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邊塞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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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邊塞詩范文第1篇
透視了造成離怨色彩的詩歌傳統和寫作主客體兩方面人格心理的因素以及社會現實因素。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4.218
在唐代，邊塞戰爭帶來了唐代詩壇上一個蕩氣回腸的哀婉之音――邊塞詩的離怨色彩。
唐代邊塞詩的“離怨”色彩，其“離怨”色彩的涵義可以這樣認為，是指唐代邊塞詩傳承并發揚傳統邊塞詩“離怨”的情感基調，以描寫與邊塞有關的征夫、思婦的離愁閨怨情結，表達對自我或他人身世際遇的悲涼、凄婉之情，從而使邊塞詩呈現出的一種陰柔的美學風格。簡而言之，離怨指邊塞詩中征夫、思婦的離情與哀怨。
“離怨”色彩產生于唐代邊塞詩，是有其特定話語背景的。它有對傳統文化的承繼和對抒情主體因離別所造成的心里傷痛的表述，也有社會現實背景下寫作主客體人格精神的影響。
一、“離怨”色彩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文化底
蘊，即傳統詩歌以抒寫離情別怨見長的詩歌傳統
在詩歌中表現怨刺構成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抒情傳統和古代詩學理論的重要觀點。《論語？陽貨》中，孔子說道：“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1]這里的“怨”除諷刺內容外，更為重要的是怨恨、哀怨之意。《詩藪?內編》卷一指出：“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后世獨傳。”[2]這里所指“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無不包含有怨的情感內容。而在邊塞題材詩歌中“怨”的情感表現得更為豐富。楊林昕在《唐代邊塞詩流源小考》[3]一文指出：“征夫之恨、久戍不歸、思婦之怨，在《詩經》中也有反映，如《小雅?m杜》描寫征夫思婦的悲哀，《王風?君子于役》寫出了思婦對遠征之親人的懷念、牽掛、悵望、祈禱等復雜的思想情感。”而這種“怨”的表達，使這類題材的詩具有了更強的生命力，從而在以后詩歌發展史上，“怨”成了永恒的抒情主題之一。之后的《楚辭》中雖無邊塞題材的詩，然而“離怨”卻是《離騷》抒情的全部生命力所在。從秦漢之后，無論詩賦、民歌，離怨都是抒情的重要母題。
這一“離怨”的抒情傳統進入唐代，迎著唐代社會的大一統和高度繁盛，它便放射出了前代所未有的燦爛光芒。盡管如此，并不是說唐代邊塞詩完全拋開了前代的傳統，相反，它是緊緊依附于前代“離怨”的傳統。如僅從詩題及詩題下的抒情基調看，唐代具有“離怨”色彩的邊塞詩大多為沿襲前代的邊塞詩題，如《詩經》中有《君子于役》題，到漢展為邊塞題材的《從軍行》，再到唐代，《從軍行》便成了重要的邊塞詩題，而且其中頗多“離怨”之悲。大部分涉及邊塞詩創作的詩人幾乎都有《從軍行》的詩篇，如楊炯、崔融、駱賓王、喬知之、劉庭琦、賀朝、崔國輔、李昂、李頎、杜顏、劉長卿、顧況、姚合等等。而他們在此題下所表達的“離怨”之情便是承傳了前代詩歌“怨”的抒情傳統。另外，如《關山月》《隴頭水》《昭君怨》《出塞》《燕歌行》《胡笳曲》《入關》《搗衣詩》《鳴雁行》等詩題幾乎全部來源于傳統邊塞詩題，其中的抒情基調也在承傳前代，吟詠離愁閨怨。顯然，從詩題到詩題下所表達的“離怨”情結，唐代邊塞詩的“離怨”色彩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正因如此，唐代邊塞詩中產生“離怨”色
彩，從文化傳統角度看是一種必然，而且因唐代詩歌的高度繁榮。這一色彩無論在抒情功能上，還是在藝術表現上都遠遠超過了前代。
二、從寫作客體看，征夫、思婦生離死別的普遍心理創傷決定了邊塞詩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基調為“離怨”
這是“離怨”色彩產生的基本現實因素。唐代邊塞詩大多是詩人親歷邊塞而作，或從戎入幕，或送兵出塞，或與征人戍卒有過接觸。他們大多都對邊塞的人、事、情極為熟悉，因而對寫作客體能夠從人性的深處理解他們、同情他們，能夠以客觀的心理狀態用代言體的形式去描述、再現征人久戍不歸或思婦獨守空房的惆悵與彷徨，抒寫他們的生存困境。如“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人未還”（王昌齡《出塞》）“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李白《戰城南》）“羌敵無盡日，征戰幾時歸”（高適《薊門五首》之三）“佳人持錦字，無雁寄遼西”（崔道融《春閨二首》之一）等，無不是由征人思婦離別的傷痛所引發的怨恨與悲苦。另外，有些詩歌之中，寫作客體就是寫作主體自己。這些詩人大都有著親歷邊塞的經歷，飽嘗邊地之苦與離別之悲。而且，這類詩在邊塞詩中占了絕大部分。
