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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前全球經濟來看,一方面是中美歐三大經濟體經濟持續疲軟且復蘇乏力,另一方面全球各大央行的貨幣政策呈持續分化之勢,形成了三股不同的力量——逐步收緊貨幣政策(中美)、維持現有貨幣政策不變(歐洲)、擴大量化寬松政策(日本),這對于當前全球經濟的復蘇前景構成了較大的風險。
對于美國而言,一方面從近期所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作為美國經濟復蘇兩大引擎的制造業與房地產業仍未獲得顯著的復蘇,兩大產業的持續疲軟態勢對于美國經濟的復蘇構成了嚴峻的考驗;另一方面從美國貨幣政策的前景來看,由于今年在美聯儲具有投票權的委員中加入了兩位強勢鷹派人物,再加上之此前四位鴿派人物的離開,從而使得美聯儲中的鷹派在議息會議中獲得了更大的主導權,鷹派對于縮減QE的強硬立場亦得到了美聯儲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兩大核心指標——失業率與通脹率的有力支撐,雖然未來美聯儲有可能將失業率與升息時點脫鉤,但美聯儲主席耶倫此前在眾議院發表的半年度貨幣政策證詞演說中已表示,美聯儲未來仍將堅持當前的縮減QE政策不變并在每次議息會議上逐步縮減100億美元的QE,直至QE完全退出為止,而從美國QE對于美國經濟的影響來看,雖然短期之內QE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美國經濟的增長,但由于QE的核心是貨幣增發,因此隨之而來的是美元貶值與美國債務大幅上升,同時也催生了美國經濟的泡沫,而逐步退出QE雖能從一定程度上擠壓美國經濟的泡沫,但在失去了QE的支撐后,美國經濟能否持續復蘇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從歐元區的情況來看,雖然去年四季度歐元區的整體經濟形勢有所好轉,但我們認為這其中受季節性因素影響較大,而從今年1月以來所公布的數據來看,歐元區經濟的復蘇動能并不穩固,失業率的居高不下與制造業及工業數據的大幅回落均對歐元區經濟前景構成了較大的威脅,從德、法、意三個核心經濟體的數據來看,只有德國經濟略有好轉,而法國與意大利的經濟則處于衰退的邊緣,特別是意大利經濟,在其政局動蕩的影響下,經濟復蘇前景更為渺茫,對于歐央行當前的貨幣政策而言,其正處于一個十字路口,左右為難:一方面歐元區當前的整體經濟形勢需要歐央行繼續推行LTRO(長期再融資計劃)與低利率乃至負利率的量化寬松政策;另一方面則是德國對于歐央行LTRO的裁決前景不明使得歐央行在使用LTRO時有所顧忌,此外歐央行如若要繼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就必須得到德國央行的認同與支持,但現在的問題是,在德國派駐歐央行的執委由此前的阿斯穆森變更為德國央行副行長勞滕施萊格后,德國的反對力量得到了加強,這將使得歐央行在采取量化寬松的政策上舉步維艱,我們預計,未來歐央行仍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維持現有的政策不變。
對于中國經濟,我們認為今年中國經濟增速的穩步回落將是毫無疑問的,當前中國經濟正面臨著經濟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地方債償還高峰與房地產泡沫擠壓所帶來的挑戰與壓力。從本月所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一方面中國的制造業與服務業前景不容樂觀,另一方面則是在外資銀行旗下貿易子公司的掩護下,國內貿易融資的大舉回歸使得進出口數據再度失真,這將使得中國經濟形勢變得更為復雜。此外,中國還將面臨美聯儲退出QE所帶來的貨幣政策走向難題,雖然央行與中央一直表態將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從當前國內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及M1與M2的增速、近期國內SHIBOR和銀行間質押及拆借利率的表現、央行在上周與本周連續正回購所傳遞出的信息來看,我們認為未來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雖仍將以穩健為主基調,但會逐步采取緊縮措施。
對于日本經濟,我們認為,雖然在2013年安倍經濟學一度幫助日本經濟走出了通縮,但與此同時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卻在不斷顯現,物價飛漲使得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同時亦抑制了日本民眾的消費能力,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即將開始的提高消費稅無異于殺雞取卵,在居民生活成本飛漲而薪資未漲的情況下提高消費稅,將使得日本經濟將重返下行通道,但從日本央行高層近期的密集發聲來看,其已患上了“QE癮”,其經濟對于QE的依賴性越來越大,持續對QE進行加碼雖然能使日本通脹率上升至日本央行目標區間,但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經濟泡沫,這對于日本經濟的可持續復蘇發展形成了嚴重的制約。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容
國際支付原則,即一國貨幣與其他貨幣之間的匯率如何確定,一國對外支付是否受到限制,一國貨幣可否自由兌換成支付貨幣;國際儲備貨幣,即一國政府應持有何種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用以維護國際支付原則和滿足調節國際收支的需要;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即一國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政府應采取何種方式進行調節以及各國之間如何進行協調;良好的國際貨幣體系應該使國際貿易和投資最大化,并使各國能“公平地”得到來自國際貿易和國際合作的利益。
(二)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
1“.特里芬難題”的存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為滿足世界經濟增長對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貨幣的增長需要,美元的供應應當不斷增長;而美元供給的不斷增長,又會導致美元同黃金的兌換性日益難以維持。美元的這種兩難,被稱為“特里芬難題”,其本質可以概括為:國際清償力的需求不能長久地依靠國際貨幣的逆差輸出來滿足。當前的貨幣體系下,這一問題仍然存在。
2.對國際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調節機制。在牙買加體系下,逆差國只能靠發生國自行平衡,而現實情況是,多數國家根本無法靠自身的能力來平衡收支,因此,在制度設計上牙買加體系存在缺陷。
