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家里就我和我媽兩個人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我和丁浩是經(jīng)朋友介紹認識的,經(jīng)過一年多的戀愛,我們就扯了結(jié)婚證。其實,那時候就有好心的過來人提醒過我,丁浩不是本地人,將來會有一大堆的麻煩事兒。當時被愛情沖昏了頭腦的我,對這些問題全都不屑一顧,只要能和丁浩在一塊兒,我覺得什么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可是,結(jié)婚沒多久,問題就來了。臨近春節(jié),丁浩和我商量過年上誰家吃年夜飯。我想都沒想,張口就說:“當然上我媽家啊。”丁浩的意思卻是他們老家有規(guī)矩,年夜飯做兒子的必須回家吃。
我當時就噴了:“丁浩,你思想怎么還跟老古董似的,現(xiàn)在誰家還有這個規(guī)矩?再說了,我跟你回去,我爸媽怎么辦?他們就我一個女兒,我不陪他們過年,他們該有多傷心呀。”
沒想到丁浩馬上接口:“那我不回家陪我爸媽過年,我爸媽不也得傷心嗎?”結(jié)果,我們倆爭了半天,最后想出一個折中的辦法。丁浩回老家陪他爸媽過年,我則留下來陪我爸媽過。
丁浩一走,我收拾點隨身用品,就回了我媽家。整個春節(jié),我都陪著爸媽。每次跟著爸媽到親戚家拜年,大家都覺得挺奇怪:“怎么丁浩沒一塊兒來呀?”我只能逐一解釋原因。看著大家怪怪的眼神,再看表姐、表哥他們都是小夫妻親親熱熱的一塊兒,我的心里特別不是滋味。春節(jié)本來是團圓的日子,我和丁浩卻被生生地拆開了。難道我們以后的春節(jié)都得這么過不成?
可沒想到,丁浩一回來,還沒和我說上兩句話,就哭喪著一張臉,唉聲嘆氣地說:“小潔,我媽摔骨折了。”我大吃一驚,好好的,怎么就骨折了呢?原來,婆婆看丁浩回家特別高興,整天忙著給他弄好吃的。那天,她想給丁浩做一個他最愛吃的豉香排骨,偏偏家里豆豉又沒了。她急急忙忙趕到超市去買,光顧著找豆豉,也沒注意地上有一灘水,結(jié)果不小心滑了一跤,就給摔骨折了。
雖然摔得不算重,可是丁浩特別心疼。他每天都要給婆婆打好幾個電話,噓寒問暖,問她恢復的情況。
我們分居了
更讓我沒想到的還在后頭。因為照顧丁浩的媽媽太累了,丁浩的爸爸得了一場重感冒。那天,丁浩接完他爸的電話心事重重了好幾天,不管我怎么好言安慰都沒用。那天晚上,他鄭重其事地和我談了一次。說他想回老家,呆在父母身邊,照顧他們。
我當時就懵了。我說你傻了吧?你的事業(yè)剛剛穩(wěn)定下來,而且未來還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你回你們那個縣級市,不但專業(yè)完全沒有用武之地,而且小城的發(fā)展空間哪有我們這個城市廣闊呢?
丁浩的執(zhí)著出乎我的意料,他說這些他全都考慮過。可是前途和爸媽比起來,他覺得父母更重要。“小潔,這次回家我明顯覺得我爸媽老了。”“那你有沒有想過我,我怎么辦?”丁浩的回答讓我差點沒氣暈過去:“這個我也想過了,你跟我一起回去。”讓我放棄這里優(yōu)渥的環(huán)境,跟他回去重新打拼?還有,我爸媽怎么辦?
那天晚上,我和丁浩有了結(jié)婚以后第一次爭吵,兩個人誰也不肯讓步。冷戰(zhàn)幾天后,丁浩拎著箱子離開了家。看著他冷冰冰的背影,我氣得差點掉眼淚……
我理解了他的感受
那天半夜,我已經(jīng)睡下了,卻被手機鈴聲突然吵醒。朦朦朧朧中,電話里傳來媽媽哭哭啼啼的聲音:“小潔,不好了。你爸爸剛才突發(fā)心臟病暈過去了。我現(xiàn)在醫(yī)院急診室,你和丁浩趕快過來。”
等我急三火四地趕到醫(yī)院,爸爸已經(jīng)搶救過來了,正躺在急診室的病床上。坐在邊上的媽媽則臉色蒼白,滿臉疲憊。我心痛地握著媽媽的手:“到底怎么回事?”媽媽心力交瘁地搖著頭:“剛才我們都已經(jīng)睡下了,你爸突然說心口疼,渾身難受。我趕緊給120打急救電話。救護車剛到,你爸就暈過去了。還好在車上采取了搶救措施。要不然……”媽媽長嘆了一口氣。“人老了,身體就不行了。你爸以前從來都沒心臟病的。醫(yī)生說,以后得特別注意。”媽媽說完,忽然想起什么:“丁浩呢?怎么沒看見丁浩?”“哦,他到外地出差了。”我隨口編了個謊話。
我和媽媽陪了爸爸一個通宵。看著躺在病床上的爸爸和滿臉憔悴的媽媽,我的心里一陣陣難過。如果不是搶救及時,我也許就失去了爸爸。以前,常聽這樣一句話:“子欲孝而親不待。”那時候總以為離自己很遙遠。但現(xiàn)在,我卻切切實實地體驗到了那種無奈的心酸。原來,我們能和父母相處一起的時間真的不多。當父母漸漸老去,說不定什么時候,他們就會離我們而去。剎那間,我忽然明白了丁浩的感受。
第二天,爸爸出院了。為了不引起爸媽的懷疑,我打了一個電話給丁浩,希望他有空的時候能來看看爸爸。晚上丁浩就來了,還買了很多營養(yǎng)品。不明就里的媽媽一個勁兒地對丁浩說:“你早點回家休息吧,這出差才剛回來就來看你爸。累不累啊?”“不累。”丁浩順著媽媽的話說。“我們出差回來,第二天都有一天補休。反正明天也沒什么事,我今天就多陪陪爸爸。”我知道他在說謊,但他的話卻讓我覺得心里暖暖的。
我和丁浩一起出了門。“謝謝你。”我由衷地對丁浩說。“謝什么,你爸不就是我爸嘛。”“丁浩,你今天回家住嗎?”猶豫了半天,我還是主動開口了。“嗯。”想不到丁浩居然爽快地點了頭。
“小潔,其實這些日子我一直都很想你。”晚上,我依偎在丁浩的懷里,聽他溫柔地說出這句話,我的心里一陣溫暖。
六口之家
第二天,我就找了媽媽,把我和丁浩之間發(fā)生的事兒都告訴了她,并讓她給我支支招。媽媽一拍我的腦袋:“傻孩子,就為了這么點事兒還鬧分居?這還不簡單,把丁浩的爸媽接來不就成了?”“您說的我不是沒想過。可是一來,我怕他們住這兒不習慣;二來如果我和他們住一起,那您和爸爸怎么辦,誰來照顧你們?”
“我們六口人住在一塊兒,變成一個大家庭,不好嗎?白天你們沒空照顧,我們幾個老的互相照顧。”媽媽的話讓我眼前一亮,這個提議不錯。
我們讓丁浩的父母賣掉了老家的房子,搬來我們家,爸爸媽媽也把他們原來的房子賣了,搬到了我們的隔壁。我們家一下子成了六口之家的大家庭。
每天,我和丁浩去上班的時候,4位老人就在家里做家務,一塊兒聊天、看電視。等我們晚上回家,6個人就在一塊兒吃晚飯,別提多熱鬧了。
最讓我和丁浩滿意的,就是4位老人可以互相照應。偶然有身體上的不適,我們也不用擔心。
那天,我和丁浩下班回家,就看見公公在床上躺著。我們兩個一下緊張起來,是不是老人有什么不舒服?看我們著急的樣子,公公趕緊安慰我們:“沒事兒,我已經(jīng)上醫(yī)院看過了。虧得有小潔的爸媽一塊兒幫忙,要是在老家,你媽一個人呀,肯定弄不動我。”
原來,白天公公的腎結(jié)石突然急性發(fā)作。當時,我和丁浩都上班去了。幾個老人一看情況不對,趕緊叫了一輛車,齊心協(xié)力地把他弄到了醫(yī)院。經(jīng)過醫(yī)生的緊急處理,很快止住了疼,又配了消炎藥,總算沒有釀成大的后果。
聽到這里,我和丁浩都松了一口氣。丁浩更是感激地對我說:“多虧了你爸媽。”我白了他一眼:“什么你爸媽我爸媽,你還分得這么清楚。那不都是咱們的爸媽?”
一個大約有七八十歲的老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一邊打著手機,另一只手舉著三四個存折,要營業(yè)員把所有的錢匯到手機說的一個地址去,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緊張。
營業(yè)員拿到存折,一個一個地看了,然后問:“大爺,您認識對方么?”
老人仍然聽著手機,回答:“你快點匯吧,都告訴你地址了。”
營業(yè)員笑瞇瞇地說:“您真的認識收款人嗎?”
老人有點兒急:“你管那么多干啥!我的錢我愿匯給誰就給誰,你趕快辦吧!”
值班主任聽到這邊的動靜挺大,走過去看了看存折,小聲說了些什么,營業(yè)員離交易柜臺的喇叭比較近,雖然也是小聲說,但是外面的人都聽見了:“是一個網(wǎng)上的賬號。”
主任與營業(yè)員對視了一下,用左手做了一個壓一壓的手勢。營業(yè)員心領(lǐng)神會地點了點頭。那個大爺始終沒有放下手機。我距他有兩個人的間隔,完全聽不到手機里說的是什么,但有依稀的人聲,仿佛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小聲問排在我前面的兩個老人,一男一女:“這個大爺給誰打電話呢?”大娘防賊一樣狠狠地瞪了瞪我,然后用眼睛仔仔細細地把我從頭到腳涮了幾遍,我連忙雙手作揖說隨便問問、隨便問問,沒別的意思啊大娘。說這些話時那個男老人目光呆滯地望著我們,眼睛有白內(nèi)障的一層霧一樣的東西,我嘴里服著軟心里倒還有工夫想,他老人家看到的我們一定是霧霾之中的人影吧!
說話間主任已經(jīng)出了柜臺,跟打電話的大爺說:“17萬呢,您要匯款的人認識嗎?”
17萬!這么大年紀的一個老人。
“我有急用!我有急用!馬上匯吧!”老人非常急。
我的小腦袋瓜子電光火石閃過:“綁架?贖金?車禍?——”一緊張,攥了一手汗。我把身子往前擠了擠,問他:“您是家里有急事兒嗎?”老人發(fā)現(xiàn)又多了個管閑事的人,不勝其煩的樣子:“沒急事就不能花錢啊!誰規(guī)定的?”
營業(yè)員已經(jīng)開始辦下一個業(yè)務了,主任還在苦勸大爺。
他始終在聽著手機,而且,十分專注十分馴服,顯然被手機里發(fā)出的聲音控制了,除了神和魔鬼,沒有人能有如此大的蠱惑力吧!
大爺已經(jīng)很憤怒了:“你們是銀行,不給我辦匯款,你們想干什么?你辦不辦吧?不給辦我就報警了!”說著摁死了接聽鍵,撥了110:你們趕快過來吧,這是啥銀行呀!他們想財迷我的錢呀!
掛了110,他的手機又響了起來,還是彩鈴,一個女人在唱:“我家住在,月亮之上 ”十分高亢,手機是三星的前一、二代版,應該是孩子的換代產(chǎn)品。
大爺摁了接聽鍵說:“這家銀行不給匯,我報警了,110馬上就來啦!我不知道銀行還為不為人民服務,太不像話啦!好,我一會兒再打。”
主任一聽110要來,仿佛松了口氣。他扶著大爺?shù)母觳舱f,您到椅子上坐會兒吧!大爺很阻抗地用胳膊肘子頂主任的膛,氣呼呼地找了把椅子坐下了。
我前面的幾個顧客已經(jīng)辦完了自己的事兒,我取了工資,順便和營業(yè)員搭訕:“你們真是為人民負責啊!不容易啊!”女營業(yè)員不太年輕了,十分干凈的小模樣兒,非常樂意聽到對她的贊揚,說:“哎呀!我們碰到的騙子多了,尤其是網(wǎng)上的賬戶最不靠譜,查都沒法查。”我小聲說:“17萬呢!”營業(yè)員笑了笑,然后叫下一個。
我出了營業(yè)廳,剛巧碰到110的警車停在門口,下來兩個民警,我停住腳步,等了一等,跟在民警的后面又回了營業(yè)廳。
民警大聲說:“哪位大爺報的警啊?”主任和大爺同時迎了過去。
大爺肯定覺得真理在自己手中,看他說話的語氣,退休前應該是一個干部,還是說了算的干部。自信滿滿的樣子。大爺說要匯款,銀行不為人民服務了,尤其不為退休的人民服務了,腐敗了!已經(jīng)忘了是人民養(yǎng)育他們啦!中央真該管管了。
民警一聽就明白了,壓根兒就沒有詢問主任,說大爺您能跟我們說說匯錢干啥用么?
大爺緊閉著嘴巴,呼哧呼哧地喘,怒目圓睜地盯著他:“干嘛?”
“大爺,您聽說過網(wǎng)上詐騙么?”
“我有急用,礙著誰了,我有急用,怎么你們都聽不明白呢!”
民警開始給他普及騙子以及網(wǎng)上詐騙的知識。“您看,就我們這個轄區(qū),某某讓人騙了多少,還有某某,讓人騙得更慘!”
這時候手機又響了,還是那個女人在唱:“我家住在,月亮之上
”大爺沒讓她唱完,就對著手機喊:“喂!喂!我是抓緊呢,我一定一定!肯定肯定!”然后住了嘴,認真地聽。民警湊過去,估計也想聽聽,大爺很機警地閃開了,一副防范意識很強的樣子。可他真是防錯了人。
營業(yè)廳里一片寂靜。
大爺聽著手機,神情逐漸緊張起來,腦門子上滲出了幾粒汗珠子。
那邊民警和主任在低語,民警也掏出了手機,走到營業(yè)廳外面打電話去了,我從窗戶往外看到,他反反復復撥打了幾次,進來說:“他女兒來啦。”
老人還在聽手機,又湊到柜臺前要存折,營業(yè)員笑瞇瞇地勸他,顯然是在拖延時間。這時大門開了,一個中年婦女推門進來喊:“爸。”
老人轉(zhuǎn)身看到了女兒,十分吃驚的樣子,女兒沖過來奪手機,老爺子摁死了接聽鍵死命抓住手機不放手,然后沖營業(yè)員喊:“給我存折,給我存折!”女兒想去抓,營業(yè)員還是給了老人。存折上一定是老人的名字,她得按規(guī)矩辦。
大爺揣著手機和存折走了,一句話也沒有。
女兒握住主任的手千恩萬謝,又對民警致謝:
“謝謝啦,那是我爸所有的積蓄,差點兒讓騙子得逞啊!”
