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經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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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經濟的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旅游；新業態；非正規就業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業問題一直備受關注。200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從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業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間。這引起了不少學者的質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失業率維持穩定主要是中國國企愿意容納過剩工人。根據他們的調查，雖然目前國企過剩員工的絕對數量并不大，但比例卻相當高1。許多產能過剩的行業如鋼鐵、礦產等，這些行業里的國企有著很高的勞動剩余比例。另外，大量農民工聚集在低技術含量的崗位上，受到經濟下滑的影響比城鎮工人更大；但失業后的農民工通常會離開城市回到農村，不在城鎮登記失業率2的統計范圍內。因此，真實失業率沒有顯現出來。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3的開展，去產能與去庫存必然會帶來失業4。例如，2016年3月，武鋼裁員5萬人5。整個煤炭系統和鋼鐵系統，總共涉及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6。為了解決就業問題，2015年，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新形勢下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國發〔2015〕23號）和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5〕93號），希望通過產業融合吸納失業人員。2016年5月，總理考察人社部時，強調就業是民生之本，穩增長根本是為了保就業。考慮到建筑業和制造業等傳統行業吸納農民工就業在下降，總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農民工引向新經濟、新產業和新業態1。因此，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如何解決就業問題，成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砝碼。
一直以來，政府部門解決就業的方式就是通過投資和企業規模擴張來拉動就業。但是，這種方式不可持續。因為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且企業的規模總是有邊界的。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政府解決就業的手段，不難發現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思路死板而且進入了死胡同。政府總是想著自己動手來安置農民工和下崗工人或者必須要有企業來雇傭他們，而沒有考慮到人們可以主動就業――自己雇傭自己。事實上，在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經濟積累了豐富的相關經驗，但政府部門選擇了無視。2015年以來的供給側改革不但不能通過國有企業的規模擴張來吸納勞動力，相反，它們必須分流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在這種經濟兩難的時期，適度放開非正規部門，將會促進許多個體主動走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洪流。
產業融合中非正規部門對就業問題的解決具有先天的優勢。產業融合會導致原來的產業邊界消失，出現許多市場空隙。非正規部門的商業嗅覺和敏感性總是能夠讓它們找到合適的方式參與其中。在這場龐大的產業變革中，旅游業作為綜合性的服務業天然成為眾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騰訊、萬達等競逐的場所。旅游非正規部門會自然而然地在這場角逐中生長演化，從而成為就業和經濟的新增長點。通過閱讀現有的文獻和觀察經濟生活中的經驗事實，我們能夠確認產業融合帶來了就業增長。但問題的關鍵是，旅游產業融合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帶來就業增長的？就業增長主要表現在什么領域？只有搞清楚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確認就業方式發生了什么變化。
1 文獻綜述
1.1 產業融合引致旅游新業態
關于產業融合，至今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日本著名產業經濟學家植草益[1]認為，它是指技術進步和管制放松導致的兩個企業之間的競合關系發生改變。美國學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認為產業融合是一種經濟現象，是企業為了適應產業增長而發生的產業邊界的收縮或消失。
產業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術融合[3]。20世紀80年代，技術融合所產生的創新活動激活了原本死氣沉沉的市場，推動了產業融合的出現[4-5]。它拓寬了大型企業的技術基礎，使它們贏得了競爭優勢[6-8]。技術融合之后，經歷了產品融合[9]。產品融合對原有的技術生產路線、業務流程、組織管理等方面進行改造，使新產品能夠更好地迎合潛在的市場需求[10]。技術融合與產品融合都以市場融合為導向[11]。很多企業技術融合失敗，并不是技術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價值鏈上沒有找準自己的定位[12]。
產業融合發生的基礎通常是產業之間擁有共同的技術基礎[13]。發生融合的產業之間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8]。融合一般發生在產業之間的邊界和交叉處。它會改變原有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導致產業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產業融合通常指旅游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或旅游產業內不同行業之間相互滲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樣化是促成產業融合的決定性因素[15]。信息技術在實現旅游產業融合過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業如攜程、去哪兒、芒果等依靠強大的預訂網絡渠道和信息影響力，共同分享日益擴大的客源市場，優化了資源配置[16]，共同延長了產業鏈，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創造了新的旅游服務價值[17-19]。因此，筆者認為，現代旅游產業融合主要指企業（也可以是其他產業的企業）利用互聯網技術對旅游資源、產品和服務等進行整合形成的一種新的產業形態。
新業態以旅游者為中心展開[20]，表現為產品形態、組織形態（企業）和經營形態的融合[21-22]。互聯網技術是旅游產業融合和旅游新業態的主要驅動因素[18]。近些年來，隨著出境旅游市場的發展，結合國內旅游消費的經驗，國內旅游者的消費心理日趨成熟。他們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個性化和精細化[23]。這種新的消費需求對原來的旅游企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細分市場的“小眾化”需求分布廣，企業無法通過原來的規模經營模式滿足消費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眾化”加總起來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單個企業卻無法以原來的成本模式進行市場供給[25]。這種兩難困境和矛盾沖突迫使旅游企業尋求突破，這種突破主要從兩個方向展開：第一，傳統旅游企業和在線旅游商合作，通過線上和線下的結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業的企業發現了旅游市場的商機，主動和旅游企業進行融合[27]，通過產品和資源的平臺化運作，滿足旅游者的個性化需求。
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和發展是企業和消費需求在市場上的耦合[28]。旅游新業態具有它自己獨特的運行規律[29]。隨著傳統旅游企業經營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旅游產業內部存在著一種動力驅動企業在產品表現、管理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實行突破[30]。這種突破正是為了更好地滿足日益擴大的新型市場消費需求；這些突破中，不同的業態類型或以產品、或以技術實現了企業內部資源與外部消費的對接[31]。正是因為這種對接，造就了眾多的旅游新產品。這些產品包括鄉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態旅游[34]、遺產旅游[35]等等。
新業態出現的重要作用，就是帶來了就業的增長[36]；@種增長主要是從產業邊際和職業工種上發生的，它表現為各種形式的非正規就業。國內目前很少有學者關注這方面的內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業態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非正規就業。具體概念模型見圖1。
1.2 非正規部門和就業
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在肯尼亞的調研中發現，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員都在“非正規部門”就業，他們的工作千差萬別，但主要都是一些不“體面”的工作，如街頭小商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縫、廚師、司機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對加納與印度的研究也證明了非正規部門的存在及其效率。托達羅用二元部門做了最后的總結，后來的學者通稱“非正規部門”。隨后，人們觀察到發達工業國家的許多現代部門里的工作也變得越來越非正規化了[40]。
