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轉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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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轉型發展范文第1篇
騰訊控股的3C數碼電商易迅網CEO卜廣齊日前表示，從9月份開始，易迅網將會投入超過3億元的營銷資源做讓利服務，并在華南市場推出瞄準京東的比價行動，并高調宣稱明年年底要追平甚至超越京東在華南地區的訂單量。
“易迅網的目標是發展成全國性的綜合電商?！彬v訊電商控股公司助理總經理宋旸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在騰訊電商的“自營-聯營-開放平臺”的布局中，易迅網承擔著其自營業務的角色。
宋旸還透露，騰訊電商開放平臺升級已經接近完成，升級后的QQ網購將“無限接近于B2C網站的體驗”。
業內人士表示，易迅網作為區域性的垂直電商，要發展為全國性的綜合電商平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電商競爭愈發激烈，新的市場開拓、品類的擴張都面臨更大的難度。
“騰訊電商在銷售、運營隊伍、執行力等方面，從歷史軌跡上還看不到讓我們放心的因素?！辟Y深互聯網分析師、正望咨詢有限公司CEO呂伯望對《投資者報》記者說。
發力華南
“首先從易迅網自己的布局來說，已經有華東和華北了，華南有廣州深圳，消費能力強，是必須要做的。其次華南是京東相對影響弱的地方，容易建立起優勢和認知度?！彪娮由虅辗治鰩熇畛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此解讀易迅網選擇華南地區發力的原因。
從區域逐步擴張到全國，也是很多電商選擇的擴張路徑。例如京東商城最早在北京起家，然后逐步推廣到上海等其他地方。
“規模一大，用戶體驗會降低，所以現在采取的是以點帶面的方式。”宋旸對本報記者表示。
資料顯示，易迅網由卜廣齊2006年籌資50萬元創辦。易迅網2010年被騰訊收購，2011年6月在深圳設立華南區域總部。該電商此前專注于華東市場，最大的特色是“閃電送貨服務”。
2007年，易迅在行業內率先推出了一日兩送的服務，最初決定僅服務于上海。當京東商城開始跟進“一日兩送”時，易迅網則率先并持續做到了“一日三送”，并據此在上海地區與京東戰成了平手。易迅將這個優勢復制到了廣東。
“京東在華南的滲透率相比其在北京和上海比較低，淘寶相對來說主要更集中在長三角和中西部。這是易迅網在華南地區的機會?！眳尾硎?。
易迅網強攻華南地區力度較大，直接瞄準B2C老大京東商城。卜廣齊表示，“下半年，我們會在華南市場推出瞄準京東的比價行動。消費者如果發現我們的價格比京東高，可以直接要求我們降價補償?！?/p>
而騰訊電商也將在基礎設施和營銷推廣方面予以支持。宋旸告訴本報記者，基礎設施方面，易迅網現在只有1.3萬平米的倉儲，只能接受1萬單左右的日單量，今年會在華南建4萬平米的倉儲，未來5年達到10萬平米。而在營銷方面，騰訊廣東地區的流量會傾注于易迅網，助力其年底達到150萬的日均UV，目前易迅網的日均UV為20萬-30萬。線下也將在9月份有三波的低價營銷。
“騰訊電商有好幾支部隊，但都沒有沖鋒陷陣的經驗。易迅網一直跟商家打交道，會在組織、客服和運營等方面對騰訊電商整體有所帶動?！眳尾麑τ浾弑硎尽?/p>
擴張難題
作為其自營業務，騰訊電商期望將易迅網打造成全國性的電商平臺。易迅網起初的業務一直盤桓在華東地區，隨著2010年騰訊入股，易迅在去年啟動了全國布局。2011 年6 月，在華南建立倉儲物流基地；9 月，華北物流基地落子河北；今年年初，又在西南和華中建設物流基地；今年10月底，易迅在西安的物流基地也將投入使用。
易迅網在3C垂直電商領域可算元老級公司，目前易迅網排名3C類電商第三名，去年銷售額超23億元。
不過易迅網在華東華南等地區外知名度較低，營銷推廣將成為其布局全國一大挑戰。呂伯望認為：“易迅網在北京等區域沒有產生影響力，現在這么多網站競爭，要進入一個新的地區，要快速獲取新用戶，已經比以前難很多。”
從天貓、京東等較為成熟的電商手中獲取其他行業的商家也較為困難?！皬拇怪鳖I域電商發展到綜合平臺，要獲得相應的行業地位，需要一定的時間。做綜合電商平臺，需要一個一個行業地發展起來。首先要攻克的就是服裝行業，服裝占據了30%的網購比例。天貓的服裝行業這么強勢，占了85%的市場份額。而易迅即便發展了相應服裝商家，實際產生的銷量不行，商家也不會在你這個平臺上投入太多經營的精力?！?呂伯望表示。
自營業務的擴大必然帶來虧損的擴大。除了巨額的營銷費用，自建倉儲、物流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
市場化轉型發展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綠色發展效率；市場化轉型；產業集聚；門檻效應
一、引言
集聚不僅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也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在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范劍勇的研究發現，集聚的提高可以顯著提升城市的生產率；劉修巖等人認為，地區內部及地區間經濟活動的集聚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沈能等以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為因變量，分析集聚的經濟外部性績效，指出產業集聚在不同行業的影響有所差異。在集聚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方面，張可和汪東芳認為，經濟的集聚活動加重了中國城市的環境污染；陸銘和馮浩的研究發現，經濟的集聚有利于降低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強度；沈能對中國城市數據的分析表明，工業集聚與環境效率呈現“U”型關系。
在既需要繼續增長以解決目前面臨的多數發展問題，也需要環境保護以保障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當下，追求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雙贏”發展是中國的現實選擇。在此背景下，對集聚的理論研究不能囿于經濟層面，而應將其環境層面也考慮進來，從經濟和環境兩方面綜合考察集聚的綜合績效。而如何在綠色發展的現實背景下，設計合適的指標以全面體現集聚的綜合績效，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評估集聚在經濟和環境方面的綜合績效是正是負、是大是小，只是研究的起點，探討哪些因素提升了集聚的綜合績效，在追求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兼得”過程中可能更為重要，也更有現實意義。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政府的推動下，我國的市場化進展不斷加快，市場化水平持續提升，在資源配置方式上逐步從市場為輔到市場為主、逐步從市場化“基礎性”作用到市場化“決定性”作用。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而國內外的研究較少從市場化的角度分析其對集聚及集聚績效的影響。
中國的市場化轉型包含很多內容，其中的要素市場化改革、產權確立、中介組織發育、政府間市場分割減弱等，不僅會對經濟發展帶來正向影響，也會對中國的能源效率的提升、環境污染的減少產生積極效果。從這一角度看，市場化轉型可能會對既考慮經濟增長又關注生態環境的綠色發展有益。因此，本文在綠色發展的背景下，重點關注市場化轉型對集聚的經濟和環境綜合績效的調節和影響作用。如果政府推動的市場化轉型發揮了“改革紅利”，有效提升了集聚的綜合績效，那么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無疑是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雙贏”的有效政策路徑之一。