一場風波,大家都松了口氣。
我還得回去看稿子,趕忙抬腿家走。
我發(fā)現(xiàn),那老人和女兒,就和我住一個大院,就走在我前面。一前,一后。老人的腳步很急,背有點駝,低著頭自顧自地走,女兒的身子往前傾著,因為胖而走不快,又不愿跑,很想趕上父親。
兩個一前一后的人,身子都往前傾著急走,一看就是父女倆,那么像。
回去了,還不知會怎么吵呢!
我關(guān)心的是,他到底要把錢匯給誰呢?
B約莫過了一個星期。我先生去銀行交煤氣費,回來告訴我,咱們院一個大爺讓人騙了17萬。
那是個星期天,我正在用橄欖油擦拭君子蘭的葉子,心里一震,就折斷了一片。
我說我知道是誰。先生很吃驚地望著我,疑為天人降到了他家。
我說你趕快給我說說。他說上周一個大爺拿出了全部折子17萬,讓銀行給匯到一個網(wǎng)上的地址,人家銀行沒給匯,老爺子還打了110,最后讓他女兒給領(lǐng)走了。我說這些我都知道,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老爺子又去了銀行,一進門就哆哆嗦嗦地說你們能把我的錢追回來么?你猜怎么著,這老爺子拿著存折悄悄去了別的銀行,人家就給他匯了。然后,手機就再也打不通了,他這才知道上當了,讓人騙了。”
我呆坐著。問報警了嗎?
“人家警察說了,這種網(wǎng)上詐騙,只有一個賬號,地址人名都是假的,沒處查,你說這事兒鬧的。大家議論起來,都說那是棺材板子錢啊!騙子真TM狠,老人最好騙了。”
C我關(guān)心的是,是什么能讓一個老人掏盡所有的錢,執(zhí)迷不悟地向騙子狂奔,多少人拉都拉不住。我記得那天老人始終聽著電話,像被人遙控了一般,催了眠一般。
騙子真厲害!
他們一定是狠狠地抓住了人性的弱點。
貪婪、恐懼、執(zhí)迷,都會使人思維變窄,喪失常識和基本的判斷。尤其是那些久不與社會打交道的老人,膽小、輕信、固執(zhí)。
所謂執(zhí)著心一起,魔障即生。
我剛來山東工作那年,八十年代春節(jié)回家,年夜飯之后父母要換上新衣,穿金戴銀,接受兒女們的祝福。
我發(fā)現(xiàn)母親手上沒有戴我為她買的戒指。說你怎么不戴戒指啊?我去拿。母親忙攔下了我說別別,她的聲音有點兒急,我看了看她,沒有再說啥。
晚上大家都睡下了,我悄悄摸到母親的床邊,借著微弱的夜燈看到母親還大睜著眼睛,沒睡。
我悄悄說:“媽,您把戒指給誰了?”母親盯著我看,不出聲。我有點生氣,“給我嫂子啦?”因為急,聲音有點高,父親輕微的鼾聲停住了。我把手伸到母親的被窩里,摸索到了她的手,使勁捏,讓她交待。
母親的手心里全是汗,這讓我吃了一驚,我知道母親一慌手心就是汗,小時候每次帶我去醫(yī)院,快到所里的門診大樓時,她的手心里全是汗。
我把腦袋更低地逼向她。母親的頭往枕頭上更深地壓了一壓,也逃不過我的逼視。暗夜里,能聽到我和她的心跳聲。
最后我放棄了。滿心委屈。
我剛畢業(yè)每月掙不到50塊錢,攢了好幾年給母親買一個戒指,無論她給誰都該跟我商量(后來長大了知道這想法多么霸道,多么不尊重母親)。那一夜我們都沒睡好,就是在另一個房間,我都能聽到她翻身的聲音。
剛迷糊了一會兒,鞭炮聲就把我吵醒了。母親已經(jīng)在廚房下餃子了。大哥倆口剛放了炮回來,嘻嘻哈哈說笑著進了門。
我心里有疙瘩,早飯就沒吃痛快。
母親一天都在討好我,吃了午飯之后她不讓我睡覺,說初一不能午睡,巴巴地望著我。
我的心一軟,就拉她上了床,我們倚著被子拉呱。說父親的氣管炎比頭一年犯得少。問給我寄去的阿膠膏吃了覺得怎么樣。我們都繞開了戒指。
幾天下來相安無事。我在琢磨著如何給母親再買一只。
D破五的那天晚上,母親突然說:“戒指可能是讓人騙了,我也不確定。”我們一家大眼瞪著小眼。
母親想想說:“去年十·一之前,有兩個穿海青的女人敲家里的門,你爸去老干部處打牌了,我和貴平(保姆)在家。她們一進來就說:哎呀!大娘,你兒子有難了!
“貴平開的門,我們都嚇了一跳,連忙讓她們進來。
“我問你怎么知道的,她們說我們會看風水,你家門外有黑氣,我們是來度你兒子的。你的長子在陜西吧?36吧?有難啊!
“我那一陣子眼皮子老跳,心里慌得很,又是你大哥的本命年,心想壞了。
“那倆女的說拿出一千塊的燈油錢,幫你消災解難。
“家里哪有那么多現(xiàn)金啊!急得團團轉(zhuǎn)。她們說大娘要不你把手上的戒指拿了化緣,一樣的。說著打開包袱,拿出一個手絹,里面好幾個金戒指和耳環(huán),還說了咱們院幾個人家,人家也都是破財消災的,都說的不錯呀!
“后來十·一,聽你姐說派出所抓了幾個女騙子,裝成尼姑騙了不少首飾,我到派出所去問,也想看看有沒有咱家的戒指,人家說贓物都叫人領(lǐng)走了。”
母親就說到這里,不說了。
E最要命的是——大哥突然跳出來說:“媽,你救了兒子啊!”這一次,連我爸都驚詫了。
大哥說:“去年我坐火車去上海,剛過三門峽,咣當一個酒瓶子從窗外扔了進來,差點砸到我的頭上,那家伙,一砸上就沒命了!媽,是你救了我呀!”
我媽一聽就站起來沖到大哥身邊,用手摸他的頭,好像那上面真有個疤一樣。嘴里不停地念著佛,說貴平還怨我上當了,人家真是來消災解難的呀!馬上變得理直氣壯、振振有辭。
“你說我一個做母親的,聽說兒子有難,我兒子就是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我也不會看著不管是不是?”
嫂子馬上扎秧子起哄:“就是就是媽,您做得對!貴平她個保姆,懂個屁!”
我二哥看看我,看看我爸,很無語。
我爸只是笑了一下。
我說媽,那戒指可是我送您的,好幾年才攢的錢呢!
大哥和大嫂馬上一左一右,哼哈二將般站在我媽身邊,保衛(wèi)著她,大嫂擲地有聲地扔過來一句話:“我—們—給—你—賠!”
把我給氣的,二哥忙過來抓住我的手,使勁搖,我爸說老二,帶你妹妹出去散散步,別讓她積食了。
我媽很幸福地左看右看,那一對糊涂的兒子兒媳。
最后,騙子勝了,我媽和我大哥大嫂捍衛(wèi)了她!
F那時候我虛歲還不到24歲,我還年輕。
篤信這輩子心明眼亮愛憎分明戰(zhàn)無不勝。
達摩祖師東來,是為了找一個不惑的人。我相信我會成為不惑的人。
后來身經(jīng)百戰(zhàn)幾度沉浮父母病故,方知道,我們都不是不惑的人。
母親病重,遍尋名醫(yī),在北京的暴雪里站立7個小時為了拿到救命的藥雙環(huán)鉑,為感動大夫讓他看到其心可鑒。一旁陪著我的他說你信嗎?
我說我信!我要是不信就扛不過去就會倒下就只能看著母親奄奄一息。
她的眼神。我永遠永遠想起來都心痛欲裂、只想把自己一頭撞死的眼神。
三年里父母相繼去世。我還不到40歲。肯定比幼年失去雙親的孤兒好,但也已經(jīng)是孤兒了。這世界再也沒有人肯像母親一樣為了孩子獻出她最珍貴的東西。
這之后我信了很多東西,也不信了很多東西。
G說到底,我們都不能成為那個不惑的人。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因為放不下,因為一念慈悲,因為人性中最軟弱的那一部分。
一刻鐘前,婆婆剛剛離開我家。臨走時,她對我和老公說:“明天大家一起去看房子喔,就你們隔壁那棟,很近的。”我笑著答應了下來:“好的,好的。”送走婆婆,我關(guān)上門就把一肚子的怨氣發(fā)泄到了老公身上,“你媽還真的打算搬到我們小區(qū)啊,你怎么也不阻止?!”老公一臉苦笑,無奈地攤了攤手。其實,在一個星期前,婆婆就向我們提過這件事情,當時她對我說:“我在中介那里看到一套房子,就在你們這個小區(qū),蠻好的,還有電梯,我和你爸爸打算換過來,住得近照顧起來方便多了。”當時,我的心里就“咯噔”一下,趕緊接口:“媽,現(xiàn)在是房價高峰,買房子一點都不劃算。賣掉房子再買新房還要裝修,太折騰了,你們兩個老人的身體吃不消額。” 沒想到,婆婆笑盈盈地說:“這些我都考慮過了,小區(qū)換小區(qū)的房子,錢差不多,什么錢也不要你們貼,裝修正好也有熟人幫忙。”我心里開始翻江倒海,看了看老公,他低頭不響。接著,婆婆拍拍我的手,繼續(xù)說著:“住得近了,一來我能幫你們帶寶寶,二來你們兩個不太會照顧自己,以后就過來吃飯,少開個灶頭還省錢咧。再說,這樣衣服曬在外面也不用擔心了,我會幫你們收的。”那時候,我以為婆婆只是有這個打算,哪知道這才過了一個星期,她就已經(jīng)落實了,真是讓人頭痛。說心里話,婆婆一心系著我們,這些理由也確實是事實,按理說我應該很感激的,可我就是覺得很不安。婆婆和公公兩個人是屬于喜歡寶寶喜歡過頭的那種,哎……以前到我們家?guī)兔殞殻刻焱砩隙家娇焓c,寶寶睡著了才肯走,弄得我在家也穿得端端正正的。婆婆心思很縝密,做啥事情都把理由想得很周詳,比如雙休日現(xiàn)在我們自己帶小孩,就讓他們休息不用來了,其實我們也有私心,想過過小家的自由日子。但有時候婆婆周末還是會來,她會說,今天早上菜場里賣的羊肉好,我特地燒好了送過來給你們嘗嘗,然后就待到吃晚飯才離開。諸如類似“關(guān)心”的事情時常發(fā)生,讓我感到了無形的壓力。如果以后婆婆真的和我們住在一個小區(qū),來去那么方便,她肯定會隔三差五地往我們家跑,這日子讓我怎么過啊?我越想越郁悶,忍不住埋怨老公,儂哪能一點態(tài)度也不擺的啦。老公無奈地笑著說,這種事情,當然要和老婆商量了才能表態(tài)咯。老公的這句話,讓我略感安慰,暗自思量對策。我打定主意,看房的時候聯(lián)合老公一起來“挑刺”,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房子,總能挑到房子的缺點,讓事情就這么不了了之。其實,我覺得贍養(yǎng)老人是應該的,如果他們身體狀況到了需要子女在身邊照顧的程度,哪怕住一起也是可以的。但現(xiàn)在這個年紀就要一天到晚和婆婆黏在一起,我還是有些受不了。唉,不知道明天到底會怎么樣……
開會了……
小番茄:我覺得這樣挺好的,又可以蹭飯省錢,又有自己的空間,有什么事婆婆可以馬上來。多好的主意啊,住遠了沒人幫忙,住一起簡直是災難,這樣關(guān)門是兩家,你是自由的,開門扭屁股就去婆家蹭飯了。婆婆那么喜歡寶寶,白天可以放在婆婆那里,晚上吃完飯再帶回家唄,反正你本來白天也要上班的。
秀秀:如果你老公和你意見一致的話,這事情就好辦多了。其實那么黏人的公婆,還是住的遠點比較好,不容易有矛盾,如果你老公不想以后做三夾板的話,應該放聰明點,哈哈。
火舞時尚:這可能就是我們這一代獨生子女最大的矛盾吧,父母就這么一個孩子,拼命想把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都傳授給我們,想什么都扶著我們一把。可偏偏我們80后,都奔三的人了,有時候的確需要自己的空間,否則有時候連吵架都要憋到房間里,很多事情也希望能自己獨立完成。而且我們并沒有說要不贍養(yǎng)、不關(guān)心老人,我們每周去一天,經(jīng)常打打電話,也是應該的。父母當然最好兒孫都在身邊,但是啥事情都要“關(guān)心”的,兒孫也吃不消的呀,對吧。
四姐妹花:嫌棄老人,中國的傳統(tǒng)美德都哪兒去了?只知道自己快樂,從不想父母的快樂.我倒想我婆婆和我住到一個小區(qū)呢,可惜沒這個條件。
蓓蓓:婆媳的事要經(jīng)歷過才會懂。堅決不能住在一個小區(qū),要住也要步行20分鐘以上的距離。 樓主還好沒答應,我是傻到答應和GP住在一起。 這種現(xiàn)在想來都是小女孩不懂才會作出的決定,婆婆真的是鹽和飯都比我們吃得多,不是對手啊。以后我女兒出嫁了,我會和她利弊都講明,讓她再做決定的。
沸羊羊:距離產(chǎn)生美感,這是真理。我和婆婆住的非常近,真是深有體會。我老公結(jié)婚前自覺戒煙,最近又開始抽了……我問他為啥,他說,你們(指我和婆婆)太煩了……哎,我覺得婆媳關(guān)系不好,必然影響夫妻感情。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盡量不跟老公談及關(guān)于婆婆的事情了,以至于經(jīng)常自己摒到內(nèi)傷。中國父母就是家長式太厲害,老把子女當作小孩子,什么事情都要參與。看樓主和老公關(guān)系是非常好的,希望表為了婆媳關(guān)系付諸東流了。
樓主:我老公也是覺得他爸媽過來住很不妥,但是他很孝順,也愛我,他好為難啊!將心比心,現(xiàn)在最苦的就是我老公了。所以我才想出了“挑刺”這個辦法,也算是曲線救國的一招了,希望能夠有用。
蓉蓉:其實住得近挺好的。你現(xiàn)在不覺得,等孩子大點了就有體會了,婆婆又能照應你們,還能幫你接送小孩,多省心啊。她也沒有要求住一套房里。你們兩口子都要上班,肯定需要他們幫忙照顧孩子的,總不可能讓公公婆婆或是孩子兩頭跑吧。總的來說還是利大于弊的。
茹飛:我很理解樓主。把婆婆當親媽,那基本是不可能,我對媽多隨意,多自在,我媽做飯我上網(wǎng),不用幫忙也不會挑理。眼里沒活也不會說我不賢惠,不利索,不干凈,不會持家。可我對婆婆得說話注意分寸,陪著小心,笑臉,不能冷淡,不能不干活,也不能當著她面欺負她兒子,可想而知,天天要見面,那得多不自在啊。
米歐歐:我剛結(jié)婚沒多久,婆婆也提出兩家人要住一個小區(qū)。從理論上講我不應該拒絕,從實踐上說住在一起真的很容易不和諧。可不答應吧!怕老公說我不孝敬公婆,我心里也納悶兒呢,一般老人不都是比較習慣住熟悉的地方嗎?為什么一定要過來,我們也沒孩子需要照顧,過來很容易造成矛盾的。
阿天:同感,同感,我婆婆就特喜歡跟我們住一起,有矛盾她也愿意,
花兒朵朵:怎么這么多這樣的婆婆呀,我還以為就我自己苦惱呢。千萬不要讓婆婆搬過來,我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自從我婆婆搬到我們小區(qū)后,從早到晚在我們家。名義上說是替我們帶孩子,可她整天抱著寶寶不肯放手,誰來接都不讓,我都撈不著抱寶寶。沒搬來前,婆婆都上午一圈下午一圈出去遛彎,鍛煉身體保持身材。搬過來后,就在家抱孩子轉(zhuǎn),鞋底沒磨,光磨腳皮,就瘦了四斤,這下她更起勁了。我們和她說,孩子不能這樣慣著,她依然我行我素,天天準點到我家報到,真是拿她沒辦法。要是住得遠點,她來得也不會那么勤快了。
五五:你寧可下了班回家,第一時間接孩子,再做飯吃嗎?吃完了后再搞衛(wèi)生。第二天又過著重復的日子?如果是我,我愿意婆婆住在附近。我的理想就是家里的廚房是擺設,我不愿意進廚房,我不喜歡太忙的生活。你可以和老公去吃了飯后就說要帶小孩子散步,然后就走,這樣既不用和婆婆多呆在一起,又讓自己很輕松。你的公婆也能天天看見孫子和兒子,多好的一件事啊。
此前我從沒想過,與“昆五班”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會是他們的畢業(yè)考核。
