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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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法典化可行性無形財產權
一、引言
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緊張的進行當中，關于法典化的討論一時間也頗為盛行，相關成果不斷涌現，關于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地位問題的討論是一個熱點。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單獨制定知識產權法典的觀點。
該論者認為，知識產權法學理論在國外經過幾百年的積淀，加上WIPO等國際組織對知識產權研究的推動和傳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熟，這為知識產權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論準備。現實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經出現：1992年《法國知識產權法典》（法律部分）頒行于世，開創了知識產權法法典化的先河，成為知識產權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賓知識產權法典》也隨后誕生。世界貿易組織（WTO）1994年締結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協議）也第一次將發明、實用新型、外觀設計、作品、計算機程序、數據庫、商標、地理標志、未披露信息（商業秘密）、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植物新品種等大部分知識產權保護對象，集中在一部國際條約中進行規范，相當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國際條約。在我國知識產權方面的單行法已始成規模，形成了門類較齊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因此將這些法律規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體系化、邏輯性的知識產權法，應屬可能，而且益處多多。[2]
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筆者將就知識產權法典化的可行性問題進行討論。
二、法典化的重要作用
從世界各國的立法經驗來看，大陸法系國家都以民法典的頒布作為其法制成熟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因為“判例法以經驗主義為特征，形式合理性的水平低，成文法特別是法典化的成文法則相反，比較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且它要求成文法有統一的格式、規范化的語言文字，并能夠聯結起來組成一個協調的規則體系，這個體系在整體上有邏輯上的一貫性和條文之間的關聯性，它覆蓋著社會所有領域，因而能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提供標準和方法。”[3]這種觀念在知識產權領域同樣適用，知識產權法典化有諸多好處，可以解決我國立法和司法領域出現的諸多弊病，對于我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可以提高立法層級，為各類行政規章的制訂提供依據，從而保障依法行政，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由于我國知識產權法律規則極不健全，存在很多法律調整的空白。這些空白在很多方面是通過國務院各部委的規章及地方政府頒布的地方性規章予以填補的。但是這種“規章調整”存在著明顯的缺陷。規章的制訂常受到部門和地區利益的主導，很難像法典的制訂那樣，在制訂時要照顧到全社會的利益。很多規章在制訂中注重的是行政機構的管理權，而權利人利益的考慮則常常被忽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商標局1994年頒布的《集體商標、證明商標注冊管理辦法》，與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1999年的《原產地域產品保護規定》，在原產地標志的保護標準、保護內容、管理機構等方面存在交叉矛盾，缺乏協調統一，令權利人無所適從，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響。而如果構建知識產權法典，盡可能將成熟的知識產權法律規范置于統一的法典中通盤考慮，必將最大限度的避免部門的局限性與部門的利益化傾向，消除權利沖突，形成內在和諧的規范體系，有助于加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科學化，從而使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2、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
我國在傳統上屬于大陸法系國家，法官的判例不能作為法律的淵源。法官并無制訂法律的權力，而只能適用法律，以處理各項糾紛。如果缺乏系統完備的知識產權法律，必將會使法官在處理案件時，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從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有法可依”的問題。另外由于我們在立法方面歷來主張宜粗不宜細，所以，許多規定都非常原則，不便于實際操作。由于法律規則過于抽象和原則，加之非常簡略，給法官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會有不同的裁判結果。其中固然有法官的素質問題，但是立法過于原則、簡略，不能不說是個重要原因。而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不僅有助于法律規則的完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而且有助于減少、克服司法腐敗、裁判不公的問題。
3、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有利于加強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
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種類繁多，并且容易交叉。但我國知識產權法由不同的行政機關負責起草、分散制定，比如著作權法由國家版權局起草，專利法由中國專利局起草，商標法由國家商標局起草。這種條塊分割的立法結構，顯然不能顧及整個知識產權法的體系化和邏輯性，表現為知識產權法內容分散、零亂，存在大量的空白遺漏、重疊交叉，甚至相互沖突。如果建立知識產權法典的話，經過仔細的梳理和規劃，部門利益被盡可能的忽略，公眾利益最大程度的被予以考慮，上述凌亂不堪的狀況將為之改觀，。
4、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有利于廣大民眾了解法律的規則，增強權利意識。
