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人物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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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人物關系范文第1篇
《紅樓夢》中融合了人生社會，也反映出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在這部偉大的作品中，作者有效的使用了我國書法、繪畫、詩歌、歌賦和音樂等多種元素，把社會人生悲劇表現的淋漓盡致，特別是在描寫十二釵中，其內容充滿了詩情畫意，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這些都側面反映出了曹雪芹多方面的藝術才能和學富五車的知識涵養。
1 突破傳統的人物個性描寫方式
魯迅先生認為《紅樓夢》的要點在于“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壞的，大為不同，所以其中所敘人物，都是真實的人物。”這段話的主要內容有兩方面的含義，首先《紅樓夢》中人物個性描寫方式和傳統不一，還有就是《紅樓夢》中人物個性的展示十分到位，使得他們更加符合實際的人物，增加了作品的可信程度。 第一，《紅樓夢》中的人物個性描寫和過去不同，主要是指《紅樓夢》突破了古代小說的枷鎖，不只是把美人和美玉進行比較，賊人和老鼠比較。在傳統的小說中，對女子外貌進行描寫時，通常會說：“柳葉眉，杏核眼，櫻桃小口一點點，楊柳細腰賽筆管，說話燕語鶯聲”；在描寫文質彬彬的書生時，就會用到“溫文爾雅，身著白衣，手持折扇，閑看落花漫隨云舒。”所以劍眉星目就被貼上了英雄的標簽，而賊眉鼠眼就被認定為叛臣賊子。曹雪芹在編寫《紅樓夢》時，改變了這種傳統的人物描寫方式，運用多個角度進行人物描寫，使得人物刻畫更加生動形象。曹雪芹在刻畫人物的時候，根據自己所處時代，發揮自己的主觀認識，對有缺陷的人物進行描繪，從而表現出人物的復雜性。在《紅樓夢》中寶玉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作者曹雪芹希望在他身上能夠展現出自由平等的愿望。在刻畫寶玉這個人物的時候，雖然具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曹雪芹并沒有把他刻畫的高不可攀，而是在他的身上添加了一些貴公子的惡習。金釧兒的死和寶玉的輕薄調戲脫不了干系；因為自己內心的怨氣，對著開門晚了的襲人進行一通亂踢，使得襲人口吐鮮血；在面對家族責任上，寶玉不但不反思圖改，還反過來諷刺探春，沒有任何責任意識。單單從一個人物刻畫就表現出了，曹雪芹在進行人物刻畫的時候，善于改變傳統，運用不一樣的模式來增加人物的真實感。這里所指的實際性就是指人物面貌的真實。他們雖然在身份地位和所處環境等方面存在不同，但是他們也具有自己獨特的一面。身為賈府中的千金小姐，元春溫柔善良，迎春墨守成規，探春精明能干，惜春不諳世事。這些都是她們精神層面的展示。因為這些不同角度的真實，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和實際生活中的人物有了對比，其中所展現的魅力也就更加迷人。
2 注重多角度的描寫
