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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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組織范文第1篇
關鍵詞：社會建構 信用環境優化 家族企業 升級改造
雖然家族制企業在世界各國尤其是東亞和東南亞一帶大量存在，但界對其的評價卻一直較低。近來，隨著新興民營企業普遍采取了家族經營的方式，關于家族制企業的討論又開始多了起來。家族制企業的效率如何？其存在的依據是什么？其未來趨勢又怎樣？借助于新經濟社會學（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的“嵌入”和“社會建構”視角［1］，本文嘗試從信用環境與企業治理的關系角度對這些做一較深入。
一、企業制度的“社會建構”性質
企業理論認為：企業制度的實質是企業所有權（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在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配置方式；企業制度是企業契約的外化；企業契約代表了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不斷進行再談判達成的動態博弈均衡；這種均衡的具體格局主要取決于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實力對比。
從上可知，沿襲西方經濟學個體主義論的傳統，現代企業理論把制度本身看作是多個經濟主體間博弈的交易產生的“內生變量”，而且從邏輯上推論，企業治理應當是企業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2］但是，“共同治理”并不等于在企業“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對企業所有權進行“平等”的分配，“共同治理”也從來沒有在現實中得到徹底的實現。這主要是因為，不同企業具有不同的技術特征、資源稟賦（包括融資結構）等初始條件，不同初始條件對應著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談判實力對比格局和博弈的均衡，從而最終決定了企業契約和企業制度的不同。但是，觀察表明，即使在企業的技術特征、資源稟賦、以及經營狀態等條件都幾乎完全相同的時候，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仍舊存在顯著的企業制度的差異，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陸模式之間的差異。資料表明，企業理論自身還無法對此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
企業制度多樣化的現實，被新經濟社會學敏銳的捕捉并依據現實的啟發提供了企業的一個嶄新視角。新經濟社會學認為，從宏觀方面看，經濟組織都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經濟制度本質上是“社會建構”的；從微觀方面看，現實的經濟行為人既不是經濟學的“經濟人”，這是一種“社會化不足”［3］的觀點；也不是傳統社會學所假定的“社會人”，這是一種“過度社會化”［4］的觀點；現實的人都是帶有和社會屬性的經濟人。可見，如果說傳統經濟學主要遵循了個體主義的方法論的話，那么新經濟社會學則依據現實整合了整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方法論。
要對現實企業制度作出全面而合理的解釋，新經濟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結合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經濟社會學首先提供了一個宏觀制度環境的維度，這正是對經濟學自身方法論缺陷的重要補充；其次，修正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整合經濟學的“經濟理性”和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狹隘的“利益最大化”，實現人的選擇集或效用函數的多元化，就可以對現實人的選擇過程展開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平臺上，在對經濟生活的分析中把社會性變量納入進去，就可以對現實的多樣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釋。就是說，與傳統經濟學出于個體主義的方法論和對經濟人的單維度界定而提出的制度創新路徑：
單維度經濟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優制度安排
不同，現實的企業制度創新的路徑事實上是：
多樣化制度環境異質性經濟人多種博弈均衡多樣化次優制度安排
這就是說，給定制度演進路徑和制度環境的異質性區別，經濟主體之間交易的博弈可能會存在多個均衡點或者多重的均衡樣式，從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雖然不一定臻至那種理想的最優效率的境界，但在相應的制度環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適應性效率”［5］的，也就是說特定情境下“次優選擇”即是“最優選擇”。
企業制度的“社會建構”性質已經得到了有關企業制度的歷史比較制度分析的證實［6］，而忽視企業制度安排與社會制度環境關聯關系的典型現實，則是后發轉軌國家對西方發達國家企業制度的盲目模仿和引進推廣。對于西方社會而言，由于其制度變遷的演進性質，也由于其許多國家都具有相同或類似的文化淵源，其企業制度創新一般不涉及“異質性”制度環境之間的碰撞和摩擦問題。因此，雖然事實上其企業制度僅僅代表了特定制度環境下的特定形式，但在其高度發達經濟的眩目光環之下，卻被不恰當地賦予了普適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對于許多后發轉軌國家，一方面其制度演進路徑就與西方社會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業制度建設必然是一種“過程”的創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環境與西方社會存在巨大的差別，與此適應，其企業制度創新也必然是一種“目標”的創新，也就是說只可能有一種與其制度環境高度契合的企業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決不能把他國的某些經驗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來為我所用。事實上，雖然后發國家企業制度建設對西方經驗的借鑒不可避免，但是“舶來”制度安排要想真正發揮作用，其一般也要經過一個特定的“本土化”制度創新過程：首先，附著其上的那些與西方制度環境相適應的制度特征將被逐步剝離；其次，引進制度也必然會逐步打上本國特定制度環境的烙印從而逐步實現企業制度的適應性效率。
由此可見，企業制度不僅代表了內生的博弈均衡，也是外在制度環境選擇的結果。這一結論說明，在對于現實企業制度優劣評判的方面，首先應該遵循“存在即合理”的原則，這是因為企業制度特征存在深刻的制度環境根源；而要想對企業制度進行創新和改進，很重要的一個前提是制度環境必須首先得到優化。二、治理“泛家族化”現象的信用環境根源
家族制企業不僅在橫向上存在于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也在縱向上存在于企業的各個階段和層次，特別是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更是普遍，我國新興民營企業也多數采用了家族制，甚至可以說在我國企業當中家族制存在某種“泛化”的傾向。如上述，既然現實的企業制度是“社會建構”的，那么，企業治理的家族特征也必然必須通過其背后的制度環境才能得到解釋。在宏大的制度背景下，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特定的信用環境狀況，是企業當中家族制度泛化的重要根源。
