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的問題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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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的問題與對策范文第1篇
Abstract: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ization significantly, is a crucial element for enterprise surviving. The paper analyzed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informationizational effect on techniqu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gave a prospect of its development tendency.
關鍵詞： 信息化；技術創新；對策
Key words: informationiz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ountermeasure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21-0019-02
0 引言
技術創新是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增強生存力，進而加速發展的關鍵。作為人類發展的三大資源之一的信息已成為當今信息時代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會發展的戰略資源，更是技術創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資源。因此，要提升制造業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創新力就必須加強企業的信息化建設。鑒于此，關于企業信息化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的研究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Song M（2005年）等人從計算機輔助的通訊技術的角度、站在企業的層次上分析了信息技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1]。Song M（2007年）等人對在新產品開發中影響知識產生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在新產品開發中信息技術對知識的產生存在較大的日益增加的影響[2]。李時椿（2007年）等人認為在知識創造、傳播和使用機制方面，信息化將更有利于制造業科技進步和技術創新[3]。祝明偉[4]（2008年）等人認為信息技術能力對研發合作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同時信息技術能力通過信息共享間接地對研發合作產生影響。張金標[5]（2004年）以制造業企業產品生命周期為主線，分析了PLM對產品創新的作用。[6]（2003年）發現在CAD/CAM/CAE/PDM（C3P）集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數字化開發，使汽車的新產品開發周期從20世紀80年代的48個月，縮短到目前的24個月，并正在向12個月的目標進軍。
1 存在的問題
目前，學者們研究比較多的領域包括制造業企業信息化內涵、要素、階段模型、規劃、技術創新能力的測度與評價等方面。關于制造業企業信息化對技術創新能力影響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著如下一些不足。
1.1 研究內容尚未集成 當前研究大多從信息技術、業務流程、戰略、經營管理、基礎設施、信息安全、信息化主體、組織結構、運行機制、企業文化等某個或某些方面對制造業企業信息化影響技術創新能力進行了闡述，這種研究的碎片化現象的結果是研究僅僅關注信息化的某個或某些方面，缺乏整體的、系統的及相關的考慮，往往顧此失彼，失于片面。
1.2 研究角度尚未集成 國內外多數研究側重于分析信息技術及信息技術能力、應用軟件、信息化人員等技術因素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而忽略了企業文化、業務流程、組織結構、決策、管理體制，以及決策者、管理者素質等非技術因素的作用，缺少從這些角度的綜合與集成研究。
1.3 研究層次不全面 以往的研究較多地關注企業層次，忽略了行業環境、宏觀環境及社會服務體系等。
1.4 理論研究缺乏深度 盡管眾多學者都認識到了企業信息化對技術創新能力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但是對此方面的研究還未達到相應的深度，并未形成系統深入的認識，還沒有揭示出制造業企業信息化影響技術創新能力的規律和特點。在為數不多的研究信息化對技術創新能力影響的文獻中，大部分研究成果還停留在認為制造業企業信息化是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徑上，僅僅指出了制造業企業信息化與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相關性，未能進一步地探究制造業企業信息化影響技術創新能力內在機理及作用路徑，理論研究缺乏深度也導致了難以對政府和企業的實踐提供有效的指導。
1.5 實證研究不完整 國外學者能夠在調研數據或案例基礎上對實際問題展開深層次的分析：一方面，經常圍繞制造業企業信息化和技術創新能力進行大量的調研活動并應用結構方程模型等先進的工具進行數據分析和處理，以揭示制造業企業信息化與技術創新在統計上的相關性；另一方面，結合典型案例，分析制造業企業信息化影響技術創新的內在過程。同國外相比，國內學者所用的數據較少，數據處理方法落后，同時也缺少典型案例的支持，其研究結論不足以讓人信服，研究成果的合理性有待于實踐的檢驗。
2 解決問題的對策
2.1 研究內容集成化 針對研究內容碎片化現象，未來的研究應綜合信息化的技術要素和組織要素，統籌考慮上下關系、內外關系、軟件與硬件關系，兼顧業務流程、經營管理、戰略決策各個環節，以使研究內容呈現出集成化趨勢。
鄉村治理的問題與對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 教學效果評價 問題與對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評價的重要意義
1.實施教學效果評價是教學本身的客觀要求。
教學過程主要是按一定的認識（即學習）任務和內容，依據認識的規律和學生認識特點，而組織進行的逐步掌握和運用知識的活動過程。［1］教與學歷來是互動的，是師生雙方共同活動的過程，學生既是教學的對象，又是教學的主體，教學效果可以直接在學生身上得到體現。教學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接受相應的科學技術與人文知識、技能，從而引導學生在能力、素質等方面發生一定的變化。教師的課程教學能否獲得良好的學習效果，是課程教學質量評價的主要內容。因此，教師在課堂上授課不僅是知識和信息的傳遞過程，還是教師與學生的人際交流過程。要及時了解教學情況，幫助教師改進課程教學方法和提高教學質量，就必須實施教學效果評價，只有這樣，才符合教學本身的客觀要求，才能最終找到提高學生學習效果而服務的有力措施。
