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真實案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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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詐騙真實案例及分析范文第1篇

購買行為必然伴隨出賣行為。“卡農”便專指上述犯罪鏈中出賣自己銀行卡的特定群體。實踐中，“卡農”一般是在“卡販”的指引下，用本人真實信息親自去銀行辦卡，包括銀行卡、身份證、手機卡、U盾以及開戶申請單四樣，俗稱“四件套”，隨后再以每套幾百到上千元的價格賣給“卡販”，最終為詐騙分子所用。在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中，對于這種單純出賣自己銀行卡的行為，司法實踐在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認定上，還存在相當大的分歧。

據筆者實地調研了解，公安機關目前對于此類行為立案偵查的不多，實際定罪的更少，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在認定“卡農”行為性質上，司法實踐中傾向優先適用傳統罪名，如以詐騙罪共犯論，而成立共犯的條件較為苛刻，通常難以認定。

二是“卡農”群體中相當部分是在校學生或外來務工人員，法律意識淡薄，通常為一些蠅頭小利而出賣個人信息，對于其出賣的銀行卡是否被用于詐騙活動在所不問，導致認定“明知”較為困難。

基于以上兩點，筆者認為，探索《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正確適用，能夠為“卡農”行為提供入罪路徑。

一、針對買賣銀行卡行為的前置法約束現狀

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對個人銀行賬戶實施分類管理，2019年，中國人民銀行針對買賣銀行卡等行為予以進一步規制：“對經設區的市級及以上公安機關認定的出租、出借、出售、購買銀行賬戶（含銀行卡）或者支付賬戶的單位和個人及相關組織者，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虛構關系開立銀行賬戶或者支付賬戶的單位和個人，5年內暫停其銀行賬戶非柜面業務、支付賬戶所有業務，并不得為其新開立賬戶”，5年屆滿后，若要新辦賬戶，還需經銀行嚴格審核。

作為前置性法律約束，銀行現有的懲戒力度已相當之大，但面對業已成熟且呈鏈條化發展的買賣銀行卡活動及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筆者認為震懾作用仍顯不足。據央行統計數據，2019年一季度，我國人均持卡5.57張，發卡量十分龐大。正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互聯網公司共同的2019上半年《電信網絡詐騙治理研究報告》所指出的，針對電信網絡詐騙的具體實施行為，刑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已擁有較為完善的法律適用體系，電信網絡詐騙之所以屢打不盡，與上游黑灰產打擊不力有關，與銀行卡非法買賣依舊猖獗有關。

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立法初衷

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的“主戰場”已至境外，打破了傳統“接觸式”犯罪模式，實際歸案的以從犯居多，比如職業取款人、提供網絡技術服務的人員等，使得調查、取證、固證、抓捕等各環節難度大幅增大。為了更有力打擊新型網絡犯罪活動，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設了三個網絡犯罪相關罪名，其中之一便是第287條之二的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有關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性質，學界早期一直存在爭議，大體上有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量刑規則說”，認為本罪雖然有獨立的罪名，但只能看作是幫助犯的特殊量刑規則，本罪的成立要以正犯構成犯罪為前提，只是成立本罪后，不再適用總則關于幫助犯的量刑規則而已。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罪是立法上將幫助行為正犯化的典型體現，在認定時不遵循共犯從屬性原則，且本罪罪狀設置的包容性更強，可以彌補刑法規制可能有的疏漏。

筆者認同第二種觀點。首先，本罪有獨立罪名和獨立的量刑規則。其次，最重要的，從立法初衷來看，設立本罪旨在嚴密刑事法網，承載兜底期許。實踐中，許多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程度較難查證或查證后難以到案，若認為本罪只是量刑規則，則背離了立法者本意。若將本罪看作幫助行為的正犯化則意味著：

其一，本罪的成立，不再以信息網絡犯罪活動主體是否構成犯罪為前提，即使被幫助者尚未實施犯罪，“只要幫助者提供了相應的幫助行為，并在客觀上產生了可能造成一般人認為的法益侵害的危險，就可能被認定為本罪。

其二，在二者未共謀、信息網絡活動犯罪主體構成其他犯罪的情況下，不需要等到被幫助者定罪處罰之后才可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從而更有利于實踐中打擊犯罪的需要，提升打擊效能。

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對“卡農”行為之規制

幫助網絡犯罪活動罪增設以來，雖然在學界引發激烈探討，但在司法適用中，呈現保守態勢。有學者通過樣本分析指出，在涉及網絡犯罪幫助行為的犯罪時，司法機關往往更傾向援引傳統罪名，且從生效裁判來看，司法機關對于本罪的具體適用上還存在不少分歧。

筆者通過文獻檢索及中國裁判文書網梳理部分相關法院判例時也發現，同樣系出賣自己銀行卡的行為，有的案件一審時被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二審改判無罪，有的案件以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定罪處罰，有的案件以詐騙罪共犯論處。

筆者認為，與黑灰產業鏈中其他成員相同，“卡農”往往不直接參與電信網絡詐騙的實行行為本身，彼此之間甚至從未接觸過，其單純出賣自己的銀行卡，既未與詐騙分子事前通謀，也未事中參與，僅“因‘明知’自己的銀行卡可能會被用于違法犯罪活動而出賣銀行卡，為電信詐騙犯罪提供了條件，應以電信詐騙犯罪的共犯論處”，恐怕是不妥當的，宜考慮對其單獨進行評價和規制。

筆者同樣以中國裁判文書網案例為基礎梳理發現，因單純出賣自己銀行卡的行為而被法院認定為本罪的，已有數起相關判例，其中浙江省金華市一起案例值得關注。這起案件中有四名被告人，其中被告人王某宏、葉某某此前多次帶人來大陸開辦銀行卡，帶回臺灣使用，根據全國反電信詐騙平臺查詢，王某宏等人以往在大陸所辦理的銀行卡中，曾涉詐騙案件，且金額高達數千萬元。另兩名被告人蘇某某、王某某則是在王某宏、葉某某帶領下，從臺灣進入中國大陸到銀行辦理銀行卡的，二人明知其所開的銀行卡可能用于犯罪活動，但為了高額回報，仍積極參加，在金華各銀行網點開辦了銀行卡，并開通網銀轉賬功能，當天晚上，四人即被公安機關抓獲。本案中，法院認為，四名被告人明知開辦的銀行卡可能用于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行為，仍到大陸開辦銀行卡，情節嚴重，其行為均已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上述案例中，雖然蘇某某、王某某只實施了開卡行為，未參與詐騙行為，與詐騙行為人也不存在事先通謀的情況，出賣自己的銀行卡僅為得到高額回報，更重要的是，本案中，四人剛完成開卡行為即被抓獲，銀行卡還未被實施詐騙的犯罪分子所用，更未造成實際危害結果，即前文所述之情形：被幫助者尚未實施犯罪，但幫助者的幫助行為在客觀上已經造成了法益侵害的危險。筆者以為，本案的認定是符合本罪立法原意的。對于幫助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的犯罪，若事先有通謀，則應視情適用共同犯罪以幫助犯論處，而對于單純出賣自己銀行卡，若主觀上滿足罪狀中“明知”，客觀上未實際參與后續詐騙等行為的，若滿足“情節嚴重”之條件，應以本罪論處。