隨著非正規就業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發現，學者們提出了許多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總的來說，包括4個不同的流派，每個流派涵蓋相類似的理論。（1） 結構分離主義的核心強調非正規部門及其就業是現代工業發展不充分所導致的。發展中國家存在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兩部門之間的經濟屬性和收入存在差異，導致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形成了城市勞動力的超額供給。代表人包括劉易斯[41]、托達羅[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論是貧困就業理論、二元主義理論和勞動市場分割理論。（2） 結構替代主義的核心認為職業的歧視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對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導致非正規部門和非正規就業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論是新自由主義理論。（3） 結構聯系主義傾向于將非正規部門和就業界定為現代生產關系的一種特殊形式，他們將非正規經濟視為依附于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可缺失的一個重要環節。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論是新理論。（4） 結構嵌入主義認為市場經濟制度是嵌入在社會、文化系統之中的；同樣的，非正規經濟則是以非市場的基本規制和行為邏輯“鑲嵌”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會福利不能支撐個體正常生活時的一種替代性的生產行為，具有特定歷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蘭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論是反嵌入理論和標簽理論。
中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非正規部門就產生了。大量流動人口和下崗工人在非正規部門中就業[51-52]。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得益于三個原因：第一，戶籍制度的松動，大量農村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進，大量臨時性就業崗位增長迅速；第三，所有制結構顯著調整，國有、集體單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門勞動力邊際吸納能力下降[53-54]。盡管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就業）符合當時的我國國情，具有龐大的就業潛力，但是，非正規部門一直沒有得到政府的承認。為了用非正規就業重構就業空間，張彥在理論層面上澄清了非正規就業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陽和萬廣華研究了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在減貧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艷說明了非正規就業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的發育以及城鎮就業增長的原因[57]。李強[58]和萬向東[59]集中研究了農民工的非正規就業，說明了農民工非正規就業的條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規就業
國內對旅游就業的研究具有明顯的階段性。以2010年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規部門的就業；2010年之后非正規就業的研究開始出現并且占據了主導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業研究集中在總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對就業的促進作用[60]、就業效應[61]和彈性[62-63]以及旅游就業的統計[64]等等。2010年之后，王麗和郭為開始關注中國旅游非正規部門并對青島旅游自我就業者進行研究[65]。隨后，郭為和秦宇研究了青島和煙臺的旅游非正規就業者的群體特征[36]，并對中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進行了估計，約為2040萬人，遠遠超過了正規就業的總量[66]。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和產業融合，旅游非正規就業繼續增長，非正規就業模式的轉變已經成為未來就業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規就業者本身也開始把“非正規”的就業作為一種向上的職業通道而不是終端[67-68]。本文將從新業態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文章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獻綜述的形式介紹了產業融合導致新業態形成以及新業態與旅游非正規就業的關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業態的就業路徑；第四部分經驗地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第五部分通過調研數據說明新業態如何帶來非正規就業增長。結論和建議放在第六部分。
2 新業態影響就業的路徑
旅游新業態表現為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隨著產業融合的展開，市場上涌現了許多“小眾旅游”新產品形態，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網絡旅游、養生（康體）旅游、結伴背包旅游等等。為了應對大量的“小眾”旅游形態，旅游企業通過線上和線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經營形態。這種新經營形態利用互聯網技術，形成平臺經濟，許多企業或個人以這個平臺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對新產品和新經營形態，企業不得不調整內部組織結構，利用互聯網技術，將組織管理變得越來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導致了旅游就業增長路徑的變化。這種變化來自三個方向：第一，旅游正規部門的正規就業增長，這一部分在統計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門每年統計的非私營旅游企業的年末就業人員總量。第二，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這一部分無法在統計上反應出來，主要表現為非私營旅游企業所雇傭的零時工、鐘點工等沒有穩定的勞動合同關系的人員數量。第三，非正規就業的增長。非正規就業，從統計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門涵蓋的統計對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業。郭為和厲新建[66]曾經詳細地對非正規就業進行過定義，并且估算中國在2011年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為2040.40萬。他們認為，旅游發展對中國就業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非正規就業上而不是正規就業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規就業影響來源或路徑。
3 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經驗說明
3.1 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解釋，旅游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主要指非私營企業部門（企業）與所雇傭的勞動力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但形成了事實上的勞動關系1。旅游新業態的出現，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過構建新型的勞動關系和工作形式來實現。這種“新型”的勞動關系大量表現為非正規就業。
旅游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形式種類多樣，主要表現為非全時工、季節工、勞務承包工（外包）、勞務派遣工、小時工、鐘點工等等。盡管國家沒有對這部分就業進行統計，但根據我們的調查，自2008年以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一直呈現上升的趨勢，其主要目的是規避不斷上漲的勞動力成本。筆者以青島H酒店的具體調查情況為例說明。
青島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產品和服務一直得到業界的好評。近些年來，H酒店在勞動用工結構和形式上出現了明顯的改變。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除個別崗位外，H酒店逐步減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勞務工和實習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勞務工、68名實習生。第二，鐘點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鐘點工的使用達到了1 7666小時，平均一天要使用8個鐘點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規就業在擴大之外，一些互聯網旅游企業也明顯增加了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以攜程技術部門使用的兼職人員數量為例，2007年為10人，2010年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別達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攜程，其他部門如銷售部門2中其他類型的非正規就業人員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料，也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來估算旅游正規部門中非正規就業的總量及其增長。
3.2 旅游非正規部門的就業增長（非正規就業增長）
旅游非正規就業，可以從城市和農村兩個地域的具體表現進行說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規就業。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轉地。很多下崗工人、進城農民工以及剛畢業的大學生都以非正規就業的形式為這些游客提供各種服務。他們構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規就業的主體。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島，大量的人員活動在車站、碼頭和景點景區周邊，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為[14]曾經對青島的旅游非正規就業進行了分類，并描述了這個群體的特征。第二，農村地區的旅游非正規就業。在農村地區，景點景區及其周邊的非正規就業基本成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傭大量的本地勞動力來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這些勞動力就回鄉務農3。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大型的發展成熟的鄉村旅游景區周圍，圍繞旅游服務興辦的旅館和餐館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鄉鄉村旅游景區附近，可直接進行網上預訂的旅館和農家樂就有260多家[21]。這些企業為本土農民提供大量非正規就業機會。郭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結合官方統計數據的具體內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國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人數大約為2040.40萬人，約占全國非正規就業總量的1/5。