3.缺乏對大規模短期資本流動的有效監管。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對大量短期資本流動進行監控和管理的有效機制,資本大規模頻繁無序流動必然會增加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
(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
1.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改革未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變革有以下幾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性是維持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從當前世界上幾種主要儲備貨幣看,美元依然占據主導地位,雖然美國經濟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其他儲備貨幣依然難以在短期內取代美元。第二種可能性是國際儲備貨幣更加多元化。未來中國的人民幣,印度的盧比,俄羅斯的盧布都有可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當然也有可能出現新的區域性貨幣,如“亞元”。第三種可能性是創造一種新的超國際儲備貨幣。這就要逐步擴大SDR的作用,使之發展成為理想的超國際儲備貨幣。
2.調整國際收支失衡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調整國際收支失衡。2008年金融危機本身既說明美國過度消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同時也說明新興市場投資和出口驅動型發展模式也同樣難以持續。因此,發達國家要增加儲蓄,減少赤字,新興市場國家必須增加消費。
3.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全球金融危機應對過程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危機管理能力明顯不足。現在一個主流設想是在未來一個時期,把國際清算銀行、金融穩定論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整合成統一的“國際金融穩定基金”,使之成為全球監管者。
(三)中國如何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中發揮作用
1.積極參與亞洲區域金融市場發展。盡管目前亞洲尚未達成正式的貨幣合作協議,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在貨幣合作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中國應推動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和亞洲自己的中央銀行,未來甚至推出“亞元”。
2.積極參與IMF改革。在IMF的治理結構改革方面,鑒于中國目前是全球外匯儲備的最大持有國,其他國家對中國向IMF注資抱有很大希望。中國政府應抓住這一機會,要求將對IMF的注資與IMF的份額重新分配相掛鉤。作為二十國集團成員與金融穩定委員會成員,中國政府應積極參與未來國際金融監管標準的制定與實施,并在標準制定的過程中發揮應有的影響力。中國政府應積極參與BIS、巴塞爾委員會等國際金融多邊組織的活動,盡快融入全球金融監管體系中去。
3.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重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加快了區域貨幣合作的步伐,開展人民幣結算試點,推動貨幣互換,擴大人民幣發債規模,人民幣區域貨幣地位明顯提升,人民幣已被廣泛用于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跨境邊貿結算,人民幣國際化邁出重要步伐。未來要繼續推動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建設人民幣跨境清算體系。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成本分析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人民幣國際化的收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獲得可觀的鑄幣稅。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收益是可以獲得國際鑄幣稅的收入。國際鑄幣稅是指當一國貨幣國際化后,該國貨幣當局憑借其發行的特權,從外國非居民那里所獲得的可量化的發行收益與發行成本之間的差額。人民幣國際化將給我國帶來可觀的鑄幣稅收入。
2.有利于節省外匯儲備。人民幣的國際化將有助于解決外匯儲備所造成的機會成本損失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一方面,我國具有了逆差融資的能力,即當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增發人民幣而自我取得融資,不必進行代價較大的內部調整;另一方面,我國在國內外金融市場上的籌資能力也將大大增強,因而平時不用備有大量外匯儲備。
3.額外金融性收益。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后,為國外的央行以國債和存款形式持有成為境外儲備資產。雖然中國必須向境外銀行支付國債和存款利息,但這些儲備資產為國內銀行體系和政府提供了巨額資金來源,并通過國內銀行體系和政府財政機構轉換為可貸資金并創造收益。由此可見,除了鑄幣稅收益,貨幣國際化還為發行國帶來了額外的金融性凈收益,其大小等于發行國運用境外儲備資產的收益和成本之差。
4.降低匯率風險。人民幣國際化之后,人民幣成為國際結算手段,進口直接用人民幣支付,節約了外匯,出口也不受其他貨幣波動的影響,減少了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使得我國企業以較低的成本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此外,還有利于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和減輕外債的匯率風險。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
