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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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范文第1篇
【案情簡介】小劉2003年5月在某房地產公司上班至2006年2月13日，公司未與小劉簽訂勞動合同。2003年6月被聘為售房部內勤員，工資實行基礎工資400元+浮動工資100元+崗位津貼50元。2004年3月18日公司安排小劉從事售房業務工作，工資實行基礎工資+崗位工資+效益工資+銷售提成。小劉多次要求公司為其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但公司遲遲不予辦理。小劉于2005年12月、2006年1月全額補交了2003年5月至2006年的養老保險及醫療保險費。2006年2月13日公司以沒有新的開發項目為由辭退小劉。小劉要求公司補繳社會保險并支付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公司以業務人員工資為提成工資，與小劉不存在勞動關系為由拒絕支付經濟補償金。
【裁決結果】某房地產公司1、支付小劉2003年6月至2006年2月應由公司承擔的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2、支付小劉4年工作期間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
【評析】本案爭議的焦點有三：一是某房地產公司與小劉沒有簽訂書面勞動合同，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二是沒有同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是否應該為其繳納社會保險費；三是沒有同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辭退勞動者是否應該支付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勞社部發[2005]12號）規定：一、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據法律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三、用人單位提出終止勞動關系的，應當按照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年限，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勞動合同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用人單位必須自招用勞動者之日起與勞動者訂立勞動合同，并應當依法參加社會保險，按規定及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某房地產公司在聘用小劉時，應當按照規定與小劉簽訂勞動合同，并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小劉雖未與公司簽訂書面勞動合同，但已形成事實勞動關系，小劉未簽訂勞動合同的責任在公司，而公司將小劉辭退后，又以此為由，不補繳社會保險費，此種做法與法律法規相悖，應予糾正。因此，公司應支付小劉終止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并補繳小劉被辭退前公司應當承擔的社會保險費。
欄目責編：知行
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范文第2篇
歐盟所進行的工業變革，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工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是歐盟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內容。值得我們關注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1、在工業變革中高度重視、妥善處理勞動就業問題
歐盟是在歐洲煤鋼聯營的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工業變革是其發展中早就面臨的重要問題。而提出工業變革中的勞動就業問題，主要是在上世紀6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以后由于煤鋼行業的變革引起的大量裁員，作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來對待的。煤礦面臨著資源枯竭或采掘延深，成本加大，受到進口煤炭價格低廉的壓力，以及考慮環境保護，對能源結構調整等原因，逐步減少生產，甚至關閉煤礦，如法國決定于2005年關閉最后一個煤礦。隨之而來是大量裁員，需要轉移煤礦工人。鋼鐵工業主要考慮規模經濟，進行重組，以提高競爭力。由盧森堡、法國、西班牙三家鋼鐵企業合并組建的阿塞洛鋼鐵集團自2002年成立以來，在內部就開始進行產品結構、組織結構調整，相應地減少職工。此外，其他行業不論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都存在著調整改組即變革的問題。如列日市的福特汽車組裝廠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三次重組，人員從1．4萬人減少到5000人。信息產業在變革中也已出現裁員問題。從歐盟經社委員會到企業的領導，多次強調工業變革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個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問題。在工業變革中要使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三者平衡，不至于引起沖突，就要防止地區政府因注重經濟層面而忽視社會層面－－就業、教育、環保；防止只考慮提高競爭力而犧牲職工的利益。為此，就需要很好的操作和管理，全面考慮各方面的需求和利益。在2000年3月歐盟里斯本高峰會上確定了妥善處理這幾方面關系的經濟發展戰略，即“里斯本戰略”，其主要目標是在未來十年使歐洲成為世界上最富競爭力和最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經濟體，更多地提供就業機會并增強社會凝聚力。
