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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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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經濟學范文第1篇

      隨著世界政治中戰爭因素的減弱,經濟增長成為各國主導戰略。對于渴望經濟繁榮、政治合法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現在面臨的最激烈競爭來自昔日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戰友們。由于這些國家在資源稟賦、產品結構等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間缺乏互補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須為了爭取外國資本、技術以及市場而不斷向發達國家的資本做出讓步并且相互競低條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選擇。倡導新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以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機構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這樣一個總體性趨勢:各國采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正統理論,并且遵循著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對政治主張以及職業觀點的牢牢控制肯定是從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轉變的重要標志之一。”

      當然,發展中國家也不是均質的,在自由化時序、制度結構和取向、國內經濟狀況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別。這些差別直接導致了在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幾個可以集中吸引資金的“漏斗”地帶——所謂的新興市場,例如東亞、東南亞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國家。這些“漏斗”地區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時期內是資本空間擴張的最后邊界,在這些地區投資獲利最大。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創新,八十年代以來資本的結構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除了傳統的對于實物經濟的直接投資外,在全球資本流動中比例越來越大的是各種以投機為目的的投資基金。直接投資受空間的限制很大,并且沒有投資基金行動靈活、贏利迅速。因此,這些“漏斗”地區也逐漸成為勢力越發強大的投資基金最青睞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東亞和東南亞就是這樣的投資“漏斗”。在這兩個地區中,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危機爆發之前,兩個地區的經濟增長迅速并且積極推行自由化措施。前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理論家杰弗里·薩克斯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項研究中就指出,新興市場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現兩種假象:一是認為經濟自由化之后貨幣堅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報的資本流入。而資本流入啟動了房地產價格以及非貿易商品與服務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貨幣也開始貶值;另一個假象是認為國內銀行從解除管制中獲得的自由是無風險的,而實際上從國外借款并在國內泡沫經濟

      中投資非常容易受到本國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各國政府或者忽視了這種現象的潛在危險,或者不愿意正視被長期繁榮掩蓋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行動上顯得遲鈍盲目,這實際上損害了市場的信心,直接導致了恐懼心理的多米諾效應,整個經濟的信用維持和創造能力被大大削弱。所以一旦這些短時間流入的資金在套利成功之后大規模向國外轉移的時候,政府面臨著洪水潰堤的巨大危險。

      在金融領域,犯類似錯誤的不只是政治家,還有“商學院、經濟理論家以及政治學家”。商學院向學生傳授的只是融資的專門技術,沒有讓他們理解為什么在融資上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給金融體系和單個企業帶來了什么風險。而且到處泛濫的哈佛個案研究方法把重點放在了制造業,而不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經濟學家癡迷于交易成本問題,忽視了作為市場經濟決定因素的技術發展,即便有人關注技術創新,但集中在制造業,特別是工業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訊體系的創新上,很少注意銀行使用的技術創新、金融交易創新以及銀行本身的創新。至于政治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他們對于金融事務的細節問題了解的更是有限,而且興趣不大。這些都造成了政府、公眾無論在認識上還是行動上都遠遠落后于金融創新的速度。

      金融創新包括三種形式:技術創新、產品(服務)創新以及程序創新。這三種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二戰”后大部分金融創新是從美國開始的,然后擴展到倫敦、東京等地。而且許多創新是在七十年代出現的。當時越南戰爭導致了通貨膨脹,尼克松實行了美元貶值,實行浮動匯率。這些變動導致了價格和匯率的頻繁變化,經營者為了避免風險、賺取利潤不斷創新。銀行開始涉足新的服務領域,而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始侵入銀行的服務領域。但是“沒有美國政治當局的同謀(有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它們的創新和技術就無法為自己帶來豐厚利潤,給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變化”。

      遺憾的是,許多研究者沒有更多地重視美國政府的行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為了補救對金融創新所做的讓步。而正是這些政府行為賦予了一系列創新合法性,并且為它們的繼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美國不僅是眾多創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創新的最大收益者。借助創新,美國大量的資本找到了新的投資目標和領域,并且在繞過政府管制上更加靈活。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美國以及一些西方國家實際上在金融管制上為后來者設置了一種“管制陷阱”: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加強和完善了金融管制,這不僅起到了規范國內資本投機行為,防止更大的風險出現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機資本向國外轉移,實際上起到了轉移風險的作用;另一方面為了本國資本尋找新的投資空間,誘逼發展中國家不顧本國制度情況和實際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這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管制上的嚴重不均衡。結果是大量投機資本蜂擁進入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圖的國家和地區。而一旦攻擊得手,就會趁對方來不及反應迅速撤離。九十年代出現的幾次金融危機無一不是這樣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國家以及大量私人資本合謀發動了危機,在幾乎一夜間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的財富以“體面”的形式掠奪而去,一九九七年危機之后,東南亞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經濟的停滯與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與股市紅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資本投資的獲利者把問題的原因完全歸結給受傷害者,這頗有些強盜邏輯的味道。但是,不需要高深的理論和精密的統計,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懂得,在全球資本流動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獲益必然是以另一個國家的損失為代價的。

      批判資本投機并不是完全否定資本流動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歸封閉經濟的狀態,而是提醒各國政府以及公眾不要被“資本神話”所迷惑,只注意金錢的炫目和虛幻的繁榮,忽視其背后的危險與兇殘。對于現代市場經濟,尤其是業已形成的世界市場經濟來說,資本的重要性無異于血液之于身體。但是如果不隨時警惕血液發生了感染以及其他病變,那再強壯的身體也會受到威脅,甚至危及生命。對于世界市場經濟來說,更是如此,因為這個不斷復雜龐大的綜合體至今還沒有一個有權威的醫生,相互獨立的各國政府以及受局部利益控制的國際組織在診治病癥和監控病情上基本上都是游方郎中的水平,有的不過是亂施虎狼藥的“蒙古大夫”。