2.實施教學效果評價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的保證。
高等學校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是推動大學生沿著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健康成長的精神動力，也是對大學生系統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在這項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過程中，思想政治理論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而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教學效果評價調控機制則是實現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保證。從宏觀上講，科學地進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評估，可以及時地了解高校人才培養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目標的實現程度，正確判斷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條件、教學水平、教學效益，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從微觀上說，科學的進行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評價，對于切實掌握教師履行職責的狀況，調動教師的積極性，推動教師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教學水平，從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3.實施教學效果評價是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動力。
首先，教學效果評價有利于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在教學內容的改革。現在的教材內容越來越多，如何精選教學內容，減少思想政治理論課之間不必要的重復，構建主題明確、內容精煉、層次清晰的教學體系，必須努力在教學內容改革上下功夫。其次，有利于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式的改革，從單一向靈活多樣轉變，不僅教師要教活，學生也要學活，用啟發式教學法，給學生留出足夠的思維空間。根據教學內容適當安排小組討論、辯論，座談等，分析國內外的熱點、疑點和重點問題，提升學生認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后，有利于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手段的求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要改變過去那種一本教材，一本講稿，一支粉筆的傳統手段，要跟上現代教學手段更新的步伐，制作教學課件，實施多媒體教學，通過多種渠道與學生交流，讓健康向上、催人奮進的思想文化占領這塊特殊陣地，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為教學服務，以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方法和手段的整體改革。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評價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1.教學效果評價的指標體系不夠全面規范，主觀印象影響較大。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政治性、思想性、學術性和專業性相統一的學科，對思想政治理論課進行教學評價是一項十分復雜系統的工程，但是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許多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評價，多為全校統一的一個標準，較少考慮學科和專業特點，這樣的標準雖然具有規范統一、操作簡便、容易比較的優點，但存在一些非常突出的問題，評價標準的單一會導致各學科各專業以評價的條框為導向，而忽略實際教學效果。甚至出現僅憑感覺和印象打分的現象，從而使評價標準的科學性大打折扣。但如果不同的專業都制定不同的標準，則工作量加大，難度也大，評價過程會變得極為復雜，結果也較難以進行比較。［2］因而，篩選出教學工作中具有共性的內容，制定出科學合理的評價標準，使各專業既能使用統一的評價標準，又不抹殺其專業特點成為必須。
2.評價思路不同，評價結果難以界定。
影響教學質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評價教學質量的目的正在于找出這些影響因素，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控制，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然而，評價機構不同、思路不同，評價結果也出現極大差異。傳統教學質量評價過分強調其鑒定作用，過于看重數據，有些學校甚至用數字“算出”優秀教師，“算出”優質課程，“算出”學生的優秀率、良好率、及格率和不及格率。在實際過程中，影響教學質量因素有許多，如教師的人格、教師的情感投入、學生的態度和價值觀等，這些都是無法用準確的數字加以衡量的。在教學評價過程中，教師處于被動地位，尤其是對學生評議，對于嚴格要求他們的教師學生通常給分低，反而對學生放松要求的教師分卻很高，這些嚴重影響了教師的積極性，也使教師對學生參與教學質量的評價不認同，使得教學質量評價流于形式，既不客觀也不真實。同時，教師作為教學活動的主體，其自我反思與評價是促進教學質量提高的重要方面，但教師面對自我評價的要求往往不是直接地反思、剖析自己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使自我評價難以收到應有的效果。
3.評價手段單一，評價效果缺乏科學性。