綜上，本文在對已有文獻拓展基礎上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1）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發展背景下如何全面衡量集聚的綜合績效？我們從既關注經濟增長，又重視環境污染的綠色發展效率視角，構建了全面反映集聚的經濟和環境的綜合績效指標。（2）哪些途徑可以改善和提升集聚的綜合績效，從而有助于雙贏發展？我們重點關注了市場化轉型對集聚的影響，指出市場化轉型存在“改革紅利”，通過調節作用正向影響了集聚的綜合績效，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綠色發展。
二、綠色發展效率、市場化轉型與集聚的測度
（一）集聚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綜合衡量――綠色發展效率
鑒于其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增長率差異上的決定性作用，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一個國家競爭力和發展能力的重要體現。如國內學者沈能等以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為因變量，從行業異質性的視角分析集聚的經濟外部性績效；周圣強和朱衛平分析了產業集聚對全要素生產率的非線性影響。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約束的日趨強化，學者開始逐漸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或綠色發展效率作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標準。
考慮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綠色發展效率的本質在于“綠色+增長”，無論是綠色程度的加強，還是增長能力的擴大，都會體現在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上，因此，綠色發展效率更為契合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雙贏”目標。于是，我們將綠色發展效率作為集聚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綜合衡量標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給定生產要素消耗，如果集聚有助于獲得更高（或更少）的GDP產值和更少（或更高）的環境污染，則綠色發展效率有所提升（或降低）。其中：更高（或更少）的GDP產值體現了集聚的正向（或負向）經濟績效；更少（或更高）的環境污染體現了集聚的正向（或負向）環境績效；而綠色發展效率體現了集聚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綜合衡量。
于是，評估集聚綜合績效首先要測度綠色發展效率。我們采用考慮環境污染排放的SBM-DDF模型來評估綠色發展效率。假設每個決策單元使用N種投入x=（x1，x2，x3…xn）∈R*N，生產出M種期望產出y=（y1，y2，y3…yM）∈R*M，以及排放1種非期望產出b=（b1，b2，b3…bl）∈R*l；在每一個時期t=1，…，T，第k=1，…，K個決策單元的投入和產出值為（xkt，ykt，bkt）。根據Tone[13J和Fukuyama and Weber，考慮資源環境下SBM-DDF模型為：
其中，（xt，k′，yt，k′，bt，k′）是決策單元k′的投入產出向量，（gx，gy，gb）表示投入要素壓縮、期望產出擴張、非期望產出壓縮的取值為正的方向向量，（sxn，sym，sbi）表示投入要素、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的松弛向量，衡量投入要素過度使用、非期望產出過度產出及期望產出不足的量。模型給出的結果為綠色發展效率值的大小，數值越小表明綠色發展效率越高，數值越大表明綠色發展效率越低。
在以省級單元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由于省份地域的空間尺度較大且內部差異性大，對集聚可能存在高估現象，而城市的集聚效應更為明顯，同時對城市的研究也更具針對性。因此本文以中國277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測算綠色發展效率的各變量表征如下：期望產出為各地級市以2003年不變價表示的實際GDP；非期望產出為各地級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勞動投入量為各地級市年從業人員數；資本投入為各地級市實際固定資產投資額，即通過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對名義固定資產投資額調整后得到。
根據上述變量選擇和測度模型，得到不同城市的各年份綠色發展效率。限于篇幅，只對東、中、西部典型城市不同年份的綠色發展效率進行分析總結，測算結果見表1。表1中的數值越大，綠色發展效率越低；數值越小，綠色發展效率越高。表1顯示，不同區域間的綠色發展效率有著顯著差異且不同區域間綠色發展呈現趨同趨勢。2003-2012年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綠色發展效率平均值分別為0.4、0.46和0.6，表明東、中、西部總體上在綠色發展方面存在差距，東部與西部之間的差距高于東部和中部的差距；另外，從2003年和2012年不同區域的綠色發展效率值來看，2003年東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別高0.05和0.23，中部與西部之間的差值為0.18。而2012年東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別高0.03和0.15，較之2003年東部與中部、與西部的差距分別降低0.02和0.07，中部和西部的差距也縮小到0.12，比2003年降低0.06。表明2003-2012年東、中、西部綠色發展效率的差距呈現出縮小趨勢，不同區域的綠色發展呈現出趨同趨勢。
（二）市場化轉型的衡量與測度
為分析市場化進程對集聚績效的影響，需要合適的變量來衡量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市場化轉型已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但囿于相關指標的缺失，學者多使用市場化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來替代，如非國有企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非國有企業員工占總就業人數比重、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總投資比重等。單一指標的運用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測度了市場化，但不能全面反映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為綜合衡量城市市場化水平，本文借鑒李筱樂的處理方法，選用樊綱等的市場化綜合指數作為市場化水平的測度。由于報告中沒有給出各城市的市場化水平，只有各省市場化指數，使用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市場化指數來表征各城市市場化水平。
通過對數據的初步分析，可以發現東部沿海地區的市場化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2012年東部沿海地區如山東、江蘇、浙江等省份的綜合市場化水平分別為9.14、12.82、12.65，中、西部地區如安徽、湖南、廣西、甘肅等省份的綜合市場化水平相對較低，分別為8.2、7.67、6.13、5.11。此外，從2003-2012年這10年的市場化進程來看，中、西部多數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快于東部發達地區，如河南、湖南、甘肅等2012年市場化水平比2003高71。51%、52.49%、54.02%，而天津、河北、廣州等的市場化水平僅提高38.69%、32.68%、18.43%，顯示出不同地區市場化水平的收斂趨勢。
