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班梁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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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漢書班梁列傳范文第1篇
大要言之， 中國 古代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不外三途：一是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二是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三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本文擬探討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先秦與西漢前期，“文學”一詞多有“文章博學”的含義；以之代指 文獻 典籍，則往往兼容經傳、子史、詩賦等文字寫作，與 現代 所謂“文學”的含義相去甚遠。反而是“文章”一詞，因其原為色彩錯雜、花紋斑斕的意思，便被人借以用來特指有文藻的文字寫作
[ ① ]
。
到了西漢中后期，尤其是東漢前期，當人們以“文章”與“儒學”、“儒雅”或“儒術”相對稱時，“文章”一詞就賦予了接近于現代所謂“文學”的含義，確立了獨立的意義。如班彪（ 3-54 ）曾上言曰：
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
[ ② ]班固（ 32-92 ）也記載道：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 以文章 顯。
[ ③ ] 按，中宗即漢宣帝劉詢（前 91-前49，前74-前49在位），其時是否已將文章與儒學別為二科，暫置不論。但是從上述兩條資料可以看出，最晚在班彪、班固生活的年代，即東漢前期，人們已常常明確地將“文章”與“儒學”（或“儒雅”、“儒術”）相對稱，這正是范曄（398-445 ）《后漢書》區分《文苑傳》與《儒林傳》的 歷史 依據。東漢前期“文章”已經獨立于“儒學”，這標志著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一個巨大的飛躍，表現出非常鮮明的文化分類與文類分辨意識
[ ④ ]
。
但是，東漢前期人們所說的“文章”，往往仍然涵括各種文采斐然的文字寫作，其內涵與外延仍與今人所說的“文學”有所差異。如《漢書》本傳稱揚雄（前 53-18 ）：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為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司馬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
[ ⑤ ]班固認為，揚雄希望“成名于后世”的“文章”，既包括《太玄》、《法言》、《訓纂》等經、子、史學術著作，也包括《州箴》、 《反離騷》、《廣騷》、《甘泉賦》、《羽獵賦》等文學作品。
而僅指后一意義的“文章”，亦即狹義的“文章”，東漢人習稱為“文辭”
[ ⑥ ]
。如《漢書·地理志下》記蜀地風俗，云：
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于世，鄉黨慕循其跡。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 ⑦ ]這里所謂“文辭”與“文章”上下互稱，皆指經、史、子著述之外的詩賦等文學作品，含有更為純粹的“文學”意義
[ ⑧ ]
。
上承東漢遺習，下染劉宋時風，范曄在《后漢書·文苑傳》中，往往用狹義的“文章”一詞，概指傳主詩、賦、銘等文體的作品。如云：“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
[ ⑨ ]
“（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即司馬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
[ ⑩ ]綰結而言，漢人所謂“文章”蓋有廣、狹二義，狹義的“文章”略近于今人所說的“文學”。但即使是狹義的“文章”，其中所包含的文體也仍然相當龐雜。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正是在這樣一種龐雜的文章體系之內生成的。 二、《詩賦略》與文體分類
中國古代在狹義的文章體系內對各種文體進行分類，肇始于西漢末年劉歆（？ -23 ）的目錄學著作《七略》。在《七略》中，《詩賦略》與《六藝略》、《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等相并列，著錄的是狹義的“文章”中最純粹的文學作品——詩與賦。據《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將所收著作分為五類，即：屈原賦類、陸賈賦類、荀卿賦類、雜賦類、歌詩類。在這里，既有賦與詩兩種文體的區別 [11] ，又有賦體中四種類型作品的類分。這種兩級分類的文體分類 方法 ，不僅為中國古代文體分類提供了基本的操作范型，也為中國古代文體分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由于班固《漢書·藝文志》引錄《七略》時，在每類之后刪除小序，我們已無法確知劉向父子將賦體分為四種類型的依據。但是依據賦體四種類型所著錄的作品加以推測，賦分四體應有其內在的形態依據。例如姚振 宗說：
按詩賦略，舊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賦，蓋以體分，四曰雜賦，五曰歌詩。其中頗有類乎總集，亦有似乎別集。 [12]
他認為，四賦的分類乃以文體的體制特征為標準，如屈原賦類“大抵皆楚騷之體”，陸賈賦類“大抵不盡為騷體”，荀卿賦類“大抵皆賦之纖小者”，雜賦類“大抵尤其纖小者” [13] 。劉師培（ 1884-1919 ）則主要從文體的表現方式著眼，說：
班《志》敘詩賦為五種，賦析四類。區析之故，班無明文，校讎之家，亦鮮討論。今觀“主客賦”十二家，皆為總集，萃眾作為一編，故姓氏未標。馀均別集。其區為三類者，蓋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緣情托興之作也，體兼比興，情為里而物為表；陸賈以下二十一家，均騁辭之作也，聚事徵材，旨詭而調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類情之作也，侔色揣聲，品物畢圖，舍文而從質。此古賦區別之大略也。 [14]
與之相類，章炳麟（ 1869-1936 ）也從表現方式著眼，對雜賦以外的三類賦的特征做了更為簡要的歸納，說：
《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 [15]
要之，《詩賦略》無論詩賦分體，還是賦分四類，都是以文體自身的形態特征作為分類標準的。雖然上述諸說皆為推測之論，但是無論《詩賦略》文體分類的義例如何，它畢竟是第一次在狹義的文章體系內對不同文體進行直接的分類。在這一意義上，《詩賦略》堪稱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的發端，在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學中具有首創意義。 三、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生成方式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在狹義的文章體系內類分與辨析文體，已經逐漸蔚為 時代 風氣，出現了一大批相關的論著。如曹丕（ 187-226）《典論·論文》、陸機（261-303）《文賦》、虞摯《文章流別論》、李充（生卒年不詳，約307-337在世）《翰林論》、任昉（460-508）《文章始》（一名《文章緣起》）、劉勰（466？-539？）《文心雕龍》、蕭統《文選》、顏之推（531-590 后）《顏氏家訓·文章》等，便是其中的犖犖大者。根據這些論著，我們可以概括出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生成方式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從分類對象來看，“泛文學觀”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得以滋生繁衍的沃壤。
如前所述，漢人所謂“文章”或“文”蓋有廣、狹二義，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仍是如此，這就形成一種“泛文學觀”（或稱“雜文學觀”）。人們普遍認為，文學并非單純的抒情、辭藻、音韻、修辭之學，而是一種源自宇宙之初，體現 自然 之道，旁及天地萬物，使天人相互溝通，使人倫達臻至善的精神文化現象 ：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 [16]
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俯貽則于來葉，仰觀象乎古人。 [17]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人）惟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18]
逮乎伏犠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 [19]
而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正是由無所不包的“人文”、“文籍”切入，具體化為賦、騷、詩等文體的分類。
正因為“文”或“文章”廣之足以容納所有的文字寫作的文本，狹之也可包含所有文學寫作的文本，因此，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就必然要求構建一個彈性的框架，可廣可狹，可伸可縮，以容納歷代不斷滋生繁衍的文體。于是，同一時代的人們對文體的分類往往迥然不同，如同在南朝蕭梁時期，蕭統《文選》分文體為 39類，劉勰《文心雕龍》分文體為34類，而任昉《文章始》（一名《文章緣起》）論及的文體竟至81類。同一部著作的文體分類也可以采取彈性的框架，如 《文心雕龍》在大體上分文體為 34 類之外，在《雜文》、《書記》兩篇中還附列了若干種紛呈雜出的“準文體”。以至于不同時代的文體分類更可以差異甚大， 以歷代總集的文體分類為例，如《文選》分文體為39 類 [20] ，《文苑英華》分為 39 類 [21] ，《唐文粹》分為 26 類 [22] ，《宋文鑒》分為 60類，《元文類》分為43類，《文章辨體》分為59 類 [23] ，《明文衡》分為 41類，《文體明辨》分為127 類 [24] ，《明文在》分為 46 類，如此等等。
第二，從分類實踐來看，“因文立體”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得以生成確立的基本路數。
與基于行為方式或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不同，文章體系內文體分類的生成更多地求助于文章自身的形態及其功能。易言之，在文章體系內，文章自身的形態及其功能成為文體分類的基本依據和標準。所謂“因文立體”，指的就是在文章體系內進行文體分類的具體操作實踐中，不是先設定文類的邏輯體系，然后對單篇文章進行“對號入座”式的歸類；而是相反，先有單篇文章的創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態或功能的相似性而得以合并歸類，并為之確立“類名”。在中國古代，“因文立體”地辨別區分文體類型，大致有兩種略有差異的生成方式。一種是古已有之的文體，后人仿其意而變其辭，乃至辭意皆變，從而生成某種文體類型。例如摯虞論頌體的生成，云：
昔班固為《安豐戴侯頌》，史岑為《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25]