4 新業態如何影響非正規就業的增長：實證證明
4.1 數據說明與調研
由于國內沒有非正規就業的官方統計數據，我們只能通過調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對于旅游新業態，不同的學者看法都不一樣，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以楊玲玲和魏小安[22]為代表，他們站在企業角度把旅游新業態看作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的綜合。第二類包括大部分學者媒體4，他們把許多新出現的產品歸結為新業態，例如生態旅游[34]、鄉村旅游[70]、遺產旅游[35]、體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筆者認同楊玲玲和魏小安的觀點。因為旅游新業態代表著行業的一種運作模式，不同于單純的產品表現形式，因此，我們把新業態概念具體化成了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3個維度10個問項；把非正規就業具體化成了3個問項，這3個問項分別代表了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和非正規就業（非正規部門的就業）。考慮到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對企業用工方式的影響，我們針對它們各自分別設計了兩個問項，這兩個問項分別歸因，作為兩個控制變量來排除它們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
問卷調查開始于2016年6月12日，結束于7月10日。調查對象是全國各地旅游行業中高層管理人員，這些人員在旅游行業工作時間大部分都超過了3年，對行業的具體運作情況比較熟悉，他們的回答基本能夠反映行業的現實。本項調查以青島本地為主，主要調研的企業有港中旅、萬達旅業、省中旅（山東省中國國際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爾洲際、攜程青島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島本地的民營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島大學旅游專業畢業的走上了管理崗位的學生。本次一共發放問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無效問卷7份，實際分析的問卷數251份。
4.2 調研的人口統計信息與因子分析
通過對調研的人口信息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別為55%和45%。年齡主要集中在25～44歲之間，約占51%。被調研對象主要來自旅游企業管理人員，約占52%，在旅游政府部門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約占19%。他們曾經或現正在旅游行業工作年限超過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數占比達到了74%。
年齡數據反映了旅游行業的管理層比較年輕，工作或年限超過3年說明了被調研對象對行業比較了解。問卷反映出來的信息在真實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證。
筆者使用SPSS軟件，對問卷中所有題項進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標克朗巴哈系數為0.863，信度系數大于0.7，說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與問卷設計初衷一致。又因為KMO值為0.809，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通過正交旋轉后得到了4個因子（表3）。產業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業利用相關技術以盡可能豐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現自身的產品，問項Q1到Q3主要與產業融合產品的表現形態相關，命名為產品形態。問項Q4到Q6主要描述了產業融合后旅游企業組織結構的改變，命名為組織形態。問項Q7到Q9主要說明了產業融合后旅游行業出現的新經營特點，命名為經營形態。問項Q11到Q13主要描述了當前旅游企業在招工方面對勞動力的使用，核心是勞動力的非正規使用方式，命名為非正規就業。所以，反映新業態的3個因子分別是產品形態（Q1～Q3）、組織形態（Q4～Q6）和經營形態（Q7～Q10）。反映非正規就業因子一個（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規就業各個變量單獨進行回歸時，對變量進行了標準化處理。
4.3 回歸分析
雖然我們得到了4個因子，但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3個因子能夠和第4個因子非正規就業具有邏輯上的相關關系嗎？是的。從微觀角度看待就業，本質上是企業對勞動力的使用。企業對勞動的需求是一種派生需求，取決于產品銷售1。產品銷售（在給定質量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是與產品形態相關的如產品廣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時間等等。經營形態直接與勞動力使用數量相關，例如產品生產的工藝和流程差異會直接決定企業需要雇傭多少勞動力，前端銷售和售后服務員工的多寡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產品質量的感知。組織形態本質上是企業內部對勞動力的配置，通過實現最優配置實現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因此，我們的概念模型具有堅實的理論支撐，是將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企業內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們在理論邏輯上都指向了就業。
因此，根據上面的因子分析，我們依據邏輯概念（見圖1），可以通過構建經驗模型來分析新業態以何種方式影響了非正規就業。模型設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規就業因子，包含3個問項，每個問項作為一個被解釋變量，分別代表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和自我就業（自我雇傭）。[β0]代表截距項，[x1i]、[x2i]、[x3i]分別代表產品形態、經營形態和組織形態因子，[β1]、[β2]、[β3]分別代表前述3個變量的回歸系數，[y1i]、[y2i]分e代表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因子，這兩個因子從微觀和宏觀層面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們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β4]、[β5]分別代表前述兩個變量的回歸系數。[j=13k=12xjiyki]分別代表新業態的3個變量與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的交互項，[β6～11]代表這6個交互項的系數，具體說明將會在回歸列表中給出。[εi]是隨機擾動項，服從同方差、期望值為零的正態分布。
每一個模型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不納入交互項的情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直接影響；第二類為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主要考察新業態對三類非正規就業的間接影響。
具體的回歸結果見表4。
模型（1）反映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59個單位。具體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經營形態處于市場的前端，直接通過銷售與消費者打交道，勞動力使用量的變化對市場非常敏感。產品形態引致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勞動力間接相關；組織形態更多表現為企業內部管理結構上的調整，也是與勞動力間接相關。因此，這兩個變量在統計上不顯著。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正規部門傾向于雇傭更多臨時工和采用更加靈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47個單位；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67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這說明新業態不是獨立影響企業對勞動力的雇傭方式，而是和企業成本、經濟景氣度聯合起作用的。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084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產品豐富的表現形態等仍然可以增加企業的銷售，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212個單位。企業成本的影響要遠遠大于經濟景氣度的影響。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279個單位，說明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企業會調整組織結構，同時用工方式更加靈活。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177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28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正規部門的非正規就業增加0.336個單位。與前面的兩種交互類型相比，經營形態的影響系數最大。經營形態涵蓋了銷售環節，而銷售是企業雇傭非正規就業最多的部門。銷售結合互聯網技術，會產生新商業模式，新商業模式會生成新職業和工種，衍生新的就業方式（例如共享經濟中的就業），這種就業天然會游離在正規的就業體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規部門就業。其回歸結果顯示，在不納入交互項、控制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變量的情況下，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對非正規就業不產生影響，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經營形態在5%水平上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經營形態改變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302個單位。這里存在一個“悖論”，似乎企業愈是處于最優運行的狀態，所需要雇傭的員工愈少，流向非正規部門的勞動力愈多（這可能與我們使用的截面數據相關，如果是時間序列可能不會出現這種悖論，因為最優運行的企業會擴張，雇傭更多的員工）。企業成本和經濟景氣度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分別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這意味隨著企業成本的上升和經濟景氣度變差，更多勞動力會流向非正規部門。其中，企業成本上升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411個單位；經濟經濟景氣度變差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358個單位。