同很多“打醬油”的愛好者沒有什么兩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我對昆曲的關(guān)注幾乎都放在了那些已然功成名就的藝術(shù)家們的身上。我知道“昆四”出了個女小生翁佳慧,也聽說了在李少紅執(zhí)導的《紅樓夢》中扮演少年薛寶釵的那個漂亮姑娘李沁原先是戲校昆五班的學員,但也僅此而已。去劇院看戲的時候,有時會在演員名單里發(fā)現(xiàn)一些標注著“昆五班學生”字樣的新鮮名字,但更多時候他們只是一個媒體報道里的集體名詞:2012年中國昆曲藝術(shù)節(jié)上,昆五班的集體作品《拜月亭》一舉斬獲了“優(yōu)秀劇目獎”和“優(yōu)秀表演獎”,當時的他們還只是上海戲劇學院大二大三的學生;2013年,他們又推出新編昆劇《寶黛紅樓》,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郭宇自豪地對媒體宣稱“昆五班挑得出十二釵”;而新浪微博的首頁上,資深戲迷們哀悼如今戲曲舞臺寂寞凋零的同時,又紛紛使用著這樣的句式表達他們對新晉的“昆五”的信心:雖然難免青澀稚幼,但他們代表著上海昆劇的未來。
除此以外,我對他們幾乎一無所知。一無所知,便是好奇的原點。所以當被問及最近有什么想要跟進的選題的時候,我?guī)缀趺摽诙觯嚎赡艿脑挘蚁虢佑|一下昆五班。
事情于是便按著最常規(guī)的方式邁進。我通過上海昆劇團的朋友的介紹,聯(lián)系上了上海戲劇學院附屬戲曲學校的副校長、負責牽頭昆五班各項工作的顧兆琳老師。電話里的顧老師顯得很高興,他說這樣吧,過兩天就是昆五班2010級學生的期末考核,你干脆過來跟著一起看看。
2013年12月30日上午9點,上海戲劇學院蓮花路校區(qū)。
盡管手里揣著連夜搜羅整理出來的昆五班學生資料,坐在白樓202教室里的我依然感覺到一種陌生的忐忑——我手中的筆記本上,除了熱心戲迷整理出的昆五班演出備忘(基本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某處,某人演了某戲),便只有53個扁平而抽象的名字。我并不擅長這樣的無把握之仗。
202是一間練功房,看起來應該就是昆五班日常學習訓練的所在。靠著走廊的那面墻上,貼著幾張用黑卡紙做成的板報,上面是昆班學生的一些演出照片。考官們的坐席就安排在這些板報的前面,我遠遠地聽見顧兆琳對考官之一的谷好好說,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一個叫闞鑫的學生拍的,“他是唱花臉的,專業(yè)非常不錯。他還有個雙胞胎弟弟叫闞融,也是花臉。”
隨著開考時間的臨近,練功房里進進出出的人也變得愈來愈多。穿著練功服的候考學生幾乎全都擠在練功房這頭的角落里,他們并不驚訝于我的出現(xiàn),只管嘰嘰喳喳、熱熱鬧鬧地說著話,然而卻又都本能地遠遠避開了房間另一面老師們的座席。一個穿著黑色羽絨服,扎著馬尾巴辮的姑娘在我身邊坐了下來。我跟她打招呼。她說她叫王倩瀾,是個武旦,今天是專門過來給老師們倒水、打雜的。
“你不用考試么?”我問。
“今天是大班考試,我是小班的。”她解釋,“大班2014年畢業(yè),我們是2015年。”
考試分成上、下兩個半場進行。上午的科目是基本功和武功。隨著口令的展開,大家三三兩兩地結(jié)對上臺。正腿、斜腿、旁腿、騙腿、翻身、飛腳、掃堂、旋子、虎跳、前橋、后橋……和我以往經(jīng)歷過的那些流程嚴格的考試不同,似乎并沒有人規(guī)定你必須做什么、什么時候去做、做幾遍,至少在我的觀感里是這樣。有個綠衣服的男生一下來就跟邊上的女生抱怨,說自己的腰不行啦,必須休息一下,他一面說著,一面撓著頭上的短發(fā),表情夸張而滑稽。另一個身穿紅T恤的男生則是一副越翻越來勁兒的樣子,一套跟頭接一套跟頭地來,邊上圍觀的大家噼里啪啦地給他鼓著掌叫著好。王倩瀾告訴我,綠衣服的叫張前倉,演小花臉(丑角)的,紅T恤叫謝沖,是個武生。那個站在老師邊上幫忙叫口令的,則是大班的班長朱霖彥,也是小花臉,他和張前倉都是王士杰老師的學生。“闞家兄弟是那邊兩個。”她指著在練功房那邊排隊等候出場的一高一矮兩個男生,“高的是弟弟,矮的是哥哥。”輪到一個劍眉倒豎的英武小伙上場的時候,考官席里發(fā)出了一聲善意的感嘆。我轉(zhuǎn)過頭看王倩瀾。“這是張藝嚴,眉毛都快立起來了。我管他叫憤怒的小鳥,黃色的最兇的那只。”她笑得異常好看。
我好奇而茫然地看著場上翻滾騰挪的這群人,辨析著彼此之間的不同的行當角色與性格面貌,然后努力將這些的臉孔與名單上的名字畫上等號。
“說是考試其實就是個展示,你有什么就表現(xiàn)什么。我把子打得還蠻好的,我就多打點把子,他翻得好就多翻幾個,腿好我就踢腿,飛腳旋子好就飛腳旋子。”后來私底下閑聊的時候說起這一節(jié),闞鑫這樣跟我解釋,“畢竟大家行當不一樣。練武戲的在這部分有優(yōu)勢,就多表現(xiàn)一點。這方面學文戲的人可能相對要弱一點,很多女生也不容易表現(xiàn)自己。但是后面考文戲的時候,他們的優(yōu)勢就出來了。”
在昆五班全部53個學員中間,參加此次畢業(yè)考試的大班學生一共有30個人。從2004年昆五班第一批學員入校,到2014年的這個畢業(yè)季,昆班的這批學生在被戲稱為“蓮花村”的上海戲劇學院蓮花路校區(qū),已經(jīng)度過了整整十個年頭。似乎沒有人明白地跟他們提過這場發(fā)生在2013與2014交錯點上的畢業(yè)考試背后所蘊藏的意義,或者他們心里其實非常明白,只是不說破而已。考場上的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并表達著自己。如果我的記憶無誤,參加考核的老師有上海昆劇團的團長谷好好、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郭宇、戲曲學校副校長顧兆琳、昆劇教研組組長王士杰、昆劇表演藝術(shù)家張洵澎、王英姿,以及其他一些我叫得出或者叫不出名字的老師。“就這個陣勢來看,你不重視也該重視了。你可能覺得他們是來看你們考試或者匯報,但我的感覺就是他們在挑人。”這是闞鑫的理解。至少在他個人看來,這次的畢業(yè)考試很有可能關(guān)系到他們以后是否能進團,關(guān)系到后半年的一些走向,關(guān)系到他們今后的去處。“所以2014的這個年,可能大家心里都不會特別舒服地過。”
我很欣賞他的這種坦率。事實上,這也是身為旁觀者的我的感受。哪怕落不到“前途”或者“出路”的實處,這次近身的現(xiàn)場觀摩也足以教我鮮明地認識到了這個行業(yè)的殘酷。所謂祖師爺賞不賞飯,“有戲”與“沒戲”的分別,有時候即便是我這樣不成熟的看客也能模糊地體察到——人們常說的“觀眾緣”大概就是這樣的東西罷。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那些最終抓住我的眼睛的鮮明而生動的面孔,往往就是此前在各種媒體報道、演出信息以及戲迷們的口耳相傳之中看過聽過的名字。
我似乎終于從那份長長的抽象名單中剝離出了一些切實而具體的東西,而另一方面,我也比任何時候都清楚地意識到,“十年”這個讀起來不過短短兩個音節(jié)的時間名詞,對于即將站到人生交叉口上的昆五班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貳
顧兆琳在新浪微博的賬號叫做“昆曲朝臨”。他這樣描述自己:“我是昆大班的一員。努力保持好健康狀態(tài),為昆劇,為昆五班的真正成才,再干幾年!”
從1954年昆大班進入戲校到2014年昆五班第一批學員行將畢業(yè),時間的車輪剛好滾過了一個甲子。進入戲曲學校工作之前,顧兆琳曾經(jīng)擔任過上海昆劇團的副團長。他是昆大班小生組里最早出道的學員,學戲兩年便和張洵澎一起憑借一出《游園驚夢》引發(fā)廣泛贊譽;同時又愛好吹笛作曲,《班昭》、《長生殿》、《景陽鐘》這三臺被列入“國家藝術(shù)精品”的大戲都出自他一人筆下,是個典型的“兩門抱”。然而在他看來,自己這些年來最為得意的作品,似乎還是“昆五班”。
昆五班的招生策劃始動于2002年,顧兆琳從昆團轉(zhuǎn)投戲校,已經(jīng)有將近十年的光景。也是在那一年,昆曲入選聯(lián)合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引發(fā)全社會的關(guān)注。從昆團到戲校,大家都在為如何更好地傳承這份古老藝術(shù)而憂心忡忡。
“當時的昆劇團團長蔡正仁跟我都有一個想法。培養(yǎng)一茬人才,按照新的觀念,大概需要10年。張軍、黎安他們的昆三班是1986年入的學,到2000年的時候,也已經(jīng)有將近20年了,如果再不培養(yǎng)的話有點晚。”顧兆琳跟我算了這樣一筆賬:就拿2014、2015兩年來說,昆五班出科畢業(yè),此時昆三的那一批基本已經(jīng)四十朝外。根據(jù)以往的培養(yǎng)人才的規(guī)律,一個班培養(yǎng)出來的時候,看武戲正當時,年輕啊,基本功啊,身上的活力啊,正是往上走的時候。而文戲演員呢,拿昆三班的例子來看,剛到昆團以后,昆曲經(jīng)典的折子戲的味道一時還拿不下來,因為昆曲的文戲更加講求文化的積淀和舞臺的感覺,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像黎安張軍他們也是到了昆團六年八年之后才開始慢慢嶄露頭角。“所以必須要有前瞻性。蔡正仁跟我商量,這個班是要辦了,04年開始辦這個班,到十年之后他們畢業(yè),然后再在舞臺上磨練那么五六七八年,應該正好可以接上昆三的班。”
在蔡正仁和顧兆琳看來,昆五班的招生是勢在必行、刻不容緩的事。可問題是怎么招?招到之后以怎樣的形式培養(yǎng)?“昆曲人才培養(yǎng)我們走的是精品教育的路線。不像京劇、越劇,我們叫長線專業(yè),特別是京劇,在我們學校每年都招。昆曲不然,他沒有這樣的需求量,沒有這樣的市場。既然是精品教育,就一定要招得好。要招得好,就要要采取措施,為學生提供最好最優(yōu)惠條件。”
就這樣,他們開始了一場寄托了昆曲未來希望的博弈。“十年”,這是顧兆琳和蔡正仁的人才計劃里非常重要的一個數(shù)字。“原來戲曲專業(yè)從來是只有中專的,但我們希望可以中高貫通起來,把昆五班辦成一個本科。”顧兆琳說。他們理由非常現(xiàn)實,首先是時間。中專的六年訓練對于戲曲來說顯然還是太短,半懂不懂地就被放到劇團里去,整個人還是懵的,進了團之后也未必能得到很好的演出鍛煉,不如還是留在學校里。中專時期學校著重抓牢基礎,大學階段盡可能地為學生提供舞臺實踐和創(chuàng)作表演的機會,促進他們更早更快地成熟,何樂而不為?反過來,站在家長和學生的角度,這也是他們的現(xiàn)實需求。畢竟人家孩子那么小就要離開普通教育的環(huán)境,進入戲校從事專業(yè)學習,如果畢業(yè)出來只是一個中專學歷,很多家長會覺得不放心。一張實打?qū)嵉谋究莆膽{對那些有意于報考昆劇專業(yè)的學生和家長來說,則將是一個很好的激勵。
為了他們的這個設想,文化局、教育局……相關(guān)單位顧兆琳來來去去、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遍。他跟蔡正仁兩個人還聯(lián)名以單位的名義,向、殷一璀、嚴雋琪等三位領(lǐng)導寫信,把昆劇面臨的狀況,培養(yǎng)接班人的重要、上海昆劇團在全國的聲譽以及它在戲劇領(lǐng)域的地位都說了,希望領(lǐng)導能對昆劇班給予政策上的傾斜。
這顯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間經(jīng)歷的曲折與等待,而今的昆五班學生不可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們能做的,就是以最佳的學習狀態(tài)去“享受”這個藉由老師們的不懈努力,而終于得以促成的最美好的結(jié)果:“昆五班”成為中國戲曲教育歷史上第一個戲曲本科班。前不見古人,后必有來者。
叁
2003年,王士杰和同事范宜興他們一起踏上了“昆五班”招生的旅途。
“昆二班”出身的王士杰是為了“昆五班”被上海昆劇團緊急派遣到戲曲學校的。此前的七年,他一直都以“借調(diào)”的身份,在上海音像出版社擔任著戲曲責任編輯,用王士杰自己的話來說,自己在出版社“干得還可以,挺享受這份工作”。蔡正仁找到他,說昆團打算聯(lián)合戲曲學校招收昆五班,你一定得去。王士杰本來是想推脫的,沒想到蔡正仁的態(tài)度異常強硬。學校在職的昆劇老師人數(shù)非常之少,而且年齡也大多偏高,無論是年齡還是資歷,你王士杰都是最適合的人選。“考慮下來,畢竟我是干昆曲的,所以最后我還是來了。”坐在我對面的王士杰瞇著眼睛點燃一支煙。
此時的我們正坐在他位于教學樓332房間的戲曲學院教研組辦公室里,窗外,元旦假期之后的校園顯得異常空曠而靜謐。考完試的學生們陸陸續(xù)續(xù)地收拾起歸家的行李,相比其他院校,戲劇學院的假期安排顯得非常寬疏且從容,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直到三月才會重新返校。但這樣的輕松顯然并不屬于辦公室里的王士杰。他身后的櫥柜上訂著一張寫得滿滿的工作安排計劃表,面前的寫字臺則被電話、煙殼、茶葉罐以及各種文件紙張占據(jù)了大半。手邊的文件夾里半露出的一截紙片上,我看到了“朱曉瑜(正旦組):沈欣婕,96分”的字樣。我記得沈欣婕這個名字,她是昆五大班的學生,朱曉瑜是她的指導老師。事實上,在我敲門進來之前,王士杰正在登記處理此前學生們的畢業(yè)考試成績。
對于很多昆五班學生來說,王士杰是他們的戲曲生涯中的第一個考官。
考慮到方言的因素,昆五班的招生主要集中在江浙兩省。王士杰負責打前站。那時候的長途客運遠不像現(xiàn)在這般便捷,為了能夠下到最基層的學校,黑車、小巴乃至拖拉機,王士杰什么交通工具都坐過,晚上就住在非常簡陋的小旅店里。南通、昆山、常州、蘇州、湖州、南潯……一路兜兜轉(zhuǎn)轉(zhuǎn)便是兩三個月的光陰。
“蔡正仁他們給我提了個要求。唱昆曲嘛,尤其是對嗓子和扮相的要求比較嚴格。哪怕人稍微笨一點、基礎稍微差一點,只要條件合適,就算是一張白紙,以后到學校里都可以再訓練。所以我們在外形方面,尤其是女學生,都比較注意。條貫啊,身材啊,臉型啊,都要能夠符合戲曲的要求。”
從當?shù)氐奶暨x、初試再到上海戲校的復試,王士杰他們先招了一個班,然而并沒有達到蔡正仁和顧兆琳所期望的60人。“我們的想法是寧濫勿缺,人多了可以甄別,招不滿干脆分兩次招。所以過了一年我們又下去再招了一次。這就是我們說的大班和小班。”
昆五小班的姚徐依到現(xiàn)在都還記得當時的情景。而今的她已然是班里成績拔尖的閨門旦,新編昆劇《寶黛紅樓》中的林黛玉一角便是由她出演的。不過在2003年她還只是南通師范第一附屬小學的一個普通四年級的學生。“是星期六吧,我們在學校里上舞蹈培訓班。他們就突然進來了,說是要選人去唱歌、跳舞什么的。”一眼選中姚徐依的正是王士杰。王士杰讓她唱首歌,她就唱了一首《讓我們蕩起雙槳》,聽完之后,王士杰對她說下午來初試吧。“我當時就特別開心,因為我特別喜歡唱歌跳舞。雖然對于昆曲是什么,我真的一點概念也沒有。”