在現實中，我國知識產權法上至法律，下至規章，均有所涉及，但主要表現為行政法規、規章。而許多規章往往是紅頭文件，不具有公示性，有些規章甚至屬內部文件，但卻趟而皇之的調整著知識產權生活。另外關于知識產權法律的司法解釋也很多。司法解釋對保障法律的正確適用十分必要，但某些司法解釋是一些內部文件，僅在法院內部上傳下達，一般民眾很難了解。因此不具有行為規則的作用，只能對裁判作出指導。而某些司法解釋也與行政規章相沖突，這時也很難確定以何者效力為優的問題。這種狀況造成了知識產權領域的暗箱操作的印象，而這些規章也難以為人們所遵守。但知識產權法典確定的各種規則，都要經法定程序向社會公布，并通過普法宣傳，為廣大民眾所了解，這會使相關制度深入人心，為人民依法維權打下堅實的基礎。
5、頒行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有利于貫徹知識產權的私法理念
雖然知識產權的保護應同時顧及公共利益，適當的公法規范不可或缺，但是知識產權畢竟首先是私權，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但在現實中許多知識產權的客體，如集成電路布圖設計、商號、證明商標、域名等，在我國都是或主要是接受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規甚至規章等公法的調整，這與知識產權是私權的性質不相協調。由于行政法主要著眼于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對知識產權中更為重要的私法問題卻明顯欠缺相應的法律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權利人權利行使的自由。而且隨著行政權力的介入日漸增多，打破了知識產權體系內部的平衡，歪曲了知識產權的本性。因此，知識產權法典化有利于貫徹私權理念，幫助知識產權體系恢復其本性，實現系統的和諧性，從而保障權利人的利益。[4]
三、知識產權法法典化之不可行性
盡管知識產權法典化有上述諸多意義，“看上去很美”，但是事實上這種設計目前來看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它離法典化的要求還相去甚遠。
法典是人類法律理性思維長期積淀的結果，它是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決不可能一蹴而就。基于《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兩部偉大的里程碑式立法，人們將法典理解為“體現理性的法典“，是”在某種理論指導下，按照一定概念體系進行的全面編撰，是具有確定型、系統性及內在邏輯性的和諧統一體。“[5]因此，從規范技術上說，典型的法典應當具有內在的嚴密的邏輯性和形式理性無矛盾的原則性。從目前來看，知識產權法律尚不能滿足這些要求。
1、1、從保護對象的穩定性來看
民法典的穩定性及系統性首先來自其保護對象的穩定性。傳統民法典的財產權基本上是物權（債權只是物權的流轉關系而已）。物權的財產對象基本上是客觀存在的物質，或稱“有體物”。而這些財產對象的特征是非常統一的，它們都是有體的，具有相同的外部特征，同時又具有各自的特性，具有自然排他性，能夠公示對抗第三人。這種保護對象的穩定性和統一性直接決定了民法典可以以相同的原則和相應的規則對其進行規制。而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是如此的紛繁復雜，以致于其既有的原則和制度經常被突如其來的對象沖擊得陣腳大亂。隨著科技的飛速發展，很多新生事物涌入了知識產權領域。除了傳統的商標、專利和版權外，信息技術、數字技術、生物技術、知識經濟、計算機、互聯網、域名、商業外觀、商品特有名稱、商業方法、集成電路、數據庫等方興未艾；此外，最近傳統知識、遺傳資源、民間文學等語詞又在知識產權法學中呈現。這使知識產權理論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比如數據庫、軟件的價值在于其功能性卻被著作權法作為文字作品進行保護，商業秘密的保密性與知識產權一般須公開的特征相背離，民間文學納入著作權法保護卻沒有具體權利主體等等無法自圓其說的情況。保護對象的多元化、善變性使的知識產權的法典化缺乏必要的對象基礎，成為空中樓閣。
2、從內在邏輯統一性來看
傳統的民法典具有嚴格的邏輯統一性，其根源在于其保護的財產對象與財產權主體的無邏輯矛盾的占有事實。如前所述，傳統民法典的保護對象具有相同的客體特征和外在形式；同時傳統民法上的“人”，也是個性化的“特定人”。這樣，傳統民法的邏輯前提符合形式邏輯的規則：個性化的人，對特定物的占有能夠產生無邏輯矛盾的確權；對商品生產中產生的競爭與利益沖突，傳統民法能夠給出一個非常符合“形式正義”的答案。與此不同，知識經濟的對象是知識產品，它具有主觀性。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基本上是基于對“創造性信息”的外部載體特征和內在價值屬性的區分而設立的。基于此，創造者對于創造性信息的“特定性占有”就具有邏輯矛盾了，即個人對創造性信息的占有事實不能排斥他人的合法占有。[6]因此，以傳統民法對形式理性的要求來看，知識產權內在規則就很難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了。而缺乏內在邏輯統一性的體系很難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與法典化的要求相去甚遠。
3、從話語體系的嚴整性來看
基于其內在的內在邏輯統一性，傳統民法設定了一系列精確的、科學的、行之有效的話語體系。物權被設定為絕對的對世權與對人權。物權法定主義、一物一權主義、物權的追溯力原則等等，成為維護這個體系的有效原則，相應的具體制度也設計地精巧而實用。而現存的知識產權制度中所使用的語言缺乏理性的定義和限制。這些語言或者是行政機關習慣用語、技術專家的專業用語或一般規約性質的習慣用語或法律隱語。至今尚沒有嚴格法律概念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對象到底是什么進行界定。比如，到底什么是"作品"，什么是"技術"，什么是"方法"等，其內涵和外延不斷演變，至今都沒有確定的定義。再比如，商標法保護的內容事實上已經拓展為在營業活動中，用以標識產品來源、表彰自己身份、證明產品質量以及表明其它營業情況的識別性標記，包括商品商標、服務商標、商號、地理標志等等多項內容。但仍被簡稱為涵義相對狹窄的"商標"，從而混淆視聽（有學者將其統稱為營業標記，不無道理）。還有，商業秘密也不是嚴格法律術語，而是對商業領域價值信息的法律俗語。一部法律的基本概念的語言都缺乏嚴格的定義，其科學性也就很難保證了，更別提進行法典化了。
4、從財產保護原則的明晰性來看
法典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規則的原則化、原則的秩序化，有一系列明晰而科學的保護原則是法典化的先決條件。當我們對一個爭議的財產對象及其法律屬性缺乏認識的時候，我們就無法設立對該對象的統一保護原則。缺乏原則的體系難免出現內部矛盾，而一個內部不和諧的體系有何以談得上法典化呢？
民法基本原則植根于傳統商品經濟運行模式，從來都有調整個別規則有效性、維護法律正當性、合理性、公平正義的功能。但是在知識產權領域，其保護原則是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我們知道隨著其自身體系的發展，知識產權調整的范圍發展到了整個人類智力生活領域的創造成果。而這些創造成果的性質并不盡一致。從總體上看，人類的智力成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生產而進行的知識活動，可以被確認為私有財產權；一類是為了人類知識總量的增加而進行的知識活動，比如科學發現，不能被確認為私權。這兩類活動的直接目標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為了確定個人對智力成果的獨享權利，而后者則主要是為了人類共享知識成果，這是相互矛盾的價值理念。[7]由于這些內在原因，知識產權至今沒有找到明晰而統一的原則。我們可以看到在知識產權的不同領域里，原則分立，甚至互相掣肘的也不在少數。由于缺乏統一的基本原則，在專利領域甚至出現了陽光底下的一切事物皆可專利的可怕趨勢。