在納入交互項的情況下，6個交互項都顯著影響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并且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不影響（非正規部門）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不顯著。具體來說，產品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1個單位。產品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作用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會增加0.196個單位。組織形態與經濟景氣度的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225個單位。組織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136個單位。經營形態與經濟景氣度聯合作用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09個單位。經營形態與企業成本的交互項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在5%水平上統計顯著，交互項每提高1個單位，非正規就業增加0.414個單位。
總體來看，無論是否納入交互項，產品形態和組織形態單獨都對非正規就業沒有影響；只有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才能對非正規就業產生影響。經營形態在任何情況下都在5%水平上顯著。這說明在中國經濟中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但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二者通過經營業態形成了互補的關系，即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這進一步證明了旅游非正規就業是“就業蓄水池”的理論。
模型（3）反映非正規就業中的自我就業。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自我就業（創業）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這也是自我就業（創業）單獨作為一個問項、單獨以被解釋變量作為一個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結果與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區別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業態對非正規就業的創造具有主動性；而在模型（3）中，我們無法確定個體選擇自我就業是否是主動的或者被動的；但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卻是確定的，它對非正規就業的影響仍然不是獨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聯合發生作用。
5 結論和建議
國內關于旅游就業的研究較為豐富，但這些研究大多從統計的層面告訴人們旅游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具體到旅游就業增長的途徑卻都語焉不詳。本文另辟蹊徑，以實證的方式說明了旅游新業態是如何影響旅游就業的。具體的增長路徑分別是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增長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增長。
研究結果顯示，旅游新業態通過產品形態、組織形態和經營形態影響非正規就業。這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企業會雇傭更多的臨時工。第二，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二元經濟結構仍然存在，通過經營形態存在一定關聯。正規部門無法吸納的就業總是會流向非正規部門。第三，自我就業同時是一種創業。新業態導致了自我就業的增加。上述現象并不單獨發生，而是與經濟景氣度和企業成本交織在一起。它們相互作用影響旅游非正規就業。如何具體看待這種影響路徑呢？筆者認為，旅游業的發展和人們需求的多樣化催生了豐富的產品形態，一些產品非常小眾化和碎片化，在經濟不景氣、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它迫使企業以非正規就業形式（例如彈性工作的方式）來雇傭員工，例如部分資助大學生出游，利用大學生寫游記來表現產品和帶動消費群。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的應用一定程度改變了組織結構，從而改變了用工模式，例如，許多旅行社減少了合同制導游，當業務繁忙需要導游時，企業直接從導游互聯網平臺“借用”。經營形態的改變從根本上導致了用工形式變化，線上線下的結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時雇傭；這些臨時雇傭可能是因為一個項目或者一個臨時的小業務。一個最令人關注的群體是網絡銷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線路或單一產品銷售，就像淘寶，它由無數個自我就業的“個體公司”組成。
上述研究結論在宏觀上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旅游新業態是旅游非正規就業增長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規就業的總量遠遠超過了旅游正規就業。它可能是中國供給側改革時期對下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產業。第二，新業態不僅在邊際上增加了就業，而且會通過就業結構的改變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所以，政府的產業政策要重視對新業態的引導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門應該重視非正規部門對就業的貢獻，通過合理的方式引導非正規就業，而不是以各種名義對非正規就業進行打壓。
同時，研究在微觀上也具有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在經濟不景氣或成本上升的時期，企業可以通過利用互聯網等技術豐富產品的表現形態，利用零時工等非正規就業手段增加產品銷售。第二，經營形態是企業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時候都顯著影響勞動力的使用量。邏輯上來看，靈活的非正規就業形式可能是企業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組織形態只有與經濟景氣度或企業成本交互作用時才顯著影響非正規就業。這說明了企業可以同時從用工結構和部門結構兩個方面來控制成本，前者節省外部的勞務成本，后者節省內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結論對旅游企業的具體營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甚至有可能意味著企業未來用工模式的根本變革：即從固定用工制（正規就業）走向彈性用工制（非正規就業）。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輯及其最后的結論共同呈現了一個具有一定創新性的關于非正規就業的理論。以旅游非正規就業為例，筆者認為，產業之間的融合導致了市場空隙的出現，這些市場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長尾的1；正規部門不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來獲得這些市場中的利潤，只有成本夠低和靈活性足夠的“非正規形式”才能把握住這種機會。產業融合通過組織結構的改變催生了企業新業態，新業態的形成過程本身是一個勞動力以非正規方式流進流出的過程，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非正規就業增長的過程。其本質就是降低組織的成本來獲取新市場或市場空隙中的利潤。二元主義以靜態的眼光把經濟分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新自由主義則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待勞動力進入正規部門的障礙，新注重分工中生產關系呈現的“剝削性”。我們的理論基于產業融合，產業融合是動態的，因此，我們的理論也是動態的；勞動者是在一個動態的新市場中綜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動地選擇適合自己的就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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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經濟的概念范文第2篇
Abstract： Facing the inflict betwee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 humans have been looking for the path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from the point of ecology， and advoca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The following paper firstly illustrates the production and the content of a few related concepts， inculding， eco-tourism， green tourism， low-carbon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then analyzes the different and relations of them.