人民幣國際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將使我國享受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收益的同時也付出成本。人民幣國際化的成本和可能帶來的風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使國內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依據“三元悖論”,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資本的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三者無法同時實現。人民幣要實現國際化,就必須要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在保持匯率穩定的基礎上,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面臨很大的挑戰。
2.遭遇“特里芬困境”。前文已經提及,任何國別貨幣都會面臨國際清償力和信心的矛盾,這就是“特里芬困境”,人民幣國際化也將面臨此困境。
3.人民幣匯率政策受到約束。當人民幣走向國際化,我國針對人民幣的匯率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就必然會受到其他國家的阻撓。以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國家不愿承受人民幣貶值后的儲備資產損失,勢必會干預人民幣貶值政策的執行。同時,人民幣貶值也將損害人民幣在國際上的聲譽及我國的國際地位。因此,人民幣國際化后,我國的匯率政策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約束。
4.對中國經濟金融穩定產生一定影響。人民幣國際化使中國國內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相連,國際金融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對中國經濟金融產生一定影響。特別是貨幣國際化后如果本幣的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出現偏離,或是即期匯率、利率與預期匯率、利率出現偏離,都將給國際投資者以套利的機會,刺激短期投機性資本的流動。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特里芬難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影響下,憑借利益和責任不對等的國際貨幣地位,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美元、歐元相繼都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其他國家和地區無法控制風險,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著諸如外匯儲備貶值、危機轉嫁、貨幣錯配、貨幣政策兩難困境等風險,充分說明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引起了更多人對美元地位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變局的思考。
一、國際貨幣體系概念及演變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概念
國際貨幣體系是指各國政府為適應國際貿易與國際支付的需要,對貨幣在國際范圍內發揮世界貨幣職能所確定的原則、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組織形式的總稱[1]。國際貨幣體系具有三方面的內容和功能:一是規定用于國際間結算和支付手段的國際貨幣或儲備資產及其來源、形式、數量和運用范圍,以滿足世界生產、國際貿易和資本轉移的需要。二是規定一國貨幣同其他貨幣之間匯率的確定與維持方式,以確保各國間貨幣的兌換方式與比價關系的合理性。三是規定國際收支的調節機制,以糾正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確保世界經濟穩定與平衡發展。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演進歷程
1.一戰前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金本位制度。黃金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國際間支付原則、結算制度是統一的,各國貨幣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匯率制。沒有一個公共的國際組織的領導與監督,各國自行規定其貨幣在國際范圍內發揮世界貨幣職能的辦法。
2.一戰后二戰前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建立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這時的匯率制度仍然是固定匯率制,國際儲備除黃金外,外匯(主要是英鎊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黃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備金本位的基本特點。
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金匯兌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容:“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并建立固定比價關系的、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匯兌本位制。“雙掛鉤”的具體內容是:(1)美元與黃金掛鉤;(2)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保持固定比價。通過黃金平價決定固定匯率;各國貨幣匯率的波動幅度不得超過金平價的上下1%,否則各國政府必須進行干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轉必須具備三個基本條件:(1)美國國際收支必須順差,美元對外價值才能穩定;(2)美國的黃金儲備充足;(3)黃金必須維持在官價水平。這三個條件實際上不可能同時具備。這說明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不可解脫的內在矛盾——“特里芬難題”最終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4.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現行貨幣體系是布雷頓森林體系20世紀70年代崩潰后不斷演化的產物,學術界也稱之為牙買加體系。《牙買加協定》確認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浮動匯率制的合法性,繼續維持全球多邊自由支付原則,具有更大的靈活性,較好地解決了國際清償力問題。但事實上,牙買加體系并不是自覺改革的結果,而是把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平價制由于逐漸崩潰而造成的狀況予以合法化,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同時牙買加體系為國際貨幣關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彈性,它沒有建立穩定貨幣體系的機構,沒有制定硬性的規則或自動的制裁辦法,各國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考慮和責任來履行他們的義務。這樣既無本位貨幣及其適度增長約束,也無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的體系,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