1、信用是一切交易行為的基本前提，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石
什么是信用？信用是一種資源，一種社會資本；信用原則要求具有獨立利益的行為主體之間的經濟往來，講信用，杜絕欺詐行為，要求以信用為核心來構建市場道德秩序；信用的主要包括：個人信用、企業信用、政府信用和社會信用；信用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提供穩定的預期；降低經濟交易成本；維持和擴展經濟秩序；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為什么存在對信用的需求？從主觀上講，是因為人都是自利的經濟人，且帶有機會主義的行為傾向；從客觀上講，是因為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契約不可能是完全的。這兩個因素共同發生作用，就很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極端情況下，經濟交易行為根本無法達成，市場機制無法正常運行。為了盡量減少這種不確定性，以道德、倫理等非正式制度形態和以、規章等正式制度形態存在的誠信、信任和信用等就必不可少。
正因為一切經濟活動的開展都離不開信用，信用已成為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構成要素或重要基石。在已經加入WTO的情況下，我國對信用的需求更加強烈。經濟學家林毅夫指出：一個富有效率的社會信用體系，應當包括以下內容：信用數據的開放和信用管理行業的發展；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執法，即使用信用的規范和失信懲罰機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對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業的監督和管理，以及信用管理民間機構的建立；信用管理和的開發等。［7］據統計，在發達國家，企業間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8］然而，我國的信用環境狀況卻不容樂觀，信用的價值被嚴重的忽視，不守信用成為個人、企業、許多政府部門的一種選擇甚至社會流傳的不良風氣。
2、“普遍主義”信用的缺失使企業運營普遍存在著高昂交易成本的預期
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相對應。如果說特殊主義是指在社會生活中對待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交往規則的話，那么普遍主義則是指的社會交往中存在某種一般的、普遍的、共同的、帶有傳播性與流行性的規則或標準。一般來說，傳統社會以私人信任為主，現代社會則更依賴于系統信任或者制度信任。換言之，與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對應的信用范疇應當是普遍主義的。但是，考察表明，自古以來中國就是特殊主義大行其道的社會，社會人際交往缺乏一般的和通用的準則和標準，普遍主義理念和信用資源嚴重稀缺。
普遍主義信用的基礎是產權，從本質上說代表了不同自利個體之間經過重復博弈所達到的互利均衡結果。現代中國，一方面由于文化傳統變遷的路徑依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明晰且受到切實保護的產權制度，缺乏法治精神和契約理念，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結果普遍主義信用資源嚴重稀缺，失信行為廣泛存在，整個社會一度陷入了信用危機的狀態。資料表明［9］：在我國企業信用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個人信用制度更為落后，政府信用也受到了挑戰。假冒偽劣商品泛濫，虛假廣告遍地，坑蒙拐騙橫行，企業之間的三角債、銀行呆壞帳、信用卡詐騙、偷稅漏稅、走私騙匯等大量存在。這其中，企業和銀行之間信用觀念淡薄、信用狀況惡化的現象相當顯著，而政府信用的缺失對企業經營管理的消極后果危害更大。信用危機狀態下，由于“劣幣驅逐良幣”的作用，能夠生存下來的經濟主體，多選擇了失信行為；凡是想要生存下來的經濟主體，也往往不得不接受這樣的選擇，結果在經濟素質下降和信用環境破壞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
處于這樣的信用環境中，經濟人之間的不信任心理嚴重擴大，經濟交往的交易成本急劇提升，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被人為增強，經濟組織對其經營后果預期的穩定性顯著減弱。在這樣一個普遍主義信用缺失的真空狀態，企業要想盡量降低經營管理的交易成本并穩定自己的理性預期，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選擇其他的交往規則或標準：特殊主義的信用。
3、“特殊主義”信用的泛濫使企業特別注意了企業產權配置的“家族”標準
文化傳統是企業嵌入其中的基本的非正式制度環境。中國是一個家文化傳統最為悠久和深厚的國度。“從那個最深厚的文化層次中流傳下來，至今仍是中國人行為核心的，是家的概念”［10］，“家族不但成為中國人之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為生活的主導因素”［11］。雖然建國成立以來家文化、家族組織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但是，現實表明：“家族主義”或“泛家族主義”傾向在中國的各種組織或單位中都驚人的相似，并普遍地存在著。［12］更進一步，有學者指出，中國人對外人的信任是通過“擬親化”和個人之間心理情感的親密認同這樣兩個將“陌生人”變為“自己人”的過程建立的，結果使中國社會變成為一個“熟人社會”。［13］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愛森斯塔（Eisenstadt）所言，雖然現代化會削弱舊傳統的某些層面，然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舊傳統的某些層面有時會被再度提出和強調，以解決文化斷層的危機和建立新的認同。［14］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規則漸漸失效，健全的市場經濟規則還在逐步的建立之中。尤其是在如上述普遍主義信用資源還相當稀缺導致經濟主體對未來預期還帶有相當不確定性色彩的情況下，有深厚積淀的家庭與家族規則就成為企業尤其是在夾縫中發展起來的民營企業創建和發展的支撐構件。對此杰納深刻指出，20世紀的中國固然傷痕累累，唯一比其他機制更強韌、更蓬勃的就是……中國家庭。［15］
顯然家文化傳統對應一種特殊主義的信用環境。幾千年家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積淀或“文化資本”［16］的積累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環境對嵌入其中的經濟行為人進而企業制度都產生著普遍而重大的。不同制度框架下的經濟主體有不同的經濟理性和選擇集。對于中國人來說，其選擇集或效用函數當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內容就是對于家族的信任、忠誠、情義，或者說是在家族范圍內利他主義的世界觀。一方面，這是一種內化了的精神效用，其和物質效用的通約性依行為人理性社會化程度的不同而具體不同；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據以分配物質資源、經濟利益和企業產權的重要標準。因此，對于企業作為利益相關者之間產權契約的一般性質而言，在家文化的非正式制度環境中，一方面，是否擁有家族關系以及是否持有利他主義世界觀是判斷和確定企業“真實”利益相關者［17］的重要標準和尺度；另一方面，利益相關者所擁有的產權或者說它據以爭取剩余權利配置格局中更高地位的談判實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所擁有的家族關系以及信任、忠誠和情義這樣一種獨特“人力資本”的質量。結果，在企業動態的再談判過程中，家族關系或者情感這樣一種特殊主義的信用會逐漸沉淀下來而外化為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與特征，這就是家族制企業的深刻根源。三、優化信用環境，提升家族制境界
