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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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家范文第1篇

關注現實人生是文學家的共同特點，袁仁琮也不例外，這從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得出來。如《王陽明》，盡管寫的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臣王陽明，但實則是對文化人如何生存于世的思考，為此他曾說:“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文人大抵有三條出路:其一是跟統治者跑，為統治者服務;其二是回避現實，既不愿意同流合污，也沒有勇氣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三是和當時主流社會唱反調。最后一類是正直的有骨氣的文人。他們認定人間是有真理存在的，問題是要努力去尋找，找到了就要不惜一切代價地堅持下去。這一類文人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優秀代表。王陽明屬于這一類。不同的是王陽明比歷史上許多正直文人的遭遇更慘，付出更多，也更執著。大凡作者筆下的人物和作者有某些共通之處，這也許是王陽明叫我如此動情的緣故吧?”《窮鄉》寫的是一個叫甏洞的偏僻山區小村寨的事情，關注的是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貧困及發展問題。西部省份發展滯后，西部省份中的偏遠地區的發展更顯滯后而困難，它們如何擺脫貧困?如何發展?

這是當今社會突出的問題，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難得頭頂一片天》把眼光落在都市，關注的是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尤其是像趙鐵這樣的普通退休工人及他的兒子繼紅、兒媳婦春燕這樣的下崗工人的生活。曾經讓人羨慕不已的工人，隨著改革的深化，他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退休的不能及時拿到退休金，沒有退休的則下了崗，他們如何生存?如何發展?成了這部作品的關注點?！短柕紫隆逢P注的是學校教育中存在的問題。當下的中小學教育，往往把教育質量與升學率混為一談，把升學率高視作教育教學質量高的惟一標志，把提高升學率視作學校的惟一任務，不顧教育規律，不顧學生實際，盲目加壓，結果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后果。這部作品及時地對這一社會問題進行了反映和思考?！秹舫恰穭t再次聚焦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生活，聚焦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生活的貧困。在作品中，他極敏銳地反映出了這樣的現實———農民祖祖輩輩都有一種成為城里人的愿望，但若真有這樣的機會時，這些農民恐怕還是很難成為城里人，因為他們的素質還與城里人有較大的差距。這部作品關注的側重點是貧困地區人民的素質，作品借山區農民的夢城情結探討了山區農民過上富足美滿生活的可能以及障礙，從而觸及了一個同樣突出的社會問題———山區人民的素質問題?！肚f周》寫的莊周也是古人，作品寫莊周反對兼并戰爭，為了自由、平等、尊嚴，寧愿一生窮極潦倒。從作品的這些描寫中不難看出，作家所關心的還是現在的人該如何生存的問題。袁仁琮的小說關注現實人生，他的哲學研究實際上也同樣關注著現實人生。以《莊周今讀》來看，全書分為三編:第一編是“古代思想巨人、哲學大師”，主要闡述莊周的哲學思想，包括莊周的宇宙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治國理念、生活理念等。第二編“在文學創作領域里，莊周給我們留下了什么”，探討莊周對后世文學創作的影響。第三編“莊周和21世紀”，闡述莊周的思想對當展的啟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書中，袁仁琮強調后人因種種原因，或有意地曲解莊周，或無意地誤讀莊周，導致今天“莊周被描得幾近面目全非”，他寫此書的目的是“重在將莊學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誤讀的問題提出來，和現實結合起來考察”。