電信詐騙真實案例及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大學生安全教育；進課堂；實效

中圖分類號：G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73

大學生群體處在校園生活向復雜社會生活過渡時期，具有青春、靈動、富有探索性與求知欲特點，雖然高校改革以后人們對“象牙塔”這個稱呼已經漸漸的示弱，但是來自家庭、社會的壓力，以及社會的發展與時代變遷給這個時期的大學生的期望并未減弱，所以大學生依然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同時因為高校周邊環境相對于中小學更加開放，在逐漸成年而心智又未完全成熟的年紀，注定了這個群體要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的利、害雙重影響，因此高校不僅要負責學生學術上的教育，還要體現安全管理育人職責。

高校安全管理任務不僅僅是體現在提供一個安全和諧的校園環境，學校還需要從育人的角度讓學生終生受益，教會學生必要的安全知識與避險技能以提高大學生安全防范意識。這項工作任重道遠，也是學校責無旁貸的責任。目前高校普遍進行的大學生安全教育，大多從宣教層面進行，成效固然有，但未能真正達到形成“入腦入心”的目的。我校結合多年平安校園建設與安全管理工作經驗，開設“大學生安全教育”選修課程，邁出了大學生安全教育進課堂第一步，筆者也從就學生安全教育進行了調研，以真實了解學生對安全的需求以及大學生安全知識掌握現實情況與薄弱環節，為大學生安全教育課堂教育提供借鑒。

1 大學生安全教育現狀

1.1 缺乏國家層面法律支撐

《高等教育法》規定了高校有對大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的義務和權利，但是并未明確規定高校如何進行，教育部雖然積極推進大學生安全教育“進課堂、進教材、落實學分”的工作，但由于地方區域性經濟特點，各個地區高校對這項工作的推動與支持也很不平衡，落實情況不樂觀。據相關學者對17所高校進行的“三進”落實調查統計（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大學、上海戲劇學院、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武漢理工大學、湖北大學、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南開大學、揚州大學、云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重慶大學），實現安全教育情況“進課堂”的不足60%，“進教材”的不倒40%，“進學分”的只有10%左右。

浙江省教育廳也把大學生安全教育列入了“平安校園”考核指標，且規定安全教育有教材，進課堂，各校對這項工作相對較重視并積極的開展這項工作，從全國范圍來看屬于走在前列的，即便如此，依然未能如教學任務一樣未明確要求落實學分制度，這就體現出了法律與地方性政策對工作促進作用不同。

1.2 重宣而輕教的局面

多數高校，大學生安全教育工作的開展，基本是在“宣傳”層面，例如使用板報、警示窗、網站、短信息平臺等形式以及微信、QQ、微博等新媒體，的確呈現了形式“多樣化”局面，即時通訊的確發揮了一定應急警示功能，但這些形式從根本上也屬于宣傳，其弊端也不是沒有，如果學生對新媒體或者板報等形式不去關注，那么宣傳工作效果就大打折扣。對安全工作重視的學校還會安排在學生入學時進行統一安全講座，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高校發生侵財、重大惡性案件的當事人的事后反饋信息來看，這樣的一堂安全宣講課，非常容易被學生淡忘；教育，必須是全面而系統的，學校層面按照教學任務進行的教育規劃，宣傳與教育二者必須相輔相成，在潛移默化的教育過程才能真正實現教育目的。

2 大學生安全防范意識、素質調查分析

2.1 調查方法

筆者選取了在校大學生四個年級的400名學生作為調查對象，采取對象隨機不記名形式，消除被訪人員顧慮以確保結果的客觀性；共發放調查問卷400份，共收回問卷365份（回收率91.25%）。

2.2 調查內容

調查問卷設置分為大學生校園基本生活安全防范關注冷熱點、校外安全事故易發環節、公共安全、人身安全防范應對、財產安全防護、安全防范基本素養與常識六個方面，題目依據高校共性特點及周邊環境特殊性設置。

2.3 調查結果分析

2.3.1 大學生基本生活安全防范關注冷熱點調查

調查結果發現，學生對實驗、參與運動、畢業實習實訓幾個環節的安全意識相對較高，而對于課堂教學、勤工儉學、娛樂活動、社團活動等環節的安全意識就比較差了，這也反映出了學校在實驗、運動、畢業實踐動員等環節的安全宣傳工作力度相對較大，學生也具備一定的安全防范意識；但課堂教學、勤工助學、娛樂活動、社團活動等大學生主要生活環節就有些忽視了，具備安全防范意識的最高僅為25%左右（圖例1）。

2.3.2 校外安全事故易發環節調查

對在校期間參與社會實踐、勤工儉學、求職及臨時打工環節調查發現，三分之二的學生具有安全防范意識，而三分之一的學生表示未曾具有防范意識，這部分不設防的學生，往往會成為不法分子關注的重點（圖例2）。

2.3.3 公共安全防范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對經常使用網絡安全關注相對較高，但對于校園宗教活動、國家安全方面就相對較弱，在當前敵對勢力、宗教狂熱分子日益猖獗的大背景下，形勢不容樂觀，高校急需要加強大學生對這部分知識的普及（圖例3）。學生公寓作為大學生主要生活場所，防范火災是一項重要工作，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群死群傷，嚴重危及到宿舍公共安全，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都有過違規行為，甚至有14%學生將常見違規行為都有違反過（圖4）。

2.3.4 人身安全防范應對調查

調查發現大學生普遍對打架斗毆、兩搶防范的意識相對較強，但對于、綁架、傳銷幾個方面的防范較弱（圖例5）；此外對于出行交通習慣上也呈現新的特點，在傳統的交通陋習高發基礎上，利用網絡平臺約車、包車行為開始占較大比重，約63%的學生已經養成使用網絡平臺約車習慣（圖例6）。

2.3.5 財產安全防范調查

學生侵財案件在高校呈現高發、多發性特點，案件涉及金額也越來越高，調查顯示約有89%的學生在防范網絡、電信詐騙的意識較差，而其中大約10%的學生基本不設防；而在詐騙案件中中介求職、電信詐騙所占比重最高，有37%的學生遇到過詐騙（圖例7、8）。

2.3.6 安全防范基本素養與常識重點、薄弱點調查

結果顯示，學生在自然災害應對、急救知識、性安全常識、網絡犯罪幾個方面相對欠缺，而在游泳、觀潮安全、飲食安全、報警求助等方面知識掌握的也僅為70%左右（圖例9）。

3 安全教育進課堂教學探討

3.1 課程定位設計

安全教育課的定位應該體現“防為上”的理念，安全防范工作走在受侵害事件的前面，才能體現安全教育課的價值。

目前高校大學生安全教育的主要內容主要有國家安全教育、網絡安全教育、消防安全教育、防盜竊安全教育、反傳銷、防詐騙安全教育、心理安全教育等。這個課程基本設定是根據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特點而來的，具有一定借鑒價值，但是授課者在實際工作中還因根據地方性特點以及現實中高校安全管理進行分析，準確定位，制定符合本校學生特點的教學大綱與教案。

