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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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理論范文第1篇

貨幣供給與貨幣總量

1.貨幣供給是指在現代信用體系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供給由其銀行體系的負債所構成的。具體來說，在同時滿足資金來源主要是存款和資金運用主要是貸款的金融機構就是銀行，當代的銀行主要是指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中央銀行的現金發行是它的負債，商業銀行的存款是它的負債，即是由中央銀行發行的現金貨幣和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構成。貨幣總量涉及兩個概念，一個叫貨幣存量，一個叫貨幣流量。存量是指在一個時點上的貨幣供給量，貨幣流量是指在一定時期內貨幣流通總量，貨幣存量和貨幣流量之間的關系是流量=存量*貨幣流通速度，一般來說流量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來定的，經濟發展越好則流量越多，是較為穩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況下的貨幣流通速度會加快，如果貨幣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個社會會對貨幣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個相對變動的概念。在通貨膨脹的情況系啊，物價上漲飛快，會導致整個社會所需要的貨幣單位增加。、2.商業銀行通過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夠吸收更多的資金存入銀行，給商業銀行帶來了更多的存款貨幣。原來的活期存款是沒有利息的，通過金融創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轉讓支付命令賬戶，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來的支票，同時銀行要為它支付利息，這樣廠商及個人就愿意到銀行開這種賬戶使銀行的存款貨幣總量擴大。但與此同時，也會帶來一些問題，如狹義貨幣原來主要是為了滿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現在這種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來后，導致狹義貨幣的定義不再像以前那么純粹。金融創新使得貨幣的定義或貨幣的層次遭到混亂，也對貨幣的總量發生影響。在現代這樣一個金融創新時代，貨幣的研究變得更加復雜，貨幣政策的制定面臨的難度也就更大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層次劃分是M0=流動于銀行體系之外的現金，如我們口袋里的硬幣、紙幣，家里面、企業中存放的現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業銀行可以接收）；M2=M1+儲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貨幣的多倍擴張與多倍收縮

1.原始存款是指以現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銀行的活期存款，現金是流通中的現金，存入銀行表明銀行存款的凈增長，支票是每個企業它所得到的買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著一定的貨幣數量，活期存款是為了滿足購買、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銀行提供貸款或銀行參與投資所衍生出來的存款。銀行的派生存款的產生是需要些前提條件的，它不僅僅是因為有投資、貸款這些因素，還受到銀行存款準備金和存款準備金比率的限制。銀行存款準備金是指為了防止銀行在緊急關頭流通性不足導致不發應對客戶的提存，使銀行被擠提的問題。中央銀行規定各家商業銀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繳，一部分的存款準備金，使得在出現上述問題時，中央銀行能來向商業銀行提供貸款，幫助商業銀行通過難關。存款準備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當中的一部分，當存款準備金占存款比例較高時，這個經濟體中銀行的可用資金相對比較少了，當存款準備金占存款比例較低時，這個經濟體中銀行的可用資金相對比較多了，這個存款準備金的高低就成為中央銀行調節商業銀行可以運用資金多少的手段。當中央銀行覺得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壓力比較大的時候，中央銀行就會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當中央銀行覺得經濟疲軟，通貨緊縮的壓力比較大的時候，中央銀行就會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2.存款貨幣的多倍擴張，需要假設整個銀行體系由一個中央銀行和至少兩個商業銀行構成，中央銀行規定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為10%，商業銀行只有活期存款，沒有定期存款，商業銀行并不持有超額準備金，銀行的客戶得到貸款后沒有提取現金。在這些假設條件后，假設存入甲銀行活期存款一萬元，繳納存款準備金1000元，剩余的資金甲銀行全部用于貸款，也就是負債一萬元，資產一萬元。甲銀行提供貸款9000元給客戶，客戶將所取得的貸款又存入另一家銀行乙，乙銀行的9000元是從甲銀行的貸款轉化而來，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無論是原始存款還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納存款準備金，乙銀行交納準備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貸款。這樣就商業銀行一方面吸收人們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過它自身的業務，它能創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構成了銀行可以運用的資金，也是銀行可以向社會提供的貨幣資金。所以，商業銀行是貨幣供給最重要的一個機構。而存款貨幣的多倍收縮與存款貨幣的多倍擴張的演變情況剛好相反。金融理論的研究范式隨著相關科學的發展而不斷革新。系統科學能夠全面有效解決非線性、復雜性、動態性問題，20世紀80年代系統科學理論逐步應用于金融研究中。為發展金融理論、指導金融實踐，有必要構建完善的系統科學范式下的金融理論體系。系統金融理論采用非線性、復雜性和系統動力學的方法，能夠更加準確地揭示金融系統的演化規律，因而較現代金融理論和行為金融理論更加接近于實際情況，是金融理論研究范式未來的發展方向。

本文作者：蘭琳工作單位：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貨幣理論范文第2篇

關鍵詞：計價貨幣選擇；交易成本；市場需求；工具貨幣；宏觀經濟政策

文章編號：1003-4625(2010)04-0099-05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A

隨著2009年7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的出臺，中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走向了新的起點。這也意味著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向全世界傳遞的過程中，國際經濟往來中最主要計價貨幣美元和歐元經歷了劇烈的匯率波動，因此中國的進出口企業和貿易伙伴都普遍希望使用幣值相對穩定的人民幣進行計價，特別是在香港、澳門和東南亞等周邊國家，人民幣除了可直接用于購物、刷卡、消費和結算外，部分銀行機構還同時掛牌人民幣與美元、歐元、英鎊等國際貨幣的牌價。把人民幣作為主要的計價貨幣和結算手段，可以有效地避免匯率的劇烈波動，增進中國與其他國家經濟貿易的往來。