5、從權利的性質來看
傳統民法典主要調整私權，在整個民法之中，行政權力直接干預的現象比較罕見，公法色彩并不濃厚，其保護原則和具體制度因之天然具有自洽性。而知識產權卻是公化私權，這直接導致了其保護原則和具體制度的二重性。知識產權法在傳統上也被認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識產權的保護對象，比如發明、作品，不僅關系其權利人利益，而且還攸關社會公共利益，有的發明的誕生甚至影響到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而調整有形財產的物權法的保護對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關系權利人的利益，雖也肩負相當的社會功能，但其作用遠遜于知識產權保護對象對社會公益的影響。因此，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同時，如何尋求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平衡，為知識產權法誕生以來的重要使命。與此相適應，公權力廣泛介入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協調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矛盾，因此知識產權法中的行政法律規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門都廣泛、細密、復雜得多。[8]這種公私兼有的特性若繼續存在著，只會造成法典保護方式的矛盾與斷裂。但倘若刪除這些與私法規范唇齒相依的公法規范，知識產權又失去了其本性，其存在的意義又大為減少。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知識產權法典化也不可行。
從上述幾個角度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由于保護對象的多元化、善變性，使整個知識產權體系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缺乏統一的財產保護原則，也沒有內在的邏輯統一性，當然就無法形成一個和諧統一的總則編。而沒有總則指導下的分則只會凌亂不堪，進而整個知識產權也就無法形成一個嚴密而自洽的話語體系，建立統一的知識產權法典這一努力也只能是水中花、鏡中月了。
關于法典化問題，薩維尼曾經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一個完美的法典，必須使基于法律的真正基本原則而構成的有機體系，而該法律原則必是歷經一段時間之后的產物。對于法律原則的全盤了解，是法典化不可或缺的前提。但當時的法律人，并未具備掌握真正法律原則的能力。因而薩維尼擔憂，法典化在當時將因對法律原則的誤解，而對社會造成傷害，不利于社會。于是他建議當時的法律人，從事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研究，而將法典化留待往后再說。[9]這種看法真的是非常有見地。如果不顧實情，倉促上馬，超前立法，很容易欲速而不達，造成法律與現實脫節的尷尬，使法典的權威大打折扣。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國在1992年頒行《知識產權法典》后六年間，為適應知識產權領域的各種新變化，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補知識產權法典，涉及條目有112條，占總條目的1/4，這在其他法律部門是十分罕見的。事實上《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充其量只能稱為法規匯編，它只是將幾部知識產權單行法簡單的羅列在一個載體上而已，離真正意義上的法典相去甚遠。而由于立法超前，修改頻繁，使該法典動作起來收效甚微，與其立法者建立一部與《法國民法典》平起平坐的法典的初衷相去甚遠。
四、未來之路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知識產權的法典化目前來看不具現實性。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就此確定上述的知識產權法典化的諸多好處將只是人類的“南柯一夢”呢？筆者認為卻也未必。綜觀人類歷史，就是從混沌走向澄明的一個過程，成熟民法典的制定也是幾千年來人類法學理性思維及實踐的結晶，知識產權的法典化也有一個醞釀、誕生及至后來瓜熟蒂落的過程。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盡量的梳理、完善知識產權的相關理論和制度，使其在調整社會生活時起到積極而有效的作用。等到我們的理論和實踐準備足夠充分時，再談制定知識產權法典就水到渠成了。
盡管黑格爾曾經說過：“密涅瓦的貓頭鷹只有在黃昏到來以后才起飛”（意即人類的思維具有局限性，往往只能在事后做些后發式的總結性思考），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借鑒以往經驗作些前瞻性的工作。由于迄今為止，學界對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及其總則研究較少，筆者將僅僅提出些許可能性，以求拋磚引玉之功效。
隨著社會尤其是科技領域的日新月異，許多新事物諸如計算機軟件權、域名、遺傳資源等等不斷出現，而商業秘密權、商號權、植物新品種權以及禁止不正當競爭方面的諸多權利,無一例外全都被納入了知識產權這個筐子，有些學者認為,其客體已不限于知識領域,而是擴大到商業活動的經驗、信譽等領域,因此,知識產權已很難涵蓋所有上述權利，傳統的知識產權體系難負其重，處境尷尬。基于此，關于知識產權的概念、性質及特征是知識產權法領域中一直存在爭論的問題。許多學者提出了頗有見地的看法。
有的學者認為知識產權會因應信息時代的要求，向信息產權法的演變。[10]然而信息產權的內涵似乎比知識產權還小，而將技術、作品等稱為信息似乎也欠妥當。
也有論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路徑應是結合民事權利理論,以知識產權的客體為切入點。知識產權是人們對"知識"這種"形"的排他的支配權,它是一種民事權利。所謂無形性、地域性與時間性都不是知識產權的特征,知識產權惟一的特征是其客體的無形性。對于"知識產權"一詞,由于其偏重于"知識"類的智力成果,在諸多無形財產面前已顯得力不從心,所以建議從保護客體的無形性入手,采用"無形財產權"這一術語,并建立一個范圍大于知識產權、調整對象以無形財產為主的無形財產權法律體系。具體如下:1、創造性成果權。包括著作權(含著作鄰接權、計算機軟件權)、專利權(含發明專利權、實用新型專利權、外觀設計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商業秘密權(含技術秘密權、經營秘密權)、植物新品種權等。2、經營性標記權。包括商標權(含服務商標權)、商號權、原產地標記權、其他與制止不正當競爭有關的識別性標記權。3、經營性資信權。包括特許專營權、特許交易資格、商譽權等。[11]