一般認為，在企業的創始階段，家族式的經營管理在企業融資、增強凝聚力、節約交易成本尤其是創業成功等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但隨著企業的逐漸成熟，企業治理的家族特征又開始成為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約束而必須進行改造。比如福山認為：世界范圍內的華人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其根源就在于華人文化中少信任。［18］不可否認，企業的家族式管理存在許多內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承認這一點并不等于接受國內許多學者關于企業要“盡快走出”家族制的主張。（1）從解釋方面看，這種觀點完全沒有考慮制度環境特別是文化傳統的因素，顯然其潛在遵循的邏輯是狹義個體主義的，因此也就難以避免在企業制度認知上的狹隘性和一維性；（2）從實踐對策方面看，這種觀點僅僅強調企業制度本身的改造，顯然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事實上，既然企業制度特征的深層根源在于制度環境，那么只要這種制度環境一定，企業就必然具有相應的制度特征。也只有改變了這種制度環境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企業制度本身。
總體上，我們對家族制企業持一種“批判性肯定”的態度。首先，我們認為，在獨特的家文化傳統背景下，家族制企業還將在相當長時期內存在，甚至可能構成中國特色企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當前正處于新舊制度轉型的中國社會，在社會普遍主義信用缺失的情況下，家族式企業制度模式還發揮著非常必要而有益的積極作用。其次，鑒于家族制企業的對企業本身進一步發展的約束作用，而且從長遠來看，市場主要依賴于社會普遍主義的信用，而且這種信用主要是制度性、系統性和正式的，因此我們還需要不斷優化信用環境本身，特別是要通過相應的制度創新來增加普遍主義信用的供給，進而逐步提升家族制企業境界。
為此我們需要：第一，進行產權制度改革。產權是信用的基礎。產權的功能之一就是給人們提供一個追求長期利益的穩定預期和重復博弈的規則。一個社會人們之間的信任程度與社會對產權和合約的保護程度正相關。中國的產權制度距離現代社會的要求還有相當差距。我們不僅要提高產權所有者對其產權的約束力，還需要用來明確和保護之。第二，加速法制建設，提高失信行為的違規成本。盡管信用環境對應著社會的道德秩序，但如果沒有健全的法律體系，正常的信用關系就失去了基本的保障。法律一方面可以改變經濟行為人成本—收益比較的選擇理性，另一方面作為社會普適的規則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本身就是普遍主義信用的一項重要。第三，從四個方面著手，建立高效和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政府信用對整個社會具有引導作用，因此信用建設首先需要從政府自身做起；個人信用是社會信用的最終踐行者，因此信用建設應當以個人信用為突破口；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微觀基礎，因此企業信用體系和制度建設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點；另外，還要利用高度發達的信息手段，在全社會建立起信用評估體系，為現代社會信用體系提供客觀的信息基礎和制度、組織保障。
注釋：
⑴⑶⑷參見，張其仔，《新經濟社會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1年版。
⑵⒄參見：楊瑞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及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⑸“適應性效率”是說，當某一種制度能在不同的環境下得以生存和發展，那么該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產費用不變，一個具有適應性能力的制度從投入來看就是最能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由于一種有效率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作出的；同一種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會有不同的效率表現；制度安排只有“適應”制度環境才能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因此動態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環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對制度的“適應性效率”作此理解。
⑹參見：王東，《美國日本企業的比較制度》，載《經濟評論》2002年第二期；孫早，《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經濟效率與制度適應的統一》，載《湖南社會科學》2000年第六期。
⑺參見：吳亮 等，《重建信用中國》，載《新華文摘》2002年第三期。
⑻參見：林其屏，《規則和信用：市場經濟兩大基石的缺損與重構》，載《新華文摘》2002年第四期。
⑼參見：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載《新華文摘》2002年第二期。
⑽汪丁丁語，轉引自甘德安，《中國家族企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p37。
⑾參見：楊國樞，《家族化歷程、泛家族主義及組織管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⑿參見：樊江春，《中國微觀組織中的‘家族主義’》，載《新華文摘》1992年第五期。
⒀參見：《社會學研究》編輯部，《2002，中國社會學前沿報告》，載《新華文摘》2003年第七期。
⒁參見：Eisenstadt，1973，Tradition，Change and Modernity，New York，p209～210。
新經濟組織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經濟企業變革組織創新思路
新經濟區別于傳統工業經濟是以高科技、信息、網絡、知識為重要組成部分和主要增長動力的新經濟形態，它是隨著高新技術、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及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而涌現的全新經濟形態。在內容、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發展模式以及運行機制、交易規則、商業慣例等方面都有其新的特點，其最顯著的特征是以知識智能為核心的人力資本，以科技創新為特征的動力系統，以信息技術為標志的發展環境，而創新則是其靈魂。
新經濟依托信息和高科技產業為動力改變了傳統經濟的運行方式，也構建了全球化的經濟分工格局，其對資源配置、經濟結構、分配原則、市場規律乃至社會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作為經濟社會最活躍個體的企業尤其會感受到變化的外部環境所帶來的全方位沖擊和挑戰。
一、新經濟與企業變革
新經濟要求企業改變其傳統的管理模式，在經營思想、技術、產品、管理等諸多方面進行創新，因為它使企業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網絡化、國際化、高速度、高效率和高不確定性的外部環境中，企業必須積極開展變革以適應新的競爭環境。
1.建立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優勢