3.2 課堂教育突出敏感點、薄弱點

通過對調查分析，筆者認為，大學生安全教育課，需要涉及到常見的安全知識，有利于學生全面掌握基本的安全防范知識與技能，這是基本前提；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必須有針對性的發現敏感點、薄弱點，例如在前文調查結果分析中體現的公共安全、人身安全、財產侵害防范意識較弱的地方，就需要列為重點，竊以為在教育階段的“缺什么就補什么”是屬于積極的行為。

3.3 課堂教育形式多樣性是重點

傳統的安全教育，基本集中在新生報到后前幾周，由學校保衛部門、學工部門進行安全法制教育、心理健康講座與報告，相關人員投入了很大心血，但由于未能深入學生、貼近學生，這也使得這種集中教育很難保證學生能留下深刻印象，繼而達到理想效果。體現繼承與創新，吸取傳統安全教育優秀的精華，利用安全教育進課堂的契機，精心組織，從幾個方面入手，讓課堂教育形式多樣性，激發學生安全知識學習掌握的興趣。

首先，需要正確認識安全教育與專業知識教育的區別，安全教育不同于傳統的“學習”，屬于意識教育范疇，因而它的重點在于是否愿意去掌握；其次，講求互動，課程的設計在于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興趣是最好的導師，授課者不一定要照本宣科，巧妙利用學生主動心態，安全教育的目的就達到了一半。例如在課堂上，可以根據一些案例，設定一定的場景，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通過“換位思考”，更能身臨其境的領會到一些典型案例作案手法雖然不算高明，但是為什么總是有那么多學生“前仆后繼”的成為受害者，授課者在最后再進行點評，如此一來，學生肯定記憶深刻。

3.4 摒棄傳統課堂限制，達到輻射效果

安全教育課作為選修課，學時較少，必須注重實效性。所以作為授課者在分析高校安全形勢與現實案例的同時，還需要真正的走道學生中間去，準確的了解學生生活狀況，這樣才能有針對性的進行授課。受課堂教學人數限制，不可能讓所有學生參與到某一次課程，這也是安全教育課區別于其他專業知識課的另一個方面，所以安全課的目的是通過一個人，影響一片人，傳遞到所有人的輻射效應。所以，學校安全教育課可以摒棄傳統課堂限制，開展典型案例討論環節，發動更多的學生參與進來，達到入腦入心，以點帶面的目的。

4 結語

安全教育課“三進”工作的推進，既是積極響應教育部大學生安全教育的舉措，也是學校以人為本的教學育人觀念體現，在深化改革、全面推進應用技術性本科學院建設的道路上，學生安全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必然能為學校的發展提供積極的推動作用。當然安全教育工作不能局限于某一部門孤軍奮戰，有了多部門的參與協作，形成齊抓共管的局面，大學生安全教育的成效必將更加的顯著。

參考文獻

[1]李丹，程燕.大學生安全教育進課堂教學研究[J].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4，（6）.

電信詐騙真實案例及分析范文第3篇

摘要：

偽基站是當前較為嚴重的破壞通信秩序、傳遞虛假垃圾信息的違法行為。運營商除了報警協助警方抓捕犯罪分子外，通過發現偽基站并通過網絡優化、參數抑制的方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降低偽基站的影響。

關鍵詞：

偽基站；小區選擇算法；功率控制

1簡介

“偽基站”即假基站，設備一般由主機和筆記本電腦組成，通過短信群發器、短信發信機等相關設備能夠搜集以其為中心、一定半徑范圍內的手機卡信息，通過偽裝成運營商的基站，冒用他人手機號碼強行向用戶手機發送詐騙、廣告推銷等短信息。偽基站一直是中央各部門重點打擊的對象，但由于涉及一些人的違法利益，各種形式的偽基站仍然層出不窮，對正常通信用戶極大的困擾。

2偽基站設備原理

2.1偽基站基本原理

偽基站首先用大功率的廣播信號壓制周圍GSM小區的信號，使得周邊MS投靠到偽基站這邊來。基站功率較大，電平強，周邊小區都根據C2值重選或脫網后連接到偽基站信源上。一般偽基站具有自適應功能，小區的LAC、CI、BSIC、頻點等會根據周邊無線環境變化而變化，特別是偽基站頻點，會自適應為周邊最強GSM信號的BCCH頻點。偽基站還廣播了非常獨特的編號，使得手機進入一個新的區域，需要重新位置登記。在位置登記階段，偽基站模擬成一個真實的基站，與手機交互，實施鑒權過程，并且獲得了手機用戶的IMSI。IMSI是手機用戶全網的唯一標識，可以理解為身份證號碼。位置登記完成后，偽基站利用獲得的IMSI，尋呼終端。終端響應后，偽基站下發短消息，其中的主叫號碼采用偽造的號碼，以欺騙用戶。

2.2偽基站常見位置

偽基站安裝位置為人流較大的交通要道，密集的商業中心、步行街以及醫院、碼頭、車站等人流量集中的位置。主要通過設置偽基站與周邊最強信號BCCH同頻，來迫使GSM用戶強行重選到偽基站信源上。隨后偽基站將下發大量政治有害信息、商業信息或者詐騙信息給用戶。在此期間，用戶無法正常接收來電和短信，只能被動接收偽基站下發的有害信息。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的危害，也威脅社會的穩定，近年來，常有犯罪分子通過偽基站騙取用戶大量錢財的大案要案發生。

2.3偽基站現網參數特性

偽基站為了盡可能吸納更多用戶重選到偽基站上，往往采用了極端的參數設置，經現網測試分析，偽基站往往設置如下：（1）根據現場測試發現，偽基站的最小接入電平為-110dBm、PT=0、TO=0、CRO=63。（2）偽基站設置的頻點特殊，與安裝位置最強GSM信源BCCH相同，迫使周邊MS通過空閑BA測量重選到偽基站。（3）偽基站頻點較固定，現網測試發現的偽基站最近一段時間沒有發生變化（暫時可以通過控制鄰區空閑BA表里的頻點來控制MS的重選測量）。（4）現網所有偽基站的頻點都為GSM900的頻點，結合GSM白卡測試發現，現網所有偽基站的BCCH頻點分布在50～85之間，暫時未涉及聯通95～124之間的頻點。（5）現網偽基站的BCCH頻點未采用DCS1800的數據。

3偽基站識別方法

3.1外場測試發現

3.1.1未接通案例

萬州印盒石附近，測試車輛自南向北行駛，MS占用萬州印盒石18003正常掛機，后由于該路段存在偽基站（LAC=11201CI=4113），且其重選參數C2值較大，MS掛機后重選占用，并作位置更新，但由于偽基站小區無法進行鑒權加密，造成MS位置更新失敗，從而導致未接通，如圖1所示。