教學質量評價的指導思想是“以評促教、以評促學、以評促改、以評促建”，但在實際操作時，一般都只注重檢查與考核，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評價的引導和促進作用，這反映出對評價目的的認識是不夠充分和全面的。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方案》和五年一輪的高等學校教學評估制度是通過充分調研、反復斟酌、廣泛協商制定的，具有較強的科學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3］有助于各級領導明確辦學指導思想，理清辦學思路，更加重視本科教學質量的提高；有助于發現問題，找出差距，有針對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但是，如果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質量評價中，忽略評估的導向、診斷、激勵、調節、改進等功能，不能建立科學合理的指標評價體系，不能采用多形式的評價手段，將會嚴重制約教學管理、教學質量的提高。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評價的應對策略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評價是評估體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涉及許多指標內容和技術要求，在面對以往教學效果評價中的問題，我們需要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以提高教學質量。
1.要建立合理的學生評教機制。
包括學生信息員反饋的教學質量信息，以及學期結束后學生對教師教學各方面用量表打分的形式所進行的評價。前一種對教師課堂教學狀況的反映一般比較寬泛，也比較模糊，其結果對教師的影響也不太明顯；后一種評價則是對全體任課教師在課堂教學各方面進行全面、細致的評價，評價結果和同期同行評價、領導評價一起，對教師的晉級、提職、津貼、評優等方面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學生作為課堂教學活動的直接受益者，對教師課堂教學效果最有發言權，雖然在評價中也不乏弊端，但應該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與責任心，讓他們能夠客觀地反映出評價結果。
2.建立科學的同行聽課機制。
同行聽課一般是由系（部）或教研室組織領導及同事以隨機聽課的方式，評價部分教師課堂教學效果。這種方式有利于同行之間互相學習、互相借鑒，也有利于領導和一般教師之間的溝通與了解。對于本單位教師教學中存在的普遍性問題，易于集中解決。對于少數問題比較嚴重的教師，學院先行做工作，同時上報上級管理部門，尋求解決的方法。評價結果及時反饋，以便教師知曉情況，及時進行調整。
3.充分發揮學校督導員作用，學校相關部門定期檢查。
目前督導組主要是對課堂教學秩序進行評價，意見定期匯總到教學質量管理部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監督課堂教學質量的作用。督導員許多都是聘請的退休老教師，他們在對教學進行監督、評價和指導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優勢，應注重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學校相關部門在學期初、中、末期，對教師教學各環節的準備和進行情況進行檢查和評價，其中包括對教師的課堂教學效果的評價評價結果匯總到教學質量管理部門，并對少數優秀教師提出表揚，對問題比較嚴重的教師提出改正意見。這項工作有利于督促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認真對待教學各個環節，并因為由教務處教學質量管理部門直接負責實施，在各類課堂教學質量評價活動中是做得比較完備的一種［4］。
4.建立健全課堂教學質量評價結果反饋機制，使廣大教師及教學管理人員對課堂教學質量評價及其結果的反饋有一個深入正確的認識。
廣大教師主動接受評估，不斷從中找出自己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從而改進教學，提高教學水平；部門領導全面了解本部門教師的整體水平及教學效果，有利于師資隊伍建設；院領導及職能部門則可全面掌握全院教師的整體教學質量與水平，從而做出相應的宏觀決策，使得課堂教學質量不斷提高，形成評價―反饋―改進―提高―再評價的良性循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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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的問題與對策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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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的問題與對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綜述
鄉村旅游是以鄉村社區為旅游活動場所，以鄉村特有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民俗文化風情等為旅游資源，以滿足旅游者各種旅游需求的生態旅游形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就是讓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到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來，把全體社區居民作為旅游開發、管理、監督以及受益的主體。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要途徑。近年來，學者們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呈明顯上升趨勢。從論文的研究內容上看，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意義和內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研究等方面。從研究方法上看，不斷結合多學科進行研究，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多樣化。
一.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研究內容