      現在全球經濟遇到的一個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統一的經濟與建立在領土分立基礎上的政治管理。這種經濟上的統一與政治上的分裂直接造成了經濟與政治關系的不協調和不對稱,資本投機有了更大的機會。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史已經表明,只有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實現了協調,才能保證經濟的繁榮和有序發展。在過去數百年中,市場經濟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主要是因為民族國家與國內市場在地理界限以及管理能力上實現了和諧和統一。以領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保證了國內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但是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大,跨國、跨地區,乃至全球性貿易、資本、勞動力流動在數量和廣度上的發展,這種長期維持的和諧關系難以維持。而資本借助世界市場經濟的形成以及金融創新,不僅克服了空間擴張的障礙,而且克服了時間的限制,形成了虛擬經濟超越實物經濟的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拘泥于領土范圍的國家以及局部性的國際組織的管理能力。

      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需要兩個基本的主體:最后貸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維護公眾、企業等對金融體系的最終信心,后者懲罰和防止干擾金融秩序,破壞公共利益的行為。在國內金融體系中,這兩個主體實際上就是國家,并且實現了較為合理的統一。但是在國際金融體系中,還沒有一個可以把這兩種基本功能承擔起來的主體。既沒有所謂的世界政府,也沒有類似的國際組織。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各國協調相互的行動,在防范金融風險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種是加強現有的國際金融管制措施,特別是強化并完善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在內的國際組織的能力,把它們發展成類似于全球最后貸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組織。

      從理論上,這兩種選擇都有可行之處。但是必須考慮到它們所涉及到的問題。就第一種選擇來說,如何協調各國的行動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各國協調行動至少面臨下列困難:第一,在誰充當領導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這些基金等諸多問題上各國存在著利益上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僅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還體現在發達國家之間。被認為對世界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常常在危機爆發時并不積極,因為相互討價還價而延誤了解決的時機。三十年代的危機是從奧地利的信貸銀行破產開始的,而英、法、美等國出于各自的考慮并沒有提供及時而充足的資金,從而誘發了一場席卷世界的大蕭條。在一九九七年的亞洲危機中,日本這個大國鄰居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不僅沒有積極提供幫助,反而推動日元貶值,頗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對于它們來說,只有等到危機殃及自己的時候,才會采取措施,而這時候往往危機已經病入膏盲了。

      第二,各國合作遇到的另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制度之間的差別。與此相關的是各國歷史、文化、國內利益格局等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如何去異求同變得非常重要。在斯特蘭奇看來,雖然研究這種差別是比較政治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性內容,但似乎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之所以這樣可能因為美國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在學術界處于統治地位,它經常假設世界的其他國家可以模仿美國的體制,或者它們早晚會這樣做。各國的情況表明,首先在管制體制以及機構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其次國內政治以及對外政治也有所不同。至于被認為是理想模式的美國體制,雖然能夠消除許多缺陷以及沖突,但不一定說明它是一種好體制,因為美國能夠比其他國家避免一些危險和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其已經形成的強大的經濟優勢和實力。

      第三,在現有體制下,各國的合作實際上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的。這主要是由它們的經濟實力以及管制體制優勢決定的。但是“二戰”以后的危機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因此在解決危機中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應該得到優先的考慮。實際并不是這樣,西方國家或者無視這些國家的利益,或者武斷地把危機的原因完全歸罪于這些國家內部,然后把自己的一套體制強加給這些國家。

      最后,必須提到的是被許多人視為惟一可以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國家——美國。實際上對于這個夾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大國來說,其國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用斯特蘭奇的話說,“美國所有領域的政策(不僅僅是金融政策)在本質上都是國內政策。決策一直是針對國民情緒、國內問題以及國內各種利益做出的。美國歷屆政府至今還不善于考慮它們自己的行為是如何影響他人的”。另外,美國現在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承擔起這種穩定的作用依然是一個疑問。

      在第二種選擇中,國際清算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實表明它們還缺乏承擔起最后貸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質和能力。長期以來,國際清算銀行一直致力于制定各國中央銀行都遵守的共同規則,并沒有重視明確它們彼此之間的責任。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巴塞爾協定”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盡管國際清算銀行在制定共同規則方面竭盡所能,但是收效不大。到一九九六年,它實際上已經承認了資本充足率規定的失敗,也放棄了建立銀行監督共同標準的整個思想,因為它沒有足夠的權威以及威懾工具來強制這些規定的實施。

      政治經濟學范文第2篇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弄清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于理解政治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十分重要。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生產關系就是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即物質利益關系。這種關系貫穿于社會生產的全過程,即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就是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中所形成的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決定了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它是生產關系的基礎,它決定人們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關系,并通過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來實現自己。比如,誰占有生產資料,誰在生產中就處于支配地位,同時占有勞動產品。

       

      和生產關系緊密相連的一個重要概念是生產力。生產力是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形成的物質力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生產方式的兩個方面。那么,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呢?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當一種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時就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貫穿于人類社會的始終。所以,對經濟規律的研究同樣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點就是從改革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入手的,所有制結構的改革調整,適合了我國生產力水平,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改革從理論上說符合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是我們黨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正確把握的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

       

      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政治經濟學建立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是對商品經濟一般規律的論述,在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商品二因素理論。商品作為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種屬性。使用價值是商品用來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屬性,是一個永恒的范疇。社會物質財富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是為社會、為他人的;商品使用價值一定是通過交換才能獲得。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是個歷史范疇,價值所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勞動比較關系。對于商品生產者來說他關心的是商品價值,對于消費者來說他關心的是使用價值。生產者之所以也關心商品使用價值是因為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理論。勞動二重性是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在一定具體形式下進行的勞動叫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拋開勞動的具體形式無差別的人類一般勞動叫抽象勞動,抽象勞動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是一個歷史范疇,是生產商品的社會勞動所特有的。勞動二重性決定了商品二因素。勞動二重性理論是馬克思首先提出來并論證的,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商品價值量理論。商品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叫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個別價值。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形成的比列關系不同對商品生產者影響不同,只有當個別勞動時間少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時商品生產者才處于有利地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簡單勞動為基礎,復雜勞動等于多倍的簡單勞動。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會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而變化,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與包含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所以在現實生產中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千方百計地提高自己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使得自己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商品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從中獲得價值差額。無論是在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還是在現達的商品經濟條件下都是如此。