關鍵詞： 生態旅游；綠色旅游；低碳旅游；可持續旅游
Key words： eco-tourism；green tourism；low-carbon tourism；sustainable tourism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33-0308-02
0 引言
隨著旅游經濟的發展，旅游者對高質量旅游環境的追求日益明顯，“生態旅游”“綠色旅游”“低碳旅游”“可持續旅游”應運而生。但對這幾個概念的定義以及內涵目前并沒有統一的界定，概念上的爭論在促進學術發展的同時，也給現實的旅游活動帶來了一些混亂。一些旅游企業在進行旅游推廣時任意冠以“生態”“綠色”“低碳”等詞匯以假亂真，誤導旅游者，造成損害旅游者的利益的許多問題。我們不得不反過頭來，重新從理論上研討這個問題，對這幾個概念加以辨析。
1 幾個概念的產生和內涵
1.1 可持續旅游 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1995年，可持續旅游世界發展大會簽署了兩個重要文件：《可持續旅游》和《可持續旅游發展行動計劃》，提出了關于旅游業發展的重要論述：①旅游發展必須建立在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上，符合當地經濟發展狀況和社會道德規范。②可持續旅游發展的實質，就是要求旅游與自然文化和人類生存環境成為一個整體。③可持續旅游的目標就是在滿足當代旅游需求的同時，又不破壞后代人滿足其旅游需求的能力。
1.2 生態旅游 生態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
大多數觀點認為“生態旅游”一詞是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特別顧問、墨西哥專家謝貝洛斯·拉斯喀瑞在20世紀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而直到1992年“聯合國世界環境和發展大會”的召開，在世界范圍內提出并推廣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原則之后，生態旅游才作為旅游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的研究和實踐。然而，至今尚未有一個統一認可的定義，對生態旅游的內涵也眾說紛紜。
不過，關于生態旅游的目標卻得到了基本的認同：生態旅游應該保護自然資源和生物的多樣性、維持資源利用的可持續性，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更好的實現這一目標，生態旅游應該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同時，生態旅游還應該突出對旅游者的環境教育意義，生態旅游的經營管理者也更應該重視和保護自然。
與國外相比，我國對生態旅游的認識更強調了生態旅游產品的高品位性和類型的多樣性，并且認為生態旅游不是一種普通的旅游產品，而是一項專項的旅游活動，生態旅游是可持續旅游的一種方式，一個包括自然、經濟和社會的系統。
1.3 綠色旅游 “綠色”往往用來比喻“環境保護”、“回歸自然”、“生命”等內涵，它應該是一種比喻的說法，然而其定義卻眾說紛紜。但總的來說綠色旅游應該屬于旅游活動或旅游方式的范疇，綠色旅游是指在旅游消費、生產建設、經營服務等各個環節、各個方面所倡導和實行的一種保護生態環境、求得生態平衡的原則和方式。有以下幾點特征：
1.3.1 以自然環境為資源基礎。綠色旅游是一種旅游活動，旅游活動依托自然資源環境，綠色旅游當然以自然環境為資源基礎。
1.3.2 運用綠色理念，堅持綠色管理。旅游開發商以及經營商必須為社會提供舒適、安全、有利于人體健康的產品的同時，以一種對社會、對環境負責的態度，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1.3.3 倡導綠色消費。旅游者要求具有強烈環保意識與較高的環境道德水平，在旅游過程中，保證自身的安全，也不傷害動植物，嚴格遵守旅游點的規章制度，不帶走旅游點原生態的任何東西，使環境得到保護。
1.3.4 強調“三大和諧”。綠色旅游不僅像生態旅游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且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自身的和諧，就像郭因先生強調的“人與自然的和諧是基礎，人與人的和諧是保證，人自身的和諧是動力。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1.4 低碳旅游 顧名思義，即是一種降低“碳”的旅游，也就是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盡量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旅行，是綠色旅游的深層次表現。其中包含了政府與旅行機構推出的相關環保低碳政策與低碳旅游線路、個人出行中攜帶環保行李、住環保旅館、選擇二氧化碳排放較低的交通工具甚至是自行車與徒步等方面。日前國務院通過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旅游業的意見》，就是在減排的大背景下，國家為配合低碳經濟發展而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個信號，而旅游業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行業。
2 幾個概念的比較分析
2.1 生態旅游與可持續旅游 既不能將生態旅游簡單地等同于是一種綠色或自然旅游產品，也不能將生態旅游概念完全等同于可持續旅游。
生態旅游包涵兩個基本內容：首先，生態旅游是一種以自然環境為資源基礎的旅游活動；第二，生態旅游是具有強烈環境保護意識的一種旅游開發方式。可持續旅游是基于旅游業發展中產生的日益突出的環境、經濟和社會問題提出的。兩者的區別和聯系表現在：
2.1.1 生態旅游不僅是一種旅游產品，還是一種旅游活動方式，甚至說是一種旅游開發方式；而可持續旅游更確切的說是旅游業發展的一種原則和方向，是產業發展的目標。兩者的概念屬性存在著較大的不同，但是本質一致。
2.1.2 生態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方面達到可持續旅游發展目標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說，兩者的最終目標一致，都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而生態旅游是可持續旅游的實現途徑。
2.1.3 生態旅游重視保護自然資源和生物的多樣性，強調對地方經濟的促進作用和對社會的貢獻，也突出了對旅游者和旅游經營者的環境教育功能；而可持續旅游在生態環境保護和自然人類和諧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代際公平，強調旅游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兩個概念的產生原因一致，然而側重點卻又不同。