（三）集聚水平的衡量與測度
集聚是本文的另一關鍵變量。對集聚水平的測度，不同學者的選擇不盡相同。如：陸銘和馮浩采用非農業人口基尼系數；劉修巖等選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即人口密度；周圣強和朱衛平同時使用就業密度、工業企業密度等多個指標來衡量集聚水平。本文借鑒范劍勇的處理方法，使用非農就業密度即單位面積非農從業人員數來衡量各個城市的集聚水平。
通過初步計算發現，同市場化水平一致，東部城市的集聚水平明顯高于西部城市，如上海、北京、南京等的集聚水平分別為0.08746萬人/平方公里、0.04356萬L/平方公里、0.022302萬人/平方公里，幾乎是成都、昆明等城市的2～4倍。此外，各省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都表現出省會城市“一家獨大”的情形，如武漢的集聚水平為O.022541萬人/平方公里，湖北省內其他城市的集聚水平除鄂州為0.01255萬人/平方公里外，都沒有超過0.01萬人/平方公里。從2003-2012年各城市集聚水平變化趨勢看，東、中部地區與多數城市集聚水平提高程度大體相當，均高于西部地區城市。
三、集聚的綜合績效：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
（一）模型設計與變量說明
如上文所述，我們使用綠色發展效率作為集聚綜合績效的衡量標準?？紤]到集聚的不同階段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所不同，集聚也可能會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表現出非線性特征。于是，從綠色發展效率視角分析集聚的綜合績效時，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整體上分析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二是探討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是否具有門檻效應。對前者的研究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對后者的研究中采用Hansen1999年提出的門限回歸模型。
根據上述分析設定模型如下：
為利于計量結果的解釋，上式中的GDE為綠色發展效率，即前文計算的綠色發展效率取負號后的數值，其數值越大，表示綠色發展效率越高。如果自變量系數為正，表示其對綠色發展效率有正向促進作用；如果自變量系數為負，表示其對綠色發展效率有負向阻礙作用。fnyjd為關鍵自變量――集聚水平，取各城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即非農產業就業人口數除以該城市總面積得到，由第二部分測算得到。τ1、τ2…τn為門檻回歸模型中集聚水平的門檻值。I為指標函數。yeart為年份虛擬變量，t年份記為1，其他年份記為0。ζt、ηt和εit、μit分別為兩個模型中的地區個體效應和隨機擾動項。在參考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考慮以下控制變量：人均GDP（pgdp）、產業結構（cyjg）、環境規制（ers）、人均科技投入（psci）、外商投資（fdi）。
（二）回歸結果和分析
采用stata12.0軟件對上文設定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相關結果見表2（限于篇幅，門檻值及自抽樣檢驗結果沒有列出）。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別給出了集聚在整體上影響綠色發展效率和集聚自身門檻效應的回歸結果。表2中的模型1同時計算了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下的回歸結果，但豪斯曼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更好，所以對模型1的分析以固定效應結果為準。表2中的模型1顯示，集聚在整體上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當前集聚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值將降低6.77個單位。與已有研究得出集聚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的研究結論不同的原因在于，我們既考慮了集聚的經濟外部性，也考慮了集聚的環境外部性。雖然單從經濟效益來看集聚的外部溢出明顯，但從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外部性來看，目前的集聚水平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綠色發展。控制變量方面，人均GDP、環境規制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與預期結果相一致；產業結構和外商投資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二者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不明顯。
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有負向影響，這是否意味著所有城市都要降低集聚水平呢？表2中的模型2顯示，集聚對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特征：無論是單一門檻、雙重門檻還是三重門檻，集聚的回歸系數都由正變負。根據門檻檢驗結果，以表2中的三重門檻結果作為分析基準，可以發現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具有邊際遞減效應：當城市的集聚水平低于第一門檻值時，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回歸系數為622.2698；隨著集聚水平的提高，到達第一門檻值和第二門檻值之間時，集聚的回歸系數降到111.9640；當集聚水平繼續提高，介于第二門檻值和第三門檻值之間時，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依然起到促進作用，但系數下降為34.0683；當集聚水平進一步提升，跨過第三門檻值后，集聚水平的提高反而惡化了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此時，集聚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降低6.7971個單位。
