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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蒙,東漢末期人物,董卓部下。曾被派往與徐榮四處虜掠,其中徐榮遇到孫堅,大破孫堅軍。初平三年,即公元192年,在董卓與牛輔被殺之后,李蒙和樊稠響應李傕號召率軍攻長安,殺王允,迫走呂布。后為李傕在權力斗爭中所殺。
李蒙于《三國演義》第十回登場。馬騰、韓遂興起勤王之師,進逼長安,李傕與郭汜等商討對策,此時李蒙、王方二人愿為先鋒與馬騰作戰,謀士賈詡勸阻不成,于是立下軍令狀后出征。與馬騰對陣時,馬騰派出年僅十七歲之長子馬超應戰,李蒙不敵被其生擒回陣。王方當場死于馬超槍下。被擒回陣后的李蒙即被馬騰下令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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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國文化;三國演義;成都;文化品牌;啟示
三國文化是指以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為源,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為流,以《三國演義》及其諸多衍生現象為重要內容的綜合性文化[1]。時至今日,三國文化已被億萬中華民眾所熟悉,成為影響中華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透析三國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對于我們今天建設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三國文化品牌形成歷史原因透視
(一)三國歷史的自身特點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礎
在漫長的中華文明歷史中,三國歷史只是很短暫的一段,并且歷史上類似于“三國”的分裂時期也有多次,秦統一全國前的戰國時期,秦末的楚漢之爭,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之后中原大地出現的“五胡十六國”,隋末又是大亂,唐末大亂后中華土地上出現的五代十國,元末同樣如此,為什么這么多分裂期唯獨三國歷史最終形成三國文化品牌?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中說:“三國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樣紛亂,又不象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2]透過魯迅先生這段話可看出三國歷史一個重要特點是不簡不繁。眾所周知,矛盾是推動情節發展的主要動力。矛盾過少,情節發展緩慢;矛盾過多,情節線索過于復雜。這兩種情況對一般普通大眾來說都是不樂見的,三國歷史記載了三個國家歷史事件,既不像楚漢兩國相爭只能圍繞一對矛盾描寫,又不像五胡十六國,描寫線索紛繁復雜。三個國家歷史事件使得三國歷史在傳播過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對矛盾,同樣也沒有多對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動情節發展,又不至于情節過于繁蕪,雜亂無章,普通大眾既易接受,又易于傳播。因此,三國歷史本身不簡不繁、容易傳播的特點,是其形成一種文化品牌的基礎。
(二)三國故事在三國以后廣泛流傳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國故事在三國以后廣泛流傳,《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廣泛流傳:“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3]唐代,三國故事是通俗文藝重要創作素材,(唐)顏師古《大業拾遺記》載隋煬帝觀水飾,其中水飾就有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劉備乘馬渡檀溪等三國故事。北宋時期玩影戲、傀儡戲、說話的伎家們演說三國故事,高承《事物記原•博弈嬉戲部•影戲》載:“仁宗時,市人有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為魏蜀吳三分戰爭之象。”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金院本、宋元戲文、元雜劇也多用三國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戲文有《周小郎月夜戲小喬》、《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元雜劇有《徐夫人雪恨萬華堂》、《終南山管寧割席》等三國故事戲文,元代還出現了三國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話———《全相平話三國志》。三國故事在三國以后廣泛流傳為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積累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在普通大眾中也逐步建立起影響力,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所體現出的價值觀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蘇軾在《題三國名臣贊》中說:“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中也稱贊三國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如果我們將上述兩位對三國人物的評價歸納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智術高超;二是武勇動人;三是崇尚風節。對于智術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風節,是崇尚什么樣的風節呢?當代學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一文中認為:“向往國家統一的政治理想———這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經線;歌頌忠義英雄的道德標準———這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緯線。