       

      價值規律理論。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主要內容是,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在商品交換中,商品的價格除了受商品價值決定之外,還受多種因素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場商品的供求關系。當某種商品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到價值以上;反之,供過于求時,其價格就會降到價值以下。商品價格總是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圍繞價值上下波動,這就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價值規律的作用:首先,它可以自發地調節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在社會生產各部門之間的分配,起到資源配置的作用;其次,價值規律自發地刺激商品生產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第三,價值規律促使商品生產者兩極分化。當然,價值規律對經濟的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特點,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為了克服價值規律對經濟生活調節的這種消極作用,所以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都缺少不了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現代經濟的調節機制是價值規律調節機制和宏觀調控機制的結合。

       

      的貨幣理論。在商品經濟中,貨幣是和商品緊密聯系的一個重要經濟范疇。通過對貨幣產生過程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貨幣是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貨幣的產生是商品內在矛盾發展,即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產物,是價值形式長期發展的必然結果。貨幣的產生使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發展成為商品與貨幣的外在對立。商品生產者必須想方設法將商品換成貨幣。商品到貨幣的轉化,馬克思將之稱為商品的驚險跳躍,這個跳躍完不成,摔壞的不一定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馬克思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市場銷售對于商品生產者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關于貨幣的職能,馬克思認為它是在商品流通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是貨幣本質的具體體現。貨幣的基本職能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當商品價值用貨幣來表現時就是價格,作為價值尺度的貨幣可以是想象或觀念的貨幣。貨幣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物就是流通手段的職能。貨幣流通手段職能改變了商品交換的形式,商品交換由商品——商品,變成了商品——貨幣——商品的交換,買和賣變成兩個相互分離的過程,在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危機的可能性就隱藏其中了。馬克思分析了貨幣流通規律,即流通中貨幣量的規律,它等于商品價格總額/同一貨幣的流通次數,這一規律在商品經濟中普遍適用。馬克思還分析了鑄幣和紙幣的問題。貨幣產生之后其形態經歷了貴金屬幣、鑄幣、紙幣、信用貨幣,到當今的電子貨幣,其一般等價物的性質并沒有改變。貨幣還有派生職能:貯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貨幣。

       

      政治經濟學理論核心是剩余價值理論,圍繞剩余價值馬克思建立了資本理論、分配理論、流通理論、社會再生產理論等,除此之外,政治經濟學涉及所有制和產權理論、企業運行機制理論、市場經濟理論、農業理論、宏觀調控理論、對外經濟關系理論及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等等。

       

      政治經濟學理論始終是我們黨和國家在社會經濟建設中制訂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理論依據。同時,政治經濟學理論在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中不斷得到豐富、發展和創新。我們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理論時,不僅要認真學習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結合實踐不斷創新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范文第3篇

      “政治經濟學”常常被望文生義地理解為既講政治又講經濟的學科,甚至被理解為是突出其政治性的學科,加上教學內容缺乏更新,導致學生對“政治經濟學”學習積極性不高。在這樣的背景下,教師如何幫助學生樹立積極的學習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按照學習遷移理論,樹立積極的學習態度有助于避免學生產生消極心態,形成負遷移,影響學習效果。筆者在教學過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抓住學生對經濟和財富的興趣,介紹中西方早期的經濟學思想,從財富的起源談起,從經濟學的起源談起,向學生講解政治經濟學是如何在批判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并發展起來的,進而激活學生興奮點,培養學生求知欲。③第二,結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向學生講解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關原理并沒有過時,仍然管用,從而引導、培養學生對課程學習的積極性。這些理論包括市場理論,生產總過程中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關系理論,貨幣流通理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原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等。④

      二、對所講授的內容進行合理安排

      在教學中,相似的原理及法則的遷移是最常見、最重要的遷移現象。如果學習的新內容和已學習的舊內容之間有相同的要素,可以引導學生利用這些相同要素進行學習。例如,商品市場上供求的變動對商品價格與商品供應的影響與勞動力市場上供求的變動對工資水平和勞動供給量之間存在著非常相似的地方。利用供求定理的分析,學生比較容易理解通過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和減少勞動的供給能提高工資水平,對后面的學習產生積極的遷移。當然,在利用相同要素進行教學遷移時,教師首先要了解學生是否掌握了前面的知識點,然后引導學生對那些類似或相同的要素,予以分析、對比、抽象、概括,以抓住本質的東西而形成概念或概念體系,引導學生由舊知識推出新知識,進而鼓勵學生形成一種探尋共性的定勢。其次,要在各章節相對獨立的前提下,注意各部分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和前后銜接,做好教材的整體安排。同時,在選擇教學內容時可根據教材中的難點、重點,結合所教學生的智力特點、知識儲備,突出教材中那些概括性高、邏輯性強的主干內容,突出新舊知識、技能、學習方法間的內在聯系,引導學生產生積極遷移;對缺乏內在聯系的教學內容,可利用教學情境進行彌補,促使學生在學習中順利地進行遷移。

      三、注重學生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

      掌握一門學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是掌握這門學科知識體系的重要環節。理解性學習通常比機械性記憶能更多的產生遷移。對大學生來說,他們往往更傾向于理解性的學習,而對機械性記憶則顯得不感興趣。為了促進學生對基本概念的理解,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必須注意如下幾點:首先,把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作為教學重點,使學生對基本原理學深、學透,真正達到深刻理解。在教學中,我們開始講述“商品”“貨幣”“價值”“價格”“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等基本概念時一定要讓學生真正理解好、掌握好。其次,在講解基本原理時,可列舉一些例子,最好是生活中學生所常見的實例,讓學生結合現象去思維,把握基本原理的內涵和外延。在講“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而變化的”④原理時,可以收集近幾年我國家電、手機、汽車價格變動的案例來加以說明,使學生能夠通過實際生活的背景把握其實質。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讓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去觀察,為學生提供內容比較具體、比較接近生產生活實際的作業,讓學生盡可能地增加感性認識,提高遷移效果。

