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戲花叢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嬉戲花叢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嬉戲花叢范文第1篇

他是一名身居廣州的行者。準確來說，是跑者。都市生活不允許慢悠悠的節奏，他便用多數人常所不及的速度，奮力奔跑。而當大都市的經緯只能通過建筑和物質外觀作以區分，去哪兒安放身心和安頓一處理想的家，成為他不遺余力尋找的答案。

2013年晨間他看到一則新聞。廣州有了自己的國際馬拉松比賽。他第一時間報了名。作為在廣州跑了近二十年的 “老手”，他終于可以作為賽跑者，名正言順跑過這座城市。

比賽那天在11月。蒸氣遮蔽了頭頂的藍天。太陽火辣辣灼照著大地。他伴著時有時無的清風和人群賽跑。他每天都跑，無論工作和生活多么繁忙。常年累月穿城過巷，他熟悉了廣州的每一條街道。廣州一直在變化。有些變化發生在彈指間，快得讓他措手不及。所以，他隔三差五要在沿途停一停，重新認識這個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

他被稱為“老廣州”。參與廣馬這樣的國際性比賽，個人勝負并不是動機和初衷。他更想用一種稍顯陌生的方式回望身在廣州的足跡。他在廣州搬過三次家。從老城市區搬到商業區，再搬至現在的城市地標區―擁有萬丈霓虹的珠江畔。

小時候，他在老廣的煙火氣中長大；成家時，被當時新的商業區蓬勃的發展氛圍所吸引；再往后，他坐享了一線江景。而當廣州人氣越來越旺，一變再變的環境讓他越來越難以投入身心。跑步的過程中，他時而把城市想像成身體：寬闊的馬路是動脈，窄小的街道是靜脈。每天早上，洶涌的人流從四面八方聚合或散離。每個人都在尋找，試圖找到安身的居所和安心的家。

歲月流逝。在廣州無處不在的競爭中一決雌雄，似乎也并不是他必須追尋的活法。不知道直奔目標而去的跑者里面，有多少人對這座城市又愛又恨他這么想著。

廣馬比賽讓他跑出更遠，目及更多風景，也萌生出更多想法。他用跑步的韌性，堅持描繪和重思廣州于他的意義。在廣州，他是個跑者。不只他，所有人都在跑。他一直納悶，在現下的快節奏中，又有誰能輕易做到，安度時光的平靜和閑適。他必須找到自己的節奏，不是為了勝過別人，而是為了跑贏自己。這是一種姿態，也是他堅持近二十年的意義：發現自己其實還有更隱蔽的潛力。

村上春樹曾被問，當你跑步的時候，都在想些什么？

無論何等微不足道的舉動，只要日日堅持，總會從中生出某些類似哲理和觀念的東西。突然有一天，在跑動中，他意識到，他感到的和想到的，那么原模原樣和樸素自然，那么貼合他心目中的理想都市和棲居家園。

汗水在他身上滴答，心里卻平靜得如沐春風。河畔吹來的季風，空氣里是甜淡的花香和山水味。搖曳著荔枝和楊梅枝的梢頭，沙沙作響。這或許是他跑得最認真和輕松的一次。比參加馬拉松比賽更具儀式感。身體所有的負荷，仿佛被鳥雀、花叢和樹木嬉戲的自然勾帶了出來。一種類似每個毛孔都在舒張的爽油然而生。

嬉戲花叢范文第2篇

沙集模式是農村經濟中信息化帶動產業化,產業化促進信息化的典型。

沙集模式的特點,是“網絡+公司+農戶”。其中,農戶是主體,公司是基礎,網絡是龍頭。具體說,家庭經營的農戶是發揮主導作用的主體,實體公司是農村產業化的基礎,而電子商務平臺所代表的互聯網則是帶動農村產業化的引領力量。

時代背景的變化

中國農村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從解決基本問題人手。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選擇,在工業化時代和信息化時代,需要不同的定位。

早在1995年3至5月,我在《農民日報》上先后發表《產業化是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方向》及署名本報評論員的文章《積極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在此前他人總結山東經驗基礎上,在全國第一次公開把產業化問題,提高到總方向的高度上。作為產業化的第一批鼓吹者,我對產業化有特殊感情。但是今天,我開始重新反思產業化,并有了新的認識。