他如何“將莊學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誤讀的問題提出來，和現實結合起來考察”呢?不妨看一個例子。如對莊子有關“道”的思想的認識。袁仁琮首先指出莊子的“道”論來源于老子:“以莊周對歷史文化的態度而言，不大可能放棄前人已經開辟的認識世界的道路而另辟蹊徑，也不大可能撇開已經達到的認識高度，從頭做起……莊周繼承和發展老子的道論是很自然的事。”其次，指出人們對莊周“道”論的誤解:“老子‘道’的理論，屬于草創階段，難免粗疏。莊周在這基礎上向縱深發展，向更寬廣領域推進。既繼承了老子‘道’的精神實質，又有了許多發展。盡管后來研究‘道’的人難計其數，著作浩如煙海，更多的是考訂哪些篇章屬于莊周本人所作，哪些可能屬于偽托;‘道’的內涵和外延是什么;故事、人物是否真實存在以及字、詞、句的詮釋，極少觸及‘道’的理論框架本身?！苯又?，他闡述了他對莊周“道”論的見解:“從老子所說的‘道’到莊周進行了擴展、充實的‘道’，都是在探索宇宙萬物的共同規律。這種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是可以認知的。但必須不為私欲所蔽，保持虛靜心境才可能悟到?！弊詈?，他聯系到了當下的實際:“‘道’不僅實際存在，可以認識，重要的是它給人們提供了一整套認識世界、認識人類自己、認識社會、認識人生、指導實踐的最高準則———按客觀規律辦事，這一規則歷經2000多年的風風雨雨，至今仍然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在物欲橫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價值，低俗泛濫，人格矮化的時候，重新走進莊周精神世界，會感到習習清風，洗心洗肺;溫婉流泉，沁人心脾。”顯然，對莊周的“道”的認識，他是從“物欲橫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價值，低俗泛濫，人格矮化”這個實際出發去認識的，也是有針對性的。

以同樣的方式，他研究了莊周的人生觀。他認為莊周的人生觀是這樣的:“莊周所理解的生命價值并不是以名譽、地位為衡量標準，并不是名氣大、地位高，生命的價值就大，否則就小。而是以有沒有自由、自尊為標準。有自由、自尊，生命就有價值，否則，就失去了生命的根本價值。”“在莊周的精神世界里，生命和自由、平等等同。他對生命的理解，表現為他對自由、平等的理解。活得有尊嚴，活得自由、平等，才活得有意義，生命也才有價值。”對莊周的人生觀的關注，源于對這樣的現實關注:“戰國中后期，爭權奪利發展到了頂峰，兼并、戰爭不斷，沒有正義可言，人應該怎樣看待名利地位、物質享受等身外之物，莊周指出一條保全生命純潔的寬廣道路，至今聽起來，依然如醍醐灌頂，令人警醒?！毖芯苛饲f周的歷史觀:“老子、莊周都不肯定圣人，更不肯定仁義，因為事實證明，堯、舜、湯、武等都不是莊周所說的圣人，所宣傳的仁義也與‘道’相去甚遠?！睂ηf周歷史觀的關注，源于對這樣的現實的關注:“人民當家作主的一項研究了莊周的治國理念:“在莊周的精神世界里，存在著他的理想國和理想君王。他的理想國是老子所描述過的‘小國寡民’?！薄叭绻选衙瘛闹鲝埪撓道锨f一系列重要觀點來考察就會發現，老莊理想中的小國寡民的實質并不是要倒退，而是希望恢復‘小國寡民’時候君臣的純潔和厚道，希望民與民之間沒有爭斗，孝敬父母，兄弟和睦，君、臣、民和諧相處，而不是像他們所處的時代那樣昏上亂相?！薄扒f周心目中的君主不是普通人，而是有很高的知識修養、道德修養和處理問題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要通曉‘道’(規律)，完全按照‘道’辦事，功蓋天下而不居功自恃的人;澤被四海，也不會特別高興的人。”“莊周用‘無為’要求君王，卻用‘無不為’要求臣民。莊周認為，‘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