      四、提高學生的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

      首先,培養學生的概括能力。學習遷移的本質在于概括出知識之間的共同特征或具有內在聯系的某些要素,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概括水平越高,他就越能夠理解新事物的實質,遷移就越容易,遷移的范圍就越廣。例如在講解貨幣的五種職能時,可以先向學生講解它的兩種基本職能:價值手段、流通職能,再講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經濟內在矛盾的加深,客觀上要求為解決這種矛盾而逐漸衍生出來的貨幣的其他三種職能:儲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此外,可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對易混淆的知識進行反復辨析,如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等,促進學生在這類知識的遷移過程中,樹立清晰的觀念。其次,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遷移的產生,關鍵在于兩種學習之間的一致性或相反性,而知識之間的共同因素往往潛藏于內部,這就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因此,教師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引導學生通過分析、對比,從新舊題材中挖掘共同因素,抓住事物的本質屬性和內在聯系,在已有結論的基礎上提出新見解。如在講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時,我們可以舉2007年以來我國出現通貨膨脹時,國家出臺一系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拳”,最終實現了經濟軟著陸。這樣,學生在分析經濟現象的過程中掌握了政策的實質,便于分析其他問題。

      政治經濟學范文第4篇

      內容摘要:傳統貿易理論對關稅保護政策的分析都假定關稅是外生的,而基于貿易政策的政治經學對關稅問題的研究強調關稅的內生性,側重分析關稅保護政策的形成過程及保護的水平和結構。本文對內生關稅理論作了簡要介紹,并從制度、需求和供給角度對關稅保護的水平和結構作了詳細分析,最后對關稅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主要觀點和結論做出總結和概括。

      關鍵詞:關稅保護 政治經濟學分析 利益集團

      關稅作為一項古老的貿易保護措施,其研究出現得比較早。但是,傳統貿易理論對于關稅的分析大多集中在關稅的經濟效應和社會福利效應方面,都假定關稅外生化。而這與現實的貿易保護是不符的,因為如果強調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最大化,自由貿易應該是理想的選擇,關稅保護最多只是次優的選擇。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填補了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對現實的關稅保護作了較好的說明。與傳統貿易理論不同,政治經濟學分析強調關稅的內生化問題,指出關稅保護措施的形成過程以及不同行業關稅保護程度不同的原因。

      相關理論綜述

      (一)理論分析

      最早涉及關稅內生化思想的學術分析可以追溯到馬歇爾,馬歇爾(1922)指出關稅保護措施雖然不利于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存在扭曲,但是在政策實踐中更容易被采納。01Son(1965)、Stigler(1971)、Pieus(1975)和PeltZman(1976)通過分析行業的搭便車問題和游說政府能力問題后,得出企業數目少以及分布集中度和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能進行有效游說,獲得較高的關稅保護水平。01son(1983)分析了影響收入和就業水平提高的經濟環境下利益集團的游說活動組織會更加有效,所以關稅保護水平和行業產出、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和進口滲透率呈正相關。Frey(1984)指出關稅是利益集團在政治市場博弈均衡的結果,利益集團投入資源從關稅保護中獲得租金,利益集團院外活動對關稅制定有重要影響。Grossman和Helpman(1994)在其保護待售模型中引入一個特殊利益集團,該利益集團通過政治捐助以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利益集團游說活動直接決定保護的結構和程度。研究結果表明,在權數及利益集團規模一定的前提下,保護率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及其有效組織程度。該模型較好地分析關稅的內生化問題,指出了關稅的制定過程及其行業差異的成因,極大推進了關稅內生化理論的發展。盛斌(2002)通過修正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護待售模型,建立了中國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模型。其模型結論認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國家,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是隱性的,關稅率的形成過程與其他國家單純的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形成均衡關稅率的過程不同。

      (二)實證分析

      Krol(1996)運用向量自回歸的方法,利用日本(1890一1970年)的數據來檢驗關稅內生化問題,結果證實關稅變化是內生的,關稅不是用來促進經濟活動,而是反應于宏觀經濟擾動。當現實經濟狀況不利于進口競爭產業時,該產業便會尋求保護。同時,政府通過征收關稅對進口競爭產業實行保護是為了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持。Goldberg和Maggi(1999)使用美國1983年制造業的數據率先對保護待售模型進行了檢驗,說明保護待售模型基本上能夠有效解釋不同行業關稅保護水平的差異。Terribile and Thornton(2002)對意大利1890―196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協整分析來說明關稅的內生性問題,結果表明,平均關稅與生產、消費價格、貿易條件和外貿平衡都存在協整關系。這同時也說明宏觀經濟波動會影響,關稅成為產業和貿易發展戰略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重要調節手段,體現了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的國家中心論。盛斌(2002)利用自己創建的一整套跨部門(36個工業部門)和時間序列(1992-1996)的數據庫,對影響中國工業貿易保護結構的政治經濟因素進行實證分析,證實了其理論模型的基本結論。王元穎(2006) 在盛斌的貿易保護的計量經濟模型基礎上,通過擴展數據并采用面板回歸的計量方法和Hausman檢驗的技術,驗證了關稅在中國也是內生的假說。我國的關稅保護同樣是各種利益集團博弈達成均衡的產物,既考慮了培育優質產業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問題,也兼顧了相關利益集團的利益。

      關稅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一)關稅保護的制度分析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可以提高經濟效率和福利水平,保護貿易會導致經濟的扭曲。所以,自由貿易應該為各國政府所推崇。然而,現實中通常由于存在一個貿易保護的政治市場,為各相關利益集團所需要,導致關稅保護政策的普遍存在。