自有《魯頌》之后，班固等人多有頌作，“與《魯頌》體意相類”，唯因“古今之變”而有“文辭之異”，這是頌的正體。至于揚雄《趙充國頌》、傅毅《顯宗頌》則“頌而似雅”，馬融《廣成頌》等又變而為賦，這是頌的變體。無論是正體還是變體，頌體無疑是延續《詩經》之“頌”，在文章體系內生成的文體類型。
“因文立體”地辨別區分文體類型還有 另一種生成方式，這就是 當一部具有典范性的文學作品問世以后，后世作家群起效法，不斷復制，從而形成一個形態略同、功能相似的篇章系列，于是一種特殊的文體類型便破土而出了。劉勰在《文心雕龍·雜文》中就曾指出：“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例如：
及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云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
《七發》在形態上具有“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的特征，在功能上具有“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的特征，成為前所未有的“獨拔而偉麗”的典范性作品。而“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曹植《七啟》、王粲《七釋》等等，紛至沓來，形成一個綿延不絕的篇章序列。“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瑰奇之服飾，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動魂識。雖始之以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 [26] 于是便七體這種文體類型便蔚為大觀了。
第三，從歸類 方法 來看，“異中求同”是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得以歸納類從的重要途徑。
曹丕《典論·論文》所說的“文本同而末異”
[27]
，精確地表達了 中國 古人的一種文體觀念：所有文體的本源和內質是相同的、一元的，由這相同的、一元的本源和內質，派生出功能各異、形態有別的各種文體。易言之，在終極的意義上，所有文體都來源于一個本體，即劉勰所謂“天地之心”；而文體之所以千姿百態，乃由于不同文體的展現形態及其功能千變萬化。因此，在對文體進行區分辨析、分體歸類時，中國古人不僅既關注其異，也關注其同，既在同中求異，也在異中求同。于是，“異中求同”便成為使紛繁復雜的眾多文體得以歸納類從的必由之途。中國古人對眾多文體的歸納類從，主要從文體的本源與文體的特征兩方面著眼。
就文體的本源而言，古人認為所有文體均可溯源于五經，或者說正是五經生成了眾多的文體。因此以五經為綱，眾多文體便可以同類相聚，形成不同的文類序列。如劉勰《文心雕龍·宗經》說：
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并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28]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也說：
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于《書》者也；序、述、論、議，生于《易》者也；歌、詠、賦、頌，生于《詩》者也；祭、祀、哀、誄，生于《禮》者也；書、奏、箴、銘，生于《春秋》者也。
劉勰與顏之推在文體的命名與歸類方面雖然多有差異，但以四類文體為一組，分別系之于《易》、《書》、《詩》、《禮》、《春秋》五經之下，形成井然有序的文類序列，這一本于“宗經”觀念的文體分類思想卻是一脈相承的。此后，如元人郝經（ 1223-1275）整理后漢文章，將58種文體分別納入“易部”、“書部”、“詩部”、“春秋部”四大類別中，認為：“昊天有四時，圣人有四經，為天地人物無窮之用。后世辭章，皆其波流余裔也。” [29] 明人黃佐 （ 1490-1566 ）編輯《六藝流別》， “采摭漢魏以下詩文，悉以六經統之” [30] ， 以為：“ 圣人刪述以垂世者，謂之經；后學傳習以修辭者，謂之藝。” [31] 凡此，都表現出由“宗經”觀念所派生的文體分類思想。 就文體的特征而言，古人力圖以不同的風格特征作為分類標準，將諸多文體歸納成若干種風格類別
[32]
。如曹丕《典論·論文》云：
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33]
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八種文體，每兩種風格相近，可以合為一“科”，于是便形成 四“科”八體的二級文體類目，而“雅”、“理”、“實”、“麗”等風格特征則成為分辨這四“科”的基本分類標準。在《文心雕龍·定勢》中，劉勰也從文體風格著眼，將諸多文體歸納為六大部類，說：
是以囊括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 [34]
劉勰認為，相似的文體風格是各部類文體的“本采”（亦即本色），它足以銓別不同部類的文體，使之“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用描述性的語詞指稱 時代 風格、文體風格、作家風格、作品風格、語言風格，這是中國古代文學風格學、 藝術 風格學的精義要旨。而曹丕、劉勰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們著力對不同的文體類型“異中求同”，使具有風格相似性的文體得以歸納類從，構成若干種不同的文類。
總之，“因文立體”是從文章到文體的歸納，“異中求同”進而是從文體到文類的歸納。經過這種由個別到一般、由具體到抽象的生成過程，中國古代文章體系內的文體分類便形成了一個既開放又有序的整體。
此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作家對文體分類的體式與原則、文體排序的規則與體例等，也進行了實踐的操作和 理論 的 總結 ，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文體分類學思想。關于這些 問題 ，我將另文加以論述。
2004 年10月22 日定稿
[ ① ]
如《史記·儒林傳序》引公孫弘言：“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詞深厚。”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21，頁3119。以下有關“文章”一詞的論述，參見興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學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論を中心に》，見其《中國の文學理論》（東京：筑摩書房，1988），頁9-17 。 [ ② ]
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40上《班彪傳》，頁1328 。 [ ③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58《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頁2634。又見褚少孫補《史記》卷112《平津侯主父列傳》引班固語，頁2964-2965。《后漢書》卷61《左雄傳·論》，亦以“儒學”與“文章”對稱，云：“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頁2042 ）。 [ ④ ]
參見郭英德：《〈后漢書〉列傳著錄文體考述》，載《文史》2002年第3輯，頁81-97。逯欽立認為，區別“文筆”與經、史、子等專門著述，始見于王充（27-約97）《論衡·超奇篇》，此后如魏聞人牟《魏敬侯碑陰文》（嚴可均輯《三國文》作《魏敬侯衛覬碑陰文》），《晉書》卷83《袁喬傳》等，皆將注解故訓與“文筆”分述。可知區別“文筆”與經、史、子等專門著述的文類分辨意識當起于東漢前期，成于東晉初年。《后漢書》所著錄的傳主著述情況，似即本于東漢史傳。見逯欽立：《說文筆》，逯欽立遺著、吳云整理：《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322-327 。 [ ⑤ ]
《漢書》，卷87《揚雄傳》，頁3583 。 [ ⑥ ]
按《史記》卷61《伯夷傳》：“余以所聞（許）由、（務）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索隱》按：“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書》之 文辭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頁 2122）然則在西漢時，“文辭”用以指廣義的文章，包括經典及注解訓詁之類。《史記》卷121《申公傳》：“ 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頁 3121
）亦可為證。 [ ⑦ ]
《漢書》，卷28《地理志下》，頁1645 。 [ ⑧ ]
類似的用例，又見《漢書·劉向傳》：“更生（按，指劉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 、張子僑等并進對，獻賦 頌 凡數十篇。”（卷 36 ，頁1928）《漢書·東方朔傳》：“（東方）朔之文辭，此二篇（按，指《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最善。”（卷65， 頁 2873 ） 《后漢書·崔瑗傳》：“瑗高于 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 卷 52 ，頁 1724 ）。郭紹虞說：“至于不指學術而帶有詞章的意義者，則稱為‘文章’或‘文辭’。”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上卷，頁42 。 [ ⑨ ]
后漢書班梁列傳范文第2篇
一、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給自足還是自給性生產？
經君健同志的《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聯系》一文［①a］，撇開以往經濟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說法，試圖從一個新的思路解決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這種理論上的“矛盾”。他認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是西歐中世紀早期以莊園制為主要內容的領主經濟的主要特點，至于以地主制經濟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封建制度，則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從總體上說來不存在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特點。應該說，經君健同志的這篇文章是有新意的。以往有的學者雖然也認為戰國秦漢以后自然經濟不占統治地位，但他們大都是從商品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認為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出現）引起自然經濟的瓦解來論述這個問題的。經君健同志認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根本不可能自給自足，因而也就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在他看來，中國商品經濟很早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但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關系產生、發展，就是因為這里的商品經濟與地主經濟相適應。