以上結果表明，當城市的集聚水平較低時，集聚會促進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提高，但邊際效應遞減規律使其促進程度逐步降低，以致最終過度地集聚反而不利于城市的綠色發展。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呈現上述特征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城市集聚化早期，一方面各類資本和大量勞動力向城市集中，導致城市單位空間內產出的增加和各類生產經營活動密度的提高，城市充分獲得了集聚帶來的規模經濟和技術溢出的好處，經濟呈現較快的增長態勢；另一方面，城市在集聚化早期的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即使因發展經濟給環境帶來了一些破壞，依然處在城市自身的環境調節能力范圍之內，城市在這一時期享有較快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擁有良好生態環境。于是集聚水平較低時，產業集聚會大幅提高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其次，隨著城市集聚水平進一步推進，資本、技術和勞動等生產要素的組合在城市內部進一步優化，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但由于環境承載力的提升速度往往慢于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破壞超出了環境承載力，生態環境遭受破壞。此時集聚盡管依然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但經濟規模增加所帶來的環境負外部性使得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積極作用逐步下降。最后，當集聚水平繼續提高，生產要素在城市內部過于集中進而集聚的“擁擠效應”開始顯現，導致集聚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所降低。此時，伴隨經濟增長城市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都在遞增，已達到或超過城市自身資源環境承載力上限，生態環境呈現出不可逆的惡化，治理污染和恢復環境的難度不斷加大，這時作為綜合衡量集聚的經濟外部性和環境外部性的綠色發展效率開始隨集聚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惡化。
四、市場化轉型背景下的集聚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
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市場化的轉型，我們主要探討市場化轉型對集聚的影響，具體分析時將市場化因素納入考慮范圍，研究其對集聚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調節作用。
（一）模型設計
為分析市場化進程對集聚的影響，以及市場化進程對集聚的“門檻”影響，在上文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集聚與市場化乘積的交叉變量，在上文模型2的基礎上將門檻變量替換為市場化。得到如下模型：其中，market為市場化變量，來自樊綱等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報告》。其他變量的含義及來源與模型1、2相同。
（二）回歸結果和分析
回歸結果參見表3（門檻值檢驗結果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表3中的模型3的豪斯曼檢驗拒絕原假設，因此以固定效應的計量結果為準?？梢钥闯?，加入集聚和市場化的交叉變量后，模型3中集聚自身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即使在考慮市場化的前提下，當前中國城市的集聚水平在整體上依然不利于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提高。集聚和市場化交叉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在集聚水平不變的前提下，市場化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將使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正向作用提高1.272個單位。因此市場化對集聚正向作用的發揮有著積極效果。人均GDP、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和符號同模型1基本一致，二者的提高依然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起到促進作用；產業結構和外商投資同模型1一樣，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人均科技投入的回歸系數同模型1相同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3中的模型4的門檻回歸結果表明，不論在單一門檻、雙重門檻還是三重門檻中，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高，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負向影響呈現出遞減趨勢。根據門檻值的檢驗結果，重點對市場化三重門檻進行分析。從表3可以看出，當市場化水平低于第一門檻4.630時，集聚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降低27.7960個單位；當市場化水平有所提升，介于4.630和第二門檻值8.387時，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值的負向影響降到11.6173；當市場化水平繼續提升，處于8.387和第三門檻10.420之間及市場化水平超過10.420時，集聚水平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值分別降低8.3753個和6.7231個單位，遠低于市場化水平較低時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的消極作用。這表明隨著市場化程度提高，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負向作用在逐漸減弱，或者說，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升，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積極作用具有遞增趨勢，這與表2中的模型2在不考慮市場化條件下，集聚自身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具有的邊際遞減效應有所不同。對于市場化的上述積極作用，我們認為是基于以下原因：城市集聚化的形成有兩種模式，分別是政府主導下的“被動模式”和市場化運轉的“自發模式”。當城市的市場化水平較低時，城市集聚化的發展主要由政府主導，而在追求政治晉升的錦標賽過程中，地方政府推動產業集聚的目的往往是當地的經濟增長。為此，通常對投資本地的企業提供融資、土地、稅收以及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企業往往為尋求“政策租金”而“扎堆”在一起，這種集聚通常導致經濟上的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同時也帶來了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集聚的經濟性溢出和環境性溢出都受到抑制，因此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具有較強的負向作用。隨著市場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法律、制度等軟環境逐步改善，城市的集聚化逐漸處于“自發模式”下，各種生產要素為追求更高的回報率在市場的調節下主動形成集聚，增強了產業的經濟共生性，經濟溢出效益明顯。市場化除了對集聚的經濟溢出起到促進作用外，也對集聚的環境溢出起到積極作用：產權的確定和加強以及要素市場化改革等激勵企業轉變依靠低成本能源要素和環保支出獲取利潤的增長模式，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負向作用。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既追求經濟增長又需要綠水青山的現實背景下，僅考慮集聚的經濟效益，或只關注集聚的環境效益，都有失偏頗，也不夠全面。本文以考慮“增長”和“環境”的綠色發展效率作為集聚綜合績效的指標，考察了集聚對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影響，探討了市場化水平對集聚績效的影響程度。不僅回答了“集聚是否影響了中國城市的綠色發展”，而且通過引入市場化轉型這一變量，進一步回答了“集聚在什么條件下有助于促進城市的綠色發展”，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市場化轉型發展范文第3篇