三、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建議
1.匯率制度存在嚴重的不均衡和不穩定性。盡管牙買加協議承認了浮動匯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動匯率制取代固定匯率制成為大多數國家的選擇。但實際所謂的匯率自由浮動只是一種理想,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只能采取帶有固定性質的釘住匯率制度。使得該國的加權平均有效匯率決定于主要發達國家之間匯率的波動狀況,而與本國經濟脫節,勢必造成本國匯率對經濟的非均衡干擾。另外,釘住匯率制相對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可能性在國際市場上的巨額游資的攻擊,出現大國侵害小國利益的行為,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更加尖銳和復雜化。多種匯率制度并存加劇了匯率體系運行的復雜性,匯率波動和匯率戰不斷爆發,金融危機風險大增,不利于弱國利益的保護。
2.特里芬難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牙買加體系允許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提供國際清償能力,相對單一國際貨幣,“特里芬難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但是,多元化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并未根本解決“特里芬難題”,它只是將原有的矛盾進行了適當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國際貨幣儲備體系中,一個國家的貨幣同時充當國際貨幣的矛盾依然存在,這就使得國際儲備貨幣國家幾乎能無約束地向世界傾銷其貨幣,并且借助金融創新產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資產,這勢必與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的要求發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將會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及以爆發危機的嚴重后果。
3.國際金融組織缺乏獨立性和權威性。IMF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載體之一,未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一是獨立性和權威性,被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操縱,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規則反映的是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意志,成為美國的經濟工具,而不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而制約了國際金融機構作用的發揮。二是對金融危機的預防和援救不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援救屬于“事后調節”,缺乏一種有效的監控機制[2]。并且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并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由于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得到的貸款資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2]。
4.缺乏有效的協商機制。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缺乏充當國際最終貸款者和有效的監管措施功能,難以肩負調節國際收支失衡、防范與化解金融危機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之責[3]。
三、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建議
1.建立主要儲備貨幣穩定的匯率體系。為此,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兩個層面上建設新的國際貨幣體系。首先,在美元、歐元、日元等國際主要貨幣的層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貨幣匯率穩定協調機制,通過政策調節及充分的協商,保持三者間匯率水平的相對穩定,各國有義務在匯率達到目標邊界時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預,以維護匯率機制的靈活性和穩定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對弱勢貨幣之間,允許其根據自身情況,在釘住、可調節和浮動之間作出恰當的選擇。同時,相關國際組織應建立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的監測機制,對成員中實際匯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現象及時提供調整意見,以保證新的貨幣匯率機制的正常運行。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構筑方面既應強調大國的責任,又應給予發展中國家充分的自。