認為地主制經濟不具備實現自然經濟的條件，當然也就取消了我們一開頭所說的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統治與商品經濟發達的理論上的矛盾。但這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因為它帶來了一系列新的難以解釋的困惑。首先，既然地主制經濟從一開始就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而與自然經濟沒有必然的關系，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類型是不是就應定性為商品經濟？既然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完全適應，為什么秦漢以后歷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要一再提出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的思想和主張？其次，倘若說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從總體上說屬于商品經濟而不是自然經濟，為什么這種與地主經濟相適應的商品經濟一直未能促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再有，既然自然經濟從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一開始就不占統治（或主要）地位，1840年以后，阻礙近代中國資本主義關系發展的內部經濟因素，究竟是自然經濟還是商品經濟？這些問題，從理論上顯然都是不容易得到合理解釋的。
經君健同志的論文，用意是要破除按照歐洲中世紀的經濟模式來套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實際的教條主義。從方法論上說，這無疑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對“自然經濟”范疇的界定，卻完全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歐洲中世紀早期經濟生活某些特點的論述來加以概括，而沒有考慮這些特點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否也同樣存在，這就不免削弱了他立論的用意。經君健同志承認，馬克思并不曾給“自然經濟”范疇下過定義。他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把自然經濟的內容歸納為三點：一、經濟條件的全部或絕大部分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二、賴以建立的生產方式的條件，是要有作為農業副業的家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三、產品根本不進入或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較小的部分進入流通過程。在經君健同志看來，“‘自給自足’是這種獨立的封閉的經濟個體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點都是由此派生的”。也就是說，只有經濟單位的生產與消費在使用價值形態上保持平衡時，自然經濟才得以實現。他把這稱為“自然經濟平衡律”。
按照經君健同志所論述的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和必要條件來衡量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生活，當然得不出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的結論。但問題是，從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看來，能不能說“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最基本的特征？經君健同志在分析自然經濟必須具備的五個條件時，是以西歐中世紀早期的領主莊園為考察對象的。但我們知道，即使在西歐中世紀早期，完全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為數也不多，更不用說中期和晚期了。在領主莊園之外，歐洲中世紀還有許多分散的依附農民和自由農民，他們更不可能具備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的五個條件。這就是說，如果用經君健同志所說的“自然經濟平衡律”作為衡量的標準，則不僅中國地主制封建社會，就連西歐領主制封建社會恐怕也很難說是自然經濟占統治（或主要）地位。事實上，如果我們全面地考察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自然經濟的論述，就不難發現，他們更多地是強調經濟單位的生產或者是“為了生產者本身的直接消費”，或者是為了“封建領主的直接消費”［①b］。應該說，自給性生產才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是自給性的生產而后者是商品性的生產。我們可以認為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表現得最完整和純粹的形態，但不能把自然經濟歸結為自給自足。同樣是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以什么形式滿足本單位生活消費和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需要，可能表現出具體的差異，但這并不改變自然經濟的本質。
方行同志在《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一文中，認為小農經濟是一種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多層次結構，亦即有自給型、半自給型和交換型等不同生產類型的農戶。這個思路是正確的。但他一方面說：“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另方面又承認“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是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②b］這就不免使自己的理論前提陷入矛盾而難于自圓其說，因為“自給性生產”和“自給自足”畢竟是兩回事。
自給自足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經濟單位可以獨立實現本單位所需要的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生產。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在中國古代是存在過的。《鹽鐵論·水旱》說：“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淮南子·主術訓》說古代人君“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谷者，經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瓜，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上述材料雖說都帶有理想化的成份，但在春秋戰國以前，生活在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中的農民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而與市場很少發生聯系，大致是事實。
春秋戰國時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社會關系的巨大變動。原先作為基本經濟單位的家庭公社和農村公社瓦解了，各諸侯國普遍形成以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個體小農農村。鐵農具的推廣和牛耕的使用是個體小農經濟形成的物質基礎，而這些生產資料卻是大多數個體農民家庭無法自給自足的。許行及其門徒號稱自食其力，“必種粟而后食”。但是他們卻做不到“織布而后衣”，而且做飯的鍋甑和耕田的鐵農具都需要用粟去交換。原因很簡單，“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①c］從戰國到秦漢，無論是農民家庭或地主田莊，與市場都有不同程度的聯系。它們的生產和生活消費，都需要通過市場得到補償和調劑。但是經濟生活的這種變化，并沒有改變大多數經濟單位仍然從事自給性生產的性質，因而也就沒有改變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基本特點。在本文往后的敘述中，我們對此將作具體的說明。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都是反映經濟生活運行機制的特定范疇。在經濟史的研究中，需要應用經濟學的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說明問題，因為只有通過這種理論的抽象，才能深刻闡明經濟現象的本質。但是我們又要注意歷史現象是非常復雜的，不能簡單地用一些范疇、模式和原理來剪裁歷史。恩格斯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②c］按照這種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理解不能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歐洲中世紀歷史的一些論述出發，而應該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出發。自給性生產是自然經濟的本質，它并不排斥與市場的一定聯系，而是以后者為自己的補充，這就是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基本認識。轉貼于 二、“男耕女織”：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我們通常所說的封建自然經濟，主要也是就小農經濟而言的。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小農的生產能力并非一成不變，相互之間也不是完全沒有差別的。有條件生產較多剩余勞動產品的農民家庭，也就有可能從事部分的商品性生產。但對于大多數的小農來說，基本上都是從事自給性生產。在封建社會前期，尤其如此。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③c］能夠達到溫飽的小農家庭并不多，而即使是這樣的家庭，也仍然屬于自給性生產的類型。
小農的自給性生產，具體表現為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亦即“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這是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特色。歷史文獻談到小農的生計時，經常耕織并提。《淮南子·主術訓》：“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鹽鐵論·園池》：“夫男耕女織，天下之大業也。”農民男耕女織的勞動生產物，除供自己家庭消費之外，還要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有的農民家庭，由于男子在外做事，或要專心讀書，婦女也有從事田間勞動的。如劉邦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而平時鋤草一類的勞動則由呂后承擔。［①d］東漢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令鳳護雞”［②d］。但一般說來，男子總是農民家庭田間耕作的主要勞動力。還有的農民家庭由于某種特殊原因（如父家長死亡而子女幼小，或丈夫外出游學），婦女不得不單獨承擔維持家庭生計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婦女所從事的家庭手工業的產品，可能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要拿到市場上出售，用以換取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如樂羊子外出游學，思家返歸，其妻引刀以裂織相勸，“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③d］樂羊子之妻所以能夠獨力奉養婆母，還“遠饋羊子”，顯然靠出售家庭手工業產品維持一家生計。但這個例子對于廣大小農家庭來說，畢竟沒有代表性。相反，孟光嫁給梁鴻，“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其后夫妻“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④d］，倒是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家庭男耕女織以自給的實際情況。