      關稅是一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一國政府通過對貿易商品征收關稅,可以擴大一國的財政收入來源。在現今的世界各經濟體中,關稅收入在某些國家的財政收入中仍然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尤其是一些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這類國家由于經濟落后,稅收來源少,再加上稅收人才短缺,以及關稅的征收又比較簡便,因此這些國家的政府會強烈支持關稅保護,反對自由貿易。

      關稅是相關利益集團博弈達成均衡的結果。關稅作為一公共產品,它的存在自然會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因此,在一經濟體中,反對關稅的利益集團和贊成關稅的利益集團往往是同時存在的。贊成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一般是進口競爭部門,因為一旦消減關稅乃至取消關稅保護,他們的利益會收到直接的影響。這些部門的工會和工人,在總體上都會反對自由貿易,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能夠分享關稅保護帶來的利益。由于關稅保護對這樣集團的影響是可見的、直接的,所以該集團很容易組織起來要求關稅保護,在政治市場上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當經濟衰退導致失業率上升時,他們會以增加就業和產出為由要求提高關稅保護。這一呼聲會顯得特別有力,工會也會積極推動。

      反對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主要有出口商和消費者。出口商經常會意識到本國進行關稅保護會導致他國的報復,不利于自己出口產品市場的擴大,損害其利益。然而,出口商很難把這種利益損害轉化為實際政治行動,因為這種損害是間接的,很難估算。而對于可能會反對關稅保護的另一利益集團―消費者,由于其人數眾多,難以行動,加之他們的支出花費在很多商品上,用于進口商品消費只占很小一部分,關稅保護導致其損失有時可以忽略不計,所以消費者一般不會積極行動起來反對關稅保護。

      (二)關稅保護的需求分析

      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既有贊成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也有反對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他們之間的博弈決定關稅保護的形成和保護程度的大小。通過以上分析可知,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一般認為贊成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更易于行動,其游說活動更加有效,形成了對關稅保護的政策需求。進口競爭部門通過有效組織進行游說,通過實行關稅保護或提高關稅可以使其獲得一定收益,但是游說活動也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進口競爭部門因關稅保護獲得收益與為游說而支出的成本就決定關稅保護政策的形成及保護程度的高低。

      進口競爭部門的進行關稅保護游說活動的成本、收益情況如圖1所示:橫軸表示關稅水平,縱軸表示游說的成本或收益;OA是游說的成本曲線,代表用貨幣表示的為促成關稅保護進行游說活動的成本支出;OB是表示得自于關稅保護的收益曲線,代表進口競爭部門從實施的關稅保護政策中獲得收益的貨幣價值。OA線向上傾斜說明進口競爭部門進行游說活動,隨著關稅水平的上升游說成本越來越大,即游說的邊際成本是遞增的。OB曲線表明關稅上升的幅度越大,進口競爭部門從關稅保護中獲得收益就越大,在圖中切點所對應的關稅水平為T0,此時進口競爭部門獲得收益最大,此次關稅水平也代表了最高關稅水平。但并不是所有行業的進口競爭部門進行游說活動都是值得的,如果某一行業進口競爭部門最初的游說成本是曲線OC,始終位于收益曲線OB之上,則游說是不值得的。

      所以對于利益集團來說,在游說收益一定的情況下,游說成本的高低直接決定了其是否會進行游說活動,進而決定對關稅保護政策的需求。對于一特定集團來說,集體行動組織的難易程度直接決定了其游說成本的高低,如果最初的組織成本已經支付過或由于其他目的已經存在以組織形式,其從事游說活動成本就會比較低。這也驗證了在現實經濟中容易有效組織的利益集團或由于某種原因已經組織好的利益集團更容易獲得政策的保護。

      (三)關稅保護的供給分析

      關稅保護政策不是有公眾投票直接決定,而是由政府部門頒布實施,構成了關稅保護政策的供給。政府作為以特殊的利益團體,也有自己一些特定的理想目標。大多數政府通常把贏得民眾的支持和再次當選當作其追求目標。如前所述,社會中的其他利益團體對待關稅保護政策的態度不同,消費者支持自由貿易但不會為此積極游說,而需要關稅保護的利益集團極力進行游說活動。政府會注意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的游說活動,提供關稅保護政策滿足其需要,以獲得最大化的政治支持和資金上的幫助。在現實的經濟中,赤字的政府比較熱衷于關稅保護政策。

      在關稅供給方面具有重要影響的利益團體是行政管理當局,他們負責準備、形成并實施關稅保護政策。行政管理部門也有他們特定利益目標,假定其目標是效用最大化,用官僚效用函數來表示。對于官僚效用的函數,影響其效用最大化主要的因素為威望、權力和影響力。而這些影響因素又是社會其他各利益集團給予的,這些利益集團又多從屬于某個特定的經濟部門。所以積極游說的利益集團對行政管理部門的影響會比較大,能獲得政策的保護。

      結論

      關稅保護政策是在政治市場里決定的,是相關利益集團相互博弈均衡的結果。贊成關稅的利益集團主要由進口競爭行業組成,由于它們有效組織進行游說活動,具有強有力的政治地位。反對關稅的利益集團集團主要是由消費者組成,由于其人數眾多,關稅保護使其遭受的損失是間接的,難以計量,存在著搭便車效應,所以很難有效組織進行游說活動以反對關稅保護。關稅保護的水平和結構是由關稅保護需求方(主要是進口競爭部門)和供給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門)在政治市場上達到平衡的結果。所以,關稅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所分析的那樣是外生的,而是由相關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內生決定的。同樣,中國作為世界經濟體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內生關稅理論也同樣適用。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逐步深入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關稅作為資源分配和貿易政策措施的一種重要手段,其保護水平和結構同樣是中國政府和國內各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均衡的結果。

      參考文獻:

      1.Goldberg,Pinelopi and Maggi,Giovanni,1999,“Proteetionfor Sal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9,No.5,December