引發抒情主人公內心“離怨”情結的具體地又有以下幾種因素：首先是由邊地惡劣的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征人的“離情閨怨”。如：“沙場三萬里，猛將五千兵。旌斷冰溪戍，笳吹鐵關城。陰云暮下雪，寒日晝無晶。直為懷恩苦，誰知邊塞情。”（喬知之《出塞》）盡管征戰的氣勢浩大，然而又有誰能抵擋這艱苦環境的困擾呢？面對這艱苦環境，別離的悲苦油然而生。
其次是由久戍難歸、生死未卜的恐懼所造成。如：“邊城十一月，雨雪亂霏霏。元戍號令嚴，人馬亦輕肥。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高適《薊門五首》之三）面對“羌胡無盡日”的現實，在征人內心便產生了一種生死未卜、久戍難歸的恐懼心理，又在這種心態之下，唯一的寄托便是對親人的思戀及所體現的強烈的“離怨”情結：“征戰幾時歸？”
再次是由邊將無能而難保和平的現實所引發的征人內心的憂慮所造成。如“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高適《燕歌行》）“戰敗仍樹勛，韓彭但空老”（劉長卿《從軍行六首》之五）等。將軍的腐敗無能牽動的不僅僅是征人對國家安全的關心，更牽動的是他們內心深處的“離別”之悲。
另外，思婦的哀怨是由對征人生命安全的無限關懷以及自身獨守空房、無法共度幸福生活的內心情感所造成。如：“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存如畫燭。”（張籍《征婦怨》）在這里，不僅是對征夫戰死疆場、自己獨守空房的怨與恨，更上升到對造成一家兩代生命悲劇現實的血淚控訴。
因此，從寫作客體看，唐代邊塞詩中“離怨”色彩的產生是在嚴酷社會現實背景下對自我生存與生命狀態的關懷而造成。
三、從寫作主體看，詩人自我期望充當理想的社會角色與這一角色的實現之間的矛盾導致詩人理想無法實現而產生的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從而以“離怨”為抒情媒介表達出來
在唐代，由于社會的大一統，國力強盛，從而在社會士民中掀起了“生當報國死”的熱潮。在這股潮流之下，尚武任俠與強烈的功名欲成了唐代詩人的普遍心態。而出塞征戰疆場不僅能實現殺敵報國的雄心壯志，同時從戎入幕也是進入仕途的很好途徑。在這種背景之下，造成了詩人人格理想的亢奮狀態，喊出“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日守筆硯”（岑參）“一朝棄筆硯，十年操矛戟”（崔融）等這樣高昂的口號，把從軍入幕而求仕途的渴望與征戰邊塞殺敵報國的豪情融合在一起。正如霍松林、傅紹良所說：“唐代詩人與唐代以前詩人相比，個性意識要強烈的多，他們不僅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而且還有著十分醒目的自我形象的塑造。”[4]顯然，他們所說的“社會責任感”是詩人的報國壯志，“自我形象”則在一定意義上是對功名的強烈欲求。然而，“在現實中要實現這兩點卻相當不易，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客觀因素往往對主體起著巨大的‘反實現’作用。盛唐詩人就是如此，他們幾乎個個都遇到了這樣或那樣的壓力，也造成了大大小小的失敗和挫折。胸懷大志的詩人們在追求其人生理想的過程中，飽嘗了失落之苦。”[5]正是在詩人自身的這一矛盾斗爭過程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把“離怨”作為其中一個抒情媒介或誘因來表達對社會現實及其造成的尷尬的個人境遇的強烈不滿。如“夜夜聞悲笳，征人起南望”（崔融《關山月》），由胡笳勾起的強烈的離愁別恨，只能在每天深夜發出遙遠無際的空嘆，同時又只能在“旅魂驚塞北，歸望斷河西。春風若可寄，暫為繞蘭閨”（崔融《塞上寄內》）的愁怨中安慰自己。
由此可見，從詩人創作的動機看，“離怨”色彩之所以出現于唐代邊塞詩中，是由于詩人對自我生存境遇的不滿，并用“離怨”這一媒介或誘因表現出來。
參考文獻：
[1]（宋）朱熹集注.四書五經?論語卷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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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霍松林，傅紹良.盛唐文學的文化透視[M].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29.