二者縱橫交錯,形成《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兩大坐標軸。”[4]因此,沈先生認為“向往統一,歌頌忠義”為全書的主題。沈先生的提法基本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同。眾所周知,小說《三國演義》主要取材于三國歷史,小說之所以能夠提煉出這樣的精神內核,其實還是基于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這樣的核心價值觀,這也是三國人物所崇尚的風節內容所在。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渴望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當時思想領域,曹魏以天命所歸自居,蜀漢盛行漢朝氣數已盡、曹魏最終將統一天下的讖緯之學,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束戰亂,統一全國是三國時期比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關鍵歷史人物也以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達他有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的想法。“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劉備初見諸葛亮時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5]可見劉備也有結束混亂時局、統一天下的想法。《三國志•吳書•孫破虜傳》載孫堅見袁術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仇。”[6]說到底,孫堅之所以奮力討賊,還是為了國家統一。《三國志•蜀書•后主傳》載后主封為安樂縣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言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7]從這策命可看出,司馬氏是站在愛護老百姓、保全國家統一的基點上看待劉禪投降的,這也說明司馬氏和蜀漢政權都希望維護國家統一。《三國志•蜀書•后主傳》裴注引王隱《蜀記》曰“艾報書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8]可見鄧艾也以保全國家統一為王者之義。三國時期還涌現出很多“忠義”志士。諸葛亮在先主劉備去世后,盡心輔佐后主劉禪,即便二人之間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沒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盡力支撐起蜀漢政權這座大廈。諸葛瑾為諸葛亮的兄長,也對其服務的孫吳政權忠心耿耿。《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裴注引《江表傳》載孫權在諸葛亮來吳時,曾讓諸葛瑾去勸諸葛亮留吳,諸葛瑾拒絕了,并回答說:“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孫氏父子的謀臣武將還有周瑜、魯肅、陸遜、程普、黃蓋。周瑜面對曹操派來的說客禮讓有方,黃蓋為維護孫氏父子江東基業在赤壁大戰前夕獻火攻計謀,獻上詐降書后面對曹操誘惑不為所動。劉璋派人請劉備入益州時,從事王累在州門上吊自盡以勸諫。劉備攻取益州時,劉璋派張任等在涪縣抵御,張任兵敗,劉備聽說他忠心有膽識,便命令軍隊讓他投降,張任大聲回答說:“老臣終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劉備才殺掉他。荀是在曹操為奮武將軍時就跟隨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對漢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晉升為公爵被曹死。歷史上劉備、關羽、張飛并沒有結拜為兄弟,但情若兄弟。《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載:“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10]《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載他曾被曹操俘虜,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為偏將軍,后又表封他為漢壽亭侯,可他卻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事實上他也是如此做的,當他知道劉備在袁紹處時,“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11]曹操為此贊他為天下義士,《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12]因此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智術高超、武勇動人、崇尚忠義、渴望統一的思想價值。客觀說來,一段歷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眾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內核,將它提煉擴大成為一種文化的精神內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上面,這樣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共鳴,上升為文化品牌也就相對容易。上述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的思想價值剛好契合大眾的思想和性格,它們內化為三國文化品牌思想價值基石,構成三國文化的精神內核,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國演義》的問世和作者羅貫中的個人素養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關鍵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羅貫中創作出三國題材前無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說《三國演義》。