《紅樓夢》在刻畫人物的時候，改變了傳統小說人物臉譜化的情況，在關鍵人物身上可以發現，其性格是通過多方面來展示的。《紅樓夢》中的人物刻畫更加注重其中的實際性，把人物行為放到作品中的社會環境。通過這種方式，作品中的人物就具備了不同的性格特征，也具有其獨特的魅力。前面我們也說過，曹雪芹也并沒有因為賈寶玉是《紅樓夢》的主角就肆意夸大美化他，而是把他放在了作品中的社會環境中，根據邏輯思維來刻畫人物性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作家不僅僅是進行創造，還要進行真實的記錄。作家根據社會生活的秩序和有關事情發展的邏輯思維，真實的記錄有關人物的動作和語言等內容。
王熙鳳是世故圓滑的典型代表。該作品從多個角度來刻畫王熙鳳，把這個人物描寫既豐富，又具有真實感。在賈府中她是一位年輕的掌權人，王熙鳳是所有人物關注的焦點。而且她自身世故圓滑、八面玲瓏，深受老祖宗和下人們的廣泛關注。她有時趨于奉承討賈母的歡心，有時又聰明機智得到了王母等人的信任，有時又幽默風趣得到了寶玉等人的尊重，有時又熱情豪爽使得眾人誠服，有時恩威并施管理家業。作者通過不同的角度，來展現王熙鳳的復雜性。首先，她自身能力比較強悍，不但能夠管理賈府的有關事宜，甚至于寧國府的事情，她也能很好的處理。
3 美丑對比，側面烘托
其中的美丑對照，側面烘托，是指作者在進行人物刻畫的時候，注重把人物進行相關的對比，也就是處境類似的人物在針對同一件事情時的不同反應，從而表現出人物的獨特性。趙姨娘的身份是個主子，但是出身卻是奴隸，所以在家族中地位不高。在家族中，她不但要受到王夫人的壓迫，還要受到下人們的歧視。所以她用盡方法使王熙鳳和賈寶玉悲痛死去。但是，趙姨娘的女兒探春在面對同樣處境的時候，卻使用了不一樣的方法。她想盡可能的掙脫自己是庶出的身份，自認為是正牌小姐，和母親以及弟弟不相親近，而是和寶玉黛玉等人親近。所以探春知道在這個社會環境中，禮法的巨大作用，所以在生活中運用禮法，使自己占據優勢地位。在解決家務進行掌權時，賞罰分明，但是不承認舅舅的親人身份。通過這些描寫，我們可以看出趙姨娘在舉動有其內在的因素，探春的有些行為過于絕情。但是，這些不能只運用我們的道德觀念來進行評價。曹雪芹在刻畫其他人物時，也使用了這種描寫方式。劉姥姥進行大觀園，針對不同的人進行不同的言語，針對公子小姐的戲耍，裝做一無所知，針對焦大又說出狠話。不同的層面來描寫劉姥姥，使得她這個角色顯得更加的世故圓滑。她的性格優缺均有，美丑對比，不能憑一詞來判定。并且，曹雪芹在人物描寫的時候，還運用了人物對照進行補充。
4 結束語
《紅樓夢》在人物個性描寫方面的價值是巨大的。這主要是因為曹雪芹自身高超的寫作能力，而且敢于改變傳統的觀念，進行大規模的創新思維。曹雪芹在進行人物個性描寫的時候，不僅改變了傳統的人物個性描寫方式，還對人物的個性進行了多角度的描寫，并且把人物的美丑進行對照，作為補充描寫，使得人物個性在作品中更加具有真實感，也表現出了曹雪芹的現實主義精神。
【參考文獻】
[1]李樹民.從“同在性”到“連續性”――試論明清長篇小說人物性格呈現方式的嬗變[J].甘肅社會科學，2012，（6）：127-130.
紅樓夢人物關系范文第2篇
這個戲不同于以往的紅樓夢戲曲只節選一個故事、一個人物進行改編上演的做法,而是試圖呈現小說《紅樓夢》的主要故事情節和曹雪芹的藝術思想。而這對于時空相對有限的戲曲演出來說,本身是極具難度的。全劇分為上下本,共6個小時左右,從黛玉進府到寶玉出家,幾乎囊括了小說中大部分的情節和人物。試圖面面俱到的展現,就容易停留在蜻蜒點水般的膚淺。對演員來說,因為缺乏起承轉合的情節過渡和情緒醞釀,在表演上不容易沉浸入戲,而是處于間離的狀態,缺乏彼此之間情緒上的互動,在塑造人物時相對顯得生硬許多。
與此同時,這出戲對觀眾的要求也是比較高的,必須是對小說或電視劇《紅樓夢》非常熟悉,甚至有一點研究的觀眾。觀眾必須具備這樣的認知前提,才有可能體悟到主創人員們在創作上的用心和創新。而對于一個不熟悉甚至不知道《紅樓夢》的普通觀眾來說,會因為對很多地方缺乏鋪墊而顯得迷惘,對情節走向和人物的關系還知之甚少,甚至糊里糊涂,又怎能去深入地理解人物和作者的思想呢。如王熙鳳收人錢財替人弄一樁婚姻官司的事情,戲中只有了鳳姐收錢的場面,顯得非常突兀。