(《天道》)意思是君王要排除私欲，按道辦事，選用賢能;作為臣子，必須盡職盡責，盡力為天下人做事。”“治國要治本。所謂治本，就是要解決如何對待人的問題。以人為觀察、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以人為解決問題的歸宿，是莊周的一貫主張。治理國家更是如此。莊周認為，國家亂，就亂在私欲泛濫、道德淪喪上面。人心被私欲蒙蔽，唯利是圖?！边@種闡述很顯然也是有針對性而發的。研究了莊周的生活理念:為了尊嚴，寧愿受窮。反對貪得無厭，窮奢極欲。這種研究也是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的:“莊周反對貪得無厭，窮奢極欲，根本原因還是物會害性。所謂害性，是指改變人純潔、厚樸的本性，變得低俗、貪婪，損人利己，以至犯罪?！辈粌H如此，袁仁琮先生還在全書的第三編專門談了在當代如何應用莊周的思想的問題。他從莊周的思想出發，提出了兩點看法。一是全面提高國民素質，二是為創造力的發揮創設寬松的環境。另外，他還談到要正視社會的差別、人的合理欲求、學會在群體中生存，算是對莊周思想中容易引發誤解的部分進行了補救。總之，文學家對哲學的研究，立足于社會現實，為當下的社會服務，而不做純粹的哲學思辨，這是文學家研究哲學的第一個突出特點。

二、真誠

因為立足于現實，所以文學家的哲學研究往往態度真誠———他們堅信自己為社會開的藥方。并非所有的哲學家都為社會開藥方。文學家與一般哲學家不同，他們因為進行文學創作，所以他們對現實社會介入得更深，他們對現實社會存在的問題也看得更透，對現實社會愛得更切，希望社會能變得更美好的心情也更迫切。因此，就像在他們的小說中一樣，要給社會開藥方。就如托爾斯泰，他在作品中提出的解決社會問題的見解，恐怕很難令人信服，但他本人相信，而且他還身體力行了。袁仁琮也一樣。盡管袁仁琮研究的是莊周，他在《莊周今讀》中要闡述的是莊周的想法，而且他也堅信這的確是莊周的想法，但伽達默爾的闡釋學告訴我們，任何解釋，實際上都摻雜了解釋者個人的理解，而不可能做到純客觀的解釋。因此，袁仁琮對莊周思想的研究和解釋，也不可能是對莊周原本的思想的全面發現，其中肯定有許許多多他本人的理解。事實上，這也不難找出證據。如前面所說，在《莊周今讀》中，在論述莊周的治國理念時，他提出，莊周認為治國的根本在于解決人的問題，而解決人的問題的關鍵又在于防止私欲泛濫、道德淪喪，在于全面提高國民素質。但實際上，這樣的思想，他在他的《解讀王陽明》中就已經提出來了:“王陽明認為，教育人，改造人的思想是治國的根本。只要人的素質普遍提高了，污泥濁水就會減少，國家就會興旺發達?！?/p>

在《莊周今讀》和《解讀王陽明》兩書中，都出現了強調人的平等，強調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強調提高人的素質，強調給人以寬松的環境，讓人發揮創造性等思想，這些思想到底是誰的思想?王陽明的?莊周的?實際上，這既是莊周的思想，也是王陽明的思想，但更是袁仁琮的思想，袁仁琮在他的王陽明、莊周的哲學思想研究中，多多少少都摻進了自己的想法，這是顯而易見的。袁仁琮給社會開的這個藥方，效用到底如何，有待歷史評說，但他對這個藥方的堅信，從而在論述中表現出來的真誠，則是很容易體會得到的:“肯定人在天地間的地位，高舉人的主體性大旗，是莊周對人類眾多貢獻之中的最主要的貢獻。”像這樣的論述，在書中隨處可見，袁仁琮的真誠也就隨處可見。

三、可讀性強

文學家范文第2篇

金星凌日測定日地距離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太陽與地球的距離接近于1.5億公里，但18世紀60年代以前的天文學家是不知道地球離太陽究竟有多遠的。無論這之前的著名天文學家哥白尼還是開普勒，都不清楚地球距離太陽究竟有多遠。他們只知道各行星與太陽距離的相對比例，比如將太陽到地球的距離設為1，水星到太陽的距離就是0.387；金星到太陽的距離就是0.723等。開普勒就是憑借對太陽到各行星間的相對距離與周期間關系的分析，提出了他的第三行星定律。但是僅僅知道太陽到各行星間的相對距離是遠遠不夠的，測定出太陽到地球的實際距離非常重要。這就好比，如果我們不清楚月亮到地球的距離是38.4萬公里，根本就無法發射阿波羅飛船以及今天的嫦娥二號。