正因為男耕女織是小農經濟的基本支柱，所以封建國家維護和扶植小農經濟的政策，著眼點往往也是加強和鞏固小農的耕織結合。商鞅變法獎勵“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⑤d］。秦始皇碣石刻石夸耀統一的秦帝國“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⑥d］而秦帝國的崩潰，恰恰是由于“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⑦d］，亦即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被拖入絕境的結果。西漢一些政論家在談到秦朝滅亡的原因時，大都要指出這個深刻的歷史教訓。［⑧d］漢代皇帝屢次下詔勸課農桑，甚至親耕籍田以供宗廟粢盛，皇后則親自蠶織以奉祭服，作為編戶齊民男耕女織的表率。當時的一些“循吏”，也都把勸課農桑當作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例如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于民間，勸以為善防奸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⑨d］。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木畦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⑩d］。王景為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①①d］。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①②d］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和壁畫，常見有男子扶犁和婦女采桑的圖像。山東、江蘇、四川等地的畫像石，還有普通的織機的圖像。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的這些材料，都說明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在封建經濟結構中的重要地位。
我們說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這并不等于說當時所有農民家庭的衣著都由家庭紡績業得到替換和補充。《漢書·食貨志》載李悝計算魏國農民的收入和支出，其中衣著費用是以貨幣計算的。可見早在戰國時代有些農民家庭已從市場購置衣服。秦漢時代當亦如此。農民衣著不可能全靠家庭生產自給，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桑麻的種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紡績技術的推廣則與各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有密切關系。前引《后漢書·循吏列傳》，茨充為桂陽太守“教民種植桑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說明在此之前，桂陽地區尚不知桑麻種植和紡織技術。同書《崔實列傳》載：“〔實〕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絍、綀缊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可見五原到東漢后期家庭紡績業才得以推廣。大體說來，關中、關東和巴蜀這三個基本農業區，家庭紡績業比較普遍，因而歷史文獻經常談到這些地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頗有桑麻之業”，“女工之業，覆衣天下”，等等。［①e］《后漢書·廉范列傳》載，“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褲。”說明成都家庭紡績業覆蓋面很廣。但即使在一些農業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也并非所有農民家庭都存在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東漢初年禁民二業，劉般上疏說：“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采以助口實。”［②e］可見家庭紡績業不能不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但上述這些情況，都不能否定男耕女織在全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漢武帝時，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武帝東封泰山，巡海上，“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③e］這樣大量的絲織品，都是廣大農民家庭手工業的產品。東漢末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下令“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④e］。如果說這還只是限于曹魏統治地區的話，那么西晉平吳實現全國統一之后，“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⑤e］，就足以說明從東漢后期到三國，家庭紡織業已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推廣，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也結合得更為緊密了。 三、小農的經濟狀況及其與市場的聯系
說小農經濟具有自給性質，并不意味著農民的勞動生產物在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全家生活消費之后就不可能有剩余了。小農的生產條件不同，經濟狀況和生活消費的水平也會有差別。西漢初年封建國家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不少農民家庭不但可以過上溫飽的生活，而且多少有些積蓄。《史記·平準書》說：“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稟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鹽鐵論·結和》也說，漢武帝即位之前，“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蓄，縣官余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但是農民經濟狀況的改善，并沒有改變他們自給性生產的性質。漢武帝即位以前，農民和市場的聯系一般說來是比較少的。《史記·律書》說：“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又《鹽鐵論·國疾》載賢良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樸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賢良所謂“往者”，即指武帝之前。他所說的“常民”，除了地主豪富之外，也包括一些比較殷實的農民。這一幅生活圖景，正是與市場較少聯系而自給程度較高的小農經濟的寫照。
漢武帝時期是西漢社會經濟由盛轉衰的時期。這個時期一方面由于社會財富的增長，出現了商品經濟繁榮的局面；另一方面隨著貧富分化的加深和封建國家賦稅徭役的加重，出現了大批農民破產外出流亡。有的學者從農民的“背本趨末”，得出了自然經濟已經解體的結論。我們很難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所謂農民“背本趨末”，并不能理解為農民都去從事商業活動，更不能認為他們已經從自給性生產轉為商品性生產。昭帝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師古注：“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①f］說明離鄉外出的農民，很多是從事暫時性的雇傭勞動。恩格斯在談到古代的雇傭勞動時說：“那時雇傭勞動是一種例外，一種副業，一種救急辦法，一種暫時措施。不時出去打短工的農業勞動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幾畝土地。”［②f］漢代許多外出庸作的農民，也具有這種性質。他們所從事的雇傭勞動，只是彌補生計不足的一種“暫時措施”和“副業”。一般說來，過一段時間以后還是要回鄉務農的。即使有些人從事只需少量資本的販運性商業，也都帶有暫時性和季節性的特點。他們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勞動，與其說他們是“背本趨末”，不如說是“以末補本”。有些從事販運性商業的農民，其實也是雇傭勞動者。居延漢簡所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責寇恩事”［③f］，就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例子。寇恩原是潁川昆陽市南里人，寄居居延，簡文稱他為“客民”。甲渠令史華商、尉史周育本當為鄣候粟君載魚去觻得出售，他們因故不能去，雇用寇恩與粟君的妻子同去，約定“載魚五千頭”，“賣魚沽出時行錢*[原字廿加廿]萬”。但是到了觻得之后，賣魚所得不足四十萬。寇恩把原來談好給他作為僦值的一頭黑公牛賣了，湊成*[原字廿加廿]二萬給了粟君妻子，尚欠八萬。回來后，寇恩以粟君雇他兒子捕魚應得的庸值相抵，認為粟君還應給他兒子庸值余谷六石一斗五升。可是粟君不給，反而向居延縣廷告寇恩負債。寇恩為粟君去觻得賣魚，帶有包銷的性質。但他并沒有能夠獲利，反而是把自己和兒子的工錢都賠了進去。這個事例，有助于我們了解漢代那些所謂“背本趨末”的農民的實際情況。
商品生產的基礎是社會分工。秦漢時代專門從事園圃業和畜牧業的農民基本上屬于商品性生產，因為他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交換。秦漢之際的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④f］。像召平這樣的種瓜專業戶，當然就屬于商品性生產的農戶。但是從事谷物種植業（這是農業生產的主體）的農民，情況就不一樣，他們生產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養家糊口。以種植谷物為生的廣大農民家庭，并不具備從事商品性生產的條件。即使有些農民家庭有可能把剩余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我們也不能把這些農民家庭列入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因為他們出售的剩余產品不但是很有限的，而且這種交換行為是不經常和非預定的。晁錯在談到農民生活的困苦時說：“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①g］農民為了應付水旱之災和封建賦斂，有時不得不把有限的剩余產品乃至一部分必要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他們的這種交換行為并非經常和預定的性質是十分明顯的。