姚徐依的“好閨蜜”雷斯琪則來自常州,考入昆五班的時候是五年級。雷斯琪是梁谷音的學生,2008年她憑借一折《思凡》在第十二屆“中國少兒戲曲小梅花大賽”中榮獲京昆專業(yè)組金獎,是整個昆五班最早奪得小梅花的一位。在她的印象里,王士杰他們是跟著一個唱越劇的老師來到她們學校的。幾個老師在班級里前前后后看了一圈,點了一兩個人,其中并沒有她。她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誰知道臨走的時候,昆三音樂班班主任胡根夫忽然回頭看了她一眼,說這個小女孩也記一下吧。就這樣,她吊在車尾上,險而又險地擠入了昆五班的初試名單。
“不過當時回家跟我媽一講,我媽完全沒有放在心上。”說到這里,雷斯琪笑得很開心,“我爸媽都是老師嘛。后來她就問他們學校的音樂老師,昆曲到底是什么東西,音樂老師說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聽起來好像不是在騙人,他們這才決定讓我去面試。”
磨磨蹭蹭的雷斯琪是所有面試學生中最后一個到達約定的初試現(xiàn)場的。當時已是晚上九點多鐘光景。推門而入的一刻,對于她和她的家人來說,興許只是一次“譬如不是”的“碰碰運道”,然而令雷斯琪感到驚訝的是,王士杰他們竟還在那里耐心地等待著她。按照慣例,雷斯琪做完了自我介紹,便給他們唱了一首歌,她記得自己唱的是《種太陽》。
肆
初試、復試、總復試。4000比60的遴選比例。不過對于當時平均年齡只有十歲十一歲的昆五班考生來說,全然沒有什么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慘烈記憶。至少在衛(wèi)立的描述里,到上海戲劇學院蓮花路校區(qū)參加復試的那天,陽光很明媚,學校里到處好多好多人,門口的噴泉歡快地噴著水。
“當時我就跟我爸說老爸我一定要進這個上海戲劇學院。”
“因為噴泉?”
“后來才知道噴泉只有招生的時候才開。”留著時髦的莫西干頭的他熟練地接下了我丟出的這個小玩笑,“——因為氛圍。可能我對這種藝術(shù)生活比較向往吧。我反正跟我老爸說我希望能到這里來。然后就考嘛,然后就考進來了。”
衛(wèi)立是所有昆五班的學生當中我最不陌生的一位。2013年7月,在大觀舞臺“生生不息——紀念昆曲泰斗俞振飛逝世20年、蔡正仁師生傳承展演”的舞臺上,我就曾看過他的表演。為期兩天的演出中,他第一個登場,演的是大官生的代表劇目《千忠戮·八陽》。
衛(wèi)立是上海人。同姚徐依、雷斯琪當年的懵懂不同,已經(jīng)在閔行三中讀到初中二年級的衛(wèi)立屬于曾經(jīng)“接觸過一點昆曲”的人。當年在昆五班的招生考試上,衛(wèi)立唱的就是他在學校昆曲社里學的《千忠戮·八陽》。他記得復試的地點在白樓的205教室,岳美緹老師跟蔡正仁老師坐在一塊兒。“基本上就是老師要你干嘛就干嘛,他叫我做廣播體操,我傻了一下,說老師我忘了。岳老師于是讓我過去,她說把眼睛睜大!我就把眼睛睜大。大概是在看我的扮相吧。”
青春的書頁就這樣翻開了它全新的一章。
六點鐘起床、六點四十五早功、七點四十五吃早飯,八點半開始正式上課,兩節(jié)身訓、兩節(jié)腿功,這就到了中午。下午的四節(jié)課從一點三刻上到四點三刻,不是戲課就是文化。晚上六點開始晚自習,一三五做專業(yè)訓練,二四用來復習文化課內(nèi)容。每一天都是這樣的循環(huán)往復。一面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躊躇滿志,一面是甘苦冷暖自知的學藝生涯。
“我們有一種椅子,我們叫它老虎凳。表面是一條一條的木棱。你人躺上去,用繩子把你的一條腿筆直地綁在坐凳上,另一條腿抬起來舉到面前綁在椅背上,然后你就叫吧!”衛(wèi)立兩手一攤看著我笑。用他的話講,被綁在上面除了痛之外就是絕望,不能扭動不能掙扎,不然容易受傷。時間短則15分鐘,長則20分鐘,看各人情況,腿好多綁一會兒,腿不好少綁一會兒。
“那你呢?”我問。
“我好像就綁過一次,10分鐘吧,”他有些狡黠地笑了一下,“武生武丑他們比較慘,天天綁。就像我們學小生的每天要喊嗓一樣,他們每天練這個。”
每個人都有低谷和迷惘的時候。也許是因為年紀相對大一些的緣故,剛剛進班不久衛(wèi)立就趕上了自己的變聲期,倒了倉的嗓子怎么都唱不出來,這讓他感覺非常“郁悶”。昆五班在北京長安大戲院舉辦匯報演出,53個人去了45個,沒有他。周圍要好的同學紛紛憑借自身實力入選青年京昆劇團,依然沒有他。
“但好在我們有很好很好的老師。”
正如之前所說的那樣,戲校的假期非常寬疏而漫長,暑假寒假前前后后加起來,最長的時候,一年有小半年時間都在放假。岳美緹于是對小生組的學生說,暑假別太早回去了,來上上課吧。衛(wèi)立、倪徐浩、譚許亞、四個人就卷起鋪蓋搬去昆團住了整整一個禮拜。聽說他們暑假要去昆團開小灶,顧兆琳從口袋里掏出了一千塊錢,讓他們吃飯零花。“根本不應該他給我們的,可是他給我們了。”
那是2007年,昆團的劇場也還沒有翻修。有一天衛(wèi)立他們起晚了,四個人一溜煙地跑到劇場的時候已然遲到。岳美緹問他們吃飯吃了伐,他們說還沒吃,她說那你們先去吃吧,他們說不要了就上課吧,“因為我們都很不好意思的嘛”。當時衛(wèi)立他們站在臺下,臺上的幕布緊緊地拉著,他們并不知道,自己的師兄黎安此時正在幕布后面練功。“他應該是聽到了我們沒有吃飯,就出去買了很多飯回來給我們吃。我記得那時候天很熱很熱,他汗流浹背,腳上還穿著厚底。岳老師說你們知不知道你們師哥師姐為什么對你們那么好?因為老師對他們很好,當他們要回過頭想要報答老師的時候,老師告訴他們老師什么都有了,你們要報答,就報答給你們的下一輩。以后你們也應該這樣。我當時聽了這個話,一下就折服了。老師一直跟我們說,戲曲是清貧的,但又是高尚的,它值得我們大家為它去努力去堅守。”
2010年,苦悶了許久的衛(wèi)立終于迎來了自己戲曲生涯的“轉(zhuǎn)機”。那是在“洵美且異——張洵澎昆劇表演藝術(shù)傳承專場”的演出上,衛(wèi)立和姚徐依合作了一段《長生殿·小宴》,“我們倆演《小宴》的前半段,蔡老師和張老師演后半段”,演出結(jié)束之后,負責京昆劇團工作的馬博敏當即拍板:這個人可以了。
進入青年京昆劇團之后的衛(wèi)立成了蔡正仁的學生。在蔡正仁的指導下,他“重新”學了一遍《千忠戮·八陽》。也許是因為終于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戲路,此后的道路衛(wèi)立走得愈發(fā)順暢。2011年底,他在文化部主辦的“文華藝術(shù)院校獎”第一屆全國青少年戲曲邀請賽上獲得高年級組的金獎,用同去參加比賽的王倩瀾和雷斯琪的話說,他的獲獎絕對實至名歸。到了2012年,他又憑借《拜月亭》一劇和蔣珂一起獲得第五屆中國昆曲節(jié)“優(yōu)秀表演獎”,一時風頭無兩。
談到未來,衛(wèi)立臉上的表情顯得很輕松。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的未來當然還是昆曲。”
至少這一點,他從來沒有猶疑過。
伍
闞鑫和闞融是一對雙胞胎兄弟,還是面容與性格都截然相異的那種。確定昆五班這個選題的最初,他們倆的名字就被果斷地寫進了我的采訪計劃里。一門兄弟,兩個花臉,還有什么比這個更有話題性的呢。
采訪是衛(wèi)立幫我聯(lián)系的,地點就在兄弟兩人的宿舍里。除了斜靠在寢室墻角的兩柄長刀,整個房間和普通的大學男生宿舍并沒有什么不同。絕對談不上整潔,卻也亂中有序。電腦臺前的書架上正反交疊地插放著的也都是《大學英語》《中國近代史綱要》《計算機應用基礎》《論語心得》《中國戲曲臉譜大全》之類的書籍。闞鑫先是請我在他的床沿上坐下,后來許是覺得不妥,又拖來一張椅子給我。他告訴我,椅子的主人是張藝嚴,這會兒練功去了。
“你們不是放假了么?”我問。
“張藝嚴是我們班最用功的。大學以后學校就不強制練功了,全靠自覺。只有他。他是我們班唯一一個每天堅持練功的,我比不了。”闞鑫說。
與之前在考試現(xiàn)場看到的形象不同,這一天他穿了一件土黃色的大衣,脖子上端端正正地系了跟亞麻色的圍巾,顯得頗為鄭重其事。相比之下,弟弟闞融的裝束就活潑了許多,灰色兜帽衛(wèi)衣,配上一頂黑色的嘻哈風格棒球帽。“老實說我哥的性格確實稍微有點孤僻,太悶了,對于投脾氣的人當然可以處得很好,但是對一般人就挺冷淡的。不像我,我喜歡跟同學一起玩兒。我覺得社交這個是一定要有的,有了同學有了朋友才可以發(fā)展得更好嘛。所以同學間的社交就我來做。”話雖如此,在我這一個多小時的采訪過程中,代表兄弟兩人發(fā)言的到底還是闞鑫。
闞鑫闞融進入昆五班純粹是個意外。2003年上海戲曲學校京劇班的老師去哈爾濱招生,當時11歲的闞鑫闞融剛好在家附近的一所武術(shù)學校學武術(shù)。聽聞這個消息,父母多少有點心動,然而因為正巧趕上非典,再加上覺得孩子年紀太小,到底沒舍得讓他們?nèi)ィ瓦@樣又多等了一年。
當時的選擇是戲校的武功班。這是母親的決定。“那時候我媽媽拿到武功班和昆劇表演班兩張招生單子。她就是覺得武功班這個名頭挺好的,以后可以往武術(shù)武打方面走,所以根本沒管那個昆班。”其實按照母親最初的意思,只想打算讓弟弟闞融一個人去考戲校。“因為我媽媽覺得我哥文化比較好,可以走正常人的生活。我學習一般,比較喜歡文藝,就想讓我去試試。”只是臨到報考的時候,母親到底還是改變了主意。“我媽說,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強。”
老實講,我有點在意闞融口中的那個所謂“正常人的生活”的表述。他說自己小時候是個“面瓜”,身體比較差,腦子也蠻笨的,連系鞋帶都是到戲校之后才學會的。“之前都是我姐、我爸媽幫我弄,我媽實在不放心我一個人。”
事實上,他們當時的家庭情況確實有點特殊。父母都是下崗工人,有一個大他們7歲的姐姐,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這才又有了他們兄弟倆。就在他們決定報考戲校的時候,母親又因為癌癥住了院,治療、開刀,重壓之下,家里的生活狀況可以用捉襟見肘來形容。
“進戲校我其實挺高興的。從小我就想清楚了,那時候就業(yè)率就不是很高。我爸媽經(jīng)常在講你就是考上大學之后也不一定能有一個像樣的工作。你來戲校,首先是不要學費,吃飯還有補貼,以后畢業(yè)了沒準就有個鐵飯碗。”對此,闞鑫的回答相當坦率。
將兄弟倆從武功班推薦到昆班來的是賈羲東。他原先是昆三班的學生,畢業(yè)之后留在戲校教武功。“賈老師那時候是武功班的班主任,對我們兩個特別好。他帶我們兩個到王士杰老師面前。我以為就是去見一個老師,讓我在他們班上學文化課。因為當時昆班文化課的進度比武功班快一點。”
王士杰還是照例的那一套。讓他們先說一段自我介紹,然后唱一首歌。“我們什么都不會啊,實在想不到了,就干脆唱了國歌。”聽完之后王士杰大手一揮,說你們兩個就都去唱花臉吧。就這樣,兄弟兩個懵懵懂懂地進入了花臉組。
當時的狀態(tài),其實頗有點妾身未分明的意思。因為還不能算是正式的昆班學生,所以武功班昆班兩邊的課他們都要上。練毯子功的時候,他們是武功班的學生,等到下午戲課的時候,則又跟著昆班。學了一年之后,蔡正仁和顧兆琳給他倆安排了一場考試,他們這才被名正言順地納入了昆五班的麾下。
闞鑫說自己天生就是一個驕傲的人,無論做什么就一定想要做到最好。雖然自己只是戲曲界的一塊“白胚”,但他立志要在上面畫出最好的圖樣。正式轉(zhuǎn)入昆班一年之后的2006年,學校內(nèi)部組織了一次向傳字輩老師匯報的演出,他已然成為了花臉組的代表,和他一起上臺匯報的是閨門旦組的李沁、武旦組的錢瑜婷和小花臉組的馬一棟。闞鑫的展示劇目是《蘆花蕩》,“有鑼鼓,沒有扮上,就帶了一個髯口”。這興許還算不上是一次完整意義上的舞臺演出,闞鑫依舊覺得非常自豪,因為能拿出來展示的都是“每個組最好的學生”。
比起學戲的辛苦,真正讓兄弟倆覺得煎熬的,是與母親的分別。“她6月1日做完癌癥手術(shù),9月份就陪我們來上海。現(xiàn)在想想,那時候真是太不懂事了。”闞鑫說。那一次母親在是上海住了整整一個半月。戲曲學校采取的是封閉式管理,他們并不清楚白天與自己在校園里見完面的母親晚上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應該就是住在學校附近的招待所或者租個房子,有時也可能就去浴室睡一宿”。母親回家之后,他們幾乎每天晚上都要給她打電話,往電話跟前一站就是一個多小時。“那時候用的還是201卡加長途親情卡,電話機也是公共的,要排隊。他們一般都說你們最后打吧。因為這樣比較不妨礙人家。”
從東北到上海,從學校到戲校,不習慣的地方特別多,什么都不習慣。“爸爸媽媽總說不能惹禍不能惹禍,以至于小時候有段時間一直被別人欺負。”白天的闞鑫不聲不響,可情緒總要有個宣泄的缺口。“那時候嗓子好啊,四五點鐘的時候半面樓都可以聽到我說夢話罵人。現(xiàn)在想想其實是不痛快的。可那時候的心思全在想家和應付戲課上,沒有時間去想同學之間的什么事兒。當時就覺得只要學習好了,以后什么都會有的。”
說到這里,闞鑫頓了一頓,“你要好好唱戲,不想那么多,一切就一定會好的。我們就是一個很認真唱戲的人。這就是闞鑫闞融的定義。”
我問他們畢業(yè)之后的打算,闞鑫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坦率,并且斬釘截鐵:“我想留在上海,不管怎么樣都想留在上海。然后把爸爸媽媽一起接過來,一家人開開心心地住在一起。當然,前提是上海昆劇團要我們。進去之后工資多少真的不重要,大家憑本事吃飯。當然還需要一幫志同道合的同學在后面撐著,我也一定要支撐著這一幫同學。我的想法是我和闞融以及昆五班的同學朋友能夠一起進昆團,能夠在里面演戲生活,開開心心地在一起,就行。”