天文學家想到了很多測量太陽到地球距離的方法。哈雷在18世紀初提出一個很巧妙的建議，利用金星凌目來測定太陽的視差。具體來說，就是在地球上的兩個相隔較遠的地點同時測量金星凌日時穿過太陽表面所用的時間。由于兩個地球的觀測者相距較遠，雖然同時看到了金星凌日，但金星投射在太陽表面的影子是有差距的，這就是視差。知道了太陽視差的角度和地球上兩觀測者的距離，就可以通過三角學原理計算出太陽與地球間的距離。

金星凌日并不是每年都發生的天文現象，但卻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因為兩次金星凌目的間隔為8年，而且常常是兩次為一組，如果某一次發生在夏季的6月初，那么8年后的6月初會再次發生，日期相差不過幾天。前面提到的勒讓提要觀測的那次金星凌日就發生在1761年的6月6日。

一等八年的艱辛觀測

勒讓提為觀測這次金置凌日做了周密的準備。他1760年出發就是為了提前到達印度而不至于耽擱時間。但是，因為航行中遭遇了英法兩國的海上作戰而使行程受阻，等他緊趕慢趕到達印度時，金星凌日已經過去了，要想觀測，就必須再等上8年。郁悶的勒讓提下了狠心，不觀測到金星凌日決不罷休。他在當地(印度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買房建立了觀測站，更換了儀器，學習本地的語言，研究古代印度的天文學，信心十足的勒讓提終于等到了1769年的6月3日。之所以說他信心十足，是因為6月初當地的氣候通常都是晴朗的，很少有陰天。事實的確如此，整個5月以及6月的前兩天都是陽光明媚?？墒牵驮谒麥蕚溆^測的這一天出了事，天空突然烏云密布，雷電大作，哪里還看得見太陽和金星。上帝似乎同勒讓提開了個玩笑，等金星凌日結束，僅僅幾分鐘之后，雷雨過去，天空又變得晴朗湛藍。

倒霉的勒讓提沮喪至極，從此一病不起，他對生活徹底失去了信心，對什么都不感興趣，不與任何朋友通信，直到兩年后的1771年才悻悻地返回歐洲。然而，不幸并沒有放過勒讓提，由于近三年沒有音信，法國科學院以為他已經死在印度，就撤消了他的院士席位，遺缺早已有人補上，他的財產也被人承襲。憤怒的勒讓提將法國科學院和財產繼承人狀告到法庭。法庭按照當時的法律判決他敗訴，理由是已經被認為是去世的人，便無權擁有被他人承襲的地位和財產，訴訟費也要勒讓提支付，從此他一貧如洗。

其實，除了勒讓提，其他一些觀測金星凌目的天文學家也有很多不幸遭遇。有的千辛萬苦終于來到觀測地，結果，打開箱子，不由傻眼了――觀測儀器已損壞，等于是白跑了一趟。有的乘馬、坐雪橇輾轉來到寒冷的西伯利亞，在即將到達觀測地前，被一條剛剛漲水的河擋住了去路，而且，還因此被當地人追得雞飛狗跳，因為當地人看到他們把儀器對準天空，認為是他們帶來了洪水。