3.1.2掉話案例

萬州清江上城附近，測試車輛自西向東行駛，MS2占用萬州公安局18001，后切換至萬州三九酒樓2，MS2占用三九酒樓2后伴隨著7級滿質差，并拖死掉話。查看MS1數據發現，該路段存在偽基站（LAC=10303CI=4113），且使用79號頻點，與萬州三九酒樓2（80號頻點）存在鄰頻干擾情況，偽基站電平值好于萬州三九酒樓2的電平值，已達到鄰頻干擾條件，頻率干擾導致了MS2強質差，以致拖死掉話。

3.2位置更新分析發現

偽基站是一個獨特的LAC區，手機占用偽基站信源后進入了一個新的區域，需要重新位置登記。在位置登記階段，偽基站模擬成一個真實的基站，與手機交互，實施鑒權過程，并且獲得了手機用戶的IMSI。由于偽基站不是健全的基站，只能獲取MS的IMSI，無法正常的進行鑒權，用戶多次位置更新失敗后，將返回原駐留網絡，在原網絡下再次進行位置更新。所以，對小區位置更新數據的監控是對偽基站后臺監控的重要方法。以萬州周家壩汽車北站的偽基站為例，偽基站導致周邊小區的位置更新數據如圖2所示。在2015年1月21日后，由于萬州周家壩汽車北站偽基站的影響，導致周邊主覆蓋小區位置更新次數突增。在運營商未做位置區調整的情況下，這種突發的大量用戶位置更新必定是偽基站。

3.3用戶集中投訴

萬州三峽中心醫院門診部大量頻繁投訴。通過現場對三峽中心醫院的測試及排查，不同測試點區域存在一個共性問題—手機無法占用移動網絡信號，而是占用一個CI為“4113”的非法信號。通過在用戶投訴區域排查，當排查到一個裝有“高壓危險”設備的電線桿下手機接收“4113”信號，信號達到最強，手機進入該區域后，出現短暫的無網絡，再次顯示有信號后，手機無法撥打電話，撥打電話時顯示“呼叫失敗”。初步懷疑非法信號“4113”就是由該設備發射。運營商優化人員可以重點排查近期用戶投訴上升區域。

4參數抑制方案

4.1小區重選參數抑制

通過小區重選C2算法，調整現網小區重選偏置CRO和CRH（如圖3所示），盡量延緩重選至偽基站，以減小偽基站影響范圍。實施案例：現挑選萬州北山三九酒樓處（萬安大橋北橋頭）偽基站試點調整，將偽基站周邊小區按距離遠近與重選關系，分為三層，最近一層調整CRO與CRH，第二層、第三層調整CRO，調整力度依次降低，具體試驗調整方案如表1所示。空閑狀態下，在C2調整前后進行對比測試，經測試發現：在C2調整前，MS在較遠距離就會重選占用偽基站，并駐留較長時間（超過30s）。在C2調整后，MS依然會重選占用偽基站小區，但較修改前范圍變小（大約較小50m）。

4.2空閑BA列表修改

針對現網偽基站頻點不變化的特點，可以對現網的偽基站周邊小區的IDLEBA進行修改控制。通過現場收集數據，確定偽基站的實際覆蓋范圍，并對范圍內存在切換、重選對的鄰區進行IDLEBA表核查，對里面涉及與偽基站相同的頻點進行修改或刪除，保障周邊小區不會測量偽基站對應的頻點，從而規避與正常小區與偽基站之間的重選與切換等問題，減少偽基站帶來的影響。空閑狀態下，在BA修改前后進行對比測試，經測試發現：在BA修改前，MS在較近距離內重選占用偽基站一次，在BA修改后，在偽基站下進行CQT測試，MS一直未重選至偽基站占用。但是，在MS關機重啟后，依然會占用偽基站小區。所以，通過修改BA表能起到緩解MS重選占用偽基站的作用，但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4.3強功率壓制

除去參數修改對偽基站進行規避外，還可以在信號強度上對偽基站進行壓制。MS小區重選是根據C2來進行的，重慶市現網在2013年底為了減少偽基站對網絡的影響，以及應邊界小區的影響，對現網的CRO、PT等進行了統一的設置，現網的CRO統一設置在55左右，給小區的上下調節提供大約16dB的余量，同時全網的PT設置為0，避免C2為負數重選不上的問題。排除現網TO的影響，所以理論上現網的C2算法為：C2=RXLEV-RXLEV_ACCESS_MIN+max([MS_TXPWR_MAX_CCH-P],0)+CRO在當前其他參數不變的情況下，即為當前接收下行信號的電平決定了C2參數的大小，而當前MS接收的下行電平強度的大小主要為基站發射功率與天饋系統的增益決定。優化案例：挑選萬州三峽醫院附近偽基站試點調整，在偽基站較近的地方新建一試驗高增益天線（信源為萬州物資大廈1小區），采用波瓣較小的高增益天線，面向偽基站發射系統覆蓋，同時調整小區參數，將CRO、RXLEV_ACCESS_MIN等影響C2的參數調到極致，選用與周邊小區無同頻的頻率做為BCCH頻點。經測試發現：在新建小區前，MS在較遠距離就會重選占用偽基站，并駐留較長時間（超過30s）。在新建小區后，MS基本不會占用偽基站小區，較修改前影響范圍接近不存在。

5總結

電信詐騙真實案例及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網絡安全;技術管理

引言

當今世界，信息技術革命日新月異，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等領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相互促進，互聯網已經融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對一個國家很多領域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被視為繼陸、海、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間”。如何應對網絡安全威脅，雖然國內外在網絡安全管理領域不斷地探索，但網絡安全問題想要徹底的規避還需要更加完善的技術與管理。

1.網絡安全管理的現狀

網絡安全管理是保障網絡正常運行的基礎，網絡安全是指網絡系統的硬件、軟件及其系統中的數據受到保護，防止網絡系統因為突發事件或惡意的攻擊而遭到破壞、更改、泄露，系統連續、可靠正常地運行，網絡服務不中斷。從廣義來說，凡是涉及到網絡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實性和可控性的相關技術和理論都是網絡安全的研究領域。技術手段是網絡安全管理的必要手段，包括網絡安全硬件、網絡安全軟件和網絡安全服務。其中，網絡硬件包括防火墻和VPN、獨立的VPN、入侵檢測系統、認證令牌環卡、生物識別系統、加密機和芯片。網絡安全軟件包括安全內容管理、防火墻和VPN、入侵檢測系統、安全3A、加密等。其中安全內容管理還包括防病毒、網絡控制和郵件掃描，安全3A包括授權、認證和管理等，這些技術手段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網絡安全管理的有效性。

但是由于網絡的復雜性，在當前網絡管理中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所以網絡安全管理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我國整體的網絡安全意識相對缺乏，自主創新方面還相對落后，網絡安全系統的防護能力較差，參與信息安全管理的機構權威性不夠，并且大部分的網絡設施還依靠進口，這就導致我國網絡安全管理的效果不明顯。不過，據調查顯示，如今我國對網絡安全管理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80%以上的單位已經配備了專門的安全管理人員，并有超過10%的單位建立了自己的網絡安全組織。但也仍然存在安全管理人員沒有經過嚴格的培訓、安全經費投入比例較少等問題。如圖1所示：