政策性銀行改革初衷
政策性銀行并非中國特色，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銀行誕生于1894年的法國，“農業信貸互助地方金庫”的成立，標志著政策性銀行正式誕生。中國三大政策性銀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為經濟體制改革轉軌服務，使當時的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能夠擺脫政策性貸款的業務，以協調政府與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關系、提高整體金融運行效率。三家政策性銀行起初的定位清晰：國開行定位于支持國家基礎設施、基礎產業、支柱產業等重點領域建設；口行支持外貿；農發行支持農業發展。區別于其他銀行的是，這三家銀行不吸收存款，主要依托國家信用發行債券融資，再發放貸款。應該說，自1994年成立開始，政策性銀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積極承擔了增強宏觀調控、實現政府發展戰略目標，促進國有專業銀行商業化改革等多重使命。
隨著中國經濟和金融環境發生變化，政策性銀行的發展模式也面臨著改革的壓力。在2007年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我國正式確立了政策性銀行向商業化轉型的改革思路，期望可以探索出一條發展新路，以求在政策性及商業化經營管理之間求得平衡。當時政策性銀行改革轉型主要是出于以下幾點考慮的。
缺乏健全的資本金補充機制，資本充足率偏低。我國政府沒有建立起對政策性銀行動態注入資本金的制度。與國外同業相比，我國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普遍偏低，其中農發行的資本充足率最低，口行的資本充足率只有2.26%，并且農發行和口行都沒有根據五級分類標準提足呆壞賬準備金。
內部公司治理結構尚未建立。按現代銀行制度的要求，我國三家政策性銀行在治理結構的建設方面尚有較大距離，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完備的內控機制和風險管理體系等。從世界來看，1/3的政策性銀行虧損和大量不良資產導致了其業務和經營的不可持續性。目前，農發行還沒有成立董事會，監事會屬于外派制，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的三會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業務經營已不適應經濟發展變化。國開行在“兩基一支”領域的傳統業務已經受到商業銀行的競爭，而經濟社會發展對開發銀行又提出了新的融資需求，如“走出去”、社會瓶頸等領域。進出口銀行傳統的政策性業務已不能適應我國對外貿易和口行發展的需要，主要表現在當時機電產品出口競爭力顯著提高，不再主要依靠政策性貸款支持；傳統政策性金融業務比重大幅下降，以支持“走出去”為主的自主經營業務迅速上升。農發行雖然逐步開展了一些與其職能相關的商業性業務，但業務管理上，并沒有對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從制度上加以區分，增加了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混合經營的道德風險。
商業化轉型之路
政策性銀行是在當時的特殊局面下，以承擔特殊的歷史使命而誕生的，隨著我國實現市場經濟的步伐加快，政策性金融業務的外部環境已發生變化，金融業伴隨著創新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政策性銀行主要的目標和任務已經發生重大的、實質性的變化。盡管政策性業務的需求仍然存在，但在量上已經有所減少。同時，外部條件的巨變導致在發展的過程中農發行的業務已經與其他涉農類金融機構同質化，由于做大做強的慣性導致業務發展方式上，主要的介入項目也都傾向于大型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某種程度上來講，商業化的轉型之路已有倒逼之勢。
但是有一點比較明確的就是，中國的國有銀行經歷了股份制改造成為上市銀行之后，已經逐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間的獨立運作、相互制衡的治理機制也逐步形成，市場化轉型思路還是較為清晰的，經營模式也向市場化靠攏。但是與商業銀行的轉型之路所不同的是，中國的三大政策性銀行主要通過在銀行間市場發行金融債券來籌資提高貸款來源，這種負債模式本身不具備參與市場化競爭的基礎，因此，中國的政策性銀行轉型之路在不斷摸索中逐漸清晰起來，其改革之路可以概括為商業化轉型、市場化運作。一方面，通過商業化經營模式的轉型，能夠徹底明確金融機構本身的市場屬性和自身定位，使之真正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出現在金融業務活動中，真正以市場運行規則激勵和約束自己的業務行為。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商業化轉型也將進一步優化金融市場秩序，從而提高市場整體效率。
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深入，更多的投資領域被放開、更多的建設項目采用了商業化的模式，與這種形勢相適應，商業化金融業務有條件向一些基礎建設和大型項目方面提供服務，能夠覆蓋更加廣泛的經濟領域。商業化強調的是經營模式、管理效率要商業化，通過商業化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強化其內部的資本約束，最終的目的不是要他們變成商業銀行。就農發行來看，商業化體現在：自主選貸、自擔風險、自負盈虧、分賬經營，其中的準政策性貸款并非真正是農發行自主發放的，很大程度上仍是執行政策性任務。但要實現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的涇渭分明也絕非易事，劃分的技術難度極高。政策性銀行的商業性往往依托于政策性業務，兩者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比如，國開行在商業化轉型之前的主要政策性業務就是做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但到2009年政府融資平臺成為各家商業銀行爭相放貸的優質對象。
由于轉型發展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與障礙，在隨后的爭論中，關于政策性銀行改革逐漸形成三派專家觀點。一種是強化論，認為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政策性銀行應該集中精力做政策性業務，執行政府的意圖；另一種是保留論，認為政策性銀行改革的核心是強化考核和監管，促使其以市場化的方式來完成政策性任務；第三種是轉型論，認為應該徹底走商業化道路。但是，國開行率先探索實行商業化轉型之后，又再次陷入了商業化轉型“進退兩難”的癥結，主要核心問題就是國開行負債來源單一、缺乏經營網點、國開債的債信問題難以解決。負債管理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重要內容，資產負債管理的能力決定了一家銀行的業務經營水平和流動性管理能力，也是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國開行的商業化轉型之路勢必與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有所區別，也就只能尋找一個折中方案。