2.積極推進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建立“超國際儲備貨幣”被認為是解決“特里芬難題”最理想的路徑。但由于不存在超國家強力做后盾、沒有任何實際價值相對和獨立的財政擔保,“超國際儲備貨幣”僅憑其信用很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所有功能。況且建立“超國際儲備貨幣”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會阻力重重。而且,從貨幣競爭理論來看,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最有可能的發展方向是多元儲備貨幣并存的體系,并在各自區域形成勢力范圍。所以,加強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研究,探討區域性經濟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的沖擊和維護國際貨幣秩序穩定。對于中國來說應該積極為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一準備制度條件。
3.進一步改革IMF體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職能IMF作為現行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IMF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IMF進行廣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更多地考慮根據一國國際收支狀態而不是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降低美國對IMF絕對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在某國家或地區爆發危機時,增強IMF可動用資金的規模。三是擴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圍,增強其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職能。
4.加強國際貨幣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3]。
參考文獻:
[1]李太后.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及改革探析[J].時代金融,2007,(10).
關鍵詞 國際貨幣體系 改革 美元
一、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
由于20世紀60年代 ~ 70年代美元經歷了多次危機,國際貨幣秩序又陷入了嚴重動蕩之中。
牙買加體系在誕生之初起到了一些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各種因素的變換使牙買加體系逐漸暴露出弊端。牙買加體系缺少統一的制度和管理理念,缺少權威的管理,規則弱化,矛盾重重。
(一)美元的強權
美元的本位制放縱了美元的過度消費,美元是現行各國的國際儲備的主要貨幣,美元本位制使得美國沒有進行先儲備就直接消費,完全沒有了任何的負擔,可以完全依靠政府以及私人部門舉債消費,這使美國的債務總額所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美國經常賬戶赤字也不斷增加,一方面對美國產生經常賬戶盈余的國家通過購買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國投資工具使美元資產保值增值;另一方面,美國的過度消費進一步加大了美國的進口,從而進一步將美元輸出到世界各地。這種特殊的美元本位制刺激了美元的過度消費。
(二)美元作為貨幣和國際貨幣的內在矛盾
美元是一國貨幣又是世界貨幣。作為一國貨幣,美國有獨立的貨幣政策,但是作為世界貨幣,需要美國加強宏觀調控,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可避免地面臨“特里芬兩難”困境。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盡管美元放棄了雙掛鉤,美元仍然發揮著世界貨幣的功能。由于放棄了美元和黃金的雙掛鉤,美元的創造力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中,貨幣創造性有了更大的自由。美國為了刺激經濟和解決金融困境,往往會采取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美元的供給不斷增加,美元的幣值不斷下降。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滿足對外貿和增加國際支付能力,希望增加持有美元;隨著持有美元的增加,美元供給過多導致美元貶值,對該國的沖擊就越大。這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其根本缺陷是美元的雙重身份和不穩定性相當于美國對持有外匯儲備的國家征收了一定的通貨膨脹稅。美元的幣值的穩定需要美國增強本國的政策約束,不能采取過度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使得美元走弱,但是美元作為一國的貨幣,一旦遇到經濟問題,美聯儲就有內在擴張的沖動,把國內目標放在第一位,別國只能承擔美元貶值的損失和風險。從當前的貨幣體系來看,美元充當國際貨幣,但全球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是分散決策的,美聯儲只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國家經濟目標是凌駕在全球經濟目標之上的。
(三)國際資本金融監管的缺失
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國際資本流動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流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追求高額利潤,一旦達到目的,就可形成大量的資本流動。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缺乏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短期資本的有效監管,資本大規模頻繁流動會加劇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導致發展中國家失去金融的獨立性。最終,經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不可避免地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危機在全球蔓延。
(四)不穩定的匯率體系加劇了危機的蔓延
