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菩薩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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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薩顯靈范文第1篇

為什么叫“觀音”或“觀世音”？主要是依據《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中所說：“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這里所說的“觀其音聲”即是觀其娑婆世界（現世）的一切音聲、方便和求度眾生，所以稱為“觀音”或“觀世音”。

為什么又稱為“觀自在”？據唐代玄奘的高足窺基《般若心經幽贊》中所說：“觀”即觀照了達空有的智慧，然后證得十種自在的勝果（壽自在、心自在、財自在、業自在、生自在、勝解自在、愿自在、神力自在、智自在、法自在），也就是于理事無礙之境，觀達自在。故稱“觀自在。”

由于佛教以慈悲脫眾生為本愿，因此，佛教信眾又把觀音別稱為求世菩薩、蓮花手菩薩、大悲菩薩、金鎖骨菩薩、圓通大士、施無畏圣者等。

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超初僅限于上層社會的狹小圈子內，尚未在民間廣泛流布。由于當時的社會思潮使然，加之權貴和文人士大夫們并未真正弄懂這種外來宗教的義理，因而把佛教混同于“黃老道術”，即所謂“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即佛陀）之仁祠”。這說明佛教在當時被視為是“黃老道術”和“神仙方術”的一種補充而已。

“漢魏法微，晉代始盛”（《弘明集后序》）。漢魏時期佛教未能興盛，是與佛教傳播缺乏深度和廣度有關。由于當時對佛教經籍譯介欠發達，因此缺乏廣泛傳播的可能性。晉代特別是東晉以來至南北朝，隨著中西交通的發達，使佛經的譯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加之本土有關佛教論著的增多，不僅為后來隋唐時期佛教的中國化奠定了基礎，而且進一步促進佛教及其佛、菩薩的信仰廣播于民間。所以，在中國民間才會出現“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的信仰局面。

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蕓蕓眾生對于各種天災人禍（自然災害、社會矛盾所帶來的各種苦難）的解決，往往看不到希望和尋求不到切實可行的出路，寄望于“好皇帝”和仙佛、菩薩等神靈的佑助，以便從苦難渡向幸福。道教以“長生久視”作為生命永恒的終極關懷，雖然契合了人們貪生求生的心態，但對他們如何擺脫現實苦難仍感茫然。佛教竭力宣揚觀音菩薩大慈大悲、法力無邊、救苦救難、有求必應，無疑對蕓蕓眾生具有更大的誘惑力，他們相信只有借助超自然、超社會力量的觀音菩薩，才能把他們從現實的苦難中拯救出來，并接引到極樂世界中去。即便是未能實現這樣的理想，也多少給他們心靈上帶來了撫慰。

觀音信仰的緣起及其傳播

觀音菩薩是印度佛教吸納婆羅門教中的善神“雙馬童神”演變而來的。印度婆羅門教的正式創建大維在公元前7世紀，以《吠陀》（包括頌詩《利俱吠陀》、歌曲《婆摩吠陀》、經文《耶柔吠陀》和巫術咒《阿闥婆吠陀》為主要經典，信仰多神，基本教義是“業力輪回”和“梵我合一”。在婆羅門教所信仰的諸神中，有一對攣生的馬駒被稱為“雙馬童神”，且具有威力無邊的神遇，可令瞎子復明、不育婦女懷胎生子，還可讓朽木開花、公牛產乳……具有如此巨大功德法力的善神，不僅廣為羅門教信眾崇拜，而且就連在公元前6世紀反對婆羅門教的“沙門新思潮”中所崛起的佛教，也十分樂于接納這樣的善神，并將“雙馬童神”人格化為“馬頭觀音”（觀音的自性身）。隨著印度佛教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公元1世紀以后大乘佛教的興起，以成佛濟世、建立佛國凈土為追求的最高目標。大乘佛教為了修持和傳教的需要，不僅編著了宣說大乘思想和實踐的大量經籍，而且囿有大乘的“多佛”和“菩薩道”思想，極力神化佛和菩薩，并構建成龐大的佛教神系。其中最受苦難大眾歡迎的便是觀音菩薩，加之集大乘思想大成的《法華經》竭力鼓吹觀音菩薩濟世救苦的各種功德和法力，使觀音信仰愈加深入人心，并成為苦難大眾的“救世主”。