秦漢時代廣大農民之所以只能從事自給性生產，而不能從事商品性生產，這是小農經濟低下的生產能力所決定的。戰國秦漢時代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由于土地豐度不同，加之當時畝制和量制都有大小之別，史書記載出入較大，要得出精確的估算有一定困難。以漢代而言，大致說來，平均一小畝可產粟2石，一大畝可產粟3石。［②g］耕種百畝（小畝）土地的農家，每年可收獲糧食200石左右。這個收入維持全家的生活是否還有剩余呢？不同經濟狀況的家庭，消費水平會有差別，但各個時代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存消費，大體上有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晁錯說：“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③g］從文獻記載和漢簡的有關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為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費。《鹽鐵論·散不足》說：“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汜勝之書》說：丁男丁女“歲食三十六石”粟。王充《論衡·祀義》說：“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崔實《政論》說，長吏及其奴從二人每月“食粟六斛”。這些記載都說明漢代成年勞力每月口糧大致需要谷三石。漢簡所載邊塞吏卒的廩食，每月基本上是粟“三石三斗三升少”［④g］，比上引一般勞力的口糧略高，這大概是因為邊塞吏卒勞動條件比較艱苦的緣故。漢簡還載有吏卒家庭成員每月的廩食標準，大女和子使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使女和子未使男“一石六斗六升大”，子未使女“一石一斗六升大”。邊塞戍卒在服役之前，基本上都是農民，封建國家供給戍卒家庭的食糧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普通農民家庭為保證生存和繁衍后代所必需的食糧消費量。根據上述材料，我們可以推算出漢代不同規模和結構的農民家庭為維持全家生活所必需的糧食月消費量和年消費量。一個父母妻子型的五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2．48石，年消費量為149．76石；如果有三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為13．32石，年消費量為159．84石。一個夫妻子型的四口之家，如果有兩個大男，兩個大女，其糧食月消費量為10．32石，年消費量為123．84石；如果有一個大男，兩個大女，一個使男，其糧食月消費量為9．48石，年消費量為113．76石。漢代農民家庭的飲食非常簡單，通常是“餅餌麥飯甘豆羹”，“園菜果蓏助米糧”。在估算農民家庭最低限度的飲食消費時，我們甚至可以不考慮菜蔬，但食鹽的費用則是不可缺少的。漢簡所載官府供應邊塞吏卒及其家屬的食鹽，基本上是每人每月三升。據此估算，四口之家每月需要食鹽12升，全年144升；五口之家每月食鹽15升，全年180升。農家食鹽要從市場購買。漢簡有關于粟價和鹽價的記載，假定鹽價每斗30錢，粟價每石100錢，四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4．32石，五口之家全年用鹽折糧5．4石。至于衣服費用，這是一個比較難于估算的項目，因為南方和北方需要的服裝不同，各種衣服耐穿的程度也不一樣。有手工業的家庭可以自己解決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員衣服的替換，而另外一些家庭的衣服則需要全部或部分從市場上購買。如果按照《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估算戰國時代農民家庭全年衣食費用約為1∶1．8的比例來測算，漢代五口之家一年的衣服費用相當于82石糧食，四口之家相當于68石糧食。這樣，我們大體上可以估算出漢代普通農民家庭所需最低限度的生活消費：有兩個大男的五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49石，食鹽折糧5．4石，衣服費用折糧82石，共需236．4石。有一個大男的四口之家，全年約需口糧114石，食鹽折糧4．32石，衣服費用折糧68石，共需186．32石。有了這樣一些參照數字，我們對于漢代小農家庭的生產能力究竟能有多少剩余產品用于交換，就可以作出比較接近實際的估計。每年收獲200石谷物的四口或五口之家，如果只計算口糧和食鹽消費，應有富余；但如果加上衣服費用，則只有很少剩余或入不敷出。而這還沒有扣除種子、農具等生產費用和封建國家賦稅的支出。可以想像，農民怎么可能經常有剩余產品投入市場出售呢？貢禹有田百三十畝，自稱“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元帝征召他為諫大夫，他不得不“賣田百畝以供車馬”。［①h］像貢禹這樣有130畝土地的農家，尚且不能保證全家溫飽，土地不滿百畝的農民就更可想而知了。事實上，漢代農民占有土地不足百畝的很多。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鄭里廩簿竹簡記載的25戶農民，占有土地的狀況多數是二、三十畝，最少的才八畝。其中占地最多的一家，是“戶人勝能田三人口五人”，也只有“田五十四畝”。［②h］以他家的情況來看，如果只靠土地收獲，沒有別的謀生之路，顯然也是無法度日的。
農業的副業是農民家庭的一項重要收入。農民種植谷物入不敷出，其生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副業來彌補的。這就決定了副業的性質基本上也是自給性生產。紡績業主要是為了供給家庭成員的衣著和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果蔬種植和牲畜飼養也是為了生活和生產消費的需要。黃霸、龔遂、茨充、崔實等人在郡太守任內勸民畜養雞豚、種植果蔬和養蠶紡績等，都屬于在農民中推廣自給性副業生產的性質，而談不到是商品生產。崔實《四民月令》說：八月“趣織縑帛，染彩色。擘絲治絮，制新浣故。及韋履賤，好豫買，以備冬寒。”反映了當時一般農民家庭手工業基本上是為了滿足自身衣著替換的需要。
我們說秦漢時代絕大多數農民的生產具有自給性質，而沒有從事商品生產，這并不排斥他們和市場保持著程度不同的聯系。把農民與市場有聯系，在市場上出售部分農副產品，與商品生產混為一談，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農民和市場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聯系，不外乎是由于如下的一些原因。
第一，小農家庭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并不完全具備維持再生產和滿足自身消費的必要生產條件。鐵農具和食鹽是農民家庭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但這兩項皆“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③h］。即使是衣著之類的消費品，如前所說，也并不是所有農民家庭都能自行生產的。
第二，封建國家的賦稅并不完全征收實物，漢代的算賦、口錢和更賦都需要用貨幣支付。農民為了繳納賦稅，不得不把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出售，換取貨幣。漢武帝置均輸官，對農民“釋其所有，責其所無”，也迫使農民不得不“賤賣貨物以便上求”［①i］。
第三，無地少地和生計艱難的貧苦農民，為了謀生，不得不長年或在農閑季節外出從事雇傭勞動。這部分靠庸作增加收入的農民家庭，大都要從市場上補充大部分或一部分生活資料。
總之，秦漢小農和市場的聯系，不論是出售商品或購進商品，在多數情況下都是出之生產和生活需要的一種不得已的交換，并不是為了牟利的目的而采取的經常的交換。也就是說，這是一種使用價值的交換，而不是價值的交換。價值規律對農民投入市場的產品雖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如“谷賤傷農”），但農民的生產品種和耕種面積并不會因此而有所變動。小農經濟的資源配置不受價值規律支配，說明農民和市場的聯系并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自然經濟屬性。 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有兩種經營方式，一種是把土地出租，另一種是自營田莊。這兩種經營方式既有自給性的生產，也有商品性的生產。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是秦漢時代農業中商品生產主要的經濟單位。
租佃制地主經濟并不是一個統一的經濟單位。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一般只管收租，并不干預租佃農民的生產過程。因此，租佃制地主經濟實際上包含了地主家庭和農民家庭兩個經濟單位。就租佃農民來說，他們交納的地租雖然是自己的剩余產品（有時也包括一部分必要產品），但他們生產這些產品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出售，而是為了租種土地這一必要的生產資料，因而這些產品并不具有商品的性質。租佃制的農民經濟，應該說和自耕農經濟一樣，基本上也屬于自然經濟類型。至于租佃制的地主經濟，情況就比較復雜一些。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一個擁有200畝（小畝）土地的地主，在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的全年收獲。假定這個地主每年地租收入有200石左右谷物，如果他沒有其他的經濟來源，這個地主家庭的生活消費只能相當于有100畝土地的自耕農家庭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多少剩余產品可以投入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地租只不過是從農民自給性生產的剩余產品轉變為地主家庭必要的生活消費品，租佃地主經濟顯然具有自然經濟的性質而非商品經濟。但是，地主地租收入的多少，取決于他出租土地的數量。漢代有些地主，占有的土地多達數百頃，甚至千頃以上。如有名的酷吏寧成，因犯法抵罪髡鉗，他回到家鄉后，“乃貰貸買陂田千余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②i］仲長統《昌言·損益》篇指出，“豪人貨殖，館舍布於于郡，田畝連于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這些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把土地出租之后，其地租收入就非常可觀了。一個擁有1000畝土地的地主，按照“見稅什五”的地租率，每年可收租谷1000—1500石左右。如果擁有100頃土地，則地租量可增加10倍。這樣大量的租谷，地主家庭當然不可能全部自己消費，而會投放市場換取巨額的貨幣，以便過上豪奢的生活，并且進一步擴大土地的占有。寧成把土地出租之后，幾年之間“致產數千金”［①j］。馬援在隴漢間役屬賓客田牧，“至有牛馬數千頭，谷數萬斛”［②j］。《昌言·理亂》篇說：“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馬。……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這些身兼地主和商人的“豪人”，他們投入市場流通的商品，有許多本來就是從租佃農民那里榨取來的剩余產品。這樣，地租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當地租量在滿足地主家庭的必要消費之后還有富余時，以谷物為主要形態的實物地租對于地主來說，已經不再只是具有使用價值，它還代表著一種交換價值。因此，租佃制的地主經濟也就不能再簡單歸結為自然經濟，而是在一定意義上帶有商品經濟的性質了。正是地租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誘使大土地所有者不斷擴大土地兼并和租佃制的經營。土地越多，意味著可以用來交換的地租量越大。這也是為什么漢代一些權家豪民熱衷于從封建國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轉手出租給貧民的原因。《鹽鐵論·園池》篇中的文學曾指出：“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