新經濟時代給企業戰略管理帶來了新的視角，企業競爭上升為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知識在創造價值和利潤中的作用已上升到決定性的地位。與經濟相關的知識可歸為三類:技術訣竅，如新工藝、新設備，它能夠提高生產效率;信息，好比企業經營過程的血液，能提升整體運營質量和速度;管理經驗，它是最難效仿的競爭資產，在企業戰略成敗中享有重要地位。傳統經濟下的規模化成本優勢將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競爭優勢轉變，因為后者不但能快速地對客戶的需求作出反應，還能積極勾畫出未來產品與服務的模樣。
一些成功的企業通過對以消費為導向的產品新技術開發的投人，奠定了其知識源泉的優勢地位。如微軟公司將有效的團隊工作當作改進產品性能的方式，通過在公司內部信息共享來培養專門技術人才，從而將新技術迅速地應用于諸如光纜電視、廣播、旅游以及金融服務等行業的新業務中。
2.反應迅速的扁平型組織
組織結構是影響企業效能的重要因素，傳統的決策高度統一、分工細致明確的臃腫的組織結構只能適應消費需求變動緩慢、市場格局較為穩定的外部環境。新經濟時代企業面對科技高速發展、市場復雜多變、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要建立能充分發揮企業整體優勢、及時準確把握市場變化、有效利用組織學習創新能力的組織結構。跨部門職能團隊、扁平型網絡組織等柔性結構以高效的決策速度和對知識優勢的利用成為新時代企業組織形式的主流。
3.人本化的管理與激勵制度
隨著企業中人力資本地位的上升，對“以人為本”理念的實踐已成為現代企業管理成敗的關鍵。新經濟作為一種以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為基礎的全新經濟形態，是以創造性的人力資源為依托，以智力為支撐的社會經濟，它對人力資本的經營與效率，對人力資源的開發、配置與激勵更為注重。
在激勵制度創新方面要注重個體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相結合的自我激勵，同時獎勵分配應有利于推動整個組織的協調改革、公司協作學習、整體創新等方面。如把按部門業績決定獎勵轉變為部門績效考核與整個公司業績掛鉤的績效制度，在評判經理業績時納人各單位幫助其他單位努力程度的評判等，將學習與報酬建立起關系。
4.信息技術帶來的變革
網絡化是新經濟的一大特點，計算機和通訊技術大大改善了企業原有的信息基礎環境，一項新的信息技術往往會要求企業在組織結構、經營過程、業務流程等方面進行根本性的全新設計和改造，這也使組織的管理呈現動態性的特點。
5.創建推崇學習、反應靈活的組織文化
新經濟時代對知識資本的依賴，要求企業設計一種制度來推動整個公司的知識創造與信息共享，一種推崇學習的企業文化成為企業變革的旗幟。企業文化的改革要在短期內完成是十分困難的，一些有效的做法，如改變決策過程使其更加注重全局觀念，通過學習與獎勵掛鉤鼓勵組織學習等通常能加快文化變革的速度。
推崇學習的組織文化會激勵管理者們對持續不斷改進組織整體績效的追求，也會增強公司的靈活性與反應能力，在變化迅速、發展迅速的環境中，快速反應能力往往是有效競爭的關鍵。
6.戰略聯盟的流行
新經濟條件下，隨著市場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技術發展速度的加快，單獨的企業要想獨自控制技術知識，要想在產品生產價值鏈的所有環節上都保持優勢已越來越不可能。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相互合作來實現優勢互補，因此實行正確的戰略聯盟也成為企業提高其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選擇。因為，一旦一個企業通過聯盟和合作協議獲得了單靠自己得不到的寶貴資源和能力，它的競爭優勢就大大增強了。
新經濟要求企業變革，尤其要求企業在組織方式上開展創新，因為組織效能是企業迎接新挑戰的關鍵所在。概括地說，新經濟要求一種動態的、過程化、網絡化的組織;一種反應迅速、能夠快速學習與創新的組織;一種具有協作共享及共同愿景文化的組織;一種與外界建立相互信賴伙伴關系的組織。
二、新經濟時代企業組織創新的新思路
在企業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仍按照傳統慣例堅持企業組織設計是從屬于戰略的這一觀點，顯然已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環境。今天的市場更加無常，行業界線模糊要求企業制度更為靈活，技術空間的發展和競爭空前的加劇要求我們樹立獨特的組織能力能為競爭優勢不斷提供持久動力的觀點。在這種觀念下，我們要逐步擺脫對戰略結構的靜態評價，在新經濟時代背景下的組織設計中廣泛地開展創新。
1.追求價值最大化
傳統的組織設計往往圍繞交易成本與何種結構能使成本最小化來展開分析。但交易費用經濟學在解釋組織與競爭力關系時存在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它的人類模型動機基礎，它將“信任缺乏”看作“交易費用的最本質原因”。二是它的分析是靜態的。
因此，作為在一般均衡條件下評價各種制度安排相對效率的分析框架，它的成本最小化度量標準日益變得脆弱。在今天大多數組織面臨動態的非均衡條件下，價值最大化逐漸成為組織設計更恰當而廣泛的標準。
這一制度安排要求我們關注信任在組織效率中的作用。日本一位研究信任在經濟和組織分析中作用的學者曾指出“一國的福利以及它的競爭能力都受到一個獨特的、深蘊其中的文化特征的限制，即社會內在信任度的限制”。社會信任為社會資本概念的形成打開了機遇之門，使今天組織間廣泛的聯盟與聯合及組織內部的合作成為可能。譬如組織與供應商間的關系模式的變化，由過去開發多種供給渠道以降低風險轉變為足夠信任下的與少數供應商共享信息和保持長期聯系，這種關系模式的變化使合作的潛在經濟效益得到了充分的休現。這一新的關系模式被稱為供給合作制同盟，它使企業在價值創造中可利用一批老練供應商的核心競爭力，并在廣泛接觸這種關系提供的知識和新觀點過程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它將充分利用外部供應商的資金、革新和特殊的專業能力為顧客服務，從而創造了比在傳統高度集中、組織中所能產生的更為綜合性的學習和革新。可見在動態環境下，最重要的效益來自于不斷提高的學習能力及在組織產品和經營發展中的反應速度，而價值最大化設計的根本力量在于它提高了社會關系和智力上的無形資產的價值，而不是降低了交易費用。
2.從和諧一致到創新張力
傳統戰略組織理論強調協調與整體一致性，認為效率取決于一系列組織要素的互助配合和內部的協調一致。組織中的這種和諧一致模型通常要通過不斷調整而逐漸形成，一旦形成就會產生制度剛性，成為相對穩定環境下效率的有力來源。但這種內部完整性也會成為抵制變革的主要力量。在變幻無常的動態環境的條件下，往往需要更加頻繁的組織革新，和諧一致的模型就會變得愈來愈不合適。
協作可以形成一致，而過分強調它就可能產生過分適應現狀的危險。在動態環境中，革新、學習和戰略更新能力成為組織效率的源泉，這使鼓勵一定程度的創新張力和不和諧及不一致成為組織設計的新的方向。考察許多曾經成功的公司走向衰敗的經歷，我們認識到管理者所面臨的最難的境地是“短期內他們必須不斷提高戰略、制度、文化的適應性和一致性”，而長期內又不得不去“破壞使其組織獲得成功的那種一致性”。因此，為了平衡過分適應現狀的風險，組織需要容納各種互相沖突的結構、程序和文化，畢竟創造力的主要源泉就是‘“不滿”。組織資源和目標間的差距可使戰略制定的重點由互相配合轉移到靈活伸縮上，而這種創新張力和目標危機往往成為動蕩環境下組織自我更新的首要動力。今天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鼓勵創新張力和不一致融人自身的企業文化當中，英特爾公司安迪·格魯夫強調‘“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的建設性對抗氛圍，寶潔公司曾制定促進公司內部品牌競爭的機制，可口可樂公司的羅博特·伍德盧夫和保羅·奧斯丁說“世界屬于永不滿足的人”，“一定程度的緊張和摩擦是激勵人們發揮最大潛力的必備條件”。未來的組織是通過對’.形式的一致和力量的矛盾”的動態管理來獲得效率。
3.從結構方案到哲學觀念
戰略矩陣和矩陣結構的發展一度曾使人相信:一個出色的管理者可以管理任何業務，業務的任意多樣化組合都可以在適當的戰略框架和組織設計下得以有效管理，但具體的實施卻始終面臨眾多挑戰。將矩陣式組織看作是處理不同業務單位間相互關系的制度方式的看法已經被實踐連連質疑，越來越多的多元化跨國企業管理中的根本摩擦與矛盾要求人們擺脫靜態結構方案的限制。