（一）社區參與鄉村旅游意義內容方面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分析了參與式鄉村旅游的經濟學意義，認為社區全面參與旅游開發，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增收問題，是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1]。方文華，王力峰（2008）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不僅可以提高鄉村旅游產品的質量，從鄉村旅游發展中獲利，還可以有利于資源環境的保護和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2]。王瓊英（2006）構建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模型，提出以表演者、決策參與者、投資者、資源環境保護者身份參與鄉村旅游[3]。于笑云（2007）闡述了鄉村旅游對社區經濟、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的影響，指出鄉村社區居民參與旅游范圍應貫穿旅游發展全過程，包括規劃與決策過程、利益分配、環境保護、文化維護和教育培訓[4]。周麗潔（2009）認為社區參與是實現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能促進社區自身的良性發展，要讓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規劃與開發、經營與管理、利益分配和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5]。郭凌（2008）對社區參與的主體、方式和目的進行了解析并以 “決策”與“分享”兩大基本因素為核心，以參與決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續的穩定性、環境資源保護的有效性和當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顯性為支撐框架來構建有效社區參與體系[6]。向富華（2012）認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本質是維護社區居民權利，并依據社區居民的3項基本權利，提出9種參與機制，并進一步分析了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的支撐體系由政府、村委會、企業、社區居民等4方的行動體系構成[7]。
綜上可見，學者們普遍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義，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延長農民的收益期；促進社區自身經濟、文化、環境的良性發展；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社區居民應該參與鄉村旅游的全過程，包括經營決策、環境保護、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鄭群明、鐘林生（2004）在結合國內外研究和實踐的基礎上，提出四種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開發模式：“公司+農戶”模式、“政府+公司+農村旅游協會+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農戶+農戶”模式和個體農莊模式[1]。廖珍杰，張麗娟（2009）按開發經營主體和利益相關者不同進行分類，認為目前國內鄉村旅游存在的社區參與模式主要有個體農莊模式、“農戶+ 農戶”模式、“公司+ 農戶”模式、“公司+ 社區+ 農戶”的模式、“政府+ 公司+ 農戶”模式、“政府+ 公司+ 農村旅游協會+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這七種模式[8]。鄧阿嵐、李慶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分階段模式，分為發展初期的打工式參與、發展中期的自主經營式參與和發展成熟期的監控式參與，強調社區參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9]。徐燕（2011）依據社區參與模式理論資料總結中國鄉村的社區參與模式有居民自發型，動員型和互動合作型，認為總體的趨向是以居民為主導，政府合作、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支持、各種利益相關者支持配合的方向發展[10]。王敏嫻（2010）在常見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方式基礎上提出“政府+農戶+NPO”模式和“政府+農戶+企業+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為非營利組織，例如鄉村旅游協會，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監督和協調的功能，前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相對發達、基礎設施條件較好、依托城鎮客源的鄉村社區，后者模式適用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旅游資源開發條件較好的地區[11]。
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模式進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創新的模式，但如何選擇合適的社區參與模式，應當對當地社區進行全面調查，根據當地社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并沒有統一的模式標準。
（三）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隨著鄉村旅游的發展，社區參與問題逐漸顯露，學者們漸漸把目光集中在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對策研究上。
黎平（2005）認為傳統觀念的抑制和相關組織與個人對其的漠視是山區居民參與旅游的障礙，并提出了幾點解決思路，包括政府正確引導、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12]。彭敏，付華（2007）分析了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狀況極不平衡和初級特征明顯的現狀，提出了加強認識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內涵，大力提倡社區參與.擴大專題交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在把握可持續發展原則的基礎上實現規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這幾點建議[13]。方文華，王力峰（2008）指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影響因素主要是參與意識淡薄、參與機制不健全、鄉村旅游管理體制不暢，提出對居民進行相關旅游知識培訓，建立有效的法律機制保護村民利益[2]。陳麗華、董恒年（2008）分析了貧困鄉村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礙，并提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主要思路，包括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建立科學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強社區居民的培訓以及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主要障礙基礎上提出了以和諧發展為目標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措施[15]。樊忠濤（2010）認為社區參與鄉村旅游存在參與渠道單一、參與層次低以及不規范參與等問題，并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創新機制[16]。張文磊（2012）認為經濟利益分配是鄉村旅游社區參與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問題，選取了3個較為成功的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典型案例，對它們的利益分配機制進行比較，提出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利益分配原則和架構[17]。