歐盟對工業變革中的勞動就業的安排，首先是從長計議，即從工業變革的持續性出發來認識煤鋼等行業的發展趨勢，從一個較長時期考慮來處理職工裁員的問題。如法國洛林“法國煤礦公司”早就確定要裁員，因此從1985年就開始不再招收新礦工。其次有一個總體框架，分階段有序地裁員。企業一般將裁員規劃提前告訴職工，進行協商，然后再裁員。有的即將關閉的煤礦，提前3－5年就告訴職工，便于職工自謀出路或由企業按有關法律處置。再次，重視善后工作。法國洛林“法國煤礦公司”提前一年于2004年4月關閉煤礦，也是法國的最后一個煤礦，從而停止了全國的煤炭生產。可是最后一個雇員到2007年才能離開，在此之前公司繼續負責處理善后工作；從2008―2020年將另設新機構來負責處理遺留問題。第四，各方面取得共識，形成合力。從歐盟總部到企業，各個層次、各個方面對解決就業問題有共識，各有明確的職責，又互相配合。企業有條件解決的就自己解決，企業無力解決就交由地區政府按有關規定解決。老工業地區還得到歐盟總部的關注和資助。第五，有法律保障。對職工權益、社會保險、提高退休以及有關結構調整基金等方面都相應地立法，作出明確的規定，要求政府依法辦事，保證了基本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2、采取多項措施，緩解就業矛盾
實現產業轉移，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是歐盟在工業變革中處理勞動就業問題的著力點。其主要措施是抓經濟多樣化和發展中小企業。
在經濟多樣化方面，主要是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交通運輸條件、建設工業園區、實施稅收優惠等辦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引進外資和其他地區的資本，發展新興產業或其他產業。梅斯區域處于比、盧、法、德交界，由七個地區組成。為了促使該地區經濟發展，建成歐洲重要的物流中心，準備大力改善交通運輸條件，規劃修建洛林－盧森堡的第二條高速公路、改建梅斯機場、開通洛林－巴黎的高速列車等。一些國家的煤礦所在地，注重加強城市市政建設，提高城市服務功能，大力發展服務業、房地產業及與煤礦相關或轉型企業。如德國華森－沃德煤礦集團，在煤礦附近發展坑口電站、礦泉水廠、造紙廠；根克市擬從法國引進汽車組裝廠以增加新的就業崗位，彌補福特汽車組裝廠裁員的影響；列日市的考克里爾－桑布爾公司擬與瓦隆地區、列日市地方當局商議，籌劃利用重組以后騰出的土地、設備招商引資發展其他產業，開發新的就業崗位。
全力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是歐盟總部及其成員國各級政府為緩解就業矛盾所采取的重要舉措。如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政府對中小企業提供咨詢服務，幫助中小企業參加國家項目的競標，為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協調銀行與中小企業的關系，依照《競爭法》的規定，保護中小企業的發展等，其最終目的是支持中小企業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
歐盟極其重視對工業變革中裁員的職業培訓，有兩個鮮明特點，一是強調思想觀念的根本轉變，使被裁減的職工特別是礦工充分認識到工業變革的必然性，從而改變傳統觀念，學習新的技能，減少依賴性；二是按市場需求，量體裁衣地培訓裁員，提高其就業技能。對需要轉移出的外籍職工還注意加強語言培訓。根克市還注重對礦工子弟的教育，使之認識到不可能再在煤礦工作，從現在起就要認真讀書，以掌握職業技能，適應就業需要。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實行雙軌制教育制度，十年制中等教育畢業后，參加工作期間先接受3年職業培訓。
此外，企業在內部還采取多種形式來減少裁員或延緩裁員。德國蒂森－克虜伯工業集團在裁員時采取了多種措施，如不增加新職工、不再延長臨時合同、以正式工代替臨時工、剩余人員在內部調整、55歲以上職工可減少工作時間、提前退休等。提前退休是歐盟較為普遍采取的措施。煤礦職工滿45歲，只要井下工作20年或井上工作25年就可提前退休，領取相當于原工資的60％―80％的事業金（不是由養老保險基金列支的補助金），到法定正式退休年齡時再按有關法律規定領取退休金。在領取事業金后，如從事其他工作，則不得領取事業金，但可積累工作年限，提高退休金的積分。
實施產業轉移、職工培訓、提前退休等措施都需要資金。歐盟委員會建立了結構調整基金，大致為預算的1／3，需要的地區向其申請，按規定程序審批。成員國、州、市地方政府預算中都有資助工業變革中勞動就業的開支，其比例由各國、各地自行決定，在使用上向重點地區傾斜。如根克市因關閉煤礦，比利時政府資助25億歐元，歐盟委員會支持4億歐元，全市平均每人4．6萬歐元（折合人民幣約46萬元），其中一半用于補助提前退休職工開支。
3、堅持協商原則，通過對話機制溝通和協調各方經濟利益關系
工業變革是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涉及到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雇主與雇員的關系，而雇主與雇員關系即勞資關系，則是主要方面。歐盟在處理工業變革與勞動就業關系上堅持協商原則，主張通過對話機制來協調各方面經濟利益關系，特別是緩解勞資矛盾。盧森堡在第一次石油危機時鋼鐵行業面臨著很大困難，政府籌劃減少鋼鐵職工6％的工資，其他行業職工增加10％個人所得稅，以度過危機，幫助失業職工。為此，推行政府、雇主、雇員三方協商、溝通機制，并逐步形成了以三方協商、溝通機制為特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盧森堡模式”。這一模式不僅對工業變革中的就業問題，而且對重大經濟問題如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法律法規的制定等都適用，取得了很好成效。梅斯地區，區域間經社委員會也是通過協商原則來協調不同地區的利益關系，促進區域經濟融合和民族融合，從而成為歐盟跨地區發展的典型。在企業，也通過對話使勞資雙方溝通。這樣做雖然花費的時間較長，但使政府或企業決策有科學依據和公眾基礎，兼顧各方利益，因而在實施中一般比較順利，很少有反復。
為使協商、對話有一個平臺，歐盟各級建立了經社委員會（理事會）。在歐盟總部層面上經社委員會專設工業變革協商委員會，由來自歐盟成員國代表組成，各成員國代表輪流當主席；由雇主代表、雇員代表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構成。在盧森堡，經社理事會履行工業變革協商的職能，由政府代表（政府官員及政府任命的專家）、雇主代表、雇員代表構成，三方代表輪流當主席。在三方關系上，政府實際上起著主導作用，因為需協商的問題主要是由政府提出的，協商的意見也是供政府決策參考或作為議會立法依據。在各級經社委員會的相互關系上，歐盟經社委員會及其工業變革協商委員會只是從戰略方向、原則上作出規定，重大問題采取法律形式予以規范，對各成員國進行指導而不作具體規定，由各成員國及地方的經社委員會或理事會在歐盟規定的總體框架下，根據各自情況作出規定。
二、啟示和借鑒