視矩陣管理為一種觀念框架的聯合模式應運而生，它用于管理多元化跨國企業。這種模式和傳統模式間最根本的區別表現在戰略責任和職權的移交方式上。例如ABB公司為解決區域經理既向全球業務方面總經理報告又向所在國總經理報告而帶來了責任模糊，它采取不把公司實體細分為幾個單獨分支，由上層進行指揮和諧調，而是建立了‘“總體要求下的獨立性和便于管理的業務單位”的管理概念，從而使組織內部競爭協作達到更好的平衡;而且業務單位自治有助于引起更多的學習和變革，對“雙重身份”的接受又保證了以這種方式獲得的知識可以實現共享和傳播。同樣，施樂公司也要求分區經理們處理好自主和協作間的矛盾，而通用電氣的杰克·韋爾奇則一直在努力創造一個既可以利用全球化規模和多樣化帶來的效益，同時又避免官僚式統治和等級職權的死氣沉沉的企業。他們跨國管理成功的共同關鍵在于把矩陣模式當作一種揉合管理技巧及文化的制度哲學，而不僅是一個單純結構方案來采用。這也是未來解決多樣化跨國經營公司內組織與競爭力關系方面矛盾的一個嶄新觀點。
4.創建有機系統
把組織看作是戰略付諸實施手段的觀點，可歸為戰略管理的“設計學派”，這種服從戰略的定義及對一致和協作的認識，其實都是牢固建立在機械論觀點上的，它與我們前述對價值最大化、創新張力和聯合哲學的強調是存在極大分歧的。今天知識資本成為財富的首要推動力，戰略管理的重點已放在企業內部更廣泛的戰略形成、革新和職權的責任移交上。與傳統機械模式截然不同的是認為戰略形成從根本上是一個動態學習過程，而不是一個靜態計劃過程的觀點。這是從精確手段到有機系統的轉變。
彼德·圣吉博士在其著作《第五項修煉》中提出的系統思考為我們理解有機系統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有機系統強調綜合的、系統的思維方式，在有機系統中，整體系統和它的組成部分間的關系比在機械模式中要松散得多，它通過交互式的互相調整過程達到整體系統的一致和綜合，而在機械模式中這通常是由管理者個人操縱的轉化過程。有機系統的整體總是大于部分的加總，因為任何一個部分都不具備整體的特征，績效來自于各部分間的相互作用和聯系。大多數與眾不同的杰出公司正在受益于這種創新設計，從本田汽車公司到沃爾瑪特、到美國有線新聞網，它們都是整體的、有機的價值驅動的創新者，如果以機械的方式是無法充分分析和效仿它們的競爭優勢的。
新經濟組織范文第3篇
關鍵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機制;新疆;農牧民
中圖分類號:F3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051-03
一、新疆農牧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運行機制分析
1.財務運行出現異化。發達國家成熟的合作社財務運行中,資本報酬有限與合作社盈余按社員與合作社之間的交易額比例返還給社員是合作社利潤分配原則的最主要特征,而新疆的專業合作社在產權構成、交易過程以及盈余分配上與之有著明顯差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國際合作聯盟要求成員等額繳納并民主控制合作社資本,對社員入股有著較為嚴格的限定;由于初創階段資金比較稀缺,而新疆大部分專業合作社都向社員籌集大量股金,有些則由產業化企業或供銷社牽頭創辦。
其次,由于合作社的所有者與惠顧者同一,因此國際上通行將合作社的盈余按照社員與合作社的交易額比例進行返還,充分考慮勞動者利益,追求效率并兼顧公平;而新疆尚無完全規范的專業合作社,由于資本的壓力,很少按照交易額返還合作社的盈余,即使能夠返還也只占利潤的一小部分。
最后,國際合作聯盟原則強調限制股金的分紅,即使進行股金分紅也對分紅占利潤的比例有著嚴格限定;而新疆很多專業合作社將絕大部分盈余用于股金分紅。
從上述比較可以看出,在成立初期,為了彌補資金上的缺口,新疆很多專業合作社依靠社員股金投入和外來力量介入,而后者最終的目標是追求利潤,因此產權結構上的特殊性必然造成交易過程與股金分紅的異化,使得專業合作社的普通社員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2.組織運行不夠規范。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除按照內在聯系的緊密程度分為專業協會和專業合作社外,還可按照發起方式的不同區分為內生型和外生型,不同類型的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有不同的組織結構與決策機制,這對合作組織的委托成本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合作特質決定了其在組織運行上應該以民主為基本準則,國際通行的組織運行原則就是以民主管理為基礎,在最大限度上控制專業合作社的委托成本,從而總體提高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運行效率。
新疆內生型專業合作組織的股金主要由個人成員投入,外生型專業合作組織的股金由個體成員和依托單位共同投入,但以依托單位為主,雖然一般都設有社員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構,并由其選舉產生理事會作為執行機構,大多數還有監事會作為監督機構,看上去與民主管理原則很吻合,但因為股權結構的異化使得組織結構和決策機制出現較大偏差。經過“民主”選舉,內生型合作組織理事多為發起人,外生型專業合作組織理事中包括相當數量的依托單位人員,日常經營管理決策中也就自然會出現個人或依托單位擅自主張的問題,尤其是內生型合作組織常由農村能人一個人說了算。
由此可見,當前新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運行還不夠規范,這必然產生較高的委托成本,降低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運行效率,從中也能夠看出股權結構異化對組織結構與決策機制的決定性影響。當然,這里面也有普通農戶參與決策積極性不高的重要原因。
3.人才及會員培養機制缺乏。新疆農牧民合作組織人才缺乏,會員素質不高。長期以來,農民作為小生產者,小農意識強,文化素質低,雖然有渴望組織起來的需求,但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和能力。
政府在引導和宣傳中雖然利用了會議、廣播、電視等媒體,甚至通過包鄉住村、舉辦培訓班等多種形式大力宣傳,提高廣大干部、農民群眾的思想認識,但卻沒有對組建合作組織所需的管理人才、營銷人才和技術人才進行科學的系統化的培訓,也沒有對廣大農民進行誠信教育和申明利害關系。政府雖然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在不斷增加,很多政府工作人員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但所提供的支持是有限的。提供培訓和咨詢的責任沒有得到明確的劃定,也沒有關于如何提供支持的指導原則。結果,由于提供支持的地方政府和機構有著不同的工作重點、項目、技術和資源,所提供的支持存在很大差異。而當農民自己認識到他們需要一起合作時,他們又缺乏如何組織起來的指導。
4.服務機制不健全。新疆農業專業合作組織規模太小,經費不足,服務功能較弱。尤其是能人牽頭興辦的組織,對農戶產品的品質、管理難以統一,產品質量參差不齊。技術指導、生產物資供應、提供市場信息和簽訂訂單等服務大都做得不夠完善,不能有效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新疆農業專業合作組織服務機制不健全具體表現在為合作經濟組織提供信貸服務、技術服務以及市場信息服務機制等方面。
首先,信貸服務方面。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具有如集中銷售社員產品或集中采購生產資料等優勢,使得合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很強的對外借貸能力,然而現行金融管理規定并不承認合作組織的上述優勢可以作為貸款抵押,農業合作組織普遍面臨貸款困難的問題,內部融資是其的主要資金來源。同時,提供貼息貸款不僅不能使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提高自助能力,而且可能會導致阻礙農村金融機構進行必要的改革的風險。