圖1

圖1所示是對我國當前網絡安全管理現狀的調查，可見網絡安全管理問題已經得到人們的重視，但能夠達到網絡安全管理程度很高的單位所占比例還比較少。

而在國外，西方發達國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開始重視網絡安全問題，在網絡安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也比較完備，并且很多網絡安全技術、防護技術至今還是未向外公開的。但是即便如此，國外的網絡安全問題并沒有被遏制，計算機犯罪及網絡侵權問題仍然嚴重威脅著網絡使用的安全，并且帶來了嚴重的經濟損失。因此，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網絡安全管理的現狀都不容樂觀，必須加大管理力度及投入，制定合理的網絡安全管理措施。

2.網絡安全常見問題

2.1 病毒問題

病毒是威脅網絡安全的常見問題之一。根據《2013年中國網絡安全報告》現實我國中毒機器環比大幅增長。網絡病毒主要指的是一種特殊的程序，這類程序能夠竊取網絡、終端設備上的隱私，并且對網絡的正常運行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如果感染上病毒，則系統的運行效率會急劇下降，甚是會使得系統死機或造成毀壞，導致文件及數據的丟失，或者導致重要部件的損壞。病毒在網絡的作用下傳播的速度非常快，對網絡安全的威脅性非常大。

2.2 黑客攻擊問題

黑客攻擊問題也是計算機網絡安全問題之一。2013年，電腦管家網址安全云中心監控到被黑客攻破利用的網絡20.3萬個。黑客本來是指掌握較高計算機技術的人群，但在這類人群中有部分人利用自己的技術對計算機網絡進行攻擊或破壞。一般而言，黑客攻擊可以分為兩類，即破壞性攻擊和非破壞性攻擊。非破壞性攻擊在實施以后往往會擾亂計算機網絡系統的正常運行，但對系統內的資料并不進行竊取，攻擊的方式一般為拒絕服務攻擊或信息炸彈。而破壞性攻擊則會侵入計算機網絡系統，竊取保密資料，或者對目標文件進行破壞，因此這類攻擊對計算機安全的威脅性非常大。

2.3 垃圾郵件問題

垃圾郵件也是計算機網絡安全面臨的重要問題。其主要是利用公開的電子郵件地址，進行垃圾信息的傳遞，將商業信息、宗教信息及政治活動的信息強行的通過電子郵件的形式進行傳遞，強迫別人接受垃圾郵件。這類郵件中的不安全內容及信息會傳遞到用戶的郵箱當中，能夠助力不法活動的組織及傳播，對整個社會都有一定的安全威脅。

2.4 間諜軟件問題

間諜軟件對網絡安全的威脅性非常大，間諜軟件對網絡安全的影響不在于對計算機網絡系統進行破壞，而是通過這類軟件的植入可以竊取用戶的信息，并且可以監視用戶的行為，進行廣告的，甚至對計算機系統的設置進行更改，不僅用戶的隱私被暴露，影響計算機網絡的安全，而且還會影響計算機系統的性能。特別是隨著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的快速普及，移動互聯網安全形勢不容樂觀，帶來的數據信息泄露問題也更為突出。

2.5 網絡犯罪問題

網絡犯罪是一種通過竊取口令的方式非法的侵入到用戶的系統之后，進行有害信息的傳遞，并惡意對系統進行破壞的犯罪行為。網絡犯罪通過網絡的途徑進行詐騙、盜竊等活動，對網絡安全的威脅非常之大，并且對整個社會的安全及穩定性也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必須予以嚴厲的懲治。

2.6 突發事件導致的安全問題

突發事件所導致的網絡安全問題不容忽視，這類事件主要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由于突發的自然災害，如地震、火災、臺風等而導致的網絡信息系統的損壞;

第二，由于突發的事故，如電力的終端、軟件及硬件設備的故障等原因，而導致的網絡信息系統的損壞;

第三，由于人為原因而導致的網絡信息系統的損壞，這里的人為原因主要是指人為的破壞網絡的線路及相關的網絡設備。

這三類事件的發生往往是對網絡軟件或硬件設備的損壞，從而導致信息的丟失及不良信息的流入，給網絡安全帶來一定的影響。

3.網絡安全管理建議

3.1 提高網絡安全防范意識

網絡安全是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的重大戰略問題，網絡安全問題僅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是不夠的，提高網絡安全防范意識是促進網絡安全管理有效性的保障。首先，人員因素是提高安全管理環節的重要一環，加強對網絡管理人員的網絡安全教育，全面提高人員技術水平、政治覺悟和安全意識是網絡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加強安全防范意識，以有效的排除網絡安全影響因素。其次，加強網絡安全宣傳，明確網絡安全問題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在所有的網民之中樹立起維護網絡安全的意識，從而自覺抵制影響網絡安全的行為。

3.2 加強自主知識產權技術開發

目前中國網絡信息核心技術和關鍵設備嚴重依賴他國。相關數據顯示，全球網絡根域名服務器為美國掌控;中國90%以上的高端芯片依賴美國幾家企業提供;智能操作系統的90%以上由美國企業提供。中國政府、金融、能源、電信、交通等領域的信息化系統主機裝備中近一半采用外國產品。基礎網絡中七成以上的設備來自美國思科公司，幾乎所有的超級核心節點、國際交換節點、國際匯聚節點和互聯互通節點都由思科公司掌握。雖然華為、中國移動等公司研發應用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產品，但要建設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信息產業核心技術，實現我國信息產業自主創新與跨越發展，需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集中攻克事關國家戰略利益的信息產業關鍵技術，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設備和關鍵產品。

3.3 完善網絡技術管理

技術與管理一直是信息安全工作的焦點問題，從BISS公布的數據看，超過70%的信息安全事故如果事先加強管理都是可以避免的，也就是三分技術、七分管理，二者并重。在網絡安全防護方面，國家雖然推行了安全等級和分級保護的眾多規定，但部門和重點企業單位更多用設備購置來滿足安全分級要求，安全后期服務沒有常態化。這導致安全防御設備使用成效低下，無法及時監測內部安全態勢，完成系統升級等服務。因此，必須要建立健全網絡安全管理機制，做好物理環境的安全管理、網絡系統管理、以及網絡安全使用規范。此外，完善網絡安全管理相關技術是促進網絡安全管理的重要保障。首先，要更好的完善傳統的網絡安全管理技術;其次，要積極開展雙邊、多邊的互聯網國際交流合作，不斷應用拓展及開發新技術。

3.4 強化法律手段對網絡安全管理的干預

法律是信息網絡安全的制度保障，強化法律手段對網絡安全管理的干預是促進網絡安全問題得以解決的重要手段。

首先，要借鑒國外的相關成功案例，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我國的網絡安全法律法規進行完善;

其次，建立高素質的網絡安全執法隊伍，促使網絡安全問題能夠及時的被發現，從而提高執法的效率;