這個戲在上本中重在露“喜”,以紅色為主調,從黛玉進府開始到元妃省親結束,編劇把小說中能夠表現賈府發展的情節都挪在了一處,在先后順序上也根據需要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如元妃省親在小說中是第十八回表現的,寶黛讀西廂是第二十三回中描寫的,寶玉挨打更是晚到第三十三回。但是在戲中,為了給上本“大喜”有一個比較完滿的逗號,后面兩個情節則都被挪到了元妃省親之前,象征著賈府在元妃省親時達到了繁榮的極點。
紅樓夢人物關系范文第3篇
關鍵詞：《紅樓夢》 人名 命名方式
一、引言
中國是世界上姓氏產生最早的國家之一。上古同姓不婚，貴族婦女的姓比名更為重要。 《說文解字》云：“名，自命也，從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命。” 意思是通過人的形體外貌特征給人命名，在白天相見時可以互相識別，夜晚則需要自報家門。從中可以看出：人名最本質的功能在于區別個體，滿際需要。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語言與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人名記錄社會文化的發展， 并被打上社會文化的烙印。
二、《紅樓夢》人物的命名方式
據統計，《紅樓夢》里描寫的人物有七百多人，其中有姓名的三百余人。曹雪芹寫此書，意在打破傳統的思想和寫法，所以對人名的擬定也頗費心機。應該說，《紅樓夢》人物的命名原則是復雜的，多類型的。
（一）語音方面
1.諧音雙關
漢語里有許多同音詞，取名采用同音詞可造成音在此而意在彼的修辭效果。《紅樓夢》中有很多以諧音命名的人物。如“香菱”諧音“相憐”（以及原名甄英蓮諧音“真應憐”，后來被改的名字秋菱諧音“求憐”），元、迎、探、惜四春諧音“原應嘆息”，卜世仁諧音“不是人”，詹光諧音“沾光”，還有賈雨村諧音“假語存”，霍啟諧音“禍起”。小說中的人物，無論男女、地位以及重要性，都可以采用諧音命名。
2.兒化
兒化在漢語中表示細小親切或者喜愛的感彩。 人名中的兒化是一種愛稱，但是也有一定的隨意性，未必表示愛。
《紅樓夢》中采用兒化命名的多是丫鬟、小廝等地位低下的人物。比如賈珍的小廝興兒、賈璉的小廝隆兒，還有昭兒、喜兒、慶兒、壽兒、平兒、豐兒等。主人直呼仆人名“×兒”，仆人不可以直呼主人名，也不可以叫主人“×兒”。
（二）文字方面
方塊的漢字以表意為主、形聲結合。這一特點影響人名文化。
1.同字或同部首命名
賈府是京都的“百年望族”，子女按祖上已排好的行輩次序來取名。第一代，賈演、賈源，屬于“水”旁輩，因此他們的名字從“氵”，余下第二至第五代名字分別從“代”（且“代”居中）、從“攵”、從“玉”、從“艸”。即：賈代儒;賈政、賈敬;賈寶玉，賈璉;賈蓉，賈薔等。除了男性，賈府的四位小姐的名字――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皆從“春”，也是這種命名方式的體現。
2.析字命名
析字，是漢民族獨有的一種命名方式。王熙鳳的名字便由此得來。“凡鳥偏從末世來”中的“凡鳥”正是繁體字“P”。再如薛蟠之妻夏金桂，其判詞“自從兩地生孤木”，“兩地”即指兩個“土”，加上“木”，即為“桂”字。賈迎春的丈夫孫紹祖，“子系中山狼”中的“子系”即是繁體字“O”，暗示其姓。析字命名法不如諧音命名法用得多，但均體現了漢字在命名方式上的魅力。
（三）語義方面