15年來,時生了很大變化,最突出的一點,就是信息革命迅猛發展。工業從主導產業,變為與農業同樣的基礎產業,以信息業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新的主導產業,現代化需要信息化這一新的力量來主導、來帶動。適應這一時代變化,我國提出了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現代化方針。但是多年來,在農村領域,產業化作為主導的思路,一直沒有變化,已滯后于現代化的整體形勢。在這種情況下,探索適應時代、跟上時代的新路,特別是探索新的帶動力量,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沙集模式應運而生。

同樣是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信息化的優越性表現在,第一,它可以比工業化以更低成本,更高效能,實現同樣的社會化,同樣的大市場;第二,它可以比工業化更好地克服大市場的局限,適應個性化高附加值的小市場的需求。

沙集模式的特點及創新之處

(一)發揮網絡龍頭帶動作用

從沙集鎮的情況看,信息化的帶動作用,在電子商務中表現得十分明顯。

一是帶動作用大。沙集鎮以往招商引資搞工業,規模小,頂多帶動了幾十人就業,還有嚴格的年齡限制;而搞電子商務,短時期內規模就達到3億,不僅使鎮里實現了充分就業,還需要從城里招工補充人手不足。很短時間使當地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當然,沙集鎮這個個例,有一定偶然性,但其中的必然性在于,21世紀的電子商務可以比上世紀“公司+農戶”中的傳統公司提供更高效能、更低成本的社會化服務,它的帶動力來自先進生產力,來自轉變了的生產方式。網絡的引領作用,主要是生產方式的引領作用。

二是帶動門檻低。沙集鎮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象一些發達地區,網店是在相對發達的產業集群上發展而來,而是完全由電子商務直接催生了本地的主要工業。象沙集鎮這樣的貧困地區,信息化都可以發揮這么大作用,說明農村并不一定非要等到工業化完成才可以信息化,而是可以采取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方式,快速發展農村經濟。

三是帶動機制好。沙集鎮的信息化帶動,還有一個突出特點,是它自下而上興起,完全按照市場需求運轉,以市場化的公用電子商務平臺牽引。克服了以往社會化服務體系中,官辦機構(如七站八所)、集體組織、合作社等社會化組織機制不靈活的缺點。阿里巴巴的網絡平臺是一個具有社會企業特征的商業生態系統,其基本模式強調將社會責任內生于商業模式,兼具合作制的公益特點(資源共享,可以免費開店,不同于傳統企業)與市場制的商業特點(以贏利為目標,機制靈活),既是合作制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也是市場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以這樣的龍頭作為帶動,是農村經濟現代化中的機制創新。

(二)以農民為主體,堅持家庭經營

沙集模式中的農戶有兩層意思,一是農民,二是家庭。沙集模式一個可貴之處,在于它在農村產業化中堅持以農民為主體,堅持家庭經營。

第一,創造性發展家庭經營的組織形式。因為電子商務具有個性化生產和大規模協同的生產方式的特點,非常適合家庭經營。特別是家庭經營具有比工廠更強的個性化定制能力,電子商務解放了這種生產力,就解放了農民的創造性和創意能力這種人力資本,使家庭經營從傳統經濟組織變為一種先進經濟組織。信息化使家庭經營成為農村一二三產業普遍適用,而不僅是適合農業生產的基礎經營形式,這是繼之后,圍繞家庭經營的又一次制度創新。

第二,確立農民主體地位,實現農民權益最大化。沙集模式堅持以農戶為主體,改變了以往“公司+農戶”中公司與農民爭利,農民被合作制型的公司或市場型公司牽著鼻子走的被動局面,實現了農民權益的最大化。實踐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與農戶利益之爭,光在道德和分配上做文章,效果有限。資源配置方式決定分配主體的地位。誰控制稀缺資源,權益就會向誰傾斜。在沙集鎮,不象傳統的“公司+農民”模式,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不是由公司說了算,而是由農民說了算,農民甚至可以決定什么樣的公司應該建立和存在。因為網絡賦予農民對訂單的控制權。農民在自己家里安臺電腦,一個人就可以直接從全球、全國獲得訂單。訂單在手,公司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整個產業鏈圍繞農民手中的訂單來決定建什么廠,生產什么產品,提供什么服務,農工商一體化的主動權,就自然轉移到了農戶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網絡是農民實現主體地位的根據地,轉向網絡生產方式是農民維護權益的必由之路。