隨著觀音信仰在民間的流傳，在一些大乘經典中還編造出觀音的身世、住地（道場）以及觀音未來成佛的故事。如《悲華經》卷三“諸菩薩本授記品”中說：無數劫（天地的形成和毀滅為一劫，無數劫即形容時間極其久遠）以前，其世界為“散提嵐”，劫名“善持”。當時的人可活到80000年。有一轉輪王名叫“無諍念”（又稱“無量凈”），他有一千個兒子，長子名不（即觀音），第二子名尼摩（即大勢至）。時有“寶藏如來”佛出世，經寶藏如來佛的教化，國王無諍念成了西方安樂世界的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進而寶藏如來佛預言（授記）：再經無數劫，無量壽佛涅后，觀音將成為“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佛”（后來的《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羅尼經》又稱“正法明如來”或“正法光明如來”）。又據《觀世音得大勢受記經》說：從前金光師子游戲如來國，其國王名叫“威德”，有一天他在園中入定，忽見兩朵蓮花從地中涌出，化生為二童子分別侍立于威德王左右，左者為寶意（即觀音），右者為寶尚（即大勢至）。這便是西方凈土崇拜及其造像中的所謂“西方三圣”，即主尊為阿彌陀佛，左脅侍菩薩為觀音，右脅侍菩薩為大勢至。另據《華嚴經?入法界品》中說：南印度海上有一座島嶼名叫“補陀洛迦山”（在古代南印度秣羅矩吒國秣剌耶山之東），是觀音菩薩的住處（道場）。“補陀洛迦”，梵文potalaka，音為小花樹、海島、光明等。這是大乘佛教杜撰的“觀音故里”或最早的“觀音道場”。

觀音信仰是隨著印度佛經傳至中國后，特別是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時期對觀音信仰經典的譯介，才在中國民間廣泛流傳的。（三國）吳五鳳二年（255）由支疆染接翻譯的《法華三昧經》（六卷）是中國最早出現的觀音信仰經典之一，惜早已亡佚。兩晉南北朝時期翻譯的有關觀音的經典很多，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秦弘治八年（406）由鳩摩羅什翻譯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可以說這部“觀音經”一直是中國民間觀音信仰的最重要的寶典。

唐代道宣在《釋迦方志》卷下說：“自晉、宋、梁、陳、魏、燕、秦、趙，國分十六，時經四百，觀音、地藏、彌勒、彌陀、稱名念誦，獲其將救者，不可勝計。”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在民間盛行阿彌陀佛、彌勒佛、地藏菩薩、觀音菩薩信仰，至于說是否有無數的民眾因稱名念誦這些佛和菩薩而獲期解救，無疑只是一種心理的自我安慰，客觀上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近400年的時間，除西晉有過短暫的社會安定外，均處于社會大動蕩、大分裂和南北對峙的局面，戰亂不息，民不聊生。面對現實的苦難，廣大民眾卻無力擺脫，只好仰望蒼天，祈求神靈的佑助。恰好佛教宣揚的阿彌陀凈土、彌勒凈土以及地藏、觀音菩薩的濟世救苦功德和法力，迎合了苦難大眾急于擺脫現實苦難的心理。因此，對佛和菩薩的信仰很快在民間蔓延開來。盡管大乘佛教鼓吹“眾生皆可成佛”，并為眾生勾畫出理想的“西方極樂世界”藍圖，眾生也希冀于此，但畢竟是難以企及的。相對說來，苦難大眾更期盼“救世主”能把他們從現實的危難、苦痛中解救出苦海。尋來覓去，最終還是認定只有觀音菩薩才能充當“救世主”的角色。所以，在中國民間的觀音信仰超越了對其他佛和菩薩的信仰，而且歷代不衰。

在佛教日漸中國化的進程中，出現了不少由國人自己撰述的觀音信仰經典，這些經典被稱為“疑偽經”。如《高王觀世音經》、《觀世音十大愿經》、《觀世音生經》，《觀民音菩薩經往生凈土本緣經》、《觀世音懺悔除罪經》、《觀世音菩薩救苦經》、《觀世音所說行法經》、《以世音三昧經》等。同時，一批好事者還編造出有關觀音菩薩“靈驗”、“感應”的傳說故事，并結集刊行，在民間廣為流傳。如南北朝時期劉義慶的《宣驗記》、王琰的《冥祥記》、陸杲的《光觀世音應驗記》等。為了使人們相信觀音“靈驗”、每個故事中的主人公大多采用真實人物，把“應驗”事跡描述得栩栩如生。這樣一來，便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觀世音信仰奠定了基礎。

觀音信仰的傳播有兩種方式，一是借助有關經典宣傳義理，即文本傳播方式；二是利用藝術形象讓人膜拜，即圖像傳播方式。雖說兩種傳播方式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對不同層面的受眾來說，其中作用卻不盡相同。前者重理性，后者重感性。歷史地看，中國人向來不是一個善于抽象思維的民族，即便是許多文人士大夫熱衷佛教義理，也并非具有很強的思辨能力，大都以中國的思維模式去理解抽象的經義，即感悟和跳躍的解釋方式。而普通民眾對抽象教義多半是望而卻步，難以理解，甚至連什么宗教，什么流派均不加區分，逢廟便燒香，見神就叩拜。因此，直觀的圖像是更大眾化、通俗化的傳播方式，也易于為普通民眾所接受。自北魏以來的佛教石窟雕塑和壁畫，特別是由觀音信仰所生發出來的各種觀音圖像，受到普通民眾的頂禮膜拜。