無論是從漢語語音、漢語語法，還是從修辭、漢字的角度來分析人名，都離不開語義的直接或潛在影響。下面列舉《紅樓夢》中一些典型語義命名的人物。
用來表達人生志向、思想道德傾向的字：如邢（德）全、邢（忠）、林之（孝）、卜世（仁）、賈代（儒）、戴（權）、趙（國基）、賈（政）、余（信）等，多為男性名。
盼望富貴長壽、人丁興旺的字，如蔣（子寧）、來（旺）、雙（瑞）、雙（壽）、李（貴）、王（榮）、（興）兒（喜）兒等，多為男性名。
借動植物取名。賈府第五代為“草”字輩，故命名多從艸。如賈（薔）、賈（蕓）、賈（蓉）、賈（藻）等。動物用字，如謝（鯨）、薛（蟠）、紫（鵑）、春（燕）等。可以看出男性名所用的動物多為大型、兇猛類的，女性名所用動物則溫和可愛。
借用自然景象的字，如晴（雯）、茜（雪）、素（云）、麝（月）、引（泉）等。名字有男有女，多半為奴仆。
（四）語法方面
本文中有關《紅樓夢》中人名的語法方面，主要指用作人名的語素的結構關系。偏正結構、動賓結構、主謂結構的人名較多，的字結構主要存在于已婚女性的命名中。偏正結構的如寶玉、新登、春燕;動賓結構的如進孝、來旺;主謂結構的如子寧、天佑;的字結構人名通常由“丈夫姓名+家+的”構成，如林之孝家的。
另有一類女性名，它們由“×+哥/姐/官”構成，如巧哥、巧姐、尤二姐、芳官、藕官。《漢語大詞典》對“姐”的解釋第5項意義為：“女名用字。”實際上，詞綴“姐、哥”的來源與同輩親屬稱謂“姐、哥”關系密切。二者普遍用于人名見于宋代。男性只限“哥”，女性則“哥、姐”都可。
值得一提的是，《紅樓夢》中眾多女性的姓名由“夫姓+稱謂語”構成，沒有獨立的名字，如賈母、王夫人、趙姨娘、李嬤嬤、祝媽等。
（五）修辭方面
人物姓名的修辭是作家常關注的方面。《紅樓夢》中人物的取名主要用到的修辭格主要有下面幾種：
1.雙關
《紅樓夢》中人名的雙關主要指諧音雙關，前面在分析命名的語音方面時已大致提過。
2.摹繪
摹繪包括摹狀、摹形、摹色、摹味、摹聲五種，《紅樓夢》中人名所用的多為摹形――描摹視覺看到的形狀、樣式。如賈寶玉、史湘云，北靜郡王名為水溶。丫鬟小廝的名字也采用此方法命名，如晴雯、茜雪、茗煙、墨雨等。
3.比喻
比喻一般由三個部分組成，即本體、喻體和比喻詞。由于人名的文字非常簡單，故本體不用出現。命名者通常假借物名用其象征意義，表達思想感情。《紅樓夢》中張若錦、林如海，“若”“如”為比喻詞，“錦”（精美的絲織品）、“海”為喻體，表達命名者對被命名者人生的期望。
4.引用
引用指寫文章時，有意引用成語、詩句、典故等，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說明自己對新問題、新道理的見解。引用也可以用在人物命名上，《紅樓夢》中采用引用命名的人名多引自詩詞曲賦。寶釵名取自李商隱“寶釵無日不生塵”，迎春取自劉庭芝《晚春》詩：“寄語同心伴，迎春且薄妝”，探春取自鄭谷《巴江》詩：“一枝兩枝梅探春”，湘云取自張籍《楚妃嘆》詩：“湘云初起江沉沉”，襲人取自陸游《村居書喜》：“花氣襲人知驟暖”，黛玉名出自晏幾道《虞美人》：“樓中翠黛含春怨，閑倚闌干遍。自彈雙淚惜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三、結語
《紅樓夢》人物經過作者精心的構思，上至王公貴族，下至小廝丫鬟，無一不通過名字表達更深層的寓意。人名是一定的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折射。它是一個載體，一個袖珍的民族藝術。
注釋
？q？ 王力.古代漢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0：969-970.
② 許慎.說文解字（上、下）[M].北京：萬卷出版公司，2009：305.