這部小說的問世就得到了廣大讀者喜愛,“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13],對三國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毫不夸張地說,絕大多數人了解三國歷史和人物都來源于《三國演義》,有些人甚至將小說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國歷史、人物。不僅如此,圍繞《三國演義》,又以其為發射點,產生了諸如戲劇、傳說,當代社會又產生了動漫、游戲、影視劇等衍生品,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又豐富了三國文化的傳播。因此,沒有小說《三國演義》,三國文化不可能被億萬中華民眾熟悉到今天這樣的程度,也不可能成為一種品牌,影響中華民族精神和性格。《三國演義》問世前,已經有很多類似《三國演義》的通俗文藝演講三國故事,在流傳過程中這些文藝或逐漸消亡或被束之高閣,唯有《三國演義》經受住了時間考驗,而這一切當與小說作者羅貫中有密切關系。(明)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敘》曰:“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羅貫中其人,現存材料較少,《明代雜劇全目•前期雜劇家作品》曰:羅本,字貫中,或云名貫,號湖海散人。浙江錢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蓋元明間人。所著小說最富,有《三國演義》、《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等,至今盛傳于世。或傳《水滸傳》,亦出其手。戲曲、隱語,極為清新,所制雜劇三種,僅存一種。[14]羅貫中本人文學素養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小說《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從上述材料可知,羅貫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不僅著小說,還擅長戲曲、隱語,且戲曲、隱語風格清新。(清)徐時棟《煙嶼樓筆記》也贊賞羅貫中的文學素養:“史事演義,惟羅貫中之《三國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變化生色,亦復高出稗官,盛傳至今,非幸也……大約列國、兩漢,不過抄襲史事,代為講說,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鋪直敘,驚人之事,反棄去之。”[15](明)王圻《稗史匯編•文史門•雜書類》“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16](明)楊爾曾《東西兩晉演義序》曰:“羅氏生不逢時,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滸傳》以抒其不平之鳴。”[17](清)顧苓《塔影園集•跋水滸圖》曰“羅貫中客霸府張士誠”[18]。(清)徐渭仁《徐所繪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曰:“施耐庵感時政陵夷,作《水滸傳》七十回。羅貫中客偽吳,欲諷士誠,繼一百二十回。”[19]可見羅貫中具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達者兼濟天下”的政治情懷,他“有志圖王者”,曾為張士誠幕僚。小說《三國演義》描寫了君明臣良君臣相處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諸葛亮這一承載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夢想的典型藝術形象,表達了向往祖國統一、歌頌“忠義”英雄的主題,當與羅貫中政治情懷及曾為張士誠幕僚的經歷有關。前面已說過,《三國演義》成書以前,已經有類似《三國演義》的通俗文藝在普通大眾中流傳,這些文藝傳播三國故事,也在普通大眾中有一定影響力,卻最終沒有促成三國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們的創作者多為民間藝人,或沒有羅貫中那樣的文學素養,或沒有羅貫中那樣的人生經歷。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的價值觀雖說是內化為小說思想價值的基石,但沒有羅貫中廣闊的歷史視角和政治情懷就很難加以精準提煉和無限擴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層面,所創作產生的藝術品也就不能達到經典層面,從而打動人心,升華為影響中華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國文化得以形成品牌,憑借羅貫中的個人素養創作出經典作品小說《三國演義》是重要的一環。
二、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論規律
追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歷史緣由可以獲得一個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論規律:一是具有容易傳播的特質,內容不簡不繁;二是在群眾中已具有一定影響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眾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內核;四是依靠實力強勁的創作人員提煉和擴大文化固有精神內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層面,再借助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創作出影響力廣泛、大眾認可度高的經典藝術品,從而全面帶動文化品牌的宣傳和普及。
三、對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設的啟示