      2.Grossman,G.M and Helpman.E.,1994,“Protection for Sal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1.84,No.4,September

      3.Krol,Robert,1996,Testing tarif endogeneity in Janpan:Acomparison of pre-and post•war periods,Economics Letters 5O

      4.Magee Christopher,2003.Endogenous tarifs and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0(2003)

      5.Terribile,F.and Thornton,J.,2000,The endogeneity of tarifs in a Italy,1890-1969,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0,7

      6.李國學.論國際貿易政策制定中的公共利益原則[J].財經問題研究,2006(6)

      政治經濟學范文第5篇

      歷史唯物主義最早由經濟地理學者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引入,而批判現實主義直到70年代末才被部分學者有意識的運用到研究中。兩者是從不同角度對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空間定量革命進行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社會批判,對方法的批判受到社會批判的限定。它認為如果世界以假象或某種迷惑性的方式展現在研究者面前,那么定量方法將加強這種誤解。批判現實主義起初是一種文藝思潮和創作方法,后來被西方學者發展為一種社會科學哲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相似,也通過社會關系來理解人。它認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根本不同,定量革命的自然性將妨礙它為社會人的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20世紀70年代,與空間定量革命相比,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將空間放在優先地位,而是將其與社會關系同等考慮。激進批判的重點較少關注人們所觀察到的周邊事物的差異,而是注重解釋差異的根本原因,其結論可歸結為空間格局由社會過程所塑造。而在空間定量分析中“地理”被不恰當地約減為“距離”、“局部變化”和“特征”等。實際上,空間應是一種社會建構,而社會關系的建構卻超出了空間,這造成了空間差別。在地理政治經濟理論來源的歷史發展中,批判現實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興盛時期,這一時期可稱為“社會和空間時期”。此時,歷史唯物主義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背景或一種批判的襯托,且兩者也出現過不和諧的聲音。例如,批判現實主義不贊同歷史唯物主義過于注重階級而忽略性別、種族和階層等。早期的經濟地理學者多數有一個特別的方法經歷,即進行過空間定量的經濟地理研究,例如DavidHarvey、MichaelWebber、JohnHolmes和RayHudson等人,當代地理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EricSheppard也有過類似經歷。空間定量研究者的方法相當狹窄:技術或工具箱方法,它的實證主義觀念也是有問題的。然而,也不能完全拋棄它。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面臨的困境。尋求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方法的融合是一種有益的嘗試。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學者們進行了這方面的嘗試。抽象是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歷史唯物主義雖有不同的抽象形式但也贊同抽象這種方法。作為融合的結果,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帶有批判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主要方法論。這種轉變意義重大,主要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使得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較少注重空間現象的描述,而是看重提供分析洞察空間不平等的能力。方法中隱含的批判觀念在實踐中能夠產生關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平衡。縱觀地理政治經濟學萌芽與形成中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我們可以發現:歷史唯物主義較先引入,持續發展,最后成為主要方法;批判現實主義較晚引入,影響漸微,處于輔助補充地位。表面上看,是批判現實主義研究者興趣轉移的結果,實質上是科學邏輯演變與選擇的必然結果。即便如此,批判現實主義的介入仍有持久影響:“偶然性”進入到主流的詞匯,批判意識持久地存在,多元化的概念也符合流行的經濟學方法。特別是它的以下兩個結論具有重要價值:一是國家和經濟是兩個獨立的社會關系,它們以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方式相連接。二是結構思想,可以被歷史唯物主義有效地利用,通過結構的重建和體制結構的新形式,資本可能緩和總是反復出現的積累障礙,而工人階級也可以發展自己的社會關系以反抗剝削。當前,地理政治經濟學理論甫成雛形,如何利用這兩種方法增強對空間經濟的解釋能力,需要從它們對關鍵性問題的解釋中尋找幫助。

      二、兩種方法論對幾個關鍵性問題的解釋對比

      (一)抽象

      地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關鍵步驟是抽象。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歷史唯物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抽象的方式有趨同之處。抽象和具體、單面與多面的統一等觀念深深植根于批判現實主義。例如,人類首先按性別劃分,然后按階級等等。同類型的層次化也存在于歷史唯物主義中,并且可能是其方法的最主要方面。例如,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不斷穿梭于歷史無關的和歷史主義之間、一般勞動過程和特定的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之間、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之間等等。然而,仔細考察,兩者的差異確實存在。抽象可分為兩種形式:第一類是經驗主義的抽象,這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方式。第二類是實質的、本質的或系統的抽象,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主要方式。經驗主義的抽象是從具體或多面抽象為單面。它沿著較少的實在、更純粹的概念的方向遠離現實。當然,任何將世界劃分為對象的研究都需要概念,即使研究者沒有意識到,從具體到概念的抽象法,在批判現實主義看來就是形成無內容方式的一種抽象。AndrewSayer認為批判現實主義主要是對形式或形式上相似的關系的抽象,而正確的方法應該是理性的抽象。這要求在所研究事物之間的本質關系的基礎上進行抽象。不能以形式的相似性,如人們的貧困,來區分人,而要以其與他人的豐富的關系來區分,例如,作為國家、雇主或家庭的人。從某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也運用了這種形式的抽象,例如,將中世紀以前的古代、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視為階級社會的具體形式。不過,此處馬克思只是部分分析。此后,他更深入地指出,一切社會形態由再生產過程中使用的生產方式所規定。這為理解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區別,以及擴大再生產的特定歷史形式的積累過程指明了方向。馬克思訴諸經驗主義抽象形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即反對把資本主義簡約為歷史虛無或自然形態的做法。資本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因此是歷史的創造,它所產生的核心矛盾——剝削行為,絕不能被解釋為世界的法則,或某種自然的、不可避免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導抽象方式是歷史的、系統的或本質的,是通過實踐而進行的抽象。它與實踐的社會歷史的具體形式,與現實以及更具體的、多樣的、整體的歷史階段相符合。例如,對資本抽象后發現,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地理政治經濟學中“區位”這一概念非常重要,它離不開人類生活的具體社會形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區位觀念,要早于資本主義初期商品貿易所依賴的區位概念。區位成為生產中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房地產對優越地段的追求,是在最近才產生的,也許不早于有多個區位可選擇的企業的出現。抽象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抽象層次。經驗主義抽象方式的結果是產生了不同的“水平”,它與越來越多的抽象概念的層次相符,趨向具體的層次與趨向其他方向的層次相對立。因此,可以通過整合較抽象的概念與其他概念再現具體:從頂端開始的一系列嵌套的先決條件。地理政治經濟學者的研究已經吸收了這種抽象層次的概念,認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取決于抽象的層次以及在理論概念上與歷史特異性的相符程度,例如,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呈現了資本主義社會更具體的形式。歷史唯物主義的抽象中固有的一種方式是注重概念的邏輯與歷史的一致性:本質的一個必要前提是本質。例如,國家不能獨立于使之成為國家的物質條件。生產關系在各個時期各不相同,具體的國家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在闡明特定時期的國家形式時,要首先闡明生產關系的歷史。這意味著,國家從來都不僅是作為經驗主義抽象的國家,而是特定歷史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或任何其他具體形式。再如,要研究資本,必須首先抽象出剩余價值,然后抽象剩余價值的不同表示形式及其在生產上能夠被占有的具體形式——租金,利息和企業利潤,而它們處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