應該說，通過初次的轉型改革嘗試，政策性銀行也開始涉足自營業務領域，并且對政策性業務與自營業務實行分賬管理，在風險管控、經營考核上也有區別，市場化的運作理念已經形成，并帶來了發展的新活力，其效果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鑒于政策性銀行承擔了服務重點領域、薄弱環節、關鍵時期的重大項目，盈利目標問題存在比較大的障礙。因為即使通過引入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使得政策性銀行和商業性銀行在管理方式、經營方式上基本相同，但是其在盈利水平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國有控股的商業銀行追求利潤最大化，體現為股東利益最大化和國家利益最大化。而政策性銀行則是保本微利，需要完成國家一些特定的任務和政策，為企業承擔一部分風險。畢竟，政策性銀行的業務范圍與股份制商業銀行還是存在一定差別，其政策性的逆周期調節作用還是具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對促進經濟發展的貢獻仍十分突出。
如何走下去的第三條道路
隨著“一行一策”思路的深化改革方案的落地和注資完成，三家政策性銀行的改革路徑也基本清晰，此次改革聚焦政策和定位更加突出，央行通過債轉股方式的注資進一步夯實了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下一步，隨著改革方案的逐步實施及配套政策的出臺，三家政策性銀行還需要進一步健全治理結構、約束機制、內部管理，穩步提升金融服務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在支持外貿發展、實施“走出去”戰略、服務“三農”、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等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關于功能定位。國開行將開發性金融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定位通過深化改革加以明確。未來，國開行將堅持開發性金融機構定位，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充分利用服務國家戰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場運作、保本微利的優勢，進一步完善開發性金融運作模式，對市場盈利不足但國際戰略需要的項目給予支持，加大對新型城鎮化、棚戶區改造、“兩基一支”、走出去的信貸支持力度?？谛信c農發行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強化政策性職能定位，堅持以政策性業務為主體，審慎發展自營性業務。對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實行分賬管理、分類核算。進出口銀行將加大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力度，農發行則需要重點支持糧棉油收儲和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應該說，三家政策性銀行的改革基本上回歸了成立之初的本源，開始全力聚焦于政策性職能，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優先，加大對經濟建設的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
關于資本補充。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銀行抵御風險能力的重要指標，按照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4%。我國銀監會對于非系統重要性銀行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為10.5%，但是當前三家政策性銀行資本充足率還處于較低水平，僅有國開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9%以上，資本充足水平是保障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支撐，因此，此輪改革在確定政策性只能與開發性職能定位的基礎上，進一步夯實了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實力，以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其中，農發行采取內源融資和國家注資相結合的方式，設立資本金補充計劃。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通過外匯資金債轉股的方式補充資本金，改革還將逐步完善其在市場發行政策性金融債渠道，建立資本充足率約束機制和動態資本金補充機制來解決發展可持續問題。
關于完善公司治理機制。董事會是公司治理架構中的決策機構，承擔經營和管理的最終責任，重點在戰略決策、高管管理、薪酬管理和風險管理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監事會是公司治理架構下的監督機構，重點監督董事會、高級管理層及其成員的履職盡責情況、財務活動、內部控制、風險管理等。應該說，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健全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相對獨立、相互制衡，權責清晰明確、運作規范高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對于商業銀行市場化運作至關重要。目前來看，除了國開行已經設立了董事會外，其他兩家政策性銀行均未設立董事會，監事會采取外派監事會制度。改革后，農發行和進出口銀行將會按照規定設立董事會，并強化董事會的職能，維持現行的外派監事會制度，建立市場化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與激勵約束機制。同時，處理好發揮好黨的領導與完善公司治理機制的雙重性。
關于完善風險補償機制。政策性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承擔了很多服務國家戰略的政策性業務，在前期對政策性業務和自營性業務實行分賬管理、分類核算的基礎上，改革后將對政策性業務和自營性業務建立不同的風險分擔機制。自營性業務參照市場化管理方式，將自行承擔風險，國家不給予補貼。政策性業務及項目可以采取建立補償基金池等風險補償方式解決掛賬等問題。同時，改革后，政策性銀行也將進一步建立完善風險評估和避險機制，強化風險預警、監測和管理體系。
市場化轉型發展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實踐策略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2.110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2-00-02
1 研究背景
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為核心代表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力量，依法運用各種政治、經濟、管理的方法，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提高社會公共利益的職能活動。公共管理社會化是指在公共服務管理和社會管理事務中，改變由政府主導的傳統公共管理方式，引入市場化的管理模式，同時調動社會的可利用資源與力量，將政府相關方面的管理職能向社會轉移，以降低政府在進行公共管理過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成本與費用，提高管理效率，最終構建資源共享且公共管理體制能自行管理的社會機制，也是實現傳統公共管理模式根本性轉型的途徑。