③ 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現代漢語[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08-109.
④ 此處指的是除姓之外有兩個漢字的名字、無姓僅有兩個漢字的名字，以及含有“的”字的女性名，如賈寶玉、鋤藥、周瑞家的等.
⑤ 鄧進.紅樓夢女性命名研究[D].西南大學，2009.
參考文獻
[1] 王力.古代漢語[M].北京：中華書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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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現代漢語[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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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人物關系范文第4篇
長久以來，關于《紅樓夢》之評論研究，有以為代表的索隱派，有以為代表的作者考證派……在紛繁多樣的重圍中，王國維與魯迅的見解獨具價值。
王國維與魯迅都經歷過清末民初的國家轉型期，也都曾東渡日本留學深造，相似的時代、教育環境卻造就了二人不同的文學批評觀。下面，筆者就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與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之人情小說”一文及各篇雜論為例，從三方面來具體分析王國維與魯迅對《紅樓夢》評論的不同。
一、人物形象來源：集體還是個人
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直接闡明了對賈寶玉真實身份的界定：“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可，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這種創新式的觀點將紅學的研究從傳統的索隱、探秘等拘泥的泥潭中拉出，他認為主人公是誰這個問題并非小說實質性問題，“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于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這種用西方美學的觀點來闡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創舉具有進步意義。魯迅則認為《紅樓夢》中的興榮衰敗之所以耐人尋味，是因為作者親身經歷過世間的人情冷暖，由此推斷出這部小說是曹雪芹的人生傳記。“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他堅信賈寶玉的經歷就是曹雪芹人生的真實寫照。魯迅否定了王國維的觀點：“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筆者認為，王、魯二人之所以擁有相悖的觀點，究其原因是由于思維方式不同。王國維借鑒西方的美學觀點，認為小說中的主人公形象是復雜化的，作者所構思出的人物并非只是個人的形象，而是時代、社會的縮影。把小說主人公置于大的時代背景下并全方位分析人類的共性與人生的狀態，這種宏觀的思維方式無疑是恰當的。魯迅對于此問題的見解則稍顯不足，他認為《紅樓夢》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情真意切，而“真”、“切”的原因正是源于作者的親身體驗，他把賈寶玉身上所有的特質都歸于作者曹雪芹一人，而忽略了小說的包容性與虛構性，這種微觀思維方式略顯狹隘。在這一問題上，王國維的觀點更值得借鑒。
二、主題思想：消極避世還是積極進取
縱觀《〈紅樓夢〉評論》全文，我們不難發現王國維的思想是悲觀避世的。他認可叔本華的觀念，認為生活的本質是欲望。王國維把世間所有的疾苦都歸為欲望作祟。“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對待生活的苦痛，他認為“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才是正確的處理方式，而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與此同時，他強調“出世”的力量，由此認為《紅樓夢》中唯惜春、紫鵑與寶玉三人達到了真正解脫的境界。在民族矛盾異常激烈的清朝末期，這種思想是消極且妥協的，同時也為他日后自盡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而魯迅則以清醒的民族意識在《紅樓夢》中嗅出了反封建、反階級的氣味。他見解獨到，從一個毫不起眼的仆人焦大身上看出了反封建的倪端，從而論斷出“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個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同時，他把焦大所受的馬糞灌嘴的委屈與屈原所受之委屈相提并論：“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將身份卑賤的仆人與受人敬仰的歷史偉人并舉，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其平等、反階級的先進思想。在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魯迅先進的思想覺悟更具有啟迪民智與指引方向的意義。