近幾年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波動幅度不斷加大,在2008年前后匯率更是劇烈波動,匯率的大幅波動使得國際貨幣體系非常不穩定。[1]而現行的匯率制度主要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美元、歐元、日元之間的完全自由浮動;二是其他工業化國家或者是發展中國家就一籃子貨幣或者三者之一保持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在匯率調節過程中,發達國家僅考慮自己國家的情況調節匯率,使得實行釘住制的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水平很難反映其經濟實際發展情況,匯率由經濟狀況決定并調節經濟發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有效探索
美元的強權是牙買加體系出現問題的主要根源,如何改變美元的強權成為改革的重點。美元的強權主要在于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所產生的一系列的霸權上面。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放縱了美元的過度消費,這為經濟危機埋下了伏筆,作為儲備貨幣又不得不面臨“特里芬兩難”,另外,美國的霸權還體現在國際貨幣機構的話語權上,這些年IMF成為了美國為維護其利益的機構,背離了為世界貨幣體系服務的方向,所以要改變當前美元霸權的格局。
改革IMF使其成為真正地為所有成員服務的機構。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更多地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改革份額制一定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目前美國在IMF有絕對的話語權,要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份額,特別是新興發展中國家的份額;設立預警機制,增強IMF的檢測和信息功能;增強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合作;金融全球化加速了資本的無序流動,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因此,各國必須在貨幣政策上加強協調合作。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和匯率監控,穩定匯率體系。
三、結語
從目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來看,美國和歐洲主導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結構很難發生重要的改變,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還無法與發達國家匹敵,因此全球經濟秩序和國際金融體系的根本性改革短期內不可能發生。因此,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任重道遠,它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們從長遠來考慮。本文認為對美元的霸權是必須改革的,要打破美元的壟斷,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在這些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有效路徑中,近期可以對IMF進行一系列的有效改革。目前的IMF成為了發達國家操縱國際貨幣體系的工具。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更多地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改革份額制一定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增加IMF的基金份額,擴大資金實力,在危機爆發時可以增強IMF的資金運用規模。設立預警機制,增強IMF的檢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出現經濟問題時,IMF有義務對成員國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設性的建議,在其相對應的出版物上反映這些信息,提高監督力度與透明性,特別是加強對其金融部門與資本市場的監督,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的信息,也為成員國制定政策時提供了依據。增強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與合作。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過渡期,在過渡期內需要維持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積極支持歐元等有條件成為儲備貨幣的貨幣,約束美元的行為,這需要注意國家之間達成共識并相互作出讓步,美國的供給速度應受到限制,美國的消費增長也應有限度,而其他國家也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擴大內需,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這段時間可能持續一段時間;第二階段要重新構建國際貨幣體系,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秩序。[2]
綜上所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最有效的路徑是改變美元的霸權地位,進行廣泛的國際合作,建立多元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
(作者單位為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作者簡介:楊弘罡(1988―),男,內蒙古呼和浩特人,主要從事理財信貸方面等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國際經濟學。]
參考文獻
如果來自韓國的葡萄酒批發商想進口智利的解百納紅酒,他首先得用韓元兌換一定數量的美元而非智利法定貨幣比索,以支付智利的出口商。即便韓智兩國與美國的商貿交易分別占各自對外貿易份額的20%還不到,但美元作為兩國間外匯交易的唯一結算幣種,卻是繞不開的一道關卡。當然,這既非個例也不稀奇,類似版本每天都以不同的主體和頻率在世界多地上演。
在過去數十年間,美元承擔著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職能,并且是國際大宗商品的計價貨幣和重要國際支付貨幣。歐元區雖危機頻起,債務縫縫補補,但一體化意愿和信心并未摧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表現搶眼,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全球經濟重心東移的論調在媒體甚囂塵上。在金融多極化逐漸明朗的時代,美元的霸權地位是否依然無可撼動?新的國際貨幣秩序如何建立?“后美元時代”貨幣格局對國際市場和跨國企業意味著什么?