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中不斷增長的流動兒童問題,特別是農(nóng)村流動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引起了政府、新聞媒體和國內(nèi)外專家學者的密切關(guān)注。很多關(guān)于農(nóng)民工子女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里的農(nóng)村流動兒童少年到底有多少?他們在城市獲取教育的主要途徑是什么?作為吸收農(nóng)村流動兒童入學主要渠道之一的打工子弟學校的情況怎樣?他們怎樣生存和發(fā)展?毫無疑問,這些關(guān)注和研究對于我們了解農(nóng)村流動兒童的基本情況非常有幫助,為解決農(nóng)村流動兒童在城市所遇到的種種問題起到了積極的政策干預作用。然而,這些研究和干預主要關(guān)注了那些跟隨農(nóng)村流動父母到城市的孩子,而另一個龐大的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群體,即那些被外出打工的父母遺留在家里的孩子——農(nóng)村留守兒童卻被忽視。這些孩子是農(nóng)村社會轉(zhuǎn)型時期和農(nóng)村大規(guī)模勞動力到城市就業(yè)后出現(xiàn)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或者父母雙方都在城市打工,或者父親或者母親單方在外面打工。這些孩子或者與他們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住在一起,或者與親戚、朋友、鄰居生活在一起,也有很大一部分孩子自己獨立生活。雖然目前沒有關(guān)于農(nóng)村留守兒童群體數(shù)量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但是,根據(jù)我們在北京的抽樣調(diào)查推斷,從局部或者某些地區(qū)來看,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群體規(guī)模遠遠超過跟隨父母居住在城市的流動兒童的數(shù)量。2000年夏天,我們在北京朝陽、豐臺、石景山三個區(qū)對619個流動農(nóng)民家庭的問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這些流動農(nóng)民家庭的903個學齡兒童中,只有35%的孩子跟隨父母在北京讀書,65%的學齡兒童被他們的父母留在了家鄉(xiāng)。2003年2月我們在5個省的個案訪談中發(fā)現(xiàn),父母外出打工對這些農(nóng)村的留守兒童在生活、教育、身體和身心健康等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影響。本項研究旨在對父母外出打工對留守兒童少年的上述影響做進一步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本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1)農(nóng)村流動父母的決策選擇:作為流動農(nóng)民的父母親是怎樣決定是否將孩子帶在身邊或留在家鄉(xiāng)的,他們?yōu)槭裁匆龀鋈绱似D難的選擇;(2)在父母監(jiān)護和關(guān)愛缺失的情況下,這些留守兒童、少年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和困境是什么;(3)探討父母雙方外出打工后對這些留在家的兒童少年的生活、教育、性格行為和安全等等方面的主要影響。本項調(diào)查始于2004年6月底,至2004年10月結(jié)束。并于2005年1月進行了續(xù)訪和部分個案的回訪。我們共訪談個案150名。其中,訪談在北京打工的農(nóng)村流動父母81名,農(nóng)村留守兒童69名。
本項研究從多個角度探測了留守兒童的生活和生存狀態(tài)。我們的調(diào)查采取了多種方法,不僅有個別訪談,有焦點小組座談,而且大量采取了參與式活動,也與課堂教學結(jié)合,通過學生作文、給父母寫信等方式與這些留守兒童溝通。這個溝通的過程不僅是了解他們的過程,更是給予他們心理輔導的過程,是幫助他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多方面透視他們的生活和需求。我們發(fā)現(xiàn),雖然留守兒童沒有像流動兒童那樣引起同樣的社會關(guān)注,但是,這個群體其實更加弱勢。不論從生活狀態(tài)看,還是從心理狀態(tài)看,他們都經(jīng)歷著沖突。這是一種雙重的沖突。他們更需要關(guān)注。
二、留守兒童的人口特征
(一)非直接訪談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
被訪談的81位農(nóng)村流動人口共有166個子女。有兩個子女的家庭占大多數(shù),達到65%左右。最多的家庭有5個孩子。調(diào)查顯示,留守子女多于隨帶子女,留守子女占被訪談者子女總數(shù)的61%。
兒童的性別比比較低。166位留守子女中,留守男孩子為71位,留守女孩子為95個,性別比為75。農(nóng)村流動父母具有重男輕女的傾向,在有選擇地決定哪個孩子留在老家時,他們更傾向于把女孩子留在老家,而把男孩子帶到城市里來。訪談個案也顯示,農(nóng)村流動農(nóng)民一般也傾向于把最大的子女留在家鄉(xiāng),如果最大的子女是女孩子,這個子女毫無疑問地會被留在家鄉(xiāng),但當大子女為男孩子而其他子女為女孩子時,他們更傾向于把大兒子帶到城市里來。
從留守兒童的年齡分布看,他們的平均年齡為12歲。其中女孩子的平均年齡為12.5歲,男孩子的平均年齡為11.3歲。從教育分布看,6~15歲小學和初中義務教育階段的留守兒童占留守兒童總數(shù)近90%左右,只有10%的留守學生在高中或者技校和職業(yè)高中讀書。
從農(nóng)村留守兒童在父母外出打工后的留守時間看,他們平均在家鄉(xiāng)的留守時間為5.5年。父母全部外出打工后,88%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已經(jīng)在老家留守3年和3年以上的時間。我們在調(diào)研中發(fā)現(xiàn),一般是留守兒童的父親先外出打工,在他們的生計需要幫手或有能力幫助妻子在城里又找到一份工作的時候,他們會把妻子再帶出去。在很大一部分父母全部外出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中,他們一般是先由單親父母監(jiān)護一段時間,然后再變成父母全部外出的留守兒童。由此看來,如果把父母有一方外出時也計為子女的留守時間的話,農(nóng)村留守兒童在家鄉(xiāng)的留守時間會更長。
一般情況下,80%的留守兒童2個星期左右的時間能接到父母的電話,70%左右的兒童一年中能見到父母兩次,其他30%一年只能見到父母一次。
(二)直接訪談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
我們共直接訪談了69名留守兒童。在河北省涿鹿縣保岱和礬山兩所中學,我們共訪談了59名父母全部外出打工的農(nóng)村留守學生,其中28名男生,女學生31名。被訪談對象全部由學校幫助尋找和確定,他們是1-3年級的學生。其他10名留守兒童是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尋找的樣本。
這些學生在家鄉(xiāng)的平均留守時間為4.9年。留守時間最長的學生為14年,自出生半年后父母就全部到北京打工。留守時間最短的為1個月,2004年9月份剛剛被父母從北京送回老家讀初中。一般情況下,95%以上的孩子一年中只能見到父母兩次,他們或者在暑假或寒假的時候去父母打工的地方,或者父母在農(nóng)忙或春節(jié)的時候回老家?guī)滋臁?/p>
三、留守的決定因素
農(nóng)村留守兒童留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個體層面看,農(nóng)村流動父母在城市中職業(yè)特征和就業(yè)狀態(tài),以及他們較低的經(jīng)濟地位決定了其很多子女的留守狀態(tài)。流動農(nóng)民子女在城市教育中所接受的不平等的低質(zhì)量的教育也對其子女的留守狀態(tài)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從制度層面上來講,九十年代末期開始實施的對流動兒童的教育政策以及政策設計與政策執(zhí)行的巨大不平衡,對農(nóng)村留守兒童這個龐大的特殊群體的產(chǎn)生和增長起著催生劑的作用。農(nóng)村留守兒童這個龐大的特殊群體的存在,一方面折射出流動農(nóng)民在城市中經(jīng)濟和社會的弱勢地位,同時也呼吁體制、特別是教育體制的全方位改革。
(一)收入因素
根據(jù)我們的個案調(diào)查,被訪談的80%左右的農(nóng)村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為1000~1600之間,其中,約一半的打工者的家庭月平均收入為1000~1300元左右。雖然家庭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情況很少,但要高于1000元以上的收入,流動農(nóng)民要付出巨大的艱辛和汗水。一位賣菜的流動農(nóng)民告訴我們“現(xiàn)在的錢是越來越難掙了。我們賣出一斤菜只能掙一毛多錢。夏天的時候不能存菜,有時候一斤菜也就掙幾分錢。能掙幾個錢全靠耗時間了”(朝陽—個案)。一位經(jīng)營水果的農(nóng)民說“我們賣水果風險太大,天一熱就不敢多進貨,擔心賣不出去水果爛在自己手里。夏天水果多,但掙錢難。夏天經(jīng)常一天要在市場上呆十三、四個小時”(海淀—父母個案)。被訪談者家庭月收入高于2000元以上的農(nóng)村打工者很少,他們主要是從事家庭裝修的包工頭或在建材市場經(jīng)營建筑材料。
調(diào)查顯示,流動農(nóng)民在城市里的消費支出主要有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住——房租,另一部分是吃——食物。一般來講,大部分被訪談的農(nóng)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吃、住花費在500~800元之間。最大的經(jīng)濟負擔還是住房,大約每月在300~500元之間。在我們訪談時,一些流動農(nóng)民感嘆和抱怨最多的是北京的住房太貴,不到十平米的簡易房或地下室,每個月房租就要三、五百元錢。在父母焦點小組討論時,一位流動農(nóng)民說“要不是房租這樣貴,我們每個月可以多節(jié)省三、五百元錢。每個月要是再多出這三、五百元錢的錢,孩子帶出來上學就夠了。說到底,就是俺們掙錢太少”(農(nóng)村流動父母焦點小組討論,朝陽區(qū))。流動農(nóng)民吃、住每月花費超過一千元的家庭很少。所以,除去這些能夠維持最低生存狀態(tài)的費用,大部分農(nóng)村打工者家庭每月的凈收入剩余在500-800元之間。由此可見,對于大部分農(nóng)村打工者來說,他們依靠每天超負荷的工作和維持最低標準的生活來獲取有限的打工收入剩余。如果他們的孩子在城市讀書,除了城市較高的生活費用他們難以承受,城市學校高昂的學費更使他們無力承擔。
流動農(nóng)民的經(jīng)濟狀況決定了他們很多學齡子女只能是留守兒童。一位在朝陽區(qū)團結(jié)湖的打工者說“我們兩口子也想過要把兒子接到這里上學,只是北京的消費太高了,再加上還要交什么借讀費,一年要好幾千,只好作罷,因為我們掙得錢少,供不起。孩子自己倒是挺想過來上學,這樣還可以跟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沒錢,沒辦法。要是每月能拿個兩千、三千的,就可以考慮把孩子接過來……近兩年,肯定不會考慮這個問題,因為自己的工作都沒保障……現(xiàn)在的工作不好找,弄不好,自己也得回去”(朝陽—個案)。另一個把兩個女孩子都放在老家的父親說:“我的倆個女孩一個16歲,一個13歲,都沒有把她們帶過來上學,不是因為她倆是女孩,是因為這兒花費太大,都過來養(yǎng)不起。她倆也想過來,只是說說而已。老二懂事,一想想爸爸掙錢不多,唉一聲說,還是在家里上(學)吧”(朝陽—父母個案)。
一位把兩個兒子接到北京而把女兒留在老家的打工者告訴我們“叫兒子過來時,我也打電話叫女兒過來上學,我跟她說,你想過來就過來吧,我們不在乎三百五百的,要不你以后說讓你兩個弟弟過來上學不讓你來,怨恨我們。她不肯來,說這兒花錢多,掙得少,怕我們掙的錢撐不住他們?nèi)齻€上學,她說不怨恨我們。說實在的,如果三個孩子都在北京讀書,我掙這點錢確實供養(yǎng)不起”(海淀—父母個案)。
在進行農(nóng)村流動父母小組討論時,很多家長把子女留守家鄉(xiāng)歸結(jié)為經(jīng)濟和收入的原因,他們在進行討論時發(fā)言說“我的女兒是10年前回老家上學的。那個時候我孩子在北京讀書,要交納很多的借讀費,我們兩個孩子都在北京上學負擔不起。所以把大女兒送回老家”,“孩子帶來照顧不過來,錢也不夠花”,“把孩子都帶過來上不起。小的孩子去年剛帶來。大的三年級了,來這里怕語言不熟悉,耽誤學習,住的地方太小,帶過來經(jīng)濟上也跟不上”,“孩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學校讀到小學畢業(yè)就回老家了。因為打工學校沒有初中,當?shù)爻踔薪枳x費太高,還有學校服裝費等等,我們上不起。賣菜一斤就能掙1毛多錢,掙錢太少。老家上學便宜,一個學期只有100多塊”,“北京掙不到錢。一提起老二就想哭,不知道她現(xiàn)在長多高了,身體是什么樣,現(xiàn)在3年沒見到她了。她一直得不到父母的關(guān)心,我們很慚愧。要是經(jīng)濟許可的話,我們準備今年底把她帶到我們身邊。一家人苦也在一起”,“如果把兩個孩子都帶出來,負擔太重,吃的和住的都花費太大,負擔不起。而且我們賣菜,早起晚歸,根本沒有時間管孩子”(農(nóng)村流動父母焦點小組討論,朝陽區(qū))。
很多農(nóng)村打工者用“負擔不起”,“經(jīng)濟上跟不上”,“錢不夠花”,“掙錢太少”,“掙不到錢”,“供養(yǎng)不起”等等跟收入和經(jīng)濟相關(guān)的詞語來解釋其子女留守的原因,充分說明農(nóng)村打工者在城市較低的收入和經(jīng)濟地位是其子女留守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二)職業(yè)因素
我們的調(diào)查顯示,70%以上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jīng)營者主要從事買賣蔬菜、水果、魚、肉、面食和其他小商品生意。他們工作時間超長,絕大多數(shù)人每天平均工作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管理和教育孩子是很多農(nóng)村打工者把子女留在家鄉(xiāng)的重要原因之一。以經(jīng)營蔬菜者為例。他們每天早晨4~5點之間離家騎三輪車到批發(fā)市場打菜,7點左右就要開始在自由市場賣菜,一般在晚上7、8點收攤,夏天時收攤要更晚。職業(yè)特征和就業(yè)狀況迫使他們不得不把子女留在老家。有些打工者的孩子一直留在家鄉(xiāng),有些孩子帶到城市后又被迫返鄉(xiāng)變成留守兒童。