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就業問題遠比歐盟復雜，任務更為艱巨，不僅有工業變革（工業結構調整升級）中的勞動就業問題，而且有農業結構調整中數量巨大的農業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不僅有經濟結構調整升級中勞動力轉移問題，而且有經濟體制轉變所帶來的勞動力轉移問題。我國在經濟還不發達，且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妥善處理了幾千萬國有企業職工再就業、上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領域就業問題，保持了社會的穩定。相比之下，成績確實巨大。但歐盟的一些經驗和做法對我們確有啟示，值得借鑒。
1、從戰略高度認識勞動就業問題的長期性、艱巨性，積極穩妥地解決勞動就業問題
中央歷來重視勞動就業問題，在黨的十六大報告和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進一步指出，“就業是民生之本。擴大就業是我國當前和今后長時期重大而艱巨的任務。國家實行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努力改善創業和就業環境。”其戰略方向和原則是十分明確的。但是，還需把地方各級政府、各方面的思想進一步統一到中央認識上來，使各級干部對解決勞動就業問題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還需研究如何把中央已確定的勞動就業戰略方向和原則具體化為中長期規劃。我們建議可否制定2020年前的勞動就業中長期規劃，分階段提出實施目標，與各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銜接，與產業發展、財政金融、科技、教育等規劃相銜接。對當前國有企業改制中的職工解除勞動關系、身份置換工作要規范，企業要作出規劃，不要急于求成，避免失業人員大量增加。要根據財力可能，量力而行，處理好提前退休等問題。
2、把職工技能培訓放在重要位置，下大力氣抓緊抓好
目前我國職工技能狀況堪憂，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者居多，特別是農村中轉移的勞動力，不少人實際上是小學水平。下崗職工再就業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水平偏低，缺乏專門技能。因此，地方各級政府在抓好普教的同時，要把職工技能培訓放在重要位置上來，解決好培訓方向、費用保證、責任部門，使之真正落實。建議就業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對職工技能培訓問題加強領導，作出部署，責成有關部門制定規劃，完善政策，相互配合，抓緊抓好。
3、地方各級政府對當前勞資矛盾要加以引導，通過協商對話等形式積極緩解
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范文第3篇
[中圖分類號] R592[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1185―1672(2007)―06―0522―02
摘要 目的 觀察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壓、腦梗塞與頸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率的關系。方法應用超聲檢測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將335例病人分為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壓、腦梗塞及對照組，并據年齡大小分5組。觀察各組頸動脈粥樣硬化發生率。結果四種常見疾病，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檢出率高于對照組且隨著年齡增大斑塊發生率也增高。結論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腦梗塞四種疾病與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形成密切相關，檢測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有助于心腦血管等疾病的早期診斷，使患者得到及時治療。
關鍵詞 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冠心病；高血壓；糖尿病；腦梗塞
作者單位：100007 北京市第六醫院
以動脈粥樣硬化為病理基礎的心血管疾病是目前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疾病，隨著生活方式的改變及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老年人常見疾病與動脈硬化的發生密切相關。2000～2002年對本院住院335例老年人的心臟、頸動脈、腦動脈的超聲檢查。，目的在于早期發現動脈粥樣硬化的影像變化，及時預防和診治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壓、腦梗塞這些老年人常見疾病。
1 對象和方法
1．1研究對象 335例老年住院患者，男209例，女126例，平均年齡(60±15)歲。將病人分為冠心病組145例、高血壓組195例、糖尿病組60例、腦梗塞組142例。各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血脂、吸煙史等無顯著性差異。冠心病定義為冠狀動脈造影至少一支冠狀動脈狹窄≥50％，腦梗塞診斷依據全國第二屆腦血管病防治學術會議修訂的診斷標準，經頭顱CT或MRI證實，高血壓病的診斷標準為收縮壓＞140mmHg或舒張壓＞90mmHg。糖尿病診斷標準為1997年美國糖尿病協會提出的診斷標準。
1．2研究方法 詢問病史，查體，完善頸動脈超聲，有完整的生化及其它檢查結果，病程記錄和疾病診斷。頸動脈檢測，采用HP son065500彩色多普勒超聲儀，探頭頻率7.0MHZ，患者仰臥。Ghiadoni等認為IMTs1.0mm是正常的，LMT在1.0～1.3mm為增厚，IMT＞1.3mm為斑塊形成。本文以頸動脈內中膜厚度>
1．3mm為斑塊形成。
1．3采用統計軟件 SPSSIO進行數據處理，計數資料以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x檢驗。P＜0.05為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頸動脈斑塊發生率隨著年齡的增加而增加 見表1。
3 討論