      (二)內部和外部關系

      批判現實主義在抽象問題上的方法核心是一種內部和外部關系的概念。抽象的目的是要確定一種結構,在這些結構中,通過定義使對象成為由該結構所決定的運動模式的內部關系的產物。外部或偶然關系只影響運動模式的表述,而不影響模式本身。歷史唯物主義的內部關系是主體與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并被進一步看作財產關系。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就被這樣理解。“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看作自己的財產,這就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因此,勞動者不依賴勞動就擁有客觀的存在。個人把自己看作所有者,看作自己現實條件的主人”。并且“個人把勞動的客觀條件簡單地看作是自己的東西,看作是自己的主體得到自我實現的無機自然。……直接要以個人作為某一公社成員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歷史地發展了的和變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為部落等等成員的自然形成的存在為媒介”。換句話說,這種財產關系,成為一些社會組織形式(例如家庭)擴大成為部落和公社的先決條件。個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擁有生產的物質條件。資本主義消除了這些關系,使個人自我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和物質的客觀條件表現為與其自身無關:不是作為他存在的前提,而是既定的、物化的、外在于人的、并作為必要的決定因素被占有,這就是外部關系。物質生產的客觀條件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而主體顯得獨立于既存的任何客觀條件。生產手段、勞動對象和工具如今表現為資本的社會形式,作為與勞動者無關的事物,它們雇用了缺乏客觀性的勞動者(沒有與土地等相似的客觀存在的形式)。主體和客體在此被主體和客體的逆轉所分離。現在,以資本為形式的客體在實現自己的過程中雇用了主體。資本似乎成為主體而工人成為以抽象勞動力為形式的客體。如果現在以勞動對象和工具的形式出現的客觀條件外在于個人、物化于資本形式并因此缺乏前提,那么人們參與其中而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也是如此。例如,工資關系現在表現為馬克思所說的“外在必然性”:從個人的角度來看是必然的,但從工資工作能否被找到來看是偶然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關系表現為自然的、繼承的、個人無論是作為部落成員或在奴性的關系中與生俱來的東西。在資本主義關系中,一方面,個人從被認為從自然和不可避免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并通過勞動力市場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另一方面,社會關系表現出物化的、個人必須適應的東西。因此,雖然個人可以選擇他的工資工作的方向,但不能拒絕這種選擇。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個人的客觀條件在當代社會表現為外在于主體的外部關系。如果與主體有關,則是自給自足的、沒有必要前提條件的,因此沒有歷史的或非地理政治經濟學的。無對象的主體和客體似乎獨立于任何主觀性:只以超出任何主觀控制的資本的邏輯而存在,因而產生了矛盾,例如,沒有買者的賣者和沒有賣者的買者、未投資的資本、無力支付的債務、沒有原材料的工廠等。簡言之,資本的限制必然產生,如果生產要繼續發展,就必須緩和這種限制。歷史唯物主義是典型的歷史主義主張:人及其存在的客觀條件之間的內部關系只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表現為”那種沒有歷史前提的事物之間的外部關系。批判現實主義則是歷史無關的,具有自然主義(科學主義)的性質,它主張內部和外部可以直接應用而與主體和客體無關。

      (三)整體性和多樣性

      歷史唯物主義從整體上來認識世界,整體的組成部分憑借其與整體的關系才成其為部分。整體性就是應對處于變動中的“離心力”關系的問題,即部分和整體之間的張力不斷重復出現。因此,通過一個整體的整合的力來緩解離心力,整體以其自身具體的形式而不是以其組成部分的形式而變化。批判現實主義對世界的看法是本質上的多元論,也可表示為分化的或多樣性的:由眾多關系的結構所組成,每種結構都反映組成它的要素之間獨特的因果特征,并且這些關系可能包括偶然關系。例如,將勞動分工視為具有因果聯系的獨立結構,并有別于資本分工。在歷史唯物主義中探討整體性有兩個限定性條件。第一點,這并不意味著對世界的決定論的理解。未來仍然是開放的也是無法預測的,不同的部分可以并能夠以相對獨立的方式發展,但僅是“相對地”。整體化的沖動,一致的必要性,或稱之為“社會秩序”,起源于生產,一切都開始并歸結于生產,并且生產始終是社會的生產。在資本中,產生的必要性表現為積累的必要性。整體性的不同部分都是生產的條件或關系。同時,整體性不是靜態的,而總是在整體化的過程中不斷變化。發展的自主性產生了矛盾,這些矛盾又可能產生新的機會。第二點,這是一個集合的整體,不僅是與生產有關的整體性,而且是關于生產參與者的具體活動的整體性。生產的參與者帶來了整體的連貫性并重塑整體性,同時整體性又重塑了參與者。例如,人們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這種生產方式不僅應當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來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表現他們生活的一定形式和一定的生活方式。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人們生產了自己的世界:不僅包括他們的生活資料和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手段,也包括他們的社會關系、文化、政治等等。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是把生產及其客觀條件、物質和社會、政治、話語權、空間等都看作是生產的瞬間,如同馬克思所指明的,并不是說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同一的東西,而是說,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內部的差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條件都被視為獨立的、物化的、有著自身的邏輯,以自己的方式發展。