（四）特定地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證研究
保繼剛、孫九霞（2003）對陽朔遇龍河風景區規劃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提出要給居民提供參與旅游規劃、旅游發展決策的機會、對居民進行教育培訓等建議[18]。梁軍、鄭碩飛（2008）對井陘縣于家村居民對鄉村旅游意向進行調查分析，得出大多數村民對旅游開發帶來的環境影響有較全面和客觀認識，愿意為當地環境保護貢獻自己的力量；在調查基礎上提出于家村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環境系統維護措施[19]。何喜剛，高亞芳（2009）分析了甘肅鄉村旅游發展中社區參與的可行性，并根據發展現狀歸納出甘肅鄉村旅游4大主要社區參與類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鎮型、景區覆蓋型、交通節點型[20]。明躍玲（2010）調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該地社區成員參與積極性高，參與程度低的現狀，認為應通過更新傳統觀念、 發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內涵等方式培養社區成員參與鄉村旅游的主體意識[21]。周杰、陳志永（2012）對貴州出現的三類典型鄉村旅游發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龍模式和西江模式）進行了比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競爭力的形成需要村民從單方治理、參與管理過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島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解決對策[23]。陳嵐雪，唐雪瓊（2012）闡述了咪依嚕風情谷社區參與的主體、內容以及模式，并提出從引導機制、決策機制、利益保障機制以及監督評估機制等方面構建彝族社區鄉村旅游社區參與機制[24]。
二.國內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從研究方法上看，學者們不斷引入相關理論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問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調查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研究方法不斷創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區黃松峪鄉雕窩村為例，運用AHP層次分析法對該地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情況進行了評價[25]。笪玲、張述林（2009）以重慶市近郊鄉村的璧山縣為例，運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特點，并提出該類區域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發展的策略[26]。代則光，洪名勇（2009）認為旅游者、開發商、社區居民、政府是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利益相關者，社區旅游的發展實際上是資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過程，是利益相關者之間通過交易、協調、利益讓渡和責任分擔而進行社會建制的過程，并運用博弈論的方法研究社區居民與政府、開發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運用產權理論的相關原，對當前我國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過程中存在的產權主體不明確、 產權邊界模糊、 價值衡量不準確、 管理體制不健全等問題的分，并提出相應對策[28]。杜宗斌、蘇勤（2011）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構建鄉村旅游的社區參與、居民旅游影響感知和社區歸屬感的結構方程模型，得出社區參與對旅游感知、社區歸屬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鄉村旅游地為例，運用Amos7.0軟件對模型進行假設檢驗，探討了鄉村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29]。曹興平（2012）將文化繪圖工具應用于文化鄉村旅游產品規劃和管理及社區文化資源管理，認為文化繪圖有利于組織整合嵌入鄉村社區的文化資源，可有效解決社區參與中社區本位的缺失問題[30]。時少華（2012）從“體制精英―非體制精英―普通村民”3層權力結構分析工具出發，分析景區并購事件中主體權利運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沖突疏解的路徑是經濟分化程度與社區記憶的提升[31]。
三.結論與建議
國內學者對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研究經歷了從缺失到凸顯的過程，并日漸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闡述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意義，探討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內容等理論問題，近幾年來，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并研究鄉村旅游社區參與遇到的問題及對策，并出現了許多實證研究，引入相關理論和分析工具，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研究不斷增多。