其次,技術服務方面。農業商業化對提高技術服務水平、專業知識和獲得更多的銷售和技術信息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農業生產者們正面臨著增加產量、達到更加嚴格的質量標準和安全要求的壓力,農戶們的經濟作物生產也呈現出專門化的趨勢。而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經費的農業和畜牧推廣體系面臨資金匱乏和越來越難以提供所需推廣服務的困難,這在像新疆這樣的貧窮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特別是取消農業稅后,這些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困難進一步增加。而農民合作組織自身由于人才缺乏,難以在農業生產技術服務上提供令人滿意的全方位的服務。
最后,市場信息服務方面。自給自足生產的模式,最大的需要是技術信息和服務,例如生產資料采購和獸醫服務,隨著商業化程度的提高,對市場信息、共同銷售、農產品基本加工的需求會越來越多。提高商業化程度需要最先進的支持服務,包括及時提供市場價格建議和最新的技術信息。自給自足的農民需要更基本的服務,這些服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現有政府提供的,在新疆這個系統很難滿足高度商業化農民的需求。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活動是同市場緊密聯系的,所以需要有市場信息服務機制,以便合作組織及時掌握準確的市場信息。
二、新疆農牧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政策分析評價
目前,新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還很低,普遍存在注冊登記、稅收優惠、貸款困難等問題,農民較為薄弱的合作意識、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夠等成為影響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進程的重要原因,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非常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
然而新疆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政策供給處于明顯不足的狀態,合作經濟組織政策環境不夠寬松,法律、政策支持等政策供給還遠遠不足,雖然整體上看政策正在促進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但有些地方的政府力量過于強大,存在拔苗助長之嫌。
三、新疆特色農牧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機制創新
農牧民的內在利益需求決定了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巨大活力,而自組織與生俱來的缺陷又決定了公共政策支持的必要。為保證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健康、穩步發展,應遵循“民辦、官助”的原則,應充分尊重農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堅持民辦性質,減少政府干預。但需要加強宣傳,提高農民的合作意識。同時應創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環境,并幫助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建立健全內在的財務和組織運行機制、人才機制以及服務機制等,從而構建高效運行、良性循環的新疆農牧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運行機制(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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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運行機制圖
1.財務機制創新。首先,在合作組織運行過程中,應規范會計工作和報告制度,包括年度財務報告編寫要求。對于小規模或資金額低于一定限額的合作組織,可以制定一套簡化的會計規范。如有必要,可以由政府為培訓或專業咨詢工作提供補貼,以保證合作組織能夠執行公認的會計規范。其次,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應該滿足審計要求。內部審計可以起到重要的審計作用。新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法可以要求合作社開展內部審計能力建設,組建內部審計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在年度會議期間向會員報告審計工作結果。由于許多合作組織的規模較小,成員彼此聯系緊密,交易額較少,因此不需要規定所有合作組織必須進行外部審計,但為了確保透明度和問責性以及保護成員的權利,應保留成員要求進行獨立外部審計的權利。可以考慮由政府對此類審計進行支持。再次,應選擇并確定一些指標來評估合作組織的績效,以便于不同協會之間的比較,管理工作做得好的可以被借鑒,不好的可以進行改進。如果具備標準和可比性指標,將有助于會員對協會領導的績效進行評估。盡管統一規范很重要,但績效指標的選擇應考慮到協會形式和宗旨的多樣性,不應使所有協會采用同一模式。根據協會的具體目標,不同類型的合作組織可以采用不同的指標。最后,在相關的法律或條例中應該規定要向合作組織的成員提供財務報告,而且要采用標準會計程序,組織內要設立監事會。
2.組織運行機制創新。合作組織創立和運行方面法律的缺失是合作組織繼續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也是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不規范的原因之一。應該先出臺總體法律框架和確認基本問題,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據實踐再進行完善。需要明確的重點問題包括:(1)合作組織如何獲得法律地位,使他們能夠簽署商業合同和獲得貸款;(2)如何明確合作組織成員的權利和責任以及財務管理標準。法律的重點是明確界定什么是合作組織成員擁有的、以自助為原則和宗旨的合作組織。
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應有明確的商業目的和計劃,并且在評估結果表明組建合作組織是最佳實施模式后再進行。在組建合作組織前應制訂商業計劃,明確共同需求。一旦組建,合作組織應重視其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下的可持續性,通常要實行兼并,不斷擴大規模。
強有力的組織更有可能是那些明確服務自己成員利益的組織。合作組織維護自己成員利益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利益的共同性。如果合作組織擁有不同利益主體,或地方政府等不同類型成員,那么就要對其內部結構、決策和管理等方面作出特別規定。要解決此類合作組織在管理方面的難題,具體方法是將成員分成不同小組并給予他們平等的選舉權。各個小組成員選舉自己的代表參加替代或補充社員大會的代表會議。此類安排通常存在于有較好的合作傳統及成員高度參與決策的國家。因此,根據新疆實際應在合作組織運行基礎打好之后逐漸引入此類方式,否則可能會影響基層合作組織的發展。
為保證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高效運行,還應建立完備的內部制度安排,包括:(1)在組織制度方面,資金籌集的渠道和方式要靈活多樣,經營的原則要內外有別,對內不以盈利為目的,但對外同樣要追求利益最大化;(2)在風險保證制度方面,可以通過設立風險基金、制定保護價等方式減少不確定性,提高社員抗御風險的能力;(3)在民主監督制度方面,社員有權對董事會、經理人實行開放式的、全方位、全過程的監督與控制;(4)在利益分配制度方面,合作經濟組織實現的利潤實行按交易額分配,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5)在集體積累制度方面,合作經濟組織所創收益要按比例提取公共積累,用于擴大再生產或提供各項服務等。