三、藝術價值：世界的還是民族的
在《紅樓夢》藝術價值問題上，王、魯二人的立足點迥異。王國維把《紅樓夢》的價值根基深植于西方美學與倫理學的土壤中，他認為《紅樓夢》的最大美學價值就在于它的悲劇意義——“徹頭徹尾之悲劇也”，進而把《紅樓夢》與叔本華所認為的第三種悲劇相連洽，“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紅樓夢》算得上是悲劇中的悲劇。同時，他又創造性地認為《紅樓夢》在美學與倫理學上的價值是相同的，“美學上之價值，亦與其倫理學上之價值相聯絡也。”雖有牽強附會之嫌，但也揭示出了人生與藝術的巧妙關系。而魯迅則認為《紅樓夢》真正的價值是突破了以往中國古典小說寫作的局限，“至于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的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于如實描寫，并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這種立足于民族傳統文化，以傳統小說思維來探討《紅樓夢》價值的方式同樣具有重大意義。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二人對《紅樓夢》價值的觀點在一定意義上是相輔相成的。一個側重于在世界文學體系中橫向探求，一個著眼于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縱向比較，雖不可否認二者的觀點都尚有不足之處，但其各自創新之觀念也著實為紅學開辟了嶄新的視界。
紅樓夢人物關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友情 多層次性 超階級性 模糊性
馬斯洛理論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也叫情感和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等五類，其中情感和歸屬的需求包括友情、愛情等這些情感因素。這也就是說，友情作為具有社會屬性的人來說，幾乎是每個人都需要的，是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內容。一個正常的人如果長時間地離開人類社會生活，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其業已形成的正常心理就會產生變異，所以，作為一個社會人，不能沒有人與人的交往。友情的境界雖然有高低之分，但正如愛迪生所說：“友誼能增進快樂，減輕痛苦，因為它能倍增我們的喜悅，分擔我們的煩惱。”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友情是人們生活中必需的。《紅樓夢》是一幅描寫當時社會風土人情的畫卷，其中涉及的人物形形，人物的志趣千差萬別，人物的精神境界高低錯落，因此，這些千差萬別的個性人物所展現出的友情也五彩紛呈。歸結起來，《紅樓夢》中各色人物之間的友情，主要呈現出以下特征。
友情的多層次性
人的身份不同、性格不同、志趣不同，其友情觀也會因之不同。人們追求的友情的最高境界是“高山流水話知音”。這種友情拒絕功利，不講任何條件，沒有任何意圖，僅以對方的感情依戀為基礎，是獨立人格之間的互相呼應和確認。這種友情，可以使人們的性情得以舒展，心靈產生共鳴。《紅樓夢》中當然也不乏這種高層次的友情，比如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感情。確切地說，《紅樓夢》中賈寶玉、林黛玉之間的感情在發展為愛情之前，原也不過是兩小無猜，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知己”友情。正因為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相互欣賞，惺惺相惜。這類友情在《紅樓夢》中，同樣也存在于同性之間，比如賈寶玉跟柳湘連之間，賈寶玉跟蔣玉菡之間，甚至黛玉跟紫鵑也可以稱得上，這些人之間因志趣相同，所以心理距離才可以更近一些，相互來往得自然頻繁些。追求高層次友情的人常感嘆“知己難求”，所以當《紅樓夢》借林黛玉之心，發出“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之嘆時，人們才會覺得分外動人。