2.2 生態旅游與綠色旅游 生態旅游與綠色旅游本質相同，都是為了實現旅游環境的“綠色性”，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然而卻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2.2.1 產生基礎不同。就產生的基礎而言，前者是傳統大眾旅游，后者是一般的生態旅游。生態旅游是在人們意識到傳統大眾旅游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之后提出保護自然環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綠色旅游是建立在一般生態旅游即在生態理念指導下大眾可以參與的旅游基礎之上的，對于旅游者來講，是一次經歷、一種消費方式、一種旅游形式（綠色消費）；對于開發商來講，是一種開發方式、一種產品形態（綠色產品）；對于旅游景區管理商來講，是一種管理方法（綠色營銷與管理）。
2.2.2 主題內容不同。生態旅游只局限于人與自然的和諧，綠色旅游則上升到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人自身的三大和諧。
2.2.3 出發點不同。生態旅游大多是從旅游者的視角去認識、以旅游者生態意識的高低為標準來劃分的，如把旅游者劃分為嚴格的生態旅游者和一般的生態旅游者。綠色旅游則不僅對旅游者提出要求進行綠色消費，同時對相關的飯店業、交通業、郵電業、公共設施等都做要求。如綠色消費包括綠色交通、綠色賓館、綠色娛樂、綠色商品等等，為了能滿足旅游者綠色消費，必須要求相關的行業部門或企業綠色開發、綠色營銷與經營。
由以上的分析來看，從概念、內容方面看，綠色旅游應該是生態旅游的發展，它完全超越了傳統旅游，并豐富、發展、深化和完善了生態旅游，從這個角度上說，“綠色旅游”是生態旅游的高級形態。
2.3 綠色旅游與可持續旅游 所謂綠色旅游是指包括旅游者、飯店、景點管理者、旅行社和導游在內的旅游參與者在整個旅游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都必須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綠色旅游是指一種旅游活動，它是在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的道路中，對生態旅游概念的一種升華的基礎上，是重視在旅游開發、旅游經營管理、旅游消費、旅游從業人員意識等多層面進行環保的一種旅游方式。
因此，兩者的區別在于，綠色旅游只是一種特殊的旅游形式，可持續旅游則是旅游業發展的一種原則和方向，偏重于產業發展，綠色旅游是可持續旅游這種原則方向的具體應用。
2.4 低碳旅游與綠色旅游 中國政府向世界承諾的減排目標是，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隨著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為特征的低碳經濟已經成為未來旅游業發展方式變革的重要背景和機遇。
低碳旅游是在低碳經濟的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新型的旅游形式，是指借用低碳經濟的理念，以低消耗、低污染為基礎的旅游。它要求通過旅游要素的每一個環節來體現節約能源與降低污染，以實際行動來詮釋和諧社會、文明社會和節約社會的建設。低碳旅游把人類對旅游所寄予的低碳環保的希望全部融入食、住、行、游、購、娛的各個旅游要素當中，低碳飲食、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游覽、低碳購物等。
因此，可以說，低碳旅游是綠色旅游的一個方面，是實現綠色旅游的一種形式，它是在綠色旅游的目標下，偏重于旅游過程和旅游活動中節能減排的目標。相比于綠色旅游，實現目標更具體，實現方式更容易量化，實現途徑更直接，是綠色旅游的一個側面。
3 結論
綜上所述，可持續旅游是旅游業發展的終極目標，生態旅游、綠色旅游和低碳旅游都是其實現的途徑或手段，四個概念本質相同，側重點不同。生態旅游是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旅游產品、旅游方式以及旅游開發形式。綠色旅游時生態旅游的高級形態，不僅強調自然的和諧，還強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自身的三大和諧。低碳旅游是綠色旅游的一個側面，是實現綠色旅游的一個直接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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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經濟的概念范文第3篇
本文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出發，通過對游輪概念詳細的闡述，了游輪業登陸上海這個國際化大都市的必然性與可行性，以及給上海帶來的經濟。并且通過和世界著名游輪城市的比較，本文還了上海游輪經濟的優勢與不足，提出了一些相關的建議和對策。
關鍵詞 上海 游輪經濟 游輪業
一、游輪經濟的概念
游輪的原意是指海洋上定線、定期航行的大型客運輪船，最初是海上客運工具，其定位是把旅客送到大洋彼岸。而現在所說的游輪，生活娛樂設施已成為海上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某種層面而言，游輪本身就是旅游目的地。游輪經濟是因游輪而產生的一種新興的經濟形態，因此，對游輪經濟的概念還沒有完整的表述。本文認為，游輪經濟是指由游輪產業所構成的經濟價值鏈，它是一種以推動資源的有效配置，完善城市產業結構為目的的服務業態。按指出主體的類型，又可以將其分為狹義游輪經濟和廣義游輪經濟。
所謂狹義游輪經濟，主要是指傳統意義上的游輪產業，反映的是游輪上旅客對旅游產品的直接消費支出。它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構成：
：6000多字的國際經濟與貿易本科論文
旅游經濟的概念范文第4篇
豐富的旅游資源，深厚的文化底蘊，強烈的市場吸引力
旅游資源是旅游業發展的基礎，旅游資源的品級、品位直接決定旅游目的地的發展層級。旅游業發展對資源的要求不僅表現在資源內容和種類涵蓋廣泛，還應有較深的文化底蘊和較高的觀賞、游覽、參與和體驗價值，僅有較高的科學價值或其他某種單一的價值，與普通游客的審美與情趣相去甚遠，則只能發展成為專項旅游產品（專項旅游產品也是非常好的旅游產品，但其市場輻射面較小）。市場吸引力是旅游資源轉化為旅游產品的核心要素，好的旅游資源、深的文化底蘊都是非常寶貴的，但沒有資源的轉化就不可能形成在市場上流行的產品。因此，必須在轉化的過程中形成強烈的市場吸引力。其主要側重在以下幾個方面：
1.篩選、確定資源開發的主要方向，盡可能地向市場展示優質資源；
2.通過整合與開發，將資源轉化為產品，并快速進入市場，在轉化過程中要形成影響力強的規模性產品；
3.要十分重視旅游產品的品質，包括服務品質在內，因為品質是使資源更充分展示的保障，是與市場接軌，更充分反映市場需求的保障。
通暢的交通，較強的可進入性
交通是旅游業“食、住、行、游、購、娛”六要素中的重要因素，也是目的地及景區發展旅游業的基礎條件，交通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一個區域，一個景區的發展，因為舟車勞頓是旅游者出游過程中最耗費精力、最不愿意付出的成本，如果可進入性較好，游客的到達率就會大大提高；反之，則容易使游客路過而不進，或者二次消費率過低。交通是改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產品進入市場的關鍵，因此一個城市能否成為旅游城市，交通便利是其最重要的因素。