第三，建立規范的網絡運行秩序，嚴厲打擊網絡犯罪行為，并定期進行網絡秩序的整頓，以預防網絡安全問題的出現。

3.5 加大網絡安全專業人才隊伍建設

據了解，2012年，中國網絡安全領域的人才需求量已達50多萬人，當時我國網絡信息安全專業人才僅約4萬人，而每年我國網絡信息安全專業畢業生卻不足萬人，人才缺口凸顯。世界范圍內，網絡安全人才也是稀缺資源。未來網絡安全領域的競爭一定是人才競爭，對比國內外在網絡信息安全領域的投入力度和方式發現，中國的投入仍相對集中于“硬件”上，而怎樣培養出更適應中國網絡安全實踐需要的人才、怎樣將優秀人才留在中國國內以及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內，是我們需要不斷思考的問題。

4.結束語

隨著云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智能化等網絡信息化新興應用持續拓展，未來中國網絡安全威脅將持續擴大。在2014年召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網絡安全已經提升為國家重大戰略問題。如何建設成為網絡強國，關鍵還得建立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升級網絡發展思路，把經濟增長優勢、信息基礎優勢、優秀文化優勢轉化為話語權，確保國家網絡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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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詐騙真實案例及分析范文第5篇

近年來，這一領域的理論和實踐也日益引起中國的經濟學家、金融學者的興趣和關注。尤其是即將走過三年歷程的中國銀監會，在以勇氣和智慧開啟中國銀行業監管新局面的過程中，已經基本完成了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制度框架的構建工作，其探索和創新更為中國銀行監管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為了進一步推動當代銀行監管理論與本土實踐的結合，加快中國銀行監管理論的建設和總結，本期《理論前沿》周刊專門邀請兩位專家從不同角度撰文對銀行監管理論進行介紹。

閻慶民博士曾任中國銀監會銀行監管一部主任，出版過《中國銀行業監管問題研究》、《中國銀行業風險評估及預警系統研究》等多部專著。他認為：總體來看，現代金融理論研究呈現出既分化又綜合的發展趨勢，這一點在銀行監管問題研究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一方面，銀行監管研究的對象越來越精細，研究范圍從最初的防止銀行擠提，到后來的金融管制直至目前的銀行風險監管。發展到現在，銀行監管問題已分化為并表監管、功能監管、跨境監管以及彈性監管等眾多的研究領域。但另一方面，銀行監管問題并沒有像其他經濟學領域（如經濟增長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匯率理論、利率理論、市場失靈理論等）一樣形成獨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大量理論性的觀點、方法和思路均是散布在各類文獻中，為闡述特定問題而出現。在此情況下，銀行監管研究與其他經濟領域出現了綜合、交叉和滲透現象，社會利益論、喬治·J·斯蒂格勒管制理論、佩茨曼價格決定模型、波斯納管理理論、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凱恩的管制辯證法理論等許多新興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被移植于銀行監管問題研究，一些其他經濟管制部門（如電信、鐵路）的研究方法和案例也被引入到銀行監管研究中，20世紀60年代以來風行西方經濟學界的博弈論、線性規劃和計量經濟學更是對銀行業監管研究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正是根據上述研究方法，理論界對銀行監管的經濟學原因進行了研究。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監管理論，有的是從監管的原因出發，有的是從監管的實際效果出發，有的是從監管的機制出發，不同的側重點形成了金融市場失靈論、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政府掠奪論、特殊利益論和多元利益論等理論解釋。閻慶民博士通過《當代銀行監管理論的發展》一文為我們闡釋了這些代表性理論的精華所在。

潘文波博士來自銀行監管一線，對中國銀行監管工作探索規范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的努力有著切實體會，他通過《中國銀行監管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一文展示了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致力進行監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創新的有效嘗試。

新春伊始，我們推出本組文章，希望在中國銀監會成立三周年前夕，有更多的學者和實踐工作者能夠加入銀行監管理論的研究行列。相信借助國際視野與本土資源的雙重優勢，針對中國銀行監管的理論探討也能成為最前沿的金融學術研究。

當代銀行監管理論的發展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銀行是企業獲得外部融資最重要的渠道。格利和肖強調指出，銀行把借款人需要的長期信貸組合轉變為短期的存款組合，降低了交易費用。為此，各國政府對銀行監管給予高度重視。但對于為什么要進行銀行監管，監管的效果是怎樣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監管理論。

一、金融市場失靈理論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對“管制”的解釋為：管制是政府為控制企業的價格、銷售和生產決策而采取的各種行動，政府公開宣布這些行動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視社會利益的私人決策。經濟學家將經濟管制理論應用于金融監管，認為在不存在信息成本或者交易成本很低的前提下，政府對銀行強有力的監管能夠提高銀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使社會福利水平最大化，實現帕累托最優。這一理論被稱為公共利益理論，或者稱為官方監管觀點，其政策含義是，私人部門一般缺少相應的信息、動力和能力去監控企業和銀行機構，因此，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機構對銀行進行監管。

（一）市場失靈

暗含在公共利益理論背后的經濟學現象是金融市場失靈。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信息不對稱是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因信息缺乏而在金融制度上造成的問題可能發生在兩個階段：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分別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逆向選擇是在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問題。金融市場上的逆向選擇指的是：那些最可能造成不利（逆向）結果即造成信貸風險的借款者，常常就是那些尋找貸款最積極，因而是最可能得到貸款的人。例如，風險企業或詐騙者往往最積極地尋求得到貸款。逆向選擇使得貸款可能招致信貸風險，貸款者可能決定不發放任何貸款，即使市場上有信貸風險很小的選擇。道德風險是在交易之后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問題。金融市場上的道德風險指的是：借款者可能從事從貸款者的觀點來看不希望其從事的風險活動，因為這些活動很可能使這些貸款不能歸還。例如，由于使用的是別人的錢，借款者可能將原本用于生產的貸款投資于高風險的股票市場以獲取高收益。由于道德風險降低了貸款歸還的可能性，貸款者可能決定寧愿不做貸款。

（二）銀行危機的外部性

銀行危機的外部效應也是需要政府監管銀行一個重要原因。外部效應的最主要特征是存在著人們關注但又不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微觀經濟學已經證明，外部效應的存在使得社會資源的配置不能達到最優化，影響到經濟運行的效率。信息不對稱也可能導致金融機構的廣泛倒閉，產生金融恐慌。由于向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廣大儲戶不可能清楚金融機構的經營是否穩健，因此，一旦對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發生懷疑，就會出現“傳染效應”和“羊群效應”，單個銀行的風險問題或者倒閉很容易產生連鎖反應而導致銀行的系統性風險，好的銀行和壞的銀行概莫能外，由此而使公眾蒙受巨大損失，并對整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在現代金融體系中，金融機構財務的高杠桿特性，也使得這種外部效應更為明顯。

（三）法律的不完備性

現實社會是變化的，而法律具有穩定性，當初制定的法律并不能完全反映后來的變化，即存在時間的不一致性。因此，法律具有不完備性，不可能達到最優。而如果人們知道法律的局限，就會鉆法律的空子，法律就失去了最優的阻嚇作用。由于法庭必須是中立的，不可以成為主動執法者，因為主動執法意味著執法者必須介入案件，要有自己的立場。因此，需要有一個與法庭相分離的機構，即“監管者”。從功能上來說，法庭與監管者的不同在于，法庭的執法方式是被動的，執法只有在上訴后才進行，監管是一種主動的執法方式，可以在有害后果或事件發生之前監督、調查、甚至要求停止某一行為。因此，在法律不完備時引入監管機構的主動式執法就可以改進執法效果。監管是政府行為，不同于法庭。