在我國傳統的管理體制下，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有組織以內的社會組織，導致社會資源高度集中。實行市場經濟改革后，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企業能自主進行經濟方面的決策，獨立承擔相關經濟活動所帶來的效益與風險，而政府的重點將集中社會資源轉向宏觀調控市場的經濟活動，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因此，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公共管理框架，是變革政府公共管理體制的重點，這為我國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創造了積極的社會條件。截至2014年末，我國共有法人單位510.7萬個。其中，企業法人302.6萬個，占59.2%；機關、事業法人102.6萬個，占20.1%；社會團體法人10.6萬個，占2.1%；居（村）委會79.2萬個，占15.6%；其他法人15.7萬個，占3%。公共管理從政府干預的管理模式轉型為市場參與的管理模式，這種轉型戰略為社會公共利益提供了保障，有利于推動社會的發展，同時能夠滿足民眾對政府公共事務管理日益增長的需求。我國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條件下，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其實踐策略也漸漸明晰。
2 逐步轉變政府的管理職能
我國社會主義改革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原因是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是“一個通過試點糾錯，積累經驗，循序漸進的、分階段的、由局部到整體逐步展開的過程”，也是“一個先易后難、先后中心、先微觀后宏觀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不可逆進程”。而我國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的核心在于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創新的相關因素，因此，相關人員必須總結原有的經驗、穩步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為我國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奠定基礎。我國在實現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的過程中獲得了顯著的成效，比如：實行黨政職能分工，建立基層人民群眾自治組織，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這些記錄了政府職能在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中不斷轉變的過程。這種漸進式的根本在于黨的正確領導原則與方向，適應我國獨特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的發展要求，完美體現了改革、穩定與發展的有機融合與辯證統一。
在我國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的過程中仍有不容忽視的問題，阻撓轉型戰略的實施。為全面貫徹落實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策略，需從以下三點著力：
推動事業單位社會化改革。對除民辦事業單位以外的管理體制復雜的事業單位進行全面改革，實行政事分開，使事業單位走向公共管理社會化的道路，推進事I單位社會化。
推動行政化團體組織社會化改革。我國行政化社團組織屬于民間組織，其擔負著巨大的財政負擔，且社團由于其公共服務的質量不高，使其在一定程度上無法保障群眾的基本利益。因此，這些行政化組織應該實現政社分開，在一定的范圍內獨立自主地實行管理章程，比如：自定管理人員、自選領導、經費自理等。政府對行政化社團組織的管理力度逐漸削弱，主要是監督社團組織的發展方向，監督其是否依法舉辦社團活動，規范其組織活動的行為過程，提高其對人民群眾實行公共服務的服務水平，使其為社會、為大眾提供更多優質的公共服務，滿足群眾的要求。
推動政府專門經濟部門的社會化改革。政府專門經濟部門屬于事業單位，是比較特殊的種類。專門經濟部門的社會化改革主要是對其大部分的專業經濟部門進行改革，其行政管理職能由政府進行承接，專門的技術工作交由社會、市場來承接，實現政企分開，使專門經濟部門實現公共管理的社會化。
3 發揮市場機制的效用
以大部分的實例角度出發，可得出政府部門提供的公共管理事務以及服務工作往往缺乏效率，而在市場機制下的公共服務是在“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市場經濟調控下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公共管理社會化轉型是在政府決定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基礎上，利用市場經濟原則來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
政府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必須重視市場機制的引入，打破許多公共服務設施由政府壟斷的局面，把能夠進行市場性的投資、開展市場競爭的公共服務項目，通過招投標等方式在政府監督的前提下交由私營企業經營，以促進社會效益最大化，獲得政府、企業、群眾三方的滿意。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大體可分為三個部分：
市場化轉型發展范文第5篇
一、AMC在履行原“三大使命”過程中表現卓越
AMC自成立以來，認真履行國家賦予的歷史使命，切實抓好不良資產收購、管理、處置等工作，創新不良資產管理處置方式和各類業務運作手段，積極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AMC經營發展道路，為國家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推動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有效化解。通過兩次大規模的不良資產剝離，累計接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2.69萬億元，極大地減輕了國有銀行的歷史經營包袱，幫助國有銀行有效抵御了上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和近年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推動了四大國有銀行的股改上市。同時還臨危受命，先后對包括證券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城市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創業投資公司等在內的一大批金融機構，以及一批風險嚴重的關聯企業集團，分別進行托管經營、停業整頓、關閉清算或重組處置，有效化解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并使部分金融機構重獲新生。
（二）促進了國企改革脫困和產業結構調整。通過債轉股、政策性破產、債務重組與置換等多種手段有效地幫助一大批企業減輕了債務負擔，推動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支持了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四家AMC先后對500多戶重點國有企業2000多億元貸款實施債轉股，使企業資產負債率由轉股前的平均80%降至60%以下，有效帶動了企業經營機制轉換，一批有發展前景的企業通過重組改造，實現了成功上市。對那些落后的產業項目和企業，通過實施積極的債務重組，在落實資產保全的基礎上實現了有序退出，優化了資源配置。