唐代邊塞詩范文第2篇
作者簡介：張一羚(2000-)，女，滿族，遼寧義縣人，遼寧省錦州市義縣高級中學高三17班在讀。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30-093-01
邊塞詩人的“豪放”解讀需要從全方位進行。就目前的邊塞詩分析來看，其題材、情懷以及使用意象等都具有較強的統一性，所以在具體分析邊塞詩人的“豪放”時，也要從這些方面入手進行詳細的探討。
一、題材上的“豪放”
邊塞詩人的“豪放”首先體現在其詩詞的題材上。就目前的總結分析來看，邊塞詩人的題材“豪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對邊關的戰爭進行描述。沙場戰爭本就是豪氣干云的行動，而邊塞詩人在自我“豪放”表達的時候，往往會使用到戰爭題材，比如“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再比如“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這些典型的邊塞詩以戰爭為題材，將場景擴大，由此來表現豪放。第二是對邊關將士生活場景進行描寫。邊關將士常年在外，對家鄉有著深深的思念，但是他們為國而戰的“情”將這份思念壓下，每每在一些特殊的時刻，這些情緒會表現得異常濃烈，而邊塞詩人的“豪放”，就是通過這種情緒來表現的，比如“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再比如“夜戰桑乾北，秦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寒衣。”第三是對邊關塞外的壯麗風景進行描述。邊關雖苦寒，但是風景卻有壯闊之美，所以邊塞詩人常借邊關壯麗的風景進行自我“豪放”的表達，比如“燕山雪花大如席”，比如“雨雪紛紛連大漠”，再比如“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等等，這些內容大都為邊關特有，所以是邊塞詩的重要題材。
二、情感上的“豪放”
邊塞詩人的“豪放”不僅體現在其作品的題材上，還體現在作品情感上。就目前的邊塞詩人情感分析來看，其情感表達主要有三種：第一是殺敵保國的決心，而這種決心本身就帶有“豪放”的意味，所以在表達決心的時候，“豪放”的情感異常的濃烈。比如上文提到的“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就是一種攻破敵人大本營的決心體現，而此決心透著濃濃的豪放之意。再比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也是一種沙場決心的體現。第二種是突破了離別情的期期艾艾，將這種情緒轉化為積極的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適的“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第三種是對邊塞風光的喜愛，由此體現出來的壯志豪情以及對祖國的大愛。比如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再比如岑參的“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些景物都是邊關特有，通過景物描摹，體現的不僅僅是愛好景物的一種心情，更是對祖國壯麗山河的熱愛。
三、意象上的“豪放”
邊塞詩人的“豪放表達”，除去題材和情感，在意象上也表現得十分強烈。就目前的分析總結來看，邊塞詩人在意象選取的時候有兩個非常明顯的特色：第一是會選取范圍面比較大的意象，比如黃沙、城池、云海以及朔風、大雪等等。舉個簡單的例子，在王之渙的《涼州詞》當中這樣寫道“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本來城池是比較大的意象，這里用“一片”和“孤”對其進行修飾，使其與“萬仞山”形成鮮明的對比，而這種對比，將邊關特有的田地浩大的感覺體現了出來，所以說整首詩從意象上將格局和場景進行了放大，情緒表現也更加的豪邁了。再比如岑參的“瀚海闌桿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這里的“瀚海”、“百丈”、“萬里”均給人一種浩大的感覺。第二是在邊塞詩人的“豪放”表達中，他們會選取一些具有邊關特色的意象，而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某種特殊的意義。比如“馬”。在邊塞詩中，“馬”是比較常見的意象，這種意象本身具有積極向上的意義，尤其是將其放于戰爭場景，更有殺伐的意味，所以在邊塞詩中，詩人常借“馬”表達“豪放”。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再比如“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些詩中的“馬”，其形象和詩人情感是相吻合的。
結束語：
邊塞詩在我國的傳統詩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積極地進行其“豪放”的解讀，更有利于學生把握邊塞詩的情感。從邊塞詩人的角度分析來看，其“豪放”的表達具有相對的固定性，因此對這些固定的內容進行解釋和分析，邊塞詩的理解會更加的深刻。
參考文獻：
[1]雷鳴.唐代邊塞詩的文學地理學分析[J].語文建設,2014,20:55-56.