也有論者認為無形財產應指"權利"而言，但這種權利的范圍不應僅限于知識產權。既然從權利角度而言,知識產權和其他權利均是無形的權利利益,并不因具體客體的不同而導致權利性質上的任何差別所以把"無形財產"局限于知識產權并不妥當。在當代法國民法,無形財產不僅包括羅馬法上的"無形物"所指具體權利,還包括權利人就營業資產、顧客、知識產品以及現代商業信息等所享有的權利。我國學術界針對有價證券、股票的流通無法用傳統理論予以解釋,往往也將票據權利和股權等稱為無形財產。所以無形財產不僅是一種財產形式,而且是相對有形物所有權的一種財產權體系,除所有權以外的其他權利均屬于無形財產范疇。繼而，這種觀點認為無形財產是從更高層次上對于包括物權和債權在內的財產權利的一種抽象,它充分揭示了權利人財產利益的實質,從而為當代財產權利體系的構建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因此,可以認為,無形財產的立法問題是整個財產權立法體系的構建問題,物權法和債權法只是其中的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它們與無形財產的立法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具體而言,物權法和債權法分別調整特定的物權關系和債權關系,其他的無形財產則由知識產權法、公司法、票據法、信托法等分別予以調整,上述各種立法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從而逐步形成一個完整的無形財產立法體系。[12]
還有論者認為知識產權是一類特殊的權利形態，將其定義為無形財產實際上將不具有財產性質的發明權、發現權、其他科技成果權以及精神權利排除在知識產權之外了。[13]這種觀點也不無見地。
筆者認為無形財產是否應該或者是否能夠擴得如此之大是有待商榷的，但無疑由現有的知識產權發展為無形財產應該是一個方向。現有知識產權體系的消解不是知識產權的終結，而恰恰相反，它正如鳳凰涅磐一樣，在無形財產體系中獲得永生，它至少可以作為無形財產體系中重要一部而存在著。融入無形財產中的知識產權應該擁有邏輯自洽性，為其法典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如前所述，知識產權是公化私權，具有不同于傳統物權的性質。因此傳統民法典的構建技術就無法照搬使用，我們需要新的產權形式。就象專利制度與商標制度一樣，知識產權的保護應該以“許可權”為核心的權利形式而不是以“所有權”為核心的權利形式，并由此建構出完全不同的保護體系。
同樣的，由于其公化私權的特性，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原則與傳統的民法保護原則就會有很大的不同。考慮社會公共利益的要求，知識產權的原則應該包括社會本位原則、利益平衡原則、社會利益優先原則以及保障社會知識產品供給原則等公法類原則。同時，基于其私法的本性，知識產權的保護原則也應將權利來源正當合法原則、等價有償原則、自愿和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等私法原則納入其中。考慮到知識產權法促進知識創新、知識傳播的基本出發點，知識產權法還應遵循現代市場秩序原則，比如信息公開原則、市場至上原則、限制壟斷特權原則等等。如何將這么多性質并非一致的原則整合起來，并確定它們之間的效力層級關系是一項艱苦而且必須的工作，這可能要導致對憲法基本原則的修改與整合。[14]
最后立法者、執法者應盡量使用內涵和外延相統一的規范化用語，追求知識產權話語體系的嚴整性。決不能不假思索，將民間通俗的用語拿來就用，以至于將錯就錯，覆水難收，嚴重打破了知識產權體系本身的自洽性。
五、結語
綜上所述，盡管知識產權法典化對于社會生活有諸多好處，但目前看來尚缺乏現實可行性。但是這也并非意味著知識產權法典化絕對不可能，隨著社會的發展，知識產權法學思維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員的將來將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從而造福人類。
現實中，知識產權法學在我國還是新興的學科，許多基礎的問題尚爭論之中。而科學技術的發展，許多的新的事物次第出現，又給學者提出許多新的論題。再加上許多學者的研究多跟隨國外的進展，所以關于知識產權的總論及法哲學研究還屬欠缺。但關于總論及法哲學的研究卻非常之重要，希望學界能在這方面予以加強，這對于知識產權體系的嚴密性、系統化必將益處多多。
[2][4][8]參見袁真富：《試論知識產權法的法典化》,2002年9月1日檢索。
[3]嚴存生：《法制現代化與合理性化》，載薛君度主編：《法制現代化與中國經濟發展》，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5]陳金昭：《法典的意蘊》，載《法律科學》，1995年第1期。
[6][7][14]參見徐萱：《知識產權法典化的思考》，載《知識產權研究-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第十屆年會論文集》，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參見[臺]陳聰富：《法典化的歷史發展與爭議-兼論合會契約的法典化》law-/detail.asp?id=657,2002年9月1日檢索。
[10]參見中山信弘：《多媒體與著作權》，張玉瑞譯，載《電子知識產權》1997年第5期至1998年第2期。
[11]胡開忠：《論無形財產權的體系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和歸屬》，載《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
知識產權法范文第2篇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律援助；維權形式
由于我國知識產權制度方面剛剛起步實行時間尚短，再加上知識產權制度復雜專業性強，其內涵和概念晦澀難懂，不少公眾對于這一領域了解甚少，對于知識產權的自我保護意識十分薄弱，運用知識產權保護自己的能力也很欠缺。這種現狀對于我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形勢十分不利。開展知識產權法律援助，能夠有效的緩解社會上這種普遍存在的維護自身知識產權意識薄弱的問題。使公眾知識產權得到保護，對于市場經濟也是一種貢獻。以法律手段對于知識產權權益人的權益進行維護，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的法治社會建設。減少公眾知識產權權益的損害。
一、法律援助和知識產權法律援助概念的區分。
法律援助不等于知識產權法律援助，人們容易混淆二者的概念。法律援助是援助在法律訴訟等方面經濟困難的自然人，表現形式為事后進行援助。指在發生事項后，當事人進行主動申請援助訴訟或者法律援助機構對于當事人法律訴訟進行主動援助。免費服務的范圍僅是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律師辦案補貼由財政支出。而知識產權法律援助與之不同。知識產權是近年來新提出的概念，是為了保護權益人對于知識產業創新所有權而提出的。知識產權法律援助的表現形式既有事后援助，也有事前援助。知識產權法律援助是為了保護創新擁有收益權并且鼓勵創新。利用法律的手段，保護權益人知識創新。知識產權法律援助貫穿于創新的整個過程，包括知識產業的創新、研發、產品與市場化階段等。
二、知識產權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一）了解援助人的權利和義務
1、權利