文學家范文第3篇

一、外貌

唐代人張籍家境貧窮，眼疾嚴重，任過太常寺太祝，綽號“窮瞎張太祝”。

唐代人李賀手指奇而長，綽號“長爪郎”。

唐代人李紳，因身材短小而又精明強悍，綽號“短李”。

晚唐的溫庭筠才思敏捷，每次入試，八叉手即成八韻，人稱“溫八叉”。

二、創作風格

唐代人李白的詩雄奇浪漫，賀知章把他比作謫仙，人稱“詩仙”。

唐代人杜甫的詩氣勢磅礴，人稱“詩圣”。

唐代人白居易作詩常是“狂醉又引詩魔發，日午悲吟到日西”，人稱“詩魔”。

唐代人孟郊與賈島寫詩苦煉字句，元好問在《放言》詩中說：“長沙一湘累，郊島兩詩囚。”“詩囚”便成為孟郊、賈島的綽號。

唐代人李賀寫詩奇崛冷怪，人稱“詩鬼”。

三、創作題材

1.動物類

唐代人鄭谷以《鷓鴣》一詩聞名，時號“鄭鷓鴣”。

唐代人崔玨曾作《和友人鴛鴦之什》一詩，時號“崔鴛鴦”。

宋代人謝逸作有關蝴蝶的詩達三百多首，時號“謝蝴蝶”。

宋代人梅堯臣寫過有關河豚的詩，時號“梅河豚”。

南唐的鮑當寫有《孤雁》一詩，時號“鮑孤雁”。

明代人袁凱寫有《白燕》一詩，時號“袁白燕”。

2.植物類

唐代人杜牧寫《紫薇花》一詩，時號“杜紫薇”。

唐代人劉象寫《詠仙掌》一詩，時號“劉仙掌”。

宋代人陸游因寫了很多有關海棠的詩，時號“海棠癲”。

四、“一句成名”

有些文學家因意象超絕或寓意警策的一句詩詞而流傳后世，并贏得綽號。

晉代才女謝道韞寫有詠雪名句：“未若柳絮因風起。”人稱“柳絮才”。

北宋有位工部尚書宋祁，寫有《玉樓春》詞：“紅杏枝頭春意鬧。”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睍r人呼宋祁為“紅杏尚書”。

宋代人賀鑄的《青玉案》以“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之句獲得“賀梅子”的外號。

宋代人饒節有“間攜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這一佳句，人稱“倚松老人”。

清代初年的王士禎本寫有《蝶戀花》一詞，其中一句為“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時稱“王桐花”，他的學生崔華，也以“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得到“崔黃葉”的雅號。

清代人王蘋有“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有人行”之句，被稱為“王黃葉”。

至于有“紅豆詩人”綽號的清代人吳綺，則以其《醉花間》一詞中的“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得名。

清代人管水初在《春日即事》一詩中有“兩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的名句，人稱“管杏花”。

唐代人趙嘏因《長安晚秋》一詩中的“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聞名，杜牧給他取了“趙倚樓”的外號。

宋代人范仲淹作《漁家傲》一詞：“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睔W陽修呼之為“窮塞主”。

宋代人秦少游以其《M庭芳》中的“山抹微云，天連衰草”聞名，坡呼他為“山抹微云君”。

清代人祁珊洲，因有“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一句聞名，王士禎叫他“祁魚蝦”。

五、系列名句

宋代人張先，填詞善用“影”字，“云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幕卷花影”“柳徑無人，墮絮飛無影”三句為其平生得意之句，時人稱之為“張三影”。又因詞中有“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人稱“張三中”。

宋代人李清照，她的佳句是“應是綠肥柳瘦”“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人稱“李三瘦”。

文學家范文第4篇

張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陽郡(今河南南陽)人,東漢時期的科學家。據記載,張衡“通《五經》,貫六藝”,而且“常耽好《玄經》”[ ],也就是說,張衡精通儒家的五經,通曉儒家的六藝,并對漢儒揚雄的《太玄》非常感興趣。

揚雄的《太玄》認為,“玄”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總原則,他說:“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盵 ]“玄者,幽摛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執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摛措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盵 ]張衡非常推崇揚雄的《太玄》,并且說:

吾觀《太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

而且,張衡還受到揚雄《太玄》的影響撰著《玄圖》,其中說道:“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龠元氣,稟受無原?！睆埡獍选靶笨醋魇亲匀恢?顯然是吸收了揚雄的思想。他還在闡述其宇宙論和天文學思想的重要著作《靈憲》中說:

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 ]