一位在朝陽雙花園小區(qū)賣菜的安徽老鄉(xiāng)告訴我們“我有兩個孩子。2001年初時,大孩子放在老家,老二跟著我們在北京。我們每天凌晨2:00起床到通州區(qū)的八里橋批發(fā)市場去打貨(進菜),由于小孩子沒有人看(5歲),只得帶上,有時背在背上,有時放在車里。進來菜以后,拉到市場上去賣,小孩就放在菜攤那里照管。一般賣菜到晚上7:30以后才收攤。由于我們想念留在老家的孩子,2001年6月,我們回老家去把大孩子接到北京來住了一個月。由于我們干活的時間長,孩子經(jīng)常不能按時吃上飯和睡好覺。我們苦苦撐了一個月,根本沒有辦法照顧這兩個孩子,只得把兩個孩子都送回老家。送回去的時候,孩子哭得像個小淚人,哭著喊著要跟著來北京,我們也哭。但是生活所迫,我們不得不出來謀生”(朝陽—父母個案)。
談到自己留在家鄉(xiāng)的孩子,一位在北京師范大學附近經(jīng)營小餐館的母親含著眼淚說“我又何嘗不想把女兒帶在身邊,但是把孩子帶在身邊誰來照看啊?!我們每天從早晨忙到凌晨,像個機器一樣不停的轉(zhuǎn),自己有時都顧不上吃飯,別說照顧孩子了。有的時候孩子放假來北京,我們也不能陪她玩,她就自己蹲在小店的門口看著過往的行人,有的時候很晚了還有客人,我們不能收攤,女兒困的實在不行了,就在空著的小餐桌上趴著睡著了。每當看到女兒這可憐的樣子,我這當媽的心里就像刀割一樣的痛”(海淀—父母個案)。
在進行父母焦點小組討論時,很多家長也把子女留守的原因歸結(jié)為:“我們工作忙,工作時間長,孩子到了北京根本沒有人管”,“我們天天在外打工掙錢,晚上回家時孩子已經(jīng)睡覺,早晨離家的時候孩子還在睡覺,幾天下來有時候跟孩子也說不了幾句話。有時候不知道孩子在做什么。北京的治安不及家鄉(xiāng)好,還是送回老家放心”,“我們也想過要么把孩子接過來,可是再仔細想想又不現(xiàn)實,我們現(xiàn)在都是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孩子來了住哪?到哪里上學?誰來照顧她?這無數(shù)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讓我們感到絕望啊!”(農(nóng)村流動父母焦點小組討論,朝陽區(qū))。
雖然打工者職業(yè)影響其子女留守,但不同的職業(yè)影響也不同。一般來講,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jīng)營者的職業(yè)和經(jīng)營場所相對穩(wěn)定,也有自己狹小的獨立居住空間,他們比從事雇工的打工者稍微有條件把子女帶在身邊。而從事雇工的大多數(shù)農(nóng)村打工者沒有自己獨立的居住場所,他們工作的流動性較大、不穩(wěn)定,時間長則半年或幾個月?lián)Q一個工作,時間短則會在一個月內(nèi)就換幾個工作,或者是在幾個月內(nèi)沒有找到任何工作。這些雇工的職業(yè)主要包括裝修、洗車、開電梯、家政服務和餐飲服務等等。工作和居住特點使他們更沒有條件把子女帶到城市,而只能把他們留在家鄉(xiāng)。有一些雇工職業(yè)如保姆,雖然有一些已婚保姆的丈夫也在北京打工,由于她們要與雇主生活在一起,夫妻兩人實際上卻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在北京并沒有一個固定的住處。這種狀況也決定了其孩子只能是留守兒童。
(三)城市打工學校條件差
訪談中,他們經(jīng)常聽到流動農(nóng)民把孩子留在老家讀書的原因歸結(jié)為“農(nóng)村的教育質(zhì)量比北京學校好”。這是為什么呢?原來,流動農(nóng)民所指的“農(nóng)村的教育質(zhì)量比北京好”有兩層含義。一是流動農(nóng)民所指的北京學校并不是北京的公立學校,而是那些大都沒有被政府批準的打工子弟學校。根據(jù)我們的調(diào)查,北京目前有300多所該類學校,正式注冊的學校只有幾所,大部分都沒有被納入北京市正規(guī)的教育體系。據(jù)統(tǒng)計,這類學校接收了近50%左右的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北京市朝陽區(qū)有適齡流動兒童少年8萬人,約占全市總數(shù)的1/3。其中,在公辦中小學借讀的學生數(shù)為4.3萬,在未經(jīng)批準的打工子弟學校就讀的有3.5萬人。朝陽區(qū)現(xiàn)有打工子弟學校101所,除已批準的兩所學校外,其余都未得到合法辦學批復。流動農(nóng)民視這些坐落于城市里并為他們子女創(chuàng)造了學習條件的打工子弟學校為北京的學校。
雖然這些學校為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提供了最基本的接受教育機會,但他們卻普遍存在著教學管理不規(guī)范、教師流動性大和教學質(zhì)量低的問題。訪談發(fā)現(xiàn),一些打工者之所以把其隨帶學齡子女又送回老家變成留守兒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類學校的條件差。在流動家長小組焦點討論時,許多家長反映打工子弟學校質(zhì)量不好,孩子在這些學校讀書學到的東西太少,不少老師也沒有教師證。而老家的學校比打工子弟學校正規(guī),教學質(zhì)量有保證,課程設置也全面。
一位山東的打工者在兒子讀3年級時把他從打工子弟學校轉(zhuǎn)回老家讀書,他是這樣解釋的“我們老家的學校正規(guī)些,教學質(zhì)量有保證,不像這里的打工學校,孩子跟我們說,他們一學期要換好幾個老師,這肯定對孩子的學習有影響。北京的教育質(zhì)量不行,但學費很貴。在這,孩子上小學每學期學費要三百多,老家就二百來塊錢,將來孩子參加中考也必須回老家去考,這樣,我們兩個一合計,就決定把孩子送回老家。那時孩子也懂事了,不用俺娘操多大心”(海淀—父母個案)。
一位在海淀萬壽路賣肉的安徽的老鄉(xiāng)告訴我們,因為其中一個老鄉(xiāng)發(fā)現(xiàn)了打工子弟學校的質(zhì)量問題,很多老鄉(xiāng)都把孩子轉(zhuǎn)回老家讀書。他說“我老鄉(xiāng)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學校讀了3年書,每次考試都是成績很不錯。可送回老家讀書時讓他做三年級的卷子,他竟平均才考了40多分。沒有辦法,老鄉(xiāng)只有讓孩子再從二年級重新讀。這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本來我和愛人工作太忙,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根本沒有太多的時間照顧兒子的學習和生活。這樣考慮了幾個月,才決定把孩子送回老家。我們老鄉(xiāng)今年夏天因為那個事情的關(guān)系(孩予回家后跟不上學習),有幾個人都把孩子送回了老家”(海淀—父母個案)。
一位在2004年9月份剛剛把女兒從北京送回老家讀書的打工者說“女兒上學后就回老家了。孩子非常不愿意回去,并不是北京條件好,主要是因為想與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們還是把她送回了老家。在北京上學的費用太高,而且課本與家鄉(xiāng)用的也不一致。我們家鄉(xiāng)也有部分孩子隨父母來北京在打工學校上學,但轉(zhuǎn)回老家后,什么也不會,功課跟不上。北京的教學質(zhì)量還不如老家好”(朝陽—父母個案)。
在城市教育體制沒有給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教育留出就學空間的情況下,打工子弟學校為這些孩子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但是,由于這類學校的管理水平低,師資力量薄弱和教學設施落后等等問題,導致了學校的教育質(zhì)量低下,使很多打工者子女接受著城市的邊緣教育,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不得不把隨帶子女送回老家變成留守兒童。在北京,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近一半在這類學校讀書。政府應該加大對這類學校的管理和扶持,把提高打工子弟學校的教育質(zhì)量作為頭等大事來抓,使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也能在城市接收優(yōu)質(zhì)的教育。
流動農(nóng)民所指的“農(nóng)村的教育質(zhì)量比北京好”的另外一個含義,是指北京和全國其他地區(qū)使用的課本和學制不統(tǒng)一,導致一些打工者孩子從北京公立學校或打工子弟學校轉(zhuǎn)回老家讀書后跟不上當?shù)貙W校的教學進度。全國大部分省份在義務教育階段使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課本,而北京市在義務教育階段大都使用北京出版社的課本。北京市除了海淀區(qū)外,其他區(qū)、縣的小學學制是小學6年,初中3年,而被訪談的一些流動農(nóng)民家鄉(xiāng)的小學學制是5年,初中4年。所以,他們中很多人認為,北京市的課本內(nèi)容簡單,北京小學用6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在家鄉(xiāng)5年就能完成的學習。
一位在海淀區(qū)打工但孩子在大興公立學校讀書的老鄉(xiāng)說“北京公立學校(大興)開的課程和我們老家的不一樣,比我們老家的課要淺的多。以前我們孩子在老家讀書時一直占前一、二名,當然在北京也占一、二名。但是,等孩子再回老家讀書,孩子的成績明顯下降,滑到幾十名。說真的,如果不是在北京折騰這一年,說不定我們家孩子都上初中了(回家后復讀了一年)。現(xiàn)在想起來我們都有點后悔,是我們不明智的決定,耽誤了孩子的學習。況且將來孩子參加中考還必須回戶籍所在地,考試命題也是根據(jù)老家的課程設置的,綜合各方面因素,我們決定把孩子送回老家。當時下這個決定我們也挺猶豫的,畢竟孩子還小,擔心孩子一旦離開我們適應不了,我們也不忍心,但為了孩子的學業(yè)我們也只好出此下策”(海淀—父母個案)。
由此可見,由于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學校條件差以及城市與農(nóng)村學校學制與教學內(nèi)容的差異,迫使一部分打工者子女由流動兒童又變成留守兒童,導致了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增加。
(四)義務教育的城鄉(xiāng)分割
從制度層面上看,義務教育的城鄉(xiāng)分割是農(nóng)村留守兒童群體產(chǎn)生的重要因素。在城鄉(xiāng)義務教育分割的制度制約下,流動兒童教育政策設計的偏差與不合理,以及政策設計與政策執(zhí)行的巨大不平衡,導致了農(nóng)村留守兒童群體數(shù)量的不斷增加。
1.流動兒童教育政策設計的偏差與不合理
政府相關(guān)部門對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重視和關(guān)注大致始于九十年中期以后。一系列政策法規(guī)頒布的目的是為了全面貫徹落實《義務教育法》,積極解決流動兒童少年的就學問題。但是,由于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體制以及相關(guān)的教育政策法規(guī)是與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相聯(lián)系,一些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政策規(guī)定仍然沒有也很難跳出戶籍制度的制約,它的某些政策規(guī)定和條款不可能從根本上幫助解決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而且,它對今天農(nóng)村留守兒童這個龐大的特殊群體的產(chǎn)生起著催生劑的作用。
相關(guān)政策規(guī)定對留守兒童群體的催生作用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對農(nóng)村流動人口子女跟隨父母流動權(quán)利的限制。相關(guān)政策條款明確規(guī)定,流動兒童少年常住戶籍所在地人民政府應嚴格控制義務教育階段適齡兒童少年外流;流動兒童少年中凡在戶籍所在地有監(jiān)護條件的,應當回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對攜有流動兒童少年者,應查詢其戶籍所在地有無監(jiān)護子女上學的條件,公安機關(guān)應積極予以配合。第二,對父母來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沒有辦理暫住證的打工者子女教育權(quán)利的限制。《北京市對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指出,戶籍所在地沒有監(jiān)護條件,且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暫住證的,可以申請在本市中小學借讀,接受義務教育。很明顯,很多來北京打工不足半年或者沒有辦理暫住證的農(nóng)村打工者,他們的子女在城市就學不符合政策規(guī)定的條件,被排斥在了學校的大門之外,只能回家鄉(xiāng)接受教育,變成留守兒童。第三,對農(nóng)村流動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義務教育收取費用的不平等。北京市的相關(guān)政策規(guī)定,流動兒童少年符合在本市借讀條件的,由其父母持戶籍所在地鄉(xiāng)(鎮(zhèn))級人民政府出具的該兒童、少年及其父母的戶籍證明、其父母的身份證、在本市的暫住證和外來人員就業(yè)證等證明材料向暫住地所在的街道辦事處或鄉(xiāng)(鎮(zhèn))人民政府提出申請,上述主管部門經(jīng)核準同意后,為其開具“在京借讀批準書”。流動兒童少年可持“在京借讀批準書”和原就讀學校出具的學籍證明,到暫住地附近學校聯(lián)系借讀,經(jīng)學校同意后即可入學;流動兒童少年在本市公辦中小學借讀,學校可按照有關(guān)規(guī)定向其收取借讀費和相應的雜費。