3.人才培養機制創新。根據新建的具體實際,發展包括政府、大學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在內的合作伙伴關系,建立研究中心。這類中心的任務是對與合作組織相關的理論和實踐開展研究,并對相關方提供培訓。中心的經費可由政府、大學和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三方共同承擔。
雖然在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方面,政府部門準備了很多培訓材料范本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示范章程,并且這些材料的制作和宣傳對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有很大的作用,但它們不能取代完善的培訓和推廣計劃。
4.服務機制創新。目前很多合作組織沒有辦法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通過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得到貸款對農民組織來說非常重要。但最根本地解決貸款難的方法還是要依靠立法,從法律上規定合作組織獲得貸款的權利。
政府應堅持“支持但不干涉”的原則,以營造有利于農民專業協會發展的環境。政府的職能應局限在以下方面:通過制定政策和立法創造良好的環境;規范和監督市場,以確保公平競爭;制定標準和提供認證服務;提供咨詢和信息服務。政府對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提供的支持應能減少協會對政府的依賴,使其具備獨立運行的能力。
即使具備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合作組織要想成功發展,還要得到諸如商業計劃、市場分析和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培訓和技術支持。加強成員自我管理其組織的技能是協會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農民最大的需求之一是提高他們對合作組織和市場的理解和適應能力。合作組織成員的培訓需求包括合作組織的治理和管理、合作組織運營的經濟理論(生產和價格決策)以及商業和領導能力等。也要提供戰略性商業計劃和發展計劃制訂方面的培訓和支持,以幫助農民獲得在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下成功運行合作組織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政府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戰略的核心部分是對可行性研究、經濟和市場分析和戰略商業計劃的制訂提供技術支持和指導。所提供的支持應該是顧問性的,不應涉及直接參與合作組織管理和決策的外部各方。
同時也應重視對地方政府官員的培訓。地方政府是最直接參與管理合作組織的部門,由于地方官員缺乏相關知識,會使一些做法和意見偏離國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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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Creation of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between Farmer and Herdsman in Xinjiang
NIHEMAITI?HuoJia,ZHOULi-li ,MAIMAITIJIANG?Maiti-niyazi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Xinjiang Agricultural Univesity,Urumqi 830052,China)
新經濟組織范文第4篇
1.1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模式多樣、分布廣泛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發展，我國的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也隨之擁有了良好的發展勢頭。組織模式杜洋、分布廣泛的特點特逐漸凸顯出來。據統計，到目前為止，我國農村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已多達15萬個，其領域涉及種植業、畜牧業、水產業、林業、運輸業、加工業以及銷售服務行業等。這種全方面的發展模式對農村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但由于現階段我國農村合作組織仍處于起步階段，資本尚未成熟，運行模式也沒有得以最終確定，并且在資源方面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對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
1.2農村合作經濟發展推動了新農村建設進程
農村合作經濟在建設初期對農村的經濟發展形勢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1）有利于形成規模化經營，提高市場競爭能力。農村合作經濟主要是以農村當地的特產為主要的經營產品，將農村內部經濟串聯成一條有序的經濟生產鏈條，逐漸的擴大經營范圍，形成規模化經營模式，對農村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與傳統的農村經濟經營模式相比，更加系統化、一體化，對農村經濟起到整體的帶動效果，從而也提高了農村經濟的市場競爭力。（2）帶動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由于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逐步形成，使得農村經濟發展模式得到了科學化的整合和調整，對農戶的生產動力以及勞作熱情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另外“，公司+農戶”的一體化經營模式使得農戶親身投入到農產品加工、生產、規模化經營體系中去，對農業產業化經營有較大的幫助。（3）降低了經濟發展成本，實現了自由民主的自治制度。農村合作經濟從生產到加工再到銷售，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大大降低了其中的經濟發展成本，并且帶動了該地區的連帶經濟增長。通過相關政府部門對農村合作經濟的政策干預，農村合作經濟形成了村民自治制度，在經營和管理上更加的自由民主。這樣的自治模式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2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及制約因素
2.1合作經濟組織規模小，農戶參與率低，輻射能力不強
從前面我們分析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分布來看，當前我國的合作經濟組織大多處于初級發展階段，規模小，能夠達到成百上千會員，具有一定影響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很少。而這些小規模的合作經濟組織未能真正實行產、供、銷一體化，合作經濟組織給農民帶來的收益不明顯，難以形成規模效益，參與市場競爭的實力依然相對較弱，抵制市場風險的能力也較差。而從全國范圍來看，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主要集中在沿海和有合作基礎的省區，一些省區的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幾乎是空白。即使在發展較快的省區，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農戶參加率也不高，有的農戶甚至還沒有聽說過這樣一個組織。