從貨幣的職能上來看，一國貨幣只有成為區域內貿易的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充當著交易的媒介和計價的單位，才有可能成為投資貨幣、儲備貨幣，實現貨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關于計價貨幣的選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Grassman(1973，1976)，Grassman認為在進出口貿易中，交易雙方一般傾向于選擇出口企業的國家貨幣作為交易媒介和計價單位，這就是著名的Grassman法則。一般而言，出口企業把商品銷售到海外，可以采用以下幾種貨幣的計價形式：出口企業所在國國家貨幣計價，即生產者貨幣計價(producer's currency pricing，PCP)；進口企業所在國國家貨幣計價，即當地貨幣計價(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第三國貨幣計價，即工具貨幣計價(vehicle currency pricing，VCP)。究竟應該采用哪種形式來計價，縱觀現有的貨幣計價理論和模型，尚未形成統一完整的理論體系。本文力圖對貨幣計價的理論從交易成本、商品的市場需求、工具貨幣的選用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幾個方面進行一個全方位的梳理，以期對相關的研究做出一定程度的理論參考。

一、以交易成本為角度的計價貨幣選擇理論

這一部分文獻研究從貨幣是交易中介這個角度來人手，認為貨幣可以為貿易提供金融服務，焦點集中于交易的成本、貨幣幣值的穩定性和貨幣的保值增值能力。Swoboda(1968)率先開拓了這方面的研究，他發現在沒有美國公司參與的情況下，美元仍然會在大部分國際貿易中充當中介貨幣。Swoboda還指出如果某一種貨幣有很好的流動性，而沒有較高的交易成本，那么這種貨幣往往會被選擇成為國際貿易中交易的中介。而工具貨幣的發行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數額是較大的，而且在國際外匯市場上也會有大量的該國貨幣在交易。

McKinnon(1979)也同樣認為具有較低交易成本的貨幣是極有可能被認定為商品和貨物的計價貨幣。以相同的貨幣對來自不同國家的商品進行計價，一方面可以增加商品的可比較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國際交易市場的透明程度。對于選擇美元作為大部分商品交易的工具貨幣，McKinnon認為可能是來自于人們長期使用美元而產生的習慣。

Magee和Rao(1980)通過研究不同國家的通貨膨脹率來分析計價貨幣的問題。他認為在分析不同國家貨幣的通貨膨脹程度前提下，可以區分強勢貨幣與弱勢貨幣。如果國際貿易發生于具有較低通貨膨脹率的發達國家和具有較高通貨膨脹率的發展中國家之間，計價貨幣的選擇往往是發達國家的貨幣。當然，貿易的雙方可能還是愿意選擇第三國的貨幣作為一種中介貨幣來計價。Krugman(1980)認為一旦一種貨幣在國際市場中成為一種強勢貨幣，就很少有公司會有動力去尋找另外一種貨幣作為替代的計價貨幣。因為這可能會導致交易的成本在增加，價格的波動更為頻繁。

Engel(2005)在變動價格和固定價格兩種情況下，提出了出口企業選擇定價的靜態模型。他認為出口企業選擇所在進口國家貨幣計價和東道國貨幣計價得到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在變動價格的情況下，如果出口企業所在國家的貨幣變化程度小于進口企業所在國家的貨幣變化程度，那么選擇出口企業的國家貨幣無疑是一個最佳的決定。Engel(2006)提出了一個選擇計價貨幣的模型，認為價格黏性對計價貨幣的選擇與價格靈活變化時對計價貨幣的選擇結果是類似的。

Gopinath，Gita，Oleg Itskhoki和Roberto Rigobon(2009)在Engel(2006)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動態貨幣選擇的模型。他們在局部均衡的狀態下，討論了一個公司不同時期貨幣的選擇。在這里，一個公司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利潤函數用∏(ptlst)來表示，pt代表一系列用美元表示的出口商品的價格，st指的是一系列影響利潤的因素，包括商品的需求狀況、成本、競爭價格和匯率等等。他們認為計價貨幣的選擇更多地取決于這些因素，可以把這些因素認同為是影響計價貨幣選擇的交易成本。在他們提出的模型中，假定價格可以隨這些因素做出迅速的調整，那么，公司期望的用進口國家貨幣表示的價格是：

p(st)=arg max∏(plst)　(1)

而用生產企業所在國家的貨幣表示的價格是pI=pt-et，這個價格由商品以進口國家貨幣和一些匯率變動的因素et來決定。他們認為這些因素服從于隨機游走會從不同的角度影響商品的價格。

Goldberg和Tille(2009)從貿易數量與計價貨幣之間的關系展開了討論。他們認為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越大規模數量的交易傾向于選擇進口企業東道國的貨幣來計價。貨幣的選擇取決于出口企業與進口企業反復的討價還價，博弈的結果是大部分的交易都選擇了進口企業東道國的貨幣來計價。當然，這樣也有利于交易數量的增加，實現更多的利潤。

二、以市場需求為特征的計價貨幣選擇理論

這一部分的理論大多產生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大多數國家的貨幣實行的是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選擇計價貨幣的問題上就顯得更為復雜化了。大多數文獻在考慮選擇合適貨幣計價前提下，進一步討論了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McKinnon(1979)認

為在價格和需求的不確定性之間做出選擇是非常困難的。如果公司出口的產品是有差別的，那么在制定市場價格時，出口企業一般是不愿意選擇自己國家的貨幣作為計價貨幣的。對于選擇計價貨幣時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的考慮來自于為了避免需求市場的不確定性，大部分出口企業傾向于選擇自己國家的貨幣來計價。當然，在這種情況下，用本幣來計價的不確定性更多地由產品的成本和公司所在的市場環境所決定。另一方面，如果出口企業更多地考慮價格的不確定性，那么選擇計價貨幣可能需要更多地考慮國家的宏觀經濟因素。

在這一時期，Donnenfeld和Zilcha(1991)提出了進出口企業計價貨幣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進行了簡單的分析。他們提出的這個模型是在進出口企業獲得最優利潤的情況下來討論的，這個模型與Gio-vannini(1988)提出的計價模型是非常類似的。如果外國商品的收益曲線是凹狀的，那么Donnenfeld和Zilcha認為選擇國內貨幣表示的價格是最優的。也就是說，如果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大，那么以進口國家貨幣表示的出口商品在價格升高的情況下需求并不會大幅度地下降，這樣導致了利潤的提高。進一步而言，如果在進口國家貨幣貶值的情況下，商品出口數量的增加是不可能彌補價格降低所帶來的收益的。因為，商品的需求數量在較低的價格區間時對價格的變化程度是不敏感的。這樣，越頻繁的出口商品價格變動只會導致出口企業的利潤在不斷地降低。所以，兩國之間貨幣匯率的頻繁波動只會導致進口國家企業選擇進口國家貨幣來計價。