動脈粥樣硬化是全身性疾病，是一個緩慢而復雜的病理過程，血管內皮的損傷和功能的減退是引起動脈粥樣硬化的始動因素，高血壓、高脂血癥、糖尿病，最終引起動脈粥樣硬化及斑塊形成，近來有許多研究表明吸煙等可損害血管內皮，最終血管疾病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高血壓是動脈粥樣硬化的重要危險因素，長期血壓升高導致動脈結構和功能改變，可以引起動脈血管內中膜增厚，大多數臟器功能障礙主要是由于供應這些器官的動脈發生阻塞性病變所引起，通常由動脈粥樣硬化所導致；血壓升高與其它危險因素共同作用則加重對血管內中膜的損害；年齡、肥胖和脂質代謝紊亂均為引起內中膜增厚的重要因素；頸動脈粥樣硬化斑塊與高血壓并發心腦血管事件密切相關，高血壓無明顯并發癥時，斑塊程度輕。有心腦血管并發癥時，斑塊程度重，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與斑塊嚴重程度相關。早期檢測和發現高血壓引起的靶器官動脈粥樣硬化損害有助于預防并發癥和指導藥物治療。
隨著生活條件改善和生活方式改變及老齡人口不斷增加，我國糖尿病患病率不斷增加。糖尿病是由于機體胰島素缺乏或機體對胰島素不敏感而引起血糖異常升高的疾病，常伴有脂質代謝的異常，產生高脂血癥，過量的血脂沉積于動脈的內膜，在血管內壁上形成粥樣斑塊，動脈硬化是糖尿病的重要并發癥之一。老年糖尿病伴高血壓患者腦動脈硬化、冠心病及糖尿病腎小球硬化發生率較高，容易導致心肌梗死、腦出血、腦梗死及腎功能不全。老年高血壓伴糖尿病可加速動脈粥樣硬化的發展，有頸動脈斑塊及內膜增厚的患者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增加。
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文章著重研究了勞動價值論和現代財務學的價值范疇與價值決定，深入分析了兩種價值觀的內在聯系，指出勞動價值論不僅構成我國傳統財務學的理論基礎，而且能夠為我國現代財務學的發展提供養分。既研究了價值運動本身，又研究了財務關系是現代財務學的根本任務。
作為經濟學重要分支的現代財務學，其管理目標和管理對象無不圍繞價值范疇不斷延展，呈現出顯著的價值管理特征，價值增長、價值分配與價值評價構成現代財務學的基本框架。由此可以認為，研究財務學必須以價值概念為起點，構筑科學完整的價值管理體系。
一、勞動價值論的價值范疇與價值決定
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價值的濫腦可以追溯到1776年斯密的不朽著作《國富論》。他認為“價值”的涵義是雙重的，包括“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斯密是從社會分工的角度引出了交換價值，并進行深人研究的，他認為一個人的貧富是由他所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多少決定的。社會一旦確立了分工的秩序，那么每人所需要的物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自己的勞動生產的，很大一部分要依靠與他人勞動生產物的交換。所以，商品之間的交換實際上是勞動之間的交換，商品的交換價值也自然由勞動來決定。所以“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普遍尺度，換言之，只有用勞動作標準，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但是，究竟是什么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斯密的回答是混亂的，他提出三種價值決定說，其一，價值由耗費的勞動決定。“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任何一個物品的真實價格，即要取得這一物品實際上所付出的代價，乃是獲得它的辛苦和麻煩”側。這一點肯定了商品價值由勞動決定，按馬克思的觀點看是一個科學的結論。其二，價值由購買的勞動決定。斯密認為，“對于占有財富并愿用以交換一些所需產品的人來說，它的價值，恰恰等于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川。在這里，斯密把勞動和勞動產品等同起來，從而混淆了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與商品交換中所購買的勞動。其三，價值由收人決定。商品的價值從由生產耗費的勞動量決定轉化為由購買的勞動量決定，而購買的勞動量由工資、利潤、地租三種收人決定。由此可見斯密未能徹底地堅持勞動價值論。
作為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李嘉圖在批判斯密的價值決定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指出商品的價值構成不僅包括生產這種商品時直接耗費的勞動，而且包括生產這種商品時所使用工具中的間接耗費的勞動。通過對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不熟練勞動與熟練勞動的劃分，得出了在相同時間內不同性質的勞動創造的價值不同的結論。這無疑是勞動價值論的重大發展和歷史性飛躍。然而，由于把勞動和勞動力混同一談未加區分，李嘉圖學派始終未能走出導致其理論解體的兩個難題，即(1)如何用價值規律說明資本與勞動的交換?和(2)如何解決價值規律與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矛盾?這兩個難題直到馬克思第一次將勞動和勞動力區別開來，指出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的使用即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并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完全建立了平均利潤與生產價格理論后，才最終得以成功地解決。
馬克思在揚棄前人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邏輯嚴整而“純粹”的勞動價值論。其要點如下:
1.深刻分析了商品二要素—使用價值和價值。馬克思把交換價值和價值明確劃分開來，闡明了兩者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他說:“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困“物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接著，馬克思指出“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共同的東西。’，川這里的“共同的東西”是什么呢?馬克思分析說:“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馬克思認為，一旦把使用價值撇開，就把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具體形態也抽去了，各種勞動也就不再有什么差別，都化為相同的抽象的人類勞動。“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基于此，我國《政治學》教科書上給出了一個眾所周知價值定義:“所謂價值，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基礎，而交換價值不過是價值的表現形式，所以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