1.主干線和市區交通主干線對接；
2.必須重視直達重點景區的道路建設，有條件的地方要建成綠色通道；
3.要解決大眾旅游者的交通工具，更加方便自助游；
4.所有的交通、所有的節點都應有明顯的道路標識和景點標識。
完善的旅游產業體系優良的旅游產業品質
旅游業幾乎涉及到社會的各個產業，不單是旅游景區建設應當符合旅游者的需求，與出游相關的住宿、娛樂、餐飲以及旅行社等相關行業的發展也應符合旅游市場的發展趨勢，而且旅行社等旅游中介企業的發達程度直接影響旅游業的發展水平，因此在搞好旅游接待的同時，還應注重培育旅游中介體系。旅游產業體系形成過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提高旅游產業的品質是旅游市場競爭力的主要因素。產業品質主要包括資源價值、營銷成效、基礎設施、發展環境、從業素質、安全保障、服務品質、權益維護等。 1.在建立旅游產業體系的過程中，要更加重視旅游接待體系的建立，更加重視賓館飯店的建設、景區景點的建設和旅行社的建設；
2.旅游產業體系中的交通體系、購物體系、餐飲體系和文化娛樂體系要更多地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構成大旅游產業體系的概念；
3.旅游產業的品質除了依靠有效的投入改善硬件外，還要高度重視軟件的改善，包括人員素質、服務質量、新技術應用等。
穩定不斷增長的客源市場較強的市場輻射力和市場知名度
客源市場是一個地區發展旅游業的根本性依靠，是一個地區旅游業發展的源頭。客源市場的大小不僅取決于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還取決于市場輻射力，輻射距離遠，則客源市場在同等條件下更加廣闊；反之，客源市場將十分有限，增長幅度也會受到限制。
1.客源市場是一個變化的市場，不能滿足于今天的成就，更多的需要通過成功的營銷來得到穩定的不斷增長的市場;
2.要圍繞總體形象進行經常性的普及宣傳和時段性的集中宣傳，要將全區的宣傳媒體和具體反映總體形象的載體單位都動員起來，為傳播總體形象做出各自的努力。同時，也要善于動員知名媒體為旅游做出重要貢獻；
3.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要善于把握時代的脈搏，通過更藝術化、更技術化的手段將旅游市場的信息及時準確地傳遞到旅游客源地，傳遞到潛在旅游者的心目中；
4. 旅游知名度也包括本地區各個方面的重大成就，包括本地區的重大發明和發現，包括本地區的名人效應，包括本地區在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經驗和模式。要善于將這些轉化為旅游吸引力。
鮮明的城市形象很強的旅游功能
旅游業與所在城市的形象密切相關，僅有景區品質，而城市形象跟不上將使景區的魅力大打折扣。因此城市建設應與形象工程建設緊密結合，制定系統、科學的城市形象改善方案，改善城市環境。
1.建立交通樞紐及道路引導系統；
2.城市景觀具有特色、注重可觀賞性;
3.擁有特色街區；
4.具備完善的綜合服務場所和服務體系。
完整的安全保障體系抗災減災的應變能力
旅游業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在出游過程中，安全問題成為人們越來越重視的因素。通常，穩定的社會秩序和良好的治安狀況將給游客帶來更多的安全感，使其成為選擇旅游目的地的重要的考慮因素。
1.建立健全安全保障體系，防止重大安全事故的出現；
2.要逐步提高社會治安、環境保護等諸方面的管理水平和辦案能力；
3.要建立起全社會抗災減災的防范體系。
良好投資環境保障投資者和旅游者權益
旅游業作為一般性競爭行業，資本是否熱衷于投向旅游產業決定一個地區旅游業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旅游業是資本獲利最高的行業之一，因而資本在旅游業中異常活躍。為了更多地吸引投資者的目光，各地紛紛出臺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法治環境以增強吸引力和競爭力。建設法治環境過程中，既要重視保護投資者權益也要重視保護旅游者權益，形成立法與執法相協調的法治體系。
1.良好的投資環境，首先要完善投融資的機制；
2.良好的投資環境，必須有政策和法律的支撐；
3.要全面樹立保護投資者和旅游者權益的理念；
4.要加大執法力度，使權益在執法中實現。
強有力的政府主導體系
政府主導是旅游業迅速發展、提高產業層次的關鍵要素。因此，應把政府主導放在促進旅游發展戰略的首位，充分發揮政府在決策、規劃、指導、協調、監督等方面的職能，從行政管理和經費來源兩個方面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保障。
1.政府主導最關鍵的是要體現在政策主導、規劃主導、宏觀調控主導上；
2.政府主導要求在資金上、政策上和項目上給予旅游業一定的傾斜；
3.政府主導要在市場營銷中的節慶活動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優良的環境，優質的服務
旅游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在某些情況下，旅游者幾乎與當地居民的需求相同，因此旅游業對環境的要求不僅是與產業直接相關的自然環境，還要求與之相匹配的社會環境和發揮保障功能的法律環境等。
在三者中，要把生態環境的保護作為第一原則，協調處理好旅游開發與生態環境的關系，統籌安排好生態資源（包括文化生態資源）的保護和利用，以生態經濟的理念發展旅游，實現經濟發展與自然生態的共生共長、和諧發展。
要特別重視旅游服務，通過以人為本的高質量的旅游服務，吸引回頭客，增加停留天數和促進旅游消費。
1.保護生態、保護環境不僅要在旅游業中徹底實現，而且要在相關產業中同時實現，才能確保全區生態良好，環境優美；
2.在產業協調發展中，控制對生態與環境危害較大的產業的發展；
3.把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放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戰略中；
4.把旅游服務作為旅游企業考核和檢查的重要標準，堅持不懈地進行人才引進、人才培養，從提高產業素質的角度強化服務意識的確立與提升。
社會經濟文化的協調發展較高的國民素質
旅游的本質是一種社會現象，通過旅游活動帶動相關部門的發展和提高國民素質，從而產生經濟效應，因此發展旅游業的同時注重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是旅游業能否發揮更大經濟作用的重要保證和基本條件。
文明程度較高的國民素質是旅游業發展的基本條件，國民素質集中表現在區域內的人民素質和旅游行業素質兩大方面，在行業素質中又集中表現在職業道德水準和文明舉止規范化程度上。
1.在重視旅游業發展的同時，重視其他產業的發展，特別是要重視文化產業和商業的發展，使社會形成和諧發展的大局面；
2.在不同的時段集中解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通過重大問題的解決來影響帶動全社會的發展；
旅游經濟的概念范文第5篇
關鍵詞：PPTST-EP旅游扶貧