唐代邊塞詩范文第3篇
一、塞下秋來風景異――辨析意象識詩意
邊塞詩大多有比較明顯的“邊塞味”。首先其標題往往有“行”、“軍”“征人”“塞”“戍”等與軍旅有關的字眼。其次，邊塞詩中的意象多反映邊地風貌與軍旅生活。自然景觀諸如黃沙、白云、冰川、秋月、雪山、大漠、孤城、邊關等，地理名諸如塞外、雁門、漠北、玉門關、黃河、陰山、樓蘭、西山等，戰事器具諸如金鼓、旌旗、烽火、刁斗、羌笛、胡笳、琵琶等，人物諸如戍卒、將帥、胡人、單于，樂曲諸如表離情別愁的《梅花落》《折楊柳》《關山月》《行路難》《陽關三疊》等。所謂雄劍羽書戰事緊，號角寶刀殺敵切。旌旗響箭戰場烈，琵琶美酒勝利還。萬里平沙征戰苦，朔風蓬蒿白骨亂。關山隴月人不歸，鴻雁秋風肝腸斷。詩人要么直接描寫，直言邊塞風光的奇異或征戰環境之惡劣；要么借景抒情，用壯闊蒼涼、雄渾高昂的邊塞之景抒發保家衛國的壯志豪情；要么借“邊月朔風、羌笛蘆管”，極言邊疆將士的思家之苦等等，鑒賞時須注意景與情的聯系。
二、邊塞詩魂永不散――主旨集中探詩情
邊塞詩常或多或少都染上詩人的個人色彩和打上時代的烙印，因此詩人的生活遭遇或時代背景等常常是解讀詩情的突破口。詩人的個人遭遇常常在所給詩歌的“【注釋】”中會有所暗示，或年少從軍，或欲求功隨軍，或遭貶隨軍，或戍邊日久等。至于邊塞詩的時代特點，又與國運相關：初唐邊塞流露的多是“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從軍熱情，盛唐邊塞詩充溢的多是“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進取精神，中唐邊塞透露的多是“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的厭戰情緒，晚唐邊塞詩充滿的多是“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反戰呼聲，宋朝邊塞詩詞雖也有豪壯悲憤之情，但更多的是“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惆悵與遺憾，或是因為戰敗太多，或是因為邊塞苦寒，所以其邊塞詩詞的意象、色彩、所聞、所見、所感，無不給人一種凄涼、衰颯的清冷之感。但無論什么樣的生活遭遇，在任何時代，邊塞詩所抒發的情感總體上表現為如下：
（一）保家衛國、建立功名的壯志豪情
或表現“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從軍熱情；或抒寫馳騁疆場的豐功偉績；或謳歌不惜為國捐軀的英雄氣概。
（二）奮勇殺敵、英勇無畏的英雄氣概
或描寫戰爭的激烈，表現將士勇敢頑強的英雄氣魄；或描寫投劍從征，表現將士視死如歸的勇氣與大無畏的精神；或描邊塞環境的惡劣，表現將士不畏艱險的犧牲精神。
（三）雄奇瑰麗、奇異蒼涼的邊塞風光
如大漠戈壁、邊塞蕭關、冰川雪峰等，這些邊塞風景，常常充滿一種蒼涼雄壯的基調。如高適的《金城北樓》“北樓西望滿晴空，積水連山勝畫中。湍上急流聲若箭，城頭殘月勢如弓。”作者入夜登樓遠眺，城頭殘月如弓，黃河水聲若急箭，讓人依稀感受到邊塞風光的蒼涼雄壯。
（四）征人思鄉、閨婦盼歸的兩地情愁
或表現邊塞將士久戍思鄉的精神痛苦，揭示愛國與思鄉的矛盾；或極寫邊地環境的惡劣與從軍生活的艱苦，透出無法排遣的鄉愁；或寫戍邊生活的單調無聊，表達歸家的期望等。如李益的《夜上受降城聞笛》“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寒冷的邊關，月色如霜，寒沙似雪。在這萬籟俱寂的靜夜里，夜風送來了凄涼幽怨的蘆笛聲，喚起了征人思鄉之情。
（五）凄苦哀怨的怨戰情緒與反戰思考
或表現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反對窮兵黷武的政策；或極寫戰事之慘烈，控訴邊將的無能，朝廷的用人不當；或諷刺帝王的好大喜功，引發對戰爭的思考。（《古從軍行》李頎 ）
三、撥開浮云終見日――品析內容辨手法
詩作的內容與主旨決定所用的手法。所以，對邊塞詩藝術手法的分析，首先要充分讀懂詩意；其次，針對邊塞詩的特點，也得掌握一些常用的手法。
（一）要掌握一些基本手法，如夸張、對比、用典等
如李益《塞下曲》“伏波惟愿裹尸還，定遠何須生入關。莫遣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第一句用馬援屢立戰功，被封為伏波將軍的故事。第二句用班超投筆從戎，封定遠侯的故事。第三句用古代晉人與姜戎敗秦的故事。第四句用唐初薛仁貴西征突厥的故事。全詩用典，謳歌了將士們激昂慷慨、視死如歸、堅決消滅來犯之敵的英雄氣概和勇于犧牲的精神。
（二）要有側重地分析其技法。邊塞詩有的側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的著力于意境的營造與情感的抒發