(三)以實體企業為基礎

沙集模式中的企業,特指相對于網上虛擬企業和平臺而言的實體形態企業,包括傳統制造企業與物流等服務企業。信息化離不開工業化這個基礎,必要的工業化條件,有利于促進信息化的實現。這一點從沙集經驗中也看得十分清楚。

一方面,電子商務無論如何虛擬,有形商品的交換,還是離不開物流的支持。沙集鎮電子商務一起步,就抓住了物流這個關鍵的基礎。在物流企業服務支撐下,沙集鎮電子商務得以在工業化不發達情況下快速起步。

嬉戲花叢范文第3篇

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文明的擴展和輻射，成就了以中國為中心、近鄰民族和國家為邊緣的東亞文明和區域秩序。這一區域秩序也被稱作“華夷體系”。在這一秩序下，中國歷代皇朝統治者通過“王道”的教化來處理與周邊國家和民族的關系，掌握了該區域的主導權，特別是通過朝貢冊封確立的宗藩關系維系著該區域下的秩序穩定，可從中看出中國的絕對先進與強大。而日本長期處于這一“周邊文明”的邊緣地帶，也難以從根本上擺脫經濟文化上對強勢中國的依賴。單就古代的中日關系而言，截至1840 年中國在中失敗，可以說文明視角下中日兩國在東亞所處的“中心”與“邊緣”的位置關系始終未變，但這并不意味著中日關系一帆風順，也不意味著日本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上對中國的依附狀態一成不變。

投入華夷――垂直于宗屬關系下的合作

中日間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紀前后，據中國正史記載，漢武帝在遼東置朝鮮四郡后，倭人“以歲時來獻見”。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東漢光武帝“賜以印綬”。238年，邪馬臺女王國使者一行赴魏“朝獻”，魏明帝詔賜女王卑彌呼“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兩晉、南北朝時，倭人的朝貢愈加頻繁。5世紀初大和國統一日本。大和國建立后，先后執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國朝貢，接受南朝皇帝冊封。倭王珍、濟、武的使者甚至帶著擬好的冊封文本脅迫中國皇帝承認其封號。“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倭國王”、“安東大將軍”、“鎮東大將軍”、“征東大將軍”等倭王得到的封賜表明，當時的日本業已脫離野蠻之境，開始在中國的東方迅速崛起并威壓朝鮮。

盡管如此，從總體上說，隋朝以前中華文明的高度發展，鑄就了中國在東亞不可撼動的強勢地位，這種強勢不僅助長了歷代皇朝統治者威儀天下的欲望，也產生了周邊國家和民族競相向中國學習、靠攏的巨大引力。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及交通運輸條件的限制，這一時期中日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還無法形成規模，兩國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層面，此期間雖發生了從邪馬臺女王國朝貢受封到倭五王朝貢請封的變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屬關系的性質未變，當時的日本是主動投入到華夷體系并接受中國皇朝冊封，成為東亞華夷體系的正式成員之一。對日本來說，這種關系的成立既是其“脫夷親華”的客觀需要，也體現了其不同性質和規模的“政權”需經中國皇朝認可以獲得統治合法性的主觀訴求。對中國來說，歷代皇朝是希望通過這種關系維持周邊的穩定，也滿足帝王“萬邦來朝”的虛榮。

疏離華夷――游離于冊封體系下的對等

隋唐時期，中日之間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員往來上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話。一批批的遣隋唐史和鑒真東渡等歷史佳話都發生在這一時期。然而，忽視同一時期中日關系的另一側面，不是歷史學者應有的態度。607年，推古朝攝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國書，內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表現出與中國皇帝平起平坐的意識，這使隋煬帝“覽之不悅”，并在復倭王的國書中刻意寫明“皇帝問倭王”，以示尊卑高下。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訪隋所遞交的國書中，只是稍許改變了措辭，以“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之語，再次明白無誤地表達了欲與中國對等交往的政治立場。唐建國后的630年，倭國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仁表隨倭使回訪，結果又發生了高對倭國以對等之禮接待上國來使不滿，以致不宣國書而返的“爭禮事件”。這表明，在東亞地緣關系中，此時日本的政治立場已經改變，它要脫離傳統的華夷冊封體系，以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身份，與中國開展“對等的國交”。