（三）最大限度減少了金融不良資產損失。目前四家AMC對第一次剝離的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已接近尾聲，至去年底累計處置政策性不良資產1.22萬億元，回收現金2551億元，較國家核定目標超收727億元，剩余資產大部分為質量較好的股權資產。對第二次剝離資產的處置也在順利推進，至去年底四家AMC累計處置二次剝離資產4643億元，回收現金1867億元，基本實現了處置成本最小化和回收價值最大化。
（四）實現了履行國家使命與自身轉型發展的統一。在不良資產管理處置過程中，不斷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和體制機制改革力度，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不良資產管理處置技術，構建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平臺，提升了AMC的盈利發展能力和綜合金融服務能力，探索了AMC商業化轉型發展的道路。去年四家AMC共實現凈利潤126.3億元，同比增長120%，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14.2%；國有所有者權益達到891億元，比國家原先投入的400億元資本金增加了122.75%。
二、AMC商業化轉型發展需要承擔起新的使命
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要“促進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商業化轉型，積極穩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等一系列指導方針；今年四月份國務院又專門召開會議研究AMC改革發展問題，決定進一步加快AMC轉型改革步伐，支持AMC在突出主業的前提下，積極探索綜合經營和多元化發展。這些都為AMC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拓展了新的空間，同時也對AMC發展提出了新的使命課題。
筆者認為，適應新的形勢要求，AMC必須盡快確立起新的使命，才能有效引領改革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才能更好體現出自身的社會價值。以長城公司為例，在繼承發展原有使命的基礎上，確立了今后商業化轉型發展的新的“三大使命”，即“化解金融風險，提升資產價值，服務經濟發展”。主要基于以下幾點認識：
（一）化解金融風險是對AMC原有使命的繼承。AMC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負著“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的使命，這一使命并不能因AMC向商業化轉型而放棄或減弱。一方面，雖然經過兩次大規模的不良資產剝離，但作為一個銀行業主導的金融系統，我國不良資產的市場容量仍然不小。這輪全球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更告訴我們，即使擁有一個相對健康和發達的金融體系，面對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資產價值的急劇漲跌，不良資產的大量出現都難以避免，化解金融風險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另一方面，在我國不良資產管理處置領域，AMC擁有最專業的人才隊伍、最成熟的技術和最寶貴的經驗，而且有覆蓋全國的分支機構網絡、豐富的客戶資源、配套的管理運作模式和信息技術保障系統，具備在全國范圍內管理處置不良資產、進行市場化運作的能力，這種專業優勢應該長期發揮?！笆濉逼陂g我國銀行業風險問題依然不容忽視，AMC通過市場化方式收購銀行不良資產，對相關銀行鎖定損失、釋放拔備、提高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也是有利的。
(二)提升資產價值是對AMC原有使命的提升。在過去化解金融風險的過程中，AMC的使命是“最大限度減少處置損失，保全國有資產”。向商業化轉型發展后，AMC應提升這一使命追求，從單純的風險化解者和資產保全者，轉變為卓越的資產管理者和價值創造者。在經營資源內容上，不應再局限于傳統的“銀行不良貸款”，而應拓展到市場上一切適合經營運作、提升價值的資產，包括金融機構、國有部門、相關企業的各類不良債權或其他可運作資源。在經營運作目標上，不應再單純局限于“減少損失、保全資產”，以及政府部門安排的剝離收購和應急托管任務，而應更多地定位于以市場開發為途徑、以主動管理為特征的價值創造，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資產增值管理服務。在經營運作模式上，不應再局限于單純“收購―處置―轉讓”的不良資產交易模式，而是延伸到以專業技術為依托的各類資產創新業務，包括對不良資產的再投資、企業并購重組、資產證券化等，不斷提升和延伸資產經營的價值鏈，致力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三）服務經濟發展是對AMC原有使命的拓展?！按龠M國有企業改革脫困”曾是AMC的重要使命，隨著國企改革脫困目標的完成和AMC加快向商業化轉型發展，這一使命應拓展到服務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來。一方面AMC要整合金融平臺功能，增強為經濟發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的能力。近年來四家AMC均通過托管、重組等構建了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平臺，今后應通過必要的優化整合，形成各自的鮮明特色和互補功能，并結合辦事處與子公司的協同發展，不斷完善服務網絡，致力為經濟發展提供“一條龍”式的綜合金融服務。另一方面AMC要積極探索差異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務，更好地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如近年來長城公司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作為服務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著力點，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為突破口，充分發揮自身在增信服務、資產管理和遠期不良資產收購等方面的功能優勢，與有關商業銀行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特色創新服務，實現了商業銀行、中小企業和AMC的三方共贏，取得了較好成效。
三、AMC要圍繞新的使命確立發展定位和藍圖
當前國家對AMC在堅持商業化、市場化轉型的大方向下，實施“一司一策”的改革發展策略。筆者認為，四家AMC應以踐行新的使命為引領，緊密結合自身實際，明確各自的發展定位和戰略規劃，推動實現差異化發展。以長城公司為例，圍繞踐行新的“三大使命”，以興業報國為理想，確立的基本發展定位是“以不良資產經營管理為主業，以重點服務中小企業為特色，以多種綜合金融服務功能為手段的現代金融服務企業”。力爭通過5年左右的努力，將公司發展成為“功能多元、特色鮮明、品牌一流的金融資產服務商”，最終目標是要把公司打造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百年老店。
圍繞以上定位和目標，在“十二五”期間，長城公司總體上將堅持“五年兩步走”：第一步，用兩年左右的時間打基礎，使公司形成基本穩固的“功能多元、特色鮮明”的可持續盈利發展模式；第二步，用三年左右的時間上臺階，進一步鞏固發展成果，完善體制機制，做大做強做優，爭創“一流品牌”。具體抓好四個層面的工作：一是在公司總部打造“三大利潤中心”，提升總部的直接經營功能和創利引領能力。二是對子公司加快優化整合、做大做強，形成“治理科學、功能互補、特色鮮明、品牌優良”的控股金融平臺。三是積極引導和推動辦事處業務發展與創新，著力構建風險可控、良性發展、可持續的盈利模式。四是加大體制機制改革力度，推動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