對于申請人的不合理要求或者發現受援人以不正當途徑獲得法律援助，違反法律援助協議的，可以向援助機構申請取消對該受援人的法律援助，并且可以向受援人提出返還期間提供的法律援助的相應費用。
2、義務
（1）服務人員如沒有正當理由不得對于申請人所申請的援助事項進行拒絕、拖延、中途放棄、甚至終止法律援助。（2）一旦承辦申請人提出的援助事項，不得在協議允許的規定范圍之外私自收取當事人的其他服務費用或者通過各種途徑牟取不正當利益。（3）不得因不向當事人收取費用而有意降低服務質量或減少服務內容。若因服務質量不到位而給當事人造成損失，損失費用由法律援助機構按照協議和規定進行賠償。（4）對于申請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請，有關援助組織應根據情況盡快給予答復。（5）除沒有分配任務的以外，每個服務人員每年至少承辦一例法律事項。
（二）受援人的權利和義務
1、權利
（1）有權詢問案情發展進度和情況（2）在有事實根據的前提下對未履行職責的援助承辦者，可以提出換人。（3）對于有利害沖突的援助審批者，可申請回避。
2、義務
（1）若申請人因接受法律援助而獲得較大利益時，應根據相關協議規定相應的付給法律援助機構全部或部分補償費用。（2）同一申請人針對同一特定事項向不同法律援助機構提出援助申請的，由最先通過申請的機構進行法律援助服務，若針對同一事項申請人向不同援助機構獲得兩次或兩次以上法律援助服務的，應繳納全部相關費用。并不享受減免、免收的特殊待遇。（3）受援人應積極配合援助機構的工作，以取得良好效果。
（三）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援助制度
1、明確分工和責任主體
我國法律援助有三個主體部門，政府監管、律師協會參與協助、律師實施援助。當前已把法律援助劃分為政府職責。說明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援助以向規范化合理化邁進。知識產權法律援助目的在于保護創新和鼓勵創新。有公共服務的性質，因此知識產權法律援助應交由政府管理。政府任務下達至法律援助機構，再把具體任務分配到具體援助人員手上。通過制定相關條例規定明確各個單位的權利和義務。切實推進知識產權法律援助向規范化發展。
2、保障經費給予
因法律援助對于受援人是免費提供的，因此為了保證知識產權法律援助工作順利開展，財政需要給與相應的受理經費。但大多數地區法律援助經費沒有列入當地財政支出項目，再加上知識產權法律援助經費來源單一，經費問題得不到保障。建議采取相應法律措施保護法律援助機構的經費來源。并且針對具體情況以正當形式增加援助機構內部收入，例如通過援助機構而使受援人取得較大利益時（受援人獲得經濟賠償），按規定向受援人要求補繳一定比例的辦案費用。以減少財政支出。調動該機構服務的積極性。
三、探究實行知識產權法律援助的意義
近年來公眾對于自身的知識產權維護意識還很薄弱。實行知識產權法律援助有利于推動法治社會建設，提高公眾對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加深公眾對知識產權的認識。同時也可以有效地保護因經濟狀況有特殊困難而無法維護自身知識產權的自然人的合法權益。有效地推動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激發公眾創造熱情。促進社會發展，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也有極大助益。
知識產權法范文第3篇
關鍵詞：知識產權；公共利益；分析
我國的知識產權法是種維護知識產權人專有權的一種法律，其本質屬于私法范圍。但由于知識產權法的保護客觀——知識產品作為一種信息，具備了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的多重性質，知識產權中具備的這種私權擁有公權化的趨勢，同時知識產權法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的目標。本文先是對知識產權法與公共利益的保護方面做出概述，并且進一步分析知識產權法中公共利益以及利益平衡，在此基礎上闡述知識產權法對公共利益起到的保護作用。
一、知識產權法與公共利益保護概述
（一）知識產權法的概述
知識產權法的特點需要以公眾的利益為主要目的，原因在于產權私權的公權屬性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雖然在某種意義上知識產權被視為一種私權，相關的知識產權法也被視為是私法組織的一部分，但根據知識產權法保護的主體之外的客觀事物具備兩方面的屬性，即是公共利益性又是私人性，使得知識產權不再只關注個人的利益，在某種層次上關系到公共的利益，這點也充分的體現出知識產權法不僅通過法律來保障所有產權人的利益，同時還需要照顧到社會公共利益的保障，因此，為兩者之間尋求平衡點被視為建立知識產權法后追求的基本目標。
（二）公共利益內涵的概述
公共利益具體是指社會中存在特有的群體以及逐漸發展過程中應該享有的權力，社會群體的對象就是包括社會中的全部人員，并不是個別成員或是少數成員的利益，公共利益對于個人利益來講，屬于是整體社會共同的利益，具體要表達的是全部人的利益。
二、知識產權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利益平衡
（一）知識產權中的公共利益
知識產權中公共領域保留實質性就能充分的體現出公共利益。保留共同的領域主要是指公眾群體可以在知識產權法人法定的權力之外享受智力創造得出的新型成果，在此過程中，不需要經過權利人的許可，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資金報酬。公有領域的存在是知識產權有別于物權的主要特征，關鍵原因存在于知識與信息的公有性所產生的。基于知識的角度來講，取決于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這種公共性又將合理的決定著公有領域的存在。現階段，我國不僅要保護知識產權所有人專享的權力，還需要在一定范圍之內確保公有領域的存在，主要原因體現在建立知識產權法的宗旨，給知識產權的所有人與社會公共利益起到平衡與協調的作用，以這樣的形式確保我國科技與文化的逐漸進步與共同發展。隨著知識經濟的不斷深入，科技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文化藝術日益繁榮，當知識產權法正處于維護創造者的權益時，定不能將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的動力與源泉忽略。
（二）知識產權法中的利益平衡
我國知識產權雖然作為私權，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公權性質，由于知識產權中的一部分就是公共利益的存在，兩者之間的關系通常都是此消彼長。基于制度的角度來講，知識產權法能夠充分的保護產權所有人的權力以及行為方面進行合理的限制；基于社會權力的角度來講，主要是協調私權與公共利益之間存在的問題與矛盾。如果知識產權的私權范圍逐漸擴大，定會影響到公眾自由獲取信息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公眾的利益遭到侵害，如果私權的范圍較小，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就會弱化，在某種意義上創造者的激情就會有所降低，從而形成信息方面受到制約，這樣對社會的發展非常不利。因此，為了能夠確保私權與公共利益形成平衡的狀態，必須加強重視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并需要堅持平衡利益的基本原則，促進兩者之間的利益得到良好的兼顧。
三、知識產權法保護公共利益的作用
（一）知識產權法作為創造知識產品的動力