但與國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應加強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學術研究，尤其是實證研究，促進方法和理論的進步，以科學地指導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實踐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學者們明確了社區參與鄉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區居民應參與到鄉村旅游開發管理的全過程中，而在實踐中，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并不高，綜合學者們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問題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應加強對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關鍵影響因素及解決對策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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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治理的問題與對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鄉村治理 困境 對策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國家的治理體系和能力已經難以適應不斷變化了的現實和實踐，面臨著市場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發展、人民生活質量提高、社會結構分化和整合等給治理帶來的挑戰。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治理的難題和挑戰就更明顯，鄉村治理的現代化顯得更為緊迫。
變遷中的鄉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鄉村治理的難題不僅在于區域大、差異明顯，而且在于體系更不健全、能力更為薄弱，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更重要的是鄉村社會基礎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過去三十多年，是中國鄉村社會變化最激烈的時期。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先來看改革前的中國鄉村，從比較中才能看出這種激烈的變化。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國家發動合作社運動乃至后面的運動，對鄉村社會進行了徹底的結構性改造和重構：土地實現集體所有制，傳統的士紳階層和地主階層基本上被消滅了；廣大農民被編入了以生產隊為單位的政經合一體制，傳統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緣為組織原則的結構大為弱化；政治動員、行政管理取代鄉規民約，成為社會秩序的維護和運行機制；戶籍制度將城鄉分割為兩個不能自由交流、交換和流動的封閉性社會。在這種結構性環境中，個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選擇性非常之少，相比傳統時代，這個時期的鄉村社會處于強整合狀態，社會結構更為單一，政治身份替代經濟地位、傳統聲望和文化資本成為社會等級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會空間幾乎不存在。這對于鄉村社會秩序而言不僅不構成任何挑戰，反而是堅強的基石。如果說當時鄉村治理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沒有活力以及政治運動的破壞性影響。
改革開放以后的鄉村情況就大為不同，既沒有回到革命之前的傳統時代，又缺少時代的強制性超穩定，鄉村社會結構和基礎處于急劇變遷之中。中國的經濟改革起步于農村，即農村實現。這一改革誘發農村社會的全面變遷。首先，實現后，生產單位從生產隊回歸到家庭，家庭不僅是消費、生育養育、教化的生活單位，而且也是生產單位，生產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發展，家庭有權安排自己的勞動力，由此引發家庭的多種經營模式。與此相關的是，村落內部的經濟聯系在削弱。雖然中央一直提倡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但是實際上，農村“統”的體制機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莊幾乎不存在了，農村水利設施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由于政府沒有錢、集體經濟瓦解、村莊聯系紐帶削弱等而得不到維護和建設。相應地，農村體制演變為鄉政村治體制，特別是從80年代后期開始，鄉村實現了村民自治，政府與村莊的聯系遠不如以前密切，稅費和計劃生育成為政府干預鄉村社會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與村民沖突和緊張的節點。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農民負擔過重和嚴厲的計劃生育工作，引發農村干群關系極度緊張，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現干群沖突事件。這個時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鄉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莊公共事務缺乏供給主體；二是干群關系緊張；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構緩慢。
當然，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市場化改革確立以后，對鄉村治理構成最大挑戰的還是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遷。鄉村社會結構變遷主要體現在三個維度上：一是人口結構維度。自從實現改革后，農民不僅獲得了自主的農業生產經營權，而且獲得了勞動就業選擇權，由此，原來被束縛在農村土地上的剩余勞動力得以大量釋放，在隨后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進程中，農村勞動力紛紛外出務工經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說80年代只是剩余勞動力外出，那么進入90年代，外出的不僅僅是剩余勞動力，連農村和農業所需要的勞動力都在外出，因為農業勞動無法增加農民的收益，甚至成為負擔，這一趨勢一直延續到現在。由此，中國農村青壯年人口紛紛離開，出現農村人口迅速老齡化以及大量留守兒童問題，農村人口結構呈現“386199”（婦女、兒童、老人）三留守現象，大批村莊“空心化”、“老齡化”、“空殼化”，我們曾用“農村很散、農民很老、農業很弱”來描述新三農，這就是新的鄉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農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個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僅如此，一些農村地區，連基本的治安都難以維護；更大的挑戰就是農村養老問題，農村養老不但缺錢，更缺人力。人口結構變遷背景下鄉村還存在許多其他治理問題，比如村莊公共事務難以正常開展，民主自治無法正常運行，鄉村現代化更是困難重重，新技術、新觀念難以推行，更談不上社會創新。