2.科學論證了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所謂勞動價值論是指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而不是勞動價值的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商品都是商品生產者的勞動產物，商品的二重性取決于勞動二重性。他說:“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這便是“純粹”的勞動價值論。
3.有力地回答了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問題:商品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創造商品價值的是抽象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必須指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與西方經濟學中的均衡價格論不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市場供求關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而絕不能決定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它可以制約著在什么條件下，商品價值是由什么樣的勞動創造的。倘若市場交換呈現供過于求，商品的價值就不再由中等條件下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生產條件好的商品生產者的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倘若市場交換呈現求過于供，商品的價值量就由劣等生產條件商品生產者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商品的價值量才由中等生產條件下的勞動時間來決定。這表明商品的價值雖然是由凝結在商品中的抽象勞動創造的，但商品價值量的大小卻會受到市場供求狀況的制約，必須聯系具體的市場經濟條件討論商品價值的大小。
二、現代財務學的價值范疇與價值決定
現代財務學是一門研究微觀經濟主體價值管理和價值創造的應用科學。在計量手段上同會計學一樣，它運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經營活動和經營結果進行合理地規劃和控制，實現企業效益不斷提升、企業價值不斷增長的目的。從財務學的具體管理內容看，主要涵蓋四個方面:(1)對資產負債表左方項目的管理，即資產管理;(2)對資產負債表右方項目的管理，即資本結構管理;(3)收益表項目的管理，即收益管理;(4)現金流量表項目的管理，即現金流量管理。與會計學主要立足于過去的經濟事項不同，財務學著重于現在尤其是未來經濟事項的規劃和控制。財務學上述四項管理內容歸結到一點，就是價值管理。而資產和資本結構反映著價值的靜態形式;收益和現金流量反映著價值的動態形式。因此，財務管理實際上可以概括為價值的靜態規劃和動態控制。其目的是實現價值增殖，即財務管理的目標是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那么現代財務學上的“價值”涵義是什么呢?我們認為，既然現代財務管理的目標定位于價值增殖或價值創造，那么，財務學中“價值”范疇必然與企業的收益能力息息相關，否則“價值”無法“增殖”，價值增殖的直接表現是獲取了“收益”。然而，由于企業的收益計量采用了權責發生制原則，在特定時點上與現金凈流人不相一致，且易受主觀操縱所左右，因此，價值增殖如果用獲得的“現金流量”加以反映就更顯得客觀可信。
基于上述分析，根據貨幣時間價值原理，站在財務學的角度可以將“價值”定義為:企業未來收益或現金流量按適當折現率折現而得到的現值。由此可以演繹出財務學的兩條重要定理:
定理1，資產的“價值”代表著法人資產未來收益的現值。如果該項資產失去了收益能力，如經銷的商品已落令過時，擁有的設備無法投人使用，某項專有技術已為更先進的技術所替代，則該項資產也就自然失去其“價值”;如果該項資產的收益能力發生增減變化，其“價值”也發生相應的變化。
定理2，資本的“價值”代表著出資人投人本金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包括債權資本和股權資本引起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在資本結構理論中，資本的價值等價于企業價值。即V=B+S，V表示企業價值，B表示債權資本現值，S表示股權資本的現值。
從財務學的“價值”涵義中不難看出，財務學的“價值決定”涉及如下因素:
1.資產的“量”與“質”。資產的“量”是指企業擁有各項資產的規模數量;資產的“質”是指企業擁有各項資產的比例關系、周轉速度和盈利能力。
2.資本結構。在知識經濟條件下，資本結構應有三重含義:(1)指股權資本或債權資本各構成部分之間的比例關系;(2)指股權資本總額和債權資本總額之間的比例關系;(3)指財務資本(股權資本和債權資本)和人力資本之間的比例關系。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獲得杠桿利益，提升企業價值。
3.收益水平或現金流量。是指現有資產或資本結構的未來收益能力。
4.風險。既然財務管理面向未來，就必然會或多或少遇到風險，要求得到相應的價值補償。一般而言，風險的價值與承擔風險的大小成正比例。
5.折現率。是指現有資本結構的加權資本成本或出資人要求的最低投資報酬率。
三、兩種價值觀之間的關系