張衡把宇宙的最初狀態說成是“幽清玄靜”,應當說,這種宇宙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揚雄的影響。

與揚雄一樣,張衡對當時流行的讖緯之學也進行了批評。他在《請禁絕圖讖書》中寫道: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后,乃始聞之。

張衡認為,讖緯之學為后人編造,并非古代圣人所作。他接著說: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后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于圖中迄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圣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余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

在這里,張衡指出讖書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否認其為圣人之言。與此同時,張衡還用事實來證明讖緯預言的無效。他說:“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蛘咧劣跅壖覙I,入山林,后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于永建復統,則不能知。”因此張衡認為,讖緯之學“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應當“一禁絕之”。[ ]

此外,張衡還著有《周官訓詁》,并且曾“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 ].可見,張衡不僅是一位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儒家學者。

劉洪(約公元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陰(今屬山東)人,東漢時期的天文學家。他的《乾象歷》比四分歷精密得多,且有許多進步之處,被稱為“劃時代的歷法”[ ].然而,《乾象歷》的理論依據來自《周易》。《晉書?律歷中》稱劉洪的《乾象歷》“推而上則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

虞喜(公元281—365年),字仲寧,會稽余姚(今屬浙江)人,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著有《安天論》,在宇宙結構問題上傾向于“宣夜說”。虞喜在天文學上的最大貢獻是他最早發現了歲差,并提出冬至點每50年西移一度的歲差值,被認為“在中國天文學發展史上尤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據《晉書?虞喜傳》記載:“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潔凈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為《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于世”?？梢?虞喜也是一位對儒家經典頗有研究的學者。

何承天(公元370年—447年),東海郯(今山東郯城)人,因曾任衡陽內史,故被稱“何衡陽”,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他利用前人的觀測紀錄,加之他自己多年的觀測,撰《元嘉歷》,對舊歷作了多項的改進,是古代重要的歷法之一。何承天在上表中說:

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歷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 ]

這里所謂的“順天以求合”,就是要求根據天象制定歷法并使歷法符合天象;《尚書?堯典》中帝堯命令羲氏、和氏通過觀測日月星辰的運行制定歷法以及《周易》中所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就是“順天以求合”。何承天認為,制定歷法應當以儒家經典《尚書》中的《虞書》以及《周易》為依據,應當“順天以求合”,而不是為了讓天象符合于歷法,不是“為合以驗天”。

何承天不僅以儒家經典《尚書》、《周易》作為編撰歷法的依據,同時,他在儒學上也頗有影響。據《宋書?何承天傳》記載,“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語》、《纂文論》并傳于世”。而且,他還在形神關系問題上提出自己的見解。他曾說過:

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舴虮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所以明仁道也。至于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 ]

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 ]

這些觀點對于當時形神關系問題的討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祖沖之(公元429年-500年),字文遠,范陽遒縣(今河北淶水)人,南北朝時期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在數學上,他對圓周率的計算和對球體體積的計算都代表了當時數學的最高水平。在天文學上,他編制了《大明歷》,并首次在歷法推算中將歲差的影響作為考慮的因素。祖沖之曾說自己在編制《大明歷》的過程中,“搜練古今,博采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 ],并且研讀了包括漢儒劉歆、鄭玄在內的許多學者有關歷算方面的著述。劉宋大明六年(公元462年),祖沖之將所編制的《大明歷》上表給孝武帝,并說:“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探異今古,觀要華戎。”他還說,他的歷法有兩大改變,其一,提出每391年設置144個閏月;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堯世冬至日,在今宿之左 五十許度”。接著,祖沖之還論述了他的歷法的三個“設法”,其中之一是,“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 ].對于祖沖之的《大明歷》,朝廷重臣戴法興大肆責難。祖沖之則予以針鋒相對的反駁,其中還就《詩經》中的“七月流火”以及《夏小正》中的“五月昏,大火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由此可見,祖沖之在編制《大明歷》時,是把《春秋》、《尚書?堯典》、《周易》、《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文學的內容當作重要的研究資料和依據。