佛教為了改變普通民眾不易理解抽象經義的狀況，自南北朝以來，開始采用“轉讀”（唱經）、“梵唄”（歌贊）、“唱導”（宣唱開導）等通俗宣傳佛教義理的方法，受到了普通民眾的喜愛。發展至唐代，佛教寺院又出現了通俗講唱經文的形式，即所謂“俗講”，也就是以佛經為依據，融入大量的佛教故事，講唱結合、生動有趣，很是吸引聽眾。其底本稱為“講經文”，如《法華經講經文》中就講述了觀音菩薩濟世救苦的故事。唐代流行的說唱體通俗文學“變文”，形式多為韻文與散文相結合，說唱時，一邊向聽眾展示“佛經變相”（圖繪的佛經故事），一邊說唱佛經故事內容，既生動又形象，更是廣為信眾所喜聞樂見。到了宋代，這種說唱體通俗文學又演變為“寶卷”，形式以7字句、10字句的韻文為主，輔以散文；題材內容也多取自佛經故事。北宋崇寧二年（1103）由普明禪師所作的《香山寶卷》，即是講述觀音菩薩修道度世的故事，對民間觀音信仰影響很大。其他還有《魚籃觀音寶卷》、《妙英寶卷》、《銷釋白衣觀音菩薩送嬰兒下生寶卷》等。這些寶卷對明代白蓮教、羅教、弘陽教、聞香教等民間秘密守教也有較大影響，多奉之為經典，信仰和崇拜觀音。

宋、元、明、清時代，觀音信仰的世俗化愈加濃烈，并深入到民俗文化中。把原本屬于印度佛教的觀音――改為中國本土的觀音，編造出妙莊王之第三女妙善公主為觀音化身的傳說故事，樹碑立傳。如北宋紹圣三年（1100），由蔣之奇編著的《汝州香山大悲成道傳碑》、元大德十年（1306）管道踐編著的《觀世音菩薩傳略》以及明清編著的演義小說《南海觀音全傳》、《觀世音魚籃記》、《香山記》、《海潮音》等，亦多以魚籃觀音、妙善公主成道事跡為主題，宣揚觀音信仰。

唐宋以后，民間口口相傳的各種觀音故事遍及中國城鄉，依據不同的地域和不同民族的習俗及民眾的愿望，觀音菩薩顯靈及化現、救助有所不同。或化現魚籃觀音，或化現馬郎婦，或化現妙善（又稱妙音、妙英等），或化現梵僧，泗州大圣等。清代《歷代神仙通載》中又將佛教觀音菩薩吸納為道教的“慈航真人”。其中在民間影響最廣的還是妙善公主的傳說。

隨著觀音信仰的廣泛傳播，各地建的觀音廟、觀音殿、觀音閣，以及以觀音命名的山、洞、土、樹、米、茶等也數不勝數。同時，民間又依據中國化的觀音菩薩傳記（特別是妙善公主事跡），衍化出每年農歷二月十九為觀音菩薩誕辰日，六月十九為觀音菩薩成道日，九月十九為觀音菩薩涅日（又有稱作“出家日”），并成為民俗活動中紀念觀音菩薩的節日，一直延續至今。其隆重和熱鬧，遠非一般民俗節慶可比擬。

觀音道場略述

所謂“道場”，源自于印度佛教之“菩提道場”（Bodhi-manda）。原指釋迦牟尼在菩提伽耶菩提樹下成道時所坐的金剛座處。《法華經?六如來神力品》又引申為：修行佛道所在的地方，不管該處有無廟宇，均稱為“道場”。《維摩詰經?菩薩品》又引申為：真心是道場，深心是道場，菩提心是道場，布施是道場，三明是道場，于一念間知一切法是道場。密宗修瑜伽行時，以先結界后建立本尊為道場，后來所謂的“道場”，即泛指修習佛法的寺院以及“慈悲道場”、“水陸道場”等法會。

觀音道場，即是指傳說中的觀音菩薩修行成道的場所，或指觀音菩薩顯靈化現之處（如化現妙善公主或某寺高僧等）。最早的觀音道場，在今印度南海東岸的巴波那桑山，古代印度稱為“補陀洛迦山”（意為小花樹山、海島山、光明山等）。佛教傳說為觀音菩薩的住處，據新譯《華嚴經》卷68頁載：此山由眾寶所形成，遍山花果樹林，泉流池沼，極為清凈。又據唐代玄奘、辯機合著的《大唐西域記》卷第十“秣羅矩吒國”說：“秣剌耶山東有布怛落迦山（即‘補陀落迦山’――引者注），山徑危險，巖谷欹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派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匝，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游舍。其有愿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為涂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愿。”