（四）科斯定理

根據科斯定理，如果沒有交易成本，只要有法庭來執行合同，根本不需要另外的機構——政府、監管者，等等。科斯定理所依賴的最關鍵假設是有效依法履行復雜合同的可能性。法官必須能夠、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閱讀這些復雜的合同，核實特殊條款的約定事實是否真正發生，以及解釋籠統、含糊的語言。法官要依法適用法律，就更需要做到這些，對法規細則的解釋和適用甚至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事實上，許多國家的法庭資金匱乏，法官缺乏動力，不懂得如何適用法律，不熟悉經濟問題，甚至還發生腐敗行為。

由法官實施法律的一種替代策略是由監管者執法。法官和監管者的關鍵區別在于后者較容易有懲罰違規者的激勵。由于轉軌國家的司法制度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效率低下而且落后，核實特定案件情況和解釋法律規則的成本很高，法官也許沒有足夠的激勵去執法。監管者執法則有強大的激勵和傾向性，或許可以更有效地保護產權。當利益集團還沒有充分組織起來，而且政策制定者獨立性強、非常關注公眾利益，監管者就能實行審慎監管，這種情況下監管執法就更為強有力。因此，就解決市場失靈而言，政府規制成為低效的司法程序的替代方式。

（五）金融約束

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等人從“金融約束”的角度就政府對銀行的市場準入控制等提供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兩個重要目標是提高金融部門的穩定性，建立激勵機制以使高質量的金融機構得以發展。限制銀行業的競爭，保持銀行業的效益性從而維護其“特許權價值”（即營業執照的價值），就可以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這對整個經濟具有重要的正外部效應。為了規制銀行業的競爭行為，政府需要控制向銀行業的進入。太多的進入會妨礙大多數競爭者達到一個有效的規模，從而減弱它們長期投資的能力和意愿，惡化銀行的整體質量。

當然，除了限制市場準入之外，金融約束的相關政策是要防止現有銀行機構的過度競爭，過度競爭或無效競爭只會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導致銀行“特許權價值”的降低和銀行體系安全性的下降。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金融約束政策是限制資產替代性的政策，即限制居民將銀行體系中的存款轉化為其他資產。否則，就會導致銀行體系資金的減少，效益性的下降。這涉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問題。

二、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

該理論認為由于銀行業的特殊性，銀行在金融市場中所面臨的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對稱、壟斷、公共品、規模經濟遞增以及外部性等問題不僅僅會導致局部“市場失靈”，而且會導致社會性的“經濟崩潰”，金融系統具有強烈的信息不對稱和不確定性，這些因素使它具有強烈的不穩定性，從而通過干擾國家的貨幣供給機制和信貸形成機制，對實體經濟產生強烈的沖擊，并且由于金融系統的放大作用，將使這些沖擊具有毀滅性的副作用。因此，國家應當對銀行業進行全面的管制。

金融市場失靈論和金融社會崩潰市場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強調了金融監管的合理性方面，基本上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中來構建的理論，并假定了國家和其他監管主體具有監管的能力，且它們的目標是與社會利益一致的。因此，這兩大理論構成了主流經濟學家銀行監管理論的基礎。在瓦爾拉的理想世界中，所有的金融制度都能達到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最佳狀態。

三、政府掠奪論

“政治/監管俘獲理論”是與公共利益理論相反的另一種監管理論，從實證的角度探討了公共利益理論的現實性。該理論認為金融監管機構的政治家（監管者）在監管工作中并不是將整個社會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將其個人的福利最大化。這樣，政治家（監管者）經常將銀行的資金轉移到與政治相關的企業，而不是一般的社會企業；或者實力較大的銀行將會“俘獲”政治家（監管者），誘導銀行監管人員從銀行的利益出發而不是以社會的最佳利益為出發點進行監管。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實證研究表明，從實際效果上看，對銀行進行官方監管的結果是降低了銀行配置社會資源的效率，特別地，如果一家政府監管機構的權力過大，甚至會影響到一般社會公眾和企業獲得信貸資金的能力。也就是說，市場失靈是政府監管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政治/監管俘獲理論”卻強調了政府失靈的可能性。

為此，經濟學家在探索市場失靈（這是政府干預的借口）和政府失靈（這意味著政府監管并不必然能夠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同時存在的機制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有人提出，為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建立一種科學的機制，既能避免政府監管的“掠奪之手”，同時又能夠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也就是利用政府的“扶持之手”。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權衡理論”。有人提出，在適當的激勵機制下，設立一個獨立的銀行監管機構可能是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方法。該機構不僅獨立于政府，而且應獨立于銀行，既能克服信息不對稱，又避免被銀行所俘獲。

四、特殊利益論和多元利益論

近年來，經濟學家提出應進一步強化私人（債權人）對銀行的監督權，因為私人（債權人）數量眾多，與單一的政府監管機構相比，很難被銀行或者政府部門俘獲。該理論的政策意義是，銀行監管的戰略應是通過強化銀行的信息披露要求，降低私人（債權人）獲得信息、處理信息的成本，提高其監督銀行的動機和能力；與此同時，限制政府監管機構的權力，以防止其利用銀行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經濟學家也觀察到，借助私人機構（債權人）對銀行進行監督，必須注意設立科學的存款保險制度，如果一國政府建立的存款保險制度過于慷慨，則會大大降低私人（債權人）對銀行監督的動機。除此之外，由于現實中廣泛存在著“搭便車”現象，利用存款人來監督銀行的設想很難達到理論上希望達到的實際效果。

在強調私人監管方面，有人認為可以由銀行代表儲蓄者從私人保險公司（而不是像美國的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購買存款保險，他們認為私人保險公司比政府的存款保險公司更有動力去精確地衡量銀行的風險并據此收保費。當然，私人保險公司的提倡者并不是主張完全摒除公共監管。但反對這一觀點的人認為，主張私人存款保險公司的觀點忽視了銀行業的系統性風險。由于銀行危機的外部效應，在宏觀經濟的沖擊下，即使是資本充足的銀行也會失去清償能力。最后，政府不得不出面作為最后貸款人，向銀行業注入大量公共資金。

在現實生活中，由于銀行的大多數債權人，對銀行的經營狀況了解確實比較少，特別是廣大儲戶、缺乏銀行專業知識的非金融企業，使這些債權人暴露在風險之下，在沒有存款保險制度的條件下，更容易出現銀行擠提現象。因此，建立或明或暗的存款保險制度是一個相對較好的制度安排。當然，并不排斥其他大額債權人對銀行的監督，如次級債券持有人對銀行的監督。

對銀行監管盡管有上述的爭論，但典型的銀行監管還是通過公共部門來進行的。公共監管有兩大途徑：相機監管和非相機監管。相機監管是指當銀行的清償能力降低到某一臨界點時，監管機構擁有相機性的權力去控制這家銀行。非相機監管是指當監管機構獲得銀行的控制權后，監管機構可以出售銀行或者將銀行清算。同時，如果銀行的股東愿意增加股本投資，則股東可以重新獲得對銀行的控制權。一般來說，銀行清償能力越低，股東保留控制權的代價就越高，管理層受到干預的可能性就越大。