秦漢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有的屬于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經濟單位。如秦漢之際的宣曲任氏“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③j］。又如西漢末年的南陽著姓樊重，其田莊“波陂灌注，竹本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④］j］。不但規模很大，而且農、林、牧、副、漁生產俱備。《后漢書·樊宏列傳》說：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余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
樊家田莊不但“閉門成市”，“有求必給”，而且連制作日用器物所需的梓樹和漆樹，都在田莊之內種植。像這樣高度自給自足的田莊，比之歐洲中世紀一些自給自足的領主莊園可以說毫不遜色。但是樊重又是一位貨殖家，他不但從事商品生產，還兼營商業和放高利貸。秦漢時代像樊重那樣高度自給自足的地主田莊是很少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實行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地主田莊卻不少。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另一特色。它說明，不能把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理解成完全對立和相互排斥的兩種經濟類型，它們在實際生活中可以在同一經濟單位中并存，并且相互補充。
秦漢時代完全從事商品性生產的地主田莊，大多生產地區性的土特產。《史記·貨殖列傳》說：“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qiū①③；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谷物和姜韭不屬于土特產，但也必須土地肥沃又靠近城市，生產才有利可圖。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到談到上述這些從事商品生產的大土地所有者時，說他們是“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可見這些大土地所有者自己并不經營商業，其產品是由專門從事販運貿易的商人收購而投放市場的。而這也就意味著上述大土地所有者所經營的商品生產的規模及其獲得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商人對他們的產品收購的數量。由于多數農副產品容易腐壞和不易貯存，在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它們大多只能在地方小市場或附近的都市銷售，這不能不使得農副產品的商品生產受到很大限制。《史記·貨殖列傳》在談到“通邑大都”的商人每年出售的商品數量時，列舉了“千石”、“千鐘”、“千鈞”、“千足”、“千皮”等等。論者或據此認為當時商品的營業額很大，說明市場廣闊。其實，《貨殖列傳》的這段材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說明漢代市場的歷史實際，是很值得研究的。商品形態各種各樣，司馬遷一概以“千”計算其銷售量，這不過是形容其多而已。即使我們相信司馬遷的話有一定可信性，也需要再具體分析。就以《貨殖列傳》所說的“販谷糶千鐘”而論，一鐘六斛（石）四斗，千鐘6400石。大都市的商人一歲之中可出售如此數量的谷物，這個營業額可以說不小。但按照當時一般人每月需要口糧3石計算，6400石只相當于供應178人全年的口糧。這樣的供應量對于大都市的商人來說，就不見得很大。又《貨殖列傳》說，擁有“帶郭千畝畝鐘之田”的素封之家，其收入“與千戶侯等”。如此看來，大都市商人全年銷售的千鐘谷物，相當于一個素封之家千畝良田一年的糧食收入。有了上述這兩個參照數字，我們對于“販谷糶千鐘”所反映的商品銷售規模，就有可能作出比較實事求是的估計。其他一些商品的銷售，也有類似的情況。如一歲之中出售“鮐鮆千斤”，乍一看來數量也不少。但如對照前引居延漢簡所載寇恩一次長途販運賣魚5000頭，則大都市中的商人一年賣魚千斤，這個營業額也就不足稱道了。總之，對《貨殖列傳》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市場規模，不能望文生義而作過高的估計。 五、民間手工業與官府手工業的商品生產
與農桑并舉的家庭手工業不同，獨立的民間手工業的產品基本上是為了出售。不論是個體手工業者的手工作坊或是豪強大家的手工工場，都屬于商品生產的經濟單位。
與編戶齊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手工業，主要是釀造、紡織、煮鹽、冶鐵、鑄錢、制陶等業。其中，鹽鐵關系民生尤其重大。在封建國家實行壟斷經營之前，鹽鐵生產主要掌握在豪強大家手中。有些豪強的手工工場“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①k］，生產規模相當可觀。這些鹽鐵工場主大都兼營商品生產和銷售，亦即成為鹽鐵商。他們“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②k］，因而皆致巨富。但是鹽鐵商“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③k］，卻反映市場機制很不健全。《鹽鐵論·水旱》說：“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谷同賈。”這種不正常的現象，更說明價值規律的作用有限。個體手工業者的生產規模很小，其產品只能在地方小市場出售。《鹽鐵論·水旱》說，有些生產鐵農具的個體手工業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轉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賈，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這種在田間以貨易貨的交換方式，則顯然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
西漢中葉以后，“公卿大夫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①l］。消費觀念的變化，刺激了某些手工業商品生產的繁榮。以衣著而言，過去高級絲織品民間是很少服用的，而到了武帝、昭帝時期，“富者縟羅紈，中者素綈冰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煙之飾”［②l］。由于消費需求擴大，錦繡冰紈這類高級絲織品的生產有了較大發展。齊地、蜀郡和陳留郡的襄邑都以高級絲織品的生產而馳名。《論衡·程材》篇說：“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漢書·地理志》說，齊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左思《蜀都賦》描寫成都織錦生產的情況說：“圜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其他供統治階級和富人享受的奢侈品生產也很發達。但這類奢侈品生產的增加，并不足以反映整個社會商品生產的發展水平，因為它們畢竟不是廣大農民所能享用的。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在抨擊“女極纖微，工極技巧”的侈靡風氣時，就指出“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③l］。民間需要量最大的紡織品是縑布，而縑布的主要來源是與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
官手工業的產品大致有三類：一是供皇室和貴族享受的奢侈品，如東西織室和齊三服官生產的高級絲織品，各地工官生產的高級漆器、玉器、金銀器和銅器等。這類產品基本上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二是軍國之用需要的產品，如錢幣、士兵的武器和裝備、水利工程和皇家建筑工程和用品等。這類產品也不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三是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如食鹽、鐵農具、舟車、日用漆器和銅器、陶器等。這類產品是為出售而生產的商品。由于封建國家實行壟斷，官手工業的鹽鐵生產獲得巨大的發展。我們應該承認鹽鐵官營在某種程度上有保障人民供給的作用，但是這種體制也存在許多弊病。《鹽鐵論·水旱》載賢良說：“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原字石加堅]，善惡無所擇”。“鹽鐵賈貴，百姓不便。”“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征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賢良所說的這些弊病，在官營手工業中帶有普遍性。封建國家經營商品生產，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只要有利可圖，根本不考慮維護商品生產的經濟條件。官手工業的勞動者主要是征發來的農民。他們的勞動帶有封建勞役制的性質。由于被征發的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負責管理的官吏又不負責任，只求產品數量達到上面規定的指標，不考慮質量，因此成本很高而質量很差。產品賣不出去，官吏就強行配賣。凡此種種，都給人民帶來了許多不便和痛苦。昭帝時召開的鹽鐵會議上，雖然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的主張未被當政者采納，但王莽末年終于被迫廢除包括鹽鐵官營的六管之禁。東漢初年曾一度恢復鹽鐵官營的政策，而自和帝之后，就實行私營而由國家征稅了。鹽鐵官營這種商品生產之所以不能長期維持下去，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它完全違反價值規律。也可以說，它其實還帶有很深的自然經濟的烙印。
六、從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看封建經濟的特點
在討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問題時，不應當把某些經濟單位的經濟類型和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類型混為一談。