1.側重于表現人物形象的，常用側面烘托、動作肖像描寫，細節描寫等手法。例如王維的《觀獵》“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云平。”首句用風呼，弦鳴，側面烘托將軍的臂力強、箭法高。尾句“千里暮云平”寫景作結，借自然環境的變化，烘托將軍狩獵的氣勢與驍勇英姿。
唐代邊塞詩范文第4篇
正是具備了這種海納百川的雍容氣度、自由昂揚的精神風貌，唐詩才能夠如此五彩繽紛、百芳綻放。不僅綻放于江南水鄉，也回響在長城內外：尤其令人驚喜的是其旺盛的生命力，它在神州邊塞疆域的傳唱，綻放出一朵碩大的詩苑奇葩――邊塞詩。盛唐邊塞詩歌創作的繁榮無疑詮釋著“盛唐氣象”，而連接二者的紐帶之中有一條甚為醒目，即絲綢之路。絲綢之路這一交通動脈經過漢代以來的不斷拓展，時至盛唐呈現出了空前繁榮的景觀。由洛陽、長安經西域通往中亞、西亞、南亞乃至歐洲、北非的這條道路，使得“盛唐氣象”在空間上獲得了絕佳的詮釋。
絲綢之路的繁榮不僅體現出大唐帝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強盛，同時還呼喚了唐代知識分子的激情、熱情與希望。可以推測，唐代行走于絲路的詩人當有不少，揮毫于絲路的詩作亦當可觀，但不幸的是詩人已不能一一考索，詩作也無法篇篇流傳。然而萬幸的是，有一位邊塞詩人的詩名、詩作流傳了下來。他不止一次的西域行旅所留下的串串腳印早已被大漠風沙掩蓋，但其創作的詩篇卻像一個個音符，伴隨著瀚海駝鈴，順著絲路般的五線譜而響徹至今，他的絲路之作足以唱響“盛唐氣象”中的邊塞之歌。他，就是邊塞詩人――岑參。邊塞詩篇的壯麗譜寫，無疑成就了岑參作為盛唐著名詩人的詩名：然而兩次出塞深入西北邊陲的經歷，更成為岑參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壯舉。
岑參（715―770），出生于江陵（今湖北荊州。他的曾祖父岑文本、伯祖父岑長倩、堂伯父岑羲在唐朝都曾官至宰相，他的父親岑植也仕至刺史。盡管岑參《感舊賦》曾不無自豪地說：“參，相門子……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但這些于他而言都是昔日的美談。岑參幼年喪父，家道中落，憑借自己的刻苦努力，于唐玄宗天寶三載登進士第，被授予右內率府兵曹參軍一職。他與高適等盛唐的大多數文人一樣，都熱衷于進取功名，具有熱切的入世精神
建立赫赫功業、博取富貴功名是盛唐士人的普遍心理，而入幕邊疆塞垣也正是當日文人選取的途徑之一
與岑參齊名的邊塞詩人高適就由入幕邊庭而位至候爵，但文士入幕且仕途暢達如高適者卻數不出幾人來
然而，理想總是要有的，岑參同樣懷揣著如此理想，策馬西行岑參一生共有兩次西域行旅經歷，首次為唐玄宗天寶八載至天寶十載夏的安西之行，第二次為唐玄宗天寶十三載夏到唐肅宗至德二載夏的北庭之行，后一次西行時間相對較長
在岑參現存的400余首詩歌中，兩次西域之行的絲路之作約78首第一次34首，第二次44首約占其全部詩作的20%，也正是這20%的詩篇成就了他的邊塞詩名
相較于第二次西行，岑參的首次行旅及相關創作似并未引起時人多少注意，且詩歌創作數量、創新水平都不及第二次，但是僅根據這34首詩，我們足以清晰還原其西旅軌跡
唐玄宗天寶八載，岑參由右內率府兵曹參右威衛錄事參軍，赴安西都護府高仙芝幕掌書記，開始了其人生首次的西域之行
安西都護府始置于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舊址在今吐魯番以西的交河古城
高宗顯慶三年五月移安西府于龜茲國，以舊安西府為西州，龜茲即今新疆庫車
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中說：“安西都護府（今庫車）則唐代前期中央政府控制西域之總部其間晾州至安西都護府相去5000里，有通道達，為唐代西通西域中亞之交通孔道，亦唐代前期控制西域中亞之工具也故此道允為當時國際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線，全程皆置驛……其間（長安至安西都護府）行程7000里，急行一月可達”長安到安西包括絲綢之路東、中段，岑參首次絲路之行就是這一路線
詩人經咸陽一路向西，“一驛復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成陽，暮到隴山頭”（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朝發咸陽，暮至隴山，驛站數量之多、驛騎速度之快，可以想象盛唐交通的發達
隴頭分水嶺上有“分水驛”，岑參有感傷行役之作《經隴頭分水》，借眼前之隴水寫羈旅之愁腸
過隴水，經渭州而目睹“渭水東流去”（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川），一路西向的他又一次萌生思鄉之情《題金城臨河驛樓》作于金城，即今甘肅蘭州，乃絲路重鎮之一由金城西北進入河西走廊，“燕支山西酒泉道”（《過燕支寄杜位），“燕支山”即焉支山，在今張掖山丹縣過了此山則西為酒泉，再向西就是敦煌，岑參有《敦煌太守歌》出敦煌，詩人有《日沒賀延磧作》等詩作，“賀延磧”指莫賀延磧，是伊州境內的大漠，延袤2000里，水草不生，所以有“平沙萬里絕人煙”（《磧中作）的描繪經過大漠后，“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 （《經火山），“蒲昌”為今新疆鄯善，唐時為西州所轄，火山高聳蒲昌之東經火山向西，岑參有《銀山磧西館》、《題鐵門關樓》、《宿鐵關西館》、《安西館中思長安》等詩作，可見繼銀山磧、鐵門關后，岑參終于抵達安西