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中，有超過50個的旅游業產值在本國國民經濟的排序中位列前三名。旅游業也是在所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流中，唯一顯示順差的一項服務產業。據世界旅游組織2000年的統計，第三世界旅游業當年的順差額達到6600萬美元。然而直到21世紀初，一些援助組織和國際基金機構才意識到旅游業可以作為一種消除貧困的武器。
PPT戰略的提出及其內涵
PPT（ProPoorTourismStrategy）即“有利于貧困人口發展的旅游”戰略，它最早由英國國際發展局資助的貧困人口旅游發展合作組織（Pro－PoorTourismPartnership）提出，意為“引導貧困人口凈利益增長的旅游”。在過去的五年中，這一概念在利用旅游消減貧困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PPT戰略主要有三種類型：以提高經濟利益為目標、以擴大非經濟的生存利益為目標和以加強參與與合作為目標。它關注的焦點不是哪一種旅游產品或是哪一類旅游企業能帶來上述目標的實現，而是到底有多少凈利益的增長是為貧困人口所分享的。在我國的學術研究和政策討論中，與PPT意義最相近的詞匯是“旅游扶貧”。
PPT強調的是“發展”而不僅僅是“增長”。“發展”便不僅代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更意味著質的方面的變化，包括最基層貧困人口的脫貧、觀念貧困的根除、貧困人口發展機會的增加等核心問題。只有人口的質提高了，才能增強貧困地區的能力建設，使貧困人口徹底擺脫返貧的機會。
ST-EP概念的提出及其含義的提升
2002年8月，世界旅游組織關于可持續發展的峰會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召開。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支持下，會上首次提出了把“可持續旅游作為消除貧困的有力工具”這一概念，即“ST-EP”（SustainableTourismasaneffectivetoolforEliminatingPoverty），并馬上展開這一概念的啟動計劃。事實上，這一計劃的啟動，將聯合國消除貧困的指導思想和世界旅游組織長期追求的可持續旅游的目標聯系起來，成為這次南非峰會的中心議題。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計劃，到2015年將世界的極端貧困減半，而SE-EP對這一目標積極響應。
ST-EP這一詞匯一經產生，在國際上便迅速取代并淘汰了PPT這一幾近同義的用法。因為PPT有太強的負面含義：在西方人的理解中，沒有人會被愿意稱為“窮人”或“貧困人口”（thepoor），這個縮寫帶有極具歧視性的色彩。因此，ST-EP是一個更能為所有人接受，不帶貶意的中性縮寫詞。它更能體現不論貧富、人人平等的公平價值觀。
ST-EP對于旅游業的方向性意義
PPT和ST-EP都不是一種旅游業的新形式，也不是一種新型的旅游產品。它是旅游業發展的一種路徑。有了這個思維觀，旅游這塊蛋糕就可以留給更多的貧困人口來分享。這一概念的確立，為發展贊助機構和國際基金組織指出了新的努力方向。但是這一概念并沒有明確應該以怎樣的政策來發展旅游并達到消除貧困的目的。所以，世界旅游組織開展這一項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支持探尋ST-EP的最好實踐模式的相關研究，并確認其最佳模式。
因為旅游產業構成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旅游業往往被作為狹義的服務業部門，如住宿業、餐飲業等，而任何將旅游大產業納入到其他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活動中去的前向和后向關聯總是容易被忽略。但只有旅游業被作為一個整體和系統來運作時，旅游產業才有可能作為消除貧困的有力工具。在這樣的產業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因為沒有政府積極的支持和介入，貧困和弱勢人口的進步是很難實現的。最貧困人口必須有某種形式的授權，而且這種授權必須有立法的支持。因為如果沒有法律框架的支撐，任何既得利益者都會阻撓有利于弱勢群體發展的積極行動，這樣有利于貧困人口的計劃便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旅游作為推動第三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驅動力。旅游發展是一條康莊大道：它可以讓第三世界國家分享更多全球貿易機會，也是防止他們在全球經濟中日益邊緣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經濟的邊緣化是大多數最欠發達國家的通病。旅游業通過扮演催化劑的角色，是引導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走向較高層次繁榮的少數經濟部門之一。對有些國家來說，旅游業甚至可以讓他們擺脫貧困國家的地位。位于南太平洋的薩摩亞就是按照ST-EP思路發展的典型案例。
世界上許多發展贊助機構和捐助政府在過去十年當中，更多地關注消除貧困，并把這一問題作為他們資助活動的核心。他們中許多人密切關注旅游業，并把旅游業作為實現消除貧困的潛在途徑。他們理解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許多情況下，貧困人口掌握著資源的所有權（比如文化節慶），而這些都可以用來發展旅游。由此才有可能實現PPT和ST-EP。
雖然到今天為止ST-EP的發展也并不成熟，但是旅游業所具有的事實說服力卻使得越來越多的機構制定相關政策，并到很多發展中國家中去嘗試利用旅游消減貧困的行動。這些機構中最知名的包括有世界旅游組織、亞洲發展銀行、世界銀行、英國國際發展局、荷蘭SNV發展組織、聯合國的一些技術性機構如聯合國貿發會，及其他一些國際旅游組織如亞太旅游協會等非官方機構。在需要消除貧困的背景下，把旅游業的發展完全留給發展中國家的私人部門去處理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國家的私人部門資金短缺，制度和能力都不健全。在這種情形下，就特別需要加強私人部門和國家旅游權威部門之間的合作。這個國家旅游部門必須代表國際組織或機構的利益，并負責該國旅游產業的發展和運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證ST-EP戰略的有效設計和具體實施。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還必須有來自國外的經驗豐富的專家參與到這些國際組織的合作項目中來。
我國目前就有許多地區旅游開發的資金來自于國際組織的類似項目資助，了解并深刻理解ST-EP這一理念的背景，將有助于我國政府和相關部門更好地去吸引和利用有關國際組織或基金的捐助。相應地，只有得到機構的充足資金、政府的全力支持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充分參與，貧困地區才能實施ST-EP項目。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