流動兒童的教育政策對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的留守決策起著極大作用。相關(guān)政策規(guī)定對農(nóng)村流動人口子女跟隨其父母流動權(quán)利和其他方面的制約,沒有給農(nóng)村打工者理性決定其子女是“隨帶”或“留守”提供自由選擇的制度空間。同時,由于政策中收取“借讀費和雜費”的相關(guān)規(guī)定,給城市部分收取流動兒童的公辦學校高收費和多收費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護,把一些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被排斥在公立學校的大門之外。根據(jù)相關(guān)的文件規(guī)定,北京市的借讀費和雜費標準是:流動兒童在小學就讀的費用是每學期300元,初中每學期500元。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對該政策的執(zhí)行沒有進行有效的管理和監(jiān)督,城市學校對流動兒童入學收費巧立名目,收取的費用幾倍甚至十幾倍高于規(guī)定的標準,使很多農(nóng)村打工者對城市學校望而生畏,或者把子女送進打工子弟學校,或者使子女變成留守兒童。
在朝陽區(qū)修鞋的農(nóng)民老成的故事:老成來北京打工已經(jīng)11個年頭,他的妻子在距離不是很遠的另外一個攤位修鞋。他的兒子在北京出生,也在北京長大。2002年時,兒子六歲了,到了該上學的年齡,這可愁壞了老成夫妻,因為他們知道,外地孩子在北京讀書要交納很多的錢。他們硬著頭皮先是到附近的一個公立學校問了問情況。這一問,可把他嚇壞了,學校要求一次納兩萬元錢才肯接受孩子入學。老成說,這一筆錢將是他們在外打工5、6年的積蓄,拿不起啊!夫妻倆商量了一下,決定等孩子再大一歲就送他回老家讀書。第二年真要送孩子走的時候,他們夫妻又不舍得孩子了,最后把兒子送到了附近的一所打工子弟學校讀書。半年后,這所學校搬家了,附近又沒有找到這樣的學校,再加上老成認為這類學校的質(zhì)量也不過關(guān),他們一狠心就把兒子送回了老家。老成說:“為兒子上學的事情可折騰了我不少錢。兒子剛剛回老家時他媽不放心,在家里陪了他一個多月,看著兒子習慣后她才回來。如果北京的學校能少收點費用,我省吃儉用也能交上,怎能舍得把兒子送走呢!”(朝陽—父母個案)。
一位先是把女兒帶在北京后來又把她送回老家的打工者告訴我們“為了能讓孩子接受到正規(guī)學校的良好的教育,我們不惜金錢,想方設法把孩子弄進北京公立學校(豐臺某小學)讀書。當時孩子9歲,讀三年級。后來我們只讓孩子在北京上了一年學就把他送回老家了。原因很簡單,是因為在北京公立學校讀書花費太大,什么借讀費、贊助費、學費、興趣班、課外活動費等等,這些費用超出了我們的支付能力。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和孩子是2002年正月初八來北京的,2002年十二月份回的老家,這十一個月整整花了我們一萬兩千多塊錢”(海淀—父母個案)。另一位兩個孩子都在北京出生,但到了上學年齡把孩子送回老家的流動農(nóng)民說“我家兩個孩子都是在北京生的。大女兒7歲時就送回家讀書了,當時這附近沒有打工子弟弟學校,北京的正規(guī)學校要交很多的贊助費、借讀費,要幾千或上萬塊,我們上不起。第二年,二女兒也送回家讀書了。兩個孩子都交給我爸我媽照看”(海淀—父母個案)。
在由32位農(nóng)村流動父母參加的兩次焦點小組討論時,有近一半(15位)的父母把孩子留守的原因歸結(jié)為“公家學校手續(xù)多,借讀費太高,上不起。孩子要上學只能到打工子弟學校或是老家上”(農(nóng)村流動父母焦點小組討論,朝陽區(qū))。由此可見,流動兒童教育政策設計的不合理,是農(nóng)村留守兒童增加的制度原因。
2.政策設計與政策執(zhí)行的巨大不平衡
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轉(zhuǎn)發(fā)了教育部等六部委《關(guān)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yè)農(nóng)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文件中明確規(guī)定,農(nóng)民工子女就學應該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學校為主(簡稱該政策為“兩為主政策”)。為了全面貫徹國務院文件精神,很多地方也出臺相應的政策規(guī)定,并相繼取消了對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的“借讀費”政策。北京市政府規(guī)定:全日制公辦學校應該成為接納流動兒童入學的主渠道,對來京務工就業(yè)農(nóng)民子女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與北京市戶籍學生一視同仁;自2004年9月新學年開始,全市實施義務教育的公辦小學和初中,對符合來京務工就業(yè)農(nóng)民子女條件的借讀生免收借讀費;來京務工就業(yè)農(nóng)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入學程序為:家長或監(jiān)護人申請、開具“在京借讀證明”、聯(lián)系就讀學校。來京務工就業(yè)農(nóng)民應持“在京借讀證明”,到暫住地附近的公辦小學、初中或經(jīng)批準的民辦學校聯(lián)系就讀。
毫無疑問,“兩為主政策”的頒布以及城市“借讀費”的取消,是流動兒童教育政策的巨大改革和進步,體現(xiàn)了義務教育的公平性原則。同時,也為更多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改變留守狀態(tài)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和制度空間。實際上,“兩為主政策”也是建立在城市教育資源承受能力的現(xiàn)實基礎上。以北京市為例。最近幾年來,由于北京市小學的生源銳減,很多小學被合并。根據(jù)《北京青年報》(2003年3月25日)的報道:“近三年來,由于生源銳減,北京一直在進行小學結(jié)構(gòu)布局的調(diào)整,每年撤并100多所學校,更多的北京戶籍兒童少年能夠享受優(yōu)質(zhì)的中小學教育。另據(jù)該報3月26日的報道:“昨天來自市教委的消息,北京今年將有12萬多名小學畢業(yè)生升入初中,比去年的15.7萬人減少約3.5萬人”。
顯而易見,近幾年來,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空間越來越大。一方面,政府的關(guān)注和政策干預為打工者子女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間和保障。同時,由于近幾年一些城市小學生源下降,教育資源有很大的利用空間,這為農(nóng)村打工者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提供了硬件的保證。如果城市能夠把對城市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農(nóng)村打工者視為他們一員的話,他們有足夠的能力和教育資源來幫助他們解決子女的教育問題。但是,由于政策設計與政策執(zhí)行的巨大不平衡,現(xiàn)實情況并非如此。我們的調(diào)查顯示,一部分打工者子女仍然被排斥在公辦學校大門之外。某些北京的公辦學校在教育資源閑置的情況下,置國家政策規(guī)定和流動農(nóng)民子女的前途于不顧,為了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壟斷城市的教育資源,通過多收費、高收費和亂收費的方式,把一部分農(nóng)村流動兒童和渴望由留守兒童變成流動兒童的農(nóng)村流動人口的子女排斥在城市學校的大門之外。根據(jù)我們的調(diào)查,北京市在2004年9月份取消“借讀費”后,某些學校卻打著別的旗號對外地孩子高額收取費用,每個學生從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最高的是要求一次納3萬元。如果外地人不能交納這些額外費用,學校就以沒有名額或座位為借口拒絕接受外地孩子。農(nóng)村打工者告訴我們,北京有些學校也明確指出“借讀費”已經(jīng)取消,但他們要收一點學生課桌費或贊助費,否則,就說沒有位子。
一位在朝陽區(qū)雙花園小區(qū)經(jīng)營蔬菜的打工者氣憤地告訴我們他的經(jīng)歷“從報紙上知道北京的學校今年秋季不再多收取外地孩子的錢了,我就想把孩子接出來讀書。我8月10日就到附近的小學申請,可學校說沒有位子了。但他們又說,如果我們能多交納3000元錢,還說不給發(fā)票,孩子就可以來讀書。還說這不是什么借讀費或贊助費,是自愿交納的學校建設費。我一聽就明白了怎回事,這還是對外地孩子多收費。不多交錢,他們寧愿把課桌空著。我一年也就能掙上三、四千塊錢,剩不了錢我出來打工受這苦干啥?算了,不接孩子出來了”(朝陽—父母個案)。
另一位在海淀收廢品的流動農(nóng)民也告訴我們“如果北京學校不多收我們外地孩子的錢,我們掙得還能湊合著抗住讓孩子來城里讀書。我們知道9月份不多收錢的政策后,幾個老鄉(xiāng)合計著要把孩子接出來讀書。去找學校時,學校不讓我們老鄉(xiāng)幾個人一起進辦公室,要一個—個人的談。結(jié)果還是要我們多交錢,說學校經(jīng)費不足。我們兩個老鄉(xiāng)一下子都拿不出兩千元,只有一個掏了錢的老鄉(xiāng)的孩子被接受……,其實那個學校的質(zhì)量也不怎樣”(海淀—父母個案)。
五、留守兒童對“打工”與“留守”的評價
我們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農(nóng)村留守兒童對“打工”及“留守”生活的評價充滿矛盾。從他們對“打工”的評價上看,一方面,留守兒童對“打工”本身并不持肯定評價,另一方面,他們又高度認同父母做出的外出打工決策;從他們對“留守”原因的理解上看,一方面,他們絕大多數(shù)人都希望跟隨父母到城市而不愿意離開父母自己“留守”家鄉(xiāng),另一方面,他們又對父母的“留守”決策持理解和支持的態(tài)度;從他們對個人留守生活的價值判斷上看,雖然他們不愿意過留守生活,但他們并不認為留守生活只有消極影響和痛苦記憶。
(一)農(nóng)村留守兒童眼中的“打工”
留守兒童是我國流動農(nóng)民家庭遷移不斷增加所產(chǎn)生的一個特殊的派生群體,沒有自八十年代開始的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跨區(qū)流動和外出打工,也就沒有今天群體龐大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那么,在父母因為外出打工而位置缺失的情況下,留守兒童本人是怎樣看待和認識自己父母外出打工的呢?在保岱和礬山兩所中學進行的留守兒童的小組討論中,我們首先讓他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認為什么是打工?父母為什么外出打工?”。
(1)“什么是打工?”
“打工就是受人剝削”(礬山組)
“是父母迫不得已的選擇”(保岱組)
“父母在城市工作,受別人的氣”(礬山組)
“就是出去受苦掙錢”(保岱組)
“到外地工作,維持家庭生活”(礬山組)
“去城里人的工廠工作,維持家庭生活”(礬山組)
“就是養(yǎng)家糊口”(保岱組)
“家里地少,出去掙錢”(礬山組)
“去外面掙錢,供孩子上學”(礬山組)
“是掙錢,讓孩子過上幸福的生活”(保岱組)
“不在本縣內(nèi)工作”(礬山組)
(2)“父母為什么外出打工?”
“有時在外打工比在家種地收入高”(礬山組)
“讓自己家比別人家更富裕”(礬山組)
“外出打工是為了還債”(保岱組)
“為了過好日子”(保岱組)
“不去打工,家里生活會很困難”(保岱組)
“不去打工的話,僅僅依靠種地和在農(nóng)村做活,根本掙不了錢”(保岱組)
“供應子女上學”(礬山組)
“讓我們有更好的生活和學習環(huán)境”(礬山組)
“打工可以使孩子有很好的前途,讓孩子上大學”(保岱組)
“父母不外出打工,姐姐就沒有辦法上大學,我也沒有辦法繼續(xù)讀初中”(保岱組)
(保岱和礬山中學農(nóng)村留守兒童焦點小組討論資料)
從農(nóng)村留守孩子們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打工”本身的定義和父母為什么外出打工持雙重評價的態(tài)度。很多孩子都對“打工”持一種否定評價的態(tài)度,他們用“受人剝削”、“迫不得已”、“受別人氣”、“受苦掙錢”等等字眼來描述和界定“打工”。一個礬山中學的學生在作文中寫到“我討厭打工,是它搶走了我的父母,是它讓我享受不到了同齡人所擁有的父母之愛。打工拆散了我和父母在一起的家。我現(xiàn)在擁有的家,它不是遠方的那個家,也不是家鄉(xiāng)的這個家,而是一個心家,懂嗎?一個在我和爸爸媽媽每個人心里的三口之家,一個不管分隔多遠而分不開的家”(礬山,學生作文)。在對“父母為什么外出打工”的評價上,留守兒童基本上持一種積極評價的態(tài)度。他們大多數(shù)人認為,父母外出打工是為了“過好日子”、“比別人家更富裕”、“比在家種地收入高”、“打工可以使孩子有很好的前途,讓孩子上大學”、“讓我們有更好的生活和學習環(huán)境”等等。由此可見,從個體利益上講,農(nóng)村留守孩子們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和希望父母離開自己外出打工,但是,為了家庭的整體利益,他們充分理解和積極支持父母的外出打工選擇。
(二)留守兒童心中的“留守”原因
留守兒童本人又是怎樣來看待和評判自己父母做出的留守決策呢?在留守兒童的焦點小組討論中,孩子們自由表達了他們自己的看法。
“父母為什么要把我留在家鄉(xiāng)?”
