%;15歲~64歲11440人,占70.15%;65歲以上2080人,占12.76%,老少比為75.63%。老年系數和老少比兩項指標均高于老齡化社會的國際標準(7%、30%以上)水平,也高于全國6.69%和30.4%的平均水平,啟東從1990年起已成為標準的老年型人口社會。就我所在村1~16歲占村總人口16%,17~40占25%,41~60占27%,61歲以上的占32%,所在村老齡化現象嚴重。
(二)、單一的經濟結構下農村經濟薄弱。我所在村的經濟對外的依賴度很高。村里只有一個奧興公司這個服裝企業,以出口創收為主要的收益來源,其員工多為村里的婦女以及一些年輕女工,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訂單大量減少,很多員工在家待業,收入減少很多,而多年的工作使得自己早已不能再回到土地。大量外出人口的經濟收入構成了農村很普遍的一種經濟模式,這種模式,使得農村的生命力十分薄弱,出現了依靠不斷輸出勞力而不能自生血液的脆弱經濟結構。
(三)、公共設施不健全。由于公共設施的不健全導致農村生活水平不能有很大的提高。通過調查,所在村依然有很多的露天廁所,夏天的衛生狀況堪憂。居民用水情況相較多年前有很大改善,但仍然面臨夜間停水的問題。對于飲用水的凈化處理,居民普遍擔憂,雖然可以接入市里的水,但費用較村水站還是高。村里的娛樂、購物場所幾乎沒有,購物娛樂需到鄉上。這些方方面面的原因導致年青人急于走出農村,外出的人又不想返回農村的惡性循環。
對此,就農村勞動力資源的大量流出提出以下幾點措施:
第一、以政府性項目催生相應的服務業。近期內周邊的重大工程項目有很多,如崇啟大橋的開工建設。熱鬧的集鄉上,一幢三層小樓上的 大橋旅館與崇啟大橋同步開工,如今生意十分紅火。除了迎來送往一批批散客外,還有客人長期包住在這里。最近兩個月,附近新開了10多家旅社、飯店、超市,從這里向南已經形成了一條‘商業街’。旅館老板陳永安說,以后的生意會越來越紅火。這種服務性行業就是受益于政府重大投資項目。對此,隨著所在村作為上海啟
東一小時經濟圈的第一站,各種配套設施的投資值得村里投入。村里的土地也可以更集中的利用,將部分用地作為開發用地,吸引投資;部分用地可以自行建設,構造一些旅游、運輸、維修性的服務性組織。
第二、開發農村人才資源。2007年,南通市委組織部等8個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實用人才開發工作的意見》,力爭用五年時間培養1萬名農村經營管理人才、2萬名農業技術推廣人才、3萬名種養能手、4萬名能工巧匠,樹立百名市級、千名縣級鄉村優秀科技人才典型,建立10個市級特色農業人才基地,市人才工作專項資金給予一定扶持。作為農村的人才工作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送出去,二是引進來。送出去是講培養優秀的農村青年,通過表彰、津貼等方式鼓勵優秀農村青年,由村或者鄉出資免費給予網上科技期刊查詢,免費赴上海、北京、山東等地的農業科技示范園區觀光、考察交流。通過這樣的方式為農村培養了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會管理的新型農民,大幅度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引進來的方式也有很多,最直接的一個例子就是大學生村官機制。國家實施一村一社區一名大學生計劃后,給農村帶來新思想、新思路、新風氣。此外,可以通過政策引導,鼓勵事業單位退休的專業技術人員到農村一線發揮余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