至唐高宗在位時，中日兩國的政治分歧演化為首次直接的軍事對抗。當時朝鮮半島的百濟國在日本支持下大舉侵略唐朝藩屬國新羅，唐朝在新羅國王的苦苦請求下出兵相救。663年，唐朝大軍在朝鮮白江口與增援百濟的倭國水軍展開激戰，“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是役后，唐朝以德報怨，對日采取綏撫政策，日本則從慘敗的教訓中重新認識了與中國的差距，擺正了自己在東亞秩序中的位置，進而潛下心來開始了向中國的全方位學習，這就是此后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全面學習中國文化和制度的歷史背景。白江口之戰后，中日雙方的政策應對和互動，化解了極為緊張的敵對狀態，帶來了兩國間長達兩個世紀“友好”交往的局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統治者不再接受中國皇帝冊封，故在唐朝構建的龐大東亞華夷體系中，日本雖然盡情地沐浴著中華文明的恩澤，但在政治上卻已是若即若離于這一體系的“不在編”成員。 （梁）蕭繹（即梁元帝）作《職貢圖》局部（北宋摹本）。圖中繪列國使者十二人，本圖從右至左為百濟、龜茲、倭國、狼牙修國使。其中倭國使者赤足合掌，透露著一種島國風情。

變態華夷――新歷史條件下的對華認識

唐亡后的五代十國、兩宋、元時期的四個多世紀，中日民間經濟文化往來繼續發展，但政治關系一直處于“無邦交”狀態。在元統治時期，中日政治層面更是處于水火不容的關系。元朝統治者曾兩次渡海遠征日本，但均遭失敗。進入明代，中日關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擾邊讓朱元璋寢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義滿建立室町幕府后，作為日本的最高統治者，時隔九個世紀后，再次接受明惠帝“日本國王源道義”冊封，開啟中日官方勘合貿易，并維持了一個半世紀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最后是豐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侵占朝鮮，并妄圖一舉征服中國，迫使明朝出動大軍救援藩屬國朝鮮，以致“自倭亂朝鮮七載，傷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豐臣秀吉）死而禍始息”。

17世紀初，日本社會進入德川幕府統治。不久，中國也改朝換代，變成了清朝統治的天下。在日本看來，中國已經亡國，成為滿族“夷人”的天下，這就是所謂“華夷變態”之說，日本因此認為古代的華夷秩序已經崩潰。此后直至日本明治維新后中日于1871年簽訂《中日修好條規》，中日兩國200多年無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鎖國政策下，中日兩國的交往僅限于經貿往來層面，并且只允許中國商人來長崎港交易。就政治層面的關系而言，面對一個在日本看來已經“華夷變態”但又依然強盛的中國，日本的基本國策是敬而遠之以待時機。于是在中國衰敗并遭到西方列強痛擊、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企圖躋身列強行列的時候，這個時機果然到來了，從此開啟了日本不斷加深對華侵略的過程，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

由此可見，在進入近代之前，古代中日兩國關系無法用“友好”、“敵對”抑或其他定性詞句一語概括，因為它經歷了友好、合作、對抗、敵對的不同局面。古代中日關系演變留給世人一種重要啟示：中日間原本就不存在兩千年友好的神話，莫不如靜下心來，探討不同局面下的中日關系與當下雙方的國力狀況及政策，以思當下中日關系。

嬉戲花叢范文第4篇

[關鍵詞]文化；差異；習語；翻譯

英漢兩種語言同屬具有悠久歷史的語言，在歷史的長河中都產生了大量的習語。由于英漢習語都具有極強的概括能力，不僅其形象生動，而且寓意深刻，韻味悠遠，為英漢兩國人民所喜聞樂見。