A.礬山組:
1.在城里上完初中非回老家,沒法上初中;
2.城市里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初中;
3.因為那里讀書特別貴,要交納借讀費;
4.一是我自己愿意留下,二是父母在外沒有定居生活;
5.父母沒有固定的工作,東奔西走,怕影響我的學習成績;
6.那里的學費太多,還要交納借讀費,家中的經(jīng)濟不是太好;
7.在老家學習穩(wěn)定和質(zhì)量好;
8.城市壞人多。上學要交納借讀費;
9.父母在城市是臨時工,我在農(nóng)村讀書可以節(jié)約一些開支;
10.父母在城市工作不會分心。在城市什么費用都比較貴,他們的工作也不是很穩(wěn)定。家中有姥姥和爺爺奶奶,我在家能夠照顧他們;
11.北京上學費用太高;父母在城市特別忙,照顧不上我,也沒有固定的居住地點;
B.保岱組
1.因為把我們做子女的帶到城市開銷太大,而他們賺錢少,學費又高,要交納借讀費,所以沒有帶我們?nèi)コ抢铮?/p>
2.因為父母掙上錢很不容易,又沒有時間照顧我;
3.因為沒有時間照顧我;
4.不想連累我;
5.我認為父母把我留在家鄉(xiāng)是為了讓我好好學習,獨立生活;
6.因為父母怕我在外受苦,所以不讓我出去;
7.那里開銷大,讀書要交納借讀費;
8.因為他們怕我到那里不習慣;
9.因為城市里的消費太高;
10.因為城市消費特別高,比工資還高;
11.為了多掙錢,養(yǎng)家糊口;
12.他們怕我到那里不習慣,受城市孩子欺負;
13.城市開支大,花銷多;
14.父母讓我在家無憂無慮的生活,不在外面受氣;
15.他們太忙。
(保岱和礬山中學農(nóng)村留守兒童焦點小組討論資料)
由孩子們的上述討論可以看出,留守兒童心中對外出打工父母做出的“留守”決策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打工父母的工作特征決定了他們的留守狀態(tài)。二是流動父母的經(jīng)濟狀況決定了他們的留守狀態(tài)。三是因為城市里的“借讀費”迫使他們留在家鄉(xiāng)。另外,有的孩子把留守原因歸結(jié)為為了避免城市人對農(nóng)村人的欺負和歧視,認為父母只所以把他們留在家鄉(xiāng),是因為“他們怕我到那里不習慣,受城市孩子欺負”,“父母讓我在家無憂無慮的生活,不在外面受氣”。
從孩子們的討論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雖然孩子們被打工父母留在了家鄉(xiāng),但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表現(xiàn)出遺棄感,也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的對外出父母抱怨和不滿。相反,他們對打工父母的“留守決策”持積極肯定、理解和支持的態(tài)度。我們認為,這種對父母留守決策的積極認同變成了農(nóng)村留守兒童“孤留”家鄉(xiāng)的精神支柱。
(三)留守兒童對留守生活的評價
父母外出打工使農(nóng)村留守兒童經(jīng)歷著父母關(guān)愛、照顧和培養(yǎng)教育等等方面的缺失,給他們的生活、學習和性格行為的發(fā)展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那么,農(nóng)村留守兒童個人是怎樣評價自己的留守生活,怎樣評價父母外出打工后對他們的影響呢?
父母外出打工對我們有哪些影響?
保岱中學焦點小組討論
好處:
1.可以培養(yǎng)我們果斷的判斷力;
2.可以鍛煉我們獨立生活能力,例如說洗衣服、做飯;父母外出打工了,我們就會去地里多做活;
3.父母不在家里,孩子遇事可以自己解決,學會為人處事與朋友交往;
4.遇到困難能自己解決。
壞處:
1.遇事沒有可以訴說的地方,心里的話跟父母說不上,心里很難過,畢竟只有父母才能懂孩子的內(nèi)心。有苦無處訴說,有心事和受氣也無處說,孩子遇到困難無處求助;
2.大了父母和孩子間的距離;長期見不到面,感情疏遠,沒有人照顧;
3.沒有人告訴我們行為的對錯;
4.不能和父母在一起,不能和父母共享快樂或者悲傷;不能與父母共享自己開心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新發(fā)現(xiàn);不能與父母共享自己成功的喜悅,例如說好成績、得到老師的表揚等;也不能向父母傾訴自己失利時的痛苦;
5.孩子很想自己的父母,每次回家不能見到父母,只能看到照片,心里很難受。看其他的孩子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心里很失落。尤其到節(jié)假日的時候;
6.在學習上得不到父母的幫助和指導,上課注意力不集中,分神,光想他們;
7.生病沒有人照顧,吃飯吃不好,和別人在一起不自由;
礬山中學焦點小組討論
好處:
1.鍛煉自己的獨立生活能力,總是想著自己的行為要為自己負責;
2.生活和學習穩(wěn)定,不用跟著父母在外四處奔波;
3.照顧家里的爺爺奶奶,有幫助于父母在外專心工作;
4.磨練自己的意志;
5.什么事情都會認真更好地做出判斷,沒有依賴;
壞處:
1.得不到父母的關(guān)愛,會產(chǎn)生我們與父母的距離;從小離開父母,讓我們感受不到父母的關(guān)心;
2.父母不能親自教育我們;約束力變小;父母不在家,沒有人管自己,會有些放縱;
3.想念父母時上課不能專心聽講,學習成績下降;學習上遇到不懂的問題,沒有人幫助我,對我的學習沒有了督促。上課時老走思想,想和父母在一起時候的開心事情;有時也是一種激勵。當想到父親在工地上那樣辛苦為了給家里掙錢,自己卻沒有好好學習,便覺得對不起父親;
4.心里事情沒有辦法告訴父母,只有自己放在心里;
5.精神上影響不小。使我們變得有些孤僻,覺得讓我從很高的地方落下來,無依無靠。
(保岱和礬山中學農(nóng)村留守兒童焦點小組討論資料)
從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小組的孩子們都能用非常客觀和辨證的觀點去評價留守生活和父母外出打工對自己的影響。雖然父母缺位對他們的負面沖擊是巨大的,但是,很多孩子都能夠清楚地指出留守生活對他們積極的影響。
六、留守兒童生活的特殊形態(tài)
(一)留守兒童的監(jiān)護者
農(nóng)村流動父母雙方外出打工后,意味著留守兒童父母監(jiān)護位置的缺失。那么,這些留守孩子跟誰生活在一起,由誰來關(guān)心、保護和照顧他們呢?訪談中我們發(fā)現(xiàn),父母外出打工后,一般來講,絕大多數(shù)留守孩子與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生活在一起。通常情況下,留守兒童需要搬到這些祖輩的家里,如果祖輩一直與他們住在一起,留守兒童就不需要搬家了。有時候,留守兒童要從自己的村莊搬到另外一個村莊去。如果這些老人需要照顧幾個兒女的留守孩子,為照顧方便,孩子們一般都要搬到老人家里去住,或者在那里吃飯后再回到自己家獨居。
也有一部分留守孩子是住校生,一般是兩個星期才回家一次。據(jù)家長和留守孩子們反映,寄宿是解決父母外出打工留守兒童問題的好辦法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留守兒童都有資格住校。在我們的調(diào)查地點,小學基本上都是走讀生,離學校5里遠的初中生才符合住校條件。
在父母外出打工后,農(nóng)村留守兒童有四種被監(jiān)護方式。一種是隔輩監(jiān)護,監(jiān)護人是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他們是留守兒童的監(jiān)護主體,在我們訪談個案中,他們占監(jiān)護者總數(shù)的90%左右。他們的年齡大都在60歲以上,年齡最大的是82歲,最年輕的是53歲。這些人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文盲,文化水平最高的一個監(jiān)護人曾經(jīng)當過小學教師。第二種監(jiān)護方式是上輩監(jiān)護,監(jiān)護的主體是叔叔、嬸嬸,舅舅、舅媽,姑姑、姑父,姨、姨父,干爹、干媽。這類監(jiān)護在我們的訪談中所占的比例不是很大,約5%左右。但是,這種監(jiān)護方式存在著監(jiān)護權(quán)比較頻繁流動的問題。也就是說,留守兒童的生活不像跟爺爺、奶奶或姥姥、姥爺居住在一起那樣穩(wěn)定,他們有可能因為這樣和那樣的原因,如監(jiān)護人也要外出打工、或者被監(jiān)護者與監(jiān)護者本人或是跟他們子女之間的矛盾沖突等等原因而更換監(jiān)護人。第三類是同輩監(jiān)護,監(jiān)護者是哥哥、嫂嫂或姐姐、姐夫。這類監(jiān)護者一般是年紀較輕,文化水平也較高,如果有就業(yè)信息或機會,他們隨時都會外出打工。所以,該類監(jiān)護者也存在著監(jiān)護權(quán)不穩(wěn)定的問題。最后一種是監(jiān)護缺失,也就是農(nóng)村流動父母外出打工后,把監(jiān)護權(quán)交付給了留守兒童自己。這類留守兒童往往除了要自己照顧好自己的生活和學習外,他們還要承擔起農(nóng)業(yè)勞動力的角色—照顧好自家的農(nóng)田。
(二)留守兒童的逆向監(jiān)護
我們在對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訪談中發(fā)現(xiàn),一些孩子把他們被留在家鄉(xiāng)的原因之一歸結(jié)為能夠照顧爺爺奶奶或是姥姥姥爺。在對農(nóng)村流動父母的訪談中也發(fā)現(xiàn),他們一部分人把孩子留在家鄉(xiāng)的原因是能跟老人做個伴或幫幫家里老人。雖然大部分的監(jiān)護者能夠給留守兒童在生活上提供一些支持和幫助,但是,由于一些監(jiān)護人年齡偏大、身體有病、生活不能很好地自理等等原因,他們不但不能為留守兒童提供一些生活的照料,相反,留守兒童在洗衣、做飯、買藥看病等等方面要花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照顧監(jiān)護人,這類對留守兒童的監(jiān)護實際上變成了逆向的監(jiān)護。
一個留守兒童個案這樣寫到“爸爸打工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兩個人一起孤伶伶地生活。這是我必定要經(jīng)歷的日子,因為家庭條件差,一年地里的收入也很少,我又要讀書,花錢很多,使父親承擔了很大的負擔,不得不去打工掙錢……爸爸臨走前眼含淚對我說,我的好孩子,你要聽話,留在家鄉(xiāng),我去外地打工照顧不上奶奶了……你現(xiàn)在是我們家的支柱,你要照顧好奶奶……”(礬山—兒童個案)。
留守兒童生活的逆向監(jiān)護主要有兩類情況。一類是階段性的逆向監(jiān)護,比如一些孩子提到爺爺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爺患有肺病、哮喘、胃病等等,到了冬天就容易犯病,不能出門,不能下地,這時照顧老人的重擔大部分就落在留守兒童肩上。有時候為了照顧老人,他們被迫由在學校住宿變?yōu)殡A段性的走讀。留守兒童告訴我們“奶奶好像是59歲,身體不好,有時候還很厲害,好像是肺結(jié)核。厲害的時候,連飯也不能做,我在家,就我做,我不在,就爺爺做飯”(保岱—兒童個案)。“奶奶經(jīng)常生病,一年四季都吃藥,冬天還要輸液,這個時候我就要從學校趕回來幫忙”(礬山—兒童個案)。“奶奶生病后,一家三口的飯都是我做。奶奶給我傳授了不少的手藝呢。每到周末的時候,我會改善一下伙食,包些餃子吃。當然每當這個時候,我就會多包些給同院住的大伯大娘也送些過去,畢竟在平時大伯和大娘也給我了很大的幫助”(保岱—兒童個案)。“我的衣服自己洗,回家也給姥姥姥爺洗,太大的我就洗不動了。也去地里幫他們干活,我能鋤地、拔苗,反正能做的就盡量做”(保岱—兒童個案)。
另一種是長期和持久性的逆向監(jiān)護,比如有的留守兒童的親人長期患有慢性病,需要留守兒童持續(xù)性的生活護理。一位父親在外打工,母親患有精神病的女孩子告訴我們“爸爸出去打工后,家里的一切都由我一個人挑了起來。我早晨5點多起來給我和媽媽做早飯,同時還要把媽媽的中飯做出來放在電飯鍋里,因為我中午不能回家吃飯。下午放學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拾家,然后開始做飯、伺候媽媽,去地里干活,等一切都忙完了,也就9點多了,一天天這樣下來,我已經(jīng)什么精神都沒有了,學習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媽媽神志清醒的時候總會一遍遍的重復連累了我,不能給我做飯,不能給我做衣裳,還要我伺候她。媽媽心疼女兒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得媽媽連累了我。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保岱—兒童個案)。
留守兒童生活的逆向監(jiān)護不但給他們的生活增添了很大的負擔,而且給他們的學習帶來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他們替代父母照顧老人的生活,在很小的年紀就過早地承擔起成人的責任和義務。這一切對他們現(xiàn)在和將來的全面成長和發(fā)展都是很不利的。
(三)留守兒童的“動態(tài)留守”
訪談中我們發(fā)現(xiàn),約有一半左右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都有過跟隨父母在城市流動的經(jīng)歷。這里的流動不是指孩子對父母的短期訪問,而是指他們跟隨打工父母在城市生活或?qū)W習半年以上的經(jīng)歷。留守兒童的留守不是靜止的,而是一種動態(tài)的留守。一般來講,在小學階段,留守兒童的留守處于動態(tài)活躍階段,他們經(jīng)常處在流動—留守或留守—流動不斷交替的過程中。在進入初中階段后,兒童留守進入相對穩(wěn)定的時期,很少有在初中學習階段再發(fā)生流動。這種現(xiàn)象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小學階段孩子自律能力較差,很多家長反映把孩子放在老家不放心,一旦城市的條件允許,他們便會選擇把孩子帶在身邊。待孩子四、五年級稍大后再把他們送回家鄉(xiāng)。二是初中階段的孩子自律能力大大增強。流動父母認為,孩子上了初中后就是大孩子了,很多事情自己可以做,也能自己管好自己,在老家父母不用太操心。另外,初中階段城市的教育花費太高,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村打工者承擔不起,而打工子弟學校的初中部又很少,質(zhì)量也太差。所以很多打工者幾乎都選擇在這個階段讓子女留守家鄉(xiāng)讀初中。
根據(jù)訪談,我們發(fā)現(xiàn)有三種類型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一種是留守—流動—再留守型的留守兒童。即父母全都外出打工后,起初是把孩子留在家鄉(xiāng),等父母在城市稍微站穩(wěn)腳跟后,再把留守孩子接到城市(一般來講,如果這時候孩子已經(jīng)讀到初中或高中,流動父母是不會再把孩子接到城市來的)。后來由于某種原因,孩子又被送回農(nóng)村老家留守。第二種是流動—留守型的留守兒童。即留守孩子出生在城市或者父母外出時就被帶到城市,他們很多人在城市完成小學教育,在即將讀初中時才被送回老家留守。我們在對留守兒童的訪談中發(fā)現(xiàn),這類孩子操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他們在討論時敢于發(fā)言,也很自信。他們的言談舉止時時刻刻流露出對城市生活的留戀和向往。在同伴的眼里,他們是半個城市人,也是見過大世面的人。第三類是從未有過流動經(jīng)歷的留守兒童,他們大多也去過父母打工的地方,但這只是短期滯留,而不是長期居住。與他們談起對城市的印象,他們抱怨城市的空氣不好,他們也不喜歡城市的家“又小又破,睡覺也太擁擠”(保岱中學留守兒童焦點小組討論)。他們也感到孤獨“在城里沒有同學和朋友玩”(保岱中學留守兒童焦點小組討論)。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農(nóng)村留守兒童在留守—流動或流動—留守不斷變換和交替的過程中成長。這種生活的動蕩和學習環(huán)境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對他們的生活、教育等等方面都會產(chǎn)生極大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