總的來說，銀行監管理論是現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之一。經濟學家對監管問題的研究日益重視，但到今天也沒有形成統一、完整的理論體系。隨著人們對監管問題的重視，相信會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問世。

中國銀行監管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

現代金融學理論認為：“銀行業監管無非是一般公共監管理論在現代銀行業的具體應用”。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作為政府的代表，肩負著銀行監管的重任。三年來，銀監會系統致力進行監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創新,有力推動了銀行監管理論和實踐新的發展。

一、資本約束監管

從風險監管的角度看，資本是一個緩沖器，資本高低直接關系著銀行承擔風險和抵御非預期損失的能力，對銀行自身安全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所謂監管資本，即指監管當局規定銀行必須持有的最低資本，包括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部分。監管當局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監管標準、方法和行動稱為資本監管。資本監管成為當今對銀行業實施審慎監管的核心內容之一。

我國從1996年開始也實行了資本監管，但在不少方面與國際標準差距較大，導致資本充足率明顯高估，此外，對資本充足率偏低的銀行，也沒有規定明確的監管措施。在全面借鑒巴塞爾新、舊資本協議的前提下，2004年初，銀監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標志著我國銀行業資本監管有了新的突破。

兩年來，該辦法確定的資本約束機制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銀行的資本約束意識明顯增強，紛紛采取“分子”和“分母”對策，通過敦促股東注資，調整資產結構，改善經營狀況，引進合格戰略投資者，發行長期次級債券、可轉債，上市或增資擴股等多種方式補充資本。另一方面，銀監會加強了對資本充足的監管檢查。到2005年末，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銀行已達40家，達標行資產占比約達73%。從我國實際出發，銀監會今后把我國銀行業實施新資本協議的基本策略確定為“兩步走”和“雙軌制”，積極鼓勵國內大型銀行加快內部評級體系建設，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二、風險為本監管

縱觀國際銀行業監管模式的演進，可以清楚地歸納出這樣一條發展軌跡：一是合規性監管階段。即監管銀行是否執行有關金融規定，監管主要是基于對資金價格、業務范圍、市場準入等的直接控制。合規性監管主要是一種事后查處，這種方法市場敏感度較低，不能及時全面反映銀行風險，相應的監管措施也滯后于市場發展。二是資本為本監管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強調銀行須持有足夠的資本抵御風險。但是在復雜的經營環境下，僅有簡單的關于資本的定量比率是不夠的。三是風險為本監管階段。以香港為例，風險為本的內涵為：先確定和衡量銀行營運時所面對的各種風險，進而敦促銀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防范和化解風險。其基本特征有：必須建立在對銀行風險的識別與計量之上；將風險劃分為潛在風險數量和風險管控質量兩部分，分別進行分析評價；風險評估須通過標準化的方式進行，風險分類及評估方法應符合國際慣例和最新要求；根據風險評估結果，盡可能地將監管資源集中在銀行機構所面對的最大風險環節；風險為本監管是一個持續監管的循環過程。風險為本的監管模式，滲透和充斥著更多的數據收集以及分析與預測，標志著銀行監管邁上了更高層次。

銀監會適時順應和升華了國際銀行業監管實踐的變遷，在成立之初就啟動了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信息系統建設工程——“1104工程”。逐步確立了風險為本監管的基本框架，實行現場檢查與非現場監管的分離，建立非現場監管與現場檢查相互銜接，相互配合的有效協作機制，逐步向風險為本監管方式過渡。“1104工程”的實施，是實現風險為本監管體系的重大舉措，是我國銀行業監管方式的一次革命。

三、法人公司治理監管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銀行問題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銀行的公司治理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1999年，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了《加強銀行的公司治理》，使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成為了全球性的課題，也有助于監管當局對銀行公司治理質量進行評估。近年來，關于銀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我國，公司治理已經由一個起初的學術概念演變為當前銀行改革實踐的核心內容。2005年，銀監會劉明康主席多次對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內容進行了全面闡述。“從監管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就是董事會和高管層為領導和管理銀行運作而設定的科學架構和制度。廣義的公司治理還包括：銀行內部各個組織機構清晰的職責邊界，獨立有效的內部控制體系，風險調整后的回報率基礎上的考核機制，科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以及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等五個方面，這也是良好銀行公司治理的五個特征……”

從2002年開始，人民銀行就開始制定法人銀行公司治理的相關規定，陸續頒布了《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業銀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指引》。銀監會在負責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導和監督工作中，相繼了《關于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公司治理改革與監管指引》和《股份制商業銀行董事會盡職指引》（試行）等，致力引導商業銀行以國際先進銀行為標桿，對治理架構、經營管理體制和內部流程進行再造。

四、激勵相容監管

激勵相容監管是激勵理論在規制經濟學中的應用。在對銀行業的監管中，監管當局渴望獲得可靠的信息，使監管結論更為科學、合理，且具有警示作用。而銀行機構作為行為主體的另一方，往往出于利己考慮或其他原因，總是千方百計提供虛假信息，或隱瞞不利信息，使監管結論偏差或失效。監管當局要想獲取銀行的真實信息，或者說保證銀行作出對監管目標有利的舉措，就必須設計和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正是由于認識到了這一點，”激勵相容“這一概念才被用以概括銀行監管的發展方向。

所謂激勵相容監管，強調的是銀行監管不能僅僅從監管的目標出發設置監管措施，而應當參照銀行機構的經營目標，將銀行機構的內部管理和市場約束納入監管的范疇，引導這兩種力量來支持監管目標的實現。

激勵相容監管目前還沒有非常完善的、得到廣泛推廣的機制。國際銀行界對激勵相容規制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始于1995～1996年前后，以《巴塞爾資本協議市場風險修正案》的推出和“預先承諾制”（PCA）理論為標志。

激勵相容監管的理念，在銀監會成立后得到了應有的重視和應用，主要就是在監管中強調融合銀行的內部管理目標。如，對銀行實行分類監管，按銀行的不同風險程度，實行差別監管。還如，在資本管理中，突出了激勵與約束相互協調的原則。在加強對商業銀行資本約束的同時，為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提供激勵。鼓勵資本充足率高的銀行優先發展，擴大信貸規模。對資本不足的銀行則實施糾正和制裁措施。上述措施，充分激勵和促進銀行朝著監管者要求的目標和方向發展，實現了監管收益最大化的目標。

五、銀行監管的鏈接

公共監管理論認為，銀行業是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業，因而需要政府管制。以監管當局為代表的外部監管正是一種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強制性制度安排。但是這種監管的核心作用也是有限度和邊界的，諸如監管法規的滯后性、監管彈性不足等，從而使有效監管受到限制。與此同時，社會中介、行業自律、內部控制、市場約束也具有一定的監管優勢，成為防范銀行經營風險的重要防線。從而在銀行監管和上述各主體之間形成了一種相互整合、有機鏈接的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