成都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和獨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著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為核心,《華陽國志•蜀志》記載了李冰修建該水利工程情況,“周滅后,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20]從上述記載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該工程積極發揮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放水節始于遠古時期的“祀水”儀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決定恢復清明節模擬放水活動以來,已連續舉辦多屆,2006年該放水活動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金沙文化其實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遺址為核心。2001年金沙遺址在成都市青羊區蘇坡鄉金沙村被發現,將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遺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絕大部分時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圖案被公布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2006年金沙遺址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在金沙遺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近年來,金沙遺址博物館通過舉辦金沙太陽節、開發旅游產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發和生產旅游紀念品、工藝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達1000余種。《金沙》音樂劇是中國首部原創音樂劇,故事內容以古蜀公主“金”與考古學家“沙”纏綿3 000年的愛情故事為主線,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劇中出現,是宣傳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貓文化以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為核心。熊貓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萬年,是中國特有動物種類,被世界自然基金會列為13個全球優先保護的旗艦物種(類)之一。所謂旗艦物種,是指這類物種的存亡可能對保持生態過程或食物鏈的完整性和連續性無嚴重的影響,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贏得了人們的喜愛和關注。它是中國國寶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態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們所喜愛,曾多次作為友好使者贈與他國。熊貓文化跨越了東西文化差異,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國制作的動畫片《功夫熊貓》在中國上映。前面我們通過梳理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歷史緣由,發現一個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論規律,現將理論規律和成都市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況進行對比,找出推動這三大文化品牌最終形成的對策(見表1,第64頁)。通過表1可以發現,成都市目前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離最終形成,都還有一些關鍵要素需要補充和完善,建議可從以下幾方面推動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內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終形成的堅實基礎成都市目前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內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價值觀念比較明確外,其他兩種文化———金沙文化和熊貓文化的精神內涵相對不明確,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內涵尚處于挖掘階段,至于熊貓文化的內涵,則需要明確其承載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價值的具體內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內涵對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對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精神內涵的學術研究,并盡快達成共識,有助于找到宣傳和普及上述三種文化強有力的立足點,奠定文化品牌最終形成的堅實基礎。(二)注重多途徑宣傳文化,提高文化傳播深度和廣度文化品牌最終形成,有賴于文化的宣傳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徑宣傳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一是挖掘和賦予文化故事。三國文化之所以容易傳播,在于它不僅有故事,且故事內容不簡不繁。挖掘甚或賦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故事,改變以往單靠實物抽象傳播方式,滿足普通大眾接受需求,為文化傳播注入形象內容。二是充分借助傳統和新媒體。多種藝術形式對三國文化品牌最終形成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傳播方式,充分運用傳統和新媒體,宣傳和普及三種文化。三是延伸文化產業鏈。在已有旅游產品和節會活動基礎上,進一步開發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相關旅游產品,策劃相關節會活動,擴大普通大眾參與度和購買力。(三)采用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創作反映文化內涵經典藝術作品三國文化品牌最終形成,離不開《三國演義》這部經典藝術作品問世,可以說羅貫中創作出的《三國演義》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動力。