祖沖之不僅為編制《大明歷》,研習過儒家經典,而且也是在儒學上很有造詣的學者。據《南史?祖沖之傳》記載,祖沖之還“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

僧一行,俗名張遂(公元683—727年),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人,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此外,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也多有貢獻。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曾讀漢儒揚雄的《太玄》,撰《大衍玄圖》,后來出家為僧。開元五年(公元717年),一行入京,并在此后奉昭編制《大衍歷》。[ ]《大衍歷》中有《歷議》十篇,其中《歷本議》說:

《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碧鞌凳加谝?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守硵低ê趿?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 ]

在一行看來,《周易》的“大衍之數”是歷法的基礎和出發點。把歷法的數據與《周易》的“大衍之數”聯系在一起,這在今天看來的確有牽強附會之嫌,但是,當時包括一行在內的天文學家的確這樣做了,并編制成歷法,這卻是事實。

蘇頌(公元1020—1101年),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屬福建廈門)人,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醫藥學家。他組織領導了水運儀象臺的創制,并撰《新儀象法要》,同時還編撰了《本草圖經》。蘇頌飽讀儒家經典,曾有詩曰:

占畢自忘老,攻堅常切問。六經日沈酣,百氏恣蹂躪?！抖Y》、《樂》原夏商,《春秋》道堯舜。論《詩》識溫柔,講《易》知謙巽。《書》要通上古,史亦蘄盡信。復熟《中庸》篇,推名善惡混。[ ]

蘇頌還要求學校以“《春秋》兼《三傳》,《禮記》兼《周禮》、《儀禮》,并為大經”,“《毛詩》為中經”,“《周易》、《尚書》為小經”。[ ]可見他對儒學的重視。

與蘇頌同時代的曾肇在為他作墓志銘時稱他“以儒學顯”,并且說:“公天資閎厚,有犯不校?！菜?主于寬恕,故天下稱為鉅人長者。尤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博學,于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歷,下至山經、本草、訓詁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為人言,亹亹不絕。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有所制作,公必與焉?！盵 ]

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嘉佑八年(1063年)舉進士,曾參與王安石變法,歷任司天監、權三司使等官職。他博學多才,所著《夢溪筆談》涉及數學、天文歷法、地學、物理、化學、生物學、醫藥學以及工程技術等諸多科技領域,此外,他還有專門的醫藥學著作《蘇沈良方》。

然而,他的科學研究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沈括12歲開始延師受業,接受儒家的正統教育,歷時12年。他的人格和學問較多地受到孟子的影響。他曾撰《孟子解》,其中說道:

屈伸俯仰無不中義,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立于天地間而無所憾,至大也;……

思之而盡其義,始條理也;行之而盡其道,終條理也。

所謂修身也,不能窮萬物之理,則不足擇天下之義;不能盡己之性,則不足入天下之道。[ ]

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沈括對于儒學的深入研究以及他所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此外,他還說過:“雖實不能,愿學焉。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不至則命也?！盵 ]儒家經典《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正是沈括為學成人的真實寫照。

黃裳(公元1147—1195年),字文叔,四川隆慶府普城(今四川梓潼)人,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在天文學方面,現存的蘇州石刻天文圖為當時的王致遠根據黃裳的天文圖所刻;在地理學方面,他作有一幅全國總圖。

據《宋史?黃裳傳》記載,黃裳長期在王府講授儒家經典,尤擅長于《春秋》,曾經“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而且,黃裳還非常贊賞朱熹的學問,并曾予以薦舉。

郭守敬(公元1231—1316年),字若思,順德邢臺(今屬河北)人,元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和天文觀測方面成就突出,尤其是他作為主要貢獻者所編制的《授時歷》是“我國古代最優秀的歷法”,“把古代歷法體系推向高峰”。[ ]