2.2合作經濟組織缺乏各種管理和科技人才
從調研的情況看，有專業技術和經營組織能力的經濟能人是帶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產生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國傳統上重工輕農，以農養工，造成人們普遍輕視農業和農業教育，一些管理技術和科技人才不愿意服務于農業企業，甚至連農業院校培養的專門農業人才也不愿意到農村服務。很多合作組織的成員都來自于農民，農村中懂技術、會經營、善管理，能凝聚和帶領農民共同闖市場的能人少。雖然基層政府，涉農職能部門的工作人員擁有較多的知識資源，但實際上他們對合作社知識也缺乏深入了解，缺乏相應的市場經濟活動能力和經驗，對合作經濟組織的指導和管理也常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2.3政府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力度不夠
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市場經濟中弱者的聯合，是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組織，西方國家為了充分發揮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在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方面的作用。在我國，由于政府引導不到位，導致部分農戶對合作經濟組織認識不高，對合作行為表現不積極，存在“搭便車”心理和觀望心理。而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對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工作上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不少地區的政府在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創新中不能很好地履行政府的職能，存在著宏觀層面支持不明顯、微觀層面干預過多的現象。
3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對策
3.1創辦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提高服務質量和市場競爭力
面對工商企業和其他服務組織的競爭，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要充分發揮根植于農民，了解農民需求的優勢，逐步由技術交流、生產服務向生產服務、市場銷售等綜合發展，向產、加、銷一體化的經濟實體型轉變，通過興辦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在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內部實現農產品的多次增值，使合作經濟組織及社員獲得更多利益。同時，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也要積極為非社員提供服務，通過其經營范圍的擴大，不僅能夠增加收入，而且能夠增強對農戶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2加強人才培養，為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提供智力支持
農民是合作經濟的主體，他們的市場意識、競爭意識、思想文化水平對合作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因些，我們要對農民及時進行教育引導，用成功范例做示范，激發農民自覺加入合作組織。另外，我們要通過定期文化培訓和有針對性的知識講座和技術傳授，全面提高農民素質，為促進新農村建設做出貢獻。
3.3建立高效民主的內部管理體制，增強對社員的凝聚力
當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運行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在于組織內部成員素質低以及組織內部管理章程不完善，導致部分社員機會主義行為的產生，從而損害了廣大社員的利益。
3.4加大政府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支持力度
農村合作經濟組織是由農民在自愿互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我服務組織，其性質決定了它對內服務是無償或低償的，對外服務代表其成員的共同利益，經營成員自己生產的產品，是對內服務的延伸和擴展。因此，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服務、經營、贏利返還等行為，與商業企業的經營行為和利潤分配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在促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過程中迫切需要政府及各職能部門加大扶持力度。
新經濟組織范文第5篇
一、加強新經濟組織企業工會組織建設的重要意義
新經濟組織企業職工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把新經濟組織企業職工組織到工會中來，維護其合法權益，是落實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的具體體現，是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客觀需要。加強新經濟組織企業工會組織建設，有利于建立穩定協調的勞動關系，提高職工隊伍的技能素質，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基礎條件,促進企業和職工取得“雙贏”。
為此，我們以*社區（街道）黨工委、*街道辦事處名義下發了《關于加強新經濟組織企業工會組織建設的意見》文件，將組建工會組織與評選先進相結合。有關部門在開展評選先進企業、先進經營者活動時，應當事先聽取街道總工會的意見。將新經濟組織企業是否建立工會組織，是否支持工會開展工作，勞動關系是否穩定，作為評選的重要條件之一，促進新經濟組織企業工會組織建設不斷發展。
二、大力推進新經濟組織企業工會組建工作
《*社區（街道）黨工委、*街道辦事處關于加強新經濟組織企業工會組織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凡依法注冊登記，并已開業投產的新經濟組織企業及公益服務等組織，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都必須依法建立工會組織。基本做到“企業組建的同時籌備成立工會組織，企業開業的同時工會開展工作，職工入廠的同時加入工會組織”。新經濟組織（含公益服務等組織）企業職工在25人以上的，要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不足25人的，可以建立基層工會，選舉主席主持工作。也可按區域、行業建立聯合基層工會。企業女職工較多的，要建立工會女職工委員會。暫不具備網成立基層工會委員會的新經濟組織企業，應成立工會小組，待條件成熟后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街道經濟小區聯合工會原則上覆蓋20人以上的新經濟組織工會小組；各居民區聯合工會原則上覆蓋20人以下的新經濟組織工會小組。*街道公益服務聯合工會原則上覆蓋20人以上的公益服務組織工會小組。通過建立寬領域、多層次的組織平臺，實現新經濟組織企業工會組建的全覆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