Viaene和de Vries(1992)從戰略貿易的角度考查了計價貨幣的選擇。在他們提出的模型中，認為如果選擇出口企業所在國家的貨幣，可能是來自于出口企業在交易中所占的優勢。這種優勢可能是由于出口企業是一個壟斷企業，在海外市場沒有大量的競爭對手；也可能是出口的商品有廣闊的海外市場需求的原因。這樣，出口企業在交易的雙方中占據主導地位導致了選擇出口企業國家貨幣作為計價貨幣。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2)運用了NOEM模型來分析出口商品計價貨幣的確定。這個模型的一個主要的假設是商品的價格黏性，假定出口商品以進口國家貨幣來計價對于匯率的變動會保持在一段時期內不會發生任何變化。這樣，出口商更多關心的是商品價格對于成本和需求量的敏感程度。當然，如果在出口商品有顯著差別和價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出口企業是愿意選擇進口國家貨幣作為計價貨幣的。另外，在平分海外需求市場的前提下，Bac-chetta和van Wincoop還認為企業所面臨的需求風險是可以通過選擇計價貨幣來極大程度的降低。這個模型中所指的計價貨幣更多指的也是一種工具貨幣。幣值則取決于所有商品所屬不同國家的貨幣平均水平。他們討論的貨幣平均水平指的更多是一種貨幣聯盟的概念。如果出口商品形成的貨幣聯盟的計價貨幣由生產者來確定，而進口商品形成的貨幣聯盟計價貨幣由進口國家來確定，那么商品的市場很容易被進口國家的市場所控制。

Bacchetta和van Wincoop(2005)認為價格對需求和成本的彈性也會影響計價貨幣的選擇。當商品的需求有很高的價格彈性，邊際成本隨產量的增加而迅速提高時，企業傾向于選擇消費者愿意接受的貨幣來計價。他們同時還指出出口企業選擇計價貨幣時，還希望在同行間得到一種“聯合效應”。這里的“聯合效應”實際上是由貨幣所帶來的價格波動、海外需求市場變化和交易成本變化的綜合效應。

Goldberg和Tille(2008)認為當出口商品的需求市場對價格非常敏感時，為了避免受到其他市場的“聯合效應”，出口企業傾向于選擇一種工具貨幣來計價。Goldberg進一步提出“羊群效應”與“聯合效應”都會影響國際貿易中計價貨幣的選擇，而“聯合效應”是“羊群效應”的基礎。計價貨幣產生的“羊群效應”可以從企業的收益和產品成本兩個角度來展開分析。當出口企業選擇計價貨幣時，會導致邊際收益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一起發生移動。因為產品價格在降低的時候，也就是邊際收益曲線在降低時，計價貨幣的選擇必須要讓邊際成本降的更低以實現一部分利潤。

三、以工具貨幣為核心的計價貨幣選擇理論

從前文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商品的計價貨幣，選擇的是出口企業所在國家貨幣，或是進口國家的貨幣。但是，一些知名的國際貿易事件選擇的計價貨幣卻是第三種貨幣，即工具貨幣。很多年來，英鎊和美元一直都充當了國際貿易中的工具貨幣，在國際貿易中占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往來中，大部分商品都是以美元來計價的。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能夠正確地選擇計價貨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外匯市場所帶來的風險。

Friberg(1997)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認為在國際貿易順利展開的時候，應當選擇非交易雙方的第三國貨幣作為計價貨幣，這也就是工具貨幣的概念。他認為國際貿易雙方在考慮選擇計價貨幣時，更多關注的是雙方國家貨幣匯率的波動性。假如工具貨幣對于交易雙方的貨幣都很少出現波動時，那么選擇工具貨幣可能會是國際貿易往來中的最佳選擇。

Johnson和Pick(1997)從出口商品競爭的角度闡述了計價貨幣的選擇模型。他們認為如果出口企業有權力控制出口商品的定價而實現價格歧視時，那么這個企業會面臨著來自同行的競爭。進口國家同行的出口企業如果不以進口國家貨幣來對出口商品進行計價，那么是無法確定出口企業的海外市場商品需求量的。所以，對所有商品實行相對較為統一的定價對于出口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同業競爭者選擇工具貨幣來定價可能是一個最優的決定。

Rey(2001)認為選擇一種恰當的工具貨幣可以有效地降低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他的研究通過兩國國際貿易的交易成本，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存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5)認為在壟斷競爭的條件下，出口企業傾向于選擇工具貨幣來對商品進行計價。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越為激勵的競爭條件導致了出口企業推出了差異化較小的產品，這樣，選擇工具貨幣作為計價貨幣成為他們最優的選擇。這也是美元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廣泛使用的原因。Goldberg和Tille(2008)認為在區域內部選擇一種中心貨幣作為工具貨幣，可以加強經濟區域的政策協調，增加國家的社會福利和抵御國際資本的沖擊。

四、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下的計價貨幣理論

各個國家實行的宏觀經濟政策，或是國家之間形成的貨幣合作聯盟關系，對計價貨幣的選擇起到了重要作用。Devereux，Engel和Storegaard(2003)在商品價格黏性的基礎上，運用一個兩國的一般均衡模型來分析匯率內生性的變化。他們的結論是匯率

的波動取決于兩國各自貨幣政策的穩定性和外匯政策的穩定性。這樣，進出口雙方選擇計價貨幣時會更多地傾向于選擇具有穩定貨幣政策國家的貨幣，而不愿選擇具有不穩定貨幣政策的國家貨幣作為計價貨幣。