第二個維度就是鄉村社會分化。在過去三十多年中，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為社會分化提供了契機，鄉村社會分化與城市社會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顯。一方面社會分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相比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社會分化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顯神通的機會，從而使不同的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獲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轉型過程中存在著制度不合理、權力尋租和市場行為不當不法（如假冒偽劣）等因素的影響，使得社會分化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問題。與此同時，社會分化又反過來進一步影響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體到鄉村，不論是收入分化還是階層分化等，都是相當明顯的。農村收入差距擴大成為事實。與收入差距相關的就是鄉村社會階層的分化。在計劃經濟時代，鄉村社會雖然也有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但是這更多的是政治符號，當時主要只有兩個階層：干部與社員。而改革開放后，鄉村社會分化成至少有8個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鄉鎮干部階層、鄉鎮企業家階層、農村個體工商戶階層、農村雇工階層、農村知識分子階層、鄉鎮企業工人階層、農村私營企業家階層。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有不同的社會影響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為。在這樣的階層格局下，鄉村治理顯然比以前更復雜、更具挑戰性。最大的挑戰就是在鄉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體現不同階層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層階層對中下層階層的剝奪，又要避免中下層對上層的對抗，階層之間的社會團結成為鄉村治理的頭等課題。鄉村社會階層分化，改變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和目標，如果能實現階層的社會團結，那么鄉村的治理和發展將不再是難事。
第三個維度就是村莊類型多樣化。由于歷史傳統、地理位置、人口結構、社會經濟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莊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表現很不同，呈現出多樣性態勢，不再像之前那樣絕大多數農村都是一種產業形態、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會構成等。中國有60多萬個行政村、幾百萬個自然村，每個村莊都有其個性。有的人將當前的村莊劃分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區”、“超級村莊”等。由于劃分標準不同，可以有不同類型的村莊分類，比如根據人口進入和外出情況，也可以分為三類村莊：外來人口多的村莊、外出人口多的村莊、沒有外出和進來的村莊；還可以按地形劃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雖然有些類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類型村莊，但是這種自然因素也會影響村莊的社會經濟，從而影響村莊治理。比如中國目前最窮的連片特困農村大多位于高寒偏遠、沙漠戈壁等地理條件和環境非常惡劣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村莊由于貧困或者不發達，它們面臨的治理問題顯然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村莊。村莊的多樣化和個性化，表明村莊治理應該是多樣性的、個性化的。在這種情況下，固守于一種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滿足村民的需求和實現村莊的團結、發展。
邁向多元自主的鄉村治理
在過去三十多年，鄉村社會在變化，而鄉村治理也沒有停滯，問題在于鄉村治理的調整變化跟不上鄉村社會的整體變化，因此鄉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戰由此而生。鄉村治理的調整和變化基本上按照這樣的軌跡進行：從國家與鄉村的關系上，鄉村治理更多的向著自治方向演變，但是出現自治與行政化搖擺不停的問題。一方面由于鄉村經濟基礎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傳統的集體化治理機制已經不再有效，由此國家將村民自治機制和制度引進鄉村。但是另一方面鄉村依然承擔著農業生產、支持城市、工業發展的重任，于是國家對鄉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無力承擔鄉村公共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既希望于讓渡權力讓村莊自治，由村莊自身解決一些公共服務和公共事業發展問題，與此同時，又不能不向鄉村汲取更多的資源為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服務，因此又得強化對鄉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動員。村民自治制度就是為了滿足這樣兩種有著明顯張力的需求而設計的。在自治層面，由于不同村莊的人口結構、經濟條件、歷史傳統不同，有不同的表現，盡管有少數村莊在自治過程中不僅能完成政府的任務、有效解決問題，而且還能增進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團結，但是大多數鄉村自治并不盡人意。