除了有志同道合的知己友情外，《紅樓夢》中也有江湖俠義一樣的友情。雖說《紅樓夢》缺少《水滸傳》中那“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江湖義氣，但并不是說《紅樓夢》中沒有“俠義”之情可圈可點。《紅樓夢》里倪二助賈蕓就是一例，人們借賈蕓的想頭“素日倪二雖然是潑皮無賴，卻因人而使，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可以看出，倪二不是因為喝醉了酒才糊里糊涂地慷慨解囊，而是平日里就有仗義疏財的豪俠義氣。《紅樓夢》中同類的人物遠不止這一個，其中描寫柳湘連不計前嫌，危急關頭不僅救了薛蟠，還跟他結了拜一事，更是彰顯柳湘連身上那股難得的俠義之氣，這說明《紅樓夢》中雖然沒有江湖風雨，但卻一樣存在著激昂的江湖豪情。
如果說江湖俠義的友情仍有可取的話，那么人們對功利朋友往往是不屑的。但跟曲高注定和寡一樣，那些高境界友情通常是難得一見的，《紅樓夢》中更多的是功利性和“酒肉朋友”一類的友情。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君子重淡如水的友情、重知心知己，但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大部分人都還是普通的“庸人、俗人”，這些普通人同樣也需要“志趣相投”的人來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于是，很多低層次的友情常因某種利益、某種特殊的關系維系著。《紅樓夢》中這種友情是最多的，如圍繞薛蟠身邊的那些：《紅樓夢》書中提到“薛蟠隨母住到姨父家，從來時的怕擔心姨父的管教約束，到后來的樂在其中，就是因為賈府有賈赦、賈珍、賈蓉等一干跟他臭味相投的人，可以跟他通宵達旦地聚賭、聚酒”，從這里，人們可以想象圍繞薛蟠身邊這些人友情的情形，這真可以算得上“酒肉朋友”的典型了。《紅樓夢》中這種因某種利益維系的“友情”無處不在，抄揀大觀園一事的發生，歸根結底是要追溯到邢夫人跟王善保家的都忌恨王熙鳳這一層關系上。正因為友情這種普遍存在性的緣故，所以當人們以鄙夷的目光審視《紅樓夢》中薛蟠“酒肉朋友”的同時，看到薛蟠在賈珍的兒媳秦可卿死后慷慨“捐棺”之時，也會油然生出幾絲好感來――原來“惡人、俗人、庸人”的友情也并不總是那么俗不可耐，這本來都是人性各層次需要的一部分。
友情的相同際遇性
“同病相憐”，通常情況下，相同處境、相同經歷、相同身份的人更容易相互理解。《紅樓夢》描寫的背景是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里面的各色人物分屬于不同的階級、階層，自然人物關系所展現的友情很多也都帶上了“階級友情”的特征，那些相同命運的貴族小姐，那些同樣侍奉主子、小姐的小子、丫頭，還有大觀園那些同臺唱戲的小戲子無不如此，相似的命運將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讓他們相互擁抱著取暖。
人們看到《紅樓夢》中描寫的史湘云和林黛玉，兩人言語之間常有摩擦，但相比大觀園的其他姐妹，兩人更多的似乎是相互理解。因為每次進賈府，史湘云多半住在黛玉的屋里，而不是探春、惜春等人那里，這就說明了這個問題。還有中秋節賞月那段情節，湘云這樣寬慰黛玉：“你是個明白人，何必作此形象自苦，我也和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還不自己保養……”從這里人們可以看出，正因史、林二人都是自小父母雙亡，孤苦無依，有著相似的處境、心境，所以史湘云才可能這樣設身處地地站在林黛玉的角度安慰她。
大觀園中的小姐們如此，丫環們的好多友情也是建立在相同命運這一基礎上的。《紅樓夢》中提到賈赦要強娶鴛鴦為妾，相同身份的襲人、平兒等人安慰時，平兒說了這樣一番話：“這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云、紫鵑、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么話兒不說？什么事兒不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因為身份相同，所處的地位一樣，這些丫環的命運也是差不多的，同病相憐，相同的境遇使得她們可以相互理解、互相支持，有了心事，才可以這樣毫無掛礙地傾訴給對方。類似的情況在大觀園的那些小戲子身上表現得也很明顯，當我們讀到《紅樓夢》里描寫那幫小戲子共同對付趙姨娘時的滑稽場景，在啞然失笑的同時，又會為他們那份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情誼而感動和感嘆。
友情的超階級性
在等級森嚴的宗法社會里，封建大家族里父母子女、兄弟相妹之間，相處的時間往往還不如主仆相處的時間長。在這種環境里，主仆的身份、禮數限制了彼此的言行，但限制不了相互了解而產生的親密的感情。于是，主仆之間這種因長相廝磨、親密接觸而產生的感情，經常會超越階級身份的局限，不斷加深，最后甚至生出“發小”一樣親密無間的友情來。這種友情之深，常遠遠超過血濃于水的親情。《紅樓夢》中的這種主仆之間的深厚友情，在黛玉跟紫鵑、探春跟身邊的丫頭身上體現得最明顯。