Goldberg和Tille(2005)認為在選擇計價貨幣時，會產生“羊群效應”。他們認為如果生產者的目標在于保持價格的相對穩定，那么“羊群效應”很可能在發達國家內部體系發生，大部分國家都會選擇幣值穩定的貨幣。模型通過商品的邊際成本和匯率的協方差來闡述這個思想。這個所謂的“效應”是由邊際成本所導致的，因為由于商品的邊際成本發生變動往往會導致貨幣的幣值出現震動的現象。Gold-berg和Tille(2008)提出了一個分析選擇計價貨幣動因的模型，他們認為“羊群效應”對于出口企業選擇計價貨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部分企業在考慮這個問題時會更多地考慮宏觀經濟政策穩定的國家貨幣。另外，幣值較為穩定的貨幣一般來自于一定的經濟區域組織，這些區域的國家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國家的社會福利和防止國際經濟沖擊方面都有一定的協調合作模式。區域經濟政策對于中心國家的貨幣政策則顯得非常敏感，這樣，中心國家的貨幣政策會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區域內部企業計價貨幣的選擇。

Annette Kamps(2006)認為歐元成為其區域內部主要的計價貨幣，其原因來自于歐元區政策協調的一致性。雖然歐元作為一種計價貨幣的地位還不如美元，但是歐元區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和多樣化的產品差別讓歐元的優勢凸顯了出來。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區域向全世界出口產品，歐元也就很自然地成為出口商品的主要計價貨幣。Annette Kamps(2006)以美元為計價貨幣，提出了出口定價模型的一般模式，并且運用到了以歐元定價的出口商品定價和歐元定價的進口商品定價模型中，得到了較好的擬合效果。他提出的基本模型形式是：

usdexit=β1+β2shexusit+β3eurinsti+β4euro intit+β5rauexi+β6usexvolit+βtu sinfit+β8fmdumi+β9usdpegit+uit　(2)

其中，i=1，…，30，t=1，10，uit-vi+eit，vi對一個國家的隨機影響，而eit是一個白噪聲的殘差。usdex是某國以美元計價的出口商品的比重；shexus是某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占該國出口商品的比重；eufinst是一個虛擬變量，其數值取1是歐盟的25的成員國以整體單位出現來進行統計；euroint也是一個虛擬變量，其數值取1是代表自2002年以來正式引進了歐元，并且執行了統一的貨幣政策。Annette Kamps引入虛擬變量的目的是為了證明Bacehetta和van Wincoop(2005)，Goldberg和Tille(2005)得到的“羊群效應”的結論，也就是貨幣區比起獨立的國家而言，各國企業更加容易形成統一的、穩定的計價貨幣。

rauex是一個國家出口的差異化產品占全部出口產品的比重；usexvol代表匯率變動所給出口企業帶來的風險；u sin f指的是某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fmdum是一個虛擬變量，代表了可以通過外匯的遠期市場來回避風險；usdpeg也是一個虛擬變量，數值取1時表示某國貨幣不可能盯住美元來決定該國的幣值。可見，該模型試圖說明貨幣政策、經濟區域和外匯市場對計價貨幣選擇的作用。

Obstfeld和Rogoff(2002)，Devereux和Engel(2003)，Corsetti和Pesenti(2005)，Devereux Shi和Xu(2008)計價貨幣的選擇是對兩個貿易國家貨幣政策最優化的選擇。基本的原則是企業在選擇貨幣的時候往往會考慮貨幣政策較為穩定的國家貨幣，因為穩定的價格是對有效市場運作的一種表現。

五、簡評

綜觀西方學者關于計價貨幣選擇理論的論述，各國學者運用不同的方法，選擇不同的角度，論述了計價貨幣的選擇及其產生的影響，這無疑會推動計價貨幣選擇的經驗研究。顯而易見，從國際經濟貿易的角度而言，貨幣計價選擇理論是促進一國貨幣實現區域化、國際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過以上理論的簡述，可以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結論及啟示：

首先，從交易成本的角度，大部分文獻得到的結論是在進出口貿易中，貿易雙方為了避免貨幣匯率波動風險而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一般都愿意選擇進口國家的貨幣作為計價貨幣。當然，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企業選擇自己的貨幣計價是很容易避免貨幣貶值所帶來的風險。

其次，以國外需求市場的不確定性為出發點，眾多學者討論了商品的價格變動所引起需求變化程度以及成本變動對需求的影響，得到的結論是價格對需求和成本的彈性敏感程度較為明顯。所以，計價貨幣的選擇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選擇采用出口企業國家貨幣，進口企業國家貨幣還是工具貨幣。當然，當國外需求對出口國家的價格較為敏感時，計價貨幣應當由出口企業之間的相互競爭來確定，而在這種情況下，各企業選擇相同的貨幣可能是一個最優的決定。但是，如果一國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市場份額越大，選擇本幣計價的可能性也會越高。另外，如果出口企業面對海外多樣化的市場需求，推出了有顯著差別的產品，在價格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出口企業傾向于選擇進口國家貨幣作為計價貨幣。

貨幣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 電子貨幣 貨幣發展規律 馬克思貨幣理論

電子貨幣作為一種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最新的貨幣形式，是貨幣發展一般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電子貨幣不僅具有一般貨幣的共性，而且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電子貨幣同樣執行著貨幣所固有的各種職能，同時在原有固定職能的形式上又有所創新和發展，起著原有固定職能所無法起到的作用。因此，電子貨幣這一新的派生形式的出現，并沒有否定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相反卻再次證明了馬克思貨幣理論的科學性和不可動搖性。

一、電子貨幣是貨幣發展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1．電子貨幣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是馬克思所揭示的貨幣發展規律發生作用的必然結果。認為，貨幣的基本職能是充當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貨幣在充當價值尺度時，不必是現實的貨幣，只需要觀念的貨幣就行了。貨幣在充當流通手段時，由于職能本身的需要，必須把貴金屬條塊制造成鑄幣。鑄幣在流通過程中，由于磨損而使其實際含量與名義含量、金屬存在與職能存在相分離。“既然貨幣流通本身使鑄幣的實際含量同名義含量分離，使鑄幣的金屬存在同它的職能存在分離，所以在貨幣流通中就隱藏著一種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記號或用象征宋代替金屬貨幣執行鑄幣的職能。”在這種可能性存在的條件下，于是就出現了金記號、銀記號、銅記號和紙記號。這些記號都是象征性的貨幣，“而用一種象征性的貨幣來代表另一種象征性的貨幣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隨著經濟和技術條件的變化，新貨幣形式的產生將是層出不窮的。電子貨幣作為一種新的派生形式，它的出現正是貨幣發展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2.隨著貨幣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便產生了信用。由于信用制度的發展，出現了信用貨幣的形式。“正如本來意義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一樣，信用貨幣的自然根源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信用貨幣同紙幣一樣，本身也沒有價值，只是一種價值符號，而且也只是紙記號。信用貨幣出現以后，不僅可以代替大量紙幣，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同紙幣相溶合。因此，繼紙幣之后出現的新的貨幣形式，必然具有紙幣和信用貨幣共同的特點，電子貨幣就是具有這種共同特點的新貨幣形式。