一、英漢習語的特征

習語反映出一個國家與民族的歷史背景、風俗習慣和心理狀態。習語習慣上是指那些搭配固定的詞組或短語，其包含的意義往往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即習語語義必須通過詞的固定組合來體現。習語可以給人一種美的享受，其在表現形式上具有音節優美，音律協調，言簡意賅，形象生動，妙趣橫生等特點。

二、英漢文化差異

（一）方面的差異

佛教與道教文化在中華民族的各種社會活動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漢語中產生了很多與之有關的習語，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等。而在英美，基督教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影響著人們的言行舉止，因而便不可避免的產生了許多與基督教有關的習語。如Man proposes，God disposes，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有Go th hell（下地獄去）這樣的詛咒。

（二）英漢地理環境的差異

英漢語言中的一些習語的產生與中英兩個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也有著一定的關系。在中國，是東風為人們送來了春的氣息，而英國由于地處西半球，春天的信息卻是由西風送來，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Ode to the west wind）就是一首對春天的贊美之歌。另外由于航海業和捕魚業是英國人賴以謀生的重要手段，因此英語中有大量與航海和捕魚有關的習語。如over head and ears原是水手們的話，指“淹過頭部和耳朵”。現在人們用它表示“沒頂地，深深地，完全地”。如：It is evident that the major is over head and ears in love with her.（顯而易見，少佐一片癡心戀著她。）

（三）英漢社會習俗的差異

同一事物，在不同文化里有著不同的文化象征。狗在漢語中歷來就是一種卑微的動物，漢語中與狗有關的習語大都含有貶義，如“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狼心狗肺”“狗漢奸”等。而在西方英語國家，狗被看作是人類的朋友。有關狗的習語大部分都沒有貶義，如：He is a luckv dog（他是個幸運兒）“to dog one’s steps”（跟某人走），等等。

三、文化差異對英漢習語翻譯的影響

由于英語和漢語的習語來源于不同的歷史地理文化背景，習語的翻譯就有了一定困難。由于習語在理解上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因而我們在翻譯習語時，要盡量考慮兩種語言的文化差異，盡量正確表達原文的信息，使讀者在閱讀譯文時能獲得與閱讀原文時的理解和享受。下面是比較常用的幾種翻譯的方法。

（一）直譯法

盡管兩種語言的使用者在社會人文和地理方面存在著許多的不同，但是他們所從事的生產活動和文化活動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因此語言中也會有許多相同的表達方式。直譯法是指在譯文中盡量保留原習語的民族特色、語言風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由于習語是歷經許多代人在對事理的不斷雕琢中形成的，有些習語的比喻部分非常生動形象，喻義部分是比喻的合乎事理的邏輯推理結果。如果在翻譯的時候采用直譯法，就可以既傳達原語的內容，又保留原語的形象，使譯語的讀者能夠更好地閱讀和欣賞。如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鳥）；To pour oil on the flame.（火上澆油）；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類聚人以群分）；Like father，like son.（有其父，必有其子）。

（二）意譯法

由于中英兩種語言文化的差異，有些習語在翻譯的時候無法找到對等的文字進行翻譯，就需要在譯入語言中找到可以將原文的事物翻譯成譯語讀者所熟悉的另一種譯文形象來表達原來語言中的意義。例如：漢語中的“膽小如鼠”在漢譯英中就需要翻譯成“as timid as a rabbit”再如，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譯成英文。直譯是這樣的：When the old man on the frontier lost his mare，who could have guessed it was a blessing in disguise？很明顯直譯是在講個故事，但是卻無法體現成語要表達的因禍得福的意思。因而應該使用意譯法來翻譯：A loss may turn out to be gain.