從價值取向的角度來講，賈寶玉是林黛玉的異性知己，但同樣作為女孩子、一直侍奉在黛玉身邊的紫鵑，卻無疑比寶玉更明白和熟知黛玉孤苦無依的處境和心境。應當說，在賈府，除了真正理解黛玉的除寶玉外，只有紫鵑這一知己了。從紫鵑設身處地為黛玉的終身努力，為她出謀劃策來看，她們之間遠遠超出了一般的主仆關系。所以，當紫鵑說出“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里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性情都彼此知道的了”時，礙于禮法，黛玉雖然嘴上啐她，但是人人都可以讀出來，在那個沒有父母依靠，孤單寂寞的環境，黛玉實際上心底不知道在怎么感激紫鵑呢。而書中也正是這樣說她：“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泣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
而黛玉臨死之時，紫鵑的悲傷更是不同尋常：“在外頭空床上躺著，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在那無限凄涼的瀟湘館里，一直關愛著、陪伴著黛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人，不是口口聲聲把她放在嘴里的賈母等人，而是跟她朝夕相處的紫鵑，是她們之間那份至純至真的友誼。也正是因為有這情之深，才會有這悲之切。
如果說黛玉和紫鵑之間的這種感情還有主仆之間的那份忠誠和同情摻雜其間的話，那么人們看到探春跟她的那些丫環的關系，也許更愿把那種親密與尊重視為友情。《紅樓夢》中抄揀大觀園那一段，抄到別的小姐都忍氣吞聲，唯有探春擔著風險，挺身而出：“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卻不能。我原比眾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里間收著，一針一線他們也沒的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讀到這里，人們看到的也許不僅是一個維護貼身仆人的貴族小姐，而且是一個維護跟自己朝夕相處的同伴的尊嚴的小姐。
友情的模糊性
友情跟愛情有時是很難區別的，尤其是異性之間。我們很難說清楚兩小無猜的兩個異性，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變成戀人了，甚至同性之間也存在這種情況。人們提及《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關系，首先也會想到他們之間的愛情。是的，寶黛之間的感情最終是以愛情的形式呈現，而且寶玉第一次見到黛玉時也說“這個妹妹見過的……”，也似乎有一見鐘情的味道，但有誰能說那七八歲的孩子之間那種親密無間，從而相知相解就當是愛情，而不是友情？至于這份長相廝磨形成的“知己”的友情，哪一天演變為愛情的，就更難說清了。在那個心中有愛卻不能說，不能暴之于陽光下的時代，就算真的萌生了“愛情”，也不得不披上“友情”的外衣。正因為其不能說，所以才更不能明確地分辨清楚，要不春心萌動的寶玉和黛玉也不會一次又一次地相互試探了。
當然，從心理學角度講，同性之間的友情超過了限度的，也不再那么單純。寶玉跟秦鐘、跟蔣玉菡，甚至跟柳湘蓮之間，都不能算作一般意義上的友情，但這并不等于說他們這些關系不具有友情的特點，相同的志趣一向是維系他們關系的基礎。而更有代表性的是大觀園里小戲子藕官的故事，那似乎背離友情更遠，但卻更動人。從芳官口中我們可見一斑：“哪里是友誼？他竟是瘋傻的想頭，說他自己是小生，官是小旦，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體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兩個人竟是你恩我愛。官一死，他哭得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讀到這里，人們會想起電影《霸王別姬》中那一對唱戲的男主角。精神分析學說給同性戀找原因，指出人對自身性別認知的失誤，成長過程中環境的影響就是其一，古人對此沒有這樣理性科學的認識，只知道那種似友情卻又像愛情的關系歷朝歷代都有。《紅樓夢》就把這種界限模糊的感情呈現在人們眼前。拋開這種感情最終發展到哪種境地不論，就說當人們讀到《紅樓夢》中那對備受命運捉弄的戲子那種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感情之篤厚時，有誰會說那種真摯就一定不是友情呢？
參考文獻：
1.曹雪芹：《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
2.培根：《培根論說文集》，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
3.宋立英：《論〈紅樓夢〉教學與大學生親情、友情素質的培養》，《邊疆經濟與文化》，2008（12）。
4.王穎卓：《紫娟與紅娘比較談》，《紅樓學刊》，2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