“家在日出處，朝來起東風”（《安西館中思長安》），由“東風”推測岑參到達安西時，已是天寶九載的春天之后，詩人又有焉耆之行（≤早發焉耆懷終南別業）、陽關之行“二年領公事，兩度過陽關”（《寄宇文判官》）、玉門關之行“玉關西望堪腸斷，況復明朝是歲除”（《玉關寄長安李主簿》），由“二年”、“歲除”推測岑參以上詩作當系于天寶九載歲末“苜蓿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題苜蓿峰寄家人》），根據岑參行跡，“立春”上接“歲除”，時間應該到了天寶十載，春的東歸途中
暮春返程至武威作有《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河西春暮憶秦中》、《登涼州尹臺寺》等詩岑參留武威時間較長，由《武威送劉判官赴磧西行軍》中“五月”可見其滯留到當年夏季，六月到達臨洮時有《臨洮龍興寺玄上人院同詠青木香叢》 《臨洮客舍留別祁四》等詩至此，岑參人生中的首次西域行旅宣告結束，但是其絲路之作的深遠影響才剛露端倪在流傳至今的唐代2000余詩人的近5萬首詩歌中，唯有在岑參筆下將絲路之行完整再現，這是岑參之幸，也是唐詩之幸！
“三年絕鄉信” 《臨洮客舍留別祁四》，岑參初使西域為幕僚前后近三年時間，其絲路之作反映出的行經之處與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中所敘述的唐代長安通往西域的大道完全相符，即“岑參由長安逾隴坂、大震關、分水驛，經渭州、臨州、蘭州，至涼州，又經肅州、玉門關，渡莫賀延磧至西州，亦曾到沙州；西州又西經銀山、焉耆、鐵門關，至安西”。這正是唐代絲綢之路中道的東段。
安西之行，一路陪伴岑參的唯有日月。“月”在詩人筆下共出現八次，這一自然意象不僅記錄著詩人的絲路行跡，也是其心路歷程的符號與象征，如隴山“山口月”、敦煌“城頭月”、涼州“城頭月”、武威“邊城月”、輪臺月、關西月、故園月，無一不折射出岑參的思鄉情懷。不僅是月，“日”亦被賦予這一含義。尤其是岑參初赴西域時，他筆下的“日”往往與長安故鄉聯系在一起，“長安遙在日光邊” 《燕支寄杜位》，“家在日出處，朝來起東風”（《安西館中思長安》），“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 《憶長安曲二章寄龐》，長安即故鄉所在，由情及物，物也被賦予人情。
西旅所經不僅僅是山川河流，越向西，更多的展現在眼前的是戈壁大漠。岑參首次西行第一首詩便開始了對大漠的描寫，“十日過沙磧”《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可見其廣袤，尤其當詩人出敦煌親歷莫賀延磧時，無垠的大漠令人絕望，乃至發出“悔向萬里來”《日沒賀延磧作》的感嘆。作為萬里沙磧的標志性植被，“白草”在岑參絲路之作中多次出現，然而詩中“白草”并非只作為沙磧大漠的代名詞，“北風吹沙卷白草”《過燕支寄杜位》，“白草胡沙寒颯颯”《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蜒歌》：白草在詩人筆下還巧妙地表現出另一重含義，即沙磧的廣袤：“白草磨天涯”《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正是在岑參筆下，“白草”成為邊塞詩特有的意象。“白草”、“白雪”似乎為西域染上一層神秘的色彩，然而岑參筆下的“梨花”又為這神秘增添了幾分生機。“梨花”在詩人筆下共出現三次，前兩次均為實寫：“邊城細草出，客館梨花飛” 《河西春暮憶秦中》，“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開”《澄涼州尹臺寺》，這兩首詩皆作于第一次西行途中：第三次寫“梨花”為虛寫，“忽然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以梨花的繁喻雪花的盛，設喻奇妙歷來為后人所稱許。第二次絲路之作所體現出的奇麗風格經“梨花”的妙用得以升華，然而，若沒有首次西行的“梨花”印象，沒有親歷邊塞的體驗，如此奇景奇語是不可能出現在岑參筆下的。邊地氣候溫差極大，岑參不僅寫嚴寒也寫酷熱，這主要通過“火山”的描寫而表現。岑參首次見到火山即第一次西行時，“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經火山》，當時正是嚴冬，然而眼前卻是“赤焰燒虜云，炎氛蒸塞空”，以至“人馬盡汗流”，對天地造化之功的奇偉、異域自然風光的奇麗描繪盡顯筆端。