（三）加注法

英漢兩種語言中有些習語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知識，或富有濃厚的民族文化色彩或地域特色。在翻譯的時候有時為了加強習語文化信息的傳遞，需要對原習語的典故、文化背景進行注釋，這種方法被稱作意譯加注法。如“The team met its Waterloo in the final”該球隊在決賽中慘遭失敗（Waterloo滑鐵盧為比利時的一個地名，1815年拿破侖的軍隊在此慘遭失敗）這樣處理比較恰當，原文中的引申意義和文化含義都顯示出來，切合原文語境和風格，頗為恰當可取。顯而易見，意譯加注法對于翻譯具有獨特文化含義的習語時是必不可少的。

嬉戲花叢范文第5篇

世界各族人民留給我們數不勝數的經典建筑實例，本文只選擇歐洲古希臘時代的著名建筑與中國古代典型建筑宮廷苑囿進行分析，通過對比發現東西文化的特征與差異。

一、古希臘建筑風格

古希臘位于歐洲南部愛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暖濕的山地氣候，溫和的自然環境，明凈的海濱之氣孕育了一個早慧、醉心思想的民族，使希臘成為歐洲文化的搖籃，其建筑也成為西歐建筑的先驅。古希臘人對科學與哲學的熱愛與研究，一開始就為其城邦的建筑打下了堅實的科學與人文根基。由于希臘多山，盛產大理石，早在2000多年前希臘人就利用石材建造房屋，之后他們發明了一種邏輯嚴密的建筑方式，產生了對建筑藝術影響最為深遠的柱式造型，主要有三種樣式：一是代表男性美的陶立克柱式，具有粗壯剛挺而起的雄偉感；二是代表女性美的夏奧尼克柱式，修長俊美，柱頭有蝸旋紋飾，下有柱礎使人產生婷婷玉立之感；三是極具裝飾趣味的科林斯柱式，柱頭多用植物葉片花紋裝飾，代表了豐收的喜悅。這三種柱式一直沿用至今，成為經典建筑裝飾的模式。這種精密的建筑中的推理明顯得益于古希臘人發達的數學思維和邏輯思維。建造在這樣一種思維之上的建筑，必然堅固而勻稱，健全而和諧。

1687年火藥庫爆炸中被一分為二的巴特農神廟堪稱古希臘建筑之最。建于伯利克里黃金時期的巴特農神廟，像古希臘的自然界與人一樣，各個部分都有一種持久的平衡。它用多利阿式的簡單與莊重，僅用看起來完美垂直的線條，便把一種雄健與瀟灑的盛世氣概表現得淋漓盡致。而當時對于柱子的設計，更是讓現代的建筑師不得不折服――他們把每根柱子的三分之二加粗，把一切水平線的中段向上提，把一切垂直線向中央傾斜，在原來正確的數學關系上造成一種適應人眼的錯覺而變得更加完美的視覺效果。那些柱子和諧從容地舒展著，伸張著，挺立著，像一個奧林匹克運動場上的英雄：健美的身軀與文雅沉靜調和得恰到好處。從這座祭祀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古老神廟，我們分明可以看出古希臘人追求唯美的人生態度與極高的審美品位。雅典娜的智慧之光，照耀在雅典衛城的每一個角落，而祭祀她的巴特農神廟，便成了古希臘地方特色和民族精神的代表。它那些美得純粹的立柱及其上的那些已有些斑駁了的浮雕，讓人看到剛強的力，脫俗高尚的氣概，清明恬靜的心境，一種臻于完美的藝術境界。

二、中國秦漢宮殿建筑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代，中國人就意識到宮殿建筑的規模對于烘托皇權有著重要作用。他們力圖以雍容壯麗的氣勢，宏闊的規模與嚴整的空間布局，渲染出崇高的氣氛，給人以強列的震撼，從而突出君王的權威。中國人自古就有尊崇帝皇、重視王權的情結，而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起東方第一個大帝國，實行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更將君主的威嚴推向高峰。這樣一個統一的、高度集權的東方大國，君主對自己的宮殿必然要求有足夠的風度來彰顯國威，盛世的風水也在潛移默化中熏出一種華麗的氣派。其中秦始皇那輝煌絕倫的阿房宮成為世界宮廷建筑中的奇跡。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此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唐人杜牧《阿房宮賦》曰：“其覆壓三百馀里，隔離天日，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漫回，檐牙高啄。”由此得見阿房宮的宏大、繁復與和諧兼容的東方式的雍容，與古希臘人講究的純粹樸素、自然清明的瀟灑大不相同。