3.根據貨幣發展的一般規律，貨幣在執行職能的過程中，被各種價值符號或記號所代替，這是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在何時期被何種記號所代替，這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展的層次和需要；二是生產技術條件的進步和發展。從價值符號發展的歷史來看，金記號、銀記號和銅記號是以冶煉技術的發展為前提，紙記號是以造紙和印刷技術的發展為前提，電子貨幣則是以電子技術的發展為前提。由于電子貨幣天生具有加速貨幣流通、節省大量現金、減少貨幣材料費用、取代紙幣和信用貨幣的獨特性能和優點，因而很快在貨幣流通領域得到普遍的推廣和應用。

二、電子貨幣的基本特征

1.電子貨幣是一種具有復合載體的貨幣形式。凡是貨幣形式都必須有載體，而電子貨幣的載體卻有其獨特性。貴金屬貨幣的載體是金或銀，紙幣和信用貨幣的載體是紙質，這些載體都只是一種單純的物質。電子貨幣的載體就比較復雜，它是由信用卡、數據庫、結算中心和銷售終端機等多種物質設備相配套的復合載體。

2.電子貨幣是紙幣和信用貨幣的綜合體。電子貨幣既代表紙幣，又代表信用貨幣；既反映現金交易關系，又反映信用關系。商品購買者通過信用卡把貨款信息傳到電子數據庫，然后把貨款由購買者賬戶轉入出賣者賬戶，這時電子貨幣發揮紙幣的功能，體現現金交易的關系。商品購買者事先必須在金融機構有存款，出賣者也必須在金融機構開戶，這時電子貨幣發揮信用貨幣的功能，體現信用交易的關系。所以，電子貨幣實際上是紙幣和信用貨幣的綜合體。

3．電子貨幣是價值符號的符號。紙幣和信用貨幣不是真實的貨幣，本身并沒有內在的價值，只是貨幣的價值符號。作為紙幣和信用貨幣綜合體的電子貨幣，也只是一種價值符號，是貨幣的一種電子符號。電子貨幣載體輸入和記存的是代表一定金額數量而發出的信用卡，代表著一定量的紙幣和信用貨幣，是一定量紙幣和信用貨幣的符號。既然紙幣和信用貨幣是貨幣的價值符號，電子貨幣就只能是貨幣的價值符號的符號。

4．電子貨幣是一種既有形又無形的特殊貨幣形式。電子貨幣是一種由多種物質要素共同構成的復合載體的貨幣，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它是有形的。但是，這個復合載體的任何一種物質要素都不能稱之為電子貨幣，因為這些物質要素并不代表真正的貨幣，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它卻是無形的。當然，不能簡單地稱電子貨幣為無形貨幣，因為它確是各種物質的復合載體。但是，又不能絕對地稱電子貨幣是有形貨幣，因為任何物質載體都不能直接稱之為電子貨幣。實際上各種物質載體只是支配貨幣運行的工具，而不是電子貨幣本體。

5．電子貨幣體現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電子貨幣只是改變了貨幣的形式，而貨幣所體現的經濟關系則依然存在。既然電子貨幣代表著價值，因而電子貨幣也代表著社會財富。占有和支配電子貨幣，則意味著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和分配，對社會財富占有和分配的方式和數量，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電子貨幣也要體現和反映社會主義的經濟關系。

三、電子貨幣的特殊職能和作用

1．存款人把一定量貨幣存入銀行，銀行把這筆款項輸入數據庫，存款人便得到信用卡，這時電子貨幣在執行貯藏手段的職能。當然，由于電子貨幣像紙幣一樣，本身并沒有真實價值，它只是價值符號，就其本性來說不具有貯藏手段的職能。但是，當貴金屬貨幣己全部被其價值符號所代替時，根據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其價值符號也能執行貯藏手段的職能，因而電子貨幣也能執行貯藏手段的職能。

2．持卡人到商店購買商品，商店通過銷售終端機把貨款信息傳到銀行的電子數據庫，電子數據庫再把這筆款項由購買者的賬戶轉入商店的賬戶，這時電子貨幣執行著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兩種職能。從購買者和出賣者所發生的關系來看，電子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因為購買者在得到商品的同時，就通過電子設備把貨款轉到出賣者的名下，這些貨款本身就代表現金。從銀行和購買者所發生的關系來看，電子貨幣是在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因為購買者是債權人，而銀行是債務人，銀行從存款人的賬戶中把貨款轉到商店的賬戶，實際上是支付了存款人的存款，而作為支付存款的貨幣，就充當了支付手段。

3．在國際間電子計算機聯網的條件下，持卡人在國外的商店購買商品，這時電子貨幣就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銀行業務往來已經實現了電子計算機聯網，此時的電子貨幣就成為“硬通貨”，在一定范圍內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

4.電子貨幣在執行上述職能過程中，也代表真實的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因為在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換中，是用電子計算機記存的貨幣數額來計量商品價值的。電子貨幣無論執行任何一種職能，都極大地方便了貨幣流通，減少了結算時間，從而大大減少了貨幣流通量，這是電子貨幣與其他貨幣形式相比所具有的獨特作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45

貨幣理論范文第4篇

摘 要 目前,中國金融體系尚未打開,和東亞其他各國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風險較大,但從長遠看,應積極投身于貨幣合作,這樣既可以擴大我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影響力又可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