郭守敬從小隨祖父長大,他的祖父郭榮通曉儒家五經,且精通數學和水利。后來,郭守敬又從學于劉秉忠。劉秉忠,字仲晦,邢州人。據《元史?劉秉忠傳》記載:劉秉忠“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于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顯然,郭守敬從小較多地接受儒學尤其是理學方面的教育。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忽必烈下昭編制新歷法,授張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在太史院,負責具體工作的主要是王恂和郭守敬。王恂很早就以數學方面的才能而聞名。據《元史?許衡傳》記載,當時,王恂認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因而推薦許衡參與主持編制歷法。許衡認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于是,他“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至日測晷景”,并且“參考累代歷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歷本”。[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有楊恭懿入太史院參與修訂歷法。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新歷告成,以儒家經典《尚書?堯典》中“敬授民時”為據,命名為“授時歷”。

一般認為,郭守敬是授時歷的主要貢獻者;這不僅因為他在共同合作的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還有許多后繼的工作以及最后的定稿都是由郭守敬獨立完成的。但是不可否認,在編制授時歷的過程中,王恂、許衡、張文謙、楊恭懿等人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然而,郭守敬的這四位主要合作者,恰恰都是在儒學上很有造詣的學者。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其父王 良曾棄去吏業,潛心于伊洛之學。據《元史?王恂傳》記載:“恂早以算術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渴套笥?必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許衡(公元1209—1282年),字仲平,學者稱魯齋先生,懷慶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宋元之際理學家。他崇信程朱理學,對于傳播理學發揮過重要作用。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據《元史?張文謙傳》記載:“文謙蚤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于義理之學。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于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據《元史?楊恭懿傳》記載:楊恭懿“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于《易》、《禮》、《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書》,嘆曰:‘人倫日常之用,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p>

郭守敬從小接受儒家的教育,他在編制授時歷過程中的四位主要合作者的學術背景也均屬于儒學,而且許衡還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從這些事實中不難看出儒學對于郭守敬編制授時歷具有重要影響。尤其是在剛開始編制歷法時,王恂就推薦“知歷理”的許衡參與工作,這本身就足以說明理學對于天文學研究的作用。

王錫闡(公元1628—1682年),字寅旭,號曉庵,別號天同一生,江蘇吳江人,明清之際的天文學家。他的天文學著作有《曉庵新法》、《歷法》、《歷策》、《五星行度解》等。

王錫闡曾自稱:“治《詩》、《易》、《春秋》,明律歷象數?！盵 ]同時,他與諸多儒家學者有過交往,其中有顧炎武、朱彝尊、萬斯大等,晚年又與呂留良、張履祥一起講濂洛之學。[ ]這些學者都是當時著名的儒家學者。朱彝尊(公元1629—1709年),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今浙江嘉興)人,清經學家,著有《經義考》、《曝書亭集》、《明詩綜》等。萬斯大(公元1633—1683年),字充宗,學者稱褐夫先生,浙江鄞縣人,清經學家;為學尤精《春秋》、《三禮》。呂留良(公元1629—1683年),字用晦,號晚村,崇德(今浙江桐鄉)人,清初理學家,學宗程朱。王錫闡與這些儒家學者交往,不可能不受到儒學的影響,

與元代天文學家王恂、郭守敬既講歷數又講歷理一樣,王錫闡也說:

天學一家,有理而后有數,有數而后有法。然惟創法之人,必通乎數之變,而窮乎理之奧,至于法成數具,而理蘊于中。[ ]

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詳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學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 ]

因此,他反對將歷理和歷數二者分割開來的做法。他說:

至宋而歷分兩途,有儒家之歷,有歷家之歷。儒者不知歷數,而援虛理以立說,術士不知歷理,而為定法以驗天。天經地緯躔離違合之原,概未有得也。[ ]

文學家范文第5篇

2、郭守敬，中國元朝的大天文學家、數學家、水利專家和儀器制造家。

3、尼古拉·哥白尼，波蘭人，現代天文學創始人，日心說的創立者。

4、伽利略·伽利雷，意大利，著名數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和哲學家，近代實驗科學的先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