綠鈔的角色
綠鈔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全球85%左右的外匯交易份額是外幣兌美元;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以美元為“黑金”標價;國際債券市場上約有一半債權是以美元計值;全球各國央行和政府持有的外匯儲備構成中美元占60%以上。
綠鈔的地位和優勢不言自明,但美元還將統治世界多久?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巴瑞?易臣格瑞(Barry Eichengreen)說,十年。這位近年來活躍在學術界的著名經濟學家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美元獨領的局面恐被打破,未來將是幾種全球性貨幣競爭性的多元共存。
這種角色轉換可能帶來的沖擊也相當深遠,匯率與金融市場的穩定、美國政府的財政預算和貿易赤字如何融通以及美聯儲的應對政策等等都將是一系列的連鎖反應面。
瞻前必先觀后。要看清美元的未來走向,就有必要了解美元何以具備在國際上的支配作用。
首先,綠鈔的誘人之處在于它主宰了具有深厚美元基礎的債券市場,這個市場本身的深度和廣度使得券商可以提供價差更優惠的交易產品。因而,衍生產品成為對沖美元匯率風險的重要手段。對各國企業、央行和政府來說,美元不失為一種最為便捷的交易工具。
其次,美元成為全球市場的避風港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嗅到危機和不穩定因素時,投資者們會自然而然地趨向美元,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雷曼兄弟倒閉時即是如此。這種投資趨向折射出美元產品在國際市場的高度流動性,而在危機中正是這種流動性最具價值。這源于備受國際投資者青睞的美國國債一直以來因其穩定性而聞名。
最后美元的優勢地位也得益于競爭對手的匱乏。目前尚沒有可以與其平起平坐的強勢貨幣出現,一些經濟和社會發展穩定的富裕發達國家,如瑞士和澳大利亞等,其貨幣供需還不足以擔負起龐大的國際金融交易量。
但歷史保證不了未來,美元的武林盟主地位似乎在搖晃。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對美元的寡頭角色提出了挑戰。從前,不同貨幣間的價格比較不僅麻煩且令人迷惑,進出口商和債券發行商共同選擇用美元計價和交易似乎更便利也合理。但現在可隨身攜帶的匯率轉換器讓實時價比快速便捷,為其他國際貨幣的存在創造了空間。
角色的轉換
在過去50年間,國際市場都沒有出現過足以與美元抗衡的貨幣。上世紀80年代日元的走強曾讓美國感到威脅,但一紙“廣場協議”讓日本經濟陷入長達20年的低迷。歐元的誕生讓國際金融權力多了一種制衡,但尚未扭轉一家獨大的局面。
而不久的將來,歐元和人民幣會成為美元極有實力的潛在競爭者。雖然美國一直對歐元區的穩定與前景心存疑慮,但歐債危機瓦解不了歐盟長期減赤和繼續擴張的決心與計劃。為了解決危機,歐元區接受了“協調一致的財政緊縮”,并且預備發行真正意義上的歐元債券,即以整體歐元區國家的信用擔保的歐洲聯合債券。這將為央行儲備提供除了美國國債之外的多元化選擇,也為進一步整合歐洲債券市場奠定了基礎。這也意味著,如果美國不能成功削減其巨額預算赤字的話,在今后幾年里歐元可能恢復其貨幣吸引力。
另一方面,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不容小視。數據顯示,2010年香港的人民幣賬戶存款增長了近4倍;近7萬家中國企業已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數十家外國企業在香港發行了以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券”。而且自今年1月起,中國銀行紐約分行開設了人民幣賬戶,正式開展針對美國客戶的人民幣交易業務。
允許中國企業進行人民幣跨境結算免去了其昂貴的外匯交易費用,以及所承擔的匯率風險。對于中國的銀行來說,開展跨國人民幣交易業務無疑有助于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分得更大一杯羹。
無可否認的是,中國要建立起自己的流動性市場,并提供對國際投資者有足夠吸引力的金融產品,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人民幣國際化符合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金融發展趨勢。十年之內,上海即可能躋身全球一流金融中心的行列。