我們可以確認封建社會中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但不能據此就推論整個社會經濟結構都具有商品經濟的性質。同樣，肯定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自然經濟性質，也不必否定有些經濟單位具備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于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作絕對化和公式化的理解，因而不免在總體判斷上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
一般說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商品生產建立在對勞動者的超經濟強制的基礎上，因而不論某些生產部門商品經濟有多大發展，總免不了要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馬克思曾經指出：
自然經濟在任何一種依附農制（包括農奴制）的基礎上都占優勢，在帶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摻雜著依附農制關系或奴隸制關系）的基礎上，更是占優勢。
他還以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為例說：
奴隸制度，只要它在農業、制造業、航運業等等方面是生產勞動的統治形式（就像在希臘各發達國家和羅馬那樣），也保存著一個自然經濟的要素。奴隸市場本身是靠戰爭、海上掠奪等等才不斷得到勞動力這一商品的，而這種掠奪又不是以流通過程作為媒介，而是要通過直接的肉體強制，對別人的勞動力實行實物占有。［①m］
秦漢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雖然不同于古代希臘羅馬，但是剩余勞動的占有不是以交換為中介，而是以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統治和超經濟剝削為基礎則是一樣的。如上所述，秦漢官手工業（并非全部）和私營手工業是從事商品生產的部門，大土地所有者的自營田莊通常也從事商品生產。但是它們的直接生產者主要是奴隸、有人身依附關系的雇傭勞動者和被征發來的農民，因而這種商品生產同樣也保存著自然經濟的要素。更重要的是，農業是古代社會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秦漢農業中從事自給性生產的經濟單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以及一部分租佃制的地主經濟）占絕大多數，這就決定了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中占有統治地位。只不過這種自然經濟不但不排斥商品經濟，反而是和商品經濟結為一體。
秦漢時代商人資本活躍，這是人們容易得出自然經濟已經被商品經濟所取代的結論的重要根據。歷史文獻對于秦漢商人的活動確實有許多生動的描寫，如“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②m］；“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③m］；等等。我們從這些材料誠然可以看到當時商人資本的活躍，但又不能完全相信其中的夸張之詞。試設想一下，如果真是“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社會生產還有可能維持下去嗎？有的學者認為秦漢時代已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市場，這種說法很難成立。《史記·貨殖列傳》說，“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可見即使像洛陽、邯鄲這樣的都市，也只是區域性市場的中心。《鹽鐵論·通有》云：“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說明各地的土特產流通范圍有限。當時的民諺：“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④m］也反映了農副產品交換沒有越出區域性市場之外。漢武帝通西南夷，“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①n］。實行均輸法之前，各地所輸賦物運至京師時，“或不償其僦費”［②n］。為了供應京師官員和官奴婢的口糧，“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③n］。上述事實說明當時許多地區交通很不便利，甚至連封建國家需要的物資供應都遇到很大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談得到已經形成了全國性的統一市場呢？至于司馬遷所說的“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④n］，能不能說是形成了平均利潤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業主要是建立在賤買貴賣和欺詐性買賣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基于價值規律的正常利潤率的基礎上。秦漢時代的市場機制不健全，價值規律作用的范圍有限，前文已經有所論及。有的學者指出，《史記·貨殖列傳》所說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諺語，恰恰說明當時沒有形成支配整個社會經濟的平均利潤率，價值規律也不可能負擔起調節社會總勞動合理分配的任務，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⑤n］
商品生產不發達，商品交換的范圍有限，市場機制發育不成熟，歸根到底是由自然經濟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統治地位所決定的。這種情況與商人資本的活躍并不矛盾，因為“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⑥n］。商品經濟包含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幾個環節。一般說來，商品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經濟的正常繁榮必須建立在商品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而在秦漢時代，由于商人資本的活躍，卻帶動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商人資本得到獨立而優先發展的條件下，“正是商業使產品發展為商品，而不是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⑦n］他還說：“貨幣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夠對組織極不相同、按其內部結構主要仍然是從事使用價值生產的那些生產部門起中介作用。”［⑧n］秦漢社會的情況就是如此。如前所述，秦漢小農和一部分租佃地主的經濟本來都屬于自給性質，但是由于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的需要，他們不得不把一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換取貨幣。從一個農民家庭或一個地主家庭來說，這些產品的數量是很有限的，但在市場上集中起來，經過商人轉手出售的商品數量卻是相當可觀的。于是我們看到，盡管從事商品性生產的經濟單位數量并不多，但是活躍的商人資本卻源源不斷地把眾多的產品轉化為商品。眾多的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就形成了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結合不是一種簡單的并存關系，它不僅表現為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且表現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這兩種經濟運行形式能夠互補和互相制約。無論是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在自然經濟中都包含著商品經濟的成份；而在商品經濟中，又都帶有自然經濟的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是不完全的自然經濟，而其商品經濟則是不發達的商品經濟。之所以說自然經濟不完全，因為它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之所以說商品經濟不發達，因為商品生產不發達，市場發育不健全，價值規律所起的作用有很大局限。
了解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結合的這種特點，我們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現象就不難作出合理的解釋。由于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自給性生產的單位又與市場有或多或少的聯系，因而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品交換就比較發達，不像歐洲早期中世紀那樣，產品很少進入流通過程。但是，盡管中國封建社會從一開始商人資本就非常活躍，商業也相當繁榮，由于商品生產并沒有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并沒有瓦解自然經濟，反而是延長了自然經濟和封建生產方式的壽命。因為作為封建生產方式廣闊基礎的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可以通過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產品的交換，彌補生計不足，從而使男耕女織的自給性生產繼續維持下去。廣大農民的消費能力低下，對市場的需求有限，又無從刺激商品生產的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生產率得不到擴大和提高。這樣，封建經濟結構就得以長期延續下來。由于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土地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被視為最重要的財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成為人們治生的信條。商人的貨幣財富往往不是用于增加商品生產，而是用于擴大土地占有。農民因為對市場有所依賴，不得不在受地主和封建國家和剝削之外，再受商人的一層剝削。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民維持再生產的能力特別脆弱，與他們受三層剝削有關。還應指出的是，由于中國封建生產方式與商品經濟有天然的聯系，這就為封建國家掌握大量財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封建國家征收的賦稅既有實物，又有貨幣。地主經濟和農民經濟與市場的聯系，保證了貨幣的征收得以實現。封建國家把征收的實物投入市場，又可以換取大量貨幣。不僅如此，封建國家通過壟斷鹽、鐵、酒等與民生有密切關系的日用品的生產和銷售，又大大擴充了政府的財政收入。這就為封建國家機器的運轉（龐大的官僚隊伍的俸祿、士兵的給養等等）以及它內外職能的發揮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這些現象，都與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封建經濟結構有密切關系。 ①a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①b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9、430頁；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58頁。