雖然不同村莊特別是不同類型的村莊面臨的治理問題有所不同，但是，它們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具體而言，當前鄉村治理存在著這樣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第一，公共服務供給嚴重不足，城鄉存在著明顯的公共服務差異。雖然這幾年國家不斷加大公共服務投入，但是，公共服務質量遠不能滿足農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務存在傳遞不足問題，不能很好地抵達村民那里，這里的約束因素是公共服務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務機制不健全。許多農村公共服務存在有事沒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農村由于缺乏高質量的村醫，因此農村醫療健康服務包括公共衛生健康服務無法得到很好的傳遞。在村莊，由于沒有公共服務的專門機構，因此村委會就擔當著政府公共服務的一些職責，但是村委會不但人手不夠，而且由于不具備政府功能，因此難以勝任公共服務的傳遞，反而損害了其擔當村莊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莊公共事務有事沒人做、有事沒人愿意做、有事沒錢做的情況越來越普遍，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莊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對自然村的公共事務可能感興趣，但是對行政村公共事務冷漠；三是村莊原子化、個體化日趨嚴重，認為公共事務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與自己無關。第四，村莊的社會團結出現問題。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個體化問題，人們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務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問題，影響到村莊的社會公正，從而導致許多不滿、糾紛乃至沖突等，直接影響到村莊團結。第五，傳統的村規民約和團結文化在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和科層化中遭受損害和破壞，村民變得更加自我和個體化。同時不同村莊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問題，比如超級村莊存在外來人與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貪污問題；城中村存在著治安、外來人口管理、環境衛生問題等；欠發達村莊存在貧困、空心化等問題。
總括起來說，當前鄉村治理存在機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錯位、村民參與不足和團結不高、共同體衰落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首要的還是要求政府發揮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體地說，政府應在公共資源投入與機制改革兩個方面發力：首先政府應該加大公共服務資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還不足以解決公共服務短缺問題。公共服務應該由政府全面承擔和提供，特別是在欠發達農村，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應該承擔更大的公共服務投入責任。在公共服務方面，不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務投入，還要增加對生產性公共服務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飲水、污水和垃圾處理、教育、醫療衛生、信息設施、技術服務等。其次，政府在資源投入和運作機制上進行創新改革，資源投入和運作應以培養治理能力、激發村民參與和合作、滿足需求為目標，不能僅僅為了投入而投入。在機制上，國家應該還村委會以自治本來面目，讓其真正從事村莊公共事務的治理，而在村莊層面建立公共服務運行機制時，一方面要強化公共服務的專業化，另一方面將公共服務更好地與村民需求對接。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務人才的培養和引進，現有的公共資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決公共服務人才待遇問題，或者不注重這個問題解決，更不注重加大農村公共服務人才的培養。目前農村公共服務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進的人才也想辦法逃離，嚴重地影響到農村公共服務的質量。國家在一些貧困地方實施特崗教師政策，吸引了不少剛畢業的大學生到貧困地區特別是農村學校任教，不僅解決了農村學校師資短缺問題，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師質量，明顯地改善了當地的教育條件。這個實踐經驗可以應用于鄉村其他公共服務人才引進和培養上。與此同時，國家還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資源，改變配置方式，誘發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上，比如實施以獎代補的財政配置機制，加大向村莊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力度。不管怎樣，國家資源配置機制改革應該以激發村民參與、合作為先決條件。只要每個村莊有更好的自治機制、自主參與機制和合作機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決村莊治理中出現的難題。
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還有賴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幫助。這里的關鍵還是國家要鼓勵外部的社會組織進入鄉村，幫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組織能力，更要激發他們參與村莊治理的動力。在這方面國家有兩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稅收優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冊政策支持參與農村治理的社會組織發展，另一個是財政工具，政府可以購買一部分社會組織的服務，讓社會組織參與到鄉村公共服務建設之中，由此借助于社會組織，增強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紀30年代，有一批知識分子就憑借著他們的知識技能，發動鄉村建設運動，試圖解決當時阻礙中國發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窮、散”痼疾。雖然這個運動由于歷史原因并沒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勵著當今一少部分知識分子嘗試著在鄉村開展建設，其中鄉村治理是他們所重點關注的。如果國家對這些行動給予政策和財政的支持，將會激發更多的社會組織參與到鄉村的發展之中，會大大地提升鄉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