成都市目前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沒有反映其內涵的經典藝術作品,當然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反映文化內涵的經典藝術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說這種藝術形式,也可以是電影、電視、動畫片等其他藝術形式。但無論選擇哪種,它必須是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在此基礎上,根據達成共識的文化內涵,聘請相關的創作者,創作出反映文化內涵,大眾認可度高的經典藝術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動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麗平 肖又尺 單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館
參考文獻:
[1]沈伯俊.“三國文化”概念初探.原載《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專著《三國演義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14][15][16][17][18][19]朱一玄,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匯編[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
——《臨江仙》
義存漢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
欣賞完易中天的《品三國》,感慨萬千,念起兒時熱衷于的《三國演義》,歷歷在目。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栩栩如生;一段段震撼寰宇的歷史場景,千古流傳。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戰初步奠定了三國鼎立的格局。220年,曹丕廢漢獻帝,在洛陽稱帝建魏,東漢滅亡。此后劉備、孫權先后稱帝做王,魏、蜀、吳三國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三國時代人才輩出,涌現出的風云人物更是讓后世追憶。明代羅貫中更以其歷史為藍本,編撰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從而使這些精彩的歷史畫卷深入人心,而這部巨作也成為了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群雄割據,分庭抗禮。曹操穩住了北方霸業,孫權則獨霸江東一方,而劉備得關羽張飛相助,諸葛亮為謀,從而東和孫權,西拒曹操。以荊州為守,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三分天下。
在三國中,有這樣三場著名的戰役:官渡之戰(公元200年)、赤壁之戰(公元208年)、夷陵之戰(公元222年)。官渡之戰是袁紹與曹操對抗,曹操獲勝后,統一了北方。赤壁之戰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是孫權和劉備聯合對抗曹操,并且以全勝告終,揭開了三國鼎立的序幕。夷陵之戰是蜀漢與東吳,劉備慘敗,病死白帝城,三足鼎立局面確定。
對于三國歷史形成,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國》里解過,也就兩個字:亂世。展開來說,就是烽火連天,餓殍遍野,戰事頻仍,民不聊生。或者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換大王旗”。然而,亂世出英雄。越是滄海橫流,越能顯出英雄本色。因此,這又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一個充滿陽剛之氣、既有英雄氣概又有浪漫情懷的時代。不知多少風流人物在這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多少蓋世英雄在這里大顯身手叱詫風云,正所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列舉這些熟悉的姓名,那將是一個長長的名單。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英武瀟灑的周瑜,堅忍不拔的劉備,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英雄,也都是我們民族的英雄,因為他們都想把分裂變成統一,把亂世變成治世,求得社會的和諧、天下的太平。當然,他們也都是無一例外地認為,這個歷史使命應該由他們自己,或者說由他們那個集團來承擔,決不肯拱手讓給他人。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有沖突,有摩擦,有戰爭,甚至你死我活殺氣騰騰,結果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說起來真是讓人感嘆不已,悲喜交加!
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國》中這樣評定了三位霸主。說,英雄孫權,梟雄劉備,而曹操則為奸雄。而在這三位中,從歷史地位和個人成就及影響的深遠來說,非曹操莫屬。
江山北忘,狼煙茫茫,俠骨天成敢向天狂。故我在,山河在。氣勢磅礴,浩浩蕩蕩,殺戮聲揮霍一曲華章。
瀚海闌干千尺冰,愁云慘淡萬里凝。欲擁江山稱帝王,萬里朝陽。
沙場秋點兵,可憐白發生。千古英雄成底事,徒感慨,謾悲涼。風浩浩,雨冥冥,崢嶸天下,卷起千堆雪。
寒月當頭,刀劍狂舞,血染江山,奔騰到海不復回。
豪情壯志,成就千秋霸業,永追尋。
只乃熄滅于亙古年華,緩緩過,匆匆忙,一泄千里冰封。
覆水難受,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鼎足于天地,周旋于歷史的長河。
――蘇軾《涂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關于三國故事,古往今來見諸于文字而又影響較大者,主要有三處:一是晉人陳壽(233―297)的史學專著《三國志》,和宋人裴松之(372―451)為該書所作的“注”,合稱“陳志裴注”;二是北宋司馬光(1019―1086)的史學巨著《資治通鑒》中的三國部分;三是元末明初羅貫中創作的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這幾部著作中都有“尊劉貶曹”或“揚劉抑曹”傾向,尤以《三國演義》為甚。