關鍵詞 最優貨幣理論 東亞貨幣一體化 路徑選擇

一、最優貨幣區域理論

不同的經濟學家對此定不盡同,蒙代爾用要素流動性程度來解釋貨幣區,并且是在價格工資剛性的前提之下,麥金農以經濟開放度來衡量貨幣區,并且國家經濟規模越小,越傾向于實行開放性的經濟政策,以上理論都從某一角度闡述了建立最優貨幣理論的標準問題,缺點在于過于單一,無法完整解釋。克努格曼認為:芬蘭加入歐洲貨幣體系的收益大小取決于芬蘭于歐洲貨幣體系貿易關系的一體化程度。從上述的貨幣區域理論的發展來看,貨幣一體化理論是對貨幣一體化認識過程及實踐的總結,以上的理論是歐元實現的基礎,那么東亞貨幣是否具有可行性,下面進行探討。

1.可行性分析

著名歐元之父蒙代爾曾經提出中國和日本應該聯合起來促使亞元的誕生,由此可見東亞貨幣一體化是個不可避免的事件。

(1)從要素的流動性角度

蒙代爾主要從要素流動性角度考慮了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在勞動力方面由于受到傳統文化差異性的影響,東亞國家的勞動力在流動性方面和歐洲國家比起來還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因此勞動力流動性比較大,勞動力市場相對靈活。

(2)從要素流動性和經濟開放程度來看

一個國家經濟開放程度越高規模越小,則固定匯率制度的效果越強,如果與此國合作,獲得的收益將越大,而經濟開放度融合了貿易金融等多方面的因素,香港和新加坡是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所以經濟開放度相對于中國日本韓國較高,總體上反映了東亞各國貴世界經濟的依賴度較高,迫切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現匯率穩定。

2.收益成本分析

當個人或團體希望獲得在原有的規范下所不能獲得的利益,這就產生了創新,貨幣一體化作為一種金融制度創新,其效益和成本反映了創新的效應大小。

收益分析兌換成本主要是指金融機構提供兌換貨幣業務所收取的手續費或買賣差價中實際用于兌換貨幣業務的成本開支、保持各種貨幣備付額的機會成本、為防止兌換成本主要是指金融機構提供兌換貨幣業務所收取的手續費或買賣差價中實際用于兌換貨幣業務的成本開支等。成本分析加入貨幣區后,各國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性,當本國經濟面臨外部沖擊時,無法使用匯率和貨幣工具使得內外平衡,這樣可能會造成高失業率和外部失衡等狀況,財政政策的自主性也會喪失殆盡,菲利普斯曲線提出失業和通貨膨脹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貨幣一體化要求同步的通貨膨脹率車,則成員國的貨幣政策自主性將喪失,財政政策也會有所限制,在浮動匯率下,一國可以采取匯率政策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用財政政策實現已過的通脹和失業的組合,而加入貨幣區后自削弱使得低失業率的國家不得不接受高的物價水平。因此不能實現各自原來的偏好,這樣就帶來了福利損失。

二、東亞貨幣一體化存在的困難和不足

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目前東亞區域各國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三種形態同時存在,第一層次為日本,第二層次為亞洲四小龍,第三層次為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各層級經濟差異較大,政治方面的差異也很大,文化、歷史遺留因素阻礙重重,缺乏領導核心,并受之于美國的阻力。

三、東亞貨幣一體化模式分析和路徑選擇

東亞國家應該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模式,而不是一位的模仿,因為東亞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遠大于歐洲,并且文化、宗教、民族的差異也遠勝過歐洲。并且東亞各國必須進行正規化的制度建設,保證權力和義務的順利實行,防止出現搭便車。歐洲貨幣一體化是迄今為止唯一通過協議方式取得成功的跨國貨幣統一,歐元實踐為世界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包括可操作性很強的法律和條約文本、組織機構的設置、詳盡的制度安排、技術解決方案、國家管理機制創新以及豐富的理論論證等。歐亞兩洲具體情況不同,但亞洲在構建自己的貨幣同盟時刻充分利用和借鑒歐元的實踐成果和經驗,在跨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等領域吸取歐元實踐的經驗教訓,最大限度的避免成員國之間可能產生的利益沖突,將前期的建設成本和貨幣區建成后的摩擦成本降到最低。

四、小結

目前,中國金融體系尚未打開,和東亞其他各國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進行貨幣合作的成本風險較大,但從長遠看,應積極投身于貨幣合作,這樣既可以擴大我國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影響力又可以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同時積極創造條件,加快實現人民幣的完全自由兌換,為人民幣最終走向國際化做好必要的準備,在官方層次上,積極參與東亞經濟、金融和貨幣合作,發揮我國在亞洲經濟政治舞臺上的重要作用,加強與東亞國家和地區高層次政府間的交流,建立雙邊信任關系,徹底消除它們對我國的擔心和疑慮,這樣才能完全享有貨幣一體化帶來的利益。

參考文獻:

[1]劉鐵民,李俊久.東亞區域的貨幣金融合作與中國的制度選擇.當代經濟研究.2002(05).

貨幣理論范文第5篇

一、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鮑爾?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羅伯特?弗勒德(Robert 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 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發表的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一文中所構造的模型是關于貨幣危機的最早的理論模型，貝Flood和Garber則在1984年發表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Some Linear Examples一文，對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擴展與簡化。這兩篇文獻是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假定政府為解決赤字會不顧外匯儲備無限制地發行紙幣，央行為維持固定匯率制會無限制拋出外匯直至消耗殆盡。該理論的基礎在于當的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政府為維持內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會導致外部均衡喪失，這一喪失的累積將持續消耗政府外匯，在臨界點時，投機者的沖擊將導致貨幣危機。