1.勞動價值論構成我國傳統財務學的理論基礎。眾所周知，企業財務是指生產經營活動中有關價值運動(資金收支)方面的事務。它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而這種經濟現象存在的基礎依然是商品經濟。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企業的經濟活動一方面表現為使用價值的生產和交換過程，即勞動者利用勞動手段作用于對象，生產出符合市場需要的使用價值(商品或服務)并進行交換的過程，這一過程稱為物資的實體運動過程;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價值形成和實現的過程，即通過生產活動，將消耗生產資料價值和勞動者支出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形成新的價值，并通過營銷活動最終實現商品價值的過程，這一過程稱為物資的價值運動過程。由于這種價值運動過程可以用貨幣表現出來，人們通常又把再生產過程中價值的貨幣表現稱為資金，進而把物資的價值運動稱為資金運動，當企業的資金運動構成其經濟活動的一個獨立方面時，便形成了企業的財務活動。這樣一來，現代企業的經濟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即生產營銷活動和財務活動，相應的管理職能分別稱為業務管理和財務管理=(如圖1)。
可見，勞動價值論是構成財務學的基礎理論，抽象勞動凝結成商品價值的思想變遷與財務學自身的特征相結合，衍生出財務學關于(勞動創造的)未來收益之現值的“價值”特定概念，也就是說財務學上所講的“價值”與勞動價值論是一脈相承的。
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城鄉收入差距;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11-0093-03
[基金項目] 2006年度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中部地區崛起戰略的理論與對策研究――區域競爭力與區域關聯 性的系統分析”(批準號:06JL02)､200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基于城鄉協調發展的江 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問題研究”(批準號:JJ06208)
[作者簡介] 張 文,南昌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產業經濟與人力資源管理;
尹繼東,南昌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昌大學中國中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區域經濟､工業經濟與戰略管理｡( 江西 南昌330031)
一､江西經濟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相關性分析
1.分析指標的選擇和回歸模型的設定｡根據有關經濟理論,相關分析模型選擇“城鄉居民收入比(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因變量,即被解釋變量,其變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和協調水平;選擇“人均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自變量,即解釋變量,它剔除了人口規模對GDP的影響,從而其變化能較好地反映出江西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相關統計數據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1]
根據江西人均生產總值與城鄉居民收入比的數據分布情況,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較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因此,可以建立江西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Y=B1+B2X+u｡其中,Y代表城鄉居民收入比,X代表人均生產總值,B1､B2為待估計的參數(即常數和X對Y的邊際貢獻率),u為隨機干擾項(期望值為0)｡運用最小二乘法(OLS),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Y=1.824+9.13E-05X(輸出結果見表1~表2)｡[2]
2. 回歸模型的檢驗及結果分析｡從模型的總體擬合度(R2)檢驗和顯著性(F)檢驗來看,該模型的決定系數R2 = 0.649,復相關系數R = 0.805,即模型的回歸擬合程度和線性相關程度均為中上,表明人均生產總值的變動可以解釋城鄉居民收入比變動的64.9%;同時模型的F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顯著性)水平0.01,即通過總體顯著性檢驗,證實模型總體回歸效果顯著｡
再從模型的參數顯著性T檢驗來看,該模型的常數項(Constant)和解釋變量的t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1,即常數項和自變量的系數與0有顯著性差異,通過參數顯著性檢驗,表明人均生產總值對城鄉居民收入比有顯著性作用,可以作為解釋變量出現在方程中｡回歸系數(B2= 9.13E-05)為正值,反映了被解釋變量Y與解釋變量X呈同向變動的正相關關系,這也基本符合江西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初中期,隨著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城鎮經濟發展快于農村,從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擴大);而且計量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人均生產總值每增加1000元,就有可能平均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0.0913倍,顯示了江西經濟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影響｡
二､江西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關系分析
1. 分析指標的選擇和回歸模型的設定｡選擇“城鄉居民收入比”為因變量,它的變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和協調水平;選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自變量,其變化能反映出江西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的水平｡相關統計數據也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1]