隨著觀音信仰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唐宋以來開始出現中國式的觀音道場。

中國最著名的觀音道場首推浙江普陀山，位于舟山群島之南的海島上，其名源于梵文Potala（補陀洛）。相傳唐代大中年間（847-860）有一印度僧人來此，自焚10指，發菩提心，親睹觀音菩薩現身說法，并授以七色寶石，遂傳此山為觀音菩薩應化圣地。后又傳說五代后梁貞明二年（916）日本僧人慧鍔曾于山西五臺山請得一尊觀音菩薩像，欲護持圣像乘船返國供養，當船行至舟山群島時，忽遇颶風駭浪，船止于普陀潮洞而不能前行。于是，只好在該地建寺供養，取名為“不肯去觀音院”。自此以后，山上寺院漸增，香客如織。南宋嘉定七年（1214），朝廷又規定此山主供觀音菩薩，遂成為觀音道場。因普陀山東南海面上有一小島叫“洛迦山”，故合稱為“普陀洛迦山”。此山與山西五臺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并稱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

近代僧人印光（1861-1940）在《印光法師文抄》中說：觀音“菩薩大慈大悲，普為法界眾生恃怙，由茲舉國人民，各皆信仰，故有家家觀世音之常談。其應化道場，固非一處，如陜西南五臺、大香山、浙江天竺山等。”的確，除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外，在漢地和藏區還有不少觀音道場，只不過名氣不如普陀山而已。

距陜西西安市30公里處的南五臺（因有清涼、文殊、舍身、靈應、觀音五峰而得名），其寺建于隋代仁壽年間（601-604）。傳說農歷六月十九在五臺峰頂建寺后，觀音菩薩顯形化去，留下了觀音道場。創建于唐代的河南汝州香山寺（在今河南寶豐縣城東約15公里的大小龍山之間），相傳為大悲觀音菩薩得道處。寺內存有北宋蔡京撰書的《大悲觀音菩薩得道證果史話碑》，記述了大悲觀音化現妙善公主在香山修道證果的事跡。北宋熙寧元年（1068）重建有大悲觀音塔，據說妙善公主的舍利葬于塔下。位于陜西耀縣城西北約15公里處的香山，寺院始建于前秦（350-394）。北宋敕建奇峰洞，建圣果院白雀寺。傳說的妙善公主事跡多在白雀寺，因而香山也算是觀音道場之一。山東長清泰山西北麓方山之陽有創建于北魏的靈巖寺，寺內有宋代鐫刻的“觀音道場”四個大字。福建廈門市五老峰下的南普陀寺，始建于唐代，初名“普照寺”，五代時釋清浩改建為“泗洲院”（因供春運同音菩薩化身泗洲大圣，故名），宋代重建復稱“普照寺”。清代靖海將軍重建時，因主供觀音像（如大雄寶殿的千手觀音像、大悲閣中的觀音坐像等），又位于浙江普陀山之南，故改稱為“南普陀寺”。云南昆明市區內的圓通寺，始建于唐代，初名“補陀羅寺”，元代重建，改名“圓通寺”。兩個寺名均與觀音信仰有關，加之南詔和大理國佛（稱為“阿叱力教”）特別崇奉觀音（南詔和大理國時稱“阿嵯耶觀音”），并在民間廣泛流傳有觀音化現梵僧服羅剎和授記細奴邏建南詔國的故事。至今在云南大理地區每逢農歷三月三的“觀音節”，熱鬧非凡。在昆明市滇池西岸的觀音山建于明代的觀音寺，殿內供有銅質觀音像一尊，也是觀音道場之一。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藏族民眾也極為崇拜觀音，民間流傳的藏族起源故事就是猴與巖觀音結合而成為藏族初民。藏傳佛教中有關觀音的傳說故事及其各種觀音造像甚多。

藏區的觀音道場最著名的是拉薩市西北馬布日山（紅山）上的布達拉宮，藏文“布達拉”po-ta-la源于梵文potalaak或pltalaka，因此，布達拉宮又稱“補怛洛迦宮”、“補陀洛迦宮”、“布怛羅廟”、“普陀宮”等。該宮始建于7世紀，由吐蕃贊普（國王）松贊干布為迎娶唐朝文成公主而首建宮室，后世屢經培修擴建。此后便成為各代達賴喇嘛的冬宮和坐床處，也是政教合一的統治中心。布達拉宮內供有佛、菩薩（包括觀音）像數以萬計（壁畫、唐卡、雕塑等），往來參拜者以觀音菩薩為最神圣之本尊，也把達賴喇嘛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