      (四)矛盾和變化

      批判現實主義認可變化的世界。沒有變化,它的系統開放性的概念,它對人性的批判,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然而,它無法解釋變化產生的原因。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矛盾產生變化,矛盾的概念在空間經濟研究中也很突出。歷史唯物主義中矛盾概念的核心是對立統一:生產性的個人,或社會意義上的、不能簡化掉社會關系的個體與生產條件的對立統一。生產條件可能促進、破壞或抑制生產活動,通過生產條件(制度,技術等)的變化來緩解矛盾,使生產進一步發展,但是,新的生產障礙會不斷產生。例如,社會勞動分工的發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國家形式的出現,都是以剩余產品的生產為前提并促進了剩余的擴張。但是,社會勞動分工的不同部分逐漸產生獨立的運動形式,可以抑制甚至破壞生產。資本主義中的直接生產者將貨幣工資作為其生產的必要條件,且是外在的條件,或“外部必然性”。這種外在性有一個歷史過程,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形態中的“自然統一”,在那里勞動者將他的客觀條件看成屬于他的,作為他的“無機的身體”,這些關系的瓦解讓位于資本和勞動的對立統一:勞動力和生產手段被生產關系用貨幣財富聯結起來。勞動通過工資工作有效地實現了自身的再生產。然而,資本也自我驅動去再生產自身,隨后產生工資下行壓力以及機器對工人的替代,工人自我生產的能力被削弱。在歷史上,這是勞工運動的發展、抵抗工資削減和推動建立福利國家的原因,即矛盾的產生與緩解。與此同時,資本再生產的必要條件是勞動力。如果將勞動力逐出勞動過程,也就排除了能夠產生比成本更多的價值因而能夠產生資本家的利潤的生產條件之一。這反過來,迫使資本需要緩和由其優勢(包括其向任何空間的擴展)所造成的矛盾。“緩和”但不能克服,“不能因為資本把每一個這樣的界限都當作限制,因而在觀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結論說,資本已在實際上克服了它,并且,因為每一個這樣的限制都是同資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資本主義生產是在矛盾中運動的,這些矛盾不斷地被克服,但又不斷地產生出來”。批判現實主義承認變化,但沒有矛盾的概念。它是在二元論下的對立統一,如個人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經濟和政治等,其目標是彌合它們的差異并探索、定義、闡述它們組成二元論的兩部分之間的互相依賴關系。用批判現實主義的術語來講,就是探討它們是如何內在聯系起來的:在脫離獨立的因果力量的條件下,它們如何能夠被歸入單一的結構。“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的研究就是一例。然而,它缺乏對這種二元論的歷史、先決條件的考察。

      (五)因果關系

      歷史唯物主義和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概念非常相似。它們反對原子論式的因果概念,即原因定量地影響結果而不改變對象或結果的性質,都堅持因果關系的行為理論,即變化因人們的行為而發生。兩者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批判現實主義的因果關系中,根本的真實性和經驗世界被區分開來,它從關系結構及其運行的偶然環境中來闡明經驗現實。應該指出,這完全符合上述批判現實主義所闡釋的內部和外部關系之間的區別。歷史唯物主義也認為世界具有層次性,但不是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而是形式和內容或馬克思多次描述的表象和實在、形式和本質、表象和本質以及表現形式和隱含聯系之間的區別。雖然表象和實在可能讓人聯想到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和實在之間的區別,但是馬克思說的卻是完全不同。他的“表象”是指意識形態的形式,與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的形式不同,是根植于占主導地位的、歷史的、社會的生產關系,它們是“實在”的形式,雖然有時是虛幻的形式。如果表象顛倒了我們生活的世界,這僅僅是因為起作用的社會關系本身已經顛倒。例如,工資形式掩蓋了勞動者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聯系到內部和外部關系,那么,外部關系是表象,是內部關系這個實在的歷史發展結果。這種表象被理解為生產的社會條件和所有生產關系的物化自然。事物有自己的歷史軌跡,因此,正如馬克思敏銳指出的,成為彼此矛盾的一部分,這種矛盾導致人們不斷重申生產的中心性,在資本主義的情況下,就是以積累為中心。表象還包括國家、家庭、空間、文化和勞動分工等,它們通過前面提到的批判現實主義的經驗主義的抽象得以再現。批判現實主義將低層次的抽象而產生的表象作為關系的構建物。批判現實主義對因果關系的解釋遵循如下思路:首先,揭示以社會關系的結構為形式的實在,這種實在需要特定的因果關系性質,并且是經驗世界的必要條件;然后指出它與偶然條件的結合是如何作為觀察事物的起點。例如,DoreenMassey對企業的新的勞動空間分工及其特定的地理表現之間關系的分析。換句話說,人們需要運用前面所述的經驗主義抽象方式,抽象出關系結構,以便從表象返回到實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認為,確實可能從一些經驗的形式開始,如同在批判現實主義中一樣,例如對地域發展不平衡或城市形式變化的研究。但是,這必須被置于資本和它的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中來考慮。批判現實主義分析中被認為是偶然的條件現在表現為構成一個矛盾整體的條件,這個矛盾將要被調動起來、再利用和改造,以便消除積累過程中的障礙。看似偶然的條件得到改造和重新組合成新的關系,以便能夠使單個資本或資本整體來應付它們所面臨的挑戰。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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