知識產品最終屬于無形資產的范圍，與有形資產相比較之下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如果知識產品進入到流動的領域，就會給原來知識產品的所有人在控制方面帶來很大的難度。知識產權法的有效實施可以為知識產品所有人提供專享產品的使用權利，禁止其它人的使用，以此來促進知識產品所有人回收自己智力活動的投入產出。與此同時，這種制度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對知識產品的創造活動有著良好的推動作用。比如，著作權可以充分的激發出人們創作出智力的產品，以此來獲取預期的回報；商標權可以促進廠商產品的質量逐漸的提高，為廠商獲取商譽，為品牌塑造良好的形象。因此，知識產權法在為知識所有人提供壟斷產品使用權力的同時，也充分的激發出創新者加強投入精力、資金、時間進行創造活動，以此來滿足社會公眾求新、求異的要求，以高質量的產品來保障社會的公眾權益。
（二）知識產權法作為社會公眾權益的有效途徑
知識產權法主要是通過一些有效的制度來鼓勵知識產品對社會進行公開，從而滿足公眾利益的需求，這不僅是為社會公眾貼近知識創造出的有效途徑，還能為創造者的創造活動提供合理的資料與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推動著社會文化的創新與技術方面的創新。此外，知識產權還能為創造者避免研究與創造方面的重復性，促進社會資源得到良好的節約。比如，將一些專利條件向社會公開，只有這樣才能為創造者后續的研究提供更加寶貴的技術與信息，還能有效的避免創作方面出現的重復性。因此，創造者會更加重視創造出新型產品，以此來滿足社會不斷進步的需求。
（三）知識產權法有利于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
首先，知識產權法為知識產權提供了時間上的限制與范圍的限制，并且將公眾利益作為知識產權人實施權力的基本條件。比如，在我國專利法領域當中，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發明的專利權保護期為二十年，當過了保護期之后，發明的專利將會變成社會公共享受的財富；其次，知識產權中還明確的規定了許多的合理的條款，以此來充分的體現出知識產權法利用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使得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達到平衡的狀態。比如，根據我國《著作權法》中規定，如果單純只是個人欣賞、研究、學習使用了他人已發表過的作品，可以不需要經過著作權的同意，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費用。關于這方面充分的體現在實際社會當中在確保知識產權法的基礎下保護知識產品所有人的權利。
四、結束語
總之，知識產權法與公共利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一定的基礎當中，對公共利益也有著重要的保護作用。本文主要對知識產權法進行一系列的分析，分析過程中也涉及到有利于社會公眾的一些內容，可以充分的體現出知識產權法在維護各方面利益平衡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為了使我國知識的不斷發展與進步，需要加強維護知識產權法與公共利益。
參考文獻：
[1]馮曉青. 知識產權法與公共利益探微[J]. 行政法學研究，2005，01：49-60.
[2]王晙. 知識產權法與公共利益微探[J]. 法制博覽，2016，09：80-81.
知識產權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法；教學目的；教師角色；教學環節；教學手段
一、在“知識產權法學”中引入案例教學的必要性
（一）知識產權法課程特點
與其他法學課程相比，“知識產權法學”出現的時間較短，同時，也具有突出的綜合性及學科交叉性，給這門課程的教育賦予了一定的特點。深入認識和把握這些特點，是改進教學效果的邏輯前提。其一，理論深刻。相對于民法、經濟法、刑法、行政法等學科來說，“知識產權法學”還屬于新興學科，條文規定較為抽象，涉及到的理論也較為深奧。其二，內容繁雜。從內容構成的角度來看，知識產權法涉及多個方面，授權方式各有不同，相互之間的邏輯關系不夠緊湊，體系性較差，理解起來也較為困難。從實踐操作的角度來看，“知識產權法學”同時涉及到了實體法和程序法兩個層面，與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行政復議甚至刑法的關系都較為密切〔1〕。并且“知識產權法學”的法律條文一直處于變動過程之中。其三，專業性突出。智力成果或知識產品構成知識產權的客體，這種創造性智力勞動結晶使知識產權問題的專業性非常突出，在教學中通常會涉及到許多專業性技術專用語。
（二）在“知識產權法學”中引入案例教學的迫切性
“知識產權法學”有關理論知識只有通過實踐才能體現其價值，脫離了實踐的知識產權法是孤立的、不完備的。同時，實踐中不斷出現的知識產權案例也能推動相關理論研究趨于成熟。只有通過案例教學，才能夠使學生對受理、審理、判決和執行等司法程序形成體系化的、程序化的思考。通過對案例中權利義務關系的深刻剖析，可以深化學生對法律問題的理性認知，還可以通過教師的點撥升華，使案例教學產生植根于現實而又高于具體案例的啟發價值。
二、“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存在的現實問題
就目前我國高校的現實情況來看，“知識產權法學”開展起步較晚，案例教學法的引入還不夠深入和細致，存在著一系列現實問題。
（一）教學案例選擇不夠合理
作為高校教師，沉重的教學及科研任務導致法學教師往往缺乏參加知識產權一線法律實踐的機會。在甄選案例時，態度通常較為隨意，缺乏目的性與針對性，案例選取不當、時間陳舊、代表性差的情況屢見不鮮。對于案件的關鍵環節，教師通常缺乏實質性了解，只能語焉不詳地一語帶過。由于教學案例選取不夠合理，也缺少法律實戰感，影響了案例教學法在知識產權法課堂上的功能發揮。教育學家莫雷奧蘇伯爾曾經指出，在應用案例教學的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關聯性”原則。換言之，不僅要注意所選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同時也要照顧到學生的知識結構與社會經驗。目前，知識產權法教師在知識產權案例選擇上通常存在時間滯后、代表性不足等問題，影響了案例教學法在“知識產權法學”課堂上的功能發揮。
（二）案例教學設施和手段落后
根據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法學案例教學法的經驗，案例教學需要計算機網絡、判決書、案件MEMO等豐富的硬件資源支持。在我國高校“知識產權法學”課堂上，教師所應用的案例資源往往僅僅是文本案例，這對教學目標的實現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同時，這也會弱化師生互動的作用。只有良好的師生互動，才能有效發揮案例教學法的作用。在我國多數高校的“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課堂上，案情設計、關鍵問題的提出、理論淵源分析及結論的達成主要依靠教師的指引，學生通常只是被動配合。學生無法深度參與的案例教學只能成為教師的“獨角戲”，無法借此培養用法學方法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在我國多數高校的“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課堂上，教師的案例分析通常局限于對法律文本的闡釋和對判決書材料的解析，對案例背后的信息和證據把握程度不高，對司法裁判過程和理由的科學評價更是無暇兼顧。而縱觀耶魯、伯克利等法學教育重鎮則高度重視在“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中貫徹“法律適用的邏輯和論證結構”的評價，這有利于引導學生進行法律的解釋和法理依據的追問。通過進一步引入更有效的“比較式”教學手段，學生可以對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性質的知識產權案例進行異同分析，進入“比較法的案例研究”的境地。