除了歐元和人民幣的崛起,美元自身的避風港地位也面臨著威脅。無論是個人還是官方背景的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元,是出于對美元的信心和美國政府財力的信賴。但金融危機過后,美國政府的聯邦債務已經接近其GDP的75%,赤字高達萬億美元。一旦債務雪球越滾越大,人們對于債務縮水的擔憂就越重,那么外國投資者出于分散風險的目的也可能會放棄死抓美元這一根稻草。預期未來,美元至少將與其他貨幣共享其所專有的投資避險作用。
轉換的影響
這一變化會給市場、企業和政府帶來什么影響?外匯市場的反應可能最為明顯。一旦金融市場出現波動時,美元即表現強勁而其他主要貨幣相應貶值的情況可能不再成為常態。若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同時在國際交易市場流動并被視作避險工具,金融不穩定因素帶來的將是三者聯動,而不是像雷曼倒閉后美元單獨走強。國際主要貨幣間的匯率波動可能趨于平穩,避免了以往大起大落的過山車式體驗。而對投資者而言,這也是一種顛覆性的考驗。
習慣了美元為外貿交易單一計價和結算貨幣的美國企業可能得好一番不適應。美元時代,他們不必承擔換匯成本,不必購買遠期合約與貨幣期權來對沖匯率風險。后美元時代,美國企業享受的這一優勢和便利將失去專有性。
對中國和歐洲的企業和銀行來說,增加用本國貨幣進行對外貿易的機會和份額,省去美元這一中間環節,將給企業帶來極大的便利和競爭優勢。包括那些以歐洲和中國為主要貿易伙伴的其他外國公司。
在這個新的貨幣格局下,隨著各國央行外匯儲備多元化,對美國國債需求的降低將使美國政府融資減赤的成本提高,反過來也將加重本就龐大的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赤字。那么,要縮減赤字必然要擴大出口,這就需要使美國商品在外國市場上更具競爭力。途徑即是,美元貶值。美國出口商得利,而向美國出口的公司則遭受損失。美國經濟學家巴瑞?易臣格瑞預測,未來美元將貶值20%左右。不管對于美國還是他國來說,這都是一個需要慢慢接受、消化和適應的過程。
許多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將美元在國際上的支配作用視為對美國賦予的“過多特權”。但是,這種特權顯然已經不合時宜。美國現在應該預料會出現一個幾種全球性貨幣與美元競爭的時代,并接受和推動這樣一個時代的到來。國際貨幣體系的兩極化甚至三極化格局可能并不遙遠。
影響的背后
隨著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貨幣發展到今天,金融權力的全球性平移也經歷著驚人的轉移。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的金融節奏由英語民族所制定,首先是英國,然后是美國。但時代在轉變,就像地球從未停止轉動。
從金本位制到布雷頓森林體系,再到國際貨幣新秩序,金融權力也在發生變革。美元作為世界上的支配貨幣經歷了100年的時間,許多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將美元在國際上的支配地位視為對美國賦予的“過多特權”。這種特權帶領下的資本跨國流動,不斷引發國際市場的動蕩。今天,對這種特權模式進行監管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金融權力的轉移不可避免。
過去十年里,美元在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的比例已經下降到61%這一歷史低點,而歐元的比例則提高到25%以上。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速,意味著一旦人民幣實現全面可自由兌換,并且政府放寬保護性資本管制以后,人民幣將有資格獲得全球貨幣地位。
然而,貨幣的發展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相反,金融歷史猶如乘坐過山車,跌宕起伏,從泡沫到破滅,從狂熱到恐慌,從震動到崩潰。金融體系的每一次劇烈震蕩,必然會造成重大損失。金融全球化不僅讓貨幣流動全球化,也滋生出風險和危機的全球化。美元不僅只是美國的貨幣,還是一個全球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