同樣,根據江西城鄉居民收入比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數據分布情況,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負相關關系｡因此,可以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水平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城鄉居民收入比,X代表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B1､B2為待估計的參數,u為隨機干擾項(期望值為0)｡運用最小二乘法(OLS),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Y = 3.369-0.021X(輸出結果見表3~表4)｡[2]
2. 模型的檢驗及結果分析｡從模型的總體擬合度(R2)檢驗和顯著性(F)檢驗來看,該模型的決定系數R2 = 0.575,復相關系數R = 0.758,即模型的回歸擬合程度和線性相關程度均為中等,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變動可以解釋城鄉居民收入比變動的57.5%;同時模型的F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顯著性)水平0.01,即通過總體顯著性檢驗,證實模型總體回歸效果顯著｡
再從模型的參數顯著性T檢驗來看,該模型的常數項(Constant)和解釋變量的t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1,即常數項和自變量的系數與0有顯著性差異,通過參數顯著性檢驗,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對城鄉居民收入比有顯著性作用,可以作為解釋變量出現在方程中｡回歸系數(B2= -0.021)為負值,反映了被解釋變量Y與解釋變量X呈反向變動的負相關關系,這也基本符合江西經濟發展的實踐(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農村勞動力不斷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逐步降低,同時促進了城鎮經濟的迅速發展,從而拉大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而且計量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每降低10個百分點(即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水平提高10個百分點),就有可能平均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比0.21倍,顯示了江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三､江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對經濟發展作用計量分析
1. 分析指標的選擇和回歸模型的設定｡選擇“人均生產總值”為因變量,其變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江西經濟發展水平的實際程度;選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為自變量,它的變化能反映出江西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的水平｡相關統計數據同樣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1]
根據江西人均生產總值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數據分布情況,可以發現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線性負相關關系｡因此,可以建立農村勞動力轉移水平對經濟發展的一元線性回歸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人均生產總值,X代表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B1､B2為待估計的參數,u為隨機干擾項(期望值為0)｡運用最小二乘法(OLS),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模型進行估計,得到如下線性回歸方程:Y = 16026.344-219.413X(輸出結果見表5~表6)｡[2]
2. 模型的檢驗及結果分析｡從模型的總體擬合度(R2)檢驗和顯著性(F)檢驗來看,該模型的決定系數(R2 = 0.775)和復相關系數(R = 0.880)比較接近1,即模型的回歸擬合程度和線性相關程度均較高,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的變動可以解釋人均生產總值變動的77.5%,總體回歸效果較好;同時模型的F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顯著性)水平0.01,即通過總體顯著性檢驗,也證實了模型總體回歸效果顯著｡
再從模型的參數顯著性T檢驗來看,該模型的常數項(Constant)和解釋變量的t統計值的顯著性概率(Sig.)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1,即常數項和自變量的系數與0有顯著性差異,通過參數顯著性檢驗,表明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對人均生產總值有顯著性作用,應當作為解釋變量出現在方程中｡回歸系數(B2= -219.413)為負值,反映了被解釋變量Y與解釋變量X呈反向變動的負相關關系,這也符合經濟學理論和產業發展規律(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不斷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就業,促使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下降,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且計量結果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重每降低1個百分點(即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水平提高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平均增加人均生產總值219.413元,顯示了江西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發展的重大貢獻｡