（三）學生投入不足
根據教學經驗，筆者發現，相當比例的法律專業學生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很少全身心地投入到“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過程中去，對案例的課前預習也缺乏必要的關注。由于學力、經驗、積極性等因素的限制，他們很難以當事人的角度來對案例進行法律認知，也很難以同理心去體會當事人的壓力感、挫敗感與成就感。多數情況下，學生都被動地跟隨教師的引導來進行思考，不能以案例中的法律事實及相關理論知識為依據形成獨立的、堅實的結論。根據法學教育的國際經驗，法學案例教學不僅需要過往認知經驗的復現，更需要學生通過主動參與來進行“知識建構”。就法律知識而言，學生在案例教學上的投入不僅會造成“存量”的不足，更會制約“增量”的改進。
（四）案例教學的濫用
案例教學在“知識產權法學”教學活動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但也絕不能過度夸大。在現實中，如果為了工作方便，任意放大案例教學在課堂上的比重，甚至出現用整節課講案例的情況〔2〕，就會使教學活動走向另一個極端，忽視了知識產權法律知識體系的嚴謹性和完備性，也必然影響整體教學效率。
三、“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法開展的具體策略
（一）準確進行教學目的定位
在運用“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法之前，要根據法律教學改革的本質要求準確進行教學目的定位，明確人才培養與課程設計的方向，合理設置案例教學在知識產權法課堂上所占的比重，不能“為了案例而案例”。首先，要讓學生“知其然”，即通過相關案例大體上把握知識產權法的知識體系、法學原理、法律基礎及相關法律規定。其次，要讓學生“知其所以然”，通過案例認識知識產權法律規定背后的法律規律。再則，要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即通過案例來形成法律思維，研究、分析和解決這一領域里的實踐問題。最后，要通過案例教學來引導學生形成和完善個性化的法律認識與法律思想。
（二）科學選擇和編排知識產權案例
有必要從以下幾個特征入手選擇“知識產權法學”的教學案例。（1）典型性。建議從國際國內范圍內選取體量精當、代表性和啟發性強的知識產權案例。（2）時效性。建議選擇最近發生的一手案例，避免用陳舊的案例造成學生的“審美疲勞”。例如，這一兩年來的索尼侵犯西電捷通無線通信SEP知識產權案、華為起訴三星侵犯知識產權案等。（3）針對性。建議充分考慮學生的知識水平，從知識產權法律難點、熱點和盲區等角度入手進行案例選取。（4）系統性。通過國際國內兩個方面的案例組織編排，讓學生了解這一領域的系統法律規定，幫助他們實現舉一反三和融會貫通。有條件的學校可以組織雙語教學，同時，注意比較分析中外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異同點并保持對最新研究動態的關注〔3〕。（5）疑難性。選取的案例應該具有一定的難度，能有效引發學生的深度思考，為其提供立體化的思維空間，激發他們深度參與到知識產權法的教學過程中來。法律教育工作者應當是一批年富力強、法律理論功底深厚、實踐經驗突出的師資隊伍。這就要求我們不定期地從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從業者那里汲取經驗，選取經典案例打造知識產權法案例庫，并定期進行必要的案例更新。
（三）轉換教師角色
在案例教學法開展過程中，教師必須完成從“主講人”向“組織引導者”的角色轉變，尊重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由“案例介紹要點分析點評”改為“案例呈現啟發思考小組討論評價反饋”，引導學生進行自主思考，推動教學相長。為了更好地扮演“組織引導者”角色，教師需要從多方面努力。首先，要注重教學資源的整合，想方設法協調教學資源，提高案例教學的硬件投入水平，利用多媒體、網絡、教育軟件等輔助工具改進教學效果。其次，以網絡主頁、論壇、博客、QQ群、空間、微信群打造信息化的知識產權案例教學平臺，組織學生進行案例的預習、討論、總結〔3〕。最后，教師還要建立案例教學的成績考核標準，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
（四）優化教學環節設計
在“知識產權法學”案例教學的環節設計上，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安排。一般而言，可以設置“案例背景介紹教師提出引導性問題組織分組討論小組代表發言教師總結點評布置課后作業”等類似流程來進行。例如，在“華為起訴三星侵犯知識產權案”的案例教學中，可以進行以下環節設置。教學環節一：教師提供關于知識產權案例的基本信息，幫助學生盡快掌握整體案情案例背景介紹：2016年5月25日，華為公司宣布，在美國和中國同時提起針對三星公司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訴訟。2016年6月，華為再度將三星起訴至泉州中院。2016年7月，三星進行了強勢回擊，在多地提出了針對華為公司的專利侵權訴訟。2017年4月份，泉州中院做出一審判決，認定三星存在專利侵權。2017年9月30日，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復審委員會了8份關于三星專利無效宣告的復審決定。2017年12月，福建省高院經審理做出二審終審判決。教學環節二：教師進行引導提問華為起訴三星侵犯知識產權案涉及多個知識產權方面的知識點：標準專利、專利、核心專利有什么區別？如何認識專利權的歸屬？專利侵權有哪幾種行為？這些知識點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共同構成知識產權理論體系。如果學生能夠就這些問題進行系統性的思考和分析，對“知識產權法學”的理解程度和掌握程度都會有較大的提高。針對華為起訴三星侵犯知識產權案，教師可以設計出很多引導性問題：華為為什么要在中國和美國兩個地方提起上訴？華為上訴的目的是什么？三星采取了哪些反訴訟措施？這一案件背后的法理何在？中國對知識產權侵權行為的懲罰力度是否存在不足？教學環節三：組織分組討論根據班級人數將學生劃分為若干個6~8人的小組，每一組推選一名組長來引導小組成員圍繞案例進行深入討論。教師可以適度參與，引導學生掌握案情細節、把握案件重點難點。這一環節，其實是培養學生具備法律論證推理能力的過程。教學環節四：小組代表發言教師可以讓每個小組派出一名代表來對該組的分析過程及結論進行陳述。在陳述過程中，有疑問的同學可以當場質疑。這種做法是將小組討論的范圍擴大到全班，實現深層次的交流、討論以及辯論。在教學實踐中發現，這一環節最受學生歡迎。教學環節五：教師總結點評在這一環節，教師對學生的分析思路、方法和結果進行總結，并對學生的表現進行評價。對于那些思路清晰、方法運用得當、表達能力突出的學生，要不吝表揚；對于那些思路模糊、方法不當、表達能力有所欠缺的學生，也要適當進行鼓勵，以增強學生的信心和興趣。此外，教師應當對案例結論的形成過程進行精準的解析，讓學生充分了解背后的法律思維過程。教學環節六：布置課后作業在這一環節，教師可以給學生留下與案例有關的課后作業，如撰寫案例分析報告、草擬知識產權侵權訴訟書等，使學生在課堂上學到的內容能夠得到有效鞏固。