邊地雖有征戰卻并非處處苦寒，絲路之上不乏安定、富庶之地，只是特殊的地理環境造就出了別樣的異域文化。由岑參首次西旅對敦煌的描寫可見：“黃砂磧里人種田” 《敦煌太守歌》，邊地小郡雖不比中原，但“郡中無事”，百姓安居。邊地民族多被稱為“馬背上的民族”，軍旅生涯中“馬”更為主力。岑參筆下“馬”這一物象使用頻率極高，而他詩中的“馬”并非只作為戰爭意象出現，詩人借“馬”抒建功立業之懷：“功名只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寫羈旅年月之久：“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兩回圓”《磕中作》、“彌年但走馬，終日隨飄蓬” 《安西館中思長安》。此外，狀邊地苦寒以襯托羈旅辛苦也借助“馬”這一物象，“雙雙愁淚沾馬毛，颯颯胡沙進人面”《銀山磧西館》，“馬汗踏成泥”《宿鐵關西館》“秋冰鳴馬蹄”《早發焉耆懷終南別業》，通過對馬毛、馬汗、馬蹄的描寫，細處著眼卻營造出極強的藝術效果。軍中生涯不僅是“角聲一動胡天曉”《武威送劉判官赴磧西行軍》之后的“終日見征戰，連年聞鼓鼙”《早發焉耆懷終南別業》，軍樂之外的宴饗之樂實為沙場之外的主旋律：“美人舞如蓮花旋”、“回裾轉袖若飛雪”、“琵琶橫笛和未匝”《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鋌歌》，胡歌、胡樂、胡姬、胡舞交相輝映的紛繁場景、宴飲氣氛，為邊疆的戎旅生涯增添了無限生趣。
往來于塞外邊地，岑參交往最多的是下層幕僚，相近的身份與境遇使他們心靈的溝通有了更多默契。往返奔走于絲路上的這一文人群體，贈答中的寄托與勉勵成為絲路上的又一主題。《玉關寄長安李主簿》、《武威送劉判官赴磧西行軍》、《送韋侍御先歸京》、《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等，不同的酬贈對象卻抒寫著相同的送別主題。“與子且攜手，不愁前路修”《徹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但是豁達的勉勵并不能完全掩蓋羈旅的相思愁苦與仕途的坎坷辛酸，終究是“相憶不可見，別來頭已斑” 《寄字文判官》。其實后者也正是由來已久的邊塞詩歌主題之一，岑參的成功之處不限于繼承這一主題，更在于對這一主題的升華。“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逢入京使》，苦境之中猶能發曠達之語，悲壯之余更見慷慨。
作為岑參生平首次西域行旅的目的地，對于安西一龜茲之地的正面描寫雖然不多，多數筆墨潑向了長安一安西之間的瀚海。然而，這并非是什么憾事，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目的地存在于絲路那端，有這樣一個坐標佇立于風沙大漠，詩人的詩筆才有了方向，詩人的詩方才得以生發。
岑參有幸，西行得大漠之助！
唐代邊塞詩范文第5篇
《白雪歌》在唐代眾多的送別詩篇里確是以其詩境奇特引人注目，以致論者多以“尚奇”論其創作主題。本詩常被稱道的用筆之奇主要集中在三處：開頭以梨花喻雪是一奇；中間寫餞別宴席上的音樂是一奇；結尾寫風雪中的紅旗又是一奇。但筆者認為，既然它是一首送別詩，詩人所使用的任何詩歌意象說到底應該都是為送別主題服務的，單單就“尚奇”來理解此詩特點有失偏頗。并且說作者把這種“不是春光，勝似春光”的“美麗精神境界”貫串了全詩，也還存在難以詮解之處。
全詩開篇即從送別時的天氣寫起：“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以梨花喻雪可謂別開生面。但這并非詩人寫進此詩中的刻意求奇之句，遍覽岑詩可以看到，花是其詩歌的中心意象之一。據筆者統計，出現在岑詩中花的意象有23種之多，如蘆花、荻花、桃花、松花、槐花、、梅花、橘花、牡丹花、海棠花等等，而岑參最喜歡的莫過于梨花了。在創作時間早于《白雪歌》的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詩人多次寫到了梨花意象，如“長安柳枝春欲來，洛陽梨花在前開。”(《送魏四落第還鄉》)“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聞。”(《登涼州伊臺寺》)“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歸。邊城細草出，客館梨花飛。”(《河西春暮憶秦中》)“野曠不見山，白日落草頭。客舍梨花繁，深樹隱鳴鳩。”(《冀州客舍酒酣貽王綺寄題南樓》)“梁園二月梨花飛，卻似梁王雪下時。”(《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梨花千樹雪，柳葉萬條煙”(《送楊子》)等等。除了梨花，岑參甚至還寫梨葉梨果，如“客舍梨葉赤，鄰家聞搗衣。夜來常有夢，墜淚緣思歸。”(《楊固店》)“林晚梨初拆，枝寒梨已紅”(《秋夜宿仙游寺南涼堂呈謙道人》)等等。