四､結論與建議
1. 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須以人為本,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在江西經濟和財政現已達到一定規模基礎上,必須改變增長優先的思路,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為此江西應該大力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有效統籌城鄉就業,完善支持自主創業､自謀職業政策,加強政府引導和就業觀念教育,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完善市場就業機制,通過增加政府支出和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提升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才能實現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2. 積極發展城鄉非農產業,加速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江西實現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戰略途徑｡江西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能夠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突破行政區劃界限,充分利用豐富的人力資源來發展有江西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和農村非農產業,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實行就業導向的產業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培養支持和改造具有競爭力優勢､能擴大就業的勞動力密集型工業,積極發展就業彈性大､環境破壞小､資源消耗少的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江西要進一步推進行業公平準入,改善融資條件,破除體制障礙,積極推動勞動力密集型的個體私營經濟和中小企業快速發展,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
江西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則必須以人為本,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以增強綜合承載能力為重點,以提供就業機會為導向,以培育新經濟增長極為支撐,以大城市為依托､小城鎮為支點,形成輻射作用大､集聚效應強的城市群以及若干帶動力強､聯系緊密的經濟圈和經濟帶,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從而實現人口資源等生產要素跨區域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縮小區域城鄉發展差距｡
江西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也必須能夠以促進農民增收､提高農業效率為目標,建立政府扶持､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進一步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優化農業結構,延伸農業產業鏈,內部吸納剩余勞動力,同時大力發展以轉移農村勞動力為目標的鄉鎮企業,壯大縣域經濟,繁榮農村市場,多渠道轉移農民就業,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經濟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形成｡
3. 徹底破除城鄉分割的體制,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源,加快建立統一規范的城鄉一體化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環境｡江西為了有效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加速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必須深入清除阻礙城鄉統籌就業的二元結構體制和扭曲市場的歧視性限制政策,進一步加大行政體制改革力度,建立公共利益導向的服務型政府,注重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化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逐步使城鄉居民具有同等自由遷徙權;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全國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農民工進城務工和外來人員跨地區就業的門檻,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就業服務體系和農民工維權保障機制,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從而建立就業渠道和就業空間得到充分拓展的城鄉一體化人力資源市場,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3]
同時,江西農村勞動力數量大但素質相對低下的嚴峻現實,使得各級政府必須加強統籌教育資源,加大農村教育培訓投資力度,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教育培訓制度,加強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大力開發農村人力資源,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從而推進農村勞動力有效轉移,擴大就業規模,改善就業結構,促進江西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江西省統計局. 江西統計年鑒(2007)[J].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7.