知識產權法范文第5篇
關鍵詞：知識產權；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
“私權”性是知識產權的基本屬性，知識產權作為知識財產私有的權利形態，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但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客體——知識產品，是一種信息，具有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的雙重性質，而由此帶來的權利義務的分配，不僅關系到知識產權人的個人利益，也關系到社會公共利益。因此，知識產權立法在確認和保障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同時也需要兼顧對公共利益的保障。近些年來，國際上的一些知識產權公約明確地對知識產權法中的公共利益問題作了規定。確保公共利益已成為各國知識產權立法的宗旨。本文僅結合知識產權專門法中的著作權法、專利權法、商標權法的相關法律規定，分析知識產權法對公共利益的保障作用。
一、知識產權法在賦予專有使用知識產品的基礎上激勵知識產品的創造活動
知識產品作為無形財產與有形財產不同，知識產品一旦被公開就很難由原來的知識產品所有人專有地控制。競爭者可以通過研究、模仿市場中的知識產品生產同類產品，而不需要付出大量的智力勞動和研發成本，并承擔相應的市場風險。因此，競爭者可以以更低的價格在市場上出售同類知識產品，與知識產品所有人展開競爭，這使得知識產品所有人很難從其智力活動中收回投資，更談不上收益，極大地挫傷了知識產品所有人進行智力活動的積極性。知識產權法賦予知識產品所有人以專有使用權，排除他人擅自使用，知識產權的權利人可以憑借這種壟斷地位收回自己為進行智力活動所進行的各方面的投資，這種制度設計激勵著知識產品的創作活動，例如，著作人身權財產權的賦予激發對智力作品的創作和傳播、專有實施權所帶來的巨大收益激發人們從事發明創造活動、商標的專有使用促使廠商改善商品質量，創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所以說，知識產權法反映了賦予有限的壟斷權刺激革新目的的動態效率，它通過授予有限的壟斷權利刺激了知識創造活動，報償在創新上的投資從而刺激對創新者在時間、精力和資金方面的投入，從而創造出更多的知識產品，不斷地滿足社會對知識產品的需求。
二、以壟斷換“公開的機制”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公共利益
知識產權法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激勵將知識產品向盡早社會公開，可以說公開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公共利益。它不僅保障公眾正當地接近原創者的知識產品，為后續創新提供充分的“養料”，促進技術創新和文化創新；而且避免了對同一客體的重復創作和研究，節約了社會資源。這一點在著作權法和專利權法中表現的尤為明顯，著作權法賦予了權利人專有復制發行權換取了對作品的公開，為后續性創作提供了大量的資料，雖然限制了對作品的自由接近，特別是帶有贏利性質的利用和傳播，在獨創性的層面上刺激更多的合乎社會需要的新作品的創作，最終促進了文化繁榮和文明進步。專利法更是如此，專利法通過專利的“充分公開”要件確保所授予的專利公開，這些以公開的專利成為重要的信息來源，為后續發明和研究提供了技術信息和知識，避免了對同一客體的重復投資，研發者將節省的時間和經費來進行其他的研發，不斷促進新發明更多的被創造出來，以滿足社會對技術進步的需要。三、適當的限制知識產權人的權利以達到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
國內外相關法律，都將公共利益作為知識產權人行使其權利的前提，如我國《著作權法》第四條第2款規定，著作權人行使著作權，不得違反憲法和法律，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再如美國，其立法和司法都強化了“知識產權是為了實現社會目標的有限的權利”的觀點，堅持“對知識產權人的報償是作為第二位考慮的”。因此，知識產權都具有有條件的獨占性、有限制的排他性和有期限的時間性的特點。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知識產權法對知識產權保護做了時間和范圍的限制。如我國現行《專利法》對于發明專利的保護期規定為20年。經過20年后，發明專利就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其次，知識產權法還規定了一些“合理使用”、“法定許可”以及“強制實施”條款。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為個人學習、研究或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專利法》規定：專利權人制造或者經專利權人許可制造的專利產品售出后他人使用或銷售該產品不構成侵權即專利權人權利用盡后的使用不侵權。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對知識產權作以必要的限制是為了在保護私權的前提下維護公共利益，尋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平衡。正所謂權利的限制，應是在充分保護權利基礎上的必要限制；權利的保護，應是在實現社會利益前提下的必要保護。
四、促進公平競爭，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
對有效競爭的促進是知識產權法的一種重要的公共利益。通常，生產者可以使用市場中任何可以獲得的手段，針對他們的競爭者來獲得優勢，但是這種手段必須正當、合法、體現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在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下，企業可以立即復制被改進的技術與改進者展開競爭而沒有必要投入時間和精力進行技術改造；廠商可以采用“搭便車”，“傍名牌”的方式展開市場競爭而不是在提高產品的質量上展開競爭。這些都是違反市場競爭規律的不正當的、不公平的競爭，嚴重地擾亂了市場競爭秩序。相反，在賦予專利權的情況下，競爭者意識到他不能隨意地復制、模仿專利發明，因此，不得不進行獨立的研究和開發，形成替明和改進發明，因為他們知道擁有一個合乎社會需要的、具有廣闊市場的專利是企業占領市場和開拓市場的重要砝碼，是取得巨大經濟效益、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手段，這一種競爭是在不斷開發新技術的基礎上展開的公平競爭。商標權的賦予使得商標作為一種識別性的商業標記，商標權人有權禁止他人在核定使用的同種或類似的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與自己的注冊商標相同或相似的商標。通過制止市場中商品的商標被混淆而維護競爭秩序，促使廠商在提高產品質量的基礎上展開市場競爭。
五、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