該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s)決定了貨幣對外價值穩定與否，決定了貨幣危機是否會爆發、何時爆發。當一國的外匯儲備不足以支撐其固定匯率長期穩定時，該國儲備是可耗盡的，政府在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發生沖突時，政府為維持內部均衡而干預外匯市場的必然結果是外匯影子匯率與目標匯率發生持續的偏差，而這為外匯投機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機會。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國固定匯率制面臨的問題源于為彌補政府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而過度擴張的國內信貸。公共部門的赤字持續“貨幣化”，利息平價條件會誘使資本流出，導致本國外匯儲備不斷減少。在儲備減少到某一個臨界點，投資者出于規避資本損失(或是獲得資本收益)的考慮，會向該國貨幣發起投機沖擊。由于一國的外匯儲備是可耗盡的，政府所剩余的外匯儲備在極短的一段時間內將被投機者全部購入，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貨幣危機就此爆發。事實上，由于投機者的沖擊，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的時間將早于政府主動放棄的時間，因此，成本會更大。

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表明，投機沖擊和匯率崩潰是微觀投資者在經濟基本面和匯率制度間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選擇的結果，并非所謂的非道德行為，因而這類模型也被稱為理性沖擊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

從該理論的模型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張。例如，通過監測一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可以對貨幣危機進行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及時調整經濟運行，避免貨幣危機的爆發或減輕其沖擊強度。避免貨幣危機的有效是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政策，保持經濟基本面健康運行，從而維持民眾對固定匯率制的信心。否則，投機活動將迫使政府放棄固定匯率制，調整政策，市場借此起到“懲罰”先前錯誤決策的作用。從這個角度看，資本管制將扭曲市場信號，應該予以放棄。

二、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

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 Obstfeld、Gerardo Esquivel和Felipe larrain。

第一代貨幣危機的缺陷在于其理論假定與實際偏離太大，對政府在內、外均衡的取舍與政策制定問題論述上存在著很大的不足。而且經濟基本面的穩定可能并不是維持匯率穩定的充分條件，單純依靠基本經濟變量來預測與解釋危機，顯得單薄。80年代中后期，經濟學家開始從經濟基本面沒有出現持續惡化這一角度解釋危機，并探討貨幣危機爆發的可能性，這就是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這一論有兩個重要的假定：

1.在該捻論中，政府是主動的行為主體，最大化其目標函數，匯率制度的放棄是央行在“維持”和“放棄”之間權衡之后作出的選擇，不一定是儲備耗盡之后的結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衛固定匯率制，也會因某種原因棄守固定匯率制。當公眾預期或懷疑政府將棄守固定匯率制時，保衛固定匯率制的成本將會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動態博奔過程中，央行和市場投資者的收益函數相互包合，雙方均根據對方的行為或有關對方的信息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選擇，而自身的這種修正又將對方的行為，因此經濟可能存在一個循環過程，出現“多重均衡”。其特點在于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的危機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國經濟基本面可能比較好，但是其中某些經濟變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種種原因，公眾發生觀點、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眾信心不足通過市場機制擴散，導致市場共振，危機自動實現。所以，這類理論模型也被稱為“自我實現式”危機模型。這個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 of Cur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一文中設計了一個博弈模型，以簡潔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動態博奔下自我實現危機模型的特點，并表現出其“多重均衡”性質。

以0bstfeld為首的一些學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經濟基本面，在其理論論述中勾勒出基本經濟變量的中間地帶。他們認為，在經濟未進入該地帶時，經濟基本面決定了危機爆發的可能性，此時，危機完全不可能發生或必然發生；而當經濟處于這一中間地帶時，主導因素就變成投資者的主觀預期，危機是否爆發就不是經濟基本面的變化所能解釋的。該理論認為問題主要仍然在于內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維持固定匯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會很高，政府的愿望與公眾的預期偏離越大，維持固定匯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當公眾產生不利于政府的預期時，投機者的行為將導致公眾喪失信心從而使政府對固定匯率制的保衛失敗，危機將提前到來。該理論認為，從這一角度而言，投機者的行為是不公正的，特別是對東道國的公眾來說，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

除了這類主流理論外，另有少數學者認為貨幣危機可能根本不受經濟基本面的影響，受沖擊國家所出現的宏觀經濟的種種問題是投機行為帶來的結果而非投機行為的原因。總的說來，這類文獻對危機的解釋一般從兩個角度出發，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羊群行為和傳染效應。

1.羊群行為(herding behavior)提出由于市場參與者在信息不對稱下行為的非理性而使市場不完全有效(這是該理論與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以及第二代貨幣危機的主流理論的區別所在，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與第二代貨幣危機的主流理論均假定市場參與者擁有完全信息，從而金融市場是有效的)，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和市場的收益與懲罰的不對稱容易造成羊群行為。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資者的行為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基礎上，投資者各有其信息優勢，投資者對市場上的各種信息(包括謠言)的敏感度極高，任何一個信號的出現都可能改變投資者的預期。花車效應會導致經濟基本面可能并沒有問題的經濟遭受突然的貨幣沖擊；同時，花車效應會人為地創造出熱錢(hot money)，加劇危機。另外，市場收益和懲罰的不對稱會造成投資基金人消權規避風險，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有會導致羊群行為。政府在考慮是否保衛固定匯率制時應充分估計到這一點。

2.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主要從國家間的關聯角度出發解釋危機。由于全球一體化以及區域一體化的不斷加強，特別是后者，因此區域內國家之間經濟依存度逐漸增高，危機將首先在經濟依存度高的國家之間擴散。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會給出一定的市場信號，改變投資者對與其經濟依存度高或者與其經濟特征相類似國家的貨幣的信心，加大這些國家貨幣危機發生的可能性，甚至導致完全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式危機的發生。

經濟學家認為，在金融市場中存在著市場操縱(market manipulation)。不論是在由理性預期導致的自我實現的危機或非理性的羊群行為造成的危機中，都存在著大投機者操縱市場從而獲利的可能，大投機者利用羊群行為使熱錢劇增，加速了危機的爆發，加劇了危機的深度與危害。

概括起來，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注重危機的“自我實現”性質，該理論認為僅僅依靠穩健的國內經濟政策是不足以抵御貨幣危機的，固定匯率制的先天不足使其易受投機沖擊，選擇固定匯率制，必須配之以資本管制或限制資本市場交易。