②b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①c 《孟子·滕文公上》。
②c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5頁。
③c 《孟子·梁惠王上》。
①d 《史記·高祖本紀》。
②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③d 《后漢書·列女傳》。
④d 《后漢書·逸民列傳》。
⑤d 《史記·商君列傳》。
⑥d 《史記·秦始皇本紀》。
⑦d 《漢書·食貨志》。
⑧d 參看《漢書》《嚴助傳》、《主父偃傳》、《嚴安傳》、《伍被傳》。
⑨d 《漢書·循吏傳》。
⑩d 《漢書·循吏傳》。
①①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②d 《后漢書·循吏列傳》。
①e 參見《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
②e 《后漢書·劉般列傳》。
③e 《漢書·食貨志》。
④e 《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
⑤e 《晉書·食貨志》。
①f 《漢書·昭帝紀》。
②f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1頁。
③f 釋文見《文物》1978年第1期。
④f 《史記·蕭相國世家》。
①g 《漢書·食貨志》。
②g 參看寧可：《有關漢代農業生產的幾個數字》，《北京師院學報》1980年第3期；又林甘泉主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2編第4章。
③g 《漢書·食貨志》。
④g 漢簡所載吏卒的廩食，有每月粟“三石三斗三升少”、“三石二斗二升少”、“三石”，以及“二石”、“一石九斗三升少”等不同記載，而以“三石三斗三升少”記載最多，陳直先生曾指出“三石三斗三升少”是小石，“二石”是大石，見《居延漢簡研究》第23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h 《漢書·貢禹傳》。
②h 參看裘錫圭：《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墓出土簡牘考釋》，《文物》1974年第7期。
③h 《漢書·食貨志》。
①i 《鹽鐵論·本議》。
②i 《史記·酷吏列傳》。
①j 《史記·酷吏列傳》。
②j 《后漢書·馬援列傳》。
③j 《史記·貨殖列傳》。
④j 《水經注》卷29《泚水注》。
①k 《鹽鐵論·復古》。
②k 《漢書·貨殖傳》。
③k 《鹽鐵論·禁耕》。
①l 《漢書·食貨志》。
②l 《鹽鐵論·散不足》。
③l 《鹽鐵論·散不足》。
①m 《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39頁。
②m 《史記·貨殖列傳》。
③m 王符：《潛夫論·浮侈篇》。
④m 《史記·貨殖列傳》。
①n 《漢書·司馬相如傳》。
②n 《漢書·食貨志》。
③n 《漢書·食貨志》。
④n 《史記·貨殖列傳》。
⑤n 參看葉茂：《傳統市場與市場經濟研究述評·封建地主制前期（以戰國秦漢為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⑥n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6頁。
后漢書班梁列傳范文第3篇
[關鍵詞]春秋時期；吳國；申氏；延陵氏；堂溪氏；族屬；世系；作家群體；事略
[中圖分類號]1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511X(2011)06-0061-03
春秋時期，隨著文化教育的漸次下移，下層貴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體逐漸由上層貴族擴大到士階層，甚至家臣、輿人、野人、筑者等社會下層人物也參與文學創作活動。但是，出身于世族的作家依然為文學創作的主體。本文主要考證吳申氏、延陵氏、堂溪氏族屬、世系暨有傳世文學作品的屈狐庸、公子札、公子夫概等三位作家事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春秋時期吳國世族作家群體與文學創作繁榮之基本狀況。一、申氏族屬、世系暨屈狐庸事略考
關于吳申氏(申公氏)之族屬與春秋時期之世系，宋?邵思《姓解》卷三、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十七真》并引漢?應劭《風俗通義》：“(申公氏，申公)巫臣之后。”唐?林寶《元和姓纂?十七真》：“申，……時有申公巫臣。”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十七真》；“申公，春秋時楚僭王號，其縣尹皆稱公。斗克，字子儀，謂之申公子儀。巫臣，字子靈，謂之申公巫臣。其后或以申公為氏。《風俗通》止言‘巫臣之后’，又日：‘漢太子傅申公。’誤矣。巫臣盡室奔晉，申公止姓申氏。”鄭樵《通志?氏族略二》：“申氏，……(申國)后為楚之邑，申公居之，又為申氏，是以邑為氏也。”則吳申氏(申公氏)為屈氏之別，出于屈巫臣(申公巫臣、子靈、邢伯)，春秋時期世系為：屈巫臣一屈狐庸。
關于屈狐庸其人，《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壽夢)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襄三十一年《左傳》杜《注》：“(屈)狐庸，巫臣之子也。”昭四年《左傳》杜《注》：“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昭十四年《左傳》杜《注》同。則屈狐庸，即成七年《左傳》、《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之“狐庸”，亦即昭四年、十四年《左傳》之“邢侯”，姓羋，本氏熊，別氏屈，又別氏申，名狐庸，屈巫臣(申公巫臣、子靈)之子，本楚人，徙居晉，壽夢二年(前584年)人吳為行人，十七年(前569年)為相(執政卿)，生卒年未詳(前584年一前542年在世)。其提出“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之說，倡導“守節”，熟知禮儀，諳習典籍，善于辭令，富有文才，為春秋后期吳國著名行人與貴族文士，傳世有《天啟德度論》(見襄三十一年《左傳》)一文。
二、延陵氏族屬、世系暨公子札事略考
關于吳延陵氏(州來氏)之族屬與春秋時期之世系，《禮記?檀弓下》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襄三十一年《左傳》杜《注》：“延州來，季札邑。”昭二十七年《左傳》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后復封州來，故日延州來。”《元和姓纂?二仙》：“延陵，吳王子季札居延陵，因氏焉。”“延州，吳季札封延州來，氏焉。”則吳延陵氏(州來氏)為公叔祖類(太公祖紺)之孫、古公直父(太王)次子、太伯句吳(泰伯)之弟仲雍(孰哉)后裔，出于去齊之孫、壽夢乘季子公子札(季札、延州來季子、季子、延陵季子)，春秋時期世系為：去齊一壽夢乘一公子札。
關于公子札其人，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孔子家語?正論解》載孔子日：“季子能以義正人。”嘲漢?劉安《淮南子?精神訓》：“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劉向《說苑?至公篇》：“(闔廬)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塒桓寬《鹽鐵論?論儒篇》、王充《論衡?書虛篇》說同。《漢書?東方朔傳》顏《注》引漢?應劭《漢書集解音義》：“(延陵)季子，吳人，故使為之。”《漢書?蕭望之傳》班氏自《注》、《資治通鑒?漢紀二十》胡三省《音注》并引《注》：“(延陵之皋)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于皋澤。”哀十年《左傳》杜《注》：“(延州來)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則公子札，即襄十四年《左傳》、《漢書?地理志下》、《后漢書?郡國志四》、《吳越春秋?吳太伯傳》之“季札”，亦即襄三十一年、昭二十七年、哀十年《左傳》之“延州來季子”，亦即襄三十一年、昭二十七年《左傳》之“季子”，亦即襄二十九年《轂梁傳》、《禮記?檀弓下》、《韓詩外傳》卷十、《淮南子?道應訓》、《法言?問神篇》、《史記?魯世家》、《衛世家》、《晉世家》、《鄭世家》、《趙世家》、《說苑?政理篇》、《至公篇》、《修文篇》、《新序?節士篇》、《漢書?東方朔列傳》、《孔子家語?正論解》、《曲禮?子貢問》之“延陵季子”，姓姬，別氏延陵、延州，名札，行次季，尊稱子，去齊之孫，壽夢乘季子，諸樊遏、余祭戴吳、夷末句余(余昧、夷昧)之弟，州于僚、公子蹶由、公子燭庸、公子掩余之兄，諸樊元年(前560年)攝行事當國，闔廬元年(前514年)隱居延陵，后又出仕，歷仕諸樊遏、余祭戴吳、夷末句余、州于僚、闔廬光、夫差三世六王凡七十六年(前560年-前485年)，生卒年未詳(前561年-前485年在世)。其提出“哀死事生以待天命”之說，倡導“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之論，主張“任政慎舉”、“為政以禮”、“務德以安民”、“惟仁是處”，素有賢名，精通音律，熟知典籍，尤諳習《詩》，善于辭令，富有文才，為春秋中后期吳國著名政治家與貴族文士，亦為現存文獻中第一個全面論《詩》者，傳世有《守節以義論》(見襄十四年《左傳》)、《任政慎舉論》、《(詩>論》、《無邑無政免于難論》、《為政以禮論》、《衛多君子論》、《樂以取禍論》、《政將在家論》(俱見襄二十九年《左傳》)、《惟仁是處論》(見《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哀死事生以待天命論》(見昭二十七年《左傳》)、《務德以安民論》(見哀十年《左傳》)諸文。
三、堂溪氏族屬、世系暨公子夫概事略考
關于楚堂溪氏之族屬與春秋時期之世系，定五年《左傳》：“九月，夫概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溪氏。”《史記?項羽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李泰《括地志》：“吳房縣本漢舊縣。孟康云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于此，為唐駱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日吳房。”《吳世家》張守節《正義》引李泰《括地志》：“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
應劭云：‘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封之于堂溪氏。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日吳房。”《元和姓纂?十一唐》：“棠溪，《左傳》，吳王闔間弟夫概王奔楚，為棠溪氏。《漢書》，棠溪惠，治《公羊》。”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十一唐》：“棠溪，其先周大夫食邑棠溪，謂之棠溪公。后地人于楚。故吳王之弟夫概王奔楚，為棠溪氏。其后字訛為‘唐溪氏’。”鄭樵《通志?氏族略三》：“棠溪氏，姬姓，吳王闔閭弟夫概王奔楚，為棠溪氏。其地在今蔡州遂平。漢有棠溪惠。”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卷下：“堂溪氏，吳夫概奔楚，封堂溪為氏。《韓子》、《列子》有堂溪公。”《資治通鑒?唐紀五十六》胡三省《音注》：“今吳房城棠溪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后，改為遂平縣。”則楚堂溪氏為公叔祖類(太公祖紺)之孫、古公直父(太王)次子、太伯句吳(泰伯)之弟仲雍(孰哉)后裔，出于壽夢乘之孫，夷末句余(夷昧)次子公子夫概(夫概王)，春秋時期世系為：壽夢乘一夷末句余一公子夫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