由此可見，花意象，尤其是梨花于詩人的印象何等深刻。有意思的是，詩人寫梨花(如上所舉)常常是在他遠離故鄉的時候，而且從詩意看，他筆下的花總是和思春念歸、士逢知遇等情感活動聯系在一起。反過來再看《白雪歌》中的梨花意象，它看似神奇，就詩人而言實則信手拈來。這大雪飄飛恰似梨花盛開的自然景觀，對在內地少觀雪景而多看花開的詩人來說，不能不勾起他對往昔生活的憶念和對關中春光的眷顧。這種情愫的產生應該是和他久居塞外(寫此詩時岑參已經是第二次出塞)且又送武判官東歸長安的活動有關。所以，以梨花喻雪并不是單純詠雪，它實際上寄托著詩人由送人東歸引起的對家鄉故土的思念。如果再進一步就全詩詩意的跌宕和情感的起伏來看，說它是為造成詩歌抒情結構上的揚抑頓挫也未嘗不可。因為，產生于雪后美景的這一點驚喜，很快便被難耐的嚴寒所取代了。詩人接著寫道：“散人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百丈冰，愁云慘淡萬里凝。”賞閱雪境的美麗心境很快就變成了對難以抗拒的自然力的著意刻畫，正是在這寒入肌骨、陰云籠罩的環境氛圍中響起了音樂之聲：“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周嘯天先生指出：“‘胡琴琵琶與羌笛’句，并列三種樂器而不寫音樂本身，頗似笨拙，但仍能間接傳達出一種急管繁弦的場面，以及‘總是關山舊別情’的意味。”(《唐詩鑒賞詞典》)此說比較中肯。唐詩里吟詠胡琴琵琶羌笛的篇章不少，但是借助這類樂器之聲表達喜悅之情的不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李益的《從軍北征》，王維的《隴頭吟》，李白的《春夜洛城聞笛》，高適的《塞上聽吹笛》，王昌齡的《從軍行》其二，王之渙的《涼州詞》，王翰的《涼州詞》等等，都是借琵琶、笛子之聲傳遞愁情怨緒的。正如林庚先生所云：“笛子的愛好起源于北朝的《折楊柳》。”(《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而北朝民歌《折楊柳歌詞》所吟詠的恰是非常哀怨的情緒：“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下馬吹長笛，愁殺行客兒。”這說明出現在詩歌里的塞外笛聲自古以來就不是抒寫奇麗心境的。
岑參在自己的邊塞詩里亦多次寫到琵琶與笛子。如“天門街西聞搗帛，一夜愁殺江南客。長安城中百萬家，不知何人夜吹笛。”(《秋夜聞笛》)“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胡笳一曲斷人腸，座中相看淚如雨。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等等。詩人以“頗似笨拙”的筆墨點出席間音樂的急管繁弦，確實是苦寒氛圍中的一處奇筆。但是如果離開了對軍帳中別離雙方彼時彼地情緒脈搏的把握，忽略了“胡琴琵琶與羌笛”在詩歌里只是作為表達愁情別緒的符號存在，又怎么能理解詩人為什么不寫音樂本身而僅僅點出樂器名稱的原因呢。餞別之時席間響起的音樂之聲確實打破了環境氣氛的沉悶，但詩人寫音樂顯然不是從“尚奇”角度考慮的。
全詩最后六句集中寫雪中送別場面，尤其是詩人寫到了雪幕中的紅旗。“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論者多以為這雪幕中的紅旗也體現了此詩“尚奇”的特色。因為在茫茫雪天里這紅旗的顏色太鮮明顯眼了。其實先不說在風雪迷天的薄暮時分這蒙雪僵硬的紅旗是否還那么耀眼，單就被別情籠罩的別離者而言，此時是否有心欣賞這景色也還難說。周振甫先生說：“《白雪歌》用‘風掣紅旗凍不翻’來寫苦寒也極為突出。”(《談岑參的邊塞詩》)這倒是中的之見。詩人用此句不僅照應了上文因寫軍中餞別而中斷了的對嚴酷的自然氣候的進一步描寫，而且與下文的“雪滿天山”之景互為表里，傳達出對東歸之人雪天出行的隱憂和關照之情。詩人緊接著詳寫道：“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在遼闊的背景中，山回路轉，行人已經消失，而送人者仍久久佇立風雪之中不愿離去，他注視著眼前的一行馬跡，若有所思，若有所失。這種情景和“美麗的心境”，“尚奇”的風格又怎么能聯系到一起呢?它分明表達的是獨特深長的離情別緒。
綜觀全詩，以詠雪而寫天氣的寒冷倒是作者寫景抒情的一條線索，而對別情離緒的抒發也可謂一波三折。雖然離別之情沒有被過分渲染，但它卻始終如千里伏流之涌動，貫串于詩歌的字里行間。全詩所抒寫的是一個久戍邊塞之人，在功名未就、回歸不得而又送人回歸的特定情景氛圍與氣候條件下產生的別情，它那么清新，又那么凝重，如塞外愁云一樣翻卷在詩人心頭，在歷經了奇寒的鍛造和思鄉念遠情結的蕩滌之后，顯得既慷慨無悔又意緒綿長。
注：①見《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12月，第42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