坡(1036―1101年)生活的年代,當遠在陳壽、裴松之之后,羅貫中之前。坡的這一則小品《涂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亦受到當時民間明顯的“尊劉抑曹”傾向的影響;可以說,這是一則彌足珍貴的文學史料,對于我們了解當時的世風民情,了解坡同時代的“宋人”對于三國人物的評價,也是一則難得的書證。
馬克思說過,“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歷史”,而且“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可見,人在歷史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正因為如此,《中學歷史教學大綱》明確規定:“一些歷史人物對歷史發展有重要影響,也應該正確地實事求是地給以敘述和評價。對歷史上某些反面人物,要進行分析批判。”“老師應要求學生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有正確的認識……”國家教委考試中心《歷史科考試說明》也明確地規定:學生要具有“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能力。但是絕大部分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和偏差,下面,本文就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談談我的幾點建議。
一、樹立評價歷史人物的正確標準
評價歷史人物的基本標準是牢牢把握其對歷史發展、社會進步在客觀上所起到的推動或阻礙作用,依據對人民有利還是有害而予以肯定或否定。通常我們常見的具體標準有:是否完成了國家統一,推動了歷史發展;是否調整了政治經濟政策,促進了經濟發展;是否采取了促進民族融合與團結的措施;是否反擊了外來侵略,捍衛了國家民族利益;是否促進了科技文化的發展;是否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等。
二、遵循歷史人物評價原則
1、一分為二的原則。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即進步與落后、積極與消極、成功與失敗、優點與缺點……杰出歷史人物也不例外,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因而在評價杰出人物時也應堅持一分為二的觀點,進行辯證的分析。例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平三藩、收復臺灣、擊敗沙俄等,政績斐然,維護和鞏固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但是不能因為功績顯著就完全對其大興文字獄的過錯視而不見、全盤否認。我們必須根據其在位時期的作為,一分為二地評價他。當然瑕不掩瑜,最后總體上我們還是認為康熙皇帝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封建帝王。
2、時代性原則。這一原則就是看待和評價歷史人物要將其放在他所處的特定的歷史時代。這種特定的背景是歷史人物活動的大舞臺,歷史人物的所作所為,不能超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例如,對于商鞅的評價主要是基于他積極變法的歷史事實,其改革的結果是在秦國建立起封建制度,使之走向強大。如果站在今人的視野,封建制度是非常落后的,是一種剝削制度,因此,商鞅變法不值得被后人贊賞。但是,若把商鞅放在他生活的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奴隸制度已不能適應這樣的生產力現狀,歷史潮流呼喚一種新制度去取代舊制度,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商鞅變法則是順應時展的要求,有利于推動社會的發展和促進生產力的提高,應該對商鞅變法予以肯定,商鞅也算是比較成功的改革者。
3、階級性原則。
歷史人物大都生活于階級社會中,因此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的基本要求是不應停留在個人動機上面,而要深入揭示其代表的階級利益以及特定的民族關系的環境。例如,在《中國近代史》中,林則徐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他卻在民族面臨外來侵略時,堅決抗擊,決不妥協,他領導的顯示了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維護民族尊嚴的堅強意志,因此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
三、史論結合,論從史出
學生在明確評價標準和原則之后,要將其觀點表達出來,就必須做到“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即評價歷史人物一定要以歷史事實或者具體史料為依據,才能得出相應的觀點,既不能主觀臆斷、空穴來風,也不能堆砌材料和歷史事實。
接下來,我以秦始皇為評價對象,作一個示范。
首先,對于秦始皇的評價,我們按照“一分為二”的原則,將評價內容分成“功績”和“過失“兩個部分。
其次,根據教材所學或材料信息,先在頭腦中搜索秦始皇的相關活動、事跡,如統一六國、派人開鑿靈渠、修筑萬里長城、建立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統一度量衡、貨幣和文字、“焚書坑儒”、 增加賦稅、增重徭役等等。
再次,根據評價的原則,用科學標準作為判斷準繩,對其歷史活動逐一考察,分清哪些是功績、哪些是過失。例如:對于“修長城”,過分地役使了民力,使得很多人妻離子散,這自然是不好的。但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匈奴人時常向南侵擾,奪取沿邊漢人的財富,嚴重干擾了中原人民的正常生產活動,破壞了經濟發展。秦帝國把戰國時秦、趙、燕三國的長城連綴起來,成為一條統一的防御線,保證了中原人民正常的生活、生產,是符合當時人民的利益的。因此,筑萬里長城應該是秦始皇的功績。最后,根據評價的標準,“焚書坑儒” 鉗制思想、摧殘文化,不利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和傳承,因此,比較其得失,這一活動就應該歸結在過失當中。
然后,就是“史論結合,論從史出”,分別評述功績和過失。先寫出主要活動,再對這一活動作簡單評價。例如,在功績方面,寫出史實“滅六國統一全國”后,再對其簡單評價:“結束了長期以來諸侯割據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會生產的發展,符合當時各族人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