三、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

1997年下半年爆發的東南亞貨幣危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Kaminsky認為就其本質而言，這并非一場“新”危機，原有的理論成果具有說服力。而另一些學者，例如克魯格曼(Krugman)則認為這次貨幣危機在傳染的廣度與深度、轉移及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與以往的貨幣危機均有顯著的區別，原有的貨幣理論解釋力不足，應有所突破。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因此產生。

克魯格曼認為，這次貨幣危機對于遠在千里之外、彼此聯系很少的經濟都造成影響，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經濟對于公眾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這些經濟的貨幣危機可能由外部的與自己關聯并不大的經濟中發生的貨幣危機所帶來的公眾信心問題而誘發。東南亞經濟經常賬戶逆轉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機中貨幣大幅度貶值和嚴重的經濟衰退所帶來的進口大量減少，因此，存在一個轉移問題，這是為以往的貨幣危機理論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貨幣危機理論中，模型的構造者將注意力放在投資行為而非實際經濟上，單商品的假定中忽視了貿易和實際匯率變動的影響。因此，貨幣理論模型的中心應該討論由于實際貶值或者是經濟衰退所帶來的經常賬戶逆轉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資本流動逆轉的需求問題。他認為，這場貨幣危機的關健問題并不是銀行，而在于，本幣貶值、高利率以及銷售的下降惡化了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削弱了企業財務狀況，這一問題并非銀行本身的問題。即使銀行重組對金融狀況大大惡化了的公司來說也是于事無補的。克魯格曼在單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個開放的小國經濟模型，在這一模型中，克魯格曼增加了商品對進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貿易及實際匯率匯率變動的影響與效應。總的說來，克魯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中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1.克魯格曼在東南亞危機發生以后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過度的概念(financial excess)，這一概念主要是針對金融中介機構而言的。在金融機構無法進入國際市場時，過度的投資需求并不導致大規模的過度投資，而是市場利率的升高。當金融機構可以自由進出國際金融市場，金融中介機構的道德冒險會轉化成為證券金融資產和房地產的過度積累，這就是金融過度。金融過度加劇了一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當外部條件合適時，將導致泡沫破裂，發生危機。

2.親緣的存在增加了金融過度的程度。這些國家表面上健康的財政狀況實際上有大量的隱合赤字存在：政府對與政客們有裙帶關系的銀行、提供各種隱性擔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機構和企業道德冒險的可能性，它們的不良資產就反映政府的隱性財政赤字。東南亞國家持續了幾十年的親緣政治使國家在90年代大規模的對外借款中處于一種金融崩潰的風險之中，這種風險來自于他們采用的準固定匯率貶值的可能性。

3.類似于東南亞的貨幣危機其關鍵在于企業，由于銷售疲軟、利息升高和本幣貶值，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出現財務困難，這種困難限制了企業的投資行為。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出現的財務困難還包括了由前期資本流入所帶來的實際匯率變化的。這一表面看是論述貨幣貶值對企業乃至整個實體經濟的影響，實際上，在危機爆發前投資者的行為函數里可能已經包含了對這種變化的預期，這就加強了他們拋售本幣的決心，這也是一種自我實現的現象。

4.克魯格曼模型表明存在三個均衡，中間均衡是不穩定的，可以不用考慮另外兩個均衡是本國回報率等于外國回報率的高水平均衡及低水平均衡。在這種低水平均衡上，貸款者不相信本國企業有任何擔保，對它們不提供貸款，這一行為意味著實際匯率將可能貶值，實際匯率的不利影響意味著企業的破產，而這又從實際中對先前的悲觀態度作出了佐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因此，克魯格曼認為，金融體系在貨幣危機中發生崩潰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資行為失誤，而是由于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導致金融體系可能發生崩潰的因素有：高債務因素，低邊際進口傾向和相對出口而言大規模的外幣債務。

5.保持匯率的穩定實際上是一個兩難的選擇，因為保持匯率的穩定是在關閉一條潛在的引發金融崩潰的渠道的同時打開了另外一個。如果債務較大，杠桿效應較明顯，維持實際匯率的成本就是產出的下降，而且這種下降是自我加強的。這對企業而言，仍然會帶來相同的不良后果。

6.克魯格曼的理論模型分析所蘊合的政策建議有三部分：

(1)預防措施。克魯格曼認為銀行的道德冒險并不足以解釋危機，一個謹慎的銀行體系并不足以保持開放經濟不受自我加強式金融崩潰的風險的威脅。而當一國的資本項目可自由兌換時，對短期債務加以限制的作用是不大的，因為短期債務只是眾多的資本外逃方式下的一種。即使外債全是長期的，如果公眾預期將發生貨幣危機，國內的短期債務的債權人拒絕將信貸延期也會導致匯率貶值，帶來企業破產。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企業不持有任何期限的外幣債務，因為對于與金融體系不完善的國家來說，國際融資存在著外部不經濟，它會放大實際匯率變動的負面沖擊影響，從而導致經濟衰退。

(2)對付危機。克魯格曼認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緊急貸款條款，緊急貸款的額度必須要足夠大以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另一種是實施緊急資本管制，因為這樣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避免資本外逃。

(3)危機后重建經濟。克魯格曼認為關鍵在于恢復企業和企業家的投資能力。可以在私人部門實施一定的計劃，以幫助本國的企業家或者培養新的企業家，或者兩者同時實施。培養新的企業家有一個迅速有效的辦法，這就是通過引進FDI引進企業家。

四、三代貨幣理論的比較

三代貨幣危機理論都是在單商品的假定下展開的，的側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著重討論經濟基本面，第二代的重點放在危機本身的性質、信息與公眾的信心上，而到第三代貨幣危機理論，焦點則是金融體系與私人部門，特別是企業。

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一國貨幣和匯率制度的崩潰使由于政府經濟政策之間的沖突造成的，這一論解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貨幣危機最有說服力，對1998年以來俄羅斯與巴西由財政引發的貨幣波動同樣適用。

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認為政府在固定匯率制上始終存在動機沖突，公眾認識到政府的搖擺不定，如果公眾喪失信心，金融市場并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種種缺陷；這時，市場投機以及羊群行為會使固定匯率制崩潰，政府保衛固定匯率制的代價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增大。第二論于實踐的最好的例證是1992年英鎊退出歐洲匯率機制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