正如秦時的宮殿恰到好處地表現出秦的國勢，漢朝大一統時期的苑囿也反映了漢武盛世時的繁榮與上層階級的審美情趣。漢武帝劉徹熱衷于興建皇家苑囿，其中最奢華的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數百里”，“其中離宮別館三十六所”，構石為山，鑿地為池，華麗的宮殿與林木花草相間，奇花異草，珍奇怪獸，無所不具，得見漢苑之雄奇。在儒家的“平衡”、“和諧”的思想及漢初在思想界影響很深的道家所推崇的“自然”思想的影響下，帝王將相已不滿足于單調的宮廷生活，而尋求更能愉悅身心的娛樂方式，希望在對珍奇的花草蟲魚的賞玩中獲得一種別致的快樂，在對大自然之美的欣賞中放松深居宮廷的疲憊身心，從而達到一種身心的平衡與精神的安寧。漢苑成了漢朝大一統時期上層階級生活方式的縮影。

三、中西宮殿建筑藝術比較

對比中西古典建筑藝術，我們可以發現，中西古典建筑文化均有各自的法式，都在歷史上起過不朽的作用。與此同時，中西文化在形成淵源與緣由、發展邏輯和空間、構建理念與目的等方面的差異，必然會融入、體現在建筑文化或建筑風格上。因此，中西建筑文化的不同，從根本上應理解為中西文化傳統的不同。

建筑材料的不同體現了中西方物質文化、哲學理念的差異。從建筑材料來看，中國古建筑如秦漢時期的宮廷苑囿以木架構著稱，并將其作為承重體系，因此墻體不起承重作用，只有圍護功能，這樣門窗可以開得很大，甚至可以在正面和背面全部做成門窗，以取得輕快華美的效果。而西方較為普遍的采用石材。其古典建筑大多采用磚石結構體系，以致門窗面積相對較少，承重結構以墻體為主，形成了較為沉重雄偉的印象。中西方的建筑對于材料的選擇，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導致的結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西方以狩獵方式為主的原始經濟，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態以及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強調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夠戰勝一切。中國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選擇、重采集、重儲存的活動方式。由此衍生發展起來的中國傳統哲學，所宣揚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建筑空間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區別。從建筑的空間布局來看，中國建筑是封閉的群體的空間格局，在地面平面鋪開，顯然有將自然統攬于內的傾向，秦漢時期的宮廷苑囿就是典型的例證。可以說，這是中國人對內平和自守、對外防范求安的某種單純防守性、自我封閉性、內向抑制性的文化心態在建筑上的反映和體現，也可以認為是中國文化傳統中較為強調群體而抑制甚至扼制個性發展的反映。中國建筑的美是一種“集體”的美。與中國相反，西方建筑是開放的單體的空間格局向高空發展，表現個性的張揚和“人格”的獨立；從古希臘古羅馬的城邦開始，就廣泛地使用柱廊、門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間來包圍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實體形象。又例如法國 巴黎的萬神廟、高達320米的埃菲爾鐵塔，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比薩斜塔，美國波士頓的約翰?漢考克大廈等，都是這一哲學思想或文化理念的典型表現。這些卓然獨立、各具風采的建筑，能給人以突出、激越、向上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通過對比古希臘建筑與秦漢宮殿，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建筑具有繪畫的特點，其著眼點在于富于意境的畫面，不很注重單座建筑的體量、造型和透視效果等，而往往致力于以一座座單體為單元的、在平面上和空間上延伸的群體效果，重視人在建筑環境中“步移景異”的空間感受，是動態美、空間美、傳神美、詩藝美的統一。而西方建筑在造型方面具有雕刻化的特征，其著力處在于兩度的立面與三度的形體等，西方重視建筑整體與局部，以及局部之間的比例、均衡、韻律等形式美原則，例如古希臘建筑中的不同柱式建筑就是模仿不同性別的人體美而產生。此外，西方建筑文化比較注重邏輯與論證，講求逼真，依仗論證，其特征可歸結為理性與抗爭精神、個體與主體意識、天國與宗教理念、建筑藝術處理的合理性與邏輯性，注重體現幾何分析特征，以及強調藝術、技術、環境的協調與布局，重視比例的適當與藝術的精巧等。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建筑的理念性主要體現在“空”上，而歐洲建筑的理念性主要集中體現在“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